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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整风沧桑

罗银胜

一 　　延安文艺界从来不会风平浪静，由于人员来源、经历各不相同，分歧在所难免。周扬清楚地记得，当时延安有“鲁艺”、“文抗”两派。他说过： 　　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所以后来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现在延安在争论歌颂光明还是暴露黑暗，毛主席对这个争论作了很深刻的解答说，他们尽管有争论，但在跟工农兵的关系这个问题上都没有解决。过个说法是最深刻的。我几十年来跟毛主席接触，感到最深刻的就是这一点。后来文化大革命时人家怎么搞我，我对别的都不难过，就是毛主席对我的这个期望，我辜负了他，我没有很好地跟群众结合，没有到群众中去，都是高高在上。所有的缺点错误，这个是最根本的。这也是所有的文艺工作者今后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这一派，包括何其芳这些人，要歌颂光明。何其芳原来也是资产阶级的作家，搞一点唯美主义的东西，当然他要进步，热情洋溢。“文抗”的人就看不惯，要暴露黑暗。“文革”时他们批判我，说我主张太阳中间也有黑点，我也主张暴露黑暗，反对毛主席。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根本是什么呢?是“文抗”他们要暴露黑暗，我为回答他们写了一篇文章。我说：请你们不要在根据地找缺点，因为太阳中间也有黑点。后来别人就批评我说这是攻击毛主席的(笑)。因为我不赞成萧军他们的观点，我才写了这篇文章。那是在整风以前。我的思想也没有改造，当然那篇文章不会很有力量，但是我是反对他们的。后来就是因为我写了这篇文章，延安有四个作家联名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我。有萧军、罗烽、锡金，还有……都是东北作家。 　　这都是文艺座谈会以前的争论。虽然争论，但是没有解决问题。无论主张歌颂光明也好，暴露黑暗也好，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问题还是如何同群众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王实味的文章《野百合花》，丁玲的文章《三八节有感》。他们公开发表文章，表示对情势不满意。特别是丁玲，那时候是《解放日报》文艺版的主编，她自己首先发表文章。这样的现象不但毛主席注意到，许多老干部也注意到了。他们从前方回来，说延安怎么搞得这么乌烟瘴气，这还加上演旧戏呀，演外国戏呀。毛主席就找了很多人谈，首先找“文抗”的那些人谈，当然也找了“鲁艺”的人谈。谈了以后就把这个问题提到更高的高度，就是同工农兵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宗派的问题就不能解决，只有同群众结合，这个问题才能解决。主席在讲话之前确实找了很多人谈，开座谈会的时候听了大家很多的发言，我也作了一个比较长的发言。经过情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文艺座谈会以后，精神就改变了。我头一个起来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且写了文章。后来就搞秧歌运动。我又写了批判王实味的文章，都经主席看过。主席对我确实是关系很深，确实对我很热情、爱护、培养。整风以后我写的文章很多都是主席看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批判我的时候引我的文章并不多，都是引我讲的话。因为文章都是一句句看过。写得冠冕堂皇，而日常谈话最能表现你的思想……① 　　丁玲看到上述这篇访问记后，很快作出了反应，但见诸于文字是半年以后了。那是1979年11月8日，丁玲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她在最后说道： 　　就说派吧，据说是从延安就有了的。一名外国记者，赵浩生先生写过篇访问报告，说延安嘛就有宗派。有两派，一派是“鲁艺”，为首的是谁谁。另有一派是“文抗”派，“文抗”派是以我为头子，还有艾青。事实上，当时我恰恰不在“文抗”。“文抗”有七个负责人，他们是萧军、舒群、罗烽、白朗、艾青、于黑丁、刘白羽，是他们七个人轮流主持，没有我。那天，艾青笑着说，“我是独立大队”。萧军，你们看得出来，那是个英雄，他能参加哪一派呀!(笑声)他什么派也不会参加，他就是萧军派，他还能以我为首哇?哼?你算什么! 　　“鲁艺”嘛，我相信，在座的“鲁艺”的师生一定很多，他们一定不会承认他们是一派。贺敬之同志就在这里，他不会承认他是“鲁艺”派，他不是。贺敬之在延安的时候，他的诗先给艾青看，艾青就首先欣赏他的诗。我有这个印象，是不是这样，我记不清了。我在北京工作，招待外国作家的时候，请陪客我没有找文学研究所的人，我没找“我那个派”，我没找别的人，我找的是贺敬之，是李季，当时的两位年轻诗人。所以，我们很多人，大约并没有什么派，但是居然有人说他是派!