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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心似火霜雪重

王琳

——柯仲平的一生 　　一 　　“凤有凰，歌有窝，歌的窝里生老柯。”诗人柯仲平，一九○二年诞生在云南省广南县，这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当柯仲平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能歌善舞的壮、苗、瑶等少数民族，就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播下了诗歌的种子。他喜歌爱舞，特别欣赏那少数民族经常抱在怀里的乐器——月琴。月琴，就这样成了柯仲平的终身伴侣，每当写诗的时候，他总爱轻轻地拨动琴弦，低低吟咏。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来了，柯仲平十七岁，在昆明市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念书；当时他叫柯维翰，是该校学生自治会的会长。他们率领省一中的同学，积极奋起响应，成为昆明学生运动的主力军；他们到处宣传，演讲，抵制日货，打砸日本洋行。这时候，年轻的柯仲平就利用文艺来为革命服务了。他写了一个剧本，名叫《劳工神圣》，表现他理想中的革命行动。他们抗拒着反动势力的蛮横干扰，把这个剧本搬上了昆明市的“群舞台”。柯仲平并不会谱曲，剧中的一首歌子，是他随口哼出来的；写的是他们到农村中去，忽然从远处，由远而近地传来了农村少年的歌声： 　　莫懒惰呀妹妹! 　　莫疏忽呀哥哥! 　　我们是—— 　　幸福的享受者， 　　连续不断的创造者。 　　前面就是自由之路了， 　　快跑! 　　快跑! 　　莫懒惰呀妹妹! 　　莫疏忽呀哥哥! 　　这首歌，其后好多年一直在昆明市的学生中广为流传，唱遍了街头巷尾。一九二七年，柯仲平在西安讲《革命与艺术》时，曾提到过这一剧本。估计它没有在什么刊物上发表过；但既然在群众中起过作用，歌子还流传开了，说它就是青年诗人的处女作，恐怕还是可以的。 　　这篇处女作写得好，一开头便与当时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紧密联系着；它不象当时一般青年们那样地悲观厌世，长吁短叹，而是以昂扬的格调，鼓舞青年们追求自由，创造幸福。柯仲平的创作道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坚贞不渝地沿着这条大路走过来，越走越宽，越走越明；他跟着党，顶风冒雪，排山倒海，迎战千难万险，一颗红心永不变。“柯老爱党”，是人们对他一生的概括。 　　为了追求自由、民主，追求个性的解放，挣脱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一九二一年冬，柯仲平离开故乡云南，来到“五四”的发祥地北京。可惜他来晚了一步，“五四”的热潮刚刚过去，新文化运动已经分裂；迎接柯仲平的不是热火朝天的战斗，而是黑雾沉沉、混乱污浊的气氛。 　　一九二四年，柯仲平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学习。其实，他何曾把学习旧统治阶级的什么法政放在心上，只不过混上一块招牌，好专心致志地写自己的诗而已。当时他一贫如洗，艰苦的创作是在饥寒交迫中进行的。酷寒的冬天，生不起火；夜晚，用亲友给的一个小孩的破棉被裹住双腿，两脚捂在装着乱草破棉絮的筐子里，奋笔疾书，任思想的骏马恣意奔驰，通宵达旦。一九二九年一月二日，他给老母的信是这样写的：“更深夜静时，儿每每在著作呢！幼年时，妈妈常说：‘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前人常为想中状元、做大官，所以那样勤苦，儿只想为人类创一笔大业罢了。妈妈以为儿的身体不好吗？就是当兵的和北京人都很惊奇呵，年年冬天的早晨，儿一样在解开衣服洗冰水，而且无论屋子怎样冷，冷的凡是水都在屋里结冰了，儿还要卷开窗纸，一点火不烧；别人正好睡，儿正好为中国为人类努力呢!” 　　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初，血性方刚的柯仲平，常常拿着自己的诗作，到鲁迅先生家里去求教。据《鲁迅日记》所载，从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到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有八次。柯仲平初访鲁迅时的情景是饶有风趣的，荆有麟在《鲁迅回忆》中记述：“曾记诗人柯仲平第一次访先生时，带着大批诗稿，先生因其系初访的生人，便接待于客厅(此间南屋，实系书屋，三面墙都摆满了书架，不过先生从不在此房工作，若有生客，便接谈于此，故暂名客厅)。略谈了一会儿之后，仲平便拿出他的诗稿，向先生朗诵了；声音大而嘹亮，竟使周老太太——先生的母亲大为吃惊，以为又是什么人来吵闹了，便喊我立刻过去看看，并且还叮咛着：要是胡闹的人，让他走好了，不要大先生同他再吵了。