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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文化①

周扬

讲几点意见，和同志们商讨，讲得不对，请你们指正。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文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什么叫着重点转移呢?就是转移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个历史性的战略性的转折。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曾不断进行阶级斗争，现在重点由斗争转入建设，当然，建设过程中也还会有斗争。这个转移不是很容易的。我们不但要从事物质的建设，还要从事精神的建设，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还要有与它相称的精神文明。要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建设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就音乐来说，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同我们国家地位相称的、无愧于中国人民的高度的音乐文化，使之能够站立于世界先进音乐文化之林，放出自己民族音乐独特的新的光彩。这应该是我们一代音乐工作者的共同使命。 　　音乐文化是人类精神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类艺术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产生最早的是音乐、舞蹈和绘画。我在去年音协举办的灯节茶会上讲过一句话，我说我们要“制礼作乐”，要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制礼作乐”。“作乐”的任务落在我们音乐工作者的肩上。过去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作曲家写了许多革命歌曲，那也是“作乐”，那个“乐”对动员和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曾起了巨大的作用。现在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期，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乐”。这个“乐”，要和这个宏伟的建设任务相适应，我们的国家要有现代化的新水平。 　　我们的祖先很聪明，讲上层建筑只用了四个字，就是“刑、政、礼、乐”。“刑、政”两字代表了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礼、乐”代表了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乐”代表整个艺术，“礼”是代表整个礼教。“刑、政、礼、乐”四个字把全部上层建筑都包括无遗了。我们现在也要解决“刑、政、礼、乐”问题。只是内容和形式都不相同了。我们要健全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发扬我们的共产主义道德，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建设精神文明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不是宣传一阵就可以完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建设任务，要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都有所前进，有所创造，有所建树。 　　古代的人讲“礼、乐”，也讲得相当好。什么叫“礼”?什么叫“乐”?“礼”是讲“分”，讲“差别”，讲“等级”；“乐”是讲“和”，讲“协调”“和谐”，这是有道理的。“礼”是为维护封建制度、封建秩序、封建等级服务的。你违背了这些，就是非礼，中国的封建社会就靠这个礼法维持了两千多年，“礼”最后就变成了“吃人的礼教”。资产阶级标榜“自由”“平等”，取消“封建等级”，而代之以“资产阶级法权”，这也是讲“分”。我们的国家现在实行按劳付酬，还不能废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我们反对的是特权和特权思想。最近制订的党内生活准则也是讲“分”，讲“差别”的，但内容和意义却同过去完全不同了。历代剥削阶级一方面讲等级，讲特权，不准你僭越，另一方面用音乐来调和，来同化你。音乐本是人类情感交流的手段，在阶级社会中，同时也成了阶级调和、阶级融化的一种手段。对于我们现在来说，“乐”也是要起“和”的作用，就是要团结和鼓舞我们的人民同心同德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共同奋斗，把我们人民的精神境界提高到共产主义道德的水平。 　　第二，评奖是一种发展音乐和一切文艺的好方法。 　　对文艺和科学，采取奖励的方法是需要的，有好处的。奖励，主要不是物质奖励，而是精神奖励。它应该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发展文学艺术事业的一种重要的、经常的方法。要使这种方法，成为制度，并使之不断完善。这也是“制礼作乐”所不可少的。各类脑力劳动者都应受到人民的尊重。他们的优异劳动成果应当受到鼓励。评奖不过是鼓励的一种方法。 　　十五首歌曲的评奖，采取了群众投票的方法。