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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红与黑

郭庆兰口述，徐宝钧整理

印度援华医疗队一行五人，经过十七天的航海旅程，于1938年9月17日到达广州。 　　广州许多市民闻讯聚集在栈桥上欢迎印度友人。在码头上援华医疗队受到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和何香凝等著名人士的热烈欢迎。在柯棣华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孙中山夫人也来欢迎我们。她还很年轻，风度迷人，讲一口漂亮的英语。她衣着朴素，丝毫没有中华民国国家夫人的架子。” 　　在广州，柯棣华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到处是断壁残垣。那些幸存的建筑物都在屋顶上搭起了二三层的脚手架，以缓冲炸弹的爆炸力。楼前还垒起了沙袋墙，保护楼内的居民，以免炸弹在街上爆炸时，弹片伤人。 　　到达广州的次日，正值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广州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群情激愤。柯棣华看到宋庆龄先生站在游行车上，英姿焕发，非常可敬。 　　经过中国红十字会的安排，五位印度大夫被派往内地工作。在离开广州前的一次宴会上，柯棣华听到宋庆龄小声告诉巴苏，到内地后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取得联系，他牢牢记住了这句话。 　　颠簸了两天一夜，柯棣华等五人一行，于9月25日到达长沙。不料，没过几天，国民党决定放弃长沙，他们只得再向武汉转移。在长沙，到处是被日军飞机轰炸过的瓦砾。许多尸体因无人收敛，发出难闻的臭味，有的被野狗啃吃，这惨不忍睹的景象，使柯棣华更加痛恨日本侵略者。在长沙时，他们还遇到这样一件生气的事，当他们暂时分配在国民党陆军医院工作时，有的官员竟将他们从印度带来的好药拿到黑市变卖，不顾士兵的死活牟取暴利，令柯棣华他们非常气愤。 　　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些官员打着接待援华医疗人员的旗号，频繁举行招待会和宴会，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任意挥霍百姓的血汗，使医疗队成员很是厌恶。在长沙时，一位省长出面宴请医疗队，十分奢华，桌上摆满了燕窝鱼翅、琼浆玉液，招待的人只有五位，竟摆了十几张圆桌。沦陷区的人民沿街乞讨，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生活极端困苦，国民党官僚们却大吃大喝，实在令人作呕。 　　此情此景，柯棣华、巴苏想起了在广州时宋庆龄先生找中国共产党的嘱咐，建议队长爱德尔一起去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叶剑英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们，向朋友们介绍了中国人民抗战的简况，表达了必胜的决心，会后叶剑英同志主持在四川饭店举行宴会，欢迎印度朋友。说是宴请，连家常便饭都算不上，印度客人却吃得津津有味，十分高兴。这与国民党的宴会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印度友人大为感慨。感慨之余，印度友人提出要看看办事处普通的工作人员的生活，为了满足印度友人的要求，叶剑英同志又邀请他们第二天中午到办事处去，和工作人员一起吃一顿便饭。这顿午餐完全是按八路军的伙食标准，午餐一顿，菜金八分。在灯红酒绿的武汉，从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到每个战士，都毫无怨言地吃八分钱的标准。他们再次感动了。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真正抗日的队伍。而柯棣华心目中的中国共产党已不仅仅是斯诺在书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了，变成了可触及的、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中国共产党了，从而他的思想也就有了一个新的升华。在这种情况下，医疗队的全体成员也越发迫切地要求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副主席。这点办事处早有安排，只是周恩来太忙就拖下来了。10月17日下午，周恩来同志拟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之后会见他们，因柯棣华他们到办事处的时候，记者招待会还没有结束，医疗队全体队员就在最后一排座位上等着。周恩来同志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雄辩的谈吐，犀利的言辞，儒雅的风度，都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记者招待会结束，送走记者后，周恩来三步并作两步，向最后一排走来，远远地就将热情的手伸过来了。爱德尔队长一一介绍了他的队员。当介绍到柯棣华的时候，周恩来同志热情地拍着他的肩膀说： 　　“看得出来，你还年轻，多大岁数了?” 　　“我……”由于激动，一向很活跃的柯棣华一时语塞，他镇定了一下，回答道：“二十八岁。” 　　“好啊!”周恩来同志握着他的手说：“你还可以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做更多的工作。” 　　热情洋溢的一番话，使柯棣华倍加感到亲切、振奋。 　　队员们随便围坐在周恩来同志的身旁。周恩来同志首先对印度友人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他们想去解放区那里工作表示真诚的欢迎，但考虑到统战的关系，建议他们暂时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再去延安。柯棣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伟大胸襟肃然起敬，也更增强了去延安的信念。 　　柯棣华他们一行在武汉又结识了史沫特莱，也向她表示愿意去八路军那里工作，并请她帮助。史沫特莱对他们说：“除非你们每天行军百里，不然就无法和八路军一起工作。”这倒提醒了他们到八路军那里工作，一定要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同时说练就练，在队长的带领下，他们利用机会徒步急行军使大家受到锻炼。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国土不断沦丧。10月17日，柯棣华他们不得不离开武汉，取道宜昌，再乘舟溯江而上，于11月21日抵达重庆。 　　