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科教文卫人物 > 吴玉章 > 全文图书 > 吴玉章回忆录

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

吴玉章

一 流亡法国，接触社会主义思潮 　　从1911年辛亥革命起，到1919年五四运动止，这是一段艰难困苦的斗争岁月。当时，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革命党的组织陷于土崩瓦解，中国天空上满布着黑暗的阴云。在辛亥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抱着一个美丽的幻想，以为革命后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国家。但是现实嘲弄了我们，中国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不是独立，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蚕食和鲸吞；不是统一、富强，而是军阀们的争权夺利、鱼肉人民。 　　1913年7月，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南京、上海、江西、安徽、广东、四川等地的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反袁起义。但这次起义(所谓二次革命)，在袁世凯的强大军事压力下，好象昙花一现就失败了。国民党仅存在南方几省内的一点革命军事力量也被摧折殆尽。 　　起义失败后，我还留在上海。我并不认为革命从此就完了，我相信袁世凯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所以想隐蔽在上海，继续为革命做一点工作。但是袁世凯并没有放过我，指名说我是四川重庆熊克武反袁起义的策动人，对我下了通缉令。我在上海站不住脚。于1913年11月亡命法国。 　　我在法国巴黎居住了两年多，思想上非常苦闷。“中华民国”成立了只有一年多，中国的政治局面就弄得那样糟糕，革命爱国之士或死或逃，我也被军阀撵到了外国，革命失败得真是再惨痛不过了。我时时刻刻惦念着中国的情形，希望革命火焰会再一次迅速地燃烧起来，把丑恶的军阀统治烧个干干净净。1914年春季我没有入学，痴心指望着很快地能再有一个回国参加斗争的时机。但是过了半年，国内没有一点革命发动的迹象，而且袁世凯还修改了民元约法，解散了国民党以及国会，担任了终身大总统，许多北洋派爪牙也纷纷爬上了各省都督的位置，看起来袁世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我的归国希望暂时也不能实现，于是决心先埋头读书。辛亥革命以前，1908年我初到日本时，决心要学一门科学，选的是电气工程。1911年我弃学回国参加辛亥革命。我原来学的是工程技术，但由于国事日非，只得经常从事革命活动，深深感到“所学非所用”，于是这次进了巴黎法科大学，改学政治经济学。 　　亡命巴黎的两年多，看到了不少事情，接触了不少人物，长了不少见识。这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交战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彼此疯狂地屠杀，整个欧洲沉浸在血泊中，好象一个大屠宰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已暴露无遗。同时，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盛行一时。1903年我在日本东京曾经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感到这种学说很新鲜，不过那时候一面在学校紧张地学习，一面着重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对这种学说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放过去了。这时，又重新看到这种学说，感到格外亲切。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这个远景虽然是美丽的，但是如何能够实现它?我们当前应该做些什么?我仍旧是茫然的。我曾经和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谈起这些问题，李石曾认为：“我们只要搞教育，宣传互助、合作，传播这种美丽的理想，努力去感化别人就好了。至于总统、皇帝及其他官职和议员，让人家去当没有关系。”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我说：“教育、宣传工作固然要做，但是组织工作也要做，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团结和培养人才，是干不了革命的，你不去侵犯皇帝、总统，人家就要侵犯你。”李石曾的思想是典型的克鲁巴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我从以往的革命实践中感到这种不要组织革命团体的主张根本是行不通的。仅仅有一个美丽的理想，而没有一套实现理想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那又有什么用呢?因此，我在法国虽然接触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流派，但是它们并没有给我指明一条拯救中国的光明大道。 　　