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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与“文艺十条”、“文艺八条”

黎之

〔这是我在《新文学史料》上连续发表的《回忆与思考》的一部分，原题为《“文艺十条”——“文艺八条”》，写的是周扬同志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组织制定“文艺十条”和后来参与改定“文艺八条”的一些情况，应约略作修改。〕 　　一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一节中提到：“文艺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一节中提到：党中央在“大跃进”后提出一系列调整、改进工作的各项条例时也特别提到“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周扬同志读到“决议”后，很高兴。他说：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指1945年4月20日党中央制定公布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没有提到文艺，这次几次提到文艺，说明中央对文艺工作的重视。他和林默涵都曾分别提出找些同志系统地总结一下建国以来文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也开过几次会，后来未进行下去。 　　1983年在胡乔木支持下，六十多个专家起草编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注释本中以专题“文艺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和“文艺工作条例草案”作了系统的、可靠的长篇注释。这里讲的“文艺工作条例草案”重点是“文艺八条”，同时也提到“八条”前身“文艺十条”。但比较简略。周扬全力主持了“文艺十条”的制定，后又参与了“八条”的改定。这个条例当时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欢迎。至今仍引起中央领导人的注意，并作为观察那个时期知识分子政策调整问题的例证。 　　1993年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议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用很长的篇幅讲到“十条”、“八条”。薄一波是大家熟知的主管经济的国家领导人。但他在书中设有“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和“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两章。其中在谈到“文艺十条”到“八条”时有这样一段话： 　　“这个时期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控，也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主要是对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一些‘左倾’观点、错误认识，没有从根本上加以清理，没有从根本上拨乱反正，因而对这些领域发生的错误纠正并不彻底，而且不久就出现了反复。 　　“这种情况，从《文艺八条》的制定和修改中可以看出来。这个条例从讨论初稿到定稿发出，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如果拿1962年4月30日中央正式批准的‘八条’与1961年8月1日下发(薄文所指是由中宣部下发各省市的时间，正式提出讨论是在六月“新侨会议”上，周恩来对此稿已基本肯定——引者注)征求意见的《十条》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当时顾忌不少，有些规定在修改过程中有所后退。” 　　薄文中指出：“关于制定文艺工作条例的目的，《十条》指出是为了‘创作更多好的作品，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优美的艺术形式，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劳动热情和革命热情，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这本来是基本正确的。可是《八条》中，却改成是‘为了使我们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更好地发挥战斗作用，更有效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这样一改，政治性明显地增强了，而调整文艺政策的目的却不那么鲜明了。” 　　“《十条》第一条，本来是‘正确地认识政治和文艺的关系’。这是文艺一直感到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其中尖锐批评了混淆政治文艺界限、把文艺等同于政治的‘左’的错误，并明确指出：我们‘不但需要强烈的政治内容的作品，也需要没有什么政治内容，但能给人以生活智慧和美感享受的作品’。