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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曲万千忆周扬

洁泯

当前对人物的评议中，周扬同志是位有争议的人物，评议的褒贬不一，有赞扬备至的，也有贬损至极的；有褒多贬少的，也有贬多褒少的。究其缘由，不外乎论者所持资料或所得的印象各异；至于或由好恶，或因恩怨出发所得的评议，更显得截然不同；“文革”前和“文革”后的周扬，有很大差异，倘择其一端而遽下断语，就难免失之片面。古人云“知人论世”，看一时的言行，总不免会有偏颇之见，顾及全人，才会有一个合乎实际的论断。不过，要作到这点是很难的，除非你掌握着一个人的全部历史及其言行和有关的资料，自然，还要免去论者的主观好恶和臆测之类，否则不可能显示出其真实的或合乎实际的面貌。 　　这回我收到《忆周扬》编委会的约稿函后，就有这种想法。可惜的是我并不具备对周扬持有全面印象和资料的条件，只能写些直观的印象。我以为，认识周扬有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点或转折点，那便是“文革”前和“文革”后，这是他的思想发生着一个重要转折的时候，自然也并非是说“文革”前他的思想都要不得，“文革”后的他就一切都无可非议，而是指他总体的思想倾向的转变。我的回忆，就以此为出发点。 　　1952年我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社长兼总编辑是冯雪峰，副社长和副总编辑以后有巴人、楼适夷、聂绀弩等，我是办公室主任。出版社由文化部直接领导。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周扬，大约两周左右要举行一次直属单位的汇报会，由各单位负责人参加。冯雪峰和周扬在三十年代就不和，雪峰不想参加这个例会，会上因有不少行政事务要谈，每次会议雪峰便命我去参加。我在会后将有关事项和周扬的讲话回来向雪峰汇报，雪峰有什么意见和对出版社的设想，由我在会上转陈，我便当了一个“中转站”的角色。出版社的方针任务，雪峰并不向周扬请示，而是与胡乔木相商而定的，认为出版社不同于地方出版社，应以提高为主，实行“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于是提出要出版中外文学名著，不仅要有延安以来的工农兵优秀文艺，还要整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不仅要有现代的文学，还要着手古代文学遗产的整理；不仅要有苏联文学，还要有外国古典名著的系统介绍。这个出版方针，在五十年代新中国初期时提出是很重要的。我也照此在会上向周扬作了汇报，他表示了首肯，而且还提出应为此作出一个详尽规划出来。 　　有—次会上，文化部主管人事的领导说了要精简机构，宣布人员的进用开始冻结。周扬要求各单位照此执行。我知道雪峰正在为实现规划而大事搜罗人才，冻结人员必将使规划搁置起来。我便走出会场打电话告诉雪峰，他说马上到文化部来。他到了会场，讲了一大片话，声调激昂力争出版社必须进人，否则无法工作。那位主管人事的说，进人是以后的事，此刻必须冻结。相持不下时，周扬说话了，他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进人问题，照雪峰同志意见办。雪峰听了，平静了不少，就转身回去了。 　　此时我就得一印象，周扬对某些难以解开的矛盾，采取了退让的办法，不使矛盾激化，他对雪峰尤其是如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周扬从不过问，出版社在文化部内，他也从未来走动过。以后冯雪峰主编《文艺报》，并任作协党组书记，周扬那时是中宣部副部长，是主管文艺的，在那一段时间内，他对作协和《文艺报》也很少过问。他的退让、回避的做法，原想是为了避开可能出现的矛盾，但也由此看出了他性格上软弱的一面。可是他和雪峰的矛盾并未因此而消解，他们也从不当面谈谈，就这么僵着。到1957年反右时，夏衍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揭开了三十年代的事，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雪峰从陕北到上海不去找周扬、夏衍等党员，而去找鲁迅。