二 军阀腐朽统治的一个实例 　　1914年以后，中国的政局发生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趁着欧洲大战的机会出兵山东，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件。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而接受了这些条件，秘密地签了字。1915年底袁世凯玩弄公民投票，强奸民意，公然称帝，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他逐步地往上爬的时候，反对他的各种社会力量也在逐步地集合起来。1915年12月25日云南护国军首先起义，各地纷纷响应，袁世凯的皇冠不久就滚落在尘埃里。1916年6月6日，这个窃国大盗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活活地气死了。 　　袁世凯统治垮台，对我的通缉令自然失效。随后，南北和议达成，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我就和蔡元培一起从法国回国，1917年2月我到达北京。我到北京有一个任务，因为欧洲大战开始以后，法国人力不足，需要大招华工，袁世凯政府和法国订立了一个关于招募华工的条约，内容对中国工人非常不利，经手人梁士诒从中捞了很多钱，根本不顾工人的利益。这时候我们已在法国组织了华法教育会，主持人有蔡元培和我，目的是要在法国的大批华工中进行教育，并希望国内贫苦学生能出来留学，还组织了勤工俭学会。由于袁世凯政府与法国所订的条约对工人很不利，我们出来力争，费了很大周折，与法国改订条约。规定中国工人和法国工人同工同酬，总算为工人们争回了一些权利。我就携带这个条约草案回国，要求北京政府批准。 　　回到北京一看，中国的政治局势还象从前一样。袁世凯虽然死了，但是北洋军阀继承了袁氏的衣钵，并分化成大大小小的派系，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斗争。政府中贪污腐败风气，依然如故。华工新约送到外交部，足足等了四个月还没有批准的信息。 　　有一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来访问我，他问我：“听说你带回一个招募华工赴法的条约，批准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批准。”接着我详细地给他解释了这个条约比前一个条约要好的多。他说：“你没有在北京住过吗?你是学生吗?真是迂夫子!这里的事，非钱不行。如果有钱，再坏的条约也能批准。如果没有钱，再好的条约也批不准。你这种事至少可以赚几百万，你就是拿一二百万出来也不算什么?”我说：“我们就是为了反对赚工人的血汗钱，才辛辛苦苦争回了一些权利。我们没有钱，不但不愿拿钱去运动，就是人家拿钱来运动我也不行!”说着说着两个人就大吵起来。他临走时说：“你执拗得很，让你看看吧!”事后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北京政府外交部的一位科长派来的。在军阀官僚统治下，什么好事也办不成，不铲除军阀统治和官僚制度，中国决无得救的希望，这是对我的一次严重教训，我立志要和恶势力斗一斗。当时我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还幻想通过个人关系去说服外交部长伍廷芳。我想：伍廷芳是一个同盟会员，总不会和贪污官僚一样。他身为外交部长，是会有批准条约的权力的。哪里知道：官僚机构，重重叠叠，相互牵制，伍廷芳虽然答应批准条约，可是外交部内上上下下的官僚们都想捞一点油水，仍旧拖延不动，事情就这样拖下去，没有得到结果。 　　我这时一面在交涉条约的事情，一面又进行第二个任务，就是办留法勤工俭学，设立了一个留法预备学校，同时又给四川同事去信请他们成立留法勤工俭学分会。1918年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传到了湖南。于是四川、湖南等地掀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的高潮。我们希望在这个动乱的环境中能够培养出一些人才。但是目睹国内的混乱和腐败，眼前一片黑暗，仍不知出路何在? 　　不久又证明，在军阀统治下，连教育工作也不会让你安定地做下去。这时北洋军阀正在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总统黎元洪和国会议员站在一边，背后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多数省份的督军站在另一边，背后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之间围绕着对德宣战问题，勾心斗角。段祺瑞嗾使督军团包围国会，胁迫黎元洪一定要通过对德参战案，以便借此机会，大借外债，扩充实力；黎元洪为了对抗段祺瑞，勾引顽固派张勋进京。其实张勋和段祺瑞暗中也有勾搭。1917年6月张勋进了北京，演了一出“宣统复辟”的丑剧。当时，北京城内，兵荒马乱，到处抢掠捉人，凡是与辛亥革命稍有点关系的人都纷纷避难出京，我也只得暂时放下教育工作，避往天津。随后段祺瑞又玩弄手段，以“恢复共和”为名，赶走张勋，独揽政权。辛亥革命所遗留下来的“民元约法”被军阀完全撕毁了。南方为了“护法”，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成立了军政府，于是出现了南北两个政府对立的局面。 　　