可是在《八条》中，这些内容被删掉了，换成了概括的正面论述，并把这一条与第二条‘鼓励题材和风格更多样化’合并为一条，题目改作‘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改，好处是‘双百’方针突出了，但对‘左’的错误的批评及正确处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的内容冲淡了。” 　　“《十条》的第六条为‘加强文艺评论’，其中详细地规定了如何‘正确地细致地划分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艺术问题的界限’。但在《八条》的第四条‘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中，这部分内容被压缩后移到别的条目中，而增加了‘文艺批评应该鼓励香花、反对毒草’的内容，强调‘凡是违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的作品和论文，就是毒草，必须给以严格的批评和驳斥’。这一改，强调的内容显然不同了。” 　　“《十条》的第九条原为‘加强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八条》把这一条改为第七条‘加强团结，继续改造’，把原来的内容压缩成了第一点，又增加了关于加强思想改造和深入群众体验生活这两点。这一改，重点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变为继续加强改造了。” 　　薄文指出：“这些修改，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的顾虑和政策调整的局限性。” 　　这些修改上的“后退”、“局限性”，原因是复杂的，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是能理解的。这要从当时大的历史背景和主要指导思想上去考察。 　　二 　　1960年下半年，国家的困难愈来愈严重。用毛泽东的话说：到了沟底。毛泽东得知城市居民每人每天只有一两青菜(其实一两也不能正常供应)，他决心不吃鱼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带头节衣缩食。钓鱼台开会不供茶，用茶自己花钱到服务台买。当时会议室服务台上备有两毛钱一包的茶。 　　我们中宣部文艺处的工作，除日常业务外，又增添了一项，那就是协助解决部分文艺界代表人物的生活困难问题，记得有周作人的生活补贴，田汉的大米供应，某专家医疗待遇，还有某些专家因行政级别享受不到专家待遇(类似今天的职称吧)……等等。这些事今天看来微乎其微，但当时在国家极度困难时还很难解决，得同多方协商再经有关单位批准，即使这样也没有都解决得了。 　　告急的材料一份份报到中央领导同志那里。周恩来总理自然了解得最多，最具体。他同李富春等领导同志共同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根据“八字方针”，聂荣臻主持制定《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即《科研十四条》。重申在科研领域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团结知识分子的方针。早在1959年郑州会议以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抓文化教育纠“左”，支持制定文艺条文。周扬、林默涵等人曾约集了部分同志进行酝酿。在酝酿过程中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开始即中断。周、林听说《科研十四条》正在起草，又重提制定文艺条文。他们让我到中宣部科学处找来一份草稿，打印了几份，分别发给周扬、林默涵、袁水拍等人。 　　1960年11月14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文教部门负责人讨论《关于文教工作计划问题的指示》。会上，周恩来重新谈了他在近两年前(即1958年12月28日)关于文教工作中纠“左”的意见。他上次讲话的内容前面已简要作了介绍。只是对他1959年5月3日讲的《关于文化艺术两条腿走路的问题》，没人理睬，表示了不太高兴。说：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为什么“打入冷宫”? 　　周扬、林默涵等人根据周恩来讲话精神，参阅了《科研十四条》草稿后，同一些同志交换意见，想重新提出在前年上半年拟定的起草一个条例，开一个会，向中央写一个报告的“三一”计划。准备工作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召集一系列的调查会；一是准备各方面的材料。调查会是分各个门类，文、音、美、剧等，和不同层次领导、专家等。有时周、林主持，有时由文艺处正副处长袁水拍、苏一平主持。文艺处派人记录整理。同时文化部、文联及各协会也分别派出调查组到各地调查。其实由于总的极左的指导思想造成的各方面的恶果是很明显的，不难调查。 　　资料的准备工作量较大，除文艺处的同志外又请各协、文化部门研究室、刊物编辑部协助。编辑的重点是关于文学艺术的规律、创作、理论和领导方式等。马、恩、列、斯、毛论知识分子和艺术规律，中外古典文论中关于艺术规律论述。苏联建国后一系列关于文艺的指示、决议，以及有关的材料，分门别类摘要编印。 　　