待我看到是在读诗，才回头告诉老太太。老太太说：‘可是个怪人吧?我听老妈子说，头发都吊在脸上，怕他同大先生打起来，大先生吃他的亏。’” 　　鲁迅先生不仅在创作上指教他，把他的诗《伟大是“能死”》等发表在自己主编的《语丝》、《莽原》上，还在生活上关怀他，有时还为他们改善改善生活。至今，柯仲平的密友朱静涛还记得，有一次，鲁迅把柯仲平、丁月秋和他三个人请到骡马市宾宴春，坛子肉、银丝卷……饱餐了一顿。 　　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柯仲平曾和高长虹他们一起，在《狂飙》上，用笔向黑暗的旧社会猛烈进攻。想不到高长虹后来竟对鲁迅进行疯狂的攻击。在《狂飙》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出版)的《走到出版界》栏目里，在《狂飙》七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版)发表了《给——》，恶毒地诽谤鲁迅。 　　高长虹与鲁迅的关系恶化，社会上议论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柯仲平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不同意高长虹对鲁迅的攻击，在山西汾阳与高长虹分手时，他给高的临别赠言是： 　　长美店前雨，紫花山上日； 　　长虹你张弓，钢箭落哪里? 　　——离汾阳一站，在店门前口吟 　　后来，高长虹写了一首诗，不接受“钢箭落哪里”的忠告，一意孤行，继续向鲁迅放箭，与柯仲平的诗一起发表在《狂飙》十四期上(一九二七年一月九日出版)，题为《赠答》。高长虹的答诗是： 　　我有千枝箭，大半未曾收， 　　夕阳没雷峰，梅枝冷孤山。 　　我有穿杨箭，一明与一暗， 　　一明射夜心，一暗射鬼眼。 　　我有雕翎箭，一鸳又一鸯， 　　一鸳射爱神，一鸯落马前。 　　鲁迅先生对柯仲平也是很关切的。一九二六年十月四日他在给广州的许广平的信中曾这样说：“创造社内部也闹起来了，已将柯仲平逐出，原因我不知道。” 　　二十年代，在一些文艺界老前辈中，柯仲平与郁达夫的关系也是比较密切的；在他的《寄我儿海夜歌声》里，还写到在他贫病交加的时候，“慈爱的达夫他送来十元”。他们之间的友谊，由此可见。 　　一九二六年四月，柯仲平到了上海，在创造社出版部当小伙计。该部在宝山路三德里A字十一号，是一幢一上一下的半西式楼房。楼下的一间很大，是出版部的营业室和包扎房。当时和柯仲平在一起工作的周全平的回忆是这样写的： 　　“每当《洪水》半月刊出版或单本新书印出时，小伙计们就集中在这间房子里，围着一张大长桌，封卷订户和股东需要的《洪水》，包扎外埠书局需要的新书。我们一同忙碌着，仲平力大，扛重包裹他总是抢先的。 　　“仲平又是小伙计中最知自爱的，也是最肯勤奋地学习和工作的；我记得他从未和我同逛过马路。工作清闲时，他宁愿坐在桌旁，读书写诗。每当完成一篇诗作，就高兴地朗诵给我们听，倾听着我们真诚的赞许和友善的批评，不惜一再修改以完成他的诗篇。 　　“他是真的勤于读书的。当我还是无计划地杂览一些较为轻松的文学和科普读物时，他已在认真读马列了。所以后来他在上海投入革命工作，是早有充分准备的。” 　　柯仲平对反动派恨之入骨，反动派对柯仲平雪上加霜。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逮入牢房，横加迫害。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清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来了几个人，凶神恶煞地把《洪水》编辑部搜查了一通，又闯到新成立不久的创造社出版部，把柯仲平等四个小伙计逮走了。经创造社大力营救，才于八月十一日获释。一九二九年，柯仲平在《狂飙》出版部工作，同时在建设大学任教。淞沪警备司令部又加给他一个罪名——宣传赤化，把他逮走了；经友人营救才获释。然而，反动派的一再迫害，并未使柯仲平屈服；恰恰相反，仇恨的火越压越旺，革命的心越炼越红，一九三○年，柯仲平毅然加入了追求已久的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上海工人纠察队总部秘书兼上海工会联合会纠察部秘书。工人运动正搞得热火朝天时，敌人又把他逮捕了。那是一九三○年十二月九日，为了纪念广州暴动三周年，柯仲平到一个旅馆里去找同志们联系时被捕，在狱中，他伪装成一个目不识丁的木匠，取名何桂生。后来不幸有人告密，当敌人知道他就是诗人柯仲平时，对他大肆威胁利诱。某次，敌人召开犯人大会，要柯仲平交代问题。只见因患风瘫病而行走困难的柯仲平由人搀扶着，庄严地走上讲坛，他在黑板上写了“我就是柯仲平”几个大字，然后转过身来高声朗诵： 　　走上断头台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今天，我在断头台上发宣言： 　　上刀山，下火海， 　　我永远是一个共产党员! 　　………… 　　当他被友人营救出狱时，在狱中已近三年。他被摧残得病魔缠身，头顶秃了，大部分牙齿坏了，风瘫病折磨得他走路还得依靠拐杖!