三 “南与北一丘之貉” 　　1917年7月，伍廷芳和海军部长程璧光率领海军南下，孙中山先生也到了广州，主张“护法”，在广州组织军政府，非常国会选孙中山为大元帅，联合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省，对抗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1917年年底熊克武驱逐了刘存厚，统一了四川，要我代表四川省参加军政府。我于1918年2月到广州见了中山先生，随即又回北京把所负华法教育会的工作进行了交代，6月才去广州任职。原来军政府初成立，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桂系和滇系军阀的力量，我们当时以为滇桂军阀与北洋军阀有矛盾，可以利用他们来为革命服务，而且他们实力较小，不象北洋军阀那样跋扈难制，有可能团结他们，使他们服从中山先生的领导。不久就证明：这种想法是十分错误的。军政府成立后，野心勃勃的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暗中一直在和北洋军阀勾结，并且跟我们大闹幕后磨擦。军政府成立不到一年，中山先生终于被排挤，1918年5月由广州回到上海。他在辞职通电中痛斥桂系军阀说：“南与北一丘之貉。”中山先生这时真是伤心愤恨到极点了。 　　当1918年6月我再到广州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已经到上海去了。7月间军政府改为七总裁制，中山先生也被列为七总裁之一，我当时曾到上海劝中山先生就职，他未同意，我又劝他可派代表去应付，他答应了。我们当时仍想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抵制桂系，以图补救大局于万一。我们所能团结的力量有南下的国会议员和海军，有各省军的代表，有中山先生的嫡系部队——陈炯明所统率的粤军，还有广东的一些地方派人物。桂系特别把陈炯明部视作眼中钉，千方百计想消灭它，陈炯明部被迫退驻在福建的漳州，不能回粤，情形很危险。这时军政府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们揭露桂系和北洋军阀勾结的事实，反对桂系排挤粤军，极力保全陈炯明部。在会议上，我常常和站在桂系方面的政学系政客争吵起来。桂系军阀恨我入骨，要求四川省撤换我的代表职务，到了1919年他们策划达成南北和议时，我就不再当代表了。 　　参加“护法”，使我十分深刻地体会到中山先生所说的“南与北一丘之貉”的名言。而且就是我们当时苦心孤诣所要保全的陈炯明又何尝不是与南北军阀同属“一丘之貉”呢?不久以后，陈炯明利用国民党和中山先生的威信，驱逐桂系，重返广州，并且随后又背叛了中山先生。这个叛徒要知道当时中山先生如何苦心扶植他，我们又如何极力保护他，他真应该惭愧而死。在当时，军队是统治者私人的财产和工具，军队的活动完全听命于他们的统帅，不知道有国家民族，我们也没有可能去根本改造旧军队，使它成为革命的工具，而只是看到个人的作用，力图争取有实力的统帅。从辛亥革命起，我们为了推翻清朝而迁就袁世凯，后来为了反对北洋军阀而利用西南军阀，再后来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而培植陈炯明，最后陈炯明又叛变了。这样看来，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但是我们应该依靠什么力量呢?究竟怎样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呢?这是藏在我们心中的迫切问题，这些问题时刻搅扰着我，使我十分烦闷和苦恼。 　　四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十月革命刚发生的时候，由于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封锁消息，我们还不知道俄国已发生了一个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伟大革命。但是消息是不可能长期被封锁住的，后来我就读到了约翰·里德写的《震动寰球的十日》，这本书对十月革命的过程描写得很生动。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我们北方邻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一个工农政府，伟大的俄国人民已经摆脱了剥削制度，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解放。从前我在法国接触了社会主义各种思想流派，深深为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今天这个理想居然在一个大国内开始实现了，心中感到无限兴奋和鼓舞。1919年，我资助几个学生到苏联去学习，希望他们能为中国带来新的革命理想和革命方法。但是后来联系中断了。1920年，我一度去北京，碰到了王维舟同志。他本来在四川军队中工作，由于川军内部要打仗，他不愿意参与，便交出了所率领的军队，到苏联去工作和学习了一年。1920年8月间，他回到北京，对我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苏联的状况，使我对这个新起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和更深厚的感情。当时苏联正处在国内革命战争的困难时期，物资非常缺乏。王维舟同志和我就在北京东安市场召集许多青年学生，组织了一个“俄灾救援会”，向各方募捐，捐募到几万元钱，买了许多面粉和日用品寄往莫斯科。后来王维舟同志又到上海募了几万元。那时候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非常同情，人人都希望能出一分力量来支持苏俄，所以我们的募捐能够有这样大的成绩。