与文艺会议与条文制定的同时，周扬、林默涵分别抓文科教材和艺术院校教材的编写工作。 　　1959年年底文化工作会议向中央书记处报告时，邓小平就特别提出要好好抓高等院校教材问题。在“八字方针”提出后，中央书记处又多次讨论这个问题。据当时周扬传达，邓小平提出“先立后破，未破不立”，要编出一套好的有科学价值的文科教材。 　　为了贯彻执行中央书记处的指示，中宣部决定召开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会议。会前周扬亲自到上海、广州等地登门拜访了一些知名教授。记得有一次他同袁水拍同志到海南岛还特别去看了海瑞墓、海瑞祠。在北京拜访的人就更多了。还曾在一些知名教授家里开过小会，如金岳霖、郑昕等。在拜访陈寅恪时还有件趣事，周扬多次讲过。周扬先讲起陈如何记忆好，眼睛不好，仅靠记忆就找出他要查的书。周说，那次我去，他问我：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周说，与我有点关系。陈说：新华社1958年×月×日(周说，他年月日都记得那么清楚)播发了一条新闻，说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多，现在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为什么前后矛盾?周说，这是新生事物，总要经过实验。比如买双鞋也要试几次。陈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差一点是可能的。此事被写进《陈寅恪年谱》。周扬拜访冯友兰时，冯也谈了前几年师生关系问题。他说：我们不是老师，是侍读。这两件事都引起周恩来、邓小平的注意。他们在讲到要尊重老专家时多次引用过。周扬还拜访过朱光潜、钱钟书等不少人。有一次专门请钱到中宣部开过会。我笔记本上只记下他的名字，可惜未记下他幽默精辟的发言。当然这一切在“文革”中都成为崇拜“反动学术权威”的典型例子。据说“文革”中当面指责朱光潜是“反动学术权威”，他说，“反动”我承认，“权威”不敢当!这也成了名人的一件趣闻。 　　文科教材的编写有一系列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如红与专、政治与业务、书本知识与活的知识等，特别值得注意，特别尖锐，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是论与史的关系问题。 　　所谓论，当时就是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与各门学科知识的关系问题。当时有人提出毛泽东思想挂帅，以论带史，也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带各文科知识。当时还有个通俗的说法叫“红线串珍珠”。把各文科知识都串到这一条红线上来。陈伯达多次讲要“六经注我”。 　　1961年1月，林彪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并提出他的二十六字箴言：“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中央许多领导人对林的这些提法有不同看法。因为这个提法同毛泽东及其他国家领导人一再提倡的要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相违背。中宣部一些领导人对这个提法也不赞成。陆定一说：毛泽东思想再好也不能天天学天天用，比如宣威火腿，天天吃也腻了。打乒乓球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输了呢?周扬说，毛泽东思想是灵魂，不是肉体。是红线不是红布。许立群说：立竿见影，阴天怎么办?为了正确、全面地理解、运用毛泽东思想，中宣部对毛泽东思想和领袖事迹宣传中的问题进行了检查。写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当年二月中央批转各级党组织根据《报告》的精神否定了以论带史的观点。提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反对乱贴标签。 　　当时另一个尖锐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对待唯心主义问题。这个问题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时就提出过。当时毛泽东主张大学开唯心主义课。这次又重提这个问题。陆定一提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口号：“唯心主义万岁!”其意思是，只要有唯物主义存在，必然有其对立面唯心主义。在编文科教材时不少研究唯心主义哲学的专家如郑昕、金岳霖等人提出这个问题。陆定一、周扬等人根据中央精神，同意编这方面的教材。并由理论处请高级党校、人民大学教研室协助编了一本《马、恩、列、斯论唯心主义》。其中列宁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这句话周扬很欣赏，曾多次在讲话中引用过。 　　周扬对抓文科教材特别热心，他亲自参加哲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历史、外文等教材的讨论会，特别注意《文艺概论》(蔡仪主编)的编写，他从最初的设想到提纲的制定一直到修改都参加了讨论并讲了详细意见。 　　