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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四条汉子”

罗银胜

一 　　鲁迅是左联的真正的领袖。周扬与他并肩作战，既接受他的领导，又存在不够尊重的毛病，以致发生龃龉。 　　左联盟员魏猛克证实：“1933年下半年，叶紫把我介绍给周扬参加了左联。……由于上海环境恶劣，左联盟员之间往来相当困难。左联有学习小组，我同小组的同志常常见面，组外的同志就接触不多了。当时左联的一些负责人却经常下组来指导学习，安排一些活动。周扬是左联主要负责人。虽然事情忙，也经常下组来，对盟员的情况相当了解，注意思想上的问题。他是关心人的。任白戈大概具体地抓小组生活。记得沙汀也是协助周扬作学习指导工作的，我应感谢他们几位，初入盟时在思想上、学习上得到他们细心的帮助。……我参加左联不久，周扬对我说，你过去跟鲁迅的关系搞得不大好，现在既然已是左联工作的需要，应该去见见鲁迅。” 　　通过魏猛克，我们了解到，不久后的一天，周扬便带魏猛克到内山书店见到了鲁迅。并在内山书店的路对面一个挪威人开的“公啡”酒店去喝茶，谈了些左联工作上的事情。这个店子比较僻静，鲁迅常在这里与左联青年谈论，是一处值得纪念的处所。其时，周扬跟鲁迅的关系还是好的。周扬曾经介绍了许多左联青年与鲁迅相识。叶紫同鲁迅的友情发展很快，这与周扬为他介绍情况也是有关系的。“可以看出，那时周扬跟鲁迅接近，关系很好。鲁迅是竭力要帮助周扬搞好左联工作的。”① 　　又据任白戈回忆：“1934年初，左联举行了秘密选举，选出执行委员，再由执行委员选出常务委员会，负责领导左联的日常工作。我记得当时选出的执行委员，有鲁迅、茅盾、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沙汀、艾芜、夏征农、何谷天(周文)、胡风和我等二十多人。有些人我记不清楚就不列出了。常委会负责人是鲁迅、胡风、何谷天和我。鲁迅做书记，胡风做秘书长，何谷天做组织部长，我做宣传部长。鲁迅先生由于被国民党监视不便参加常委会，经常开会的只有胡风、何谷天和我三个人。周扬同志经常出席我们的常委会，但他是代表左联的上级组织‘文总’出席作指导的。以后我才知道他是左联的党团书记。开始周扬同志到会发表一些意见，我们几个人都是尊重执行的。逐渐情况发生了变化。胡风经常表示不同意周扬同志的意见。但由于何谷天同志是党员，在组织原则上他应该同意周扬同志的意见。常常是我和何谷天同志两人对胡风一人。周扬同志的意见在左联常委会上还是得到了贯彻执行。但是胡风担任秘书长的职务，我们常委会的工作由他负责向鲁迅先生报告请示，他常常在传达鲁迅先生指示的时候带进一些他自己的意见，有些就显然与周扬同志的意见不同。本来左联是在双重领导下工作：一方面要接受鲁迅先生的领导，一方面要接受党的领导。这两方面的领导要做到一致而不发生矛盾，主要是靠党的组织如何与鲁迅先生通气和协商，而且善于听取和尊重鲁迅先生的意见，同时也依靠左联向鲁迅先生汇报请示工作的人能够如实地反映情况，并善于领会和疏通双方的意见。如果胡风在与鲁迅先生接近取得信任之后，能够本着团结的方针，多做一些团结的工作是可以协调一致的。据我看来，鲁迅先生对左联的工作提的意见都是建设性的，从来没有说过不同意党的领导的话。而周扬等同志也是非常尊重鲁迅先生的意见的。只是由于环境条件的限制，他们不能常常同鲁迅先生商量问题。鲁迅先生指示的意见和周扬同志传达的党的意见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只是对某些个别问题的看法和提法有所不同，这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左联常委的工作，由于我同何谷天同志都按照鲁迅先生的指示和党的指示去办，常委会的工作还能照常进行。党对左联的领导由于鲁迅先生的支持始终贯彻于工作中，无论在宣传教育工作，还是组织工作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② 　　所以今天看来，鲁迅与周扬等人的前期合作是好的。 　　不过从下面的史实来看，毋庸讳言，周扬成了鲁迅一生中最后也是最大的对立面。 　　周扬虽然参加左联很晚，但很快就进入了领导层，1933年起任左联的党团书记。左联及相继成立的社联、剧联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左联和文总的党团即党组直接接受“文委”的领导。实际上，“文总”和“文委”的党团成员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再后来，成立“临委”的也还是这批人。这种一元化的组织形式与苏联的“拉普”差不多，即使机构臃肿，最高领导人仍然可以控制一切。周扬是一位颇有手腕的人物，他充分利用了这种组织化的有效性，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左联甚至整个“文委”都变得清一色；一批青年知识者忠诚地围绕在他的周围，随时为他所用。胡风原来是左联的宣传部长，与周扬的关系不错，但是后来周扬发现他在工作中经常闹“独立性”，当然是不能容许的。由于穆木天被捕获释后报告说胡风是“内奸”，加上“文委”领导林伯修、田汉，以及郑振铎、茅盾等人的作用，周扬便趁势让亲信任白戈代替了胡风的位置。1935年阳翰笙被捕后，周扬接任文委书记，左联党团书记一职便很顺当地由任白戈继任。至此，周扬大权在握，完全可以左右整个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了。 　　鲁迅原先是左联执委之一，但很快就辞掉了，主动退回到“无权者”的位置。作为一个作家，写作才是分内的事情。