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发生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前夕，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的时候，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参加和会。大家希望可以通过巴黎和会，收回日本在山东所占夺的权利。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发表了花言巧语的“十四条”其中也有主张民族自决的词句，伪装同情殖民地人民的悲惨遭遇。当时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大多抱着幻想。可是和会上帝国主义的弱肉强食、毫无公理和阴谋欺诈等等，再一次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蛮横地坚持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以及和我国卖国贼订定的一切条件，伪善的美帝国主义不仅帮着日本说话，反怪中国何以在山东问题上有“欣然同意”的签字，以逃避他的责任。结果，和会决议：德国在山东权利一概让与日本。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却得到“战败国”的待遇。 　　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消息传来，全国激愤。1919年5月4日，北京首先发生了爱国示威运动，惩罚了卖国贼，各地纷起响应。雄伟的工人和学生的队伍走上了街头，全国范围内激扬起反帝反封建的巨大浪潮，这是真正激动人心的一页，这是真正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激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焕发出青春的活力，一切反动腐朽的恶势力，都显得那样猥琐渺小，摇摇欲坠。以往搞革命的人，眼睛总是看着上层的军官、政客、议员，以为这些人掌握着权力，千方百计运动这些人来赞助革命。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特别是一向被人轻视的工人群众也发出了怒吼，象上海那样的大都市，自6月5日开始，一声罢工、罢市令下，整个城市的繁华绮丽顿时变成一片死寂，逼得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免去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官职。工人阶级的奋起，这是一支真正能制一切反动派于死命的伟大生力军。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革命的性质完全不同了。 　　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 　　五 新道路的起脚点 　　1919年，我被西南军阀排挤，退出军政府，10月底回到四川。就在这一年，我读到了一本日文叫《过激派》(日本对布尔什维克的恶意的称呼)的书。 　　一个人读一本新书，通常总是根据自已过去的思想认识和生活经验来吸收新书中的内容，作出判断和选择。所以同样一本书对于不同环境中不同的个人，往往会发生不同的影响。当时中国革命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革命实践的发展使我日益明确地感觉到旧民主主义道路走不通。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发生给我启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和新的途径。我渴望了解苏俄革命的经验，《过激派》这本书，恰恰满足了我的需要。我反复地阅读它，结合着自己过去的经历，认真地思索，把以往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作了一次详细的批判和总结。我体会最深刻的有以下四点： 　　第一、工人和农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用辛勤的劳动哺育了整个社会。但是他们自己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世世代代过着贫困的生活。而地主、资本家，游手好闲，不事劳动，却过着奢侈的生活。如何能使这些人绝迹?布尔什维克主张“不做工，不得食”。我非常拥护这个主张。的确，对于这些社会上的寄生虫，一定要强迫他们去劳动，让他们“自食其力”，社会才能够安定和繁荣。 　　第二、布尔什维克认为，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够得到解放。这个道理在从前我是不可能理解得深刻的。从前虽然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寄予极大的同情，搞革命就是为了要解救民众的苦难，但是总以为革命只能依靠少数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家，没有看到广大人民中所蕴藏的伟大革命潜力。经过十月革命，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权，经过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发挥了冲击旧制度的伟大力量。