有的同志认为，单靠群众投票不一定真正代表民意，但群众投票，还是有好处的。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编辑部十五首歌曲评奖，应该肯定。不是说每首歌曲都好，整个来说是好的。当然，它还有不够完善之处，没有完全做到“三结合”，即群众、专家和领导“三结合”。最近美术作品的评奖，也有类似的缺点。他们也是采取群众投票的办法。油画就没有一个头等奖，未免美中不足!还有戏剧、电影等的评奖，基本上采取了普遍鼓励的办法。我们评奖既要照顾全面，又要注意避免平均主义的倾向。有奖，还要有评。评上了的作品要奖，得奖的作品，也还要评，让大家自由讨论，可以讲好，也可以讲坏，并允许大家有不同意见。有定评的，都是经过时间考验的。群众投票要和专家、领导“三结合”。每一个艺术门类的奖励，一年奖一次也好，两年奖一次也好，三年奖一次也好。奖有好处，当然也不能太多、太滥。 　　第三，音乐创作的水平。 　　要建设社会主义的音乐文化，正如这次座谈会大家所讨论的，就是要大力发展我们的音乐创作，进一步提高我们各类的音乐作品和各类演唱、演奏的思想和艺术水平，这是问题的关键。音乐创作的领域非常之广，它的形式、体裁、风格，是最多样、最广阔的。我们的戏剧、电影、广播、电视都离不开音乐。 　　对三年来歌曲创作的成绩应充分肯定。音乐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也是很有成绩的。音乐界的同志谦虚，说短篇小说、戏剧、电影等等都成绩很大，唯独音乐比不上。这种谦虚态度是好的。我看文学艺术的各部门都有成绩，也都各有不足之处。总之，成绩是主要的。 　　“四人帮”时期只准唱样板戏，除了少数几首经过篡改的民主革命时期的歌曲，就没有什么革命歌曲了。现在完全改观了，歌声多起来了，轻音乐也流行起来了，各种地方戏曲、歌剧也活跃起来了。这种情况，不但“四人帮”横行时期，“十七年”中也是少见的。三年多来，文艺的成绩是很明显的，谁也不能否定的。至于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问题，出现一些不正常的不健康的现象，这并不奇怪，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不难克服的。 　　过去一些歌唱伟大领袖的动人歌曲，今后还要歌唱，还要继续创作。但歌颂领袖也不能把领袖神化，也不能超过歌颂人民。人民是永存的、不朽的。最伟大的领袖也必然由于自然法则要有所更替。我们党推倒了林彪、“四人帮”所加于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赞颂任何伟大人物的时候，也不要有阿谀不实之词。无论电影、文学、回忆录等等，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实事求是，这是我们的思想路线。传记文学和电影传记片要忠实于历史，艺术的想象和夸张也不能违背历史的真实。对于人民，对于党要热情歌颂，但也要实事求是。今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在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很多的困难，要靠提倡艰苦奋斗而不是靠什么“歌舞升平”来鼓舞人心。 　　希望我们的作曲家、歌唱家更要深入到广大群众的生活中去，从中吸取营养和灵感。现在许多歌曲创作像其他文艺创作一样，给人以新鲜的感觉，其中虽也有十年动乱所留下的某些“伤痕”和从外界所受的某些不健康的影响。音乐是一种可以超越普通语言来感染和交流人们情感的东西。由于过去长期同外界相隔绝，一同外来的文化相接触，就必然会受到影响，有好的影响也一定会有不好的影响。现在对外开放了，中外文化交流发展起来了，可以互相吸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是好事。问题是我们的作曲家、诗人学习和吸收外国的东西，要立足于自己民族的土壤，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永远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自己民族的色彩，这是最重要的。如果离开了人民的生活，不注意提高他们的情操和美感，单纯去追求“新奇”，卖弄“技巧”，虽可博得一时的掌声，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我们的作家一定要注意表现工人、农民及各行各业在为现代化建设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以及人民的丰富的思想感情。希望诗人、作曲家以及广大音乐工作者要多为工人、农民创作更多更好的东西，不要只听到了部分听众的掌声，就踌躇满志了。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工农兵各行各业的干部和群众的需要。 　　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要保证艺术形式、艺术风格的自由发展。这是任何时候也不能动摇的。我们的任何艺术都要有它自己的风格，风格就是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艺术。我们传统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曾创造了各种有名的流派，为什么我们现代声乐的演唱艺术家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风格，形成自己的流派呢?我们要有高尚的艺术风格。一味去迎合观众、听众的不健康的落后的趣味，是不可能有高尚的风格的。 　　第四，要有抒情歌曲。 　　这次会议中讨论较多的是关于抒情歌曲的问题。文艺的百花园中，没有抒情歌曲这朵花，是不行的。这方面过去我们做得不够，今后应当注意这朵花，使它健壮地成长。有人担心抒情歌曲发展起来是不是会影响革命歌曲呢?