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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林伯渠同志

吴玉章

伯渠是我最亲密的同志和战友，我们同生死、共患难、肩并肩地在一起斗争达半个世纪以上，他的逝世，怎能不使我感到格外伤心! 　　回想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同盟会随即土崩瓦解。为了继续革命，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鉴于同盟会的教训，孙中山规定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人，要打手印，要宣誓效忠于他。这时，不独妥协投降的京津同盟会如汪精卫、李石曾之流已脱离他而去，就是坚决反袁的国民党南洋派如黄兴、李烈钧等人也对他表示反对。当然，打脚模手印并不是什么先进的办法，但孙中山在没有学习到无产阶级政党的经验以前，他只能采取这类旧社会秘密结社的办法以谋团结一致。那些出身高贵并已显达的人物既不屑于顺从孙中山，结果只有廖仲凯和伯渠同志等少数人能够识大体，不拘小节，毅然地追随孙中山左右。其实，这里存在着一个原则问题，你是主张志同道合、坚持革命斗争和团结一致、不怕牺牲的战斗呢，还是主张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等虚无主义，或甚至堕落为投机取巧、官僚政客的一时结合呢?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伯渠同志是完全站在革命的正确的立场上。 　　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伯渠同志就是中国首先接受马列主义的先进分子之一。从1918年开始，李大钊同志就不断给伯渠同志通信，研讨马列主义。到1921年，伯渠同志就参加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由于伯渠同志和孙中山的密切关系，在推动孙中山的思想进步和促成国共合作方面，他起了很大的作用。1921年共产国际的代表马麟到桂林和孙中山会晤，就是由李大钊同志写信给伯渠同志从中介绍的。其后凡是孙中山和苏联代表的接谈，都有伯渠同志参与其间。正因为这种关系，所以在1924年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伯渠同志被选为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以后并担任国民党中央的农民部长。 　　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前夕，我到北京又遇见了伯渠同志。从此以后，由于政治观点和奋斗目标的完全一致，我们之间的战斗友谊就更为深厚了。 　　当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革命运动高涨、广东省港罢工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的时候，我们又在广州见面了。那时的广州充满革命朝气，到处欣欣向荣。我因要急于回四川工作，不能不和伯渠同志分手，但我们的心里都充满无限的热情和希望。 　　1926年初，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又和伯渠同志在一起工作。本来在这次大会上，我党和党民党左派占着绝对的优势，但由于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我们把领导权白白地放弃了。后来我和伯渠同志谈论及此，总觉非常痛心!这次大会之后，我又匆匆回川工作。不久之后就发生了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和5月15日的“党务整理案”，蒋介石用阴谋诡计篡夺了革命的领导权。 　　“党务整理案”以后，伯渠同志不能在国民党中央工作了，于是转到第六军去主持政治工作，本来，伯渠同志过去就主张党要掌握军队，并曾提出过要扩编第六军。现在，他来到第六军，就锐意加以整顿，把弱小的第六军变为具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在北伐战争中，第六军曾立下不少的战功，特别是1927年3月攻克南京之役，更使它的威名大震。帝国主义害怕中国革命胜利，它为了诱迫蒋介石投降，就在北伐军攻克南京的当晚，用大炮制造了著名的南京事件。蒋介石凭着帝国主义的援助，屠杀上海工人，成立了南京反革命政府。他为了讨好帝国主义，竟反诬共产党人林祖涵为“宁案要犯”，和各帝国主义一起对伯渠同志实行通缉。 　　1926年的9月，我又到了广州。何香凝极其伤感地向我谈起蒋介石的专横和不法。我们于是召开了国民党的执监联席会议，通过了提高党权、反对独裁、发展工农运动、二五减租等决议。在这个会议上，我和伯渠等同志对蒋介石的党羽张静江、叶楚伧辈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1927年武汉政府时期，我和伯渠同志的关系更为密切。在这年3月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我们一齐展开了反蒋斗争。会上，我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秘书，他当选为军委秘书长。我们几乎天天见面，随时用电话磋商。南京攻克后，武汉政府看到蒋介石逆迹更张，决定派伯渠同志到南京去截获蒋介石归案法办。但狡猾的蒋介石从南昌赶赴上海时，并未在南京登岸，这一罪大恶极的叛贼竟未落入人民法网，实在是很大的遗憾! 　　4月初，武汉政府曾决定派第四军东下去援助南京的二、六两军和刚刚得到解放的上海工人，伯渠同志对此异常兴奋，但机会主义者害怕帝国主义，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因此临时取消了原来的决定，接着，汪精卫和陈独秀于4月5日在上海发表汪陈宣言后，一同到了汉口，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很快地就被他们断送了。 　　7月14日的晚上，风声已经很紧了。我深夜还在伯渠同志家里。一会儿，彭泽民来给我们报告了汪精卫当晚召开分共会议的情况，我们知道反革命的浪潮袭来了，决定分别离开汉口。随后，我们都到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我任革命委员会秘书长，伯渠同志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 　　南昌起义由于没有去和湘赣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因而于溽暑远征中在潮汕遭到失败。记得在流沙开会决定非军事上必要人员分散活动以后，我即和伯渠同志分别。当时虽遭失败，我们却并不灰心，我们互相鼓励，决定继续斗争，坚持革命到底。伯渠同志是同贺龙同志、刘伯承同志一路到香港的，但我到香港去看他们的时候，却没有见到伯渠同志，因为他是“国际犯”，到香港后立即避居日本，准备经日本再到苏联。