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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历史剧的创作问题①

周扬

写历史剧，我很赞成。搞历史文学要有历史眼光。我们国家有四千多年有文字的历史，用正确的历史事实、正确的历史观点去教育人民，是一件重要的工作。过去也有过历史普及，有通俗演义，有那么多的戏，等等。那么我们现在普及的意义在哪里?我们的普及是以正确的历史事实、正确的历史观点向人民去普及。所谓正确的历史观点，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表现历史。研究历史，这是历史家的责任；表现历史，是艺术上表现，从各方面去表现，用艺术形式表现。在我们的教育工作、文化工作、宣传工作中间都有这项任务，就是用正确的历史事实，历史观点去教育人民、教育群众、教育青年，其目的就是增强爱国主义，民族自信心，革命精神和民族友好的精神。爱国主义，它可能变成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所以还有个民族团结精神。过去对民族友好的问题注意得不够，一些历史著作大都是用大汉族主义观点去写的，这需要加以必要的纠正。过去毛泽东同志就《逼上梁山》一剧写信给齐燕铭同志和杨绍萱同志，给予了很多的鼓励，认为这是个方向。所谓方向，就是用了新的观点把历史颠倒了过来，因为过去历史是被歪曲了，人民在历史中的作用没有得到表现，各个民族也没有得到正确的表现。要正确表现历史，历史教育是共产主义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部分，也是文艺要表现的题材的一个重要方面。两方面结合，对历史工作也很有好处，因为历史工作中找到了最易普及的途径；对于文艺工作，则找到题材很广大的方面，开辟了四千年的历史题材，这很重要。所以，对两方面都很有好处。 　　写历史要用新的观点，而不是用旧的观点，意义何在?写历史并不是要把文艺工作者、历史研究工作者引导到故纸堆里去。这种倾向过去也是有的，专搞历史，不搞现实，在一定的意义上逃避现实。我们写历史剧也不是借历史反对现实，讽喻当代现实，如郭老在过去年代写《屈原》。我们现在写历史剧，既不是逃避现实，也不是借历史来反对现实，而是把历史作为对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历史家的责任，也是文艺家的责任。 　　文艺工作者写历史还有一个好处，现在很多新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历史，我也有这个弱点，历史知识不是那么很熟悉，比较起来，许多年轻人比我更不熟悉。这种现象很值得注意：年轻人不喜欢看戏，不喜欢上历史课。我常和京剧院的同志讲：你们不要以为自己的观众很多，青年学生并不看，现在的任务是要以新的形式、新的观点去执行新的方针，如还是一个台子、两只椅子，演的还是几十年、几百年的老节目，不要说青年不感兴趣，我也不感兴趣，不管有多大艺术性，总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一看，觉得没有电影好，没有话剧好，他为什么要看?所以要有新内容、新观点、新形式。这样，他就想看了，就可以和时代结合。戏剧界有些人现在还相当保守。这是为什么要写历史剧的另一方面的意义。 　　那么是不是文艺方向主要是搞历史?不是这样。我们的文艺工作还是两条腿走路，艺术工作主要还是表现当前斗争、当前时代，这一点正是我们文艺的特点，甚至昆曲也要吸引它来表现当前的斗争，这是我们的方向。如果说我们的文艺主要是写历史，那也是很片面的。但如只写当代，不写历史，那也不正确，还是两条腿走路。当代对新文艺工作来讲是主要方面，当然，写诗、写小说的也可写历史题材。对某些艺术品种，如昆曲、京剧，可以主要是写历史题材。小说、诗歌、群众歌曲、大合唱、绘画都应主要表现现代。“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研究工作的方向，也是创作工作的方向。但还有一方面，就是研究过去，表现过去。因此，有人以为现在提倡搞历史题材会发生危险，我看不会的，因为我们历来都讲为工农兵服务，表现工农兵。文艺工作者的这个方向比较明确了，稳定了，适当地提倡写历史剧，而且以新的观点来写，不会有危险。用新的观点去解释历史事实，去教育人民，教育青年，鼓舞他们爱国主义精神、革命精神、斗争精神、国际主义精神，培养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用还不大么?所以历史剧不能缺少，中国历史很长，有些需要有计划地来做，需要历史家的合作。 　　第二，写什么样的历史剧。首先历史要分两方面，一是四千年，主要是各封建时代的历史，农民和手工业者的革命斗争和劳动，杰出的民族英雄、革命领袖、革命人物，这是一部封建时代的阶级历史、斗争历史。另一方面是近百年的历史，从一八四〇年以来到一九四九年一百二十年的近代史。