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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给尼赫鲁的信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纪念馆等

编者按：印度前总理，当年印度国大党领袖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收到印度国民大会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1939年3月11日寄自中国陕西延安的一封信。爱德华大夫在信中简要叙述了印度援华医疗队自1938年9月离印后的经历。 　　尼赫鲁曾将此信交给报纸发表，同时写了以下这样一段呼吁的话： 　　“医疗队可能还要在中国至少工作一年，也可能更长些。医疗队的卓克大夫可能在工作满一年后于今年9月间返回印度。另一名队员柯棣尼斯大夫可能在1940年初回国。爱德大夫、巴苏大夫和木克大夫则打算在中国多工作一段时间。爱德和巴苏两位大夫还曾经表示，中国人民需要他们在那里待多久他们就待多久。我们认为，我们的医疗队应继续留在中国工作，让他们过早回国将会是不幸的，并会造成不良影响。但要他们留在中国，就需要增加资金。请将捐款送至孟买国会大厦印度国民大会医疗机构秘书处，或阿拉哈巴德独立宫全印(国民)大会委员会办公室。” 　　现将爱德华给尼赫鲁的信节录如下： 　　在这封信中，我想简要叙述一下我们离开印度后的情况。我们是9月1日启程的。在途经科伦坡、槟榔屿、新加坡和香港时，都受到了热情欢迎，新加坡和槟榔屿的欢迎场面尤为盛大。我们在香港逗留了四天，受到了中国人和我国侨民的款待，天天都安排有丰盛的午宴、晚宴和茶会。然后，我们从香港乘轮船去广州。沿途曾看到一艘日本的鱼雷艇；后来又出现了三架日本飞机，在轮船上空盘旋了几圈飞走了。我们抵达广州时，宋庆龄女士在另外二名女士和一位将军的陪同下，登上轮船来欢迎我们。上岸后，我们先直接去中山医院，然后来到我们下榻的青年基督会。我们拜访了省长、市长、将军等当地的高级官员，并受到了他们的款待。在沙面侨居的印度人也赶来欢迎我们。在我们离开广州转赴长沙的前夕，广州市长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为我们饯行。我们乘汽车和卡车用了两天时间来到长沙。中国红十字会的总部就设在这里。我们一到长沙后便向总部负责人林大夫报了到。我们在长沙停留了三天，在此期间，我们了解了红十字会的组织情况，以及我们将要从事的工作的性质。然后，我们又动身去汉口。从长沙到汉口乘卡车需整整一天时间。我们在途中路过一所二个小时之前刚刚遭到日本飞机轰炸的村庄。起火的房屋仍在燃烧，人们正忙着把被埋在倒坍的房屋下的亲友抢救出来。那景象真是惨不忍睹。当晚十点我们抵达了汉口。在汉口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给了我们不少帮助。虽然我们是素昧平生，但很快就感到象自己人一样了。她把我们介绍给一位年轻的中国朋友，他的夫人是一个属于亚利安族的德国姑娘。他们也给了我们许多帮助，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们。后来我了解到，这位中国朋友是陕西一位前省长的儿子，据说在中国历史的某个危急关头，他和他的夫人曾起过重要的作用。我们在汉口受到几天款待之后，被派往一所部队医院和一个红十字会医院工作。不幸的是，我们在那里还没工作四、五天，武汉前线的局势便更加恶化了。人们纷纷谣传说，汉口就要撤退了。使我们感到沮丧的是，这一令人不安的谣传后来竟变成了事实。我们还没来得及安顿下来着手工作，医院就接到了撤退的命令。红十字会方面通知我们，一待搞到船票，他们就把我们送到长江上游一个叫宜昌的地方去。我们在汉口一共只呆了三个星期。而在后两个星期，又只有一、两天随地干了些零七八碎的工作。 　　宜昌 　　然后，我们搭乘一条中国船动身去宜昌，路上用了三天时间。象在汉口时一样，我们抵达宜昌后，先到红十字会和军事当局去报到，而且又被分配到一所部队医院。然而还没等我们开始工作，医院就又接到撤退的命令，原因是怕日本人会很快攻占宜昌。于是，医院开始将病人转移到上游的其他地方。红十字会总部还传下紧急命令，要把我们也赶紧送走，但这时最大的困难是交通工具问题，去上游的船票一张也搞不到，因此我们只好留在原地。军事当局还和我商量，当日军一旦离宜昌还有两天路程时，我们是否能携带少量行装徒步转移。当时的局势非常令人忧虑。由于汉口和广州刚刚陷落，人们的心情都很沮丧。日本飞机每个礼拜要来轰炸两次。人们开始撤离宜昌，商店关了门，一向供应充足的面包等食品开始变得短缺了，整个城市象罩上了一层阴影。如果你碰到过去曾和你交谈过的人，你会觉得他们现在惶惶不安，仿佛换了个人一样。我们在汉口还总算工作过一个礼拜，在这儿却连一天都没有碰上这种局面，我们甚感懊恼，但又无可奈何。