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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华日报》的回忆

吴玉章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一种人民报纸。它是我党和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胜利的产物。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起，到1947年2月28日在重庆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停刊止，历时九年多，它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始终不渝地坚持着正义的斗争，胜利地完成了党所赋予它的光荣使命。 　　因为《新华日报》是人民的喉舌，所以它的命运和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一样，经常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压制和迫害。但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报馆全体工作人员的英勇斗争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持下，它在抗日战争时期，高举着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旗帜；在解放战争时期，高举着和平民主和独立解放的旗帜；向渴望真理的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宣传了党的纲领和政策，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破坏抗战、发动内战和出卖民族、残害人民的罪恶活动，推动了我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发展。它在我党的报刊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5年12月，我随周恩来同志前往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不久，党为了更好地领导四川人民的革命斗争，决定成立四川省委会，命我任书记。从此，我和《新华日报》的关系更为直接而密切了。 　　大家知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便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想用反革命的内战来消灭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为了争取时间，它玩弄了反革命的两手。经过国共谈判和“双十协定”，又经过政协会议和军事调处，到1946年6月，蒋介石在完成了他的内战部署之后，就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 　　对于蒋介石反革命的两手，我党用革命的两手和他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新华日报》成了我党手中一件有力的武器。当全面内战还未爆发以前，《新华日报》着重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和抨击他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例如1946年1月，当政协会议还在进行的时候，重庆各界人士在沧白堂举行政协代表报告会，国民党特务曾多次到会场捣乱，造成了所谓沧白堂事件；当2月政协闭会后，重庆各界人民在较场口召开庆祝大会，国民党特务更大施暴行，当场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多人，制造了较场口事件。对国民党特务的这些无耻罪行，《新华日报》作了详细的报道，给以无情的抨击。2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大城市导演了一出反苏游行的丑剧，并在重庆捣毁了《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主同盟的机关报——《民主报》。在敌人的暴力面前，《新华日报》毫不退缩，它一方面对反动派的罪恶活动坚决抗争，一方面对被欺骗的青年大力争取，结果使反动派的阴谋遭到破产；而那些一时被骗的青年，也都慢慢地觉悟过来。伪中央大学曾经参加重庆反苏游行的三十五个学生，事后致函《新华日报》说：“上一次当，学一次乖，阴谋家的嘴脸我们看得更清楚了。”另一群学生也给《新华日报》来信说：“我们深信我们的同学们，会因为这次游行而更加觉醒。他们更会密切地关心时局，认真研究现实，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来。对于这次暴行，他们是无罪的，他们将会以更大的热情和你们站在一起，来对抗这些反动分子层出不穷的阴谋。” 　　全面内战开始以后，全国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上面。这时，《新华日报》对解放战争胜利消息的宣传特别注意。例如：1946年7月，解放军在苏中七战七捷，消灭蒋军五万多人；1947年1月，解放军在鲁南枣庄、峄县地区消灭蒋军五万多人；2月，又在鲁中莱芜地区消灭蒋军六万多人。所有这些胜利消息，《新华日报》都设法广为传播，或发号外；或登消息；或者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就登一个启事；办法极灵活，效果也很大。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从这里得到莫大的鼓舞。尤其是把蒋军被俘军官名单在报上公布，并号召其家属和他们通信，更使国民党反动派感到丧气。 　　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是解放战争的第二战场，它对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新华日报》对它的报道极为重视。