我看这种担心大可不必。我们提倡的抒情歌曲，抒的是人民之情，革命之情，健康之情，优美之情。使人消沉颓废的靡靡之音，当然是人民所不需要的。文学艺术从来包含有抒情、叙事两方面。周总理在世的时候一再讲需要有抒情歌曲，他自己也领着唱“洪湖水，浪打浪”。文艺作品如没有抒情，那算什么艺术创作!叙事作品也有抒情，叙事、议论和抒情常常是融合在一起的。抒情歌曲应在各种歌曲形式中占有一个重要地位。中国古代讲美有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外国讲美也讲崇高和优美。人的生活中，不能只有严肃紧张而没有轻松愉快，音乐生活中也不能光有进行曲而没有抒情歌曲。我们的抒情歌曲，既要柔美，又要刚健，既要使人愉悦，又要鼓舞人心；它和进行曲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习惯讲文化娱乐，把文化和娱乐连在一起，是有道理的。人不能老是紧张，也需要文化休息。抒情歌曲、轻音乐，正是调剂人们的精神生活所必需的。抒情歌曲要不要加“革命”二字，这不应成为争论的问题。我们当然需要革命抒情歌曲，但第一不是把它当标签，第二不是排斥，而是需要一切有益于人民精神生活的各式各样的抒情歌曲。 　　第五，传统和革新的关系。 　　我们要继承和发掘自己民族的有几千年历史的古代音乐的传统，更要继承近代和现代的“五四”以来的特别是我们渊源所自的三十年代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革命音乐的传统，并使之进一步加以发展。传统的优秀作品我们今天还要演唱，更重要的是继承老一代作曲家的革新精神和创作经验。聂耳、冼星海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人民灾难深重的年代，当时技巧比他们高明的音乐家还有不少，为什么没有产生他们那么大影响，没有得到他们那么高的声誉呢?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创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唱出了人民的声音。我们要学习聂耳、冼星海的也正是这一点。他们的作品，例如《义勇军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历久不衰，至今还可以演唱。可是他们所表现的那个时代毕竟早已过去了。我们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歌声!演唱他们的作品只能是很少的一部分了。杜甫这么伟大的诗人，写了那么多好诗，至今还被人传颂的也只是极少数。传统是很顽强的东西，可以持续几百年、几千年之久，但究竟要受时间淘汰。荷马的诗是永存的吧，可是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念荷马的诗?希腊的剧作是永存的吧，可是现在还有多少人在演希腊的悲剧或喜剧?任何事物都是要受时间淘汰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古人都知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艺总是要随时代而革新。传统要革新，学习前人要超过前人。聂耳、冼星海不能超过吗?我们新一代的音乐家们应当超过他们。 　　第六，向外国学习。 　　外国音乐，不论是古典的和现代的，只要是对我们有益处、有启发的东西，都要学。要学它们好的东西，坏的、腐蚀我们的东西，不但不能学，而且要加以抵制和批判。自从我们粉碎了“四人帮”横行时期的那种反动的、愚蠢的锁国政策，结束了长期同外国文化隔绝的状况，我国的大门是向世界敞开了。不论世界如何变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怎样错综复杂，我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各国人民友谊的国际主义的立场是不变的。“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的古老的帝国主义的逻辑早已不适用于今天的世界了。我们今天面临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以更积极、更自觉的态度来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我们在向外国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善于吸收，也善于批判。现在是世界交通空前发达的时代，十几个小时可以飞到美国，两个小时就飞到了日本，文化交流比之过去是频繁密切得不可比拟了。最近，报上宣传“鉴真和尚”回国探亲。一千多年前鉴真和尚六次冒着生命危险渡海到日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向外国宣扬他所信仰的佛教同时也宣扬中国古代的文化。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信任何宗教。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也要向世界的人们宣传这个真理。这位古代高僧的精神，今天不是也还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吗? 　　中国古代音乐中的所谓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原一带的音乐。楚国的音乐叫楚声，它对中原的音乐来说，也是外来的。屈原把楚国的民间音乐吸收了，创作了《离骚》这样的诗体。