这个观念在他那里是十分明确的。加入左联以后，特别在柔石等人被害之后，他对所谓“进步青年”已经存有戒心，不愿有新的交往，萧军、萧红等是极少数的例外。即使对于他们，也都劝告说不要陷入内部的无聊的纠纷里，坚持留在外围。对于试图扼杀外围作家的批评，他会特别愤怒，认为倘削弱了外围的力量，那左联的成绩就会大打折扣。冯雪峰和胡风在左联时偶有一些工作方面的联络，但也绝非一些论客描述的那样一副“盟主”模样，要早请示晚汇报。据有关回忆，田汉曾经明确指示任白戈说，鲁迅不想管左联的事，以后有事情不必找鲁迅，可直接找他。这样，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实际上处于一种悬空状态。胡风任宣传部长时，出版过一个相当于机关的内部刊物性质的《文学生活》，也曾给鲁迅寄过，后来便中断了。鲁迅几次在信中提及此事，还说周扬们出过一期，将左联过去的工作批评得一文不值，但又秘藏起来，不寄给他看，也不寄给别的一些人看。他对此的总结是：“到处是用手段。”对于左联，鲁迅是关心的，努力做他认为应当做的工作。然而无论怎样拼命地干，周扬等人还是不满意，背后说他“懒”，“不做事”，“不写文章”等等，后来甚至说他“破坏统一战线”，这就不能不让他感到失望、焦烦，常常有“独战”的悲哀。 　　鲁迅对周扬的怀疑和不满于1934年底就已经在私人通信中表现出来了。他对萧军、萧红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 　　次年，鲁迅又写信给两人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儿，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究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 　　稍后，鲁迅致信胡风说：“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曾有论者认为左联原来是一个文学社团，后来却渐渐演变成为一个政治团体，内部有着严整的权力结构，充分体现着权力运作的规律。对国民党政府来说，左联无疑是异端的存在；但是在左联内部同样不容异类的存在，可以说是大一统中的小一统。在鲁迅的描述中，左联党团书记周扬是一个热衷于争夺权力和滥用权力的人物。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力设法建立个人权威。鲁迅说他“以指导家自居”，而鲁迅本人明显是厌恶“指导”的，如称“导师”为“鸟导师”，讽刺创造派人物“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远做指导，因为没有指导，革命便不成功了”。 　　周扬是优秀的批评家，喜欢议论，在鲁迅看来，“大抵是唱高调”。鲁迅认为“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由于致力于权力的营造，所以会有“丢开了当面的紧要的敌人，却专一要讨论枪的亮与不亮”这样近于“打岔”的行为。鲁迅指出，像这样的人是志在统一文坛，做“文坛皇帝”。在左联内部，作为领导，自己不做事，却专责以别人不做事，役使别人，监督别人的行为；对于不听指挥者，则动辄加以罪名，以至以“实际解决”相威胁。专断、横暴，完全是一种奴役的形式。仅在1935年一年间，鲁迅在书信中便不断出现“鞭子”的意象，称周扬一伙为“英雄”、“工头”、“奴隶总管”、“元帅”，而自称为“苦工”和“奴隶”。这是建立在“同志”之上的一种新型的阶级关系，但一样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 　　在鲁迅眼里，周扬等人显然是高踞众人之上的“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的压迫者——鲁迅称作“横暴者”，是特殊的集团和个人。权力可以超越党派的具体原则而表现出一种普遍的特性，对此，鲁迅显然在精神上准备不足。革命成功以后，倘使实行阶级的专政，到底是怎样一种的情形?他虽然以个人的推断说过几次，还举过苏俄知识分子的例子，但是政治实践毕竟要比推断切实得多。所以周扬们的日渐强大的势力和制造出来的政治生活，不能不使他感到特别的困扰、憎恶和苦痛。他说：“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地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是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从这层意义看，左联成了周扬们的“私产”——要怎样处置就怎样处置。它的解散更清楚地表明了在左联内部每个成员是毫无个人意志可言的。 　　毋庸讳言，鲁迅与周扬等人矛盾由来已久，其中“四条汉子”的称呼名噪一时，最引人关注，后来竟成为“四人帮”攻击周扬等人的口实。 　　1934年秋，有一天，凉爽的秋风从黄浦江面阵阵掠过，轻风拂面，给人一种难得的惬意。在上海爱文义路普益里，周扬敲开了另一位左联负责人夏衍住所的门。此前，因叛徒出卖，上海中央局经历了第二次大破坏，故而夏衍、周扬等人均分头隐蔽，联系的频率亦相对降低。 　　当周扬突然出现在夏衍面前时，夏衍还真有些意外。 　　周扬此行是有一个计划要同夏衍商量。因为此前，担任“文委”及“文总”党团书记的阳翰笙曾向周扬建议： 　　“自从冯雪峰走后，好久没有向鲁迅报告工作了，是否近期约个时间一同去向鲁迅报告一次工作。” 　　阳翰笙所说的“冯雪峰走后”是指一年前江苏省委宣传部的一名干部被捕，刚好宣传部长冯雪峰前往那里有事，被守候的特务抓住。冯雪峰奋力挣扎，侥幸脱险。