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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文艺活动五十年

张晓宏

周扬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和党在文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周扬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步入文坛，曾担负左翼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领导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亲身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艺思潮，并参预或领导了一些文艺论争和文艺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十多年来，党间接或直接地通过周扬来贯彻各个时期的文艺方针和政策；周扬则通过制订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而成为党的文艺政策的权威解释者和发言人。因此，了解研究周扬五十多年来的文艺活动和文艺理论思想，对于掌握中国现代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脉络，研究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史和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各项文艺政策的产生及衍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周扬，原名运宜，字起应。1908年生于湖南益阳县新市渡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中学时期，受“五四”新思潮影响，酷爱新文学，阅读了大量新文学书刊。1926年，他离开家乡，踏上奔赴传播新文学的集中地——上海的征程。到上海后，他先考入上海国民大学，在此接受西方哲学思想，对尼采的大胆否定一切因袭、传统、权威的哲学观尤有兴趣。 　　1927年，他又入上海大夏大学学习英文，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这时，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制造了“四·一二”大屠杀，整个上海陷于白色恐怖之中。急骤变化的政治形势，使一个摈弃一切陈腐观念，渴望新生的热血青年，面临着严峻的政治考验和命运的抉择，周扬以一个革命者应有的政治信仰和品格及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面对血雨腥风，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的革命战斗生涯。 　　1929年，周扬同党的组织失掉联系，于是东渡日本留学，寻找党的关系。在日本东京，他涉猎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及日本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士撰写的书籍和文章，并加强同日本左翼文化人士的交往，从中汲取进步的革命思想。在日本，周扬还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组织的“中国青年艺术联盟”的进步文艺活动。 　　1930年底，周扬从日本回到上海，便以满腔的热情投身于刚刚崛起的左翼文化运动。他曾先后参加左翼进步文化社团摩登社和大道剧社，编辑出版进步杂志和演出进步戏剧。1931年，周扬参加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这时期，周扬的文学活动主要是翻译外国革命文学作品，如翻译发表美国进步作家辛克莱和果尔德的短篇小说，苏俄作家何仑泰的长篇小说《伟大的恋爱》，苏俄作家顾米列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大学生私生活》等。 　　1932年，周扬由“剧联”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久，就担当了“左联”常委和中央文委委员工作。由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失掉了，1932年，周扬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周扬与40多位文艺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艺界发告世界书》，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罪行；又同鲁迅等人联合129名爱国知名人士签名发表《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 　　1932年9月，周扬接替原由姚蓬子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周扬的办刊宗旨表明了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文学观，他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文学运动开始了新的道路，在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新文学要加速大众化的进程，充分发挥鼓舞人民群众斗志的作用。 　　三十年代的主要文艺思潮，是左翼文艺内部或同资产阶级在文学理论上的论争。如“左联”同“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就文学真实性、创作自由等文学理论问题的论辩，“左联”关于文学大众化的讨论，以及后来“左联”内部关于“典型”问题、关于“两个口号”等问题的论争。周扬在同“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辩中，分别撰写《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自由人文艺理论检讨》、《文学的真实性》等文章，从理论上阐明了文学的阶级性，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党性原则。周扬在文章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武器，但这不会妨碍它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只有站在历史发展的最前线的阶级，才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和认识客观的真理，换句话，就是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学的真实性。”周扬同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对资产阶级错误的思想文化进行了必要的批判，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为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一年，周扬的创作是丰产的，他翻译出版了美国进步作家《果尔德短篇杰作选》；为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的《一角丛书》翻译出版了最早在我国系统地介绍苏联音乐发展的译著《苏联的音乐》；翻译出版了美国作家库尼兹的《新俄文学中的男女》，同时还发表了多篇介绍苏联文学和高尔基的文章。 　　1933年，丁玲被捕，周扬接任“左联”党团书记职务，一直到“左联”解散。1935年春，阳翰笙被捕，周扬被任命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从1933年至1936年底，周扬一直负责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为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及发展壮大左翼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这段时间，周扬的文学运动，仍以翻译介绍苏联文学为主，曾编写《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一文，该文详细地介绍了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文学在苏联取得的成绩；编辑出版了《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文集》；发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该文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向中国文艺界介绍阐释了苏联文学界正在讨论、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批判了所谓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错误，论述了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并针对当时左翼文学创作的缺点，强调了艺术需要形象思维的特殊性的观点。 　　1935年，党中央随红军长征途中，上海党的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上海文艺界党的组织与党中央也失去了联系。在白色恐怖日益猖獗，革命者随时有被捕杀头的险恶环境下，周扬与其他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毅然肩负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重任。他们认真工作，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坚持了白区文化战线的对敌斗争；同时，他们又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寻找党的组织和指示。华北事变后，根据新的形势，周扬等人感到文艺界新的更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形成，已成为客观的必需和历史的必然。文艺界新的统一战线在酝酿之中。年底，周扬等人从法国出版的外文报纸上看到了季米特洛夫和王明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的报告，了解到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阅读了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发表的《八一宣言》；还收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萧三指示解散“左联”的信。根据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党的斗争策略的转变，周扬等左翼文化运动领导人认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克服文艺界的宗派主义，提出新的、能够更广泛地团结文艺界抗日力量的文学口号，是必要的。