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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尔曼·白求恩断片 |
| 周 而 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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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艘远洋客货轮，从加拿大的温哥华港口开出，驶往遍地是抗日烽火的中国。诺尔曼·白求恩是许多旅客中的一位。他率领设在纽约的国际援华委员会派出的加美医疗队，到中国去。他给前妻写了一封告别信，其中有这样的话：“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向其他人发动的战争。……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中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儿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
1938年1月下旬，这艘轮船横越浩浩淼淼无边无际的太平洋，到达香港。接着，加美医疗队又转乘飞机到达武汉。白求恩看到武汉的情景，心中很是不满，决心到延安去。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加以阻挠。白求恩排除了一切障碍和困难，3月下旬，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热情欢迎来自太平洋彼岸的亲爱的加拿大同志，把他们安顿在南门外交际处住下了。
白求恩同志在延安看到朝气勃勃的战斗气氛和武汉完全两样，他在日记里写道：
“在汉口，我所看到的是一片混乱，和优柔寡断、昏庸无能的官僚政治的种种令人灰心的现象。
“虽然延安是全中国最古老的城市，我立刻觉出它是管理得最好的一个城市。……街道是清洁的，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好象都知道自己是为什么目的而奔忙。……这里有一个大学，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学生。还有一个新成立的卫生学校。又有一个正在发展着的医院，医院的设备虽然简陋，这儿的政府却已经实行了人人免费医疗的制度。”
白求恩同志的观察十分深刻而又准确，新中国的缔造者，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边在指挥全国人民打击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者，一边在构思新中国的蓝图。
他到延安不久的一天夜晚，毛主席在一间简朴的窑洞里会见了白求恩同志，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谈到西班牙，谈到我国抗日战争的情况。毛主席勉励他为中国的伟大抗日战争作出新的贡献。
那晚，毛主席和他谈话的时间很长，一直持续到深夜两点，才送他走出窑洞。他深深感到毛主席谈话的无穷力量，给他巨大的鼓舞，以致于兴奋得不能睡觉，坐在煤油灯下埋头写日记，一直到东方泛出鱼肚色，仍在一字一句地记下他深刻的感受。
“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同志对面坐着，倾听着他的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和朱德在那伟大的行军中怎样领着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丛山里的黄土地带。由于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了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二
白求恩同志穿着一身八路军的灰军装，胳臂上佩带着“八路”的臂章，腰间扎着一条宽皮带，脚上穿着一双草鞋；身材魁梧、硕壮，面孔健硕，但有点清瘦，浓眉下面，深藏着一对炯灼的眼睛，那里面饱含着无边的慈爱，颧骨微高，宽大的嘴犄角上，常浮着意味深长的微笑，嘴上撅起的短髭和他的头发，都已灰白了。是的，他已是快五十的人了；但他的精神，却很矍铄，象一个活泼健旺的青年。有些时候，还流露出直朴的天真。见到熟人，他就高高举起右手：行西班牙礼。不过，也有时候，他紧紧地握着你的手，使你感到一股挚爱的热力在交流。在西班牙的时候，大家叫他；“老少年”；中国许多医务工作人员，带着崇敬的感情称呼他：“老头子”；老百姓则亲暱地叫他：“大鼻子”。
白求恩大夫1890年生于加拿大格雷文赫斯特镇，从事医疗工作已二十多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才二十四岁，就在欧洲战场上服务。后来曾担任过加拿大空军军医。他自己患过肺病，却不断地一方面工作，一方面钻研，成为肺部外科卓绝的专家。他发明了很多种手术器械，遇有肺部脓胸和生瘤的病人，他能够把整个一叶肺取出来，这样，可以挽救许多垂危的生命。他不仅在加拿大是第一流专家，即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人材。加拿大和美国的几所名医院，曾相继聘请他去主持肺部外科治疗。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邀请他当会员——这是一个外科医生当时所能得到的最崇高的荣誉。
但他并不满足这些成就。他在摸索着为劳苦大众服务的道路。他终于参加了加拿大的共产党，成为一个积极的模范的布尔什维克，把他所有的才能献给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1936年7月18日，德意法西斯匪徒侵犯西班牙。同年11月，他到达西班牙马德里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他亲自上火线去救护伤员，甚至于在他所率领的医疗队遭法西斯匪徒轰炸机和机枪扫射时，他仍然冒着生命的危险，去火线抢救为人类的正义、和平而战的西班牙兄弟。他不知道疲劳，也不知道休息，甚至忙得没有时间给家乡来信写回信。在西班牙工作一年多，他又创建了西班牙伤员的流动输血站工作，这是一件创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使他对输血法发生很大的兴趣，在这方面他成了有数的杰出专家。
为了给西班牙政府军进行医药募捐，1937年6月，他回到了加拿大和美国。7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爆发，他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1938年3月底到了延安以后，便急于要到战地去工作。不久，就如愿地出发了，渡黄河，过正太路封锁线，于6月17日到达远在敌后方的晋察冀边区，抗日的民主根据地。
三
晋察冀边区，这个日益壮大的年轻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它刚诞生的时候，各方面都缺乏扶育它的人，尤其缺乏的是医务干部。国民党军队撤退，八路军主力奉命转移晋东南作战，只留下了少数兵力在边区活动，开展敌后工作。医务工作人员只留下二十五名，而这二十五名里有十五名是护士，当时的伤员连友军在内，却有六百九十多名，材料药品方面更是贫乏到可怜的程度：全边区没有一点施行手术时所必需的麻醉药，所有的药品只够用两个月，纱布绷带是洗了又洗地用着，自己做羊肠线，采集中药，制成丸散膏酊来代替西药；至于器械，——探针是用铁丝做的，铁片代替了钳子，截骨和锯木是用的同一把锯子……。这样一个贫乏的地区，是多么需要外界的援助啊。
白求恩到了这个抗日根据地，他带着大批药品，显微镜，爱克斯光和一套手术器械……。更可宝贵的，是他带来了高超的医疗技术，惊人的组织能力和对中国革命战争事业的无限的热忱。