此事发生后，组织上认为冯雪峰已经暴露，继续留在上海工作不安全，因此将其调往中央苏区工作。这年底，冯雪峰便离开了上海。 　　冯雪峰在上海时与鲁迅联系较多，当时左联的很多活动都是冯雪峰向鲁迅请示以及通报的。自从冯雪峰走后，这样的联系就中断了，而且时间已近一年。 　　周扬亦认为很有必要与鲁迅做一次沟通，否则长时间不联系，除了不利于工作外，还容易产生误会。周扬找夏衍，除了告知阳翰笙的建议外，还希望他先与鲁迅联系一下，并约定时间。周扬特地强调了这次去见鲁迅仅阳翰笙、周扬、夏衍三人。 　　夏衍知道欲见鲁迅，当时唯一的地方即内山书店。次日，夏衍只身来到位于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希望通过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约见鲁迅。没想到这天正巧鲁迅也来了，于是夏衍便在内山书店转达了周扬的意思。 　　鲁迅表示可以，于是约定了下周一下午3时左右在内山书店见面。 　　到了约定的这天，夏衍便在其住处附近的旧戈登路美琪电影院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等待周扬和阳翰笙一起去。 　　可是出乎夏衍意料的是那天来的不是两人，而是三人。除了周扬、阳翰笙之外，还多了一个田汉。 　　夏衍晚年在其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对当时的这一意外情况曾如此说： 　　当时我就有一点为难。一是在这之前，我已觉察到鲁迅对田汉有意见……加上，田汉是个直性子人，口没遮拦，也许说出使鲁迅不高兴的话来，而我和鲁迅只说了周、阳二人向他报告工作，没有提到田汉。可是已经来了，又有什么办法叫他不去呢?我们四人上了车，为了安全，到北四川路日本医院附近就下了车，徒步走到内山书店。③ 　　由此可见夏衍当时即有顾虑，但碍于田汉在场又不便多说，于是便一同上了出租车。 　　到了内山书店后，鲁迅已先于他们四人等在里面了。当时书店内有几个日本人在看书。夏衍觉得人多谈话不便，便对鲁迅说： 　　“这儿人多，对面有一个咖啡馆，我们到那边去坐坐吧。” 　　“事先没有约好的地方，我不去。”鲁迅的口气有些冷淡，显然对此计划中多来一人感到不愉快。 　　好在内山先生适时地调解了气氛，他说： 　　“不必到咖啡馆去了，我的会客室没有人，你们到那边去谈吧，今天我刚好还有一些刚从日本带来的点心。” 　　这是一间典型的日本式会客室，整个风格设计带有鲜明的日本民族特色。他们几个人在会客室坐下后，内山随即送来了一些茶点。 　　对于这次向鲁迅先生的汇报，后来夏衍是这样向我们介绍的： 　　“开始，阳翰笙报告了一下‘文总’这一段时期的工作情况，大意是说尽管白色恐怖严重，我们各方面的工作还是有了新的发展。他较详细地讲了戏剧、电影、音乐方面的情况，也谈了沪西、沪东工人通讯员运动的发展；接着周扬作了一些补充，如已有不少年轻作家参加了‘左联’等等。鲁迅抽着烟，静静地听着，有时也点头微笑。”④ 　　可见一开始时的气氛还是较为融洽的。 　　当听到左联的队伍在发展，特别是年轻人的加入，鲁迅的心情显得非常好。就在周扬谈到年轻作家的时候，田汉冒失地插了进来，气氛骤然发生了变化——也正是田汉的贸然插话，改变了会谈和睦的气氛。 　　田汉很率直地、无所顾忌地脱口而出：“胡风这个人靠不住，政治上有问题。”还说：“请先生不要太相信这种人。” 　　“政治上有问题?你是听谁说的?”鲁迅闻此很不高兴，怫然作色，显得非常严肃。 　　“听穆木天说的。”田汉说。 　　鲁迅很快回答：“穆木天是转向者。转向者的话，你们相信，我不相信。” 　　他显然对田汉的话已很反感了。瞬时间，空气仿佛有些凝固。田汉见此亦不再多言。 　　这里有必要对所谓的胡风政治问题以及穆木天的“转向”做一个交代。 　　胡风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不久，即在中山文化教育馆供职。文化教育馆是个非官方的民间文化教育机构，由孙中山的长子孙科主办。它会聚了一批懂外文的人才，翻译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资料，登载在自办的《时事类编》杂志上。当时左联盟员韩起的朋友杨幸之是《时事类编》负责人陈和的秘书。正是通过韩起、杨幸之，胡风才进入中山文化教育馆从事编译工作。这样每月可有100元的收入。胡风曾将此情况专门向左联党团书记周扬以及茅盾等人汇报过，他们都同意胡风兼那边的工作。当时与胡风同在文化教育馆工作的同事中，有一些是中共党员和国民党的左倾人士，如张仲实、潘惠田、沈兹九、罗又玄等。胡风的这段经历本来并不保密，也没引起什么异议，但后来却因穆木天的缘故而使问题复杂化了。 　　穆木天为创造社成员，早年也曾留学日本，1931年加入左联，之后与任钧、蒲风、杨骚等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主张诗歌大众化。穆木天在早期左联中是一位十分活跃的左翼诗人。1934年夏，穆木天突然被捕。不久，国民党中央社在《申报》上发表了一条捏造的新闻，即所谓的穆木天、江汉雯、刘智民的《左联三盟员脱离关系宣言》。 　　当时鲁迅并不知道国民党的阴谋，故认为穆木天为“转向”者。穆木天获释后散布了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的谣言。其根据是在狱中主审官审问他时，什么人都问了，就是没提到胡风。同时，穆木天还向左联党团报告此谣言。在当时无法查证的情况下，左联一些领导人对胡风产生了怀疑。 　　穆木天捕风捉影的谣言被与胡风同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的韩侍桁听到。韩侍桁原为左联中人，后加入了“第三种人”，向为鲁迅所鄙视。