但是，他身残志不残，复仇的种子已在心中生了根，发了芽，叫它不开花，不结果可不行啊!他在杭州、开封等地养了一个时期的病，并抱病在开封北仓女中讲过课，在那些少女们的心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后来，又到北京香山稍事休养。在好友们的接济下，一九三五年夏天，他东渡日本，没到什么名牌大学去深造，而到东京一个汽车学校去学开汽车，以便再做工运工作。在东京，他成立了一个“理践社”，把几个云南留学生组织起来，有步骤有计划地学习马列主义(其实，柯仲平很早便懂得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在昆明时，便在学校里组织过“大同社”，学习革命理论了)。他还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分析日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写了三十多篇通讯发表在上海《申报》上。 　　芦沟桥一声炮响，把中华民族的好儿子柯仲平召回祖国的怀抱。他来到武汉，在董必武同志领导下从事救亡运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他来不及写文章，心想：从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上想，把《赠爱人》唱给他听是有意义的。于是他走上台高声朗诵： 　　看后面， 　　后面是我们血染成的大道； 　　看前面， 　　前面是我们要开辟的峦野荒郊； 　　想什么空头心事呀? 　　走，走，走， 　　机警地走! 　　壮勇地走! 　　按着一定路线走! 　　………… 　　他那子弹般的诗句，他那炸雷般的声音，他那刀劈斧砍般的手势，吓得特务们心惊肉跳，会场马上骚动起来。柯仲平朗诵完，便机警地离开会场，过了江，组织上把他送到延安去了。 　　二 　　二十年代的青年诗人柯仲平，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结识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和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替“三一八”被杀害的战友收过尸，而且饱尝过反动统治阶级的铁窗风味……他以新诗为武器，向凶残的敌人发起冲锋，在《语丝》、《狂飙》、《洪水》、《莽原》上发表了一系列火辣辣的诗篇；如：《伟大是“能死”》、《献给狱中的一位英雄》、《我要喝加料的白干酒与红葡萄》、《走到地狱地狱下》、《白马与宝剑》、《长征》……这些诗篇，象久埋在地下的火山，一经爆发，便惊心动魄，烈焰冲天。听!他控诉：“我从马路上走过，金色鼠辈还要来吃光骨头的我!”“手铐已是有增而无减，铁镣不够他们还要加锁链!”“一群人把我压在金鞍下，他们好久把我压在金鞍下!他们还要永远把我压在金鞍下!”听!他呐喊：“愿战火将一切烧熔呵!将一切烧熔!”“今天老子复仇要把你们踏在泥土下!”“我愿把仇敌的百个脑袋换个冬瓜!可惜这正是暑天呀，西瓜吧，再加十倍脑袋儿换个西瓜!”…… 　　一九二四年，在极度的艰难困苦中，柯仲平写成了抒情长诗《海夜歌声》。几经挫折，一九二七年才由上海光华书店印行。长诗描写的是：月明之夜，诗人乘着一叶孤舟在海上飘泊，“腔腔情血变狂歌”，他控诉敌人的残暴：“你们追杀我!你们都在追杀我!”他要“朝沐爪于溪，夜磨牙于泉。”要“斩敌人，视敌人如泥土所制成!杀敌人，视敌人如一草一叶的化身!”但在处于优势的敌人面前，诗人又感到力不从心，怒斥自己是“懦夫”，哀叹自己是“孤来孤往!孤来孤往!”泄气地反问自己：“然而我的歌唱给谁人听?我歌给谁人听?谁人愿听呵?——我的歌声!”抒发了在没有找到党之前，觉醒了的青年诗人的矛盾心境。 　　然而，这些都只是暂时的现象，中国有一个共产党，诗人有一颗革命的红心，总有一天，他会找到自己的归宿，加入自己的阵营的。 　　一九二七年，柯仲平在西安省立一中等校教书，应西安市学联之邀，在暑期讲习会上作了《革命与艺术》的讲课。他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考察问题，认为“(革命的)主力军是最受压迫的生产者、民众”。“艺术是生命力的表现，是人生的战曲，尤其是被压迫者的战曲”。“伟大的艺术，必是抓住了时代的中心，时代的生命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呵”!他把革命与艺术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牛郎与织女，要“在人间为他们造一座美丽的花桥”。他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对自己以往的孤军奋斗，作了发自肺腑的追述：“这些年我很悲苦而热情，我是反抗一切，蔑视一切的，但我很空虚。”又说；“自己的力量太嫌薄弱了，而且有的力量也觉得用得不合适。”看哪!我们的诗人的思想已经从个人奋斗的小天地里飞跃出来，来到工农兵群众的行列里了。 　　一九二八年七月至一九二九年一月在北京，诗人以不怕杀头的雄伟气魄，理直气壮地歌颂自己的理想，迎接自己心目中的未来世界。