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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文集第三卷：坚持二十年游击战争的赣粤边

周文

赣南一带的游击区，包括如下的一些区域：上犹、崇义游击区，寻邬、安远游击区，瑞金游击区，赣粤边游击区。其中，瑞金游击区坚持到抗战时期，赣粤边游击区，则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 　　赣粤边游击区的历史是很长的，从一九二九年起到一九四九年止，一共经历了二十年之久。这二十年当中，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红军来赣南创造根据地到红军北上抗日；第二时期，从红军北上抗日到抗日战争开始；第三时期，从抗日战争到一九四九年最后解放。在这三个时期当中，条件、情况都不同。 　　第一时期。红军从井冈山经过南雄、南康等地到这边来配合农民暴动，是在一九二九、一九三○年的时候。当时，在南雄、信丰、南康，有地下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农民暴动以后，在这些地方都建立过民主政权，部分地区分过土地，并成立了游击队。游击队是以当地的党员、团员为骨干，团结了经过暴动的农民积极分子组织起来的；其中有部分成员是红军留下的一些主力。一九三○、一九三一年，这些地方的城市都曾经被打开过，成为当时中央区的边界。此后，在敌人的进攻下，即以油山为中心——这是赣粤边交界的山区——建立起游击根据地。这支游击队的任务是：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中央区创造根据地。接着就由油山发展到北山、南山。北山在南雄，是广东的地方。南山是靠近广东边界的地方。以这三个山为中心，包括了六个县的范围，即：南雄、大庾、上犹、崇义、南康、信丰。主要向广东湖南方面发展，以打通中央区根据地与湘赣区根据地的联系。其组织情况是这样：总的成立了信庾雄游击大队，约二、三百人。各县各有小游击队。地方党组织有信庾雄县委。主要负责人李乐天同志，是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长，直接归中央领导。那时候，坚持游击战争的条件是：第一、这些地方经过暴动，有相当群众基础；第二、与中央区根据地联系很密切，一个晚上就可以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中央区；第三、游击队与红军能够互相呼应，配合作战，例如一九三二年时，敌在这个地区的周围有三个师，游击队配合红军主动出击，曾经消灭了敌人两三个团；第四、国民党中央军与广东军有矛盾，我们可以利用其矛盾；第五、这个地区的地形还好。由于这些条件比较好，所以这个地区在这个时期一直是发展的。红军北上抗日的时候，是经过这个地区的。这个游击区在牵制敌人上曾经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时期，从一九三四年红军北上抗日以后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是困难时期。当时中央红色区根据地全部被敌人占领，因此这个地区的游击战争就变成没有主力直接配合的游击战争，在地位上说来是处于相当孤立的状态。而敌人则用大力来对付游击区——敌人的广东军、保安团，共有五六万人向游击区进攻，压力是较为强大的。当红军北上抗日的时候，中央分局对游击区工作是有布置、有准备的。在出发之前两个月(八月)，就成立了赣南省委，准备红军走后坚持赣南地区，中心设在雩都，并成立了赣南军区。省委书记是钟循仁同志，司令员是蔡会文同志，政治部主任是刘伯坚同志。后来因为情况紧张，钟循仁同志被调出另成立闽赣省委，代以阮啸仙同志。当时省委的决定是：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长征，创造新的根据地。在赣粤边成立了特委、分区司令部，以李乐天同志任特委书记兼分区司令员，杨尚奎同志任副书记。并调了一批干部去：刘建华同志任少共特委书记，向湘林同志任参谋长，李国兴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他们带了千多人的部队(包括一个独立营)，十一月从雩都出发，到油山，走了三个晚上，因为白天不能走。这是在红军主力出发二十天以后的行动。当时情况比较好，因为敌军集中力量追红军主力去了。但是这次在赣县王富圩一仗却没有打好，主要是侦察工作有缺点和自己麻痹。本来派过一个侦察排去侦察，但他们回来说没有敌人。事实上，广东敌人有一个连早已得到这支队伍出动的消息，准备了打埋伏。由于过去盐都吃不到，甚么东西都买不到，这支队伍一到王富圩的街上，就大买东西吃。如果马上走了也没有事。在吃了东西后，离王富圩十几里就住下来，因为已经和回龙的游击队接上了头，所以就放了心。他们再回到王富圩去买东西时就遭到了敌人的突击，伤亡二十多人。 　　第三天到了油山。以后情况开始严重：一是因为敌人追红军主力的部队回来了；二是因为这支人马一路浩浩荡荡，引起了敌人注意。他们就把部队编好，编为一个支队，三个大队，在油山、南山、北山，分三处活动。司令部短小精悍，经常转移。原来多是在根据地住惯机关的，一开始进行游击活动，很不习惯。这时候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即：对游击战争的活动方式问题，干部思想不一致。这主要是由中央区来的干部思想不对头，他们强调正规化。地方干部则主张分散游击。地方干部的主张是对的。经过讨论以后，克服了中央区来的干部的错误想法，这才一致起来了。但是还有个极重要的问题就是游击战争中的群众工作问题和掌握政策问题。当时李乐天同志在掌握政策上有很大的缺点，存在乱杀人的现象。例如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个别事情：把上山来吹柴的，来卖豆腐的，怀疑是敌人的侦探，抓了起来，但是一经审问过后，就弄得放也不好，不放也不好，结果就杀掉。敌人借此扩大宣传、造谣，外山群众都不敢上山来。这一个错误，是不相信群众，结果造成了自己的孤立，增加了许多困难，而在游击队当中，游击主义的毛病很大，单纯打土豪，不做群众工作，不大讲政策；只图吃好点穿好点，脱离群众；有时乱打土豪，甚至对商人也打，没有区别，只是从钱出发；一打，就甚么都搞得干干净净。一九三四年冬和一九三五年春，领导上就抓紧克服这种游击主义。对于杀人问题，提出不要乱杀，要少杀，要杀群众真正痛恨的，杀那种对群众对我们都是很有害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大多数群众。打土豪也要有区别，目的是为了发动群众，不是单纯为了自己的生活。把这些问题发动展开讨论，把目的弄明确。他们强调指出：游击队要做群众工作，这是政治任务，不做群众工作就不是游击队。要消灭里山外山群众的对立现象。过去只顾里山群众的利益，不顾外山群众的利益，造成对立是错误的。我们要以里山为根据地去解放外山，以乡村为根据地去解放城市。对里山的地主富农，凡是受到敌人损害的(因为敌人进山来不管是农民是地主一扫而光)，只要他不是反动的，也要照顾。 　　当时他们曾经印发了反游击主义的文件。这是坚持那个地区的最重要一环。中央区去的同志在某些政策上也有错误，但是在群众观点上是强的。毛病主要在地方的同志方面。经过了这次反对游击主义以后，有了纠正。随就提出以保存力量为主。但是又产生了另一个偏向，即保守消极等待思想：不出去活动，强调环境困难，只保守我这个游击区，不去发展。他们又克服这一思想，提出不去发生就不能巩固，不去活动就必被消灭。敌人正是希望我们不活动不发展，它就一步步地包围我们，以便最后消灭我们。经过了这次教育以后，即布置游击队积极活动，要由山上活动到山下，并且要活动到敌后。同时要加强城市、兵运、学运工作，要在矿山里搞工人运动，要用一切方法建立基点。提出多打钉子的口号。在南雄、大庾、赣州及其他地方开始了这些工作，提出干部职业化的口号。反对保守主义是坚持这地区的又一重要条件。 　　总的任务基本上确定两条：巩固老游击根据地，从巩固中求发展。立即开始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进行政治教育。但是要做好群众工作，要很好地掌握政策，就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组织。当时由于发展党困难，党的组织、支部很少，他们就加以整理。其组织形式是这样：在赣粤特委之下有信康赣县委、南雄县委、三南县委；县委之下有的有区委，但多数是工作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的设立，以工作需要决定，以游击战争需要决定。工作委员会，采取隐蔽的形式，其工作范围很小，只有几个村，领导一个到三个支部。在边缘区和白区的城镇里，则完全是秘密的。工作委员会的委员设三人到五人，打游击，没有甚么机关。县委也没有机关，也是打游击，连游击队都找不到，只有因为工作需要并预先约好的人才找得到。每个县委直接领导一个游击队，十几、二十几、三十几人不等。这种小游击队有的县有几个。县以上则是游击大队，每队多至一百多人，少至数十人，是比较机动的。在群众中除建立了秘密支部外，还建立了秘密游击小组。同时还收容了些红军主力的伤病员和散失的干部参加工作。敌人在游击区的边缘实行堡垒政策，到处建筑堡垒。游击队就选择时机予以打击。在一九三五年二月，情况更严重了。在政治上，敌人采取了并村政策，把小村并为大村，每个村住一个连或一个排，也都筑上堡垒。