在国际和国内的新形势下，读了这本书，深深感到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辛亥革命只在知识分子和军人中进行活动，恰恰是没有把下层民众动员、组织起来。所以革命显得软弱无力，反动派一旦反攻，就陷于土崩瓦解。今后一定要改变办法，革命新办法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下层民众。 　　第三、我从前读无政府主义的著作，觉得他们不要组织的做法是不可能成功的。1915年听到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党员要有绝对服从的义务，不能自由行动，组织手续很严格，入党时还要按手指印。我觉得他的办法比无政府主义强的多，但是党员入党时要打手指印的做法又太落后，有点旧式会党的气味。究竟怎样才好呢?我始终抱着疑问。布尔什维克主张由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一个坚强的、有纪律的、有战斗力的共产党，作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核心力量。这个主张使我多年以来所未能解决的疑团，涣然冰释。 　　第四、辛亥革命时，我们对掌握政权和改造国家机器太不注意了，当时为了迁就袁世凯而让出了政权。有些人(如宋教仁)还幻想用议会斗争的方式来控制住旧的国家机器，结果反动派就能够利用现成的政权和旧国家机器向我们进攻。布尔什维克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必须粉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才能够巩固革命的胜利。这正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象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相传下来的以官僚制度为核心的旧国家机器，是许多罪恶的根源，其势力根深蒂固，即使经历许多次的革命风暴，但在官僚国家的荫庇下，万恶的旧势力仍会死灰复燃。以往我也常想这个问题，模模糊糊地想不出一个道理。布尔什维克关于政权和国家的理论，解决了我的问题。 　　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在这些问题上有了一点新的体会。这些体会当然是很笼统肤浅的，但却形成了我的新道路的起脚点。说起来真是可怜，我那时渴望能够看到一本马克思或者列宁的著作，但是我东奔西跑，忙于应付事变，完整的马列主义的书又不易得到。所以只好从一些报刊杂志上零星地看一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那时候，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还是不多的，阶级观点也不明确，还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社会各阶级。我当时只是认为：重要的是要把这些知识贯彻到行动中去，身体力行，为革命做一点贡献。 　　六 利用“自治”讲台做宣传工作 　　1920年南方各省掀起的“自治运动”的潮流，给我提供了初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自治运动”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的政治局势是十分混乱的，在全国范围内，是北洋政府和广州政府南北对峙的局面；在北洋政府内部有皖系、直系、奉系的对立；在广州政府内部有革命派和滇系、桂系军阀的对立；甚至一省之内也有许多小军阀割据称雄。当时北洋派大军阀以“武力统一”为名，攻打南方各省，发生连年混战的局面，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人民生活极为痛苦，特别是湖南省受战祸最惨。段祺瑞的爪牙张敬尧作了督军，横行霸道，连小学都封了。因此，湖南群众起来组织了驱张运动，赶走了这个蟊贼，出现了要求“自治”的潮流。所谓“自治”，就是由本省人制定省宪，选举省长，管理本省事务。这种主张当然不是挽救中国危亡的根本办法，因为当时人民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本省人治理本省，其结果仍不外是本省的上层分子压迫本省的下层人民，但在北洋军阀“武力统一”的叫嚣声中，它却不失为是抵制北洋军阀的一个有效武器。由于当时人民群众对北洋军阀最为痛恨，因此这个反对北洋大军阀的“自治”口号，受到人民群众一定程度的支持。当时各省参加运动的人很复杂，有马克思主义者，有急进的民主主义者，有资产阶级，但也有为保全并扩充自己地盘的地方军阀和政客。 　　我回到四川以后不久，“自治”潮流就卷进了四川。当时四川情形也十分混乱，1920年2月，属于国民党的四川省长杨庶堪及谢持为了争夺权力，联合了滇军、黔军，攻打同属于国民党的督军熊克武，熊败退至保宁。下半年熊克武又联合旧川军刘湘、杨森等部进行反攻，驱逐杨庶勘等。胜利后熊发表了解除四川督军职务的通电，经协商后分为三军，以但懋辛、刘湘、刘成勋为一、二、三军军长，协同维持川局，使局面暂时安定下来。但刘湘及其所属的杨森又各抱野心，随时企图夺得全省政权，结果弄得四川全省四分五裂，动荡不安。北洋军阀的军队这时驻扎在陕南、鄂西，注视着四川的形势，随时准备大举入川。在这种具体形势下，“自治”就变成了人民要求自己作主来统一全省以反对北军入川的政治运动。 　　