我以后听到沙汀一次谈起，对这件事周扬一直存在芥蒂，认为鲁迅受雪峰的影响，对他们有误解，以后在鲁迅答徐懋庸信中点出“四条汉子”的问题，使他们的处境十分尴尬。这件事几十年来的结一直未能解开。直到1975年雪峰生病在家，周扬从监狱释放出来，他去看了雪峰。我一次去雪峰家，谈起此事，他说那次周扬的态度是从未见过的，从三十年代谈起一直谈到“文革”，周扬深感过去的许多不是，话语的意思，无非是觉得过去是“左”了，做了自我批评。雪峰说，他觉得周扬的态度是很诚恳的，雪峰那天说话时嗓子已经很哑，说了一些事，可惜我没有完全听清记好，但有一点我似乎已清楚，他们之间存在的结终于解开了。 　　建国以来的几次政治运动，周扬都是忠实执行者，这于一个遵守纪律服从组织的共产党员来说，是毫不奇怪的。但是周扬的内心是否有自己的想法，就很难说。在批判《武训传》时，我听过他一次报告，大意是武训的行为不足为训，形象并不可爱，不值得为他作传，至于电影《武训传》的危害，他的认识只到达宣传改良主义这一点，仿佛社会改革凭教育就可以，不需要革命手段了。但是他又说，他没有能认识到这是宣扬着一种投降主义的思想。从这里使人感到，他虽然也作了自我批评，觉得认识不够，但从他的讲话间，使人觉得所谓投降主义似乎有些上纲太高之感。以后对胡风的批判，我听到他的讲话总是两面都讲的，一面是批判，另一面又指出胡风是真懂得文学创作的。在政治运动中他坚持着忠实执行，在文艺问题上他又有着自己合理的见解。有人在私底下对周扬的议论是，在政治上他是“左”的，在艺术上持着公正的见解。六十年代初期，在他的倡议下起草了《文艺八条》，这是一个纠“左”的文件，最后因形势的继续“左”转而未能推出。但由此可见在文艺问题上受“左”的严重干扰是很敏感的。在五六十年代，周扬做过许多报告，谈到文艺问题，在阐扬马克思主义观点中，总是强调对文学遗产的重视，强调对中外古典和现代文学的学习和借鉴。在他的倡导下，编印了继承遗产的文科教材。在出版方面，对于中外古典作品的整理和翻译，十余年的成绩斐然可观。其中尤其是他对外国文学的出版，主张出代表作和精品，以后编定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外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等三套丛书，尤为精良。他又提倡每一作品都必须冠以序言，对作家与作品作出应有的分析，用以指导读者阅读。 　　1957年反右运动，文艺界是一场大灾难，不少知名作家、艺术家纷纷中箭，其中有的有所谓“右派言论”，有的并无什么言论，例如有人对有些人划右派并不同意，因而自己也被划上了。周扬是文艺界的首脑人物，究竟有哪些是经了他同意被划的，以后并未公开说过；内中头面人物如冯雪峰、丁玲等，虽然被批准划上的是更高的上级，但至少他是同意的。他的同意，与他思想上“左”和组织上忠实执行一脉相承，倘说他有百分之百的完全一致，怕也未必。“文革”后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些人被划，他心里是不大同意的，但不好说。他也明白，他如表示不同意，就有可能被指为“右倾”的错误，事情严重了，就会大祸临头。八十年代初，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过，在旧社会，例如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在国内站不住，就到日本去。可现在就不行了，例如右派分子就不可能去移居国外。他这个说法，也略可窥见一点他的心灵上的震撼，自身如遇到大祸临头，那是什么办法也没有的。 　　不能以为周扬没有任何内心矛盾，他的忠实执行，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身在其位，不得不如此。自然，他思想中“左”的因素是主导的一面，但对有些事感到过了头而不以为然时，内心虽有矛盾，仍不得不违心执行。他的软弱的一面也包含着他在紧要关头时的个人考虑，这在政治风云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有人以此来责备周扬，可能这只是一种苛求，在险恶的政治漩涡中，高层中除了敢于挺身而出的彭德怀外，还找不到第二人。