老百姓出入都要有通行证。老百姓买东西(如油盐)，都规定了数量，不准多买，如买多了，就抓起来。在军事上，敌人加紧进攻，还常到交通要口打埋伏。游击队处处都碰到敌人。有些老百姓有点害怕。 　　那时，中央区剩下的部队许多都垮了，地方全被敌人控制了。有些部队由张鼎丞同志带到福建打游击去了。项英、陈毅同志化装来到油山。从此以后，即以项英、陈毅同志为首领导这里的游击战争。在军事上，由分散到更分散：把游击支队部取消了，大队化为小队，十个、二十个人一队。负责同志由集中到分散，每人搞一个游击队：项英、陈毅同志坐镇油山，杨尚奎同志搞北山，陈丕显同志搞信丰、大庾一带。交通不能用电台，改用秘密交通站。在山上沿路搭棚子，做记号——有人在那里放牛。有七八个女同志(都是农村妇女)作交通站工作，很忠实，没有一个叛变的。交通站准备有粮食。游击队通过都是晚上，到了交通站休息、吃饭。如果有一个游击队叛变，就麻烦很多，就会把整个部署打乱了。由于敌人常在交通要口伏击，游击队不能走大路，改走小路。以后敌人知道了，就到小路上来埋伏，因此小路也不能走了，就改走没有路的路。如果当天到不了交通站，就只好就地隐蔽起来，等到第二天晚上才走，因此就要饿一天饭。晚上如果有月亮也不能走，因为容易被敌人发现。住地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开始还可以在偏僻处找些小房子住；以后不行了，敌人把那些小房子烧掉了，游击队就只好住深山上造纸用的棚子；敌人知道了，就常来包围，把造纸棚也都烧掉了；没地方住，山上又常常下雨，于是在山上自己临时砍了些竹子，每根竹子破成两半，搭成棚子，还可以住；敌人以后又知道了，每夜侦察，听见有破竹子声，就来包围，因此竹棚子也不能住了；以后就砍茅草搭草棚子；敌人就几千人搜山、砍山，烧山，因此草棚子也不能住了；后来就一个人带一块布，一到休息时就搭起来，住布棚子；以后敌人搜得厉害，布棚子也不能住了，就改用雨伞，要休息就撑起来，要走就收起来，随时转移很方便。当时吃饭很困难，要一直走出四五十里路去买米。买米的方法有几种：一是在游击区周围做群众工作，靠群众在夜里送点米，送到指定的地点，有人等在那里给他钱；一种是游击队突然包围一个村庄，强制向富户买一批米。药品、布匹、军用品，老百姓不敢代买，就依靠打土豪的办法，用突然袭击的方法，把土豪抓到山上，进行谈判，谈好由他家里送来，然后放回。还有一种是和买卖人发生关系，多拿些钱给他们代买米和各种东西，报纸也可以买到。商人完全是赚钱观点，他们如果搞不好，敌人发觉了，也会杀他们的头。商人替游击队买过不少东西，都是偷偷送来的。当敌人搜山，把交通破坏了，没有米了，就饿几天饭。春天夏天就在山上挖竹笋吃，搞洋梅桃子吃，冬天就靠山果过活。在这样被敌人严密封锁、包围的困难情况下，游击队只有跳出敌人的封锁线以外去活动，才是办法，因为敌人的中心是空虚的。游击队改为穿便衣，背长枪困难，把枪把子弄掉，锯短，好藏在身上。袭击敌人，须采取出其不意的奇袭的办法。大土豪较难打，因为他有准备，游击队不能和他打硬仗，只能突然袭击，搞到就走。因此游击队有时化装到村里去装做买猪买牛，手上拿一根竹鞭子，去讲价钱，乘其不防就给以袭击。有时化装成商人，挑着花生果子到敌人的堡垒去卖，敌人麻痹，以为他们真是卖东西的，他们趁敌人打开门的时候，一轰而进把人打死，把枪拿走。他们有一次化装成敌人的样子，装作送公事的，割断了电线，到了堡垒，就说县长有命令，叫立即出发配合“剿匪”。敌人一开门，他们就把枪端起来，喊不准动，就把敌人的枪缴了。 　　游击队的最困难的弹药供给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他们虽然有修械厂，但只能修理，不能制造，所以只好向敌人那里搞。有时乘敌人用汽车运送子弹的时候，他们就去袭击，把子弹缴过来，把汽车打毁。有时则是缴堡垒里和区公所里的子弹。袭击敌人的区公所、乡公所、派出所，是他们经常的活动。 　　当时的方针基本上是保存自己的力量。要保存力量，就必须以游击队为骨干积极活动，坚持斗争。大小游击队要能活动，要能生存，第一要有根据地。例如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同志，他经过油山到上犹、崇义去创造根据地，带了一百多人去，就是因为没有根据地作依靠，结果都被敌人消灭了，本人也牺牲了。游击队活动，不能离开根据地太远，晚上出去袭击敌人，抓土豪，先要有目的，要算好时间，在当天晚上就要能够返回来，如果当晚回不来就危险。有一次游击队由油山到南山去活动，路程没有算好，结果还没有完成任务就天亮了，离根据地很远，如果再走就一定出危险。因为敌人电话灵通，一通知，到处的敌人就都来了，到处打锣。所以他们只好趁天还没有明，就找到一个地方隐蔽起来，不准一个老百姓出去，这样把全村消息封锁起来，一直等到天黑才走。有些时候看看回不到根据地则是在树林里隐藏起来，但这种危险是很多的。 　　游击队出去活动，还牵连着许多问题，例如过河，问题很麻烦。如果游击队过去了，人家把桥撤掉，或者把船封起来，那就危险。因此必须设法控制渡口，派人到船夫中去工作，来保证过渡的安全。有时有的渡口没有我们的人，而且那里的人又很靠不住，游击队即采取强制办法不准他动，等游击队完成任务回来后再安慰安慰他，多给他些钱。还有吃饭问题。吃饭完全靠老百姓，吃了以后算钱给他。没有老百姓住的地方，自己总是随身带上三五天的干粮，吃饭每天没有规定，有时多吃点，有时少吃点。吃菜蔬常有困难，常是准备些萝卜干、海带、咸鱼来下饭。不烧火，因为一烧火冒烟，就被敌人发现了目标。 　　他们对付搜山敌人是这样：有时敌人来一个团或一个连搜山，搜不着甚么，就抓了些鸡鸭，抢了些老百姓的东西走了。他们就事先走到敌人回去的路上打埋伏，截尾子，打掉队的。有时游击队也以一个班打敌人的一个营或一个连，事先找地形好的地方隐蔽好，敌人因为没有看见游击队，就在村里抢东西，正乱的时候，游击队就打手榴弹，杀伤一些人以后就走了，到了敌人出来时已看不见游击队的影子了。敌人这样经常受到打击，来到山上都是提心吊胆的。开头敌人一个连来，以后一个连不敢来了。 　　敌人大批搜山、天天搜山的时候，对付他的方法就是实行坚壁清野不去理他，把游击队都分散藏起来，都不准出去，不暴露目标。敌人常常走过我们同志躲藏的山洞外边，有时用冒诈的方法在洞外边乱喊，说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啦!并且扳动枪机声。我们的同志都锻炼得很沉着，不去理他，敌人冒诈一阵，见没有人，就走过去了。山又高，路又小，有的地方没路，敌人的士兵都穿的是皮鞋，拖得很疲劳。等到敌人撤退的时候，就集中队伍打他一下。有时敌人正在搜山的时候，游击队就转到外线去，贴许多布告，散许多传单，在布告和传单上写着许多支队的名义，来迷惑敌人。在这样的时候，敌人就不得不调一批人回到外线来。他们就是这样来疲劳敌人。 　　那时部队的主要困难是巩固问题。进行教育有很多困难，首先就是与上边没有联系，文件看不到，大的局势有时摸不大清楚。干部看的报纸，都是国民党的报纸。坏的消息多。开始的时候总的情况是这样：红军主力走后，这个地区能否坚持，在游击队员中、在干部中都发生怀疑，有些人考虑这样搞下去究竟有无前途。这是在当前的迫切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领导上就根据中央在此地时分析过的主客观条件、内外条件，指出是能够坚持的。主要说明群众是要革命的，这是根本的。国民党无论采取何种方法，都不能消灭它，而且只有引起群众反抗。再是分析全国形势，那时正是“九一八”以后，一是民族矛盾，一是阶级矛盾，并未解决，而且在发展中。全国人民要求抗日，要求独立、民主，因此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我们有信心坚持，就有前途。这样经过教育，部分地解决了一些思想问题。但有人又问，究竟能够坚持多久?领导上于是又指出只要坚持三年到五年，情况一定变化，我们应该有精神准备，作长期打算。当时讲很多道理，但是很难一下就说服，因为红军在湖南、四川都没有站住脚。到了西南事变以前，这支部队越搞越小，地方也是越搞越小，因此又发生了这样的思想情况：就是游击区能否巩固的问题。因为敌人这样多，客观条件再好，地形再好，总是没法和敌人打仗。虽有坚持的决心和信心，但是力量不足。领导上就针对这种思想情况提出这样的口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并以贺龙同志一把柴刀开始为例来鼓励大家，说明无产阶级就是白手成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提出我们要积极发展，我们目前保存力量的方针，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等待。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我们的游击队就是工作队、宣传队。 　　但是环境越来越困难，敌人经常以搜山、烧山、“围剿”、“住剿”的办法来进攻，因此经常受到敌人的包围。有时在敌人搜得紧的时候饭都吃不上。敌人还经常采取软的方法，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用欺骗手段来瓦解游击队，如说拖去一支枪是多少钱，一颗子弹、一颗手榴弹是多少钱。有时通过游击队员的亲戚朋友来瓦解，有时抓住他的家属，但是抓了以后又放回来，以动摇我们的战士。敌人并利用叛徒来和我们争，散布失败情绪：那些叛徒到村子里来找着熟人就说敌人也是“好”的，以前我也参加革命，但是越搞越困难，没有出路；有时用通信的方法来散布；有时则由一些叛徒联名发表自首宣言。