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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典范 友谊的象征——回忆昔日亲密的友谊

比乔埃·库马尔·巴苏

比乔埃·库马尔·巴苏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当西班牙共和国顽强奋战反抗受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支持的佛朗哥独裁者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趾高气扬，正在疯狂地掠夺弱小国家和它们的领土。日本依仗着轴心条约中欧洲两个法西斯强国的势力，于1937年7月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人民奋起保卫祖国。他们的战斗震动了亚洲的殖民地人民，特别是正在反抗英帝国主义统治的印度人民。 　　印度国大党与其他反帝力量在一起，——其中有民族主义者，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共产主义者——当时都追随印度领袖尼赫鲁的反法西斯主张。国大党对正在浴血奋战的西班牙和中国人民表示高度的赞扬和深切的同情。1937年底，在该党的哈里普拉年会上通过了由尼赫鲁发起的派遣医疗队和提供医药给中国具体帮助的决议，以此来表示友好和同情。因为受奴役的印度不可能象国际纵队在西班牙那样派志愿军去中国支援，当时也只能作到这些了。后来才知道，印度国大党作出这个决议，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亲笔给尼赫鲁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在印度和中国的美国朋友艾·史沫特莱的建议下，并得到孙逸仙夫人(宋庆龄)赞同的情况下写的。尼赫鲁和孙夫人都是1927年在布鲁塞尔成立的著名的反帝同盟的老盟员。英国反帝战士雷金纳德·布里奇曼是该同盟的总书记。 　　按照决议的精神，在印度国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援华委员会。该会的秘书是尼赫鲁先生的妹夫哈特锡·辛格(他是古贾拉特邦的纺织大亨，尼赫鲁的小妹妹克里希纳的丈夫)。著名印度医务人员如罗伊医生，森内尔·博斯医生(加尔各答国大党主席萨布哈斯·博斯的兄弟)和孟买的吉·麦太医生都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立即展开了筹募资金和动员药物制造商捐献药品的活动。这一活动得到了积极热烈的响应。印度国大党有选举权的机构，特别是印度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会、农民和学生组织，曾在全国各地以登台演出或作街头演说的方式，向公众募捐。他们到处寻找自愿参加医疗队的医生，后来一共选了五名，我是其中之一。于是，这五名医生带着六十多箱药品于1938年9月1日从孟买启程，经香港去中国。印度报纸对此事向公众广为宣传表示支持。印度人民为在新的基础上恢复了旧日的传统友谊而感到振奋。 　　从孟买到香港的两周海上旅途中，每到一个港口，无论是在科伦坡、槟榔屿和新加坡，我们五位医生都受到了当地印侨、华侨和本地居民的热情欢迎，使我们深受鼓舞。 　　1938年9月14日早晨狂风大作，当我们的船在香港九龙码头靠岸时，阵阵巨浪扑上甲板，几乎使人难以站立。因风浪太大，欢迎我们的大队人群只好站在码头边的房子里，有的则冒着风险走上前来，向我们打招呼。欢迎者中间有在港的印度和中国的重要人物，还有些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和中国红十字会的官员。 　　几天后我们到达了广州，在码头上受到宋庆龄女士、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和一位女医生的欢迎，她们身穿黑绸子衣服，精神焕发但又十分安详。当时刚刚开始在宋庆龄领导下的中国保卫同盟工作的身材不高的爱泼斯坦记者，也和他们一起来欢迎我们。前来欢迎的还有许多印侨和中国各爱国组织的代表。孙夫人通知我们说，为了到华北八路军的前线去，我们需要通过正在急切地盼望着我们的史沫特莱，与在汉口的周恩来同志取得联系。我们的卡车护送队经过长沙，嗣后合并到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五医疗队，其主任是罗伯特·利姆医生。我们历尽艰辛，终于在1938年9月底到达武汉。 　　在武汉，我们见到了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凯丰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人。他们的热情欢迎更加坚定了我们要奔赴华北战场的决心。史沫特莱已在武汉，她刚刚从战地访问回来，对那里的一切充满赞叹之情，而且她还一直在护理一位从马上摔下来的伤员。她特别叮嘱我们要注意身体，以便适应在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的游击区一夜行军九十里的要求。 　　其实，我们用不着去寻找前方，因为这时战场离武汉已愈来愈近了。国民党军队在拥有优势装备的日军进攻下，仓忙退却。武汉不断受到轰炸——特别是我们工作的战地医院。因此我们就在十月中旬撤退到长江沿岸的宜昌。 　　宜昌的战地医院离战区很远，我们在那里可做的事不多。后来我们颇费周折地买到几张汽艇票，便乘舟渡过著名的三峡，来到了位于三峡以西的战时的陪都重庆。我们在重庆等着救护车和卡车把医疗用品经河内取道昆明运来，因为广州当时也已经沦陷了。 　　国民党当局很不愿意让我们到延安和八路军战区去工作。但经过一番周折后，我们还是开始北上，经成都、汉中、宝鸡到了西安。王炳南同志本打算陪我们上路的，后因他工作忙，离不开，便改由当时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的领导人路易·艾黎同志陪我们同行。由于艾黎善于和一个信奉佛教的将军搞好关系，我们最后才能于1939年2月从西安出发去延安。 　　一个隆重和热烈的欢迎队伍在延安等待着印度医疗队的到来。所有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同志和当时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以及所有的抗日群众组织和机构都参加了欢迎队伍。