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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解放后的生活与工作 中国的陶瓷和古物

路易艾黎研究室

我小时候喜欢历史和地理课，既学知识又有趣味。克赖斯特彻奇中学附近的坎特伯雷博物馆是我爱去消磨时光的地方。我在那里注意到了义和团的制服和旗帜，这些东西后来存放在库房里，被友好的罗杰·达夫馆长清理出来，在50年代送来北京给我，我转给了革命博物馆。 　　在上海时期，我常常利用午间休息时间逛广东路古董市场的货摊，搜集我喜欢的小文物。我一开始就爱上了那些明朝及清初生产的色泽深红、光彩夺目的瓷器。我收藏了一些，将它们穿插地陈设在福建德化生产的白瓷人物塑像中间，可是，这批小小的收藏在敌人占领上海期间丢失了。“工合”的工作包括在各省建立许多陶瓷厂。山丹学校最早的生产单位之一便是制作简单器皿的陶瓷厂，后来在日本专家野口指导下进一步生产细瓷，我发现山丹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遗址，草原上有历代的碎片。在山丹以西约60公里处的黑水河有一块荒凉的遗址，埋藏着大量从新石器时代直至那个城市撤空、被现代张掖所取代之时的文物。我对中国古陶的兴趣更加浓厚，是因为在山丹四坝挖掘一条灌溉渠时，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燧石、加工后的石头以及完整的彩绘陶罐，有的显然是储存粮食用的。 　　当你闲遛文物货摊时，你在全中国各地的这类货摊上总都可以拣出铜器。我曾搜集了几百件匈奴铜器和铜制带钩，都已存放在山丹陈列馆。 　　解放初期我移居北京，相对而言，当时人们对古董还没有多大兴趣，用很少一点钱就可以在老硫璃厂的许多古董店里买到历代的陶瓷器样品。我一边收集，一边从老店主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同他们交了朋友。随着岁月的推移，手工艺品更受人们赞赏，这类老字号逐渐不见了，大城市里的博物馆大大丰富了收藏，因此研究这些藏品可以学到很多知识。现在，全国性的科学化收藏历史文物，是一种健康的发展。因为今天不能与历史割裂；历史上有许多财富可贡献给今天和明天。 　　我爱好陶瓷器成癖。解放后在中国各地旅行时，只要有可能，就努力发现古窑址，并研究这些窑址上发现的瓷片。这种研究是极其有益的，因为那些瓷片能使人对古代瓷器的品种和特点有一个很好的了解。我在北京的管家常说：“你又带回来一大堆古陶瓷残片，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啊!怎么办啊!”但是，我时常爱不释手地观赏这些东西，因为它们各有不同的历史。通过在各著名窑场的参观，我对于农村中的小陶瓷厂的兴趣也越来越高涨。夏季，陶工赤着膊，在透入门窗的阳光下拉坯，把你的思维一下子带到远古的年代，他们的先辈如何生产陶瓷艺术杰作的情景也就不难想象了。我认为，正确评价中国陶瓷是极有意义的事，因为千百年来它是世界上最精美的陶瓷。古代驶往福建漳州的船，在返航时把陶瓷器当压舱物，从而在中国与中东的贸易中外销。中国的陶工按照货主的订单制作了穆斯林陶瓷器。 　　优美的陶瓷制品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在欧洲掌握制瓷技术之前1000多年，中国已能制造出精美的瓷器。制陶技艺的最早成就可以追溯到纪元前3000年前的千百年。仰韶陶瓷和甘肃的制彩陶较为出名。解放以后发掘的西安半坡史前遗址，出土绘有鱼纹的陶器，令人对其创造能力和美术才能深为赞叹。从传说中的黄帝到尧舜(约公元前4477年始)，及至夏朝(约公元前1766年止)，是以彩陶来标志该时期的性质的。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以前中国人的艺术才能表现在贵金属器皿及铜器与玉器的制造上。但是，好的陶器和瓷器逐步取而代之，并往往与玉器受到同等珍视，甚至较玉器更受珍视。这件事的意义只有了解早期的中国人对玉器的高度重视才能懂得。玉器被认为具有神奇的性质，及至石制的兵器与用具已为金属所取代时，玉器仍然用于制造礼节用器、护身符与明器。中国人对玉器珍贵的程度，比西方人对黄金珍贵的程度更高，国家的财富有时以拥有玉器的多少来衡量。 　　汉代以来，保存下来一大批反映日常生活的陶器，正如埃及的浮雕与墓葬中的塑像有助于研究当时的文化一样，对于了解汉代社会状况是十分有价值的。唐朝(618——906)是中国文艺的真正伟大时期之一。陶器的工艺技术迅速得到改进，生产出少量精细瓷器。这些制品即使按照欧洲强调透光度作为标准来衡量，也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瓷器。