他被晋察冀人民和子弟兵热烈地欢迎到军区司令部。他在欢迎会上兴奋地说：“我万分幸运能够到你们中间和你们一起工作和生活。……我向你们表示：我要和中国同志并肩战斗，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虽然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行军，他的精神却很饱满，似乎没有一丝儿疲乏，第二天就到五台县耿镇河北村去，那儿是军区卫生部。等他知道后方医院在不远的松岩口，他就带着医疗队和军区派给他的那个翻译，曾经是阜平县县长的矮胖的董越千同志，一块儿到了松岩口。
在第一周内，他一共检查了五百二十多名伤病员，这里面大半是平型关战斗下来的，有一部分是友军从南口受伤下来的；由于医药和器械的缺乏，技术的贫弱，他们已在医院里躺了一段不短的时间。第二周白大夫就开始施行手术，紧接着四个星期的连续工作，一百四十七名伤病员在手术后的短时间内，就又带着健康的身体，重返前线去了。
从河北村、河西村、松岩口三个后方医院的短时期工作中，他对这三个医院提了许多意见。不久之后，在组织方面，以及在清洁卫生和确立各种需要方面，他很高兴他的意见在事实上已体现出来，三个医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但这种进步还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为了提高医疗技术和医院设备，他亲自订了一个“五星期计划”，工作中心是：建立模范医院。
白大夫每天除了做手术，开处方外，一有空闲，他就指挥木匠做大腿骨折牵引架、病人木床和各种木料器具；铁匠做托马氏夹板和洋铁盆桶；锡匠打探针、镊子、钳子……；分配裁缝做床单、枕头……。每隔一天，从下午五点到六点，他还要给医务人员上课，但是没有教材，一块黑板算是大家的课本，他在上面又写又画，进行讲授。疲劳了一天之后，晚上在灯下就着手写一本为医生及护士用的图解手册。这本小书里面包括有急救、急症、药物、解剖、初步生理学、创伤的治疗、夹板的应用等章。这样，他解决了没有课本的困难。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从清早一直忙到深夜，他不愿自己有一分钟的空闲。9月13日，各方面的工作都按计划完成了。15日，这个后来叫做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模范医院，举行落成典礼了。
松岩口这个村落，在白大夫来了两个多月以后，以明快的整洁的姿态，站在数千个来庆祝落成典礼的客人面前了。迎着大路的一座民房，就是新创立的模范医院。里面布置了两个伤病员院子，入口处都挂着一块朴素洁白的横匾，一块写着“中山医院”，一块写着“毛泽东医院”。医院的创始者，这时候已经是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的白求恩大夫，脸上浮着兴奋的微笑，招待着来宾：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边区行政委员会宋劭文主任，群众团体代表，老百姓，部队的医务工作人员，部队、机关代表……。
上午，开幕典礼的大会在村里戏台前的广场上举行了。台前挂满了庆贺的鲜红旗子，来宾兴奋地走上台去，讲了衷心愉快的祝词，随后，白大夫就以主人的身份说话了：
“……运用技术，培养领导人才，是达到胜利的道路。……在卫生事业上运用技术，就是学习着用技术去治疗我们受伤的同志，他们为我们打仗，我们为回答他们，也必须替他们打仗。我们要打的敌人是死亡、疾病和残废。……因为他们打仗，不仅是为了挽救今日的中国，而且是为了实现明天的伟大、自由、没有阶级的、民主的中国，那个新中国，他们和我们不一定能活着看到了。不管他们和我们是否能活着看到那个和平和繁荣的无产者的共和国，主要的是，他们和我们都在用自己今天的行动，帮助它诞生，使那新共和国成为可能的了。但是，它之能否诞生，取决于我们今天和明天的行动。它不是必然的，它自己是不会产生出来的。它必须用我们大家的鲜血和工作去创造。”
是的，白大夫就是新中国这婴儿将要诞生时的助产士当中的一个。
四
9月下旬，边区四面增兵，敌人以步、骑、炮二万三千左右的兵力，配合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分十路向军区腹地进攻了。模范医院转移山地，白求恩大夫离开医院，带着医疗队到了某军分区卫生部的后方医院。这是一个基础薄弱的医院。
检查病房时，白大夫看到了这个医院许多不良的现象，他带着不满的情绪，走进卫生部长的寝室，劈口就问：
“现在夜里冷吗?”
“9月天，当然冷啰。白大夫你请坐。”卫生部长递过一杯茶来。
他没有喝茶，两股炯灼的眼光，质问般地盯着对方，又说：
“你不盖被子行不行?”
“自然需要被子……。”
“伤病员为什么没有被子?把工作人员的被子拿出来，给伤病员盖……。”
工作人员担心自己没有被子也没法过夜。白大夫对大家说：
“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护理员的责任是什么?只有一个责任。那责任就是使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你必须把每一个病人看作是你的兄弟，你的父亲——因为实在说，他们比父兄还亲，——他是你的同志。在一切的事情当中，要把他放在最前头。被子应该给他们先盖上。我们不能让伤病员不盖被子，而我们自己盖被子。”
说完话，白大夫没理他们，独自走出去了。他回到寝室里，把自己那床绸被子送到病房里，给一个重伤员盖上了。卫生部长把被子拿回给他，他却不要，卫生部长说：
“你晚上不盖吗?”
“我不能让伤病员不盖被子，而我自己盖被子。我可以不要……。”
“这怎么行呢?伤病员的被子，今天晚上，我们一定想办法好了。”
他的态度稍为缓和一点了，问：
“什么办法?”
“我把我的被子拿出来……。”
站在旁边的医生、卫生员们，听见部长要拿被子，都抢着说：
“我的被子也可以拿出来……。”
“我的也拿出来……。”
先前担心拿被子没法过夜的三十多个工作人员，都拿出自己的被子给伤病员盖了。这时，白大夫才接受卫生部长的请求，把自己的被子拿回去。当着卫生部长、医生、护士的面，他严厉地说：
“我以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的资格来说，这儿的医院是八路军医院当中最坏的一个。这里面存在着很严重的官僚主义的作风，医生不到病房里去，在病房里叫护士，要大声叫好几次才叫得到，对伤病员不关心。我们的脸要向着伤病员，我们要了解现在的问题，少在办公室，多深入下层去……。”
“这些缺点我们正在努力改正。”
他见卫生部长虚心接受他的意见，心里很高兴，说完后，就把卫生部长约到自己的屋子里来，抱歉地说：
“请你原谅我的脾气，不过做卫生工作，不这样严格要求是不行的。我们要不客气地批评，对个人的虚荣要残酷，不管年龄、地位、经验如何，只要它挡着我们的路，我们就要给以打击……。”
“我们一定照你的意见去做。”
“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希望你们给我批评，我将百分之百地在工作中来改正……。”
第二天下午，在卫生部长领导之下，后方医院的院务会议举行了。会上，大家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严格的检讨和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是改进工作作风的发动机，以后，每个同志，就以新的姿态，向前进步了。
他在这儿工作了一个多月，当洪子店一带战事激烈的时候，他到前线去参加救护工作了。10月25日左右，他回到军区，看见转移到山地来的模范医院，虽在困难条件之下，仍然保持原来的面貌，感到衷心愉快，到处去巡视，天真得象一个小孩子，并且对人们说：“这是八路军最好的医院，但是我们不要停止到这里就完了，我们必须继续计划，工作，使这个医院成为全中国军队里最好的医院。”在这儿工作了一个多星期，他就到军区北线的后方医院第一所工作去了。
五
到第一所没有三天，白大夫就接到三五九旅王震旅长自雁北打来的电报，告诉他前线的情况，他兴奋得一夜没有睡好，拂晓便出发了。
11月天，崇山峻岭的雁北，更觉得严寒了，山岭上披着一层绒毡似的厚雪，雪还在继续下着。黄昏，白大夫披着一身雪花，到了雁北灵邱河淅村。三五九旅后方卫生部(由于战争环境需要，卫生部分前方和后方两部分)的人们在村外河滩上排着两行，高呼着欢迎的口号。半里外白大夫就下了马，和卫生部顾部长一块进了村，他脱了雨衣，掸了掸皮帽子上的雪花，急忙忙地问：
“病房在哪儿?”