他写成了万行诗剧《风火山》，以大革命时期为背景，写一支革命军被围困在城里，弹尽粮绝；后得农会、友军和所谓“土匪”的支援，终于冲出重围，来到风火山上，喊出了“建立世界劳动政权!”“被压迫的工农兵联合起来! ”的心声，最后，在狂风大作中，燃起了共产主义的烽火。多么惊天动地的场面呵!诗据刻画了革命军人、农民、手工业工人、小商贩、革命知识分子、灵魂高尚的歌妓……诗人还把自己也写进去了；那个为革命而战死了的，热血沸腾，廉洁奉公，情操高尚的军需长的身世，就是诗人青少年时代的身世。《风火山》讴歌了武装斗争，工农联盟，农村包围城市……他所燃起的革命烽火，直烧世界反动政权的老窠；难怪它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所不容，问世才三个月，便被反革命的毒手扼杀在襁褓之中! 　　从《海夜歌声》到以《革命与艺术》为理论基础的《风火山》，无论从思想上或从艺术上说来，都是一个飞跃，一个了不起的飞跃。《海夜歌声》中的主人公——诗人自己，是一个觉醒了的热血青年。他对旧社会刻骨仇恨，对新社会狂热向往；但新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心中并不那么明确，也许是自由、平等、博爱吧。《海夜歌声》中的主人公，孤军作战，“孤来孤往”，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力量过于薄弱。最后，自己所追求的东西还是没有到手：“怎么还听不到昆仑山下的雄鸡声?怎么呀?是我耳聋吗?——我听不到昆仑山下的雄鸡鸣?”《风火山》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孤来孤往”，孤军作战的革命者已经组织成军队，用枪杆子在和敌人搏斗；虽然暂时失利被困在城里，弹尽粮绝，但最终还是在农会、友军及“土匪”的协助下突围来到风火山上，燃起了共产主义的烽火，使全世界燃烧在狂风烈火中。这是多么鲜明的革命理想!这是多么炽烈的革命烽烟!至于艺术上，《海夜歌声》汲取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营养，加上作者的一些创造，有晦涩难懂的地方。《风火山》则有意识地朝着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向前进，很多地方运用了民歌体，有时甚至把民歌大段大段地搬了上去。诗人自己就曾说过：“我写诗，有许多的先生，而最重要的一个先生是中国民歌。我受中国民歌的影响，比受什么诗人的影响都要深些。” 　　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柯仲平到了延安，从此，延安便多了一个活跃人物。山沟里，山顶上，经常看见一个精神抖擞的中年男同志，两只八字脚好象带着一阵风，脚后跟总是忙不得落地。秃了的头顶闪闪发光，前额几根稀疏的卷发随风飘荡。炯炯的目光，厚厚的嘴唇，笔直的脊背，壮实的腰杆；见人不是紧紧的握手便是热烈的拥抱，洪亮的语音开心见胆，爽朗的笑声响遏行去。 　　他一到延安，组织上便给他挑上一副担子——文化工作训练班班长；不久，又成了边区文协副主任。真够忙呀!要开会，要布置，要联系，要干这样那样的工作。要写作吗?得抽时间，挤时间。白天，为了怕人干扰，他把窑门反锁起来，偷偷躲在窑里写；夜晚，他熬油点灯，伏案挥毫，通宵达旦。他在延安写的一些短诗，以及《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两部长篇叙事诗，差不多都是这样写出来的。这两部长诗，“是陕甘宁边区最早出现的用诗的语言歌颂工农的长篇杰作”①。《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则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部用长诗来表现工人集团行动的作品”②。《边区自卫军》写的是马福川的自卫军李排长与韩娃，在边境上智擒汉奸匪徒的故事。诗人用朴素无华的民歌风的语言，歌颂了李排长与韩娃的机智勇敢，以及他们爱家乡、爱人民的赤胆忠心。《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取材于这个大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光辉事迹，刻画了沉着勇敢的工人领袖李阿根，幽默风趣的铁路工人“小黑炭”，粗犷耿直的“麻子”。 　　柯仲平在《边区自卫军》的前言里说：“这诗写后，曾得到一位同志的最崇高的鼓励。”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在那些年，柯仲平把诗写出来后，常常先到群众中去朗诵，然后才发表(有的就没发表)，《边区自卫军》也是这样的：一九三八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延安清凉山上灯火辉煌，新华印刷厂举行文艺晚会，毛主席也来了。