敌人想使群众和游击队隔离，所采取的移民政策、并村政策，就是把小村群众并到大村，再又把大村的并到市镇里，把山里的赶到山外。敌人用强制办法威胁群众说“窝匪”、“通匪”、“济匪”、“当匪”者杀。派特务叛徒上山，在山上建立特务，情报网。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的巩固是大问题。在这时的巩固工作，除军事上采取灵活的游击战以外(不能打硬仗，以不断的小胜来提高部队的情绪，缴到一支枪、一颗手榴弹都是好的)，就要靠在政治教育上抓紧。教育方法，是根据一些具体事件作分析。比如把当时打的一次胜仗，缴获的一支枪作例子来讲，分析为甚么能胜利，为甚么到外线去作战能够缴到敌人的枪、捉到土豪。指出主要是敌人有困难，空隙很多，群众支持游击队。比如，当时敌人命令老百姓，凡是一遇见游击队就鸣锣放炮。群众基础好的地方，群众并不听敌人的话，根本不鸣锣放炮，有时狗叫起来，群众就把狗抓住不准它叫。就是群众基础不好的地方，见游击队去了，也不马上鸣锣放炮，等游击队走了后才敲才放。不管敌人是一个师二个师也好，地区是这样大，不可能到处都驻兵，所以空隙还是多。至于敌之并村政策是不会成功的，而且基本上是失败的。群众基础好的地方，敌人并村，群众根本就不走，跑上了山，敌人烧了房子，老百姓又盖草房，有盖了好几次的。群众基础不好的地方，一并到大村里，群众就向敌人要饭吃，同时离种的地很远，群众也不干。党就提出抵抗的办法，使群众尽量做到不去，如非并不可，即派人进去做工作，探消息。在村子里的群众要出来砍柴、种地，又可以向他们做工作。因此敌人并了几天后，计划又失败了。这种分析教育，效力很大。当时没有政治机关，这种教育工作，就靠特委县委作。课文自己写。游击队很分散，几个十几个人在一起也上课。因为都是晚上行动，就利用白天的空闲时间，一面放哨，一面上课。 　　以上所说的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是坚持游击战争中的极重要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是能够在那样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最根本的因素是群众条件好，他们依靠了群众。山区里的群众并不多。油山、南山、北山的群众不到二、三万人。其中里山的群众约一万多人。在反复斗争中，里山群众始终和我党像血肉关系一样分不开，他们和我党同生死、共患难，游击队上山他们也上山，游击队下山他们也下山。外山群众则多是间接帮助，因为那里还在地主的控制下。但是这种间接帮助的群众占多数。 　　里山群众是这样支持游击战争的。比较年青点的都参加了游击小组。在小组中的工作：一是配合游击队打土豪，打反动派。他们的武器是梭镖、土炮。游击队每到山下活动时，就多少动员一些游击小组的人员配合游击队出发，去打土豪，袭击敌人。二是作侦察。敌人来了多少人，何时进山，何时进攻，主要靠当地群众去侦察，只要有点响动，他们马上就来报告。里山群众还经常通过外山的亲戚去探消息，靠他们互相帮助。如一次在大庾县池江的敌人一千人，强拉了三千名群众，准备好刀来砍山搜山。敌人把消息封锁得很紧，外山的群众不能来，里山的群众也不去，这时的情况对游击队很危险。外山的群众就假装着到里山看亲戚看病人，买了点东西拿上山来报告消息。但是有些时候已来不及用这方法，反动派强迫着群众随他们来砍山，叫他们不要声响，不要暴露。他们却故意在路上大声唱山歌，“打呵嗬”，使游击队知道反动派来了。因为这种方法是在事前就约好了的，只要他们一唱，游击队就知道。三是担任站岗放哨。许多重要地方都有哨。在主要的交通关卡，放的是隐蔽的哨，敌人来了并不知道在哪些地方有哨。在白天，在很高的地方放着了望哨，见敌人来即发信号：放炮，有时是打山歌。如果是晚上即烧火为号。在黑暗中出现一道火光，就知道敌人来了。在这样的时候，群众都牵牛上山隐蔽，敌人一走，就又下山来各做各的活。敌人知道了这种方法，也采取化装放哨的办法，扮成农民的样子，混进山来，身上藏着短枪，游击队在没有发觉的时候，也吃过敌人的亏，遭到敌人的袭击。从此以后，提高了警惕，凡是由外山上来吹柴的，如果是一个两个，游击小组即检查他们的身上，看是不是敌人。群众了解他们还用了这样的方法：见他们来了，故意留下他们喝茶，和他们拉拉话，听出口音不对，讲话也不对头，就知道是反动派。如果他们只是几个人，游击小组就突然把他们抓住，缴枪，干掉；如果人多，就去报告游击队来打。 　　里山群众和我们就是这样一致的。他们和敌人斗争坚决，爱护我们。他们对敌人消极方面则采取坚壁清野，把粮食分散藏在山里，好东西也都藏起来，因为敌人一来总是把甚么东西都搞光的，把房子烧得干干净净，特别是在油山的上下坪、潭塘坑等地搞得更厉害。群众就用这种办法来对付敌人的三光政策。敌人一来，他们就向山里逃走，有时除了个别老太太以外，一个人也见不到。这时除游击小组放哨外，其余的人都躲起来了，在山上搭起棚子搞饭吃，住这么几天。如果谁回去了，敌人抓住就杀掉的。有一次一个南山的老百姓，被敌人抓住了，要他带路找游击队。这个老百姓是知道游击队的地方的。他为了保护游击队，故意把敌人带到别的地方去，我在东，他就带到西，这山转那山，带到过去游击队住过的旧棚子那里去，故意说：呵!已经走掉了，没有了!被抓住的群众一般都是采取这种迷惑敌人的方法，直接带到我游击队的地方是没有的。如果被敌人逼得很苦，即准备牺牲自己来保护游击队，如潭塘坑一个老太太被敌逼不过，仍然坚决不说，最后被敌人打死。群众保护游击队的事实是很多的。有一次有三个同志到北山去做工作，在群众家里睡熟被包围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有两个同志终于冒险冲出去了，另一个冲不出去，老百姓就给他换上破衣服，藏在牛栏里的牛粪堆下面。敌人进去搜时，群众都说刚刚是有两个来砍柴的，来了刚在吃茶，你们一来就跑了。这样终于把那个同志掩护过去。游击队常派工作队到群众家里去工作，敌人就用冒诈的方法来试探，故意到晚上敲群众的窗子，说同志同志，我们是某某同志叫我们来找某某同志的，请开一下门。老百姓知道这是敌人，因为工作队的同志和老百姓原来都约有信号，凡是自己的人去，敲门、口号都有一定。在这个时候，老百姓就根本不理他，或者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你是土匪吗?我们去报告，把你抓起来。群众还积极帮游击队买东西，敌人限制群众买东西的数量，他们就采分散买的办法。比如游击队要买五斤油，就由五个老百姓去一人买一斤，敌人就发觉不了。敌人总是想方设法来打垮领导机关，想捉项英、陈毅、杨尚奎同志等，捉不到，就到处出布告悬赏捉拿。群众就把布告通通给撕了，拿到特委机关，交了之后开玩笑地说，看，你们要给我们钱呢! 　　敌人采取三光政策，血洗游击区，并用收买欺骗方法来争取和瓦解群众，但是群众还是这样很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用各种方法对付敌人，保护游击队，和游击队同生死共患难，原因何在? 　　一、这个地区一开始就是经过一九二九年暴动搞起来的。南雄、信丰、南康都经过轰轰烈烈的斗争，反对黑暗，推翻反动统治，有党的领导，党和群众联系密切。以后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党，参加游击队，参加工作。经过了这几年的反复斗争，剩下的都是优秀分子，坏的、动摇叛变的都被淘汰了。所以这剩下的都是骨干，是经过考验的。以后由中央区来的，也都是经过土地革命的。领导很坚强，游击队的骨干也都是坚强的。这是主要的一点。 　　二、游击区的存在对群众有直接利益。有了游击队，国民党抓兵就抓不到他们，也抽不到他们的捐税，甚至敌人在外山抓装壮丁的时候，外山有些老百姓就跑进山来参加游击队。这与敌人的压榨农民是分不开的。 　　三、虽然只有一部分地区分了田，大部分地区还未分田，但是许多地主都跑了，农民耕到的田就等于是自己的，农民不交租，地主也不敢来要租。那时候分的田有的一直维持到现在解放。这是共产党给他们的利益。 　　四、群众配合打土豪，抓反动派，把土豪、反动派的东西全部没收。拿回来的时候就分送给群众，凡是参加游击的都分给。这说明游击队的行动是处处与群众利益结合在一起的。至于对外山群众的利益也时刻注意照顾到。例如敌人抓丁最厉害的时候，游击队就去打击敌人，发现敌人把壮丁关在一起，就去给以突然袭击，把壮丁放出来。有时候在路上遇见狗腿子在抓丁，游击队即把狗腿子杀掉。至于打敌人的厘金卡子，群众也是很高兴的，因为他们痛恨卡子的勒索，比如担一担柴走过，敌人也要抽很多柴去。在割禾的时候，地主来收租子，叫些人挑走，游击队就去袭击地主，群众就把他们的谷子挑回去了。因此地主不敢出来收租逼债。当时领导上提出五抗运动的口号，即抗租、抗粮、抗债、抗税、抗丁。这对外山群众的影响很大。 　　在行政方面，外山里山都是敌人的保甲制度。但在里山的保甲是游击队可能完全控制的。当然要完全派游击队的人去当保甲长是不行的，但反动的也不行，游击队要整掉，因此搞那种开明的人当，成为革命的两面派，听游击队指挥。敌人要他去开会，他还向游击队请示，有时去应付一下，回来就向游击队报告开会情形。但许多时间是不去。敌人来了的时候，他也搞些粮食应付敌人，但是把敌人情况向游击队报告。他对敌人欺骗说，游击队是有，来来去去的，不知到哪里去了。 　　对外山保长，也作统一战线工作，给他些利益，要他帮助游击队。 　　对于最反动的保长、联保主任，就要整他，非整不可。整掉一个，其他的也就规矩些了，就去拉一拉。如果他家是地主，在打土豪的时候照顾他一下，并告诉他，你家里的财产我们保护，但有一点，你要帮助我们，将来你也有功劳。这样逐渐争取其成为两面派。 　　由于群众条件好，和作了适当的统一战线工作，所以这地区就是这样：在这游击战争最困难的时候，还是能活动。