他又是派的头子!又是以他为代表!这就是说，有派啦!要没有，他能承认吗?那我就希望，这些同志可以回想回想，自己可以修正修正嘛!延安是有个“文协”，我呆过一阵就下乡了，后来改作“文抗”，整风以后，才把我调到“文抗”。这中间我在《解放日报》编文艺栏，很多“鲁艺”同学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在《解放日报》发表的。《解放日报》上发表文艺作品的，以“鲁艺”的同学为最多，那段时间，“文抗”我去得很少，哪里是什么“文抗”派的代表呢?这也只是个例子。实际上我们没有什么派。但是有人，他说他是派，他是头子，还是代表。这些事嘛，大家回想回想，修正修正，不要再搞派了。特别是现在有了权的人，要多听别人的意见，多听反面的意见，不要只听接近的几个人的意见。有的人同你接近，有的时候是趣味相投，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趣味相投，他是别有目的的，你也得注意。我常常脑子是想，跟有些老同志讲两句真心话，直话，劝劝他，你注意注意你那周围手下的某些人吧，你别吃亏上当了!② 　　这里所引的丁玲讲话中的“他说他是派，他是头子”的“他”，很显然是指周扬。语气是调侃、挖苦的，但还是心平气和地说了些事实。不知周扬是否听到丁玲的讲话?如果听到了，不知会说些什么? 　　但问题是清楚的，周扬与胡风的冲突发生在30年代的上海，而与丁玲的冲突发生在40年代的延安。当年有个鲁艺出身的年轻作家叫陆地，是壮族人。他写了一篇小说《落伍者》，发表在丁玲、艾青等人主编的刊物《谷雨》上，曾引起许多人的注意。但陆地从此就得罪了周扬，有人责备陆地：你是鲁艺培养出来的人，有作品为什么不给《草叶》?《草叶》是“鲁艺”何其芳主编的，被看作是周扬一系，因此陆地就变得背叛山门，大逆不道了。到延安文艺界整风时，他也受到了批判。在延安时期两派就视对方为仇，祸根不就已经种下了么?到了1957年，《谷雨》和《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的文章，都成了“再批判”的对象。 　　二 　　文艺界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重点。作为延安文人最集中的场所之一，鲁艺也自然成为整风运动的中心。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地就在鲁艺，许多具体的活动也是在鲁艺开展得最为充分。 　　这其中还包括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整风运动之前，周扬在鲁艺实施的办学方针并不为毛泽东所认同，曾得到毛泽东“关门提高”的批评。急于立功赎罪的周扬，自然要在整风运动中表现得更积极一些。中央的整风决定一公布，周扬立即在鲁艺做了全面布置。在全院大会上，周扬作了长篇大论的整风报告，一方面进行了自我批评，同时发动在全院进行大规模的批评整风运动。随后，鲁艺成立了从院到系的各部门整风领导小组，将全院的工作完全纳入到整风运动中。 　　从1942年4月开始至1943年末基本结束，鲁艺的整风运动进行时间长达19个月。在此期间，由周扬亲自主持召开的整风会议数十次，指导并安排院内各部门召开各种座谈会、讨论会、辩论会、研讨会竟达上千次，可谓夜以继日，轰轰烈烈。规模之大，当时罕见。 　　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出于整顿三风的需要，周扬出面敦请毛泽东亲临鲁艺，发表讲演，由此揭开了改造鲁艺的问题。 　　鲁艺整风整得很热烈，大家对院的方针任务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认为鲁艺过去的做法是“关门提高，脱离实际”。周扬作了《艺术教育的改造》的报告，检查了教条主义的文艺方针。 　　此时，周扬将改造鲁艺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而以克服在艺术教育中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严重毛病为抓手，“因为这些毛病在艺术学习上所表现的征状是和在一般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上所表现的不同缘故”。 　　周扬提出鲁艺应该采取的正确方针的订立必须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他认为，“鲁艺方针所应出发的‘客观实际’。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们过去的确考虑得太少，这是我们应受大家批评的地方。我现在想，这个客观实际应当是：抗日战争与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在战争中和民主政权下迅速而广泛地展开的大众革命文化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我们面前所摆着的任务。这三者，都是我们以前所从没有遇到过的。它们要求今天的艺术运动、艺术教育有适应于它们的新方针和一套新的方法。艺术应当如何与广大战争、广大农村、广大民众结合，成了一个重大问题”。 　　