“不远，”顾部长说，“过一会儿，吃完饭，再去看病房。”
“吃饭还有多久?”
九旅卫生部政治委员潘世征同志说：
“还有二十分钟。”
“那太久了，先去看病房。”
潘世征同志顾及他行军一天，走了八十里的山路，又下雪，太疲劳了，并且还是早上出发时吃的饭，就劝他：
“休息一会再去吧。”
“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
大家没有办法，带他一块去看病房。他一口气检查了三十多个伤病员，有几个是刚从前线抬下来的，这其中，有五个要立时做手术，他问医疗队的王大夫：
“二十分钟以后能做手术吗?”
王大夫有点悚然，在医疗队里，他负责检查所到单位的手术室的工作，今天刚到，没顾得上去看，歉意地答道：
“我还没到手术室去看。”
顾部长接过来说：“二十分钟后可以做手术，叫他们去准备好了，你先吃点饭去，一会儿好做手术。”
“我也要去参加准备工作，没有时间吃饭。”
准备工作很快完成了。手术室里挂着一盏汽灯，虽然有十多个人，却没有一点声音，只是汽灯在嗡嗡地响着。屋子外边围着一大群卫生部工作人员和老百姓在张望。一个年青的叫做肖天平的伤员躺到石制的手术台上了，脸色苍白，左小腿上缠着满是脓血的绷带，紧粘在血肉上，伤口里散发出一股臭味，绷带缝里露出一根犬牙般的长骨，腿斜向内翻着——伤后治疗没有上夹板。这是因为物质条件困难，准备的夹板不够用。
啪的一声，白大夫把手里的器械，扔在器械桌上，两只手交叉着，满脸怒色，对着顾部长说：
“这是谁负责的?”
“是郑大夫。”
“为什么不上夹板?——中国共产党交给八路军的不是什么精良的武器，而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干部，为什么对干部这样不关心?因为不上夹板，必须截肢，”他惋惜地对伤员说：“要切掉呀，好孩子。”
伤员的眼泪泉涌般地向外流着。事情是很严重的了，但更严重的是没有时间来马上追究清楚这件事，他简单地结束了这件事：“郑大夫要受到处罚的。”他伸伸腰，深深地吐一口气，望了潘世征同志一眼，弯下头去，关切地对伤员说：
“你相信我吧，孩子。”
麻醉师给伤员上了麻醉药，麻醉的深酣还要等待一会，他利用这片刻的时间给医务工作人员讲离断术的历史；
“在最初的时候，还没有血管钳子的发明，那时止血是用烙铁的。十六世纪时，一切创伤都是用烙铁烧灼，或注射沸油作正当治疗……。”
手术开始，锯骨的声音，咯吱咯吱地响着。站在门外偷看的人群里发出细碎的话语，白大夫做完了手术，夹起一块染满了鲜血的纱布，生气地向人群当中扔去：
“这也不是戏院子，有什么热闹好看，这是手术室啊。”
白大夫做手术时，需要绝对的肃静，要全体工作人员的力量都集中在病人身上，不允许你分散一点注意力。在晋西北时，有个大夫，曾经在手术室里削梨子吃，为了工作，白大夫也毫不客气地把刀和梨扔到外边去。
门外偷看的人走了。他握着离体了的下肢，用钳子夹着一条肌肉，恋恋不舍地说：
“在技术上说，这还是活着的，你说，这是生命啊，在海洋，在日光中，至少是一百万年的变化史呀……。”
直到深夜十二点才把手术做完，顾部长请他去吃饭。但他回到自己屋子里，脱下衣服，又跑到病房去了。他一一地向刚才做过手术的病人，用生硬的中国话直接问道：
“好不好?”
伤员没有叫的，没有哭的，很平静，都说：“好。”
他高兴得简直跳了起来，对潘世征同志说：
“只要伤员告诉我一声好，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高兴了。”
他这才回来吃饭，吃完饭，他又提到伤员下腿骨折没上夹板的事：
“处罚那个不负责任的郑大夫，我要给你们旅长写信的。假使一个连长丢掉一挺机关枪，那不消说是会受到处罚的：而一个医生对伤员……枪还可以夺回来，但生命，人……爱护伤员要象亲兄弟——象你希望别人爱护你那样地爱护伤员。”
卫生部长顾正钧同志给他解释，目前物质条件困难，在前线，还没有足够的夹板设备。但马上遭到白大夫的反对：“你们老说没有没有，没有就应该马上做。”他又批评手术室和病房消毒不严密，手洗的不干净，伤口也洗的不干净，但是手术准备工作很快，他很满意。最后他想起王旅长电报上所说的战斗，伤员应该很多，为什么这么少呢?潘世征同志告诉他，所有的重伤员都在曲回寺卫生第二所哩。白大夫顿时又不高兴了，说：
“你们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医生是哪儿有病人，上那儿去!”他抹上袖子，看看夜光表，快一点了，夜已深沉，村里的人都进入酣快的睡乡了。他想了一想，说：“明天早上四点半钟去曲回寺，能准备好吗?”
“能。”顾部长说完，和潘世征同志一块出来。他们笑着说，老头子疲劳了一天，这么晚才睡，四点半能起得来吗?但是顾部长还是通知各单位准备了。顾部长是个细心的人，他四点钟就爬起来，走到白大夫窗外一看：屋子里已经点好了灯，亮堂堂的。他推门进去，白大夫穿得整整齐齐的了，第一句话就问：
“现在开饭吧。”
“好。”顾部长连忙退了出来，去叫起他们，招呼吃饭，拉牲口，上驮子……。顾部长他们还没时间顾上吃饭，白大夫已吃完，催着出发了。顾部长他们只好饿着肚子跟着走。到曲回寺的时候，天才放亮。一上午检查了一百多个伤员，接着就做手术。傍晚，他把顾部长、潘政委和四个外科医生招呼到屋子里，根据今天检查和做手术的例子，给他们讲了四小时关于创伤治疗的课，直到半夜。第二天又是四点钟起床，到黑寺前线救护伤员去了。在那里，四十小时内，做了七十一次手术。因为流动医疗队靠近火线，缩短了运送时间，有三分之一的伤员，手术没有感染化脓，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六
从三五九旅回到杨家庄的第一所，白大夫急于要完成特种外科医院的建设。第一所里当时收容了三百多个重伤员，除了监督筹备特种外科医院外，他每天都要给十个以上的伤员做手术。一个股骨骨折的伤员，经白大夫检查，需要做离断手术。可是这伤员受伤时流了太多的血，以“血色素对照”化验，是严重的贫血状态，体温又高，精神萎顿，大小便不正常。要是不立即做手术的话，这伤员在很短时间之内，一定会死亡；如果做手术而不输血，那结果也还是接近死亡。白大夫说：
“要输血。……”
军区卫生部长叶青山同志最近已经输过血，并且拿这个例子在医务人员当中动员过，但他们对输血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总以为输血对自己身体有很大的损伤。听白求恩大夫说要输血，没有一个人啃气的。叶部长对站在他身旁的护士邱生才说，这次你输血吧，但他迟疑着。
这时，白大夫叫王大夫验一下这伤员的血型。王大夫在伤员的耳垂上取了一淌血，放在玻璃片上百分之一的一滴枸橼酸生理食盐水里，用标准血清的血液放在玻璃片上浮游液内，反应结果是B型；白大夫撅起胡髭的嘴犄角上浮起微笑，快活地说：
“我是O型，万能输血者，我可以输，准备手术吧。”
叶部长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衰弱的身体，劝他道：“还是找另外一个人来输吧!”
