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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文集第三卷：艰苦斗争中的《新华日报》

周文

在重庆，自从我们的《新华日报》营业部被国民党特务彻底捣毁，杨厉源同志等被打伤之后，形势是一天比一天更恶劣了。在报馆所住的几个地方的房子周围，早就住了许多特务，是专门用来监视我们的行动，于必要时便于发动阴谋的。我们几次在图书馆所在地请客，许多特务就爬在窗子外边来认面孔，偷听讲话。在发行课所在地，读者来订报，特务就威吓读者。在编辑部所在地，因为是在山沟里，特务有时整天、有时整夜就在附近打枪，有时还故意在那里试机关枪。但反动派却造出谣言，说我们准备暴动。有一天警察局派了一个户籍警察来查问，问我们的大本营在那里，问我们有多少枪枝。国民党反动派总是时刻在这样找寻借口。这种威胁，只有激起我们全馆同志们的愤慨，大家都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更紧张的工作。我们的采访课和社会服务课的同志们，几乎天天都是汗流浃背地在群众中跑，采访材料。他们尤其被特务所注意。他们每天出去，都要设法摔脱特务的盯梢。特务尤其怕我们在工人中采访。我们采访课的同志到劳协去访问，国民党反动派就放出谣言，说他们去煽动罢工，用逮捕来威胁。但我们的同志并没有被吓退，仍然顽强地完成他们的采访任务。我们的报丁报童同志，在这几个月来常被特务恐吓，报纸被撕毁，有时被打得头破血流。这些同志们，从皖南事变时起，就是这样从事挨打挨骂，和特务不断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他们现在是愈加顽强，在特务如麻的世界里，他们仍能透过重重阻碍，和读者取得联系，增加销路。特务为了阻碍我们几个住地的联系，以及和各方的联系，曾几次突然扣押我们在中途的交通，加以毒打，并拆阅他们身上的信件，想从其中发现可以借口的所谓“秘密”。这几个月来，电话是特别不灵的，有要紧事打电话，常常打不通，有时说到重要地方，它忽然给你中断了。有一次在南京的记者给我们用长途电话发专电，但在紧要之处，就使你听不见。在内部工作，也并不很顺利。我们的夜班编辑同志们，常常是睡眠不足的，仍然不疲倦地积极工作，但当他们正在紧张地编报的时候，往往突然遭到停电，停电倒不是特务搞鬼，但在我们那个区域是经常停电的，有时一晚上停几次，这使我们的编辑工作上受到很大的妨碍。排字，印刷也是如此，正在印着印着，忽然给你停了，因此不得不改用手摇，以致出版的时间上损失很大。而出版时间的迟早，直接就影响销路，编辑部和印刷部所有同志们都一致坚决的用出一切办法来克服这些困难，为编好报纸，印好报纸，提早出版而斗争。在前两个月，由于大家一致顽强的努力，曾经提到重要市报纸的第一位。 　　国民党反动派除了进行以上各种阻碍和恐吓之外，还在各省无耻的假冒民众名义控告《新华日报》，说是登了《驳蒋介石》社论，是所谓“侮辱‘元首’”，要求严惩。中央社曾经不断发表各地方法院将该案移送重庆法院的消息，来扩大恐吓性的宣传。实际在国民党的法律上也并没有“侮辱‘元首’”这一条，如果要打官司，根据国民党的法律，除非蒋介石本人出面控告，法院才能受理的。据我们请的律师谈，《驳蒋介石》一文，条条有据，要说真打官司，是打不赢我们的。国民党反动派又无耻的假冒报馆所在地的某区民众的名义，也是以所谓“侮辱‘元首’”来借口，要求把我们驱逐出境，当然也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因此也不过是一种恐吓。但是当休战十五天谈判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曾阴谋发动所谓“反内乱”大游行，并放出恐吓的话来，说要在游行时打我们报馆和其他某些报馆，后来，据说因为群众不愿意被利用，而打手的价钱未讲妥，因此他们的所谓“反内乱”大游行并没有搞起来。但那几天形势则是非常紧张的，街头增加了许多军警，如临大敌。到延期八天谈判终了的那天晚上，形势更紧张到极点，第二天，附近的居民告诉我们，在昨晚半夜的时候，突然开来了许多军队，把报馆包围，并在早已架好的机枪阵地上架了机枪。大概是因为蒋介石没有敢下所谓“讨伐令”吧，军队在一早又撤走了。当然，事情并没有就这样完结，反动派是随时可以找到各种借口来进行袭击或破坏的。但我们全报馆的同志们，一直是非常镇静的，即在每个严重关头，都是站稳各自的岗位，紧张的负责的不间断的工作着。大家都明确的认识：这是我们党插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独立、和平、民主的伟大旗帜，是真正的人民喉舌，是站在斗争最前线的战斗行列，无论党员非党员都以最高的热情来爱护这支旗帜，并且随时准备为它而牺牲。大家都知道：自己并不是孤独的，全解放区军民，全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民主人士都是他们坚强的后盾。 　　1946年9月2日《解放日报》 　　署名：周文 　　 周文文集第三卷/周文.—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