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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典范 友谊的象征——珍藏在心底的情思

马海德

马海德 　　为了纪念柯棣华大夫逝世四十周年，在印度的巴苏大夫寄来了一些资料，其中有我们在1944年间的通信。读着三十八年前写下的文字，珍藏在心底的万种情思不禁奔涌而出。我眼前又出现了柯棣华的音容，宛如昨日一般…… 　　在以爱德华为队长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抵达延安以前，我们早已翘首以待，连在前线工作的白求恩大夫也写信给我，催问：“他们怎么还没有到，难道全都被敌人截住了?” 　　1939年2月12日，医疗队终于克服重重阻挠和困难来到延安。这天，延安地区刚刚下过一场大雪，陕北高原的早春是相当冷的。二千多人的欢迎队伍刚刚集结，天空突然传来了飞机声，日军又来空袭了。我不由暗暗担心：又是严寒，又是空袭，真够这五位印度大夫受的! 　　我的担心显然是多余了，当空袭结束，医疗队五位大夫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老朋友路易·艾黎的陪同下向我们走来时，我看到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得既兴奋又坚毅。人们紧紧地握手、拥抱，用英语，用汉语互致问候，表达钦敬之意。这时，列队两边的群众中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到延安来的外国人，他们并不是第一批，但先前来到的都是来自西方国家。迎接来自地处近邻并和中华民族有着同样遭遇的印度人，在延安却是第一次。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出现，正是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相互同情与支持的象征。 　　2月14日，八路军卫生部为医疗队来延安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毛泽东主席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参加了大会。毛主席同他们一一握手，招呼他们在身边坐下，一起听各界代表热情的讲话和观看抗大同学演出的文艺节目。记得其中一个节日是临时编排的，是表现五位印度大夫和战士一起上前线。在学生们看来，或许只是长了大胡子的锡克族人才是印度人的标准形象，所以五个演员都粘上了大胡子。可台下的五位大夫，下巴却是光光的。这个节目引起了强烈的剧场效果。毛主席对身旁的柯棣华指指台上，又摸了摸下巴，风趣地笑了。主席的举止和幽默，把柯棣华最后的一点局促打消了。热情的欢呼声把印度援华医疗队的五位大夫请上了台。他们先唱了一支《义勇军进行曲》。接着，柯棣华用带着浓重鼻音的汉语，不熟练却又充满激情地领头高呼起口号：“印中两大民族团结起来!”柯棣华和他的同事们的一片真情，随着口号声一起撞进人们的心扉。 　　党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非常关心他们，记得毛主席曾多次与他们亲切交谈。一次，柯棣华到卫生部来了解战时新闻，我刚送他出门，毛主席不知怎么知道了，又把柯棣华请了去，并邀请他共进晚餐。这年7月，周恩来副主席不慎落马摔折右臂，爱德华队长、印度其他医生和我们一起为他进行过会诊和治疗。治疗期间，周副主席也多次和他们谈过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战略战术。 　　我当时到延安已经将近三年半了，正担任军委卫生部顾问，领导上让我经常去看望他们，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和工作上的具体问题。我曾陪同他们参观、访问，同各界人士举行座谈，后来他们被分配到八路军军医院和卫生学校工作。 　　柯棣华热情、纯朴，勤奋好学，很善于观察和思考，他把国民党统治区所看到的黑暗现实，同他在延安所见所闻加以比较，发现有着本质的不同。他赞扬延安有全世界罕有的新事物和新制度。和一切到延安的外国人一样，开始的日子是在新鲜与兴奋中度过的。继之而来的，则是冷静的思索。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朋友们进一步思索的结果是坚决要求到前线去。这心思我全能理解。因为年龄的原因，开始只批准柯棣华和巴苏华，后来爱德华队长再三提出要一起去，领导才批准了三位大夫。但因为敌人的封锁和黄河大水，他们迟迟不能成行。 　　为了等待合适的出发时机，印度援华医疗队一直在八路军军医院工作了大半年。