“用不着，我输不是一样吗?前方将士为国家、民族打仗，可以流血牺牲，我们在后方的工作人员取出一点血液补充他们，有什么不应该的呢?况且对身体并无妨碍。别耽搁时间，救伤员要紧。”
那个伤员躺在手术台上施行了腰椎麻醉，手术在悄悄地进行着，只听见低微的咯吱咯吱的锯骨声响，皮肤缝合包扎上绷带后，白大夫便到另一张手术台上，紧靠着伤员，解开衣服对王大夫说：
“来，快点输血。”
白大夫对伤员的肘窝部进行了严格的消毒，用输血器插到静脉里：加拿大共产党员三百毫升的血液静静地输到了中国人民的八路军战士身上。伤员手术部分的组织新生力强旺，饮食增加，体温正常。三个星期以后，这个垂危的伤员，又恢复了健壮的身体，走向战场。
当白大夫躺下来要输血的时候，护士邱尘才走到叶部长身旁流下了眼泪，激动地指着伤员说：
“叶部长，我要输血给他。”
叶部长走到白大夫身边，白大夫连忙摇头说今天来不及了，护士也没检查血型，不一定能用。邱生才看这次没有希望了，便要求道：
“那么下一次，一定让我输吧，难道我还不如一个外国人吗?”他伤感地嘤嘤哭泣起来了：“早先我也不是不肯，我不懂得输血……。”
白大夫输完血，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膀说：
“好孩子，不要哭，输血的机会多得很，下次一定让你第一个输。”白大夫转过脸和叶部长商量：“这样好了，我们成立一个志愿输血队，把队员血型检查好，省得要的时候费事……。”
叶部长同意他这个意见。邱生才首先报了名，接着后方医院政委刘小康、翻译、医生、文书、护士都报了名。这消息立即传遍了全村，老百姓听说外国人和部长、政委都给咱们受伤的八路军输血，没有一个不想报名输血的，杨家庄村长齐之彬，妇救会主任……都参加了志愿输血队。白大夫虽然已输过血，但他还硬要参加这个志愿输血队，说：“能输血救活一个战士，胜于打死十个敌人!”
从此，许许多多失血过多伤势垂危的战士，他们血管里有国际无产阶级代表的血，有中国抗日人民的血重新在流着，使他们能够第二次获得生命，继续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奔走在火线上，同东方法西斯匪徒搏斗!
七
医疗队到了第三军分区曲阳县境，住在牛庄，附近都传闻开了，连离牛庄六里地的宋家庄教堂里的新西兰女牧师郝尔也知道了。
郝尔来往平汉线一带传教，已有五年以上的历史，跟当地老百姓厮混得很熟。她今年已三十六岁，是个老处女，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可是她喜欢同能说英语的人聊天。她听说白大夫来了，第二天一清早就来看他。两个人足足谈了两个钟头，临走时，郝尔紧紧握着白大夫的手，欢迎他明天去她那里。
第二天，白大夫一早起来，也没带翻译，独自到了教堂。看见她带着信徒在做晨祷，他生气地耸一耸肩，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什么时候，一、二百里外便是敌人，还领着老百姓做祷告，简直是麻醉!”他见到郝尔后，坦率地问了她传教的情况。
“本县有七百多个教徒，本村有五十多个，自从打仗以后，很少有新的教徒参加，原来的教徒也有许多不来祷告了。”郝尔长叹一声，说：“不在上帝面前忏悔自己的罪恶，这些不洁的灵魂，怎么能够走进天国的门呢?”
“现在到天国之门的路上，有东西阻拦着。”
郝尔大吃一惊，焦急地问是什么东西。白大夫告诉他，是法西斯，全世界的人民都在遭受法西斯的屠杀，这些无辜的人民生活在苦难里，生前没有人救他们，死后怎么能进天国呢?首先要从灾难里把活着的人救出来。她以为她正在从宗教方面着手做。但白大夫指出宗教不能起这样的作用；只有加速法西斯的死亡，才能拯救人类，希望她参加这一伟大的工作。
她以为白大夫要她参加战争，便表示无能为力，并说她反对任何战争。“战争固然带来了灾难，但要制止战争，首先要帮助正义战争的胜利，这样才会有永久的和平。你要是能给八路军一些帮助，比如代买些药品和手术器械，他们会很感激你的，连我也要谢谢你的。这是拯救人类最好的办法。”她被白大夫说动了，希望给她一些时间考虑一下。
白大夫回来没有向游副部长和董越千同志谈起这件事，后来和董越千同志聊天时无意流露出来，他说；“她的确不大容易说服，要慢慢来，我一定可以战胜她。我相信，我还有这个把握。”
经过几次交谈，郝尔终于同意带白大夫去北平。他高兴极了，愉快地说：“你带我到北平，我那儿有许多朋友，在城里许多事情我可以自己做，说不定可以募到一笔款子，可以多买些药品器械回来，在运输方面还需要你的帮助。”她答应帮助，但担心部队上不让他去。白大夫说不要紧，可以不告诉部队，只是说到前边村庄去看看，也不骑马，让县政府给我准备一辆大车，等把药品器械运回来，他们即使有意见，可以对他们说明：不去北平，缺乏药品和器械的问题怎么解决呢?一个外科医生没有药品和器械是不能救人的啊。郝尔同意他的办法，但提出一个条件：
“你得换上便衣，打扮象一个传教的牧师。”
“我胸前也挂一个十字架，你给我一本圣经，我拿在手里，郝尔，你看我象一个牧师吗?上帝一定会帮助我的，”
郝尔对他仔细望了望，听他说到最后那一句，噗哧笑了，指着他满嘴的胡须说：
“你也相信上帝吗?我知道，你是一个无神论者。”
“上帝不是要救人类吗?我就是做着这种神圣的事业。”白大夫幽默地说，“我是比上帝的信徒还要信仰上帝的。”
白大夫和郝尔约好明天中午去北平，从教堂出发。他自己秘密地到县政府里去要了大车，回来，也不跟谁谈，把房门一关，从箱子里拿出一套深灰色哗叽西装，和一件细蓝条子衬衣，准备明天带到教堂里，好换上去北平。
白大夫到县政府要大车的那天晚上，消息转到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那儿，他感到奇怪，立即打电话问董越千同志。董越千同志把几天前白大夫和郝尔商议的事汇报了，司令员马上判断白大夫可能要去北平，万一被敌人发觉，一定会发生意外的。董越千同志建议把这件事报告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要是不同意白大夫到敌占区去，即刻回电来。第三军分区同意这个办法。
深夜三点，董越千同志收到第三军分区转来聂荣臻同志的电报，第二天一清早把电报送到白大夫手里，那电报是这样写的：
三分区转白大夫：有要事，即返军区。 聂
白大夫看到电报，自言自语地说：“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即刻回去，我在外边工作还没完，怎么能回去?我不去。”董越千同志提醒白大夫：“这是聂将军亲自打来的电报。”白大夫立刻意识到这是军区的命令，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而且是军区的卫生顾问，需要服从命令。他怀疑地问：“是不是有重要干部受伤了?是不是聂将军有病，要我即刻回去?”