对他们说来，外来敌人的威胁并不是那么很大的，威胁最大的主要是内部的叛变。三年来的游击战争，常常受到的损失，是由于内部少数人的叛变。 　　在这个游击区发生了这样两个大叛徒：龚楚、何长林。龚在红军长征后，中央分局曾派他带一个团(即红七十二团)突围出去，到广东、湘南、桂东一带活动。一九三五年一月，他带了一千多人经过油山、北山转到这些地区。他到了油山时，大家都很高兴，欢迎他。到一九三五年冬，他在湘南叛变了。油山方面却不知道。因为没有无线电联络。广东军阀陈济棠就企图利用他来消灭我油山游击根据地。他假装成红军游击队，说是来找项英、陈毅同志报告工作的。那时，项英、陈毅、杨尚奎同志等在油山站不住，都在北山住。重要机关、仓库、修械厂都在北山。后方主任是何长林。龚带了几十个人到了北山找到何长林。特委住的地方离何很远，何也不知道，只知道住的方向。何也不知道龚是叛徒，招待他很好，和他乱扯，许多消息都被他暴露了。龚要何带他到特委去。何告诉他不知道。龚就叫何召集干部会议，连小游击队长都要到。何不向特委请示就擅自召集了干部会议。干部们来了后，龚就把干部包围起来了。大家一听他讲话就觉得不对头，一些人开始怀疑。龚即现出原形，发表极端反动的言论，说共产党没有出路，劝大家投降。许多干部就拿起枪来打，但是打不出去，因为被包围了，许多同志就牺牲了。一个小游击队长带了伤，拼命冲出包围，跑来找特委报告。但是小游击队长不知道特委的所在。后来找着交通站，在交通站看见了联络的同志，大哭一场，要他立即报告特委赶快走。交通站也不知道特委的所在，他急得要死。 　　何长林也叛变了，向龚讲了特委经常买米的地方。那时侦察排长吴绍华同志正带了警卫人员等十几个人到南雄里栋附近打米坑去买米，来回要两天多。在回来的路上，碰上了叛徒们带的队伍，是些戴铁帽子的。吴绍华同志警惕性很高，很机警地走在前面，叫其他的人在自己的后面，稍离远点。吴绍华同志先碰见龚、何，他就喊团长、主任，但是并不知道他们已叛变了。何就告诉吴绍华同志说龚要找项英、陈毅同志报告工作。吴绍华同志见他们所带的部队装束不同，而那些人的态度也很不好，不像游击队的样子，有些怀疑。龚就说，过去隔了很久没有来报告工作，这次是经过了许多曲折，才找来的，要他赶快带他们去，好报告工作。吴绍华同志越看越不对，说说项英、陈毅同志住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好久也没有找着。何说，你不要说鬼话。吴绍华同志说，自己的同志，我还骗你们么?两个叛徒见他不说，就强迫他，说今天不交出来不行。吴绍华同志更明白了，就故意大声讲话，使后边背米的同志们听见。同志们知道事情不对了，把米丢掉就跑了。两个叛徒就把吴绍华同志身上背的短枪下了。他更坚决说不知道。两个叛徒见硬的不行，就又改用软劝，说我们是为了紧急要事才来的，赶快带我们去见他们吧。吴绍华同志随机应变，也改用软的方法，要他们把枪退还他才好去。他们就把枪上的撞针给他下了，然后还他。他带上枪就走，故意大声讲话。两个叛徒叫他不要大声讲，他说不要紧，怕什么。他们问他特委那里有多少武装，他知道特委那里只有几条枪，但故意夸大说，有两挺机枪，有三十多条步枪，一共有两排人。他一路上盘算着怎样牺牲自己，保护特委的安全。我们放哨的放得很高，在山上，看见他们来了，放哨的同志就问。吴绍华同志说：他们要来找项英、陈毅同志。放哨的同志见是龚、何，是认得的，并未警惕。吴绍华同志就大叫一声反动派来了，就滚下山走了。放哨的立刻明白，放了两枪，也滚山走了。项英、陈毅同志及其他同志正在家里，听见枪声，也赶快跑了。那两个叛徒因怕特委枪多，而且有机枪，不敢前进，只打了两排枪，也退走了。到了下午，特委的同志们和吴绍华同志都会合了。吴绍华同志请求处分，说自己不该把他们引来。特委指出他很好，很机警，保护了特委的安全，表扬了他。 　　这次，游击队干部受了很大损失，只有游击队没有受大损失。由于龚、何的叛变，给了游击队更多的困难，因为游击队的活动、机关，他们都知道，因此一切都须要加以改变。活动的地方，活动的方式，都要重新来过，机关都要转移。要告诉全体人员和群众警惕。领导上进行了反叛徒的教育，提倡学习吴绍华同志的机警、勇敢和忠诚。 　　和叛徒作斗争，是当时游击战争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叛徒的发生，各个地方都有过。除龚、何外，游击队、地方党都有过个别人的叛变。当时对付叛徒的办法，积极的方面，硬是把他整掉。龚没有整掉，因他那时在敌人的保护下。何在当时也没有整掉，跑掉了。其他有些小叛徒则整掉了。凡是有叛变的，就派出人去经常侦察他，一下抓住就杀了。在当时，处在那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和群众的情绪、要求，都应当如此，因为不可能慢慢关起来争取。在游击队中发生的，像康德兰、萧国周两个叛徒，叛变后到处进行破坏，凡是给游击队带过路、给吃过饭的老百姓，他都去搞掉。这些坏家伙曾经有多少人死在他们的手里呵!第二个办法是清洗内部不可靠分子，纯洁内部组织。例如有一个通讯员，过去本来很好，但是后来表现不大好，有几次出去买东西都是很晚才回来，回来后情绪又很不好。因此就防备他逃跑，后来也就清洗掉了。至于对外来分子，则很严格，不可靠的不收。当特委在北山住的时候，从矿山上来了一个工人(后来查明是一个流氓)，是通过矿山的工作关系来的。是一个青年，很狡猾，耍流氓。他来后住了三天，派他去送信，同时还派了两个同志一道去，带了一百多现洋，是送到油山去做伙食钱的。当时凡送信都是派三个人，走在最前面的一个是带侦察性质的。那个坏家伙知道带有钱，就在厨房偷了一把菜刀藏在身上，在过南雄的封锁线时，假装请罗绍增同志抽烟，乘其不防就砍了几刀。罗绍增同志的脸上流了很多血，从山上滚下来，群众就把他藏起来，后来把他送回来了。罗绍增同志好了以后，满脸都是刀疤。另一个同志则被那家伙杀死了，钱也被他拿走了。因此，从此以后，凡是外来的人都不敢随便收用。凡未经过斗争考验，是不收的。 　　此外，还采取了些消极办法。谁叛变了，如果抓不住他时，就找他的亲戚他的家属谈，告诉他，革命是自愿的，你现在不革命了，也可以自愿，但是不准危害革命，如有危害，那就不客气，全家杀绝。就用这话来威胁他，并让他的家属去劝告他。有时候则写信去警告他说：如果你对革命危害，你跑到哪里我们也要追到哪里。因此有些叛徒从此不敢动。李乐天的警卫员叛变了，就用了这办法对付他，他就不敢做坏事，有时他还帮助游击队。至于有的游击队员跑回家去了，知道他还未叛变，仅仅是消沉，即派人去安慰他，给他些钱，使他知道组织上还关心他，以稳定他的心。因此他也不敢叛变，敌人来了他也躲。敌人也抓他，地主也找他，逼来逼去，最后又跑回来了的也有。 　　当然，在当时主要还是从积极方面进行阶级教育、气节教育，严肃组织。消极方面的办法只是次要的。 　　那次遭受龚、何两个叛徒的破坏，所受损失，主要是在北山。油山、南山的情况，龚、何都不知道。但在干部中、战士中产生了坏影响。当时，好的消息得不到，坏的消息天天都有。有的人就对革命发生动摇，失去信心，怀疑这样搞下去有无前途。敌人向我进行瓦解，发传单，鼓动拖枪逃跑。里山的群众也害怕了，有些人搬走了。他们说，共产党是好，但是敌人来了，凡是给买过米的，做过事的都要杀头。边缘区的群众，也怕游击队到他们那里去了，说，你们是好，就是怕敌人来杀。游击队越打越少，有些人越感到前途渺茫，于是发生了开小差的现象。这时期，领导机关的困难很多，又不知道红军主力到了哪里，也是感到很大苦恼。为了继续坚持下去，就必须做许多工作。于是用敌人的各种残暴事实来教育干部、游击队和群众，指出敌人对群众是不会有好处的。要从阶级矛盾来分析，农民要土地，地主要剥削，这个矛盾在任何时候不解决，农民都只有反抗的一条路。指出中国革命比俄国革命更艰苦些，指出它的长期性。当时敌人造谣说，红军被消灭了，毛主席被抓起来了。领导上就指出红军是不会被消灭的的，它是经过暴动组织起来，建立过根据地，经过无数战斗壮大起来的，是一定会胜利的。经过这样教育之后，干部、部队都就坚定下来了，群众也稳定下来了。那时，干部还有四五十人(包括排级干部)，部队共有一百多人，但这些剩下的却是精华。 　　当一九三六年西南事变的时候，敌人的主力通通撤走了，剩下的是铲共团、地方武装。在这时期情况好了一点，但是产生了新的问题，就是口号如何提法的问题，对西南事变如何看法的问题。当时有些人认为陈济棠比蒋介石好点。例如在里山住的部分青年学生就有此幻想，认为陈是抗日的。游击队中有些人在认识上也有些模糊，因为过去主要是反蒋。项英、陈毅同志就召集干部会，作报告，揭破陈济棠的阴谋，指出他本质上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九三三年红军提出在三个条件下共同抗日时，陈并不接受，仍和蒋一样打内战，反共反人民。现在陈的反蒋抗日是欺骗，主要是为了维持他的政权。 　　针对着当时情况，就采取了政治攻势，发传单，贴标语，一直贴到南雄。标语是：“停止内战，停止反共，一致抗日，团结起来，打例军阀混战!”这次政治攻势，影响很大，群众知道游击队仍然存在，并没有被消灭，因此群众情绪增高。在组织形式上也有改变，由分散到相当集中，打铲共团，打土豪，包围伪区乡公所，打埋伏。敌人不敢进山来。部队又扩大了一些。开始搞兵运工作，由山上转到山下。但是时间很短，陈济棠很快就垮了，余汉谋投降了蒋，敌人又开来了。过去是广东军，现在来的是“中央军”。敌人虽然继续进攻，但和过去不同，因为“中央军”地形不熟。那时小游击队可以活动，学校工作可以作，群众情绪也好些。外边的消息也比较多，知道红军到了陕北，打了很多胜仗，创造了根据地。那时可以买到广东报纸，甚至一些进步刊物，但是和中央联络不上。 　　游击区发展到过去的各县，向过去的中央区发展，面宽了一些。在学生中的工作是要求抗日，和兴国、雩都的秘密工作联系起来了。这时候发生的问题，仍是叛徒的破坏。这次叛徒发生在外山。