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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前刘志丹的革命活动*

王世泰

志丹在1930年到31年军事活动的两次失败，我都亲自参加了。 　　第一次是1930年三道川失败以后，志丹回到永宁山一带与曹力如共同计划组织军队。这个军队有3个来源：一是三道川失败的旧部，如刘景范、马锡五等同志都是三道川的骨干。一是保安、安塞、延安、米脂出来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一是当地参加的一部分农民。总共其中有二十几个共产党员。枪支来源有：三道川拿回来的6支，由保安带回来的12支，买了几支，我和刘约三各搞回2支。志丹便利用他的亲友社会关系来帮助枪支、马匹及其他物质用品，靠着这些武器与人员，开始了在保安、靖边、安塞一带的游击活动，解决了几个县的一些地主武装，如联合谭世麟反对张廷芝，谭世麟是志丹父亲的好友，志丹利用谭的关系结交了石义上，由谭所属的太白民团，在与他们结拜朋友请吃饭喝酒中缴了他们的枪(40多支)，返回时又缴了林锦庙民团15支枪，共约半年左右时间，部队发展扩大到140余人，75支枪，五六十匹马。 　　由于解决了几个县的一些民团武装及以帮助枪支的名义打土豪，以欠帐办法吃地主富农。因此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大，穷人对志丹很好，豪绅地主非常害怕，他们联名请求高双成设法。高即派高雨亭营前来“围剿”进驻保安县城，情况很严重。当时志丹估计双方力量即召集会议决定，脱离敌人向甘肃前进的行动计划。经过平定川、豹子川，到合水古城与赵二娃、唐青山、贾生财等相会合。部队会合以后，便实行改编，总指挥由刘志丹负责。主力自然是我们这一部分，枪好、马好、共产党员多，我们这一部分编了两个连，一个连长是魏佑民，一个连长是卢钟铎，而赵二娃、贾生财的部队还是他们负责。部队总人数将近400人，行起军来浩浩荡荡到了盘克原、张坡原。此时志丹和刘宝堂接洽了关系，刘宝堂把志丹情形给陈珪璋讲了一些，我们开始在陈珪璋那里活动起义，想利用国民党部队名义，靠近三边，公开发展力量，情况还很顺利，但是到了张坡原与陈珪璋主力第五旅(因五旅不了解与陈的关系)恶战一场，他们有骑兵1000多人，我们乱七八糟三四百人，大部分是第一次打仗，没有经验，后路又叫敌人抄了，结果打了个大败仗，双方死亡都很厉害，卢钟铎牺牲了。我们大家都围绕着志丹保护他一齐突围。赵、唐部队大部分打败归山了，所余的大部分是我们原有队伍，党员牺牲的不多，基本武装损失也不少。在麻子掌整顿部队以后，依靠陈珪璋已不可能，即经过芦包梁到小石崖休整一时期，想依靠苏雨生部，苏雨生也即派人商谈收编之事。这时我们党内也开会商量，志丹把暂时与苏合作立足、欺骗为理由讲清后，大家也同意，杨树荣也同意，他准备在此找陕西省委的关系，当时谈判的条件是成功的，名义上是补充团，住地靠山，在职田镇和刘家店子驻防，容易在乔山山脉活动收编土匪，扩大力量。 　　1931年2月在职田镇休息了一两个月。由志丹、杨树荣领导加紧练兵，整顿部队，扩大到200多人。赵二娃从山里也来了，带着两个人一支驳壳枪，山里还活动了一些人，请示志丹如何干。志丹就指示他仍然在那里搞，把以往的人都联络起来。4月间高岗代表陕西省委到职田镇，在点心盒子中装着秘密文件，给我们指示的任务是：“利用补充团名义，尽量扩大，积极准备打红旗。”他住了几天后即到甘肃去了。他走后支部开了个动员会，大家都坚决接受省委的指示，用交朋友收土匪办法扩大部队。志丹那时广交朋友，与三水苗团接洽，记得有一次志丹带我和杨树荣到苏雨生部下苗团长那里，给我们的任务是接近下层连排长，特务员，那次我是当志丹的特务员。要我们多谈话，取得人家的好印象，争取和我们合作。当时马锡五、陈国宾等经常到山里跑，进行收土匪的工作。李培霄在那一带混下1000多土匪。苏雨生、陈珪璋想收编，我们也想收编，因为话说得太厉害，就有些暴露，苏雨生害怕了。想解决志丹部又找不出借口。