电报上没有说明，董越千同志劝他先回去，把聂将军的事办完了再回来。白大夫说他有重要的事要办，旋即又想到命令，叹了一口气，说：“这儿重要的事只好不办了，好吧，明天六点动身，连夜赶到军区。”
白大夫暗中准备的计划给这个电报打乱了，他告诉董越千同志和郝尔商谈的经过，抱歉地说，为什么事先没有跟他谈，怕他知道了转告军区，组织上一定不会让他去冒这个危险的。董越千建议可以把药品器械的单子交给郝尔去办。郝尔答应了。
白大夫他们赶到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蛟潭庄，司令部一科参谋说：“聂司令员出去了。”白大夫沉下了脸，胡髭气得翘了起来，不满意地问：
“聂将军为什么不在家?他打电报调我回来的。”他走近一科参谋面前，把两只手叉在腰里问：“你说，为什么?”
“聂将军在开会。”一科参谋冷静地回答，他打了电话报告聂荣臻同志，然后对白大夫说：“聂司令员请你们马上去，他们在苍蝇沟开会。”
在苍蝇沟正举行全军区的高级干部会议。白大夫知道是请他参加这个隆重的会议，他的烦躁和不满，便在气氛热烈的会场中消失得一干二净。他在会上发表讲话，表达了加拿大人民和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法西斯的愿望。会后，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得到聂将军的同意，他可以组织一个医疗队到冀中平原去。
八
白大夫组织了东征医疗队，去开辟冀中平原游击战争中的医疗卫生工作。2月19日的黑夜，他带着十八个卫生干部，举着“晋察冀军区东征医疗队”的旗帜，冒着北国的寒风，穿过平汉路上敌人的封锁线，到了冀中军区司令部。那儿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吕正操司令员亲自热烈地欢迎他。他脸上却流露出不满的神情，直率地说：
“你们拿我当客人，肉太多……。”
白大夫对自己的生活是很刻苦的。在杨家庄举行实习周的时候，他就向组织上提出降低自己生活的水准，说是钱用多了，要取消组织上给他的那个炊事员，并且要和一般人生活一样。但组织上考虑到他年长有病，过去的生活又比一般中国人优裕，就没有同意他的意见。此后，那炊事员就常常遭到他的批评，不是说菜做得太好了，便是说做得太多了。他要求节省，说战士只吃五分钱的伙食，我们吃这样好干什么，只要吃饱能工作就行了。
他到晋察冀军区不久，毛主席从延安打电报指示聂荣臻同志好好照顾白求恩大夫，每月发给他一百元的津贴。他听到毛主席的关怀，心情无比激动，但无论如何不肯接受每月一百元的津贴。他对聂荣臻同志说：“我从延安来，知道毛主席的津贴很少，八路军官兵每天只有几分钱的菜金。我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不应该有特殊享受。”
聂荣臻同志希望他根据毛主席指示，接受一百元津贴。他坚决不同意，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汇报他到晋察冀边区以后的工作情况，表示永远和边区军民一道艰苦奋斗到底。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我谢绝每月一百元的津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等一切均已供给。该款如系由美国或加拿大汇给我个人的，请留作烟草费，专供伤员购置烟草及纸烟之用。……”
当时聂荣臻司令员每月的津贴只有五元，一般干部也只有二元左右。白求恩同志要求每月生活费都要记账，并且经常亲自检查。他和战士一起学习和生活。他说：“在前线我是年纪最大的战士。我为这一点感到骄傲。可是我仍然是战士啊，不能特殊。……过去的生活曾经引诱过我，但是为了理想，那些日子就让他一去不复返了吧!这儿的生活相当苦，而且有时非常艰难，但是我过得很快乐。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可是我万分幸运，能够来到这些人中间，在他们中间工作。”
医院给他的水果和香烟，他也常转送给休养员。他对医务人员说；“要爱护休养员，休养员要穿好吃好。”在军区后方医院时，曾根据他的意见，给休养员设立了营养室。
吕正操司令员问他想吃点什么，他说：
“我要吃素菜，我们八路军是艰苦奋斗的，你们弄肉给我吃，这样招待我不好。……”
于是做了一些素菜给他吃。在冀中军区工作了一个时期，白大夫便到了一二〇师的卫生部。这时，敌人向冀中疯狂进攻，部队伤员大部分散，白大夫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决定把医疗队分成两队，一队在前线，一队在后方；前线的，由他率领。
5月初，一二〇师师部驻在任邱县的大株村，师部正在开一个会议。河间城里集中了两千多敌人，带着钢炮、掷弹筒，向温家屯进发，企图消灭我们师的主力。敌人在齐会和七一六团接触上了。这就是有名的河间齐会战斗。
夜晚，白大夫的医疗队，就在离火线仅五里多地的温家屯村边一个小庙里，布置好了手术室。白大夫穿着白手术衣，围着红橡皮围裙，头上带着一盏小电灯，身上背着电池，正在紧张地做手术。腾地轰的一声，一发炮弹落在手术室后面，爆炸开来，震得土都动了，小庙上的瓦片格格地响，有一片落在地上打碎了。一二〇师卫生部的曾育生部长对翻译说，劝白大夫转移到后面去做手术，白大夫摇摇头说：
“打仗就是这样。前面有队伍不要紧，应该做下去，这不算什么，我在西班牙的时候，比这里更厉害，飞机大炮更多哩。做军医工作就是要和战士在一块，就是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怕什么，做下去。……你去看看，告诉他们有脑部胸部腹部创伤的，不必登记，马上就来告诉我。”
曾部长出去检查了，他仍旧在做手术……。
在火线上，指导员握着驳壳枪看见无数戴着钢盔的敌人；接着一个摇着太阳旗的队长疯狂地冲过来。指导员便嘶哑地鼓励道：
“同志们，冲呀，打垮敌人，……白大夫就在我们后面，受伤不要紧，冲呀!……”