我们给长沙的红十字会总部发了几封电报。平时几小时就能送到的电报，现在发“急电”要十一天才能送到。 　　轮船被炸 　　我们听说有两条开往上游的船遭到了轰炸，这两条船是我们离开汉口三天后开出的。一条船上有一千多名乘客，另一条船上约有五百名乘客(我前面提到过的那几位中国朋友也在这条小船上)。在这五百来名乘客中，只有五十人幸免于难。请你原谅我在这里离开本题，谈一谈这两条船遭到轰炸的情况。 　　两架日本轰炸机飞到轮船上空，先绕着它们盘旋，然后小心翼翼地越飞越低。当驾驶员发现船上没有任何防空武器时，便把飞机降到更低的高度，并向船上投下炸弹和燃烧弹。船上的人纷纷跳水，争相逃命。这时，飞机又用机枪对在水里挣扎的人进行扫射。船上的乘客有男有女，还有儿童。 　　致命的错误 　　话归本题，我们在宜昌住了四个星期以后，又乘船去重庆。这次航程用了四天的时间。到达重庆后，有三个星期我们既找不到红十字会的代表，也不见军事卫生当局代表的踪影。他们都离开重庆执行什么任务去了。这是一个十分危急的时刻。日本人到处进犯，长沙看来也难免陷落，正在疏散撤离。谁也说不清红十字会总部到底在哪里。这时，一场灾难降临了。有几个班的士兵奉命在长沙失陷之前的最后一刻放火把城烧毁。但他们误以为日本人已挺进到长沙郊外，便慌慌张张地点起了火。等到发现出了差错时，大片房屋已被烧毁，许多人已在大火中丧生。我们在重庆过了三个礼拜以后，卫生署长才返回重庆。我们去拜访了他，并终于使他同意安排我们去延安。 　　延安 　　从重庆乘卡车到延安要十天的路程。我们是乘一辆救护车和一辆卡车来到延安的。途中，我们不得不在成都停留了三天，在西安呆了一个礼拜。自从到了延安以来，我们一直很忙。人们带领我们参观了这里的各种医疗设施。一个星期前，我们出发到离延安八十英里的一所卫生学校和医院去。我们离开延安还不到二英里，它就遭到了空袭。当我们看到飞机冲我们飞过来时，便跳下卡车，藏进树丛或壕沟里。有两架飞机打从我们头顶上飞过，我们想驾驶员会不会打开投弹口，向我们头上丢下一、二颗炸弹呢?正当我们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耳旁传来了爆炸的声响，跟着又响起了接二连三的爆炸声。是延安城遭到了轰炸。空袭一过，我们又继续赶路。我们用了两天时间才走完这倒霉的八十英里路程。我们先乘卡车走了六十英里；剩下的二十英里，我们步行走了十二英里，又骑着骡、马走完了最后的八英里。在后二十英里路程中，我们翻过了五座山，有些地方真使人惊心动魄。有时山路十分狭窄，一边是山坡，另一边是二十多米深的山谷。要是一不小心滑下去，就会摔得粉身碎骨。何况山路泥泞，又很不好走。 　　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村里彩旗飘扬，锣鼓喧天，墙上贴满了欢迎我们的标语。有的标语上还特别提到了我的名字，后来了解到，这是由于我去过西班牙的缘故。这里有一所卫生学校和一所医院，学生们就在窑洞旁边的空地上上课。当敌机来空袭时，师生们就钻进山上的窑洞。我发现学生们的热情很高。尽管条件十分简陋，但他们能充分利用他们仅有的那一点点设备。毋需说，他们过的是集体生活，所有的东西都属于集体，并由集体所分享。 　　“模范医院” 　　我们在这里逗留三天之后又返回延安。一回到延安，我就接到通知去参加一个各医院院长会议。会上决定卓克和木克两位大夫到我们曾访问过的那所卫生学校和医院去工作，巴苏大夫、柯棣尼斯大夫和我则到离延安十二英里的另一所医院去工作。这所医院有二百张病床，根据计划要办成一个“模范医院”，并要求我帮助做医院的组织工作。除了给病人看病之外，我还要给医生们上进修课。我们将于14日到这所医院去工作。卓克大夫和木克大夫则将于17日到离这里八十英里的卫生学校和医院去工作。 　　窑洞生活 　　你也许知道，我们住在这儿的窑洞里。我住的这口窑洞有八英尺宽，十二英尺长。窑顶是椭圆形的，离地面有十英尺高。家俱有一张行军床、一张桌子和两个木凳。敌机每周来空袭二、三次。在四天前的最近一次空袭中，敌机丢下了七十枚炸弹和几枚燃烧弹。我们一听到空袭警报后，就都躲进了窑洞。只有一名正在过河的可怜的农民当场被炸死了，还有一名受了伤。大部分炸弹都落在空地上，大约有五、六间房屋起了火，被烧毁了。虽然落在最近的一枚炸弹离我们的窑洞还有半英里远，但窑洞的门窗都晃动了。 　　对于我们医疗队在国际上所受到的重视，印度人民是了解得很少的。其实，就医疗技术而言，我们对中国朋友的帮助并不大；但从道义和政治方面来看，我们到这里来工作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不仅中国朋友，而且包括我们自己，在政治上的收获都是巨大的。它远远超过了我们原来的估计。至于说到医疗工作本身，现在也到了我们可以做出一点贡献的时候了。 　　(顾子欣、李桐连译) 　　 纪念柯棣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纪念馆等编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