这期间中宣部周扬主持在北京饭店召开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林默涵主持召开了艺术院校教材会议。集中了全国第一流的专家、教授。这些专家教授不少人前几年刚经受了多次运动的冲击，他们还戴着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沉重的帽子，但当党中央让他们作出贡献时，都虽也发出了几句“牢骚”，却以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我国知识分子这种爱国爱社会主义之心，不屈不挠的精神是可敬可佩的。当时计划文科编一百二十六种，艺术编一百四十种。但因后来发生的更加复杂的政治运动并未全部完成。好像只完成了一少部分。有一部分“文革”后才陆续出版。 　　尽管当时不提倡以论带史，但由于当时政治、文化思潮的影响，不少教材还带着当时的局限性。如《文学概论》大体上还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纲。而没有放手充分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研究成果都未介绍。如普列汉诺夫关于政治与艺术、艺术与生活许多精辟的、辩证的论述都未吸收。这当然不是编者的无知，而是当时我们已经定普列汉诺夫为“叛徒”。二十年前周扬在延安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中还列有普列汉诺夫的专条(此书受到毛泽东的称赞)，而在六十年代竟然把普列汉诺夫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开除出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退步。 　　三 　　在文科教材会议期间，周扬、林默涵同时筹备召开文艺工作会议和“十条”的起草工作。这次著名的文艺工作会议的召开和“十条”的制定一直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指导下进行的。 　　从1959年上半年，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因反急躁冒进而受到不应该的指责的情况下，他又在抓各条战线纠“左”同时，也用很大的精力抓文艺界的纠“左”。当年五月份，他《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正是十条，可以说是后来制定“文艺十条”的指导思想。1960年他在中央文教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又提出文艺纠“左”，制定文艺条文的问题。 　　周恩来总理的关怀鼓励使文艺界又活跃起来。1961年1月，吴晗根据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提倡学习海瑞的讲话精神，经反复酝酿、修改的京剧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海瑞这位与况钟同朝名臣，同当年《十五贯》上演时一样，走上舞台。海瑞由马连良扮演，裘盛戎饰徐阶。这个强大的阵容可以想象当年引起的轰动效应。 　　历史学家、副市长笔下生花，写起戏来，又一举打响，自然引起注意。廖沫沙著文“破门而出”，赞赏吴晗写戏的创举。邵荃麟在一次作家座谈会上号召作家要多面手，不要只守一门。我也学舌写过个千字文《提倡“破门而出”》。《罢官》虽不像《十五贯》那样全国争演，也算是文坛盛事。一九五六年《十五贯》上演时，吴晗曾写过一篇《况钟和周忱》，颂扬过“况青天”。时隔五年，他亲自从艺，塑造比况钟晚生百余年的同朝名臣海青天的形象。 　　这一时期不少中央领导同志为文艺的繁荣给予特别的关注。邓小平、彭真对吴晗的关心、爱护、友谊是人所共知的。陈云这时期利用休养的机会，研究曲艺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绕梁三日的评弹《蝶恋花》是经陈云推荐，袁水拍请演员来中宣部教育楼演唱的，周恩来、陈云、陆定一看完演出都击掌称绝，陈云还特别提出：一要调查研究；二要发扬民主，不能强加于人。 　　当时周恩来总理正全力以赴地为国家经济调整而日夜操劳。但他还挤出时间看演出，同艺术家个别交谈，鼓励大家大胆创作。在新侨会议开会前夕，周恩来约请了部分在京文艺家在紫光阁座谈。提出发扬政治民主、艺术民主，纠正极左思潮。鼓励文艺工作者大胆创作，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4月28日，林默涵让我通知吕骥、蔡若虹、张光年、袁水拍、郭小川、伊兵住进新桥饭店，讨论文艺十条的起草和准备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我在前一天与部办公室讲好为他们安排了房间。除以上几位外，加林默涵和我共定了八个单间。同时还通知了严文井、孙福田、虞棘(总政文化部负责人)，也来参加讨论。 　　这次会议谈得比较随意，漫谈性的，没有人系统地发言，谈到的问题是“双百”方针没很好地执行，作家有顾虑。理论上“贴标签”，影片拍出后还要过五道审查关。小会以后住新侨的几位留下来议论“文艺十条”的起草。像学习班一样，看材料，思考问题，随便交谈。 　　七个起草人中三个是著名诗人：张光年、袁水拍、郭小川；都是只能称师不敢攀友的名人，但过去来往较多，自然经常一起交谈。此时却很少谈诗。谈的是国家形势和文艺状况。虽然都相信毛主席的领导，但不能不对“大跃进”后出现的问题表示忧虑。