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文艺界批判了巴人。当时的政治大环境是反对修正主义，目标是批判苏共的修正主义，因鉴于中苏两国关系尚未恶化，就以南斯拉夫为靶子。由于看到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在国内不可能没有反映，于是发现了巴人的《论人情》的文章，正好由此掀起一股反修热潮。我当时参加了中宣部召开的会，周扬对批判《论人情》与反修的联系作了讲话，各个报刊都作了发布稿件的安排。我当时在这股浪潮的影响下，也写了几篇批判文章，如今想来，是我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潮的影响所致，这是我一生中的一件错事并一直引以为憾的。 　　1965年周扬面临着困境。由批判《早春二月》、《舞台姐妹》、《谢瑶环》、《北国江南》等电影与戏剧开始，批判的对象延及到夏衍、陈荒煤、阳翰笙、田汉等人，原来的所谓“四条汉子”已有三人殃及，周扬等显然将遭没顶之灾。斯时巨奸康生在几次会议上扬言，说什么那几个协会(作协、剧协等)究竟在干些什么事，要揭揭盖子；还散布说田汉等人历史上可疑等谰言。中宣部为了贯彻执行上层意旨，在文化部、全国文联等机构实行整风批判运动。经过几个月的批判，文化部副部长夏衍、陈荒煤、齐燕铭等人均被撤职。接着便有指责文艺界将成裴多菲俱乐部等批示。此时的周扬已完全陷于孤立，不久因病动手术去了天津。 　　1966年初，“文革”的先声络绎扬起，至林彪与江青的文艺会谈纪要发表，不仅狂叫着批与周扬有关的所谓“黑八论”，而且还追溯到三十年代的“黑线”，把“国防文学”诬指为资产阶级的口号。周扬为三十年代左联的主要负责人，“国防文学”口号正是由他提出的，矛头直指着他已无任何遮盖。周扬在天津得知已大祸临头，传来消息是他和妻子苏灵扬抱头痛哭不止。铺天盖地的“文艺黑线”大批判，弄得他不知所措，以后便被关入监狱。 　　“文革”十年，大部分时间他在监狱中度过。 　　他出狱时“四人帮”还未倒台，他不可能公开露面。我到中组部招待所去看过他，神情是悒抑的，但样子没有什么变化，因为还在“四害”横行的时候，只能是看望他，不能谈什么。我看到他精神饱满时，是“四人帮”垮台后，在海运仓部队招待所文艺界的一次座谈会上，会议将开前，他从外面缓步走来，与会者看到了，都起来鼓掌欢迎。他那次没有讲话，只是和每个人都握了手，那情景，欢喜与悲怆混合在一起，十年重逢，几同隔世。他想说很多话，别人也有不少话要向他说，而彼此只是在无限激动中互道安好。接着就开会。 　　1977年，学部从中国科学院分出，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周扬被任命为副院长。那时他每天都来院办公，并会见各方来的来访者。经过十年的折磨，他的思想有着一个质的转变，他的谈吐充满着对“左”的思潮否定的那种激愤，对文学艺术的新生表示无限的欣喜与希望。同样经历过“文革”的苦难，原来周是一条战线上过来的，有的表现出沉默不语，有的未免心有余悸，有的仍固执地坚持着“左”的观念，有的则从一场苦难中明辨了是非，果敢地同先前的思想作出了清理，走上一个新的思想阶梯。那时周扬是跨入了最后一种层次的人。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号角吹起的时候，周扬是站在思想的前列迎接它的，他多次谈话中反复阐述和领会这一思想的正确性，尤其表现于他的一次报告题为《三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对“五四”以来至今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作了深刻的分析，理直气壮地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号角是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文艺领域中，表现于思想解放的标志是对新时期文学的态度，有人对之漠视，有人轻视以至诬蔑，而周扬站在思想解放的基点上予以充分肯定，确认新时期文学是对已往文学上思想僵化的否定。 　　