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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章 风浪!风浪!

王琳

大风大浪暂时过去了，风平浪静了吗?没有!绝对没有!余音袅袅，不绝于耳。阴云笼罩，时浓时淡。…… 　　1963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文艺工作会议，中国文联三届全委二次扩大会议也同时在北京召开。西安作协有的年轻作家都参加了中宣部的会议了，可是老党员，党的老文艺工作者，当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却被拒之于门外!他和民主人士一样，只能参加中国文联的会议，那还因为他是一个文联委员。 　　呵!风浪!风浪!大浪，小浪!小浪，大浪!…… 　　在历经风浪之后，战士的情况如何?消沉了吗?颓废了没有?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7月19日，柯仲平写了《做为人民服务的好战士》。 　　某晚，西安诗人们组织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诗歌朗诵会。当天晚饭后，我和老柯一起走到解放剧场，诗歌爱好者把会场都挤满了。热烈的掌声把柯仲平拥上了舞台，呐喊诗人开始了他的呐喊： 　　山学习雷锋同志， 　　刺破青天还要刺! 　　水向雷锋同志学习， 　　上得天来下得地! 　　千山 　　做我们枪上的枪刺； 　　万水 　　做我们螺丝钉上的螺丝。 　　我们千千万万人学习雷锋同志， 　　做为人民服务的好战士! 　　做为人民服务的好战士! 　　雷鸣般的掌声，伴随着“再朗诵一个!再朗诵一个!”的呼声! 　　又朗诵一个!再一个! 　　会完了，我怎么也找不到他，只得各自回家了。到家，还没见他。等了好一阵，他才回来。原来是他被青年们包围了。他们向他问长问短，有说有笑，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的呐喊。 　　毛主席诗云：“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柯仲平一心一意要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可这一点他似乎还没学到!要不，风浪才不过打了他一两次，他怎么就形容憔悴，骨瘦如柴了呢?我承认，他的雄心壮志丝毫未减，为党写一部长诗的决心更坚。但精神毕竟不能脱离物质而单独存在，雄心壮志也需要有个好身体才能实现呀! 　　1963年冬，一年一度的人代会又要召开了。偏偏报社又来约他写一首应景诗，他非在走前把诗交出来不可。柯仲平对一切革命工作，总是有求必应的。 　　后天一大早就要上车到北京开会了，说好明天晚饭后西安来车到常宁宫接他回家。为了赶那首短诗，他竟熬了一天一夜，没吃没睡。傍晚，诗赶出来，他的神经也错乱了。骂人，说胡话。这种现象，我已看见过两次，一次是在止园，也是赶文章的结果。 　　我给他吃了一片镇静的药，他总算慢慢安静下来了。吃了一点饭，我们才陪着他到西安。就要上火车了，他这样子能行吗?我心里直嘀咕。可我又不愿开口要求跟他去了。去年我已经以夫人的身份跟他去过一次，觉得总是个附属品；幸好小唐提出要求来了，要求到北京去照料柯老。柯老坚决不要，说他能行。上了火车，小唐又赖在车里不走，柯老还是把他赶了下去。他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本来他可以带陪人，何况他又病了呢! 　　他走后，我一直不放心。后来，他给我来信，说他每天晚饭后都坚持练习，扶着扶手反复慢慢上下楼梯，终于把瘫软的腿子练硬梆子，走起路来和以前一模一样了。 　　只要地球在转动，就必然会有风浪，这是自然规律。只要人类在活动，就必然会有风浪，这是社会规律。 　　柯仲平的长诗创作，总是不断地被风浪所干扰。1963年12月12日，毛主席作了一个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半年之后，毛主席的第二个批示紧跟着又追了上来，这个批示，是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草稿上批的，全文如下：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个批示，于7月11日作为正式文件发下来。于是，文联各协会又开始整风了。 　　柯仲平把写作停下来，读呵，看呵，看了读，读了看，又是点，又是圈，还有那波浪形的道道。