战士们听见白大夫在后面，浑身充满了劲，更无所畏惧地冲了过去，敌人溃退下去了……。
枪声沉寂了一会儿之后，火炮和机枪又在平原上咆哮起来。一发炮弹又落在手术室的侧面，毁坏了一堵墙……。
曾部长走进手术室，告诉白大夫，火线上下来一个腹部中弹的伤员，这是六小时前冲锋时挂的花，因为肠间膜动脉管破裂而大量出血，使腹内积满了血。伤员正面临死亡的威胁。他是六团一营三连连长，叫徐志杰。伤员马上被抬上了手术台，白大夫把他的腹部从中剖开，取出一截红腻腻的肠子检查，伤在横结肠和降结肠，上面有十个穿口和裂罅。用羊肠线把它缝合后，白大夫就掉过脸来对曾部长说：“准备木板。”缝好了腹部，他又拿出一套木匠用具，在做“靠背架”，边锯木板边说：
“一个战地外科医生，要同时是木匠，缝纫匠，铁匠，和理发匠，有这四匠，才是个好的外科医生。”
他预知这伤员手术后呼吸一定困难，用“靠背架”就可以让他呼吸。他把徐连长安置好后又回来做手术。每隔一小时他就去看一次徐连长，并告诉医生，一个星期之内，伤员不能吃任何东西，只能用糖盐水做点滴灌肠，口渴时，用水漱漱口。
这次战斗我们消灭了五百多敌人，自己也有二百八十多个伤亡。白大夫带着医疗队连续做了三天三夜手术，只在夜里打个盹儿，不到两个钟头，便又急着要做手术。贺师长关政委劝他休息，他不肯，说：“伤员这么多，这样痛苦，我们休息是不应该的，要把手术做完，我才能好好休息。现在让我休息，我也不能好好休息的。”做饭给他吃，他也不吃，只是吃一点很简单的点心：油煎洋芋片和馍片。
一个星期之后，他每隔两小时去看一次徐连长，他省下自己带来的荷兰牛乳和咖啡不吃，给他吃，并且每天亲自给他做四顿饭，曾部长看见白大夫眼睛上网了一层红丝，实在太疲劳了，劝白大夫不要做，让他做或者叫炊事员做，他不答应，说：
“药物只在一定程度上有用，是最次最次要的，理学疗法和食饵疗法配合得好，护理得好，伤病员就能够很快恢复健康，还是让我自己来做。……”
他去看徐连长时，把别人送给他的梨子，放在徐连长枕头旁边；把香烟放在他嘴里，给他点火，看他抽；白大夫心上感到无限的愉快和安慰，向他伸出大拇指，说：
“你是我们英勇的八路军战士!”
部队行动，他叫人抬着徐连长，跟着他一块走。二十八天之后，徐连长的伤口已没有问题，他这才叫把徐连长送到后方去休养。徐连长抓着白大夫的衣服，不肯走，哇哇地放声大哭起来。白大夫给他拭干了眼泪，徐连长说：
“白大夫，你是我的爸爸，你是我的妈妈，你比爸爸妈妈还爱我，我没有什么报答你的，我以后只有多杀死几个敌人来报答你。”说完话，他又忍不住哭起来了。白大夫劝他不要哭，拍拍他的肩膀说，
“这是我应尽的义务，不要感谢，大家都是同志。我把你救活了，就等于救活我自己一样的。到后方去好好休息一个时期，再回到前线来，消灭法西斯匪徒，再见!”
白大夫对这次战地救护工作大为称赞，特别是腹部创伤治疗，有惊人的成就；在欧洲，一般腹部创伤的死亡率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在冀中敌后那样困难的条件之下，竟然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死亡率；这成就，只有在八路军那种克服一切困难的坚韧精神之下，才能够达到的。
齐会战斗后，他听到子牙河边的王家庄有伤员(这是独一旅的)，他马上要去，旅长告诉他王家庄河对岸就有敌人的据点，哨兵都可以看得见，劝他不要去，或者把伤员运来治疗也可以。他不肯，说：“医生坐等病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要到伤员那儿去，不要等伤员来找我们，哪儿有伤员，外科医生就应该上那儿去!”旅长再劝阻他的时候，他更坚持地说：
“我是晋察冀军区的卫生顾问，要执行我的意见才行。”
旅长没法，派了一个骑兵连掩护他去了。他到了那儿，很快检查完了八十多个伤员，并且做完一个手术，就送走一个；刚送走六十多个伤员，骑兵连长跑来告诉他，对岸的敌人出动了，已经在过河哩。他还是不慌不忙地把手术做完，然后收拾器械说：“敌人还想捉我这个外国人吗?他别想。”他和骑兵连刚出村，四百多敌人已到了离村只一里多地的地方，多险啊!事后他说：“幸亏我们那位干练的龙管理员安排得当，加之全体人员均骑骡，人员和装备才未受损失。”
九
在冀中，白大夫遇到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一位女病员，姓孙，抗日战争把她卷入到遥远的敌后。她身体原来就不大好，经过敌后艰苦的生活和频繁的扫荡，又得了病，叫做冷性结核性脓疡，身子坏了下来，眼看着一天天接近死亡。服务团请白大夫给她看病。白大夫诊断之后，皱起眉头。团里的人急了，难道她真的无救了吗?
“有救的!”白大夫用右手的无名指敲着自己的太阳穴，说：“在冀中没有办法，要到北平去。”
这差不多等于宣布无望。在那样残酷的环境里，服务团的经费又是那么困难，怎么可能去北平呢?更何况敌人重重封锁，即使解决了经济上的困难，也进不了敌占区，到不了北平，治不了病。白大夫说他有办法。如果在医药设备好的地方，他可以治好她的病。但在冀中不行。他要设法让她去北平。白大夫写了一封信给当时驻在冀中的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将军的参谋长周士第同志，要求把孙同志送到北平去治疗。
周士第同志认为西北战地服务团是地方上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团休，不属部队管辖，不便过问，因而表示非本部人员未便处理。白大夫知道这个情况后，气得了不得，手都发抖了，他口吃地对董越千同志说：
“我非要给贺龙将军打一仗不可!”
他不听董越千同志的解释，和董越千同志一起到一二〇师司令部去了。他一反过去举止随便的亲切态度，很严肃地用正步走进去，向贺龙将军敬了军礼，报告道：
“将军，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
贺龙将军高大魁梧的身材，站在屋子当中，满是风尘的脸庞上有一撮浓黑的胡髭，嘴上叼着一支烟斗。他摘下烟斗，吐了一口烟，微笑地问道：
“有什么事，坐下来，随便谈吧!”