在敌四十六师作兵运工作的陈海，到特委来报告过几次工作，每次都给他金子去作工作费。他吹牛说，有两个团要拉出来随时都可以拉出来。这家伙在一九三六年叛变了。特委不知道他已叛变。敌人想利用他搞掉特委机关，搞掉几个负责人。陈海接受了这项任务，写了一封信送来给项英、陈毅同志，说中央派人来了，把方针任务都带来了，要项英、陈毅同志下山去开会，以便传达中央的指示。得到这信，大家都很高兴。由陈毅同志去，项英同志留在山上。他刚一下山，就看见敌人的队伍来围山了。他进了大庾城就跑到陈海的家里，看见陈海的老婆在洗衣服，他就问她，陈海在家否?叛徒的老婆说出去了。当时我们有一个秘密的交通站设在大庾街上，开了一间糖铺作掩护。陈毅同志就到糖铺去，快要走到的时候，就看见糖铺正在被敌人搜查，他知道这个机关已被敌人破坏了。在糖铺做事的一个老头子，很好，遇见陈毅同志，就赶快告诉他陈海已叛变，要他赶快走。陈毅同志马上就出城赶了回来，但敌人已把山包围了。陈毅同志只好躲在山边的一堆草丛里，一会儿就听见敌人的士兵在离他面前不远的地方讲话。那些家伙都讲他们抢得些什么东西。当时项英同志也在茅草深处躲起来了。敌人找不着他们，就抓住了给项英、陈毅同志做饭的一个女同志，要他说出项英、陈毅同志的所在，毒打她，她英勇地忍受着，死也不说。敌人就把她抓走了。项英、陈毅同志在当天又会合了。 　　陈海究竟是原来敌人派来的内奸，还是以后才叛变的，一直没有弄清楚。由于陈海叛变的影响，以及西南事变后四十六师和熊式辉保安团的进攻，游击队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不得不又由集中转到分散。那时候游击队的力量基本未受损失，因为陈海根本不知道游击区的情况，只有城市里的被他搞掉一些。这时候的环境虽然严重，但是比一九三五年还好点，可以活动。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爆发，特委在一个礼拜后就知道了，是从广州报纸上看到的，知道把蒋介石抓起来了。大家都非常高兴，认为抓起来就有办法。但是过几天，又看见把蒋介石放了，大家都很奇怪，干部都很不满意，但是又不知道是甚么原因，不了解已经订立了秘密抗日条件，以为张学良、杨虎城在搞什么把戏。由于干部的认识模糊，以为搞了蒋介石个人就一切没有问题，而不从整个阶级和整个形势的变化去了解，所以开头乐观，后来就悲观失望。当时领导上得不到中央指示，但是问题又必须解决。因此就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由项英、陈毅同志作了报告，指出蒋介石的问题，不管抓掉放掉，要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上看，中国革命已经到了新的阶段，西安事变就是它的标志。后来他们才从香港来的一个杂志上看到毛主席在延安作的报告，才明确了解那时候民族的矛盾已超过了阶级的矛盾。但是还不了解释放蒋介石是为了停止内战，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提高干部、战士的警惕，加强斗争，在干部会议上，项英、陈毅同志指出：西安事变表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增加了，由于在日本的进攻面前，他们有矛盾，但是他们进攻我们仍然是一致的，因此不要因为西安事变而松懈了我们的斗争。因此决定在新形势下在农村、在城市展开救亡工作。这时期敌人对油山的进攻不仅没有减轻，而且加重了，继续增兵，继续搜山、烧山。这就是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经过的一些曲折。 　　到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发生以后，特委已经得到了红军改编和陕甘宁区改为特区的消息。那时在油山周围的情况也有一些变化，敌人虽然没有完全停止进攻，但是已经比较不同。敌人提出了挑拨的口号，说你们在山上该下来了，陕北都“投降”了，不打你们了。有些同志由于不了解真相，不知道今天究竟是怎样搞法的，很怀疑，以为真的“投降”了，便发牢骚说：我们搞了这几年，辛辛苦苦，现在却要改成“国民革命军”了!这种情绪本质上是好的，只是不了解真相而已。而有的人则是敌我不分，产生了投降思想，认为现在好了，可以回家了。 　　敌人在这时候主要由军事攻势转为政治攻势，军事与政治并进；当然，有的地方则还是以军事为主。敌人根本不提国共合作，只叫嚣着“投降”，说现在都一致了，不分党派了，并且写了信来。当时领导上即抓紧进行思想教育，指出在我部队中当前主要危险是敌我不分。红军改编，陕甘宁区改名，不是投降，而是联合抗日，集中力量打倒当前主要敌人，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已由关外打到关内来了。我们对于今天民族敌人与阶级敌人的关系，要有正确的认识，这是一。第二、这次是第二次的国共合作，是有条件的。这种合作，是由于共产党有力量，没有力量是合作不成的。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第三、要反对当前敌我不分的思想。 　　当时在对敌斗争方面，也以政治攻势对敌之政治攻势。第一、说明我党是一贯主张抗日的。第二、指出国民党如有诚意抗日，就应该停止一切对游击区的进攻，撤退一切军队。第三、要容许游击区游击队及一切人民有宣传、组织抗日的自由。第四、要释放一切政治犯。如果同意这些条件的话，可以进行谈判。并以这在部队中、群众中进行教育。在各地散传单，贴标语，也写信到城里去。 　　敌人一直未停止进攻，但是进攻的部队已逐渐减少。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进攻，四十六师已调走了。国民党部队这时候，也是由分散到集中，敌人对里山的搜山基本上停止，把他的部队摆在交通线，以连或排为单位，有时候以一个排进来打一下又走了。 　　当时，领导上即进行准备力量：一是抽了一批干部办训练班；二是抓了一批土豪筹款；三是扩大部队。对敌人暂没有去打，因为敌人以连为单位驻扎，不好打。对群众运动，则由零星的组织形式发展到广泛的救亡运动的组织形式，每个村每个学校都有抗日救亡会的组织。 　　九月，日本进攻的形势更紧张，大庾和信丰的国民党县长派人送信来，要游击队下山，不要打了。他们说：欢迎你们进城来，保证你们的安全。这样的信来了几次，于是互相派代表谈判。游击区方面派了一个区委书记去，提的条件是：一、停止进攻，一致抗日；二、保证游击区的安全；三、保证抗日自由，我之活动，不得制止；四、释放政治犯。那时还没有得到中央的指示，不知道应该谈甚么。区委书记到了南雄里栋区和国民党的军队进行谈判。他们招待很客气，说陕北和我们一致，既往不咎，现在我们就是共同抗日。条件不能决定，要送上级决定。这次谈判以后，国民党的队伍更往后退了一点，更集中，以营为单位，驻到交通线的主要点。游击队也停止了抓土豪，转到以政治攻势为主，宣传抗日。这武装宣传一直到了大镇子，到了城厢，影响很大。当时把游击队的番号说得很多，在传单标语上印着第几支队第几大队，一共有五六个支队之多，声势浩大。 　　周围的形势一天天转好。正式谈判时，陈毅同志出去，到赣州专署和熊式辉的代表谈判。双方提出了条件，更具体化了一点。国民党提出：停止游击队活动，等待改编；停止打土豪。有四五条。陈毅同志接了这一次头就回来了，由项英同志出去，一直到了南昌，后来又由南昌到了南京，以后即由南京转到陕北去，到了党中央。后来陈毅同志也出去，到了南昌，和国民党订了一个协定。 　　项英同志到南昌的时候，有些问题上是有错误的。国民党召开的纪念周大会上，请项英同志讲话，项英同志的讲话却附和了国民党。再就是他个人以中央分局名义公开发指示信，发到各游击区。这批示说：现在是抗日了，一律停止游击，停止打土豪，听候改编。当时各个游击区并不知道谈判情况和内容，没有精神准备，此指示会起精神松懈的作用，容易遭受敌人袭击而无所措手足。国民党把他的指示积极在报纸上公开印发，大肆宣传。好在许多地区的同志都不相信，而在湘赣边的谭余保同志则大大活动了一下，大抓了一批土豪。 　　陈毅同志住在南昌，虽然按照项英同志所发指示的基本方针，把各游击区联系起来，但是精神上并不和项英同志一样。一个大叛徒来找陈毅同志，是国民党故意派他来拉拢陈毅同志的。一来就表示很亲热，无耻地说过去是环境所逼，没有办法，现在还想回到党内来。又是送东西，又是请吃饭。陈毅同志当即大骂了他一顿，你这死叛徒，无耻!把他骂走了。 　　把游击队集中，名义改为抗日义勇军，编为若干个支队。油山的为第一支队。原来油山的游击队已只有一百多人，七搞八搞搞了千把人。为防止国民党进攻，就不住城里，住在山脚，这里那里都住有人，以壮声势。又用抗日义勇军的名义组织宣传队到城里去宣传。当时还用抗日义勇军的名义在大庾的池江、在吉安等地组织通讯处，在南昌组织了办事处，挂了义勇军的符号到处都可以走。 　　第一支队先集中。谭余保同志的湘赣边游击队还在大活动，向敌人进攻。熊式辉就向陈毅同志提出抗议，说你们没有诚意。陈毅同志很着急，当时没有联络上，就亲身跑到汀赣边去，他腿上的枪伤正在发，所以就坐了一乘轿子去。谭部过去常常吃叛徒的亏，恨透了叛徒。一个团长见陈毅同志坐了轿子来，衣服又穿得好，戴的礼帽，就错认为他是“叛徒”，把他抓住，骂他“叛徒”，说你不是“叛徒”为甚么这样自由，要就地枪决。还是政治委员比较慎重，说把他送到谭余保同志那里去，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由那里再去处理他。于是把他捆了送去。谭余保同志一见，也大骂他是死“叛徒”，说你过去还讲甚么无产阶级，今天竟投降了敌人，可耻!叫拉出去枪决。陈毅同志在此情况下，只好委婉地劝他说，你这种精神很好，但是你对目前的情况不了解。