中国人要使瓷器能够与玉器的质感、触觉、音响、透光与色调(青白)相媲美。 　　宋朝(960——1279)被许多人誉为中国陶瓷最伟大的发展时期。如同唐代一样，这时生产的陶瓷主要是单色的或多种色调结合的。当时较流行的釉色有：白、淡蓝、深蓝、绿、褐、黑等色。按照传统的说法；宋朝时只有为数很少的窑场，实际上无疑有较多的窑场正在生产。中文的“窑”字意思是窑炉，也可以进一步表明陶瓷器的种类。通常可以这样假设，如果一件陶瓷器以“哥窑”或其它什么窑来命名，则这个名称同时也表明这件产品的质地和不同的特色。多数情况下如此，但也有例外。有时，不同的窑场生产出同一种产品，或许多不同类型的产品。陶瓷工人有时到其他窑场谋生，或者整个窑场由于原料、木柴使用殆尽，或由于战争原因，被迫搬迁，因而某些工序的知识和技能得到传播，很少为个别陶工所独有。 　　元朝(1271——1368)的第一个统治者为忽必烈。虽然蒙古族是一个游牧民族，情趣粗犷，而且在征服中国的战争中已经使中国人民陷于贫困，使文学艺术遭受摧残，但陶瓷的生产却气势蓬勃。忽必烈及其继承者的朝廷都有在景德镇制造出色的瓷器的愿望。因此，所得瓷器——枢府窑是当时最精致的瓷器，显然带有定窑白瓷的风格。由于景德镇生产的白瓷与釉下蓝色花纹形成悦目的对比，青花瓷流行起来，而且在以后各朝代一直颇为人们所喜爱。中国瓷器生产的中心逐渐移至景德镇。及至明朝(1368——1644)，景德镇在瓷器世界占有压倒一切的地位。到了明朝时期，青花瓷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著名的牛血红釉开始生产。陶工们对釉裂已能有意识地进行大小方位的控制。釉下铜红与釉下绿还有其他的颜色，在此时期开始出现，但最受人们欢迎的是釉上彩。明朝的瓷器精细，光润洁白，釉层较厚。 　　在清朝(1644——1911)的盛期，创造了一些新形式的瓷器产品，取得了一定的技术进步和光辉的成就。但是，随着朝廷的日益腐败和人民的更加贫困，中国的瓷器和陶器的质量和外形发生了明显的退化。1911年民主革命后，中国仍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矛盾重重，未能解决。那时，生产的瓷器尽管质量仍比大多数外国制品精细，但要么是拙劣地抄袭老造型，要么是老图案不加选择地混杂在一起，甚至是抄袭难看的外国式样。中国的解放为陶瓷业带来了新的开端，专业学校、研究所、新的运输方法、新的工艺一齐涌现出来，使这一古老的行业恢复了青春。 　　河南神垕仍然在生产钧瓷，他们的产品与河北邯郸的磁州窑的人物雕塑一样达到很高的水平。景德镇、博山、德化以及石湾等名窑的产品更不必说了。许多古代有名的窑业基地现在的产品，虽然有的尚未达到昔日的最高标准，但正在迅速前进。例如，江苏省南部的宜兴生产陶器已有2400年历史，产品声誉日增。青瓷的制作在停顿200年后已经恢复。30年代中期，我来到太湖西南角这座城市，农村里的人在家里造坯成形，用船运至老式的龙窑烧制。当时有一家艺术陶器厂，约有60名工人，主要生产茶具、咖啡具、花瓶和花盆，都是素烧的红砂或紫砂陶器，尤以茶壶最受欢迎。1966年我再去访问时，宜兴已开始出现一个大陶瓷工业。紫砂陶器有更大的发展。到1974年，宜兴郊外的丁山，周围已有18家现代陶瓷厂，制造许多种日用陶器和艺术陶器、浴室用的陶器、甚至还有泵和电动机外壳。虽然紫砂陶器厂已有900多名工人，产量比1966年翻了一番，仍满足不了许多订货。由于各工厂逐步机械化、增设连续烧窑、现代生产线等等，所需工人相对减少。一艘艘轮船不断穿过太湖，将产品经内河运输系统送往沿海城市和港口外销。 　　迷人的陶瓷器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几十年来，我在各地参观访问陶瓷厂和古窑址以及实际上与陶瓷有关的一切人和厂之后，惯常作些札记。根据这些札记和图片整理的书信稿太长，承蒙著名澳大利亚陶瓷专家旺达·加恩塞惠允和我合著一本书，书名为《中国的古窑与现代陶瓷》。该书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于1983年出版，澳大利亚—中国理事会慨然协助复制图片。1982年初，一些中国专家注意到此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决定印行原稿，中译本取名《瓷国游历记》。我在序言中写道：“本书作者既不是一位考古学家，也不是一位古陶瓷专家”。我只不过在中国居住和旅行了几十年，对中国的陶工的成就具有浓厚的兴趣和崇高的敬意。 　　 艾黎自传/路易艾黎研究室.—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