白大夫双手垂直，严肃地站在那儿不动：
“我要求送一个中国女孩子到北平去治疗。……”
贺龙将军早从周士第同志那儿知道了这件事，不等他说下去，便告诉他不行。白大夫问为什么。贺龙将军说：
“因为不是部队的，而是地方上的，又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团体，我们部队不便于随便送走人，万一在敌占区发生什么情况不好……。”
“属于哪一部分，就应该由哪一部分送去，我的要求是送她到北平治疗。……”
“就是属于部队领导的团体，也不可能送她去北平治疗，何况不是的。现在敌后这么困难，伤病员这么多，不可能每一个干部有病都送到北平去治疗，如果这样做，使得部队以后很难处理这类问题。要是送到山里，送到延安，送到大后方，是可以设法的。”
“不管她是哪一部分的，她是病人，有病应该马上治疗，我不能看一个病人危险而不救地，我做不到。”
“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分歧。我们大家关心干部是一致的，要治疗也是应该的。但不一定到敌占区去治，可以到别的地方治。如果你一定要送她去北平也可以，不过用部队的名义不大好……。”
“是不是由于经济关系?”
“不是的，是系统关系。经费我们倒可以帮助，还有她的安全问题要慎重考虑。”
“她病得很危险，现在送到延安和大后方已经来不及了，如果不在短时间里抢救，就没有希望了。”
贺龙将军知道，抢救病人时间是很重要的因素。他说：
“如果是这样，她可以去北平治疗。可是北平是敌占区啊!”
“将军，我已想好了办法，那个新西兰的女牧师郝尔最近要到北平去，我可以托她把孙同志带去，打扮成老百姓，再安全也没有了。”
贺龙将军爽朗地笑了，那哈哈的笑声响彻了整个屋子，他亲密地紧紧握着白大夫的手。
孙同志随着郝尔到北平治疗去了，半年以后，她恢复了健康，以一个强壮的女战士的英姿，重新投入敌后英勇的战斗中去。
十
1939年7月1日，他从冀中回到冀西山地。这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军区整个卫生机关的全面工作上。他向军区卫生部提议：开办卫生材料厂，来解决药品的困难；创办卫生学校，来解决医务干部的困难。他亲自给卫生学校订了详细的课程和章程。8月，军区原来的卫生训练班和从延安去的卫生学校合并成为卫生学校晋察冀第二分校。他把自己的爱克斯光和显微镜捐给了这个学校(为了纪念他，后来改称白求恩卫生学校了)。从7月到9月，他用全部精力编写战地医疗的书籍——《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模范医院组织法》……。
为了了解和推动全军区卫生工作的进一步提高和发展，他提议组织军区卫生部巡视团，团员五人，由他率领。他准备巡视完就回国去，为晋察冀边区募集经费、药品、器械和书籍。
他在军区各后方医院巡视时，一有空闲，就在村子里检查群众卫生工作。在于家寨小庙旁边，他看见一个老汉在幽幽地哭泣，就跑过去握着他的手，关切地问他为什么伤心。老汉抬起头来，吃了一惊：握着他的那只温暖的大手，原来是外国人的，他用袖子拭去了老泪，抽咽地说：“死了人哪。”
白大夫问：“什么人?”
“我的小孙子。……”
白大夫要去看这病死的小孩，老汉说已死不用去看了；但白大夫坚持要看。站在旁边抱着一个兔唇小孩的老妇说：“大鼻子要看，就去看看也没啥。”便领着他去看了。一问，小孩是生了几个月的痢疾病死的。白大夫问他为什么不上医院去看，他说：
“没有钱。”实际上他是对西医不了解，没肯把小孩抱来看。
“八路军医院看病不要钱的。”
“看病不要钱，我买药也没有钱。”
“药也不用钱的。”白大夫掏出四元边币给老汉，劝他不要哭。老汉感激得直向白大夫作揖，旋即被白大夫阻止了。转过脸来，白大夫看见那个老妇怀里的小孩是兔唇，便告诉她。
“我给你小孩的嘴缝合好不好?”
她不禁惊讶了，天生的缺嘴，还能缝好吗?当时她没有作出回答，白大夫以为老妇又怕出钱，急忙加上一句，说：
“不要钱。”
小孩被带进手术室，缝合后，不久就长好了。老妇送来鸡蛋和枣子，表示她对白大夫衷心的感谢，却被白大夫退回去了。他是不要老百姓报酬的。但他对老百姓的关怀是如同一家人似的。记得敌人把平山县洪子店焚烧成废墟时，他正在前线救护，并亲自走到老乡面前去慰问，用生硬的中国话，对老乡说：
“不要哭，我们要向日本鬼子讨还这笔债的，我就是来帮助你们打日本鬼子的!”
老乡看他如同亲人似的，简直忘记了他是加拿大人。他们心中暗暗兴奋起来，外国人也来帮助咱们打日本鬼子哩!
为了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募集经费和药品器械，他提出回美洲一趟，准备第二年“五一”以前赶回中国。他的要求，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晋察冀军区还为他开了欢送会。正准备启程时，敌人调动五万以上的兵力，分十二路向边区进行“冬季扫荡”了。他改变了回国计划，说：“如果晋察冀沦陷的话，我这次回国就毫无意义。”他要求留下参加战斗，亲自到战斗最激烈的前线——摩天岭去。他在一个小庙里设立了手术室，持续紧张地工作着，直忙到第二天下午，这时，七百多日本鬼子从北面山头攻过来了，可是还有十个伤员的手术没有做。一分区司令员在电话里要白大夫立即带着医疗队从侧面高山转移过去。但白大夫仍然坚持要把手术做完，这样可以减少伤员的痛苦和死亡。他增加了一个手术台，同时进行抢救。最后一个伤员的手术是局部枪伤，伤口很深，白大夫一不小心，手术刀把他的左手中指第三节割破了。当时情况紧急，敌人逼近了。人家劝他走，但他不肯，继续做下去，说：“军医就是要和战士在一起，即使牺牲了，也是光荣的。”他用碘酒涂了一下中指，坚持做完最后一名伤员的手术。他们医疗队刚出村，敌人就到了。
十一
远处传来爆豆似的机枪声，白大夫骑上那匹棕红色的骏马，紧加了几鞭，马放开四蹄，在狭窄的山路上奔驰开了。他的翻译骑着那匹老马在白大夫后面，也紧加了几鞭，跑了二里多地才算追上白大夫，但那匹老马已气咻咻地喷着鼻子跑不动了。白大夫望着那匹老马臂部淌着汗，蒸发出烟似的热气，便开玩笑地说：
“你这匹马又在喘了，年老的表现!现在假如我们两人在一起赛跑，你会象我的马，而我则会象你的马了。”
“不，你的身体比你的年纪要年轻些!”