他们的欢迎激励我们更加勤奋地工作，使我们住在窑洞里而忘记了严冬的困苦和因缺乏现代化设备而造成的种种困难。到了1939年的夏天，医疗队的两名队员回印度去了，一位是卓克华，另一位是木克华。而年纪最大的爱德华医生，连同柯棣华和我两个青年医生则仍留下，在特别为我们建造的模范医院继续工作。医院修在一排窑洞里，位于延安以东三十多里一个名叫拐峁的地方。后来，在1939年11月，我们接到命令到前线去——即到敌后设在晋东南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司令部去。 　　1940年初，医疗队的人数变得更少了，爱德华也因健康情况不佳而返回印度。柯棣华医生和我则均属朱德同志领导，已成为八路军及其指挥下的游击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我们俩从华北平原的中部辗转来到山东西部。当时这些地区的农村都已肃清了敌伪军，并建立了人民政权。可是我们不得不匆匆离开平原地带，因为敌军正在聚集大军准备一场扫荡，而且我们所属的部队驻扎在哪里，他们就派兵跟踪追击到哪里。我们向西越过敌人占领下的平汉铁路，于1940年夏末到达晋察冀边区。我们在所经过的战区都参加了医疗工作。我们还在两个地区参加了百团大战，并学习已故白求恩大夫的榜样，在紧靠着火线的地方建立手术站，以便随时给农民自愿担架队抬来的伤员动手术。 　　后来决定让柯棣华大夫留在晋察冀边区，在聂荣臻将军的领导下担任当时的白求恩卫生学校所属国际和平医院的院长。与此同时，我和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叶青山同志及其他几个同志调回延安。我们步行越过山西省，途中穿过了几道敌人的交通线，来到黄河的东岸。我们于1940年12月中旬渡过冰冷的黄河，到达陕西省重镇绥德，然后乘一辆卡车去延安。在延安时，我在城郊柳树店的国际和平医院工作过一个时期，以后又调到在饶正锡同志领导下附属于八路军卫生部的一所医院。我在该医院担任耳鼻喉和眼科主任，和马海德医生一块工作。 　　1941年到1942年间，柯棣华医生一直在晋察冀边区前线工作。他对工作一贯兢兢业业，极端负责。这时，他与能讲英语的郭庆兰医生结了婚，她是一位聪明能干的护士教员。1942午8月他们生了一个儿子，聂荣臻司令员给他取名叫印华(印度和中国)。 　　在延安我除了在医院工作外，还同许多外国同志一起忙于亚洲国家反法西斯联盟的活动。朱德同志是该联盟主任。我很荣幸地被联盟选为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 　　柯棣华医生几次来信让我回印度之前等一下他和他的家属，因为那时日本对印度的侵略也已经迫在眉睫。但不幸情况发生了变化，使他未能如愿以偿。1942年12月9日清晨，他在晋察冀边区一个偏僻的小村庄葛公村里停止了呼吸。他是患癫痫病死去的。这种病主要是由于工作过度紧张、营养不良和长期为他所负责的病人担忧造成的。这消息对我好比是一个晴天霹雳。1943年初决定让我只身一人回印度去。 　　在我1943年5月离开延安之前，上级领导向我详细地介绍了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国民党军队，特别是胡宗南的部队不断挑起反共摩擦和冲突。胡宗南部队的专门任务就是包围陕甘宁边区。经过一番艰苦的旅行，我到了重庆，在那里等去印度的飞机票。我在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一些时候，并和周恩来同志就共产国际在1943年6月解散后关于中印两国共产党之间的双边协商关系的紧急情况作了长时间的讨论。 　　我在重庆所遇到的知名人物中还包括宋庆龄女士。一天晚上，我在两路口新村三号她的寓所里见到了她，并留下吃了晚饭。她表现出母亲般的关怀，并向我询问了有关延安和北方敌后各边区的经济情况、医疗需要和其他方面的详细情况。 　　在战时的中国呆了五年之后，我乘达科塔飞机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回到加尔各答。1943年到1944年间，战时的印度在英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呈现出一副可怕的景象。到处在进行残酷的镇压。我刚一到印度就受到逮捕的威胁。人民恨英国政府甚于恨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运动来说，动员印度人民去反对日本侵略者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友好的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光荣的抗日斗争，引起了许多印度人的深思。我觉得到印度各地去向希望了解情况的广大公众介绍自己在中国的丰富经验，是我应尽的义务。 　　四十年代末中国取得解放和印度取得独立后，在尼赫鲁总理和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印中两国建立了亲密的友好关系。在此后的十来年里，印中友好运动达到了高峰。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两国关系急转直下，一直发展到不幸的边界冲突。 　　从那以后，不知又有多少河水从恒河与黄河中流走了。现在两边都正在修补缺口。冰块开始消融了。但战争威胁的黑影又一次笼罩着整个世界。再没有比现在来改善两国关系更好的时刻了。 　　为帮助恢复印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联系，人们不断回忆起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在反帝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互相支援，并格外怀念崇高的印度青年医生柯棣华为这一事业在中国所作的牺牲。 　　让我们的友谊之花重新开放，让我们警告战争贩子们他们的末日即将来临，让我们两国人民为共同的尊严和昌盛而焕发出新的青春。 　　(译文由顾子欣校) 　　 纪念柯棣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纪念馆等编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