周扬对先前鲁艺的“专门化”与“正规化”的教学方针作了检讨：“我们提倡‘专门化’与‘正规化’，就是为了执行这个错误的提高方针。教学制度的正规化，结束了早期鲁艺教育行政和教学程序总是被不断举行的晚会所支配所紊乱的那种不正常的状态，在这一点上，应当算是一个进步吧。但是我现在痛感到，为克服抗战初期延安学校的游击作风，我们不知不觉地反而把那个时期由于受战争风暴的第一阵冲击，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精神也给克服掉了。那时候的教育，不管有多少游击作风，在其基本精神与方法上是新教育的雏形。正规化的开端伴随了教育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兴旺，不是偶然的巧合。我们的正规化是建立在‘学习第一’上面的，而不是建立在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联系上。这就给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我们教育上增长的机会。对于专门化，我们着重的也仅只是技巧上的成就，和书本知识的累积。我们没有把共产主义观念和实际工作能力当作专门人才必备的条件，而且坚决地向这个方向来培养人才。”现在看来，周扬的这一否定，其实大可不必。 　　从此可以看到，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周扬在以往所养就的直逼现实直接性的批评性格也借着新的时代条件，借着解放区新的政治文化环境而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在初到延安的日子里，本是被认为鲁艺关门提高的主动者，不久便成为阐述毛泽东文艺思想最有力的人物。 　　为了改造鲁艺的艺术教育，周扬又提出要求： 　　一、研究当前艺术文学运动，其中特别是部队与地方的文艺运动的现状、经验与特殊的问题。这些研究必须列入课程的一定地位。为了这个目的，应当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搜集材料与通信联络的工作。 　　二、与在延安及各根据地的兄弟艺术团体及个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取得工作上的互相配合，经验的互相交换，在为大众的公共目标下克服宗派的门户观点。 　　三、与在延安及各根据地的工作有关部门(如部队政治部、地方文化机关、报馆、学校等)建立工作上的关系，改变过去互相隔膜的不正常的状态。 　　四、剧团及各研究室仍改为带工作性质的团体，并明确规定自己的工作任务。这样可以更主动地有计划地服务于当前的实际政治的斗争，并和延安的读者观众听众的社会做更多的接触。 　　五、继续定期地出外实习。实习工作必须成为联络提高与普及的一种重要手段，改变过去那种错误看法和做法，以为实习仅为了收集材料，锻炼意识，以及派不能完成任务的技术初学者去实习工作。各部门按照自己特殊的技术性质在实习方式上可以互相不同，而且应该不同。 　　六、按照规定的教育目的，毕业同学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去做实际工作，主要是文化艺术教育的工作；放在职业的创作家、艺术家的位置，至少也须在做过一些实际工作之后。 　　七、创作家的教员、助教与行政负责者，按照工作上的实际情形与本人需要，应当给以参加实际生活和工作的一定机会；适当地采用轮流教学，轮流工作的制度。 　　八、改变理论研究的方法应当：(一)研究现状和历史为主；(二)必须一定时期地参加实际的生活与工作。③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泽东亲自到鲁艺向全校师生发表讲话，推动鲁艺的整风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举行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说。8日，毛泽东又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毛泽东的这两次演说，标志着延安普遍整风的开始。4月3日，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文件，即“四三决定”。这个决定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步骤和所学习的文件都做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是中共中央指导整风运动的重要文件。 　　“四三决定”作出的当天，周扬便在鲁艺召开院务扩大会议，布置整顿“三风”工作。会议决定，要根据整顿“三风”的精神检查各部门的工作，帮助艺术活动。教学研究和组织工作的实际改进，彻底清查工作中存在着的不正之风。会议还规定了检查工作的步骤：首先是根据情况，传达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精神，在教育方针、教学计划、工作计划、艺术作品以及党的文件中，收集有关“三风”的实际材料，加以深入研究，时间为三周，课程照常；接着是检查全院工作，停课一周；最后由检委会根据各部门检查材料作出结论，提交全院大会讨论。 　　