我对于四川“自治”的态度是：不同意把“自治”当作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但是在当时具体形势下，应该抱赞助态度，并积极参加这个运动。因为： 　　第一、“自治”可以抵制北洋军阀，也有利于制止本省的混战，创造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第二、“自治运动”提供了向人民进行宣传教育的机会，不应该拒绝这个机会，应该利用它把群众的觉悟引向更高的水平。第三、假使革命派不参加这个运动，那末，地方军阀就会去控制这个运动，使运动成为他们达到私利的工具。因此在运动中对于地方军阀一定要进行揭露和斗争。 　　1920年底，我们开始了组织活动，1921年4月1日成立了“全川自治联合会”，一百多个县每县都有一、二个代表来参加，我们通过这个组织系统，了解了四川各县的许多情况。我也借着这样一个公开的讲台，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常写文章，做讲演。“全川自治联合会”的宣言和十二条纲领就是由我起草的。其中以“建设平民政治、改造社会经济”为总目标，强调民主政治以反对军阀专制；提出“不作工、不得食”以反对社会寄生虫；提出“民众武装”以反对军阀武装；提出“合作互助”以改善工农生活。十二条纲领是：“全民政治”、“男女平权”、“编练民军”、“保障人权”、“普及教育”、“公平负担”、“发展实业”、“组织协社(即合作社)”、“强迫劳动”、“制定保工法律”、“设立劳动机关”、“组织职业团体”等，每一条纲领都详加解释，许多观点开始摆脱了旧的束缚，初步反映了马克思、列宁的一些主张。这个宣言和纲领曾经登载在当时创刊的“新蜀报”上，各县进步青年看了，十分欢迎。我从前许多老朋友看了，也感到我的见解变得更新奇了。 　　我通过这个自治机构，初步传播了一些进步思想。大会开幕时，全省人心振奋，可容千余人的重庆商会大礼堂，座无虚席，门窗外还有许多人伫立而听，许多人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盛会。可是开会不过十多天，刘湘、杨森就企图收买自治联合会，以作为他们的御用民意机关，自治联合会中的成员本来就很复杂，有些卑鄙的人已经被他们收买。我觉察到这种情况后，就把大家发言拥护自治、起草省宪的意见作成决议通过，并宣布“我们联合会的宗旨是促成省宪，不能代替民选的省议会，我们大家已决议实行自治，起草省宪，任务已经完成，至于起草省宪的权力应该交给省议会”。这个意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于是就把起草省宪主权移交给省议会，而把自治联合会解散了。我当时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省议会还在国民党多数的控制下，还不至被反动军阀随意操纵。军阀刘湘、杨森费了很多心机，用了许多钱收买代表，结果是人财两空。他们因此恨我入骨，下令通缉我。 　　四川“自治运动”本身，并无成效可言，但这个运动却使我有了一个面对广大人民讲话的机会，使我把新近体会到的一些想法得以倾吐于广大人民之前，而且得到了热烈的反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收获。而且通过“自治”的失败，使我又有了两个教训：第一是进一步体会到在军阀统治下毫无民主可言，要拯救中国，必须首先用武装的革命来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第二是自治联合会那种地域性的临时的组织极容易为敌人破坏，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革命的战斗的组织来领导革命。这时候我心里非常强烈地要求组织象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政党。其实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过我远在被封锁的四川，并不知道。 　　全川自治联合会解散后，我就到成都把制订省宪的任务交给省议会，然后到南充、绥定等地讲演，1922年初我又到了成都。 　　七 整顿成都高师，组织工人农民 　　1922年夏，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闹风潮，校长去职，学生和当局请我担任高师校长，我义不容辞地担任了这个职务。我在校内进一步展开了宣传和组织活动。 　　我费了很大力量来办这个学校。从前学校中纪律非常松弛，课程内容也陈腐不堪。我到校以后，采取革新的措施，聘请了许多具有新思想的人来担任教师，并加强学校纪律，扭转了散漫的风气和革除了落后的封建陋习，对教师和学生的学习、生活尽力关心照顾。经过一番整顿，学校面貌大大改观，师生员工团结得很紧密，树立了一种崭新的学风。同学们有秩序，有朝气，追求知识，孜孜不倦，议论政治，意气焕发，成都高师成了进步势力的大本营。 　　“五四”以来，四川省的新文化运动很快地就开展起来。除了成都高师学生创办的《星期日》等刊物进行鼓吹新文化、新思潮以外，许多外地的新书报也纷纷传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恽代英等都曾到四川进行宣传活动，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随着形势的推移而逐步深入。 　　我利用同盟会老会员的身份，尽可能地推进新思潮的扩展，除了在校内工作外，并利用个人与四川上层社会的历史关系，为革命同志作掩护。如1922年，恽代英同志在泸州被川军赖心辉部所扣押，我知道后就打电报去泸州，保释代英同志，并请他到成都高师任教将近一年。