胡风疾恶如仇，亦曾与韩侍桁笔墨相讥，两人很有些积怨。因此韩侍桁幸灾乐祸，在馆内四处传播，并当众对胡风说：“你老兄不错，又拿共产党的钱，又拿国民党的钱。”此言经传播后，有人干脆就称胡风拿国民党的钱，为共产党办事。胡风的左联身份暴露后，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工作就难以为继，他不得不辞去此职。 　　对穆木天的谣言以及韩侍桁的恶意讽刺，胡风非常气愤，他专门找到周扬，要求左联组织澄清穆木天的谣言。胡风当时任左联的行政书记，这样的要求也是正当的，否则他无法工作。 　　但周扬并没有否定穆木天的谣言，也不做任何安抚性的表示，只告诉胡风，因为工作关系，他要搬家了，而且也没有告知新的地址。 　　这一举动无疑意味着对胡风的不信任。 　　周扬的态度刺伤了胡风的自尊心，他很快便宣布辞去左联行政书记，将工作移交给了田汉。 　　后来胡风专门跑到鲁迅家中报告了事情的经过。 　　鲁迅沉默半晌后说：“只好不管它，做自己本分的事，多用用笔……” 　　胡风此后得到了中共中央特科的信任，由左联作家转入特科工作的吴奚如特别委派胡风为中共与鲁迅之间联系的“机要交通员”。 　　鲁迅原来对胡风的遭遇早有不平，从此更加信任胡风。有一次，茅盾对鲁迅说，胡风行踪可疑，与国民党有关系，而且告诉鲁迅这消息来自于陈望道、郑振铎，是他们从南京方面的熟人那里听来的。 　　据茅盾讲：“可是鲁迅一听之后，脸马上沉下来，顾左右而言他。我也就不好再深谈了。” 　　了解了这一背景，则不难理解鲁迅当时听到田汉对胡风的指责后所表现出的态度了。故茅盾又说道：“鲁迅的政治警惕性是十分高的，而我又是他的一个长期共同战斗的战友，可是我向他反映胡风这样的一个问题时，他却一点也听不进去，当时确实使我大惑不解。后来听说在我之前，周扬、田汉、夏衍等曾经向鲁迅提过这件事而遭到了鲁迅的拒绝，我才有点明白。从这件事，也反映出了当时鲁迅与周扬等左联领导人之间的隔阂之深，以及胡风在其中所起的作用。”⑤ 　　当然平心而论，田汉也并非为了个人恩怨而怀疑胡风，他只是出于一个地下工作者的警惕性，并且为鲁迅担心。但田汉的话事实上是对胡风极不负责任的，而且造成的伤害也是很大的。幸好鲁迅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他始终保持着对胡风的信任。 　　眼见田汉与鲁迅话不投机，一旁的阳翰笙赶紧巧妙地把话题转开，空气才缓和下来。接着他们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 　　临别时，鲁迅从口袋里掏出一张100元的支票，交给周扬说： 　　“前清时候花钱可以捐官、捐差使，现在我身体不好，什么事也帮不了忙，那么捐点钱，当个‘捐班作家’吧。”说完这句话就哈哈地笑了。 　　鲁迅的调侃令在场者不禁失笑。 　　这次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与鲁迅的见面，虽说中间因田汉的插话而使气氛有些紧张外，基本上还是比较正常的，特别是最后的氛围还比较和谐。鲁迅甚至在严肃的“左”派理论家面前，仍以捐钱的方式表达了自身的风趣与幽默。 　　对上述这次会晤，夏衍一直记忆犹新：“这是1934年深秋的事，我还记得那一天，我穿了骆驼绒袍子，可能是10月下旬或11月初，谈话时间大约一小时多一点，除了谈到胡风问题时紧张了一点之外，并没有其他争执。对于上述我们和鲁迅谈话的情况，1957年‘作协’扩大会议批判冯雪峰的时候我讲过，文化大革命后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写过，我自信对这件事的叙述没有掩饰，也没有夸张，可是，谁也不能设想，‘文革’前后，这件事竟变成了‘四条汉子围攻鲁迅’的‘罪恶行动’!”⑥夏衍在另一篇文章中还写道：“从总的情况来说，这次谈话尽管有一度紧张，但是鲁迅的情绪还是好的，并不像所传说的那样，特别是‘四人帮’捏造的那样，似乎发生了什么‘鲁迅怒斥四条汉子’等等的事情。”⑦ 　　此事过去一年多后，随着鲁迅与左联领导人周扬、夏衍等人的裂隙加深，特别是在左联解散问题上以及关于“两个口号”的公开论争中，这种矛盾则进一步尖锐化、公开化。而又因为左联最后一任行政书记徐懋庸的一封公开信，最终导致鲁迅对左联领导人的不满和失望。这种不满和失望，他在答徐懋庸的公开信中充分地表露出来，其中特别提到了一年多前与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在内山书店的那次见面。 　　鲁迅显然是带着颇大的反感来描述的：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即夏衍，作者注)约我谈话了，到达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即周扬，作者注)，还有另外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以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⑧ 　　这便是影响深广特别是“文革”期间使用频率极高的“四条汉子”的典出所在。 　　这里不难读出鲁迅对四人的不满和嘲讽。 　　二 　　鲁迅与“四条汉子”同为左翼文艺阵线的领导者，为什么会有如此深的矛盾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当时白色恐怖下，环境恶劣，联系不便，再加种种小道消息的传播和恶意谣言的挑拨，容易产生误会，而一旦产生误会又极不易消除。 　　他们之间不融洽的关系，今天看来不能单纯地纠缠在个人恩怨上，而应从30年代整个上海大的巨变环境以及党的组织原则上来看待。