他们天天忙于看病，讨论医学问题。柯棣华这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更是把全部热忱献给延安边区的卫生工作。他去“抗大”、“女大”、“陕公”检查饮用水；他外出巡诊，不管多远的路也不拒绝。开始，他不善骑马，常常被马鞍磨破胯部的皮肉，可他不声不响，后来竟骑得很熟练了。 　　这年10月，医疗队的爱克斯光机由香港运到延安(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我陪王稼祥、滕代远等负责同志去看他们安装，同时也帮助解决一些物资困难。那天又是敌机空袭，整整轰炸了一天，在离延安三十多里外的八路军军医院也可以闻到火药味。柯棣华却毫无怯色，依然兴致勃勃地给领导、医生、护士们讲解。一个外国人能为他热爱的正在战斗的中国人民多做点那怕是微不足道的事，他也是会感到非常幸福的。 　　在准备去前线的日子里，柯棣华和巴苏华坚持每天爬山锻炼。为了加大活动量，特意穿上沉重的皮靴。据说，史沫特莱在武汉时曾告诉他们：如果你想到八路军那里去，就得保证能一天徒步行军近百里，所以他们从宜昌开始锻炼，直到延安始终没有中断。柯棣华另一项准备是学汉语。我这个外国人中的“老边区”也不能不佩服，他学汉语的办法真多。他能抓住一切机会，譬如唱歌，我们听不懂就放过去了，而他不但认真听，还认真唱。不用多久，他就能用汉语唱一支支抗日歌曲，乃至陕北民歌。 　　这样一个热情赤诚、勤奋好学的人，很快就同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打成一片了，再加上他的形象——中等个子，黑黝黝的面孔、高高的颧骨和深凹的眼窝，简直就是我们常见的广东同志。爱德和巴苏亦是如此。有一件事或许能说明他们和我们同志的关系。当八路军军医院新址落成时，为了庆祝，他们掏腰包宴请医院工作人员。尽管当时对在延安的外国人有些特殊照顾，比如每人每月可以从供给部领到二斤糖，半斤茶，两包洋蜡，但要适应他们的生活习惯仍是很不充裕的。记得一次大雪后，我们高兴的相约去爬山锻炼，望着那皑皑白雪，巴苏大夫说：“这要是白糖多好呀!”所以要请一次客也不是很容易的，或许有人会说他们请客是“反客为主”，其实这恰恰说明他们同边区的干部、人民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大家都是主人公。 　　1939年11月初，仍然以爱德华队长为首，柯棣华、巴苏华一起离开延安上前线去了。临行前，他们将使用过的两个搪瓷盘和一把小壶送给我作纪念，我们互道珍重后分手了。这两件礼物我一直爱惜地使用和保存着到现在。这次分手后，我再也没见到柯棣华。以后爱德大夫从晋东南前线回国，听他说柯棣华和巴苏华到晋察冀前线去了。巴苏华后来回延安工作，柯棣华仍留在抗战前线。当时延安卫生部门的同志说到印度医疗队的时候，总是说：“前方有柯棣华，后方有巴苏华。”柯棣华后来担任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第一任院长。他继续白求恩的事业，像白求恩一样，以忘我的极端负责的精神和精湛的医疗技术，从死亡中拯救了许多八路军的伤病员。 　　柯棣华是1942年末死于前线的。当时他身患癫痫病，领导同志曾劝他易地治疗，他坚持不肯。三年前——1939年的冬天，白求恩大夫也是在前线被败血症夺去了生命。这两位没见过面而又互相钦敬的国际主义者，都死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1944年巴苏大夫回国后在印度筹备第二支援华医疗队时，我们也在延安筹备建立柯棣华纪念医院。这就是本文开始说到的我和巴苏大夫通信的内容。第二支援华医疗队和柯棣华纪念医院都因故未能实现。但由柯棣华所体现出来的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却是发展着并永存的。 　　1979年白求恩逝世四十周年前夕，我曾去座落在河北石家庄市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参观了这里的白求恩和柯棣华两个纪念馆。我听那里的同志介绍，每年都有许多国内外观众来参观学习。柯棣华大夫的短促而光辉的一生，对于青年们，无疑是一个很富有启发性的榜样。也是这一次，我到白求恩和柯棣华战斗过的地方调查访问，不少受过他俩救治的老乡还清楚地记得他们。柯棣华的肤色黑，老乡们亲切地叫他“黑大夫”，说；“黑大夫和白大夫(指白求恩)可真是两个好人啊!”几十年的岁月未能冲淡人们对他的记忆，可见他们的精神感人之深。这种精神已经深深蕴藏在人民的心底，值得我们永远珍惜。 　　 纪念柯棣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纪念馆等编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