汉代以后，印度的文化传到中国来了，主要是佛教和佛学思想，对于中国的哲学、诗文、雕塑、绘画和音乐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外来的影响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唐代是我国古代文化高度繁荣发展的时代，更大规模地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当时十部乐只有两部是汉民族的音乐，其余八部都是西域的，就是现在的新疆以及外国中亚细亚一带。只有吸收外来的营养，才能使自己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发展。我国现代音乐文化是随“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它接受了西方的影响。难道现在西方的音乐就没有可吸收、可学习的东西了吗?难道一定要把德彪西一笔抹杀吗?资本主义世界走向没落，可是文化是人民创造的。资本主义制度没落了，统治阶级变反动了，但是人民并没有没落，人民仍在前进，仍在创造。 　　雅乐同俗乐，从古以来就有对立。“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别，恐怕永远会有。我们需要有“阳春白雪”，但也不能轻视“下里巴人”。现在所谓流行音乐，我们对它也要有分析。流行音乐大概属于“下里巴人”，是高级的专门音乐家所看不起的。民间音乐，民歌民谣，民间吹鼓手，都是“下里巴人”。大城市中流行的则有迎合市民趣味的所谓酒吧间音乐，也是“下里巴人”。高级的音乐可以说无不是从“下里巴人”中吸收了营养的。美国有名的爵士音乐原来是黑人音乐，不也是“下里巴人”吗?过去我们抗战时期的许多歌曲很流行，不也是流行歌曲吗?从来电影歌曲也有很多流行歌曲。不应以贬低的口气来谈论流行歌曲，我们需要有好的高质量的流行歌曲。 　　港澳的流行歌曲有好的，也有不少是庸俗的、低级趣味的，我们的作曲家和歌唱家当然不应受它们的影响。但对所谓流行音乐也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可一概否定。我们的作曲家、歌唱家要学习别人的某些长处，但不能学落后的、庸俗的东西。要重视观众的正当需要和爱好，但决不能去迁就和迎合他们的落后低级的趣味。我们对观众也要进行教育，要提高他们的欣赏趣味和水平，艺术家不能满足于某些听众的掌声，而要帮助教育和提高听众，保持自己的艺术风格，保持人民艺术家应有的尊严。 　　第七，音乐要不要为政治服务。 　　我们的音乐，和一切其他艺术一样，和政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它反映和推动了革命的政治。但音乐活动的领域及其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极其广泛的，它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是不能简单地以为政治服务来概括的。轻音乐为什么政治服务啊?难道就能因此排斥或者硬要给它贴上政治标签?这样就容易导致限制艺术创作的广阔自由，把政治庸俗化，助长对文艺的不适当的干涉。我们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提“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比较更好。为人民服务的涵义，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也就是为他们的根本利益和需要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各方面，在今天就是要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服务。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统一体，有阶级、阶层的区别，有先进、中间和落后的区别。我们文艺只能满足人民正当的、健康的、进步的需要，而决不能迎合他们不正当的、庸俗的、落后的需要。任何时候我们的艺术都要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而不可追求所谓“票房价值”。 　　第八，要重视音乐教育。 　　要把中小学的音乐教育课程恢复和健全起来。美育应列入课程计划，成为整个教育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近报刊上提倡学生要讲礼貌，要有文明行为，这是很需要的。中小学都应重视美育，德、智、体、美都是培养文明行为和提高道德风尚所不可缺少的。专门的高等音乐学院毕竟是少数，要提高和普及音乐文化，还要靠中小学校中的音乐教育和广大群众的歌咏活动。军队的战斗歌曲，是提高部队战斗力所必需的，也是人民的需要。不但部队，工矿企业、服务行业、机关、学校都要广泛开展群众歌咏活动，并从中发现和培养音乐人才。 　　我曾建议，音协要同广播、电视、电影、戏剧各方面合作，以电台为主，成立一个包括各有关负责人和专家的艺术委员会，作为咨询机关，定期商讨电台的音乐、戏剧节目问题，以不断改善和提高广播节目的水平。电台每时每刻都在向听众广播，没有音乐、电影、戏剧方面的有关负责人和专家通力合作，不依靠社会力量，单靠广播艺术团的力量，是不够的。我曾向张香山同志作过这样的建议，他也赞成。这样可以把音乐战线，包括电影音乐、广播剧音乐、戏曲音乐、曲艺音乐，都集中通过电视和广播来传播。加上广泛开展业余的群众歌咏活动，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处处有歌声，我们民族的、社会主义的、高度的音乐文化就一定会繁荣发展起来。 　　① 本文是作者一九八〇年五月九日在音乐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人民音乐》一九八〇年六月号。 　　 周扬文论选/周扬著，朱耀军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