我们已经和中央发生了联系，得到中央指示，今天就是来告诉你的。我如果是叛徒，不会这样一个人也不带来，跑来送死。你可以调查一下的。我腿上还有伤，是跑不了的。谭余保同志才说，好，把情况弄清楚了再枪决。就把他关在山上的房子里，饭也不给他吃。陈毅同志看见形势不对，又进行劝说，谭余保同志仍然很坚决，说非毛主席的命令绝不相信。陈毅同志就告诉他，你可以派一个次要干部到赣州、吉安去看看我们的通讯处，那里有我们的干部，还有文件，你们可以看看那些文件。谭余保同志就派了人去，回来后，知道是弄错了，赶快把陈毅同志放出来，向陈毅同志道歉，大大请客。谭余保同志这里的问题解决了，福建张鼎丞同志那里和湘鄂赣边傅秋涛同志那里，也都接好了头，一共编为几个支队。 　　项英同志回来了，带回二三十个长征干部。那时候我党中央已经和国民党谈好，把现有几个支队编为新四军，以叶挺同志为军长。陈毅同志、谭余保同志、张鼎丞同志、傅秋涛同志均任支队长。项英同志在干部会上传达中央的决定。他对国共合作的了解是有偏差的，不是毛主席的精神，而是带来王明同志的精神：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共同领导。此精神，起了对自己的麻痹作用。对于共产党的独立性和领导作用，没有强调。许多干部在当时听了后的了解，以为抗战就是国民党领导，服从统一战线，就是服从国民党。同时还这样了解，以为国共合作不会有什么变化，是永久的，不了解团结仍有斗争，而且会变化的。再就是如何做统一战线工作问题，以为统一战线就是上层的，至于怎样发动群众，则没有提到。 　　项英同志傅达后，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就是游击区里是不是还要留些武装。项英同志主张不留，以免使国民党不满。此种精神，是一种投降路线的精神。 　　那时候决定把杨尚奎同志留下，任赣南特委书记。通讯处仍然保持，以便和新四军联络。以后又成立了江西省委，书记是黄涛。全省有赣西特委、赣北特委、赣粤特委。 　　新四军在九月初走后，一九三七、一九三八这两年当中没有甚么大的变化。谈判协定规定容许共产党公开活动，容许义勇军设立后方。那时候环境较好，组织有发展，但是有错误，是采取了公开建党，组织上采取半公开形式。单位不少，在赣粤特委之下有南雄、大庾、信丰、雩都、兴国、赣县等县委。党员不少，有三千多，单兴国一县就有五百。这种精神是由省委方面下来的，有这么几个基本错误：一、不去巩固过去游击区的原有基础，只管外，不管内，不是在巩固的基础上去发展的方针，所以到以后国民党向我进攻，我们的同志在外边站不住的时候，到里边也站不住。二、专去发展党的组织，而不去注意发动群众。同时建党方针也有错误，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查，把很多脱离了组织关系的都恢复了党籍，因此党员成份很复杂，叛徒也混进来了。三、不准备搞武装。 　　当时环境虽然好，但是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和国民党合作这方面去了，毫不准备突然事变的到来。常常有磨擦，国民党常抓我们的人，只有谈判、交涉，把人搞出来。那时候的斗争只是谈判，不积极准备斗争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八年打到广州。南雄县长莫雄当时表现还好，要我党帮助准备抗日游击战争。 　　到一九三九年，形势开始变化。蒋经国来赣州作专员。蒋介石的目的，一是把自己的嫡系放在这里，作为他的反动中心；二是利用蒋经国的政治手腕来消灭共产党。蒋经国来后，即采取欺骗、拉拢、瓦解的各种手段。提出建设新赣南的口号来迷惑人，说要做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书读。并提出各阶层各党派平等待遇。说地方搞磨擦不应该，现在还捉共产党吗?表示去调解一下，就把捉去的放掉。其政治面貌伪装成进步的样子。在行动上装作要和群众的关系好，自己生活艰苦，不贪污。他采取的一些方法是很毒辣的。以几件事为例：当五月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要来城里买一二升零米；但是大商人要卖袋米，要一袋一袋地卖。农民就买不起。蒋经国有一天化装出来走，经过一家米商门口，听见了这事，他就叫那农民来问明情况，于是就找着卖米的老板说他要买四十石米，限他下午三点钟送到专员公署。那老板听他说话，知道来头不小，只好在三点钟送了四十石米去。蒋经国不给他钱，说你们对老百姓如此不好，罚你四十石米。蒋就叫人把米拿去煮稀饭，开粥厂，凡是没有饭吃的人都来吃，因此骗得许多人都说他好。他也学苏联的样子，叫公务员都去帮助群众，他也去帮助群众割谷子。他还化装到乡下去捉赌，去就碰见乡保长正在打牌，他就坐在旁边看了一阵，他离开以后就派人去抓。对失业青年则搞所谓失业介绍所，每星期规定有一天蒋经国亲自出来见面，和青年握握手，但是不解决问题。负担上开始好像加在地主身上，口头上并说应该加在他们身上，但实际不兑现。然而这对群众的欺骗作用很大。他的目的是和我党争取群众，以便孤立我、消灭我。 　　当时有些干部思想上有错误，认为蒋经国究竟是从苏联回来的，很不错，甚至有认为可能是我党中央同意他来的，可能是我党党员，不去分析他的阶级本质，不去警惕他的阴谋。蒋虽然装着进步的姿态，但是农民与地主关系问题，并未解决，也不可能获得解决。蒋仍然是站在地主方面的，仍然是剥削农民的。而真正进步的青年，反对国民党黑暗，都遭到国民党的限制、逮捕，特别是与我党接近的青年，遭到屠杀。蒋组织了大批特务，深入到乡村，三青团也发展了，强制教员学生通通加入。到一九三九年，蒋更加紧内线了解和瓦解，派人到游击区访查老百姓，了解我们的同志在作些甚么事情。表面说是调查研究，实际上暗地加紧布置，积极加强保甲制度。到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蒋的势力进到了游击区，派特务化装成做买卖的混进去。以后越来越紧，开始对我们的同志进行武装控制、抓人。我们的同志去交涉，又放了。蒋就这么抓抓放放，借此来了解那些是共产党，作为大规模进攻的准备。过去地方团队是不统一的，蒋把它统一起来，编为保安大队，说山区容易产生“土匪”，须派武装，以维持治安。同时限制发动群众，不承认我党领导的各种抗日群众团体，说是未经备案，是非法的。他企图用这种手段瓦解以至全部解散我之团体。保甲长经常干涉说，你们要搞团体，就向政府打介绍信来。对新四军家属不承认，说是“匪”属。我们的同志说是上前方抗日去了，保甲长就说你拿政府的证明来。那些上了前线的都没有证明。他就用此来打击我党的威信，使群众感到连新四军也不承认了，共产党还有什么用。对我工作人员也不承认。征兵特别要征我的家属。征粮对我家属特别加重。把过去自由结婚的老婆也拉走了，说：在政府登记过吗?那是不正当的。连生的儿子也拉走了。地主非常疯狂，逼老租老债、牵牛。我们的同志去交涉说协定中规定不得逼老租老债，蒋说没有公布呀，同时我们也没有叫地主去逼呀。他只在表面上说不应该，但是暗地积极支持。因此群众对我怀疑，说共产党过去说的话有用，现在没用了。 　　一九四○年到了反共高潮，敌由政治进攻进到武装进攻，情况开始严重。那时候领导上和许多同志开始觉得过去的方针，所谓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方针，是错误的，开始准备转变这种形势，考虑是否仍搞武装。许多同志都主张搞武装，因为经验证明，没有武装力量，不仅不能发展，连原有的游击区也不能保。但是省委不同意。他们仍然违背了省委的意见，偷偷搞了一些武装，来保卫自己的机关。把过去埋藏的一些破枪取出来修理，组织形式由公开转到隐蔽。但是很难转，须做许多工作：把不可靠的分子丢下，不要；把好的和坏的分开；组织重新建立，不与旧的组织发生关系；负责人都已经暴露，必须设法隐蔽；提出干部职业化，用职业隐蔽起来。 　　一九三九年杨尚奎同志到延安参加七大去了。在他走后，情况一天天变化，很紧张，应付不过来。在皖南事变的时候，敌人把我党派在信丰县政府去作联络的代表也逮捕了。 　　特委见形势严重了，赶快布置。敌人派人到我所有工作人员的家里去捕人，幸而当时都已经警惕，有公开地方，也有秘密睡觉地方，因此一个也没有被捕。敌人随即包围特委机关，把信丰长安乡整个村子包围了，因为早有准备，那里只是办公摆样子的，因此也是没有一个被捕。敌人就派武装上山搜索，特委即转入山地，又重新恢复游击战争状态。敌人当时在信丰、三南、大庾，同时来搞我们的同志，都未被他搞到。敌在南雄没有配合得那样紧。当时还剩下短枪破枪三十几支，都收拾起来。合起来的大约七八十人。凡是还能够在原地站得住的，都没有出来，仍在原地搞秘密工作。 　　当时特委对方针政策很不好办。究竟是就搞游击战争，还是拖下去的局面?把握不定。大家很苦闷。和广东省委有联系，向他请示。但是来的指示说又团结又斗争，没有明确的主导方向，并说不要杀人。大家在思想上不明确，因此时“左”时右。曾经搞了武装宣传队，宣传团结，对特务也不敢杀。对统一战线如何运用，很感困难。 　　当时他们的处境虽然很困难，到处钻来钻去，但是没有被敌人搞到过。蒋就来一个自首自新运动，说凡自首自新的，一律不杀。另一方面实行五家联保联坐法，说他们是“土匪”分子、“不法”分子，要他们的家属动员他们回家，否则杀全家，因此逼着一些家属来包围他们。敌人又组织自卫队，强迫所有壮丁都组织起来，放哨监视他们，封锁他们。因此他们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孤立。 　　特委在山上，和外边没有关系，比以前更困难。干部、群众的情绪都很不好，认为搞来搞去还是这们的结果。杨尚奎同志走后任特委书记的是严仲同志，因为身体不好，在山上不方便，便调到韶关作地下工作去了，留下刘建华同志在这里负责，打游击。 　　