周扬等人与鲁迅的关系不和，30年代上海白色恐怖是最主要的线索。正是因为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的日渐加剧，对中共党中央领导机关的严重破坏，特别是1935年对田汉、阳翰笙等文化界党员的大逮捕，导致周扬等人行动更不自由，没有与鲁迅及时沟通的条件，才加深了鲁迅对周扬的一些误解；而远在陕北的党中央更难以得知上海党组织的具体情况才指示冯雪峰先与鲁迅等非党人士联系，这也是十分正确的、合理的，周扬本不应为此耿耿于怀。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周扬居无定所，行动隐蔽。鲁迅虽然名气很大，为了躲避迫害，也曾多次搬家。周扬和鲁迅难于及时沟通，沟通不到位，误解也就产生了。 　　同时还应该看到，当时周扬等左联领导人都很年轻，缺乏一定的斗争经验，另外还有脱离实际的“左”的倾向，将左联变成党的组织，对鲁迅不够尊重。鲁迅看问题比他们深刻，他们反而不以为然，因而给鲁迅以“好唱高调、善搞宗派”的印象。另外，在历史转折过程中，左翼文艺阵线从反蒋的阶级斗争转向抗日的联合战线，大家都面临种种复杂的矛盾，“左”的“右”的倾向交织存在，宗派主义、门户之见亦在所难免，故不可避免产生分歧。当然还有性格上的一些原因。 　　“左”倾、宗派主义在左联组织中可谓根深蒂固，不啻是一颗“毒瘤”。周扬后来分析道：“那时中国有‘左’的思想，苏联也有‘左’的思想，别的方面不必讲，至少在文学方面是‘左’。我们当时的‘左’，完全是学苏联，看共产国际。以我自己来说，就是这样。那时候只知道毛主席是位革命领袖，但对毛主席的思想不但根本不懂，在上海也看不到，特别在上海的党组织被破坏以后，更不容易看到根据地和毛主席的东西。所以只是看苏联，看共产国际。那时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材料在上海可以找到。……什么叫‘左’呢?就是提出一种目前还不能实行的方针，超过了现实的革命阶段。我们那个时期还是在民主革命的阶段，根本没有到达社会主义的阶段。”⑨只可惜周扬的认识晚了点。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一句“拿着鞭子”的话，是指周扬的。 　　鲁迅对周扬的不满并不在田汉之下。谈到周扬与鲁迅的关系，总不免要提及鲁迅的一篇著名文章，这就是《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1932年9月，瞿秋白翻译苏联诗人别德内依嘲骂托洛茨基的诗《没功夫唾骂》，并在《文学月报》第1卷第3期上发表。以后浙江宁波人邱九如以“芸生”笔名仿瞿秋白译诗创作了长诗《汉奸的供状》，并在《文学月报》第4期上发表。诗的本意是讽刺“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的，但诗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丢他妈”、“当心，您的脑袋一下子就要变成剖开的西瓜”等辱骂和恐吓的词句。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看了，都觉得这种文风比较恶劣，应予以纠正。因为当时《文学月报》是周扬主编的，鲁迅自然对周扬发表这样的作品不免有看法。鲁迅便以致《文学月报》编辑周扬一封信的形式，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便是《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鲁迅指出，芸生的诗中“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编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的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的身上。鲁迅特别提到：“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这封信，周扬后来将其发表在《文学月报》第五、六期合刊上。 　　鲁迅直接给周扬写这封信，用意是很深的。其中虽然是批评芸生的诗，但很多话也是直接说给周扬听的。公允地说，刊物的主编并不能对所有文章负责，也就是说，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编者的观点，但作为左联主办的刊物，周扬在选稿上还是有教训可吸取的。 　　当然这时鲁迅对周扬的印象总的还是好的，但不久则渐渐变坏。原因是其间发生了《文学生活》对他“保密”这件令鲁迅特别不愉快的事。 　　《文学生活》是当时左联的一份内部刊物。它创刊于1934年初，到1935年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后就停刊了。这个刊物有时油印有时铅印，报道一些左联活动的情况以及工作指示、经验介绍等。开始每期都给鲁迅、茅盾等左联领导人寄，可是后来有一期未寄。 　　鲁迅听说之后就托人把这期刊物借来，原来这一期是总结左联1934年的工作的，其中对工作中的缺点提得比较尖锐，譬如指出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严重影响了工作的开展等。平心而论，1934年是国民党文化“围剿”最疯狂的一年，左联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总结出阻碍工作开展的症结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也是对的。