他兴致勃勃地听完了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的朗诵，还要把稿子拿回去看看，批上“此诗很好，赶快发表”八个大字，在不登文艺作品的党中央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上破例发表了。 　　萧三同志说：“延安诗歌运动最初和最有力的发起人要算柯仲平同志，他是朗诵诗放头一炮的呐喊诗人。”柯仲平深知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朗诵诗，街头诗只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对革命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和林山等组织起“战歌社”。一九三八年八月七日，延安街头飘动着“街头诗运动日”的大红横幅，“战歌社”和田间等的“战地社”联合举办了这次运动。田间、邵子南，林山、刘御、魏巍，朱子奇等同志的诗篇，红红绿绿，贴满延安街头，春光万里，百花齐放；柯仲平这次写的是《保护我们的利益》。在“战歌社”的影响下，抗大的魏巍、朱子奇等青年成立了“战歌分社”。以后这运动逐渐扩大到敌后各根据地，“战歌社”一类的诗歌团体，到处开花，大大发挥了战斗作用。 　　一九三七年冬的一晚，柯仲平前去参加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的晚会。当晚演的是秦腔传统戏《升官图》和《武家坡》，毛主席看了一阵，对身边的工会主席齐华说：“你看老百姓多么喜爱这种戏，就是内容太旧了，如能加进抗日的内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戏了。”齐华指着坐在主席后边的柯仲平对主席说：“文协的老柯在这里。”主席转身对老柯说：“是不是应该搞?”老柯热情地回答说：“应该!应该!我们一定马上动手去办!” 　　柯仲平马上动手了，要办剧团，先得有钱。柯仲平到处奔走，请毛主席支援，毛主席给了钢洋三百元；请贺老总支援，贺老总给了“法币”③二十元，还把前方缴获的钢盔、军刀、皮靴、黄呢大衣等也支援他们当服装道具。后来，周恩来、博古同志从重庆回延，也各支援了“法币”五十元。其他首长也支援这，支援那的；只有王明不理，因为他崇洋媚外，言必称希腊，看不起群众喜爱的“豆芽菜”。一九四○年一月四日，边区文代会在中国女子大学召开。一天晚上，请毛泽东同志做《新民主主义论》报告。开会之前，照例先来点即兴节目，冼星海先指挥大家唱歌，然后，柯仲平上台朗诵。谁知他没按大家的意见办事；他上了台子，把矛头直指坐在头排的王明，弯着腰，对王明饶有风趣地说：“我们办民众剧团，毛主席、周副主席、贺老总他们都积极支持。王明同志呀……”王明想不到柯仲平竟敢如此放肆，不由得怒火中烧，但又觉得在这种场合，拿他也没办法；便故作镇静，皮笑肉不笑地说：“多多支持!多多支持!对不对?对不对?”柯仲平点头微笑，右手举到前额摆动着，以示感谢。 　　为了深入群众，柯仲平可谓煞费苦心。初到延安时，他并没留胡子；考虑到边区农村比较封建，打扮成个老人更便于接近妇女群众，才留起了长长的胡子；而且总要把年龄说得大一点。有时，群众热情地把烟锅从嘴里拿出来递给他，上边还吊着一条口水，他总是擦也不擦便放进自己嘴里去，以免群众说他嫌脏。就这样，他率领着民众剧团，打着“大众艺术野战兵团”的红旗，跑遍了边区的山山峁峁，沟沟洼洼，为边区人民演出了许多鼓励抗战、鼓励保卫边区的现代戏，成为边区人民心上的剧团。柯仲平凡事身先士卒，吃苦在前。当时团里只有一匹小白马，大家都要让他骑，可老柯常把马让给女同志或病号骑，自己拄着拐杖，抢先走了。一次，炊事员不慎煮了一锅夹生饭，谁也不愿去盛它，老团长盛了一碗就先吃起来，接二连三，一锅夹生饭很快就被消灭了。还有一次，行军途中，突然雨雪交加，同志们都还穿着单衣，冻得瑟瑟发抖，士气不高。老团长便说笑话、讲保尔·柯察金与困难作斗争的故事，士气马上为之一振。老团长对大家热情非凡，爱护备至，但你的行为若损害了集体，或你的戏没演好时，他就会对你大发雷霆。粗暴，也许是柯仲平的一个缺点吧。 　　柯仲平就这样率领着民众剧团，给边区人民雪里送炭，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人民亲切地称他们为“咱们的剧团”，把老团长叫“大胡子团长”。每当他们演完戏告别时，群众总是依依不舍，常把自己所有的最好的东西——煮鸡蛋塞在他们包里。他们边走边吃，鸡蛋壳撩了一路。“要问民众剧团到哪里去了吗?跟着鸡蛋壳走就是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柯仲平激情昂扬地谈了民众剧团的这些情况。直到全国解放后，某次在北京开人代会，毛主席和柯仲平握手时还对他说：“柯仲平同志，你到哪里，鸡蛋壳到哪里。” 　　伟大的整风运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延安的群众文艺运动带来了第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一九四二年冬，延安各剧团纷纷打开大门，走上街头，扭秧歌，跑旱船，演出新秧歌剧；连郊区的农民也组织了秧歌队，排练了节目，纷纷到延安来“闹社火”。