那时候曾经组织了抗日铲奸工作队，白天在山上，晚上出发到平原，贴标语、做宣传，也杀掉几个最坏分子(再也不顾上级的指示，因为把他们搞得太苦了)。每次出去四五十里地，回来搞得很疲劳。粮食搞不到。到一九四一年弄得根本不能活动，游击区都被敌人控制了。只好在山里藏躲，由老百姓送饭吃。时间久了，老百姓也不大愿意。一种好的，还送点饭给他们吃；一种虽然不公开危害他们，也不敢支持他们，不送饭。一见他们来，就说，同志，你走开一步，我知道你们是好，但是我们不敢帮助你们，这地方始终是你们的。等这阵风过去，你们再回来吧。 　　内部也起了变化。敌人的自首运动起了作用。当时有许多同志被捕，有许多是英勇不屈，但是也有少数叛徒。敌人就利用叛徒到山上来无耻地到处宣传自首，说敢保没事。敌人组织清乡工作队，到处散发自首自新传单，不自首就抓起来。敌人又用软办法包围家属，有些家属就来包围工作人员，有些人就出去自首了，今天出去一个，明天出去一个，大家对整个形势看不清楚，很悲观。经常被包围袭击，被打死一些人，散掉些。最后只剩下七个人。 　　这次搞垮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敌强我弱，蒋的各种进攻和自首运动；主观上是项英同志所带来的右倾机会主义所造成的结果，群众离开了他们。敌人当时悬赏通缉，专门捉外来干部。刘建华同志是寻邬人。老百姓就告诉他你赶快走吧，替他很担心；并对他开玩笑说，我把你抓去，可以吃多少时间呵! 　　七个人：四个地方干部，一个通讯员，一个女同志，加上刘建华同志。饭都搞不到吃，就搞老百姓的菜吃。一到老百姓门口，老百姓就急得摇手说，赶快走吧!一面是怕他们受害，一面也怕自己受害。他们饿得没法，就只好弄些谷穗用手搓来吃。最后就决定离开此地。 　　七个人把枪都埋在山上，化装出去。到了南雄，有两个还跑回去了。剩下五个人：两个干部，一个通讯员，一个女同志和刘建华同志。到现在，刘建华、朱赞珍、李绪龙三个同志仍在一起工作。 　　到南雄不打算走了，准备将来再回到信丰，也想和三南县委联络。国民党反动派发觉他们已经到了南雄，立即派便衣到南雄来捕他们，但是他们已离开南雄几天了，未被捕。敌人的便衣就把南雄的一家房东抓去坐班房。这房东死在班房里。 　　他们到了韶关，在粤北省委领导之下作地下工作，都没有城市秘密工作经验。那两个农民干部就到工厂去做工。那个女同志在韶关和当地老百姓结了婚，对像也还单纯。那女同志对革命是很忠实的，不过此后即成为家庭妇女了。那个通讯员分配了其他工作。 　　粤北省委在一九四一年也被破坏了，省委书记组织部长都被捕了，刘建华同志就转到广东的翁源。其时由于南方党被破坏得厉害，长江局指示，不遭破坏的党员都暂不发生联系，要社会化，勤职勤学，广交朋友。刘建华同志和个别同志联系，做些小生意。一九四三年就跑到东江纵队，在政治部工作。 　　日本投降后，东江纵队要转到粤赣湘山地创造根据地，因为在海边很难生存，容易遭到国民党的打击。那时候王震同志率部南下，东江纵队就北上，想会合建立根据地。东江纵队派了先遣队——北上支队到了始兴北部。同志们情绪很高，以为可以会师。彼此相距已只有四五十里了，但是还未会合，王震同志忽然奉命北返了。王震同志的部队回头时，敌人两个师追堵他，形势很严重。北上支队要回头也不可能，因为敌人以七个师进攻东江纵队，对北上支队也以一个师来攻。部队人地生疏，尚未站稳脚，在敌人进攻下，曾受到很大损失。战士情绪很不好，埋怨不该到粤北来。此时，北上支队就叫刘建华同志组织武装工作队到油山去恢复老区，给了五六十人、两挺机枪、三四十支步枪、四五条驳壳。有十几个政治工作人员。到了油山，和群众初步恢复了联系。敌人在这方面还不注意，因为敌人以为这地方已经没有问题。刘建华同志对群众情况很熟悉，一切都很顺利。武工队原来没吃没穿，到此地后经济问题解决了。他们在大庾、南雄交界处设了一个游击税站，收获很大。有税票，收税后就发给一张。时间要短，动作要快，查一查，即收税。一天收三四百万，可以供给北上支队的伙食。北上支队也很重视这一工作，大家的情绪都高了起来。这税站的设立，对许多过往的汽车司机做些工作，通过司机扩大了政治影响。因为他们的武装在此地，此地就没有土匪了，对司机有利。他们的报纸也通过司机传到城市去，并争取了司机给武工队做情报。如有敌人来进攻，司机即以喇叭的响声来通知武工队。 　　武工队的政治工作队员就在山地做政治工作，开群众会进行宣传。另外，那三四十条枪则去打击敌人，也缴了些枪。群众见刘建华同志带了队伍突然回来，很高兴，许多人都跑来看。刘建华同志过去的名字叫刘新潮，大庾、信丰山区的群众都知道。这次来，说是刘建华，群众说，你哪里是刘建华，我们认识你是刘新潮同志。群众很热情地和他谈，并告诉他说，听说你早死了，枪毙了。群众一说就诉苦，谈着所受敌人的摧残。也谈到哪些人叛变了，哪些人自首了。从这些谈话中了解了许多情况。刘建华同志就向他们说，我们还是在这里打游击好吗?他们就说好得很，就在此地留下好。因为自从上次游击队垮了后，他们在敌人的摧残下吃了不少的苦头。他们说到自己吃的许多苦就流下泪来。但是说到参加组织，他们还有顾虑。他们说，共产党好是好，但是力量还小，就怕你们站不稳，以后再说吧。 　　在油山，地区刚开辟，一九四六年春，三人小组在广东谈判了。张发奎不承认东江纵队，硬说是“土匪”。东江纵队就给以重重的打击。张发奎挨了打以后才又被迫谈判，但是只承认东江纵队二千四百人转移到山东烟台去。 　　由于要向华北转移，各支队都要到广东集中。那时候北上支队还有七八百人。纵队司令部规定了集中的人数，其余的都要留下来。因此黄业、刘建华、陈中夫等同志留下，并留下一百二十人左右，有三挺机枪，十几条驳壳，其余步枪，有一新闻台。人数很分散，分为五股。始兴有两股，湖南边上有一股，帽子峰一股，油山一股(有三四十人)。领导机关，以黄业同志负责，其次刘建华、陈中夫同志。黄业同志在帽子峰，刘建华同志在油山，陈中夫同志在始兴。有交通联络，不经常开会，有时候碰碰头，讨论问题。 　　东江纵队在转移以前给他们的任务是：在两三年之后和党取得联系。不要用共产党名义公开活动，要用灰色面目出现。在三个月之内要绝对隐蔽，以免影响纵队在海上的安全。因此他们就在山上隐蔽起来，搞学习运动，干部整风，战士改造。新闻台就收新华社广播。 　　后来收到新华社《全解放区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社论，知道全面内战爆发了。还没有隐蔽到三个月，在两个月之后，他们就开始发动了。那时候由于隐蔽的结果，敌人不注意，把队伍都撤走了。油山队伍首先攻打南雄邓坊乡公所，用地雷炸了墙，很成功，房子都崩下去，一下就打进去，缴了二三十支步枪。从自卫队长到伙夫都被我俘虏。老百姓很高兴，说你们的炮怎么这样厉害!这一下情况起了变化，广大群众发觉游击队仍然存在，而且有力量，就寄予新的希望。地方反动派受到很大震动，相当恐慌，纷纷开会讨论对策。黄业同志等三个负责人开会研究，根据这次的战斗经验，认定可以战胜敌人，并把当时的形势分析了一下，估计敌人要来进行所谓“清剿”，于是决定了反“清剿”的斗争，并订出春季攻势计划，以军事竞赛来配合全国反内战形势。帽子峰的及湖南边境的游击队打乡公所都有收获，有的缴了一二条枪，有的缴得多些。由于军事行动统一，影响很大。 　　在群众工作方面，提出反内战、反三征(即反征兵、征粮、征工)、破仓救荒的口号，群众热烈欢迎。这次群众之所以敢于行动，是由于解放战争胜利和当前游击战争的胜利，而敌人又撤走了，所以群众有信心。把粮仓都打开了，发动群众去担。南雄大塘乡有两千多石谷子的仓也分了。帽子峰游击队把横水乡的乡公所打了，缴了七、八条枪，仓库也分了。群众有多少力量担多少。群众很高兴。凡是山区经常受我影响的都敢于去担。敌人征兵，群众就用各种办法抵抗，到山里来躲下，或者就参加我游击队。他们就开始组织农会、常备队。游击队更充实些，打小伏击，打敌之一排人一连人。部队逐渐扩大起来，就开始建立区乡政府。由山地推出到平原，发展了大片土地，离南雄城五里全被我控制。敌区乡公所的牌子都搬进城去了。不到两个月时间，油山的部队发展到两个排，到一九四七年就已经发展到一千二百人(游击队和常备队)，都是脱离生产的。编为三个大队，一个大队有两个中队。始兴部队也有很大发展。以后即成立粤赣湘人民解放总队，在总队之下成立四个支队。第一支队在湖南江西交界处，在帽子峰西北面，有一部分在南雄；第三支队在始兴南部；第五支队在始兴北部；第六支队在油山。总队部在横水乡。黄业同志任总队长，刘建华同志任副总队长，张华同志任总队政治委员，陈中夫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在南雄有五个区政府，始兴有三个区政府，大庾西部有一个联乡办事处。 　　当时部队顿时扩大，未经训练整顿，还很零乱，制度不健全。部队成份很复杂，地主富农子弟和二流子也有。农会里也有此情形。政权影响大，但是还未起应有的作用。到一九四七年冬季搞土改，搞错了。主要是对形势估计有错误，把自己力量估计过大，以为控制的面大了，可以进行土改了。当时收到新华社报导，说东边打仗，西边分田，白天打仗，夜晚分田，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把华北经验搬到这里来，没有看见自己是小小的范围。再是对敌人估计过低，以为敌人力量很小了，已经从敌强我弱转为敌我平衡，因此决定分田。这是胜利冲昏了头脑。对群众方面的估计也是错的，由于看见群众敢要粮，情绪很高，便以为群众也敢要田。实际上多数群众是怕分田的，群众对他们说，县城还是敌人的，等你们把县城打下了再分不迟。群众主要是希望他们军事胜利。但是当时因为要用力量保护分田，限于保守，不是积极求军事发展的方针。而在土改中又犯了错误，不会划阶级，结果划错了许多人，打击面过宽，侵犯了中农利益，群众中引起恐慌。有些农民表面分了地，暗地退回地主。