国家困难到了极点。就他们这些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也不过一个月只能到特供点买一斤熏肉。像我这样的人能买到两斤黄豆，我炒了给小孩当零食。机关浮肿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农村饿死的人更难统计。当时那种情况只有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还能记得。 　　文艺方面，反胡风、“反右”以来，愈来愈显得不活跃了。文艺队伍大减员，还可以动笔的也重重顾虑。大家都希望能尽快改变这种局面。对起草“十条”都还是积极的。张光年参加了几次议论后，因事离开，具体起草初稿时他没有参加。 　　经过一段松散的交谈酝酿以后，5月初、周扬、林默涵召集起草人开会，大家讲了一些情况和问题，有几位同志还提出一些设想的条文。郭小川长期作宣传领导工作，提了比较详细的条文，但并未定下来。周扬讲了几条，我并未细记。他说详细条目由林默涵考虑。记得他提到的几点，一、关于成绩，几次运动不要写了；二、不要再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三、高举问题，小平同志说不要提；四、关于马恩提的艺术的发展不平衡，希腊艺术的永恒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对诗的敌视等论点可以展开讨论一下。关于马恩的这些论述(其中还有“异化”、“资产阶级文学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世界市场的开拓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形成了世界文学”等)，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常探讨，至今还有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著书立说研究的问题。在我国这方面的文章不多。周扬为什么特别提出这几个问题，他自己也没发挥。起草“十条”时也并未展开讨论。今天，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结合我国的文艺现状进一步探讨这些理论问题，对研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和文艺本身的发展是会有益的。 　　林默涵根据大家的意见，系统地讲了十条：一、政治和文艺的关系；二、题材风格多样化；三、普及与提高；四、中外遗产的继承；五、加强艺术实践，保证创作时间；六、加强文艺评论；七、重视培养人才；八、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九、加强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十、改进领导。 　　林默涵思想缜密，文风严谨，逻辑性强，善于概括。他讲完之后，吕、蔡、袁、郭、伊和我六个分工起草，好像袁写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郭写题材问题。伊写遗产部分。我分工五、七两条(即加强艺术实践、培养人才)。吕、蔡两人分工其他部分。 　　郭小川本善于起草文件，文思敏捷，很快就把稿子交给我。我把大家交来的稿纸不同，字体不同，风格文体不同的一大堆名符其实的草稿集中起来，编了页码，排了排次序，稍微整理一下，交袁水拍，转给林默涵。这个起草小组就结束了。“文革”中各种批这个“修正主义文艺纲领”的文章、大事记中提到起草人时均未提吕骥、蔡若虹的这条“罪状”。大概那些编者、作者们想不到这两位分别用音符和色彩、线条表达思想感情的人，还会参加这个干巴巴条文的起草。 　　四 　　“十条”初稿写出后，又经周扬、林默涵反复修改、多次打印，在部内少数人又通读修改后，周扬主持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讨论。 　　部长办公会议是中宣部的决策会议，参加成员除正副部长、秘书长外，各处都有一两位正副处长参加。讨论到有关某处的问题，该处还可有一两位列席。这次会议陆定一没有到会，周扬说了一下：定一同志让大家议一议。 　　到会的副部长有：张磐石、张子意、许立群、姚溱、林默涵。各处的负责人我笔记上记下来的有于光远、王惠德、陈道、袁水拍、苏一平等。不知为什么没记下童大林，依惯例和他的爱好，这样的会他是会参加而且积极发言的。 　　我在中宣部工作期间，感到这些领导人都是平易近人，可亲可敬的(我同陆部长很少接触。只是他的夫人严慰冰让我把她的长诗转给徐迟，徐迟又转给作家出版社出版，唐弢写了一篇评论)。张磐石、张子意那时都年奔花甲，我们都称他们是老部长。许、姚、童三位年轻的副部长和秘书长，加上于光远，兴趣都非常广泛，既是专家又似通才。 　　那是我第一次列席中宣部这种决策的会议，对当年那几位年青的“闫王”“判官”思想活跃，感到吃惊。东扯西拉，讲了不少“大跃进”中极“左”思潮和文教战线出现的极端的、可笑的事例。当时听了很有趣，也有启发，但发言不集中，简直无法记录(可能陆部长主持时不是这样)。周扬多次想把发言集中在“十条”修改上，但都未凑效。最后宣布下次逐条讨论，请大家系统发言。 　　下次逐条讨论时，刚读了第一句：“革命的文艺应当为革命的政治服务。”许立群说：为政治服务，这个提法不妥当(林默涵插话：文艺为生产服务就更不妥当)。这个提法怎么处理。毛主席说：文艺从属于政治，没有说为政治服务。这两个提法有区别。