四千年的历史在我们的文学作品和历史故事中都很丰富，而近代史里的义和团、太平天国等则写的很少，所以我们特别要写近代史，如甲午海战、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开辟一些新的领域。 　　要对我们的历史故事与正史记载的问题加以研究。历史剧、历史小说有虚构人物，但主要人物是真的，历史上有的(历史上如果根本没有，只能算是民间故事、民间传说)，它不见得没有正史真实。历史剧应主要是真人真事，主要的人物、情节是真的，其他的可有些虚构。但不要把那个时代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写进去，那是反历史主义。对于正史中也不要一概坚信，也可能有不一定正确的。这些都要认真研究，主要地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评价人物，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要用今人的面貌以至于词汇，把古人写成今人。研究材料，作历史分析、阶级分析是最主要的，目的是求得一个正确的历史方法，求得一个对历史人物评介的科学方法，不要去歪曲古人。对古人要采取批判态度，但既然在舞台上表现他们，就不要随意贬斥，当然肯定这一个人，也可能要贬另外一个人，但或肯定，或抨击，都应当入情入理。表扬，主要是表扬他们在历史上起过的积极作用。毛泽东主席说孙中山当然有缺点，但是为那个时代所难以避免，开路的人，开局面的人，缺点都难以避免。对古人要正确评介，不要去苛求他。不是崇拜古人，看到古人的缺点，要正确地去阐明，如表现岳飞，就应表现他英勇抵抗外来侵略；岳飞打过杨幺，这方面人民已经记不得他的消极方面了。你还要去算老账?我们又不是去给他做鉴定，封建阶级的人去镇压农民暴动，这在那个时候是很平常的。写历史剧最怕搞公式来套，这相当危险。没有批判，崇拜古人，这很危险，但反过来没有历史分析，没有阶级分析，拿今天标准去套，也很危险，这样一套就没有一个人能过关，因为没有一个人有社会主义思想，能过社会主义关，只能全部否定。局限性就是时代性、阶级性，限于他们的阶级、他们的时代。我们也有局限性，伟大的人物局限性可能小，如毛泽东同志。但局限性总是有的，像我们这些普通人，今天做的事明天可能就看出局限性了，因为认识客观现实的时候，就受到一定条件的局限。所以对局限性的问题要站高一些看。批评人家有局限性，结果自己又有局限性，要外国人像我们的样子，要古人像今人的样子，都是局限性的表现，古人不可能是今人这个样子，外国人也不可能是中国人这个样子，将来的人也不可能是现代的人的样子。文艺工作者、历史工作者都应有历史发展的观点。人类社会是发展的，谁走在历史前面，谁对世界所起的作用就大。谁不想改造这个世界，谁保守，谁就走在后面了。所以写历史剧应有正确的历史观点，对历史人物作正确的估价，给予恰当的历史地位。 　　最后一点是如何写历史剧。这里，有历史方面的问题也有文艺方面的问题。用文艺形式表现历史，就有一个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毛泽东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可以包括现实主义但不能代替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能够包括文艺方法，但不能代替文艺创作方法。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写历史剧有写历史剧的方法，写诗有写诗的方法，写历史教科书有写历史教科书的方法，只承认一般，不承认特殊不行，不作历史分析，一定要把古人变为今人也不行；还有一种是以为有了阶级分析、历史分析，放在舞台上就变成戏了；以为历史家写成故事，然后给人物穿上衣服，背两句台词就可上演了，我看并不那么容易。问题是要在舞台上创造历史人物的形象。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讲过：写历史剧的人不仅要表现历史人物做了什么，主要要表现他怎样做的。这句话讲得很深刻，在一定的条件关系下人物怎样行动和思想，这是作家不能代替的，应让人物在一定环境、情景中按照应有的规律去活动，作家设身处地写出来的东西，观众才会觉得合情合理，而不能是作家违背人物本身要求一定要他讲些什么话，做些什么事。所以讲现实主义方法，讲简单一点就是合情合理，讲深奥一点，就是要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现在有些剧本就是不合情不合理，所谓合情合理就是合乎事物发展的逻辑，就是合乎人的心理发展、情感发展的逻辑，现在有些作品不合生活发展的逻辑。理论家搞概念的逻辑，文学家应搞形象的逻辑，没有逻辑不行。看起来很勉强的东西，就是因为它不合逻辑。如果合了逻辑，气氛特殊，他也相信，如不合逻辑，即使是很简单的事也难以相信，所以艺术鉴赏是最厉害的旁证。到时候你的戏演出来，合乎逻辑，他就流泪；你不合逻辑，他就不流泪。有的剧作家一句话、两句话，一个动作、两个动作，观众就流泪了；有的剧作家气力卖得很大，声嘶力竭，人家无动于衷，因为没有找到真正的逻辑，没有找到动人的情节。