周扬的思想转折的另一表现是对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的反思，尤其是他过去所处的位置上，对不少人错整错划的后果应负的责任进行反思，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向过去被错整和错戴帽子的同志表示道歉，有时竟激动得流了眼泪。对过错的忏悔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体现，是一种思想觉醒的良知。人们不仅因此原谅着他，更重要的是了解了他。但是也有人对他不无讥讽，说什么你又何必道歉呢，事情都是上面定了的，用得着你代表什么人来道歉吗?周扬对此则不以为然，他认为许多重大事情纵然并非出于己身，但他总是一个执行者，难道就没有责任了吗?就没有一点引咎自责的自觉性吗?他这样认识了，因此他多次地作出忏悔和道歉来。我以为，这种出自真诚的精神剖露，较之那些也一样有一定责任而默不作声的人说来，几不可同日而语。 　　在“文革”中以至后期，文艺界中人对周扬的批判和攻击的也颇不乏人，例如有位学者，到1974-1975年间，在若干场合依然在学术报告中批判周扬。周扬自出狱后也时有所闻，到“四人帮”倒台后，他走上工作岗位，见到那位学者，依然笑容可掬，仍如对友人久别重逢后的那番热诚一样，绝不提起不愉快的往事，这倒使那位学者有些诚惶诚恐起来。周扬对这类事的宽宏大度，并非是无原则的，认为人处于一种特定环境中，因迫于形势而不得不划清界线时，作些违心之论是可以理解的，倘为此记恨在心，那只是一些浅见短视之徒的作为。 　　至八十年代中，周扬又遇挫折，缘由是他那篇谈人道主义与异化的文章。这本是学术问题，在马、恩著作中多次提到过的问题，他不过是与现实的变迁作了一些联系，而且也表达了在社会主义条件是可以经过调节而得到避免的意见，但是却被看作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自此就受到一种不公正的歧视，他被迫作了违反本意的检查，身心的激荡和精神上的扭曲，弄成了一种病态，自一次去广东不慎摔了一交后，病躯一蹶不振，日久终于酿成痴呆症。 　　他病前我曾去看望过他几次。一次是他托我买书，他忽然想读《古文辞类纂》，这部旧书在北京买不到，图书馆虽能借，但是他想买一部。我托上海古旧书店的友人设法找一下，不久寄来了。谈话间说起他此时的心情，似乎比之当年囹圄之苦还要难受些。他自信他那文章的论点是并不错的，他希冀的是引起进一步的探讨，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原则下力求在理论建设上略尽一点绵薄。他以为即使论点不当，尽可以在切磋商榷的空气下展开争论，学术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以至差错，是发展理论思想的不可免的途径；现在并未有过公开讨论，便目为是严重错误并制止任何讨论，那末学术民主、二为方针和思想解放从何谈起?这是他身心上蒙受到的一次极大的创伤。 　　另一次去看他时，他几乎沉默不语，同他说话，有时似乎没有听见，不作任何回答。这种病态，是神经紧张所致。不久，他就住进了医院。进医院后，文艺界人士络绎不绝的来探望，我去时常因有人先临而未能入病房，有一次看到时见他已木讷不语，但对来人尚能点头示意，以后对来人则已完全不相识，木然愣视，已全然痴呆了。 　　周扬的一生，反映着文艺界政治风云变幻的复杂景象，在盛行着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年代，他曾作为一位主要的推行者风靡一时；当文艺界的历次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之时，他曾积极地或违心地执行过；在他施展的方法被认为很不得力的时候，曾多次被训诫和批评过；文艺界的正常运行被视为右倾时，他曾几度产生过纠“左”的思想行为；巨大的“文革”浪潮卷来时，他曾充作一个重要筹码而被抛出过；“四害”消弭，他在灾难中蒙受到了真正的觉醒，思想出现了新的跃动，因此又遭受到新的挫折而陷入困境……这些复杂多变的情景贯串于他的一生中，他是一面时代的镜子，也由此酿成他自身的悲剧。 　　二十世纪是多难的世纪，大抵怀瑾握瑜之士多半在不得已中死去，这是足以令人感慨而感慨不尽的。语云盖棺论定，无奈世情度量之乖舛，盖棺而不能论定者比比皆是，这只能有待于历史去作公正的论断了。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