我于1927年末与伯承等同志到了莫斯科。 　　1928年夏，伯渠同志也到了莫斯科，异国重逢，我们是多么感慨而又兴奋啊!随后，我们一同入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国劳动共产主义大学)研究院，从此我们同吃同住，开始了有趣的学习生活。在研究院的时候，我们两人合写了一篇有关中国土地问题的论文，目的是要驳斥托洛茨基派拉基卡尔说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没有封建主义的胡说。我们每天一齐到列宁图书馆去看书，然后反复讨论，执笔为文。次年2月，为了进一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又入这个学校的特别班学习。这时何叔衡、徐特立等同志也来了，我们几个“老学生”聚在一起，实在难得。在学校，我们不但学到了马列主义的伟大理论，而且参加了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派的实际斗争。我们一直同学到1930年毕业的时候。这段学习生活，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现在想起来仍然是津津有味的。 　　学校毕业后，伯渠同志和我又相继都到海参威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教书。这时，为了在华工中扫除文盲，我们以瞿秋白等人研究的成果作基础，和一些苏联语言学家一起制订了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方案。在1931—1932年，我们曾两次召开新文字代表大会，对原方案加以不断的改进。这一方案，对华工的扫盲和普及教育工作，确曾起过良好的作用。伯渠同志为这一工作付出了很大的劳动。 　　伯渠同志于1932年回国。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伯渠同志素来就善于理财，所以他能在财经中发挥卓越的才能。由于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招致了第五次反围攻的失败，红军不得不开始长征。在长征途中伯渠同志又担负了总供给部长的重任。我虽然没有参加长征，但我对创造人类奇迹的长征英雄特别是象伯渠同志这样的老英雄实在衷心地敬佩! 　　西安事变以后，伯渠同志在西安从事统一战线的工作。自1937年起，他又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这时他不断往返于西安和延安之间，工作十分忙碌。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他利用了过去的国民党的关系特别是和程潜的关系，扩大了党的影响和力量，保护了不少的干部。 　　1938年我们又在武汉见面了!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又和当年捉拿我们的敌人合作。但是，我们的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已经成熟了。在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的活动中，我们不但要同汪精卫投降派作斗争，而且要同蒋介石顽固派作斗争。伯渠同志在这些斗争中善于正确地运用战略和策略，同时他还向党揭发了右倾投降主义分子的错误。 　　我1939年回到延安后，和伯渠同志见面的机会又多了。1940年，在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下，由伯渠同志领衔发起了新文字协会。此后，伯渠同志在他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内大力推行拉丁化新文字。一时边区的新文字报刊，新文字学校，风起云涌，收到很大的成绩。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我们又在一起学习。伯渠同志在整风运动中所表现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非常令人感动。经过整风以后，我们全党更加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和伟大。 　　当国民党战场1944年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惨败的时候，全国人民更加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这时，伯渠同志在国民参政会的讲坛上，代表党提出了立即召开紧急国是会议、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从此联合政府便成为全国人民一致的要求。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动内战。当我由重庆撤返延安时，正碰上伯渠等同志在那里动员边区人民迎击胡宗南匪帮的进攻。以后伯渠同志一直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在一起，坚持着艰苦的对敌斗争，直到胜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了一面光辉灿烂的五星红旗。这时伯渠同志荣任中央人民政府的秘书长，站在毛泽东同志的旁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伯渠同志由于积劳成疾，身体渐渐衰弱了，但他仍力疾从公，发奋工作。他曾不断地到广东、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视察，对当地工作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指示。1956年他曾一度病危，后来身体又逐渐好转，今年春天，他还去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大家都为他的康复而庆幸。后来，他又病了，但并不严重。 　　我5月初到山西视察以前还看见他很健康。我到山西万荣一带，看到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景象。我想回来告诉他，他一定十分高兴，很可能因此而减轻他的宿疾。谁知在回京的途中——郑州，竟听到他逝世的消息! 　　我五十余年的战友逝世了!但是，他给后辈青年留下一个足资学习的共产党员的榜样。我相信青年同志们定能学习伯渠同志的精神，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毛泽东思想的精神，继承他的遗志，把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早日在中国实现。 　　(1960年5月) 　　 吴玉章回忆录/吴玉章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