然而鲁迅吃惊的是总结左联全年工作的报告这样一件事关左联全局的大事，他竟然一点都不知道。难怪茅盾对此也忿忿不平： 　　左联一年工作的报告，却事先不同左联的“盟主”鲁迅商量，甚至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当然，也没有同我商量)，这就太不尊重鲁迅了。即使是党内的工作总结，也应该向党外人士的鲁迅请教，听取他的意见，因为左联究竟还是个群众团体。正如当时鲁迅讲的：他们口口声声反对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实际做的就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 　　其实，这件事只是一个爆发点，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左联的许多工作既不向鲁迅请示，也不向鲁迅报告了。在1933年冯雪峰去江西前，鲁迅对左联的领导主要通过冯，而且配合得很紧密。1934年上半年胡风担任左联秘书长时，也能经常向鲁迅请示报告。可是1934年下半年胡风被撤了秘书长职务之后，就没有人接替胡风与鲁迅建立亲密的关系。渐浙地鲁迅这个左联执委会常委书记实际上成了一块招牌，用得着这块招牌时就来招呼一下，用不着了就晾在一边。这种情形鲁迅和我都深有感觉。⑩ 　　当时左联的党团书记是周扬，这就难怪鲁迅对周扬不满意了。由于周扬在左联的一些事务中表现出对鲁迅不够尊重，以至于后来鲁迅常以“工头”、“元帅”来代称周扬。 　　鲁迅对周扬等左联领导人的不满，在当时的左翼文坛已不是什么秘密的事。徐懋庸就曾说过，鲁迅在他面前多次提到对周扬的不满，并以1935年1月17日鲁迅给他的信为证。 　　鲁迅在信中说：“今天得言，才知道先生尚在上海，先前我以为是到乡下去了。暂时‘消沉’一下，也好的，算是休息休息，有了力气，自然会不‘消沉’的，疲劳了还是做，必至于乏力而后已。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 　　以后徐懋庸非常肯定地说：“鲁迅那句‘拿着鞭子’的话，是指周扬的。” 　　这里还涉及到与萧军的关系。 　　萧军刚从东北来上海时带了一本《八月的乡村》书稿，反映的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故事。鲁迅很看好萧军的这部作品，并为之作序，帮助其出版。而且鲁迅与萧军、萧红夫妇的个人关系非常之好。 　　《八月的乡村》出版后，周扬写了一篇书评，对其缺点多有指责。鲁迅对此较为生气。他对徐懋庸说：“你看过一个美国电影片子么?那是讲白种人在非洲‘探险’的事情的。白种人用暴力征服黑人之后，把黑人作为奴隶，却从黑人中挑选一个顺民做这些奴隶的总管。这总管，每当白人主子来察看的时候，就用鞭子打自己的同胞特别起劲，以表示对主子的忠诚。现在我们的人，对一个新出的作家的很有意义的作品，百般挑剔，而对于资产阶级作家，却很客气，这不是同那奴隶总管一样的么?” 　　1936年，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也就是第一次提出“四条汉子”的这篇文章中，对周扬的反感就更加直接了：“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耿直，易于抱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文章的最后，鲁迅又特别提到：“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11) 　　周扬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他对左联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党内组织系统上，这就与非党的鲁迅很难相交，成为交心的真正的朋友。特别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客观上又造成了周扬与鲁迅之间的沟通甚少，这就难免会产生误会。遗憾的是这种误会始终未能消弭。 　　三 　　说到“四条汉子”，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其他三位包括田汉、夏衍、阳翰笙与鲁迅的关系。 　　在“四条汉子”中，鲁迅与田汉交往最早，这也许是因为田汉是早期创造社成员的缘故，但鲁迅对田汉的印象却特别的不好。 　　早在1921年8月29日，鲁迅在致周作人的信中就曾说：“我近来大看不起郭沫若、田汉之流。”缘何看不起，不得而知。夏衍也曾提到过：“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过鲁迅对田汉有不好的印象。”鲁迅甚至对田汉的为人方式、性格作风也是有微词的。 　　田汉性格浪漫，狂放粗疏，率性而为，“才子”气颇为浓重。这恰与深沉、冷峻的思想家鲁迅反差极大。对田汉放达张扬的表现，鲁迅自然难以接受。田汉小鲁迅17岁，算是晚辈。鲁迅对年轻人一向是较为宽容的，但田汉是左联成立时的七人常委之一，又是左翼戏剧界的领导人，故而鲁迅对他即不以普通年轻人视之。 　　一次，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设宴欢迎日本左翼作家、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委员长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应邀作陪。酒过三巡，田汉酒酣耳热，便开始了高谈阔论。