4月5日，周扬向全院师生作整顿“三风”动员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目前鲁艺的同志与各根据地军队民众，在某些地方脱了节，好像坐在“碉堡”里空想培养、培养，尽是陷入空虚。而同志们学呀，学呀，似乎学了三年就可以出师，可是那长远的人生事业。多变的环境，三年以后又不同于今日。知识应当是生产知识和科学知识的结合，所以大家不要轻视工农分子，要向他们虚心学习，成为真正的艺术干部。 　　之后，鲁艺成立了总检查工作委员会，周扬等7名为当然委员，他还担任总检工委办公室主任。总检工委之下还设立了秘书、研究、材料、墙报四个小组。4月8日，总检工委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先以两个月的时间研究中央所指定的文件，然后进行工作检查。 　　4月10日，鲁艺宣布成立了以周扬、宋侃夫为首的整风委员会，以及各部门整风领导小组，按照中央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的三个阶段的目的和任务的要求，领导全院及各部门的整风运动。 　　从4月中旬开始，鲁艺全院师生用9个星期的时间，研读中央宣传部规定的“四三决定”、《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等22个整风文件。文件研读按问题分为四类：整顿学风占三周，整顿党风占两周，整顿文风占三周，最后一周精读所有文件并作总结性研究。每当讨论问题之前，总检工委先进行座谈，以给予理论上、方法上的指导。问题讨论结束之后，举行小考两次。艺术上有修养的教员，还成立了特别研究会，研究艺术运动、艺术教学等问题。 　　5月以后，陆续建起了学风、党风、文风材料陈列室，陈列22个整风学习文件，以及鲁艺各时期的教育计划，党总支工作计划，各届党员大会的文件，党员与非党员关系的材料，各系教材，教学方法，教学进度方面的资料，各部代表作选集，创作目录统计等材料，供师生参考。还办起了墙报，主要刊登文件学习方法的介绍、对专门问题的解释和讨论中出现的争论等。 　　6月4日，鲁艺整风学委会专门编印了《复习整风文件参考大纲》，作为复习整风文件时启发思索和反省的参考。《大纲》的主要内容：一、从反主观主义问题方面提出：看历史根据，看现状根据，从艺术方面看其意义何在。(左翼十年中的新教条，艺术上的资产阶级影响，及封建主义的旧教条，曾发生了何种有害作用?)二、主观主义的表现方面提出：在鲁艺具体表现在哪里，所学所用是否脱节，提高与普及联系怎样，艺术性与革命性是否兼顾等7个问题。三、如何克服主观主义?提出：如何从实际出发?在艺术工作上如何实践?如何进行阶级分析?如何学习对群众采取正确态度?改进鲁艺的中心问题在哪里?从何处着手? 　　在6月6日召开的一次全院大会上，周扬发表讲话指出：由于学委领导抓得不紧，计划不够，理论上和学习方法指导尚不具体，全院师生对整风学习的重要性还没有明确的观念，特别是没有把整风学习和艺术政策教育运动的学习很好地配合起来，学习方法普遍存在着咬文嚼字、空谈原则和不善反省等弱点。 　　为改变这种状况，鲁艺派出整风学习参观团，先后前往中央党校和中央研究院参观学习。之后，建立了鲁艺整风学委会办公处，从事巡视学习。研究笔记及小组会议记录，归纳与解答问题，编印参考材料等工作。他们先印发了周扬的《全院工作检查总结报告》、《本届教育计划》，以便研究学风时能够联系实际工作来谈；又印发了列宁的《论党的组织党的文学》、高尔基的《论年青的文学及其任务》、拉法格的《论作家与生活》、鲁迅的《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作为补充研究文件；还翻印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作为研究延安文艺思想偏向的参考材料。 　　7月初，鲁艺整风学委会召开全院小组长联席会议，中央总学委会派胡乔木莅临指导。各小组长在发言中批评了院学委会和各分会的工作，认为院学委会对下层学习情况了解不够，因此计划未免主观，工作效率较差，对下面检查帮助不够切实；各部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学习根本没有进行；墙报征稿范围不够广泛，某些文章尚欠切实，缺乏战斗性。周扬对以后的整风学习提出了改进意见：加强各级领导机关之联系，密切各部间之关系；强调学习上思想为本，技术为末，反对因技术学习妨害文件学习，提倡争论，特别对教育方针与教育计划之争论；墙报的性质应该是报道的、战斗的，要发动全院同志积极写稿，凡不发空论、短小精悍、有战斗性的文章都可登载；学风部分的文件研究即将总结经验，并将进行个人学习鉴定与全院考试。周扬还号召全院师生对鲁艺教育计划及实施方案进行讨论，鼓励在讨论中充分发表不同意见，不妨组织各种“派别”展开争论。 　　进入7月以后，鲁艺的整风运动出现了高潮，全院师生都卷入了对于鲁艺教育方针与实施方案的激烈辩论之中。“鲁艺的教育方针与实施方案是在路线上有错误呢，还是在执行中有错误?或者两者都没有什么错误?”从清晨到傍晚，从窑洞里到树阴下，甚至连散步的时候和星期天也不例外，大家都在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28日到31日的四天时间里，戏剧、美术、文学和音乐四个部都举行了空前规模的大型讨论会。 　　