柯仲平的理想实现了，他心花怒放，废寝忘食地跟着各秧歌队东跑西窜，为从“小鲁艺”走到“大鲁艺”来的《兄妹开荒》带头拍手叫好。 　　一九四三年冬，各剧团分头到边区各专县去演出，柯仲平率领西北文艺工作团到陇东专区去。这个任务，使他如鱼得水，他下决心抓紧这大好时机，联系陇东实际，写出几个剧本来在当地演出。一到庆阳，他便和当地抗匪有功的“马渠游击小组”挂上了钩，交上了朋友；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熟悉他们，了解他们，很快便把《马渠游击小组》这个大型歌剧写出来，把几个游击小组组员的性格写得活灵活现，由剧团的音乐家们配了曲，有的干脆采用陇东小调来唱。在排练过程中，柯仲平亲自参加指点。戏很快就在当地演出，发挥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后来，他又突破真人真事的框框，发挥了创造性，把这个戏改为《无敌民兵》发表、出版。这个戏完成后，柯仲平又赶到华池县城壕村的边区劳动英雄张振财家里，了解他的模范事迹。他和张振财吃一锅饭，睡一铺炕，亲如家人。他们促膝谈心，谈张振财是怎样把城壕村建成模范村，怎样当了边区劳动英雄的。同时，柯仲平也经常到各种类型的群众家里，交友谈心，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幸的是，当他正埋头写作时，脱肛病犯了，好严重哟!他根本没法坐着了。张振财他们劝他以后再写，他哪里肯依。他用一半屁股坐着，每天用鸡油塞几次肛门，就这样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一个描写城壕村如何变成模范村的大型歌剧《模范城壕村》，很快拿出来了。这个戏依然以活生生的人物性格见长，是描写边区初期农业合作化的第一个大型剧本；一九四四年四月，获得了延安各剧团下乡经验总结座谈会颁发的剧本一等奖。在陇东期间，柯仲平还写了一个大型诗剧《孙万福回来了》，描写《高楼万丈平地起》的作者、农民诗人孙万福从延安开会回来的情景。这个剧也在当地演出过，但因全剧以孙万福朗诵诗为主，搬上舞台看来不尽恰当。 　　春暖花开时，我们文工团还在陇东忙得热火朝天，西北局几次电催，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向陇东告别，踏上归途。柯仲平此行满载而归。沿途，红艳艳的桃花向他点头微笑，庆贺他的丰收。 　　党指到哪里，柯仲平就奔向哪里，而且总是走在最前面，到最艰苦的地方。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匪帮窜犯边区时，领导让他在后方工作，他总觉得不得劲儿。他向领导要求，要到部队去参战。领导说他年纪大了，不批准。他再三要求，一片诚心终于感动了领导，批准他跟随某旅行动。 　　那晚，他们要去攻打沙漠里的小城镇波罗，柯仲平随军前往。夏天的夜晚，沙漠还热得烫脚；沙子哗啦啦，哗啦啦地不断在脚下散开，每前进一步都得使一把劲儿。柯仲平一点也不觉得累，只感到满腔的热情荡胸怀，浑身的力气使不完。目的地到了，队伍一个团、一个团地集结在河滩上，进行最后一次战斗动员。部队首长讲完话，老柯的朗诵开始了。他那雄壮的声音，在寂静的夜空回荡，字字句句都响在战士们激动的心上： 　　保卫毛主席 　　从河东，到河西， 　　我们赶来保卫毛主席； 　　我们知道我们的任务最光荣， 　　路上没有一个掉队的! 　　………… 　　五月里，过黄河， 　　过了黄河吃“菠萝” (波罗)， 　　吃了“菠萝”口不渴， 　　再好吃肉吃馍馍。 　　………… 　　同志们!英雄们! 　　我们是来保卫毛主席； 　　毛主席常常只隔敌人十多二十里。 　　走!火线上，保卫毛主席! 　　走!火线上，消灭敌人去!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诗人带来极度的欢喜与激动。早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第一次文代会开会时，他就写了《创造工业国，工人敢保险》，庆祝党的生日，预祝新中国的诞生。九月，他又写了《铁打的英雄》，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铁打的英雄。”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的当天，他写了《高举着我们的五星红旗》，接着又写了《我们的快马》。 　　一九五○年秋，柯仲平来到西安，主持西北文代会。他那火一般的热情，把各民族艺术家们紧紧地吸引在一起，他不仅主持会议，作报告，和大家一起讨论，而且还和大家一起唱歌跳舞，这是一个生动活泼的大会。这些初次与党打交道的少数民族同志，从柯仲平这个党员身上，感到了热情，感到了温暖，汲取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一九七九年冬，我在北京的一个剧场里遇见维吾尔族舞蹈家康巴尔汗。多年不见，她认不出我来了；当我自我介绍后，她猛然把我紧紧抱住失声痛哭；可见她对柯老的感情之深。曲艺家韩起祥，农民诗人王老九(已故)，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陈素真等，提起柯老来，都会深情绵绵地给你叙说上一阵的。 　　