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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丹——为未来培育人才 解放后的学校

路易艾黎研究室

经过多年的等待，新时期终于开始了。大西北压抑的气氛一扫而光。我们一行人走过农村，可以看到一长排红旗下，成群结队的农民站在村子的高处兴致勃勃地交谈。妇女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了游行。她们举着旗子，高兴地大声笑着。晚上，我们能听到村民们聚集在寺庙的院子里唱歌的声音。他们真正享受到了和平和解放的空气，这对他们来说是很新鲜的。庙顶上古老的龙雕、脱落的瓦片以及整个缓慢的破落进程，好象被这声响制止了，就象有一只巨手一下子把七零八落的碎片重新复原，使之恢复了原有的意境。 　　解放后，我们在学校里继续工作，直到军代表张培成来接管学校。人民解放军在西北地区的司令员、井冈山时期以来的老共产党领导人彭德怀听了有关学校工作的汇报后，派人带信来，说要见我。于是，在张培成的陪同下，我坐吉普车来到解放军西北总部所在地酒泉。彭德怀对于解放大马营和玉门油田期间校办医院救护伤病员以及学校帮助部队修理军用装备表示感谢。他说，他已派参谋人员对山丹学校进行了彻底的调查。他对我说：“这正是我们在全中国都要做的事情。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教育。你应教育人们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建立这一类型的学校，我们可以在那里培养我们所需要的技术人员以承担我们面临的艰苦工作。”他非常和蔼，讲了许多赞扬的话，使人很受鼓舞。 　　1951年，“工合”国际委员会宣告结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山丹学校划归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然而，学校的经费问题仍未解决。我们千方百计想靠我们自己生产的产品和一些私人积蓄使学校达到自给。我被行政院解职后听说国民党政府曾议定给我2000英磅，外加经英国去新西兰的头等船资，并给我补发薪金，但我一分钱都没拿到。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不记得从他们那里领到过薪金。我一向靠从上海工部局得到的退休金维持生活，把钱都用尽了，直到我在山丹时美国援助中国工业合作委员会开始给我送来薪金。这些钱全都交给了学校作经费。我的厨子只从会计室支取家里需要的一点伙食费。从美国来的钱越来越少，等到一解放，终于停止了，因而来自新西兰的捐款对学校的生存便更加重要。当时，有一笔10，000新元的紧急款项，由新西兰海外救济总署联络官员、我们学校驻上海的代表雪莉·巴顿(白书玲)转给我们，正好在解放前夕收到，学校得以用这笔钱维持了6个月。新西兰的援助来得及时，维持我们直到1953年政府最后接管学校。 　　1951年6月，我在北京出席“工合”国际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后，回山丹途中在兰州参加了讨论有关学校发展方向的会议。讨论结果，学校由中央政府的燃料供应部所属西北石油局接管。会议还决定停止培训农村小型工业技术人才，只保留发展石油工业急需的培训机械工、运输和内燃机技工、电机工和焊接工等部门，还开设了石油钻探专业。后来，学校把部分专业分到外地去开办新的学校，中心机械厂也迁往兰州，在那里发展成为一所具有较好设备和现代建筑的石油技术学校，学制为3年，大量招收初中毕业生。我被任命为校长。在我的建议下，我那个在新疆工作多年后已回来的大儿子段士谋(阿兰)担任副校长。 　　不幸的是，1951年头几个月，趁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人在学校里搞了一些阴谋。一个素质很差的干部被任命为学校的政治领导并把他的一些人安插进学校。后来发现这名干部根本就不是共产党员，而他从改造国民党官员的革命大学带来的两个人过去曾积极镇压过共产党人。这两个人组织了旨在推翻校领导的内部小集团。 　　这场纠纷直到西北石油局局长康世恩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来校调查时才得到解决。陪同康世恩来校调查的是我的二儿子黎雪(迈克)，他当时在北京工作。他们带来了周总理的指示，说山丹培黎学校是一所进步的学校，政府应尽力帮助学校克服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这样，新来的两个人的丑恶勾当就被揭穿了。 　　但是，随着对另一名干部的任命，又出现了新的麻烦。这个人是从宁夏一所农村学校来的国民党传统的那类校长。在八路军占领那个地区之后，他一直在边防部队，所以被吸收参加了工作。他调来我们学校担任了副校长兼政治部主任，实际上掌握了学校。他对技术一窍不通。他非常固执地着手破坏学校的基础。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当时很高兴去做政府要我们做的任何事情。是我们保护了学校，并使之发展到那种地步。把好学生污蔑为歹徒，同时提拔那些无用学生，送他们去干比较舒适的工作，实在是荒谬之极。但是，那个老头子一意孤行。他凭借着当时发动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把那些自双石铺时期以来一直帮助管理学校并真正拯救了学校的一批好学生全部打了下去。我们无钱雇佣大批工作人员，所以任命了一些学生担任学校的行政工作和各生产组的领导。杜安芳是个非常稳重可靠而又很能干的小伙子，曾领导了好几个生产组的筹建工作。他被指控为贪污1000万元的“老虎”，并揪到台上开“斗争会”。其实他只不过接受了我送他的一件新西兰海外救济总署发的军大衣。那些学生做干部做的工作，我付不出工资，所以把那件大衣给了杜安芳。那老头子估计它值1000万元，这就使杜安芳成了“老虎”。其他人的情况也相似。有一个极能干的学生曾组织和开办了我们的煤矿，另外还做过许多工作。他也因为一些小错误而被指控为“老虎”。他刚动完阑尾炎手术，第二天就被从医院拖出来，揪到一个大会场的台上，每个人都大喊大叫控诉他，后来把他监禁起来。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把那个小伙子搞臭，把他为办煤矿所作的努力搞垮。那个老头子的错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偏听偏信。 　　将近1952年底，派来了好的干部以替换那老头子。随后便决定把学校迁往兰州，它至今还在那里。“文化革命”的10年动乱中，这所学校跟其他同类学校一样被撤销了。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我又恢复了名誉校长的职务，直到今天。学校也在1983年恢复了培黎学校的旧称，但其主要任务仍然是培训石油技术工人。 　　 艾黎自传/路易艾黎研究室.—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