1946年12月，在北平发生了美国兵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暴行，由此引起了全国规模的抗暴运动。在重庆，抗暴运动至1947年2月春节期间达到了高潮。《新华日报》详尽地报道了这一运动，对运动的发展起了指导的作用。 　　《新华日报》对国民党统治区一切黑暗的现象，无不尽情地加以暴露；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生活，则代他们发出沉痛的呼声。诸如贪官污吏的作弊、特务党棍的横行以及土豪恶霸和保甲长的种种不法行径，都不时被《新华日报》揭露出来。至于征兵征粮和其它各种横征暴敛中的许多丑事奇闻，以及人民为反对这些苛政而进行的各种斗争，《新华日报》也都竭力加以刊载。与此同时，《新华日报》还把解放区的各项建设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尽可能详细地介绍出来，使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看了，益加对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感到愤慨。 　　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民的觉悟和满足读者学习理论的要求，我们的报馆还出版和发行了一批书籍。如我们自己编辑的《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就曾经广泛的发行。 　　由于《新华日报》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所以它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并和人民建立了血肉般的联系。有一位读者来信说：“我们虽然未曾见面，但我敢相信，我们中间已在无形中建立起一种不朽的友谊——远超过任何一种，因为我们是在同一目标之下努力着。”远在滇西的一位读者来信说：“为着中国民主的前途，斗争到底。我虽然远在这迤岭滇西，但我们的心是互相联系着的。血腥的统治只能封锁我们的行动言论，而不能封锁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人的心。”我们的报纸，不仅是革命宣传者，而且还起了革命组织者的作用。 　　《新华日报》象一把尖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上，因此，敌人天天都想拔掉它。还在1946年4月，敌人就借口《新华日报》登了《驳蒋介石》一文，说什么“侮辱了元首”，大肆叫嚷要封闭我们的报馆。后来又想出一个办法，捏造了一些团体，在柳州、开封等地法院控告我们。柳州法院把这一控诉案转到重庆，重庆法院便想借此打击我们。但在我们严词驳斥和律师界朋友的帮助下，重庆法院不得不批出：“查我国法律无侮辱元首之条文。如系毁谤，须本人起诉”。蒋介石怎么好来起诉呢?这个案件就这样不了了之。 　　全面内战爆发后，反动派对《新华日报》更加痛恨。他们大叫“世界上那有这样的怪事，在打仗的时候，竟允许敌人在自己的区域发宣言、发战报，进行宣传?”想以此作为迫害我们的借口。接着，他们又制造谣言，说我们要暴动呀，藏有军火呀，并借此派重兵在报馆周围安据点、筑工事，甚至设置机关枪阵地，如临大敌一般。与武力威胁同时，敌人对《新华日报》的稿件更加紧了控制。新华社的稿件不准登，前线的胜利消息不准登，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内战、反饥饿的消息不准登，如此等等。我们有时也作些不损原意的改动，更多的时候根本不理睬，该登的还是照样登。敌人对我们毫无办法。为了混淆视听，国民党特务机关特地办了许多小报，其中有一个《新华时报》，专与我们唱对台戏，天天谩骂、捣乱。但是，敌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有损害《新华日报》的声誉，反而更加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缩小《新华日报》的影响，还加紧限制它的发行。为了反抗国民党邮政机关经常扣压和没收我们的报纸，我们早就招收和培养了一批工农出身的报童，把报纸直接送给市内和远郊乡村的订户，并在街上销售。他们虽然经常遭到特务的毒打和特务机关的拘押，但总是早出晚归，不畏艰险、不怕威胁、不受利诱，既坚贞、又机智地去完成光荣的使命。他们那种对工作负责、为读者服务的精神，真是令人钦佩。报馆内部的工作人员和工人同志们，也在编辑、采访和印刷、出版工作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外出时，也常被特务“盯梢”，并有失踪的危险。但他们毫不畏惧，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岗位，英勇顽强地和敌人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为了扩大《新华日报》的影响和争取更广泛的群众支持，我们在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成立九周年的时候，特地举行了纪念会和宴会，举办了展览会和游艺晚会。我们原来邀请的人数很少，但来的人很多，竟达五百多人。来宾中有各民主党派团体代表，有各报馆同业，有工程师和教授，有戏剧家、小说家和诗人，有地方名流士绅，也有工人、学生、妇女和儿童，一时少长咸集，盛况空前。他们和我们一起共度报庆，感情极为融洽。在我们收到并在报纸上登出的许多题词中，既有我党中央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也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沈钧儒、邓初民等人的。他们的题词给了我们很大的鞭策和鼓舞。我当时也曾题词：“千万人民的正义呼声，胜过独裁者的百万雄兵。”我相信人民的报纸确实有这样的威力。为我们举行九周年报庆，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恼怒，大叫什么“究竟重庆是谁管?真是无法无天了!”是的，我们就是无法无天，我们既不承认国民党的法，也不承认国民党的天，我们只承认人民的法和人民的天，而且我们坚信：重庆迟早也要实行人民的法，变成人民的天。 　　