进了大城市，柯仲平并未忘记工人农民。一进西安，他很快便和西安铁路分局的职工们取得联系，参加他们的各种活动。他们在生产竞赛中夺得了红旗，他激情昂扬地去祝贺，在大会上朗诵了《加强我们的爱国生产大竞赛》、《要为那更大的胜利去斗争》，用他火一般的诗句，鼓动工人们的爱国热情。铁路局有的同志在抗美援朝中不幸牺牲，他去参加追悼会，悲愤填膺地朗诵了《为刘、郭烈士们报仇》。铁路工人敬柯老，爱柯老，把他和领导自己的首长一样看待。记得一次，我们在火车上，列车长突然来向他汇报工作，我感到有点奇怪；等列车长走后，便问老柯这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列车上的规矩，要向乘车的首长汇报工作。 　　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柯仲平几次晕倒，两度住院。一九五八年的春天，同志们让他搬到长安县常宁宫干部休养院去休养，并进行创作。这个休养员很特别，他不象一般休养员那样成天吃吃药，养养病，散散步，他一来便和隔壁的鱼包头生产大队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他到社员家中串门，交朋友，关心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替他们解决一些困难。与大队支书恒治选的关系更是亲密无间，他们三天两头见面，研究大队的情况，解决大队的问题。柯仲平热情洋溢地给恒治选讲解政策，传授经验，给他们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援。这是一个穷队，没有种子下地，有的地就荒在那里，老柯看着心疼，马上帮他们买种子下地。一次，队上急需用钱，老柯派人星夜进城去取。他参加社员大会，给他们解决那些他们最关切的问题。对社员们生活上的困难他也关怀备至。修水利没盆子他就买来脸盆；要用猪肝治病他就买来猪肝；支书恒治选的独儿子患了重病，他比我们的独儿子患了重病还着急。休养院本来是不对外的，他好说歹说，医药费由他承担，院方总算给孩子看病了。就这他还要每天过问病情，有时还跟着医生一道去。孩子的病终于好了，全家人至今念念不忘，说孩子这条命是柯老拣回来的。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烈火烧红了天，老柯兴奋极了。白天，他参加社员修水利；夜晚，他和他们一起深翻地。深夜归来，伏案挥毫，如痴如醉；直到太阳偷偷爬上他的窗户，他还说：“今晚的月色真不错!”一次，社员们正在地里劳动，忽然雷鸣电闪，狂风大作，吹得刚收上场的麦子四处飞散；铜钱大的雨点下来了，急得刚从西安回来的柯仲平忙往场上跑去，呵哟!他来得正好，正好帮助单枪匹马的恒治选对付老天!等他们把麦捆儿摞好时，浑身都湿透了!柯仲平乐得哈哈大笑：“人定胜天!人定胜天!” 　　一九五九年底，中央在北京召开文化宣传工作会议。除夕那天，人们济济一堂，在新侨饭店的餐厅里聚餐。大家坐定后，周恩来同志突然步进餐厅，热烈的掌声迎接了他。席间，总理兴致勃勃，和大家举杯共饮。柯仲平端上一大杯葡萄酒，走近总理桌旁即席赋诗： 　　红色人喝红色酒，欢庆文艺大丰收； 　　主席言语记心里，扎根土壤建高楼。 　　他与总理碰杯，一饮而尽。 　　柯仲平的一些诗，就是这样地在生活中作出来的，战斗的生活战斗的诗，完成了战斗的任务就算达到目的了。出口成诗，很少想到要把它们拿去发表。紧张的工作跟踪而至，哪有时间再字斟句酌地去修改它们。本集子里所收的《大寿歌》、《八万里秦川气势雄》、《英雄们戴不完心花系在腰》等短诗，都是这样的情况。 　　远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在率领民众剧团巡回演出时期，柯仲平就听到许多关于刘志丹的传说。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被毛泽东同志称颂的“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爱上了陕甘宁边区，决心要把这一切写成诗。于是，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要请干部、农民给他谈刘志丹的故事，仔细记录下来。刘志丹的传说早已在诗人的心田上孕育了诗的种子，只等时机一到，便可挥毫成章了。一九四八年，他在河北阜平城南庄，曾分别请示过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他们都支持他写刘志丹。本来么，歌颂英雄，歌颂群众根据地的创建，是应该支持的呀。万万没想到，诗人的一片诚心，到后来竟不为人所理解，甚至几度给他带来风吹雨打，霜雪交加! 　　一九四八年底，柯仲平编完《人民文艺丛书》，从河北回到延安，发现他那些有关刘志丹的记录统统不见了。原来是在胡匪进犯时，同志们怕它落到敌人手里，把它烧了。这对柯仲平是个沉重的打击，“是胡儿子作的怪!”他狠狠地骂着，但并不气馁：“比起胡匪在边区造的那些孽来，我这点小小的损失算什么!重新收集!”后来，他果然又收集了写得密密麻麻的十五厚本材料。 　　