“从属”是指属性。也就是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而“服务”可以说成“服从”。他站起来很激动地说：噢，我是服务员啊。文艺是上层建筑还是“更高地驾凌在空中的意识形态”，这个问题苏联有争论。 　　围绕政治和艺术这个关系的老话题，议论纷纷。大都不赞成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同时还联系到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问题。 　　周扬说：不提这个口号影响太大，还是沿用过去的提法为好。“文以载道”么。接着周扬就当时的文艺形势和如何改进文艺领导繁荣创作讲了一些看法。到会的其他同志都发表了许多如何修改的意见。 　　会后，我查阅了有关资料，五十年代在斯大林发表了关于语言学论文提出语言没有阶级性以后，曾就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政治与艺术，生活与艺术等问题进行过广泛的讨论。后来苏联《哲学问题》杂志发表了题为《论艺术在生活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作了结论性的论述。从那次讨论看，“从属论”，是一家之言。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序论里对这次讨论作了介绍并发表了他自己已经深思熟虑的观点。(在部长办公会上周扬让我查一下驳朱光潜文章的作者司徒冰。我记下来，后来查没查，司徒冰是谁，文章内容是什么?我都记不得了)。 　　时隔十九年，经历了“文革”浩劫之后，在1979年召开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时，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祝词”和周扬在大会上作的报告，胡乔木提出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周扬担心，不提会起副作用。最后还是决定不提。最近读到回忆胡乔木的文章中谈到胡有政治勇气时提到这件事，说胡率先提出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纠正了“左”的倾向。我想应该给许立群记个头功。为一个口号的论争，又付出这么多的时间和代价。不过至今我觉得政治和艺术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上、实践上还没有弄得很清楚。往往以狭隘的功利主义，急功近利的对待文艺，并以行政手段干涉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这对文艺的繁荣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五 　　1961年6月1日，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在新侨饭店举行。 　　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各省市宣传部主管文艺的负责人。会议中心是谈文艺领导和讨论“十条”。会议以大区分组，中南组召集人是：华嘉、密加凡、杜埃、于亚声。华北组：远千里、路一、王血波。东北组：安波、刘亚林、刘敬之。华东组：吕复、钱静人、张春桥、由履新。西北组：王荣。 　　会议开始周扬讲了话。要点是：一、大跃进以来文艺工作的估计。不少作品宣传了“共产风”，是急就章。真正好的作品很少；二、“双百”方针的执行情况，我看基本上没有很好的执行；三、领导问题。这次会上他讲的一些话，在“文革”材料和姚文元的文章中都引用过。如“胡风说，机械论统治了中国文艺界二十年”，“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双百方针不贯彻，都是些红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称马列，言必称毛泽东思想，也就是够叫人恼火的就是了。我一直记着胡风的这两句话。”他在谈到历次思想批判运动时说：“右派深渊、反党深渊、右倾机会主义深渊，深渊太多了，一下跌入，万劫不复。以后少搞点深渊!”“要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培养海瑞上本的精神!” 　　分组讨论中，各省市宣传部负责人对会议精神看法不尽一致。有不少人是赞成的，也有人想不通。他们认为这几年上面的精神变化太快，一会儿反右，一会儿纠“左”，不知如何是好。有人借基层干部的话说：“左”一个坑(谐倾字音)，右一个坑，一不小心就掉到坑里去了。一年以前刚刚在这里开过“反右倾”“反修”的文化工作会议，今天又来纠“左”，担心“左”未纠，又反右。有的省委宣传部长对周扬的讲话提了不少意见。记得北京市向下传达了周的讲话，有一位剧团的女支部书记(或者党委书记)很不满意。特别是对讲话中批评基层党的领导简单粗暴尤为反感。她写了一封长信，说周扬同志在上面不了解基层困难，只会批评下面，希望周到她们那里看看。是不是因为胡同太窄小汽车进不来等等。后来周让文艺处一位同志去那个剧团作了解释。 　　“文艺十条”中关于文艺要不要配合中心任务问题，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在基层，在工厂、农村，有时就是要配合中心任务。这方面也有好的经验，虽然配合中心任务的不一定都是好作品，但配合中心任务的也可能有好作品。 　　