恰恰在4月20几少校团副陈国宾，在职田镇店头崖根，把一个老绅士踢了几脚，这个老家伙一气就喝大烟死掉了。这一来三水20几个老绅士就联名控告志丹，特别说他是共产党员要搞兵变等。志丹就去苏雨生那里谈这件事，一去就被扣留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扣留后即派200骑兵来包围职田镇，我们和锡五、约三开会商量打还是不打的问题，一部分(少数)同志坚决主张打，但就当时情况看，是打不出去的。他们战斗力强，子弹充足，我们条件很差。他们提出的条件是缴枪不动人，否则先杀死志丹，大家生命不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缴枪了，缴后要回家的就回家，我们在部队动员了一下，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及志丹过去在保安的老基础都没有动，我们就收拢起来，准备继续我们的事业。苏雨生把我们改编为运输队，带到邠州东关娘娘庙住，不发枪也不让我们进城，只给吃饭，当时正队长魏佑民，副队长刘约三，景范是个排长，杨树荣已经走了。西安省委又派来史法直，由我和他俩人负责支部工作。我们那时内部团结很好，加强军事训练，等待志丹出狱。志丹在狱中表现很坚决。后来经过杜斌丞、南汉宸活动出来的。 　　以上是第一次军事活动失败的情形。 　　当时部队有30几个党员，6个小组，名义上是杨树荣负责，实际上大小事情都由志丹领导。杨为支书，曾在高双成部下工作过，参加过渭华暴动。方英述为宣传，我为组织，党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发展了一部分青年及雇农成份的党员。许多党员和刘景范、刘约三、魏佑民、杨树荣等都是部队的骨干，这些党员真正起了领导核心作用，好枪好马全掌握在党员手中，班排连团长主要干部都是党员。团结群众很好，对哥老会土匪成份的人来争取政策，拜兄弟拉私人感情。 　　在党内及群众中，志丹的威信很高，因为他在军事上、政治上、战斗经验上都比我们一般党员强，他住过黄埔军校，在马鸿逵部当过政治部主任，尤其在渭华暴动后大家都知道志丹是个共产党员。     　　第二次是志丹从邠县出狱后，先安置我们暂时住着，讲清不可能走的道理，然后他到甘肃平凉去陈珪璋部处活动十一旅旅长的职位。这个活动经过刘宝堂的介绍，陈对志丹的能力十分敬佩，主要原因是当时甘肃军阀割据很厉害，陈四面受军阀的威胁，他知道志丹是个共产党员，但是他不怕志丹，他想利用志丹反对张廷芝、谭世麟，抵挡两路敌人。并要志丹收李培霄部，他的目的在于巩固自己后方，而志丹也完全了解此点。当时党也有一个计划，要搞甘肃5个旅的兵变。活动这个名义可以合法的开展兵运工作。 　　志丹活动到名义之后，集合了些人及枪支，就驻防于宁县，此时旅长为志丹，参谋长朱力凯，手枪队长张秀山。我们呢?在邠县住的不耐烦，也跑来了。将邠县原来之党员干部，都调到宁县之早胜镇编了一个学兵队。正在活动中，十三旅高广仁部兵变，把刘志丹和刘宝堂都扣起来了，并收了我们的子弹。高广仁攻宁县后又攻合水，被陈珪璋第五旅打败了，我们又成了五旅的俘虏。缴枪那一晚上，志丹、宝堂都住在合水东关。刘宝堂是人家的人没问题。志丹又逢了危险，因为五旅对志丹有成见，一为争取李培霄事，一为借口失了宁县城，还有一个人说过去志丹在太白民团杀了他父亲，要报仇。宝堂得了这个消息，马上通知志丹赶紧走。志丹就把我们这些人交给宝堂，条件是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过来，因为带出去是不可能的，宝堂答应留下，诚恳保证不残杀不虐待。志丹又嘱秀山负责全部党的工作，魏佑民负责行政工作，然后即连夜出走了。这就是第二次失败的情形。 　　志丹从合水逃到南梁，据他自己讲，由于找到了赵二娃、贾生财、杨丕盛，并得到了他们的保护和隐蔽的活动，沿着乔山山脉很快扩大到300人，改编为二支队。1931年秋末初冬后，即与阎红彦同志的晋西游击队会合了。     　　我们跟着刘宝堂到了平凉，以前都当兵，以后秀山任四班长，我任三班副班长，这批党员都到了一、三连工作，3个月后大批当了班长、副班长。