恽代英同志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他在成都高师期间，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在这时，我们还派人深入到工人和农民中去做宣传和组织工作。成都市有一个兵工厂，工人很集中，此外市内还有许多分散的丝织工人，我们派学生去分片联系，组织工会，发动罢工。另外在成都近郊和某些乡村的农民中，也有学生去进行活动，组织农会。当时成都经常发生罢工事件，我的一个老朋友跟我开玩笑地说：“只要把吴玉章捉来杀了，罢工就不会发生了。”的确，当时四川的一些军阀对我很头痛，但是因为我和同盟会、国民党的历史关系，更因为当时群众伟大力量的支持，反动派也奈何我不得。 　　当宣传和组织工作开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以后，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也就愈来愈迫切。这时成都高师内已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我当时年已四十四岁，当然不能参加，于是与杨闇公同志等二十多人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作为领导革命斗争的机构，并发行《赤心评论》，作为机关报。由于四川地处僻远，一直到这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也不知道国共合作的新时期即将开始了。 　　八 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3年，刘湘、杨森勾结吴佩孚进攻四川。1924年1月杨森攻占成都，派人接收成都高师，我就交卸离校。“五一”劳动节快到时，我们一些人怀着兴奋的心情筹备一次盛大的纪念会，许多青年人通过工会组织在工人中做了许多宣传鼓动工作，纪念大会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突然，4月29日，有人告诉驻在成都的军阀杨森，说“五一”纪念会是吴玉章的“阴谋”，要组织工人、农民和学生推翻杨森，夺取政权。第二天，成都市内实行戒严，空气非常紧张，杨森的军队纷纷从各地调回成都，我们预定的会址“少城公园”也被军队看守起来了，并且扬言要捉拿吴玉章。 　　在这紧张的时刻，成都工人阶级表现了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精神，他们不顾反动军队的武装威胁，仍在公园内召开了纪念大会。我当日本欲参加大会，由于同志们力阻，未能亲身参加；近郊农民也被反动军队阻止，未能入城会师。 　　“五一”事件以后，我在成都立不住脚了，随即离成都和刘伯承同志一起离开四川，取道贵州、湖南、到上海。到上海一看，全国工人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国共合作已经开始，广州革命政府日益巩固，革命局面蒸蒸日上，真是感到无比的兴奋鼓舞。当时孙中山先生为召开国民会议的事已赴北京。我也于1925年2月赶到北京去。本拟见中山先生，他因病重不能接见，不久他就逝世了。 　　我到北京后。见到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负责人之一赵世炎同志，才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和活动情况，我就在这时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写信去四川，要杨闇公同志等把“中国青年共产党”取消，个别地参加中国共产党。 　　我入党的那年已经四十六岁，我的前半生一直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行进。从我少年时代听到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起，就为国家的忧患而痛苦、而焦虑、而奔走；我们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想寻找一条出路。许多我所敬仰的、熟悉的同志为此而献出了生命，但是直到“五四”运动以前，还没有找到一条光明出路。感谢十月革命，它的万丈光芒照亮了殖民地人民的前途，我们找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武器一经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立即发挥出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我才能够通过自己的具体历程完成个人思想上的革命转变，参加了共产党，从一个民主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四十年，这四十年国际国内的历史，生动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和生气勃勃。让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旗帜吧!它已经引导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它正在引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并将引导我们走向建设共产主义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1959年5月) 　　 吴玉章回忆录/吴玉章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