于是，他们提出“国防文学”口号，解散“左联”，积极从事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并筹建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得到全国各地文艺团体及知名人士的赞同，“国防文学”运动迅速遍及全国。 　　这时，冯雪峰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上海，他向鲁迅传达了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并和鲁迅、胡风等商议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两个口号同时提出，使当时的文艺界出现了混乱的状况。许多人对两个口号的关系搞不清，无所适从。于是，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当时周扬等人不知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提出的背景，以为是胡风的个人意见，就发表文章论争，于是发生了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当周扬等人从鲁迅先生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和《签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中知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提出的背景，及鲁迅对此口号的意见后，就停止了论争。 　　在“两个口号”论争中，周扬相继发表了《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学》、《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等文章，阐述了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和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提出文学上新的任务应是把反帝反封建运动汇入抗敌反汉奸总流之中。周扬与其他同志一起倡导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做了积极的努力。这时期，周扬还发表论文《现实的和浪漫的》、《忧郁的文学》、《俗物主义》；评价鲁迅翻译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发表论文《现实主义试论》、《典型与个性》；还翻译出版了高尔基创作的《奥罗夫夫妇》和译文集《路》；翻译出版了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战的根据地延安，急需大批文化知识分子。奉党中央调令，周扬同艾思奇、何干之、李初犁、周立波等人离开上海来到延安，从事建设延安革命根据地新型文化教育事业的活动。 　　周扬到延安后，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汇报了几年来上海文化界的情况，并接受了党安排的新的工作，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主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等职，负责边区的群众抗日救亡文化工作和教育工作。而后，又担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倡议成立于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职务，为我党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培养文化艺术工作者的高等学校，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鲁艺”，这个毛泽东同志为之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大熔炉，为当时各解放区，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文艺干部。 　　这时期，周扬发表了《艺术与人生——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文章第一次向我国文艺界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还发表《论<雷雨>和<日出>》、《我们需要新的美学》、《现实主义与民主主义》等论文。1938年9月，周扬与艾思奇、吴黎平、高士其、成仿吾等18人联名组织成立“新哲学会”。“新哲学会”由会员轮流就哲学、文艺哲学、外国美学等问题进行专题报告。这项活动推动了延安根据地对哲学和艺术问题学习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新哲学会”的宣传工作，得到了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党的领导同志的支持和肯定。1939年2月，周扬主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机关刊物《文艺战线》。 　　以后的几年间，正是全国抗战激烈时期，文学应如何投身于汹涌澎湃的抗日洪流，是摆在全国文艺界急待认识及解决的问题。这时期，周扬撰写多篇文章专门论述文学与抗战关系问题，力求从根本上解决当时文艺如何表现抗战这个主题问题。周扬在文章中指出，“文艺和抗战密切结合这是新文学发展的一条正路”，是“时代对文艺的最高要求”。文学“要投入火热的斗争中”，使之“成为教育群众的武器”，文学要“服务于抗战，服务于大众”，集中文艺界的力量，来完成文学上的抗战任务。 　　1941年，为纪念鲁迅诞生60周年，周扬撰写了《精神界之战士》一文，文章高度评价鲁迅早期要求民主，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是当时最激进的革命思想。同年又撰写《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一文，高度评价郭沫若在中国新文学上的地位和作用，文章称郭沫若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可以称得起伟大的诗人”，是“新中国的预言诗人”。 　　1942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为统一对文化团体的管理，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周扬被聘为委员。此时党中央领导的整风运动正在延安展开。这时，在延安文艺界发生了关于歌颂和暴露问题的论争，论争的实质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关系问题，即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了统一认识，推动新文学向前发展，也为解决延安文艺界现实的思想问题，延安根据地开展了文艺整风运动。5月，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思想上和理论上明确地阐述了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这是以后长时期指导革命文艺发展的根本方针。为此，毛泽东号召延安的作家要深入工农兵，要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讲话》发表之后，在延安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周扬邀请毛泽东同志到“鲁艺”视察指导，毛泽东在“鲁艺”讲话中号召“鲁艺”的学员和干部，要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学习锻炼。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推动了“鲁艺”的文艺整风运动。作为“鲁艺”主要负责人的周扬，在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精神鼓舞和指导下，认真组织“鲁艺”的整风运动。在全院的整风大会上，周扬检讨了“鲁艺”以前在艺术教育中的“关门提高”倾向，指出今后“鲁艺”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使艺术“在大众的方向和基础上来改造和提高自己”。延安文艺整风运动推动了新文学的向前发展，解决了以前存在且争论不休的文艺根本性问题，在《讲话》精神指引下，解放区文艺创作取得了巨大成果，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讲话》发表后，周扬在宣传、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方面，积极热情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倡导延安根据地的新秧歌运动，撰文肯定在《讲话》精神影响下，秧歌这一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群众文艺形式的出现及取得的成就，它展现了文艺的新面貌。在解放区表现工农兵新的人民群众文艺大量涌现的基础上，周扬主持《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编选工作，及时汇集解放区的创作成果，总结了创作经验，普及和推广了新文艺，推动了一批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创作的问世。 　　《讲话》发表后，周扬主要著述有，结合文艺整风运动中批王实味的错误思想，撰写了《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着重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是反映阶级斗争还是表现“人性”、今天的文艺写光明还是写黑暗三个方面，批驳王实味的错误观点；依据毛泽东同志《讲话》的思想脉络，编选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此书对扩大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影响、普及毛泽东文艺思想、建设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外还第一次翻译出版了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著作《生活与美学》，及发表《中英美文化交流》、《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开展群众新文艺运动》等文章。 　　抗战胜利后，周扬率领延安大学部分人员到晋察冀，出任华北联合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华北局宣传部长。1949年7月，平津解放后，周扬与郭沫若、茅盾等负责筹备和召开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介绍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当选为文联副主席。 　　