这时候敌人反攻了，以两个营的兵力在南雄地区进行“扫荡”，“扫”了一个礼拜就结束了，敌人也不敢停留。在那次反“扫荡”中，打死了敌人一些人，还打死了一个连长。因此更轻敌，认为正规军也好打。敌人又在几个点筑碉堡，筑土围，命令区乡公所还乡。他们的力量还不能接近敌人的碉堡。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间，几个交通线(如南雄大庆交通线)都被敌人控制了，整个地区被分割被缩小了。 　　一九四八年一年敌人进行全进攻。当时敌人把游击队力量估计很大，主要是由于他们进行了土改。敌人认为凡土改地方都是我党的领导中心。敌一万五千人，大规模进攻。广东一个旅，装备很好，有八九千人。南雄驻了一个团两个营。始兴仁化各一团。江西来了一个保安第五团，一千人左右。湖南南部地方团队一千多人。敌人组织了粤赣湘“剿匪总指挥部”，叶肇任“剿匪司令”。在湖南、赣州各组织指挥分部。所有敌人部队都统一受指挥部指挥。凡是我区比较大的地点(山地)，敌人都有驻军，一个排或一个连。敌人以占领面来逼游击队上山，企图逼上山后再来消灭。经济上也进行封锁，公路线的税也不能收了。政治上到处喊着所谓“剿匪”，说不是共产党，是“匪”。捏造失败消息，说解放军哪里哪里又失败了。游击队的困难很多，很被动，群众情绪很不好，于是又退入山地。领导上从新华社收来胜利消息，宣传解放军胜利，有的人就说是骗他们，说如果胜利，敌人为甚么这样多?群众埋怨他们不该分田。地主到处组织武装，到处进行报复。这时候南雄环境很难立足，于是决定黄业同志转到湖南江西交界处去，刘建华同志主要转到信丰、崇义、上犹、大庾一带去，陈中夫同志转到虔南一带去，以求生存发展。但是部队拖来拖去，情绪更坏，加以内部有坏分子，天天开小差：有些是由于害怕而去隐蔽的；有些则是去自首了；有的是一班一班的跑，是坏分子组织叛变。因此减员很大，光第六支队由一千二减到四五百人。整个解放总队三千五百人减到一千二三百人。但是转出来是生存下来了，站稳了脚。在大庚、信丰、崇义是困难，但是觉得比在南雄的条件好点。在山区，开始进行工作，从此即在此地坚持下来了。群众同情游击队，更大的面都能控制了。虽然没有建立组织，但是群众对他们是好的。他们的部队帮群众做工、生产，又不吃群众的饭，群众很拥护。在很困难的时候，群众仍然帮助游击队，一升二升、一斤二斤的米送来给游击队，说从来没有过这样好的军队，我们再穷也要养你们。 　　一九四八年夏季，敌人来进攻，游击队没有和他正面打，消极分散隐蔽。敌人知道游击队还有一部分，但是也知道不能一下消灭。也由于敌人在前线失败，敌人的正规军都调往前线。过去进攻游击队的九十九旅，刚一调到陇海线就全部被解放军歼灭，群众战士听了这消息，都异常兴奋。这时候，敌人力量是减弱了，由正规军转到由地方团队为主向他们进攻。游击队在新区虽然是能够存在的，但是要发展不容易，他们于是又转到南雄，动员全军，准备反攻，收复失地。 　　敌人逼迫山地人民通通撤到平原，制造无人区。老百姓用种种方法抵抗、拖延。有的地方的群众是被逼着搬出去了，有的仍然不出去。敌人没有办法，就采取恐吓办法，说那里发现“土匪”，那里的老百姓就要完全负责。老百姓害怕，就叫游击队不要打仗，或者不要在他们住的地方打。说，你们将来再打吧。 　　那时候又弄得吃饭困难，白天怕冒烟被敌人发觉，只好晚上到山下来在老百姓家里做饭吃，吃好了又上山。有时候有米，但是没菜没油。有时候稀饭也没有得吃。几个月许多人的身体都搞坏了。穿的很困难，棉衣棉裤没有。下雪了，单衣只有一二件，都穿在身上。毯子也没有。那是经济上最困难的时候。晚上睡觉，要烧火，把地烧热了，再铺些树叶躺上去，但是不久地又冷了，人又冷醒了，又得赶快起来在地上跳，使身上暖和。有时候在周围烧着大火睡，不然就简直不能睡。 　　本来有些地方可以打仗，但是没有粮食，不能去打。有粮食的地方又没有仗好打。因此战士们东奔西走，都为了吃饭。因此必须解决经济问题。不管解放战争的形势如何好，政治上的鼓舞如何好，没有物质基础仍然是很困难。刘建华同志就把武工队留在原地，带一部分人又转往湖南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在那里，有几条大路可以收些税，再向地主富农捐借一些，能出多少算多少。加上打打小仗，物质上有些缴获，也可以得到些补充。这一着搞对了，解决了些困难，生活改善了一下，补充了些衣服，发了鞋。打了三次小仗，缴了些枪。部队情绪又好了一点。战士说共产党就是有办法，跟着共产党走总是有办法的。病减少了，身体也有些恢复。解放军胜利消息不断传来，不断鼓舞着大家，战士们觉得眼前虽有困难，但是有希望。这时候，黄业同志由香港回来了。敌正规军一个连的两个排来投降，带来两门六○炮、两挺机枪、四条冲锋枪、三十几支美国枪。这个连在拖出来的时候，和敌人打过两次，所以同志们相信他们是真起义的。这一下大家的情绪更高了，人枪增加了，子弹得到补充了。他们就把这个连集中训练改造，反他们的枪拿去给游击队使用，他们也很愿意。他们就开了一次庆祝大会。一九四九年三四月，解放军到了长江边，战士们的情绪空前高涨，不怕困难，要求打仗，要求回南雄去打。他们在湖南边境广泛进行游击，影响很大。一回到南雄，首先就打下敌人两个据点，消灭了据点里的地主反动武装，地主投降了，缴了二三十条枪。第三天敌人来进攻，领导上事先估计好，在大塘打了伏击，把敌人一个连全部歼灭，缴获两挺机枪、六十几条步枪。敌人的另一个连不敢来了。战士们的情绪更高涨，群众到处开会庆祝。 　　江西敌人在油山上下坪来了一个营，两百人，全部被游击队包围，敌人一部突围，一部筑壕据守。他们包围了一天一夜，打死敌三十多人，敌营长受伤。因为时间太久，反复冲锋几次，很难解决，怕敌人增援，游击队就主动撤离。敌人就逃走了，到处丢的是东西，许多老百姓去拾，老百姓担开水来慰劳游击队，并热烈帮助他们。 　　他们又转到南雄龙口市打联防中队。敌人据守的碉堡，有三面是树桩围着，一面是深塘，是很难打的地方。敌人估量游击队不能从深塘过去，但是战士想出了办法，搭上一块长板子走过去，埋上地雷，炸毁了碉堡，把敌人全部解决，缴了六十几条枪、两挺机枪。 　　接着又转到南亩市，敌人来进攻，我二三百人，敌三四百人，敌士气很弱，我军威很壮，稍一接触，敌即逃走，游击队即追击，缴了敌一班人的武装，有一挺机枪。 　　解放军到了南昌的时候，领导上号召以加紧战斗，加紧歼灭敌人来迎接解放大军南下，他们就转到大庾南部，准备和解放军会师。敌人向信丰、大庾退却，游击队即到处烧桥梁、贴标语、打伏击，因为敌人强大，收获不大。解放军到了赣州大庾西部，保警队二百多人在我游击队威胁下起义过来了，接着，游击队就解放了大庾城。他们在赣州城布置有工作，发动青年团员迎接解放军。到八月十七八号，在大庾新城和解放军会师。那是最兴奋的日子，大家见面高兴得跳起来。随即开会师大会举行庆祝。以后许多部队到广东去了，游击队武工队都留在原县变为地方武装，来开展解放后的新的工作。 　　这个地区进行了二十年的游击战争，终于配合了全国的解放而最后解放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说明这个地区的党、群众对敌斗争的坚韧性、顽强性。他们不屈不挠、艰苦卓绝地坚持下来了。这是毛主席所教育出来的干部和人民，所以才写下了这么光辉灿烂的一页。这种坚持斗争，对于全国人民革命战争所起的配合作用，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建树的功勋是永垂不朽的。一切英勇牺牲的烈士是永垂不朽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在油山这地区为甚么能够坚持二十年?首先，这地区是在党的领导之下经过暴动建立起来的，在二十年的游击战争中一直依靠了群众的支持，这是最基本的。其次，这地区是三省交界的接合点，地形一般还好。敌人内部有矛盾，特别是“中央军”与广东军的矛盾，可以利用敌人的这一弱点。同时这个地区和别的游击区能够互相配合，当时有湘赣、湘鄂赣、福建、瑞金及广东东江等游击区，所以这地区不是绝对孤立的，能够得到邻区的配合支援。这地区与党中央在一九三六年以前虽然没有联系，但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后和中央联系上了。在一九三九年以后又和广东省委有了联系，因此中央的指示、政策、消息都能够得到。抗战时候，条件更好，这地区和新四军是互相配合的，新四军对此游击区的支持，起了很大作用。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他们又以统一战线的方式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抗战末期，王震同志的部队到了上犹、崇义有很大影响。东江纵队挺进这个地区，使这地区重新恢复并壮大起来。因此把此地区当作是孤立的是不对的。如果那时候没有新四军的支持，没有其他游击区的支持和帮助，要恢复也是困难的。但是对此地区的估价也要适当，因为它起了很大作用，如：配合了中央区的斗争；支援过红军的长征；抗战中配合新四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末期解放上犹、崇义、大庾、定南、虔南等地，捉了许多反动头子；解放后供给了不少地方干部，如现在赣南党政军许多干部都是在游击战争中培养出来的，他们和群众的联系是很好的，因此在剿匪、镇压反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在当地很熟悉，敌匪想在油山等地打游击，他们配合主力进剿，完全把敌匪肃清了。这就是这个地区所起的作用。 　　1952年2月《党史资料》第2辑 　　署名：周文 　　 周文文集第三卷/周文.—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