一九五一年，他经领导批准，除担负必要的领导工作，参加一些必要的社会活动外，以主要的时间从事《刘志丹》的创作。十多年的宿愿实现，辛勤的劳动开始了。柯仲平没日没夜、废寝忘食地埋头苦干起来。一年多过去，诗稿——心血与汗水的结晶越堆越高了，诗人高兴，家人高兴，同志们高兴。突然一声霹雳，打得人晕头转向。一九五三年，他诗中的一个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出了问题，诗受到株连了!这番风雨，打得柯仲平又痛心，又气愤，他咬咬牙，重打锣鼓另开台，一切从零开始。可这以后的创作，清规戒律更多，越发顾虑重重。一稿废了换二稿，二稿废了换三稿。偏偏在这时候，病魔又来和他作对，两次住院出来，只得搬到休养院，边休养边写作。 　　第四稿，进行得相当顺利。当他正聚精会神地埋头苦干时，更大的风暴又来了：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在康生等反党野心家的阴谋策划下，柯仲平的《刘志丹》受了长篇小说《刘志丹》的株连，被诬为“反党长诗”!经历了长达一月之久的霜压雪欺，年逾花甲、患有严重心血管病的柯仲平被折磨得形容憔悴，骨瘦如柴了! 　　当时，我和一些同志劝老柯：“算了，写别的吧，何必一定要写这!”但他不到黄河心不甘。他在给上级的交代村料中，最后是这样写的： 　　“党呵!我亲爱的党!最后，我还决心要写成——歌颂党，歌颂毛泽东时代的一部书!” 　　一九六四年秋，当老柯的长诗完成了五分之四，正集中精力作最后冲刺时，有人又要他放下稿子，下乡去社教，这对他的创作又是一个挫折!柯仲平没有要求照顾，他咬咬牙，收起诗稿，决心等下乡回来再继续奋斗。可是，谁知道，谁知道呵!过于艰苦的创作劳动，接二连三的雨雪风霜，早已把他折磨得心力交瘁，只剩下一腔热血了!十月二十日那天傍晚，当他正在支部大会上发言时，狂奔的热血便把他那脆弱的主动脉冲破，使他突然靠在沙发背上，再也起不来，永远和他亲爱的党告别，永远完不成他的那部书了!他死得突兀，他死得凄惨!秋风为他哀号，秋雨为他哭诉!群众闻讯纷纷赶来，痛哭流涕，向热情地关怀过他们的柯老依依惜别。大家心里都揣着一个谜：“柯老呵!你那么爱党，你为党做了那么多好事，为什么悼词上只字不提?这叫什么悼词?!这叫什么追悼会?!到底是什么人在捣鬼?” 　　柯仲平同志死了，但“文化大革命”的血雨腥风并没有把他放过，而是一开始便对他下了手!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日，冰化雪消，陕西省委为柯仲平同志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为柯仲平同志及其作品平反昭雪，推倒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彻底恢复名誉；并把柯仲平同志的骨灰重新安放到西安革命公墓。悼词说：“柯仲平同志实践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对文艺与群众结合，走大众化的道路，作出了卓越贡献。”“在诗歌创作的大众化民族化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用自己的笔，终生为党的事业，为无产阶级奋斗不息。柯仲平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柯仲平同志由于写长诗《刘志丹》而受到的严重迫害，使这部长篇史诗未能完成，是我国诗歌创作上的一大憾事。”“柯仲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红心似火霜雪重，这便是柯仲平同志的一生。 　　历尽艰难困苦，饱尝冷言冷眼；现在，出版方面的霜雪也总算消溶了。《柯仲平诗文集》得以问世(在编选这个集子的时候，我们对个别地方作了一点修改)，多么不容易呵!柯仲平同志，我的亲人!没有党，没有人民，哪能有你的今天?!哪能有我们的今天! 　　最后，向为本书的出版出过力的同志们致敬!致谢!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五日，北京 　　今天，当校完本文时，我含着悲泪，悼念我们的老战友萧三同志；感谢他写了《喇叭，呐喊诗人柯仲平》这首好诗。在没有得到他的许可前，我便擅自决定把他的这首诗作为本诗集的代序。去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北京，我到医院看望萧三同志，把这件事通知他，请他批准。他非常高兴地说：“这是我无上的光荣!”这便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两个多月后，当我正想再去看望他时，突然传来噩耗，萧三同志和老柯会诗去了! 　　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西安 　　① 周健：《论柯仲平的创作道路》。 　　② 引自贾芝、任兆胜等同志的有关文章。 　　③ 法币：国民党区的纸币。 　　 柯仲平诗文集一：短诗/王琳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