1943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政治局势日趋紧张。在复杂的斗争中，审查干部，清除内奸，确实非常必要。这年4月，政治局批准成立反内奸专门委员会，由康生主持日常工作。审干工作最初由各单位负责，重点在党校。但很快就发展到捕风捉影，动辄上纲上线，把怀疑对象关起来交待问题，轮番逼供，以至形成大规模的“抢救运动”。 　　在“抢救运动”中，还有一个配合抢救的“坦白运动”，鼓励动员人们“坦白”。“坦白”的人可以骑大马戴红花。同事对那些态度好、交待问题又清楚的“犯人”再不停地审问。问出“犯人”本人是“特务”，还要问出同伙是谁，参加了哪个特务组织?领头是谁?下层组织有哪些?这样一来，一变二，二变四，“特务”数量也就几何级数地增加……于是审查者和被审查者就一起编故事，编完故事，被审查者承认自己是“特务”才算完事。按正常逻辑，是特务就要惩罚，可承认自己是特务的人都受到了表扬。“抢救运动”的逻辑是：只有承认了自己是特务，你才不是特务。你是不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你承认你就必须承认。 　　1993年9月9日，当年在鲁艺文学系最后一期读书的作家李纳接受作家李辉采访时说：“‘鲁艺’文学系先是何其芳当主任，后来是荒煤。主持工作的周扬在四个系中比较接近文学系，亲自兼文学系文学部主任。”据她回忆：“1942年延安学习整顿党风、文风、学风三风。开始是整顿学风，这时，空气还是轻松的。看小说的空气很浓，随便发表议论。周扬还进行过一次调查，调查大家读了些什么小说。我们在‘鲁艺’的半年中都读得不少，后来周扬总结说，读外国作品的分量多了些，但没有坏处，多读了只有好处。后来转到整顿党风，气氛就紧张起来了。开始审干，写批判文章。而《部队文艺》，此时就被拉来当了靶子。在这刊物上写文章的公木、李之琏、朱子奇、晋驼等都被调到‘鲁艺’整风，在会上批判了他们。由文学系负责批判，主持人是何其芳。起初批判他们的人性论，后来逐渐发展成敌我矛盾。”李纳说：“在批判过程中，有过火的地方，也有牵强附会、给人扣帽子的现象。”后来，斗争的范围扩大，又涉及到了天蓝。天蓝是文学系的名著选读教员，外语底子很好，曾写过《队长骑马过河了》，很受好评。他被怀疑是托派，也受到批判。当时的嫌疑分子，重一点的都有人跟着。鲁藜也是嫌疑分子。当时“鲁艺”还组织了若干个劝说小组。他不讲话，只念几句：“太阳出来了，但太阳不是我的。”当然，其中也有坚决不“坦白”的。李又然就是这样一个“顽固分子”，结果他被积极分子打伤了，还是不承认。当时文学系里有一个人坦白自己是特务，在会上作报告，心理描写很动人。他一坦白，便被解放，又来动员别人坦白，说只要一承认便没事了。所以假坦白的人就多起来。当时还组织了若干个劝说小组。诗人天蓝、鲁藜、李又然都是怀疑对象，需要接受抢救。 　　周扬在“鲁艺”主持大会，作报告。每次作报告都是号召有问题的坦白交待，不要等待观望，不要存侥幸心理。做过的事情是客观存在，抹不掉，早日坦白，轻装上阵。他惋惜地说，你们这代青年，有心革命，但却上了国民党红旗政策的当，是很不幸的。他说，责任不在你们身上，坦白了就好。但若要负隅顽抗，那就由自己负责了。大家听了很不高兴。自己最明白自己了，并没有受什么欺骗，是甘心来延安受苦抗日的。 　　据李纳回忆，当时“鲁艺”学员中有一半以上被打成失足者。她自己也被当做了被抢救者。 　　劝说小组问她：“你相不相信组织?” 　　她说：“相信。” 　　劝说小组说：“你既然相信组织，那么组织说你有问题，你就有问题。” 　　李纳说自己当时如五雷轰顶，接受不了，真想跳崖算了。 　　鲁艺当年的学生、丁玲的儿子蒋祖林也曾经说过：“在延安参加整风审干运动，我的同学中有七十多人先后被‘抢救’成了‘特务’。后来，全部平反了。由此，我体验到了政治运动中也有搞错人，冤屈人的事情，初步认识到，凡事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且也应该独立思考。” 　　抢救运动直到1943年冬才停止了。当时在周扬的主持下，为配合抢救运动，鲁艺集中几个人写了一个剧本《抢救失足者》，由陈荒煤、周立波等参加编剧。让骆文来主演大特务，另一个同学演小特务。排到第三场，忽然停排，因为风声不对了，抢救运动要停止。写也是周扬授意写的，停也是他让停的。 　　对于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与事者骆文90年代与李辉对此有段对话，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鲁艺运动的情况—— 　　李：整风时鲁艺整人厉害吗?特别是抢救运动时。周扬怎么样? 　　骆：整风时周扬很矛盾。后期搞抢救运动，主要是毛主席听了康生的话。康生说不少国民党的特务混到延安来了。结果鲁艺很多人都受到怀疑，被打成特务。我也是。这种情况下，我想周扬心里有数，但也不能不执行党的决定。有一天，他把我叫去他家。他问我：“为什么在国民党统治区大后方，有这么多特务，而且来到了延安。”我说：“如果有这么多的特务，就不可能有进步的学生运动。如果那样的话，党的办事机构，可能存在吗?不可能。”他一句也不讲，不吭声，而是岔开话题，问孩子要不要盖被子。