因为席间客人是日本朋友，便引出了他大谈日本唯美主义和恶魔主义作者谷崎的话题。田汉很带感情地讲起与谷崎的交游，以及对谷崎作品的分析，并且介绍自己刚刚译完的谷崎的小说《人与神之间》等。田汉颇有些情不自禁，口若悬河，手舞足蹈。藤森成吉虽对谷崎并没有田汉那样的兴趣，但出于礼貌，只是频频点头。而一旁鲁迅的脸色却早已不好看了。 　　夏衍察言观色，有些为田汉着急，但兴头上的田汉依然谈兴不减。 　　“看来又要唱戏了。”鲁迅低声对夏衍说。夏衍明显意识到了鲁迅对田汉的这种反感。 　　鲁迅说完此话即起身告辞而退，在座宾主的难堪可想而知。 　　当然，这仅仅是鲁迅对田汉的不满，而以后发生的《社会月报》事件，则导致了鲁迅对田汉的愤怒。 　　1934年8月号的《社会月报》开篇刊登了鲁迅给曹聚仁的信，内容为谈“大众语”问题。此信原为鲁迅给曹的私人信件，曹后来交给陈灵犀在其主编的《社会月报》上发表。同期还刊有被鲁迅称为“革命小贩”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续)》。杨原为左翼作家，“剧联”的第一任党团书记，1932年宣布脱离共产党。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提到一对革命夫妇，并将他们的名字如实写出。田汉认为这是公开告密，是造成这对夫妇以后被捕的直接原因。田汉为了打击杨邨人，阻止《社会月报》继续刊载杨文，想出了一条自鸣得意的“妙计”，即使用“责备贤者”的激将法。 　　之后，田汉化名“绍伯”在《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发表了《调和——读<社会月报>8月号》一文，认为鲁迅之信与杨邨人之文同登一刊是一种“调和”，并挖苦地说：“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气量窄小呢?” 　　田汉此说可谓毫无道理。鲁迅的信被别人拿去发表，同杨邨人的文章放在同一期刊上，怎么就成了鲁迅替杨邨人“打开场锣鼓”呢?鲁迅对杨邨人脱离共产党，并从左联变成“第三种人”非常鄙视，其《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对杨邨人的批驳可谓淋漓尽致。而田汉却以一个十分牵强的理由称鲁迅与杨邨人“调和”，这就难怪鲁迅动怒了。特别是当他知道“绍伯”即田汉后，这种怒气可想而知。 　　当时田汉正在编《戏》周刊，于是鲁迅便在给《戏》周刊的信中说：“……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鲁迅视田汉此举为同一营垒中人所给予的“背后一刀”。 　　田汉没想到他的文章引出了这么个结果。按照他原来的设计，他有意“冤枉”一下鲁迅，鲁迅即会向《社会月报》主编陈灵犀或擅自发表此信的曹聚仁抗议，以达到打击杨邨人并停发其文的目的。田汉的这一初衷在其后他写给鲁迅的信中表达得非常清楚。 　　事与愿违，虽然《社会月报》因此停刊了杨邨人的文章，但鲁迅的态度使田汉心殊不安。迫于压力，田汉在《致<戏>周刊编者信》中解释，“绍伯”是他的一个表弟，是一个“纯洁而憨直的青年”，其文章的用意“绝不在从暗地里杀谁一刀，他没有任何那样的必要，何况是对于鲁迅先生从来是很敬爱的”。田汉又说：“‘文坛消息家们’却颇有拈起这个做挑拨离间的材料。这次是甚至也射到我的身上来，所以我不能不在这儿说几句话：‘凡是在同一阵营中的，我和任何人没有矛盾。’‘我们应该更分明地认清敌友’。”以后田汉又在写给鲁迅的信中说：“……我与先生不但是多年文化上的战友，而且无论在什么意义上也没有丝毫矛盾的地方，我有什么中伤同志特别是中伤您的必要?既然无此必要，却会把友人当敌人，那除非发了疯。1935年我们的阵线需要更整齐而坚强，同志间任何意义的误会都于整个工作有害。为着说明那一文章的经过与意义，我写这封信给您，希望您也不要怀疑您的战友。无论什么时候，我是敬爱同志特别是先生的。” 　　应该说田汉此时的态度是真诚的，但以后鲁迅对田汉的误会和成见并未因此而释然。 　　对夏衍而言，其实鲁迅对夏衍并没有很深的成见，他们之间也没有发生过可能产生不满诱因的事情。甚至对夏衍翻译高尔基的《母亲》，鲁迅还给了很高评价，认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鲁迅后来对夏衍的不满，主要是将他与周扬捆绑在一起的。因为他与周扬当时都是左联的实际领导人。 　　可以这样说，左联部分领导人后来表现出诸多与鲁迅有矛盾和不快的事，夏衍都身在其中，这就难怪鲁迅后来用“一位名人约我谈话”而引出“四条汉子”。 　　约鲁迅谈话者是夏衍，鲁迅用“一位名人”替代，不无嘲讽之意。夏衍对自己成为“四条汉子”之一，特别是“文革”中“四条汉子”被“四人帮”利用作为整人工具，一直耿耿于怀。夏衍耿耿于怀的还有鲁迅谈及“四条汉子”时那段情节的“失实”。 　　尽管事隔多年，到了1979年底，夏衍特地撰文对此做了澄清。他在《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一文中，首先纠正了鲁迅在时间上的错误，将1934年的事情误写为1935年了，而1935年秋，田汉、阳翰笙早已被捕，被押到南京去了，怎么会有“四条汉子”去看鲁迅呢? 　　其后夏衍又对鲁迅“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一律洋服，态度轩昂”做了辩解。夏衍辩称：“到过旧上海的人知道，内山书店所在地北四川路底，是所谓‘越界筑路’区域，那里既有工部局巡捕，又有国民党警探。在当时那种政治情况下，我们四个人在内山书店门口下车，会引人注意，所以我们的车子过了横浜桥在日本小学前停下来，然后四人分头步行到内山书店，而此时鲁迅是在书店门市部里里间等着我们，不可能‘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一律洋服’也不是事实，其他三人穿什么我记不起来了，而我自己却穿着一件深灰色骆驼绒袍子。