“你不知道，我的体力日渐衰弱了，在西班牙时，我的体力不如在加拿大，去年不如在西班牙，今年又不如去年了。……”
后面医疗队的人跟了上来，他们又向前面走去了。回到一分区卫生部第一所，虽然割破了的左手中指局部发炎，他仍然继续给伤员做手术。这时，他检查到一个外科传染病的伤员，是颈部丹毒合并头部蜂窝织炎，脸部浮肿，神经错乱，他给伤员头部做了乱刀切开手术。把第一所伤员的手术做完后，他又派叶部长和林金亮去检查东线三分区。第二天早晨，他准备到冀中后方医院去，医疗队的一切东西都上了驮子，在等候白大夫出发。这时，白大夫还在病室里检查伤员。给昨天做手术的伤员更换完绷带，他又想起那个头部蜂窝织炎的伤员。他走逃病室一看，伤员浮肿消退了一些，精神也比昨天清醒。看见伤员还有一线生命的曙光，他欣喜地让把驮子卸下来，匆忙地准备给伤员做第二次手术。白大夫忙着做手术，竟忘记了戴橡皮手套，伤员伤口里的细菌在白大夫的中指刀伤处，象一个小贼似的溜了进去。但白大夫一心只注意到伤员，没想到自己中指会中毒，他说：
“不戴手套也有它的好处，手指感觉力的奥妙决不是橡皮手套所能比拟的。手指可以在伤口内感觉到那儿是铁片，那儿是子弹头，那儿是碎骨块。”
直忙到下午，白大夫他们才出发。到了冀中后方医院，又是不断地工作，但手指却在慢慢发炎，肿胀起来，痛得很厉害。他用一盆温水，把手指浸在里面，但没有什么效用。王大夫就在发炎的中指上，拿小刀切开十字形。站在旁边的人，看到白大夫病势没有起色，黯然抽了一口冷气，白大夫看他们那股颓丧的神情，就安慰道：
“不要担心，只留下两个指头，我还可以照样工作。……”
7日，阴沉的低空，下着灰濛濛的小雨。前线情况更紧张了。白大夫不顾自己身上的病，急着要到前线去。后方医院院长功他多休息几天再上火线救护，他却发起脾气来了：“你们不要拿我当明代的古董，我可以工作，手指这点小病算什么，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
他的精神忽然奋发起来了。
“等前线伤员抬下来，你在这儿给做手术好了。”
“那怎么行呢?刚负伤的伤员在前线治容易治好，比在后方好治。”
院长仍然设法劝阻他：“现在已经打响了，你就是去也赶不上了。”
“纵然赶不上前线救护，至少可以在半路上碰着。”
天空中传来炮声、枪声和嗡嗡的飞机声。
不论谁再三对他劝解，都没有效果。下午，冒着霏霏的淫雨，医疗队踏上泞滑的山路，向着炮轰的方向前进。爬过一个又一个险峻的山头，冒着寒冷赶了七十里地，他是很疲乏了，坐在马上几乎坠落下来。
前方没有战地救护队，他看到一个个伤员从火线上抬下来，不能立即救护，难过得差点哭出声来。他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病人，中指局部炎肿益发厉害，肘关节下发生转移性脓疡，而且体温已增高到三十九点六度。到王家庄某团卫生队，他躺下来了。医生给他注射体内消毒剂，内服清凉镇痛解毒剂。这儿离火线只十来里，电话摇不通，白大夫叫翻译派通讯员通知各战斗单位，把所有的伤员一齐送到他这儿来。同时又命令王大夫，要是有头部胸部腹部的伤员，一定要抬来给他看，即使他睡着了，也要叫醒他。
第二天早上，把他左肘的转移性脓疡割开，他的精神忽然好了起来。但到下午，体温增高到了四十度，头又剧烈地胀痛了。
“扫荡”边区的敌人，从五亩地向王家庄袭击过来。某战斗兵团的季团长赶来慰问白大夫，劝他到后而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休养。他躺在担架上，在密集的机枪声中，离开了王家庄。路上浑身发冷，呕吐了好几次。
抬到唐县黄石口村的时候，白大夫怎么也不肯走了，就在村子里宿营。屋子里给他生了火，窗户和门都关上了，他还嫌冷，牙齿得得地颤抖着。
军区卫生部叶部长听说白大夫病了，立即派陈医生来探望他。陈医生走进屋一看：白大夫清瘦的面孔越发苍白，四肢厥冷，身体已到了最坏的程度。两个医生，用了各种药品，仍旧不能挽救白大夫病势的恶化。
他躺在床上，用几乎难以识别的笔迹，勉强地记下他最后的话语，告诉聂司令员他最近工作和生活的情形，向聂司令员建议：立刻组织手术队到前方来做战地救护，并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这时，他回忆起毛主席接见的动人情景，对身边的同志们说：
“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教育。我相信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胜利，遗憾的是，我不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
他的呼吸越来越艰难，也越来越短促了。他凝视着站在面前的同志，激动地说：“非常感谢同志们对我的帮助，多么想和你们在一起继续工作啊!”他躺在行军床上，想挣扎起来，可是已经没有力气了。
黄昏，他把写好的遗嘱，交给了翻译，并解下手上的夜光表，赠送给他，作为最后的礼物。撅起胡髭的脸上浮现出自慰的微笑，他谆谆地对翻译说：
“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面的事业!”
夜色笼罩着山野。屋子里静悄悄的，白大夫床头那支黯淡的烛光，摇映着垩白的墙壁，烛油一滴滴眼泪似的滚落下来，蜡烛在慢慢消耗着自己的生命……。
1939年11月12日清晨五时二十分。
在安静的黎明中加拿大人民优秀的儿子，勇敢严正热情的加拿大战友，我们的白大夫，吐出了他最后的一口气，留下了他未竟的事业!
负伤的指战员需要象你这样爱护他们的大夫；天天在继续扩大的晋察冀边区，需要象你这样勇敢严正的战士，新中国这婴儿快要诞生了，需要象你这样热情的助产士；但你却被毒菌夺去了生命，离开我们而去了!医疗界丧失了一个诲人不倦的导师，伤病员丧失了他们再生的父母，中国丧失了一个最好的战友，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里丧失了一名优秀的模范战士……。
这不幸的消息传出去，没有一个人听到后不茫然若有所失而哀伤的，没有一个人不黯然下泪的，甚至连身经百战、亲眼看见过无数的战友伤亡、曾经以“铁石心肠”自命的聂荣臻将军，在听到这消息后，也不禁潸然下泪了。全边区人民和子弟兵，含着眼泪悲壮而亢奋地高声唱着：
我们尊敬你，
象尊敬真理和正义；
伟大的加拿大朋友啊，
你象祖国的战士，
曾快乐地战斗在晋察冀；
如今啊，
在北中国的前线上，
安息!
亲爱的白求恩同志啊，
你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死，
誓以我们的胜利，
来作你革命的祭礼!
1944年11月2日稿，延安。
1979年5月10日改稿，北京。
(本文作者是中国著名作家、《白求恩大夫》的作者，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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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白求恩/人民出版社编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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