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汇流处的一片山丘上，是个山城，也是著名的雾都，是当时国民党政府“陪都”，也是西南的大都会。 　　在重庆，为了表达他们援华的决心，五位印度大夫请中印友好协会会长、印度国际大学毕业的谭云山博士给他们各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在队长爱德的建议下每个人名后边都加上个“华”字，以表示中印的伟大友谊。队长爱德尔为爱德华，卓克尔为卓克华，木克吉为木克华，巴苏为巴苏华，柯棣尼斯为柯棣华。此后，他们每人都带着一颗刻有自己名字的图章和一个装有红色印泥的小小的图章盒，入乡随俗。因为中国太重视图章的使用了，特别是有关财务方面的事都离不开图章。若干年后，这五位印度友人中有两个献身在中华古老的土地上。柯棣华是一个；爱德华是另一个，1957年他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时，不幸病故于北京。这个正直的老人在他的临终遗言中说：要求将他的一半骨灰撒在黄河的渡口潼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潼关是他从延安去前线经过的地方；而另一半骨灰撒到他的祖国印度。另外三位印度友人以后成了中印友好往来的使者，为增进中印友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重庆国民党的老爷们，知道印度援华医疗队盼望早日奔赴延安后，国民党当局即派出党棍、政阀、说客或游说、或恐吓他们，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极，妄图“说服”他们放弃去延安的想法。但医疗队员们终不为所动。老奸巨猾的政客戴季陶也粉墨登场，这个披着佛学家的画皮的伪善者，要亲自“教训”这几个来自佛教之国的印度人，挂着羊头卖狗肉，胡说共产党不讲伦理，不要纲常，“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告诫印度友人不要投向共产党，当然最终结果还是以碰了一鼻子灰而告终。 　　印度援华医疗队去延安的决心坚如磐石，毫不动摇，国民党当局又找了卫生部长、交通部长，还找了几天之后即沦为汉奸的外交部长汪精卫，甚至还找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医疗队要求他们“开恩”，高抬贵手，可是均于事无补，毫无作用。 　　国民党当局决意要将这五个人留在国统区，这倒不是因为看中了这个医疗队的力量，而是担心所谓国际影响。假如国际援华的人员都像印度医疗队唾弃国府而投奔中共，岂不使他们在国际舆论面前无地自容，堂堂党国的脸面何存? 　　国民党当局仍未死心，1938年12月29日，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孔祥熙又赤膊上阵了。他以“大人物”的架势居高临下，旁若无人，耷拉着肥胖的脑袋，胡言乱语了一通。他讲话的意思归纳起来有三条：其一，国统区重庆是个好地方，山川秀丽，风景宜人，地势险要，物产丰富，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比延安好得多了。其二，延安地处黄土高原，那里除了山，就是雪；不是荒山，就是野岭，你们从热带来的人，吃得消吗?你们到那里去有什么意思呢?三是，打仗不是游戏，是要死人的，日本飞机天天在轰炸延安，你们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向印度政府交代?如果你们坚持要到延安去，我本人的私人专机可提供诸位使用，但一个礼拜后必须返回! 　　印度医疗队首先对孔院长的“关心”有礼貌地表示谢意。接着，根据孔祥熙讲的以上三点，柯棣华他们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也讲了三条：首先，肯定重庆是个好地方，但对我们印度医疗队来说，没有“福气”享受，我们是到中国来工作的，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我们没有资格也不能在重庆养尊处优；其次，延安是我们向往的地方，是中国抗日的圣地，我们不怕艰苦，我们就是要到中国人民灾难最深重的地方去工作；延安艰苦，正因为那里艰苦，那里的军队和人民才更需要医生和药品，我们更需要到那里去。再次，柯棣华更是庄重、更是义无反顾地说：“印度人民派我们来是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既是战争就难免有生有死，这一点，我们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即使牺牲了，印度人民也会理解的。” 　　孔祥熙这个“大人物”被印度友人驳得体无完肤，恼羞成怒，拂袖而起，怒气冲冲地悻悻而去，堂堂的行政院长竟连起码的外交礼节也不讲了，一场闹剧就这样收场了。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国民党的老爷们就撕破了画皮，恶狠狠地对医疗队说拒绝供应医疗队所必需的汽油，国民党红十字会总部还以如医疗队去解放区一切费用概不负责要挟，还说医疗队的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妄图以此来破坏医疗队去延安的行动。 　　从香港短期治病归来的爱德华，跟国民党当局整整谈了二十天，毫无结果。怎么办?“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老练机智的爱德华灵机一动，心生一计，拟好一封给尼赫鲁的电报稿，直截了当说明国民党政府百般刁难，不供应汽油，要求尼赫鲁从速给他们运来汽油。这份使蒋介石大丢面子、在国际舆论面前出丑的电报，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供应医疗队的汽油。 　　印度医疗队即刻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会见了董必武同志，提出去延安工作的要求。董必武同志说周恩来同志和他已经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鉴于医疗队已在国统区工作了一段时间，董必武完全支持他们，并答应立即电告延安的毛泽东主席。这使医疗队的全体成员高兴万分。最后，董必武同志提醒他们一定要让国民党当局办妥一张军事安全通行证。 　　为了防止国民党当局玩弄破坏行动的新花招，保证医疗队安全到达延安，周恩来副主席对此非常重视，原拟委派办事处秘书王炳南同志护送印度大夫赴延安，后因王有急事，只好改变计划。无巧不成书，正好国际友人新西兰籍的路易·艾黎先生要到西北榆林、延安等地调查战时工业化的问题。艾黎长期在中国工作，情况熟悉，又是我党的老朋友，经过商量，就委托他一路上负责照料，把印度医生一起护送到延安。艾黎是个热心人，大家又都是为了帮助中国共同抗日，很谈得来，很快就熟悉了，彼此成了好朋友。 　　就这样，经过印度援华医疗队全体队员的坚决斗争，挫败了国民党当局的阴谋诡计，冲破了国民党老爷们的种种阻挠，医疗队即将踏上北赴延安的征程。 　　 我与柯棣华/郭庆兰口述，徐宝钧整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