关于改善文艺领导，大家赞成。但有一些省市的领导同志认为，作文艺领导困难很多。政策多变，上面给下面支持、帮助不够，批评多于鼓励。 　　对《十条》的讨论也不很热烈。有人认为，即使订了很好的条文，中央精神一变也不管用。 　　周扬很着急，多次动员大家解放思想，活跃起来，说：大家应该相信中央的精神。但会议依然未活跃起来。现在不少回忆这次会议的文章都是说新侨会议如何开得生动活泼。那是指下一个阶段，这第一个阶段还是很沉闷的。周扬也很恼火。 　　第二阶段的文艺座谈会是与故事片创作会议同时召开的，会址仍在新侨饭店。 　　会议召开前，周扬召集齐燕铭(当时新任文化部党组书记)、邵荃麟、林默涵、刘白羽、夏衍、阳翰笙、田汉、韦明等人研究两个会议中心议题和会议开法。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次会议的主题为发扬政治民主和艺术民主，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有气可以出气。周扬、齐燕铭等人共同研究了会议时间，与会人员数和各省市单位名额。参加者全是著名文艺工作者，党外人士占半数以上。同时研究了发哪些文件、资料。会上编发的文件、资料是毛泽东、周恩来近几年纠“左”的讲话，《科学十四条》及向中央的报告，陆定一、周扬在文科教材会上的讲话，文艺处1958年底编辑的大跃进后文化艺术方面“左”的材料，同时印发了“文艺十条”讨论稿。 　　6月的北京，风和日暖，新侨饭店，喜气洋洋。全国著名文学艺术工作者云集这里，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武训传》的编导孙瑜，还有不少刚刚在反右倾中受了批评的人都应邀到会。俞平伯虽未到会，但由《文艺报》请他写文章，据当时《文艺报》一位负责人说：俞平伯的名字见报就是胜利。 　　周扬在两个会上分别讲了话。夏衍在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讲了话。这次讲话中他说到不要总念一个经，总守一条道，而要“离经叛道”。这就成了夏的一条有轰动效应的名言，引来无法统计的批判文章。在会议期间他有一次发言留给我较深的印象。他说：毛主席提的六条标准，是有一个中间地带的。如，“有利于巩固共产党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有的作品既无利但也不是破坏，都应该允许，这就是无害。 　　像历次文艺会议一样，周恩来总理成了新侨的常客，他多次来看望代表。这里有他从大革命以来各个革命时期的朋友。他每次到来都带来欢乐和鼓舞。 　　6月19日，周恩来向文艺、电影两个会议作了长篇报告，把会议推向高潮。这就是文艺界有大量回忆文章中提到并论述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周在报告“引言”中充分论述了民主作风。在此他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在1959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水平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边也许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周总理过去报告中这样带“情绪”的话是罕见的。可见他对此事的关注。周当然清楚，所以打入“冷宫”，是有其复杂的政治背景。同时他也有具体所指。其中之一就是当时善于“推波助澜”的柯庆施。巴金在1979年谈到这个报告时说：“当时上海市委的那个主要负责人，总是不准文艺界传达和贯彻周总理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和指示，谁传达了就要挨闷棍”。足见这位主要负责人的厉害。 　　周恩来讲话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为谁服务问题；文艺规律问题；遗产与创造问题；领导问题；话剧问题等七个问题。 　　他反复论述要尊重知识分子，尊重艺术规律。他特别分析了“人性论”、“人道主义”、“人类之爱”，批评了这方面一些简单化的观点。会议代表们围绕周恩来的报告结合“十条”(草案)展开热烈讨论。尽管反对国际修正主义正紧张进行，尽管“反右倾”运动刚刚过去，但大家还是以对国家、对党的文艺事业的关心，充分发表意见。尽管不少人有“气”，但也还是心平气和，无悔无怨，决心为革命文艺事业献身。舞台上的活李逵、鲁智深的饰演者袁世海很激动地说：我们是热爱梁山的!这句名言曾为不少人动情。 　　六 　　文艺座谈会结束后，周扬、林默涵主持根据会议上提出的意见和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对“十条”作了几次修改，发各省市征求意见。同时，周扬在天津一面参加文科教材的选题、提纲的制定，一面主持继续修改“十条”，并草拟关于文艺座谈会给中央的报告。此后，我随林默涵、袁水拍去北戴河修改。 　　不足两万字的“十条”，从酝酿到定稿，历时三年，其间政治形势几经变化。到1961年9月算初步定稿：(“文革”中到处翻印批判的“十条”是六月份“草案”)。最后定稿时，周扬又召集了部分文艺界领导同志逐字逐句斟酌。周扬特别讲了题材多样化和重视人才问题。他激动地说：要坚决反对嫉妒别人的才能、压制人才的个人主义。定稿后他高兴地说：这是文艺上第一个纠“左”的文件。他请参加定稿的几位负责人在著名的四川饭馆吃饭。