抗战胜利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周扬的著述有，论文《论赵树理的创作》，肯定赵树理在小说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所作的贡献；发表文艺讲话《论文艺问题》；编辑《解放区短篇小说选》；出版论文集《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新的人民的文艺》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周扬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并一直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负责全党的文艺工作。 　　周扬作为党在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人之一，他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指示，参加并领导了文艺战线的历次运动，发表了不少带有指导性和总结性的文章；同全党的工作一样，这些文章，其中虽有“左”的观点，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和发展的贡献及影响是极大的。五十年代，在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中，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胡适派唯心论的运动中，以及在“反右”斗争中，他都发表了批评文章。这些文章中，周扬在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同时，“左”的观点也有所发展。1958年，在全民大写民歌的基础上，以周扬和郭沫若的名义，选编并出版了《红旗歌谣》，并在党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论文《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文章盛赞新民歌这一新生事物。同时，又多次撰文和讲话，阐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和理论，并一再提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第二、第三次文代会上，他都做了重要报告，对后来的文艺创作和理论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从1961年开始，周扬花了几年时间，亲自抓了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200余种)的编写工作。这套教材，有的当时已出版，有的“十年动乱”后才出版。这是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和经验自己编写的，是具有我国特点的第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是一项规模巨大的文化基本建设。1962年，周扬主持撰写了题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人民日报》社论，社论将文艺“为政治服务”，具体扩展到“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服务”的思想，是对毛泽东同志《讲话》的丰富和发展。与此同时，他又主持制订了“文艺八条”，总结了党领导文艺的经验教训，试图克服“左”的倾向。1963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扩大会议上，做了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1964年，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下达后，周扬又领导了文艺界的“整风”，由于“两个批示”是错误的，因此，这次“整风”中对一些同志和作品的批判，也就不正确了。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中，周扬作为文化艺术和宣传思想工作方面的主要领导人，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思想理论工作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扬即遭诬陷并被公开点名批判，后被监禁，长达九年之久。粉碎“四人帮”后，周扬的错案得到平反昭雪，1978年恢复工作，被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名誉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顾问，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顾问以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周扬在社会科学，主要在文学艺术领域，批判极“左”路线，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他热情倡导思想解放运动，积极参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1979年5月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六十周年大会上，周扬作《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认为这是继“五四”运动与延安整风之后，我国现代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他坚持拨乱反正，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文艺界许多知名人士落实政策。1979年，周扬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主旨报告中，他高屋建瓴，总结了几十年来文艺的历史经验，对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文艺上继承与革新三个重要的理论及政策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提出了新时期文艺的任务。1980年，在纪念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周扬作了关于《继承和发扬左翼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的报告，报告高度评价纵横驰骋十年之久的左翼文化运动，称“它是五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扬光大，又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光荣先驱”。纪念“左联”的目的是“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总结经验，增进团结”，要继承和发扬左翼文化的光荣传统，使社会主义文化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1981年，在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大会上，周扬作题为《发扬鲁迅的战斗传统，坚持鲁迅的文化方向》的报告，报告称赞鲁迅是“大变革时代造就出来的传大人物”，是“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战士，思想解放运动的杰出先驱”。报告肯定鲁迅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卓著的，他“以自己辉煌的战斗业绩，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方向”。今天的文化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继续沿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前进。 　　1982年，周扬发表《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一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毛泽东思想给予了新的科学阐释。文章认为，对毛泽东思想，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不要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不要把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整个毛泽东思想割裂；不要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同我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与“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割裂。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一定要坚持。坚持不等于原封不动，而要在发展中坚持。 　　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周扬宣读了长篇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文章从“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要重视认识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1983年以来，周扬同志病魔缠身，但在艰难的境况下，仍勉力为公，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不疲倦地奋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对许多文艺问题进行了评述表现了一个文艺老战士为探求真理，繁荣发展文艺事业而壮心不已的革命热情和顽强不息的奋进精神。 　　“周扬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革命文化事业。他努力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努力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积极倡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周扬同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文化战士。他的贡献，他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的光辉业绩，永远镌刻在中国人民革命和中国文化事业的史册。”(见《周扬同志生平》)这就是党和人民对周扬的一生实事求是的高度评价。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