应该承认规律，任何时代的社会艺术都有它们共同的规律，同时也有它自己的规律。无产阶级有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规律，中国艺术有不同于外国艺术的规律，但有一种规律是中外古今共同的，譬如说文学艺术要写人物，这规律现在能不能打破?要写人的关系，中外古今能不能突破?不写人物关系又写什么关系?从古以来，“观乎天文，以察事变”这是讲自然科学，“观乎伦文，以发展天下”。所谓“伦文”，就是人的关系，在封建社会就是君臣父子、三纲五常。所有封建社会关系能不能跳出这几种关系，有的是封建内部的关系，有的是统治阶级与人民的关系。《打金枝》为什么我们看起来好呢?就是因为它处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处理得恰当，没有发展成对抗性的矛盾。又譬如《将相和》虽然讲的是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的事，但却能增加我们的智慧，可以看见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怎样处理内部关系的。处理民族之间的关系，处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都是人与人的关系，这能不能推翻?你既然要写不同性格的人物，就必须看到各种不同性格也是代表着一定关系的。研究各时代的文学，它的根本规律，研究时代新的规律，打破旧的规律，要研究哪些规律是应该打破的，哪些规律是不应打破的。要追求、探索和寻找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不同的特殊规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学不同的特殊规律，以便掌握了这个规律来写东西。历史剧也可说是教科书，但不能用教科书的方法去写。《金田风雷》我看了不大满意。这类题材第一，很好；第二，难写，因为它没有底子，不像《满江红》；第三，还没有写好，因为缺少戏剧性。还是要有戏剧性，科学作品要有科学性，诗要有诗意，戏剧应有戏剧性，各有各的特点。为什么叫戏不叫历史课?如果是历史课，可以先打个招呼，我就有准备，看的是化装表演，你说是上课，我也不反对，我也去，你既然是说艺术作品，就要搞艺术性。怎样写历史剧，归结到两个问题，一是要有正确的历史观点，再有一个是要有比较高明的编剧技巧。旧戏，包括《黄天霸》在内，在舞台上撑持那么久，就是它找到了高明的编剧方法与技巧，塑造了一定的形象。当然，后来也凝固化、公式化了。这方面我们要努力，要不我们会失败的，历史剧人家就不愿意看。 　　有些同志对郭老的剧本提了些意见，认为他的历史观点有可议之处，他听了大家的意见觉得很高兴，真的是很高兴，很愉快。他写历史剧有大家可学之处，他对剧本的对象有很大的热情。没有热情，哪怕写工农兵，也不会很感动人的，有感情才能使人物性格突出。情感是认识的高峰，是认识的最高表现，泛泛之交怎么能有感情?情感者，深交之表现也。深刻理智的表现，深刻理解了历史人物才能对历史人物有情感。情感这关没有打破，虽也可以创作，但不会写出动人的东西。 　　现在都在攀高峰，科学高峰、文艺高峰。但我觉得高峰可以少讲，有的人在刊物上经常讲高峰，这不好，讲可以讲，但不要在报上经常宣传高峰。提高只能一步步地提，科学水平的提高，艺术水平的提高，都不可能一步登天。艺术上大天才的出现，也是要有不是大天才的人做了很多工作，然后才出大天才。大天才一定是不断斗争，吸取了别的天才的成果，如李白、杜甫吸取初唐许多诗人的成果一样。不能着急，又是四十年献礼，又是高峰，结果把人都急死了。不要那么急，只要我们不停止，只要我们的方向正确，总有一天会到达高峰，也许时间很短，也许时间长一点，看我们的努力，看我们的方向。要时时刻刻记在心里，不要认为献礼就是高峰，到处放卫星。卫星那么多就没有卫星了，都是高峰，都是鲁迅，行么?究竟鲁迅还是不多，物以稀为贵，多了就不稀奇了。不能太急，要搞踏实一点，献礼能献多少就献多少，四十周年献不出五十周年再献，建国十五周年也可献。建国十五周年献不出，还有建国五十周年，领导人有时要稳坐钓鱼船，只要不是在睡觉，鼓噪之声可以少听一点。有人说，现在有些青年人批判遗产，根本对外国东西、中国古典东西还没有入门，这种话可以听一听。他的意思是说没有入门，而在门外鼓噪，而且鼓噪得很厉害。门外吵闹是要的，我是主张青年要跟专家吵的。将来最后胜利是小子的，但要告诉小子，我们要检查一下，到底入了门没有，要谦虚一点，如没有入，那就只能承认没有入。外文都没有懂，古文没有懂，叩门权还没有拿到，你说已经入了门了，人家不服有理由，你还没有入门嘛!这样讲一讲好。 　　我要讲的就是这些。 　　① 本文是作者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九日在文化部邀请首都史学家及戏剧家座谈会上的发言。未公开发表过。 　　 周扬文论选/周扬著，朱耀军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