随着时局的发展，蒋介石更加肆无忌惮，例行逆施。1946年11月，反动的伪“国大”在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和唾骂声中召开。此后，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如《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更加紧了对我们的诽谤，直到公开称我们为“共匪”。我们已经预感到报纸有被封闭、人员有被驱逐甚至被消灭的危险了。但我们大家坚定沉着，决心斗争到底，除非有党中央的命令，誓不离开自己的岗位。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我们早已作了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此以前，我们已经疏散了一批同志，并对留下的同志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为了坚定同志们的信心，对同志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我给同志们讲过许多次的课。除了讲时局、讲革命前途和我党斗争历史以及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外，我还讲了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以及我党许多先烈英勇斗争、慷慨就义的故事，同志们听了很受感动。经过党的政治思想教育，省委和报馆的同志们，都立志象在战场上一样，准备流血，准备牺牲，并且准备了被捕以后的斗争计划，大家都信心百倍地迎接最残酷的斗争。 　　果然不出所料，1947年2月28日早晨三时许，国民党军警一连多人，突然包围了我们的住处——曾家岩23号。接着破门而入，进行搜查和抢劫，并拘禁了所有工作人员，对我则专派军警住在房内加以监视。我领导同志们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我估计到乡下红岩的《新华日报》馆也一定同时被包围、抢劫和拘禁。我对同志们的斗争精神是放心的，但对同志们的安全却十分挂念。我用电话联系，电线已被切断；派人联系，又已失去自由。第二天伪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到我处，我除向他抗议外，要求与报社负责人见面。直到3月2日，报社负责同志才在宪兵特务的监视下，前来向我汇报。他们刚要说话，一个特务就气势汹汹地说：“只许讲四十五分钟!”我严厉地质问他：“为什么?我们不是囚犯，难道连讲话的自由都没有了吗?我准备讲三个钟头……。”那个特务也就不敢作声了。从报社负责同志的汇报中我才知道：伪重庆警备司令部命令《新华日报》在2月27日夜12时前停止一切活动，同时以两团兵力包围了报馆，并实行戒严。他们当夜就想进城向我汇报，但刚出大门就被宪兵特务扣留了。 　　我报馆的同志接到伪警备司令部的命令后，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然后便埋藏了收发报机，烧毁了秘密文件，并计划如果敌人实行武装袭击，就拣起凡是可以当作武器的东西，坚决地自卫抵抗。说也奇怪，敌人夜间包围了报馆，却一直到拂晓才敢进门。原来他们根据谍报人员的“真实情报”，说我们报馆内藏有许多武器，有机关枪、手榴弹和驳壳枪，并且修筑了防御工事，怕我们抵抗，才不敢冒进。真是活见鬼，我们的确有枪，也有手榴弹，但都不是真的，只不过是同志们作体操用的一些木制品罢了。据说为这件事，伪警备司令部还把谍报人员臭骂了一顿。 　　敌人闯进报馆办公室和宿舍以后，把所有人员统统集中看管起来，并以“机枪点名”、“活埋”、“关集中营”等相威胁；威胁不成，又转而利诱，说什么愿回家者可发路费和安家费。同志们的回答是：“收起你们那一套吧!我们是不会上当的!”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同志们意志坚定，镇静如常，仍然照旧学习、做操、表演秧歌舞，高声歌唱。同志们这种临危不惧的精神，不仅感动了报馆周围的群众，有些国民党士兵也受了感动，有的甚至感动得流泪。 　　我听过报社负责同志的汇报后，对同志们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表示满意。随后我说：“国民党这次暴行，是它要最后关死和谈之门，决心内战到底。我们要保持共产党员的人格，不怕牺牲。我们三百八十个人要团结得象钢铁一样，不怕任何压力。我们牺牲一个人，会有一万个人来代替……。”当我们的谈话结束，报社负责同志临走时，我又再一次要他们回去转告同志们：“要团结得象钢铁一样”。他们大声回答：“我们一定不怕!”是的，他们不仅没有怕，而且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保持了共产党人的人格和尊严。他们不愧为党的好儿女! 　　由于我们的坚决斗争，又由于我们的报纸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国民党不敢承认以武力驱逐我们。孙元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共人员撤退，中共党报当然无人办理了。还说什么要“护送”我们回延安。这时，我感到没有自己的报纸，无法揭露事实真象，真是痛苦，我更加感到报纸的重要性。 　　3月1日，收到董必武同志来电说，将有飞机把我们送回延安。经过一番斗争和交涉，我们在重庆的全部人员，终于在3月8日和9日，先后胜利返回延安。接着同志们又奔赴人民解放战争的前线，踏上了新的战斗途程。 　　当我们被迫离开重庆的时候，大家都有这样一个信念：“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果然，相隔只有两年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就取得胜利，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西南，而《新华日报》又在解放了的重庆复刊，在人民的天下和党的阳光下，开始执行它新的历史使命。 　　(1962年) 　　 吴玉章回忆录/吴玉章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