看了想，想了又看，我肯定他是倒背如流的。 　　这两个批示，特别是第二个，是直接批到柯仲平头上来了。他这个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西安分会的主席，执行党的政策了没有?做官当老爷了没有?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了没有?……他在想，他在思索，想自己，也想文艺界……那几天，池沉默寡言，我不记得他曾向我吐露过关于这两个批示的一个字。他只是独自在反省、反省。他绝对不可能想到，这就是山雨欲来的征兆!这就是伟大祖国即将天翻地覆的征兆! 　　风浪，后浪推前浪!运动，一个追一个! 　　根据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精神，1963年5月和9月，党中央分别制定了《前十条》及《后十条》，对农村开展了一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把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就更加严重了，认为“全国基层的领导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似乎到处都有和平演变和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可见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必要。西北的干部当然也得分期分批地到农村去搞社教。连咱西北局的领导刘澜涛都亲自出马到长安县的西柳公社去了。柯仲平对党的号召，历来都是积极地响应的。可这次他心里却引起了波涛：他的那部多灾多难的长诗，他的心爱的宝贝，自从摆脱了真人真事之后，春风得意马蹄疾，进行得十分顺利。估计今年年底第一部就可以交卷了。可就是经不起耽搁，得一股作气搞下去。自己已经年逾花甲，近年来又疾病缠身，可得赶!赶!赶呀! 　　1964年8月，陕西省委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在这个动员大家到农村搞社教运动的会上，柯仲平一如既往，理直气壮地发了言。他说他历来都是左派，是革命的。他已六十二岁，上天再给他十年，他一定要完成长诗的创作。自从到延安后，他跑遍了陕甘宁的山山水水，到农村去，本是他的一大乐事。现在他所从事的创作，正是他毕生下乡下厂的生活实录。他已经这么大岁数，也该让他总结总结他这一生了。这一点，他认为是会得到党的谅解的。他直接了当地提了出来。他太激动了，说着说着当场就晕倒了。 　　一颗红心向着党的柯仲平哪里知道，当时压在你头顶上的黑云，除你的长诗正犯着反党的嫌疑外，另外一堵黑云来得更怪。据说是1963年，在把西安拍摄的电影《桃花扇》打成反党影片时，康生就在会上骂了一顿说：“《桃花扇》我不是不让拍吗?为什么要拍?陕西的文艺团体要当心为反党分子所利用。”江青说：“田汉、夏衍、阳翰笙是中国戏剧界的祖师爷，你们回去也找一找西北戏剧界的祖师爷。” 　　西北的负责人回来后，就遵命寻找西北戏剧界的祖师爷。不用说，柯仲平、马健翎就首当其冲了。他俩，1938年在延安就办剧团了么，不是爷还是什么?但三人才为众，两个人是不能成为一个集团的，还得找上一个人才行。想来想去，恐怕黄俊耀还勉强一点。他也是1938年就在民众剧团的了，虽然当时他只是个毛小伙子，但既能演又能写……唔，行!行!就是他!三人为众，一个反党集团不就拼凑成了吗?他们把这个集团命名为“柯、马、黄反党集团”，并刊登在陕西省委的党刊上。但柯仲平与我都被封锁着。赤胆忠心的柯仲平哪里会想得到，自己曾经被指控为反党集团的头头!否则，你一定吹胡子瞪眼，一千个想不通，一万个想不通，当年你们卧薪尝胆，跑断脚杆为农民送戏上门竟是反党? 　　这样恶劣的处境，柯仲平却蒙在鼓里，上级怎么能容许你在家“炮制反党毒草”!于是，柯仲平只能咬咬牙，拼命!想把长诗的头一部分修改出来，然后下乡。 　　一天晚饭后，我俩照例出去散步。从建国路慢慢散到钟楼。边走边谈他的长诗，他说，这是头一部，写主人公在农村。还有第二部，写他做工人运动，一直写到他为革命牺牲。我建议他写一点爱情，为什么不能让江涌跟水姑娘相爱呐，他说可以考虑。至今我还深深记得，走到端履门的时候，他两手抚着自己的腰说：“哎!这些天来我是瘦了!”呵!他是瘦了!不仅是辛勤劳动的结果，更是心情沉重的结果!幸而他当时还不知道那个“柯、马、黄反党集团”，否则，他将更瘦!更瘦! 　　 狂飚诗人：柯仲平传/王琳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