后来他只是说：“组织上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不要对抗，反正问题总要弄清楚的。”④ 　　整风结束后，鲁艺等于解散，变为“工合”“农合”，实际就是劳动。之后，鲁艺归到延安大学，成为延安大学的一部分。周扬担任这所新大学的校长。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举行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就抢救运动向受委屈的同志道歉。 　　他大声说：“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许多同志被搞错了，受了委屈，我代表中共中央行脱帽礼。” 　　这时，毛泽东脱下帽子，端端正正地站在主席台前，向台下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然后又回到白木条凳前坐了下来。此时，许多被抢救过的同志们都非常感动。 　　三 　　前面提过20世纪70年代末，周扬在接受赵浩生的一次访谈中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 　　1941年秋至1942年春，以丁玲、萧军、王实味、艾青等为中坚力量，借助杂文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潮。 　　王实味是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特别研究员(中灶伙食待遇的研究员)，1942年3月在《谷雨》杂志发表语录式的杂感《政治家·艺术家》，3月13日与23日又在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总题为《野百合花》的4篇杂文，对延安的某些生活现象提出批评。《野百合花》是副刊主编丁玲在延安“文抗”治病时先看，签署“可发”，交给发稿编辑。做副刊编辑的陈企霞和黎辛看后只觉得写得偏点、酸点。 　　发表次日，报社社长博古就来办公室问陈企霞稿子是哪里来的，作者是干什么的，并说此文还没写完，但是以后不要再发了。 　　原来是发表以后，毛泽东看到后曾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⑤ 　　但是在丁玲的干预下，《野百合花》的另两篇于23日又发表了。 　　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纵论在历史活动中政治家、艺术家各自不同方面的作用。 　　他说：“‘愈到东方，则社会愈黑暗’，旧中国仍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当前的革命性质，又决定我们除掉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作同盟军以外，更必须携带其他更落后的阶级阶层一路走，并在一定程度内向他们让步，这就使我们更沾染上更多的肮脏与黑暗”，正是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原因，我们“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⑥ 　　关于暴露与歌颂的关系，王实味认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⑦。 　　当时，王实味还预感到这类文章可能会被国民党利用，但他说：“有人以为革命艺术家只应枪口向外，如揭露自己的弱点，便予敌人以攻击的间隙——这是短视的见解。我们的阵营今天已经壮大得不怕揭露自己底弱点……至于那些反共特务机关中的民族蟊贼，即令我们实际没有任何弱点，他们也会造谣诬蔑；他们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王实味不幸言中，此后国民党将王实味，包括丁玲等的文章汇编成册，作为宣传材料。 　　《野百合花》共有四部分。文章的第一部分“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论及在延安生活中群众之间缺乏爱的现象。第二部分“碰《碰壁》”系针对2月22日《解放日报》刘辛柏的《碰壁》一文而发，要求要学会保护青年敏感、热情、勇敢的特点，从他们“牢骚”的背后找出我们工作的缺点来。第三部分“‘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主旨是说革命内部要防微杜渐，“把黑暗消减至最小限度”。第四部分“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王实味明确表示他并非平均主义者，也不反对等级制，只是说在这艰苦的革命岁月，“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反对一些“不见得必要与合理”的地方。 　　王实味在文章的“前记”中说，野百合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在文章中他说，这些现象“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们有镜子的作用”。