因为一进内山的日本式会客室，在席子上坐很不方便，就把袍子脱了，所以我还能记得。至于‘态度轩昂’，那时我们都是三十上下的人，年纪最大的田汉三十六岁，身体也没病，所以‘轩昂’了一点可能是真的。这是干部向领导人汇报工作，是战友间的会见，既不是觐见，也不是拜谒，那么不自觉地‘轩昂’了一点，也不致犯了什么不敬罪吧。”(12)夏衍又进一步强调：“读过鲁迅一些文章的人都会知道，鲁迅写到他不满的人的时候，常常会信笔写来，加以艺术夸张。如胡愈之同志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鲁迅告诉他李立三曾想把一支手枪交给鲁迅，要他搞武装斗争。鲁迅回答：‘我没有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胡愈之认为，这是鲁迅把谈话内容漫画了。以上这些事情虽小，也不涉及到政治问题，但说明了一点：在这样一封政治性严重的信里，其中特别是涉及到鲁迅所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等等，夹杂着一些不正确或者错误的东西，那就会造成不好的影响。”(13) 　　夏衍在45年后还如此在意当时的细节，可见“四条汉子”之说在他心中留下的痕迹之深、创痛之深。 　　其实，这件事的细节本来是没什么意义的。正如学者房向东所说：“鲁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幽默的作家，他采用的是形象模糊的思维。夏衍在这里有一点像一个科学家，逐字逐句进行推敲。鲁迅说，今天好冷啊!夏衍跑到气象台取了资料以后说，不冷，鲁迅说错了，今天是12度，12度怎么算冷呢?”(14) 　　“四条汉子”中，阳翰笙是当时的“文委”书记，与鲁迅的直接接触并不多，更没有与鲁迅有过矛盾和冲突。之所以同列为“四条汉子”，纯属那天同行之故。 　　另外，在当时的文化统一战线方面，党内有“左”倾表现和“宗派主义”情绪，排斥非党作家，鲁迅对此始终反感。他将主管文化的阳翰笙与左联负责人周扬、夏衍等同等相视，这也完全符合鲁迅的思维定势。 　　关于“四条汉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是鲁迅语言风格的一种表现，是一种调侃，是一种幽默，也是一种嘲讽，是鲁迅心有不满的一种发泄形式。但在“文革”期间，“四人帮”以鲁迅批评“四条汉子”为借口，无限上纲，对“四条汉子”进行政治迫害。它成了某一历史时期若干人政治命运的象征，成了一条政治术语。这绝非鲁迅本意。20世纪30年代的鲁迅只是一个遭当局通缉的左翼文人，他既没有对同道中人一棍子打死的恶毒用意，手中也绝无以言治罪，甚至致人于死的大权。鲁迅绝对想不到，他的讽刺与幽默，日后竟成了一桩轰动全国的“文字狱”，竟成了“四人帮”置“四条汉子”于死地的工具。这是鲁迅始料未及的。 　　随着“文革”被彻底否定，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四条汉子”已不再是“文革”那段特定时期的贬意词了。它是一个客观实在，是解读一段特定历史的钥匙，同时又是一段有着苦涩记忆的过去。 　　①魏猛克：《左联回忆》，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34页。 　　②任白戈：《我和周扬在左联工作的时候》，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27～28页。 　　③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265页。 　　④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266页。 　　⑤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55页。 　　⑥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267页。 　　⑦夏衍：《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陈漱渝主编《谁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2页。 　　⑧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4～535页。 　　⑨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总第2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2月版。 　　⑩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55～56页。 　　(11)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8页。 　　(12)陈漱渝主编：《谁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四川文艺出版杜2002年5月版，第12～13页。 　　(13)同上，第13页。 　　(14)刘小清：《鲁迅眼中的“四条汉子”》，《党史博览》2003年第11期。 　　 周扬传/罗银胜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