我们大都是中小学生，唱歌运动都有一套，在平凉运动大会上大出风头。陈珪璋亲自发奖给刘宝堂撑了门面。我们在平凉的工作做得很好，3个月发展了四五十个党员，差不多第一营的班长都在我们手中，除过“拈香”弟兄外，都是党员了。 　　我们的力量还没有准备好，杨虎城就进攻甘肃打陈珪璋，西安党先通知了我们这个消息。但因时机不到不敢哗变，原计划在特务二旅和其他部队中都搞一下，等他打起来，我们不打就拉上走，杨虎城进攻的晚上，把秀山调到东门楼上，一开始就从东门打起来了。因此我和秀山失掉了联系，从晚上8点钟就直打到第二天下午4点，打败了，我们也缴了械，刘宝堂还是我掩护出去的。但是平凉战斗中最出名、最厉害的是刘宝堂部队。因为共产党员在那里，就给那里的部队撑门面。这算是我们做兵运工作的一个倒霉时期，工作和计划被外界打的一塌糊涂。 　　以后秀山去靖边了，我和秀山意见不一致，我主张队伍早拉出去，他不同意要等待时机，事实上平凉城内，不可能拉出去，所以这时候又做了杨虎城的俘虏，牺牲了好多同志。只好我们又集合了10几个党员，在杨虎城机枪连里当了兵，心里想搞一下重机枪，这里边一些兵运工作不讲了。 　　我所以讲这些，事实是因为许多同志不了解志丹这两次是如何失败的。有些同志还认为志丹是白军军官，给国民党缴枪动摇怕死。其实志丹在历史上那一段，都一贯是革命的，找不出他对革命不正确的一点。 　　这些战斗中得到些什么教训呢?志丹曾很深刻地说过：“利用军阀是暂时的，搞红军单靠军阀的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单独去搞。”这说明我们是利用军阀名义实现我们的计划，要扩大发展，在这样情况下和军阀会有冲突的。如收李培霄，合水蒋云台要打志丹，北方苏雨生要缴我们的枪，因为豪绅地主怕我们。不然为什么我们刚逼死了一个人，就把它当做天大的一回事呢?这只是表面问题，实际原因是和他争取土匪，他害怕我们扩大力量，这是第一个教训。 　　第二个教训是两次的失败，使我们否定了过去的认识，“利用人家名义，扩大自己力量是不行的。”客观上促成了我们这批党员和志丹的决心，就是要努力搞好自己的军队。 　　第三个教训是：当结束这一段准备打红旗、建立根据地之前，必须在干部上、政策上有很好的准备，并且熟悉那里地理条件，社会关系。我们这一时期的活动作了我们建军的准备工作，以后这一批坚强的干部都是在这时期锻炼出来的。干部的军事知识一般常识都是志丹思想指导下发展起来，实行起来了。特别是对当时乔山山脉的了解，虽然没有明确决定它是我们的根据地，但是志丹懂得这事。他常说：我们要成功非靠山不可，他还说山里培养了许多军阀力量，如陈珪璋、刘宝堂、李培霄等都是乔山中出来的。这些人能出去，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还顶不着他们吗?他又说：不肃清乔山的两个坏人，张廷芝、谭世麟，我们西北青年就没有根据地。这些思想并不是空想得来的，而是经过斗争，实际上是摸索出来的。以后，凡一遇到失利，他就主张到这个山里去。如南北分家，实际上是斗争路线，志丹主张以乔山为主活动，认为到三原平原去是送死。志丹对乔山山脉确是非常熟悉的，那一个是支岭、那一个沟，沟里有多少土窑洞，志丹都清楚的很。所以，大家都叫志丹为活地图。乔山山脉有20个县，北至定边，南到淳耀，包括华池、庆阳、合水、宁县、同官、宜君、洛川、富县、保安、安塞等县。这个山脉起了一个旋转作用，志丹把这座山摸得很熟，那一个区他都记得很熟，这条路我现在也学到了，由于志丹给我讲得多，我恐怕比其他同志知道的多些。回忆起来，志丹那时就有马列主义思想，他的思想一贯是要搞武装，武装和根据地结合与农村结合，他选择了敌人最薄弱的三不管的地方。但是，肯定了他的是自觉的而不是马马虎虎的。可惜当时他讲了许多很有用的话，我现在记不起来了。 　　*本文选自《民族英雄刘志丹》一书。 　　 刘志丹/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延安地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