⑧ 　　1942年春，包括王实味的文章在内，《解放日报》副刊上大量杂文的出现，形成洪波巨浪的态势而引人注目。伴随此还有中央青委在文化沟创办的《轻骑队》，边区美协的《讽刺画展》和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三种曾轰动一时的壁报。可以看出，这股文艺思潮在当时延安知识界中已引导出一种颇为壮观的思潮了。不管怎么说，这股“针对自己”“暴露”的思潮，与当时延安热烈的时代氛围形成了一种似乎极不协调的冲撞。 　　1942年整风，中央研究院是整风先行的试点单位，在试点中发生“民主与纪律”的问题：5月27日至6月11日，全院召开“民主与纪律”座谈会，从民主与纪律问题说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与《政治家·艺术家》，会上有人揭发王实味以前与托派分子有联系，现在仍说托派的好话，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社会部部长康生(6月份以后，兼任中央整风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向中央研究院指出王实味是托洛斯基派分子。这时代表张闻天兼院长主持中央研究院工作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罗迈(李维汉)在座谈会最后发言时说：“王实味是什么人?根据大家揭发的材料，他是一个托洛斯基分子。”1943年，社会部将王实味逮捕。 　　逮捕王实味以后，中宣部曾对他在《野百合花》中所写的事实进行调查，一般事实都不能落实，是经他加工与提高了的。如他在《野百合花》中写的“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中说道：“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王实味说他是听延安师范语文老师说的。经调查，延安师范与延安的一般机关团体一样每人每天粮食定量为1斤(延安用的秤是大秤，1斤24两，即1市斤半)，也是一天三餐，二干一粥，不同的是延师是早餐与晚餐吃干的，中午吃粥。有一天，早餐有些学生没吃饱，伙食管理员请学生会主席刘诚征求学生的意见，是再做饭吃饱上课还是先上课午餐多做些让大家吃饱，大家同意先上课。以上情况，当时流传不少。 　　延安在报刊上公开批判王实味自4月份开始，6月11日罗迈结论王实味为托派分子以后，公开批判不再以同志相称，批判至6月28日发表了罗迈等在《中央研究院6月11日座谈会上的发言》和温济泽的《斗争日记》(作者按：指斗争王实味)后结束。 　　可是7月下旬，周扬将经毛泽东审阅过的《王实昧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交给《解放日报》。周扬的文章近2万字，《解放日报》于7月28日至29日连载。 　　尽管周扬曾经说过：“延安被称为‘圣地’，然而，我们却不是教徒，而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排斥异己，热望批评。我们是依靠自我批评而进步的，所以不要因为哪个作家说了一两句延安不好的话(而且并不是说整个延安)，就以为他是在反对着我们了。这时候，只有反省和正当的解释是必要的。小意见分歧，习惯不相同，一时的个人心情不好或感情冲动，这些都不应当提到原则的问题上去。”不过周扬还是写了《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的大批判文章，表明在关于杂文的思想论争中，他的《文学与生活漫谈》，特别是《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集中表明了他新的批评生命的诞生，已经自觉地将文学批评与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捆绑一起。 　　周扬在《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开宗明义地严正指出：“反对王实味的思想斗争，对于我们文艺工作者，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王实味本算不了什么文艺家，但他发表了对文艺的意见，非常有害的意见，不容我们漠视。他的《政治家·艺术家》正可与《野百合花》争妍媲美!他的文艺观点有它托洛斯基主义的渊源，又和当前文艺上的一些问题极有联系，对他的观点加以揭发、驳斥，是十分必要的事情。反对王实味的思想，在文学领域内，就是要反对他在这领域上的托洛斯基主义，就是要为马列主义的文学理论斗争。在自我教育的意义上来说，这提供了文艺上的整顿三风一个好的材料。”⑨ 　　接着，周扬介绍托洛斯基的反动文艺理论与路线，说“现在又出了一个王实味，一个化了装的托派，他的文学见解正和他的老祖宗一模一样”。于是大批“王实味并不是什么值得多提的东西”了。他说：作为化装了托派，王实味的文学见解正和他的老祖宗托洛斯基一模一样。