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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解放后的生活与工作 翻译中国诗

路易艾黎研究室

在上海时，我有一位国语老师，他是一个和善的老旗人，满口老式的客套话。他说，我必须象中国孩子那样从头学起。因此我得读通常学的中国经书——《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接着读四书五经和一些唐诗，借此学中文，并努力背诵一部分。这些对日常用语帮助不大，但我所学的比记住的要多得多。60年代初，我在北京与一位老教师一起翻译中国古诗时，我记得的那些古文很有用。这是一项很有意思的工作，我们开始取得了一些成绩。辑集的诗，有些选自《诗经》(中国最早的诗集)，有些书的取材如题目所示：《历代和平诗选》(1954)，《人民的声音》(1954)，《人民歌唱》(1958)，《反抗的歌声》(1962)，傣族叙事诗《朗鲸布》(1962)。各书都有历代中国绘画作插图。这些译著的主要目的是设法把诗人的思想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使英语世界的普通人能够看得懂，不论他们是否有读诗的习惯或是否熟悉中国悠久的历史。 　　我一直坚持学习中文，直到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极左派控制了许多权力，终于造成很大的混乱。人们必须“推陈”“出新”。所以他们反对一切传统的东西。我对此很反感，因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极其宝贵，确实丰富多彩，并对全世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我一直为之神往。我仍试图翻译一些诗并将它们出版，尽管我在1963年翻译的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被诬为“毒草”。那时，大捆的中国古书被扔掉。正象过去各朝代把死记硬背四书五经作为唯一有价值的教育一样，在“文化革命”中，大家必须空喊政治口号。1970年，我写了《自勉》一诗，部分诗句如下： 　　如果你教训人的话说得太多， 　　你自以为是的意见太武断， 　　准没有人愿意听； 　　象一枚破损的分币 　　每句话都声音发闷； 　　老生常谈， 　　絮絮叨叨。 　　难道你脑袋里装的 　　就是这些东西? 　　把音栓拉出来， 　　让风琴奏响吧…… 　　你对之讲话的人 　　将会作出响应， 　　他将拿起工具， 　　继续工作， 　　因为他再次认清， 　　转变定会发生， 　　而他正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心里想：“我以后再也不搞中文了，傻子才这样干!我将坚持用英语，因为那是我的工具，我就只用英语工作。再不接触翻译工作了!”那年9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一次集会上，周恩来总理从主席台走到下面我的座位前。我问他，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怎么办。他稍加思索，说：“你还有事可做。我们中国现在有许多好事，也有坏事。但好事人家不知道，坏事却都传到国外去了。你可以利用你在中国的经历做做这方面的工作，可以向国外介绍这些好事。”我照这样做了。 　　1976年以后，我又找出一些古书，为1962年杜甫诗选增译 100首，准备出新版本而继续工作。1978年夏，我开始翻译白居易的诗选，将原译稿重新修改。后来，我又对李白的诗进行了同样的整理工作。我选译了一些元代和明代的诗。我还翻译了宋代苏东坡的165首诗，辑成一集，并重新修订了原来译的中国各少数民族诗歌集。关于清代诗歌的工作，我力求表现当时的社会思想变化情况。 　　我非常感谢作家协会的毕朔望帮助我编辑了白居易、李白和杜甫的诗稿。也感谢对外友协的金宗蔚帮助我编辑了元、明两代的诗稿、苏东坡的诗稿以及少数民族诗的诗稿。感谢王效伯对我完成清诗集和编辑中国现代诗选的工作给予了很大帮助，这种大量帮助甚为宝贵。 　　50年代初期，我发现旧书店里有许多关于中国的英文书籍，其中不少是中国古典诗译本，译文不合我的心意。因此，我买了一些古诗原文，借助词典和请教来访的朋友，常常工作到深夜，才对中国的古典诗词有了一个较好的了解。这些古代诗人酷爱大自然，并且对人生颇有卓见。特别是唐诗的优美，它的丰富奇想和敦实质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其中有大量珍贵的材料可供今天已有点迷失方向的世界借鉴。我们现在出版大量技术书籍，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懂得技术以改善生活。但生活还有另外一面，人们也必须懂得。只有那些热爱大自然的人，才能从事生态学工作；只有热爱树木的人，才能成为优秀的林业工作者。根据这种看法，我从1981年起断断续续地进行第一本中国现代诗歌集的英译工作。我希望，这本包括400多首诗的选集，能使人们对60多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增进了解，并怀有敬意。《大地上的光和影》由新世界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能领会诗歌的意思。中国诗译者的首要任务似乎是把原作的精神表达出来，即使不能译出原作的力量和音律。如果译文能在这方面获得成功，读者就能更好地了解诗人的伟大。如果追求诗的押韵或咬文嚼字，译文就不会精采。语言不可造作，而必须流畅，如溪水流过圆石一般。语音形式确有不同，但必须传神。所以我总设法使我的译文易懂，通常使用简单、明了的语言。 　　 艾黎自传/路易艾黎研究室.—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