后来由林默涵又作了反复推敲，连同中央的报告，一起送中央文教小组，当时认为经小组讨论后中央即可批发了。 　　报告和“十条”送上以后，林默涵对袁水拍说，太累了，出去转转，他们要去云南。我趁机提出自己到湖南，公私兼顾，一面可以了解点情况，同时去探亲。当时我爱人随中央万人下放干部在湖南整社，反“五风”。“五风”是从上面刮起的，又去整下面，基层干部牢骚说：上面生病，让下面吃苦药。至今有些中央领导人还把这次万人下放作经验肯定，我看教训多于经验。 　　从湖南回京，袁水拍见了我，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是：陆部长主持文教小组会讨论了“十条”。会上陆讲了一些意见，他提出要加上肯定历次批判运动(周扬在起草时曾说不要有什么前言，谈成绩之类，所以“十条”一开头就是第一条“政治与文艺的关系”)。陆还说：有人认为“写中心、画中心、演中心”没有什么不好(“十条”中批判了“写中心……”这个提法)。陆说：我就不喜欢什么“潜移默化”这类提法，“教育作用”就是“教育作用”。要改短一点，不要那么多的议论。袁给我传达这些时流露了不解和遗憾的情绪。我倒没有感到什么意外，有意见就再改么。后来听说由童大林另找了几个人修改。 　　半年以后，1962年春天，我又奉命在新侨饭店协助领导组织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而召开的理论会议。3月份，有一天，林默涵从广州参加戏剧会议回来，对我说：快去把“十条”找来(其实这时已改为“八条”)，周总理催问，为什么不上报。我认为白干了!我从部办公室找来“八条”的打印稿。他看后提了些具体修改意见。让袁水拍和我先改一道。袁对我说：快改，陆部长快回来了(这时陆外出，周扬主持工作)，他的意思是在陆回部前报中央。 　　“八条”与“十条”相比有哪些“退步”还是“进步”，我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只是对那种上报的急迫颇有些迷惑。我也未及细想，匆忙改就，送林默涵，他又同张光年作了些修改，让我即送部办公室，打成上报格式，填好上报表签，这时周扬正在教育楼主持会议，我送给他，他看了一遍，在上报表上签了字，他指着他的签字对我说：你让默涵再加一句：“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就送上去吧，我不看了。其实，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就曾提出这样的主张，说作协“有可能由现在的形式逐渐改变为社会活动方式的作家组织”。1957年整风中茅盾等人提出改变作协衙门化作风。遗憾的是这样意见未被采纳。“八条”又提出同样意见也未起什么作用。至今衙门化遗风犹存。根据周的意见我当即回新侨由林根据周的意见又改了一下，好像未用社会方式字样，用什么字表述，记不得了。林改好后，我又回部里，找文艺处的一位同志同我一起核对了一遍，即由中宣部送中央(原拟以中宣部名义，后降格为以文化部、文联党组名义)，时是1962年3月28日，经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阅后，于当年4月30 日批发各级党委。“八条”批发后，受到文艺界热烈欢迎，有人提出“把它刻到碑上!”其实几个月后形势又发生了急剧变化，不仅“十条”成了问题，连中央批发的“八条”也受到指责。后来，陆定一在部内多次责问：“八条”是怎么送上去的?这时我已明显地感到陆定一与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有严重分岐。后来《宣教动态》增刊向毛泽东反映了“文艺八条”的问题。 　　1964年，文化部、文联整风期间，周扬为“八条”作了一点检讨，他说：制定“文艺八条”，只看到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错误，比较多的听了历次运动部分受伤害人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应该听的，克服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是应该的。但是，只总结了一方面的经验，文件精神是偏右的。整个文件革命精神不够，执行中又向右的方面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可是，后来他又在同林默涵、袁水拍谈话时又特别讲：毛主席说，他看了“文艺八条”，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四人帮”对“文艺十条”的制定恨之入骨。姚文元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中说：“周扬等人一九六一年七月抛出、八月一日又修改印发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所谓‘文艺十条’，其中心就是推翻毛泽东文艺路线，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文艺的领导，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四人帮”的蛮横和荒谬。 　　今天看来，“文艺十条”、“文艺八条”都存在着那个时期的局限性。但是，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这些条例“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