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在《政治家·艺术家》里很狡黠地捕捉了当前文艺上如下的几个问题： 　　一、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二、文艺是反映阶级斗争，还是表现所谓人性的问题； 　　三、今天的文艺作品应写光明，抑应写黑暗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文艺上的根本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尤其是在今天的延安有着迫切的意义；它们由当前现实中发生出来，却还没有获得正当的明确解决。文艺工作者中间许多同志在理论上还存在着一些混乱和苦闷。就是这种时候，王实味看取了这个空隙，他扮装成一个艺术家之深切的理解者，真挚的同情者，出来“仗义执言”了。他是一个托派，他当然不是想要正确地来解决什么问题，而只是想将问题引到错误解决的途径上去，引到托洛斯基主义的方向去。但他是一个暗藏的托派，他是以化装出现的，这就很可以欺骗许多不知托派思想的底细和不知王实味底细的人们。王实味的这个阴谋是迅速破产了，但这是由于中央研究院及延安许多同志揭破了他的假面，向他作了坚决而且有力的斗争缘故。为了使这个斗争展开与深入起见，我现在就王实味在他的文艺论文中所提出的问题加以较详的解析，以助同志们的研讨。本来有些问题，我早有一点意见想说的，一则自己也还在研究，二则又为整顿三风忙着，因而没有执笔。现在就在这一篇里一并说出，故本文不但是批判王实味的，而且也是研究当前文艺上的具体问题的；文章长一点，还请读者原谅。⑩ 　　周扬强调：“我们和王实味在文艺问题上的一切分歧，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艺术应不应当为大众，这就是问题的中心。托洛斯基、王实味都不主张艺术为无产阶级大众与人民大众服务，都主张艺术是为抽象的人类服务，是表现抽象的人性，而其实则是真真实实地为了剥削阶级与黑暗势力服务。他们根本不信任大众在文化艺术上的创造能力。对于大众，他们完全是一种贵族式的轻蔑态度。他们之把艺术和政治分离，实质上就是把艺术和大众分离了的缘故。我们要遵守文学上的列宁主义原则，即‘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把这个原则和列宁的下面意见融合起来，‘艺术是属于民众的，它应当深深植根于劳动群众中间。它应当为这些群众所了解，所爱好’。毛泽东同志也在文艺座谈会上已经号召了我们：文艺应当为大众。这就是我们在文学艺术上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针。”(11) 　　①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第2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2月版。 　　②丁玲：《讲一点心里话》，《丁玲文集》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版。 　　③周扬：《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原载1942年9月9日《解放日报》，转引自金紫光等主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816、819、824、829～830页。 　　④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28页。 　　⑤《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 　　⑥⑦黄昌勇编：《王实味：野百合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47页。 　　⑧同上，第48页。 　　⑨周扬：《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王锦厚等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49)》，第二集《文学理论卷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410页。 　　⑩周扬：《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王锦厚等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49)》，第二集《文学理论卷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412页。 　　(11)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王锦厚等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49)》，第二集《文学理论卷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431页。 　　 周扬传/罗银胜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