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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同志给我的教育

王 道 建

我第一次见到白求恩同志，是在1938年6月中的一个下午，他从延安东渡黄河，跨过敌人重重的封锁线，来到山西省五台县金刚库村，当时我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卫生所当医生。 　　9月间，组织上派我当白求恩同志的助手，向白求恩同志学习战地外科技术。同月底，我们在河北省平山县河合口村组织了“流动医疗队”去雁北前线巡回医疗。记得途中有一天，我们住宿在阜平县龙泉关，该地盛产柿子，白求恩同志拿自己的钱买了十几斤柿子给医疗队同志们吃，还对大家说：“柿子里含有一定的鞣酸，必要时可用来治腹泻。”大家对白求恩同志这种热情的性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们到了雁北涞源县东下关杨家庄第一修养所。 　　当时设在杨家庄的后方医院有一百多名伤员，其中绝大部分是重伤员。而医院只有两个医生，一个护士长，一个司药，二十个护理员，其他则是行政管理人员。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条件下，如何进行有效治疗，提高治愈率，降低残废率，是个突出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白求恩同志向军区卫生部长建议创办特种外科医院，并主张在医院的领导体制和管理方法上进行改革。他认为应该贯彻民主的原则，组织形式是建立医院管理委员会，设书记一人，副书记二人；下有医生委员会，护理委员会，伙食管理委员会，军民联合委员会，伤病员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委员都经民主选举产生；书记由技术最高的人担任，总管医疗工作，同时也是医生委员会的负责人。护理委员会由护理技术好的人担任主任。伙食管理委员会负责伤病员的伙食。军民联合委员会要吸收当地群众参加，其工作一是组织群众参加医院志愿输血队，二是负责拆洗伤病员的衣服、被褥等。伤病员委员会代表伤病员对医疗、伙食等方面提出要求和意见。每个月召开一次全体委员会会议，检查各委员会的工作，选举群众信任的人任职，罢免工作不称职、群众有意见的人。白求恩同志曾对这种组织法作过详细解释，他说：“医院的主要工作是医治伤病员，一切工作都是为着让伤病员重返前线服务的，因此领导和管理医院的，必须是技术上最好、能担当起整个医院医疗工作的人。此外，民主选举可以充分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比如医疗工作和护理工作的好坏，由伤病员评论，这可以促使人进步。医院是民主机构，对医疗工作进行监督，可以避免官僚主义作风。”实践证明，白求恩同志这种加强医务领导、发扬民主、依靠群众的建议被采纳后，伤病员的治愈率、出院率提高了。当时，医院里设有头部病室、胸部病室、上肢病室、下肢病室、内科病室、皮肤科病室，还有健康恢复锻炼室，每个病室有专门的医生、护士负责，工作井然有序。 　　白求恩同志虽已年近半百，但从不知疲倦为何物。在战地，他能连续几昼夜坚持做手术抢救伤员；在后方医院，他经常废寝忘食地工作，每到一地，还常常找几个工人(木匠、铁匠)和他一起制作医疗器械。白求恩同志不仅有高超的外科技术，绘图也是他的特长之一，他给木匠、铁匠绘制了许多医疗器械的图纸，如适合农村分散的病房使用的流动换药篮，消毒提炉，还有各种拐杖、木制夹板等。此外，通过战争的实践，为适应游击战争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在他的倡议下，还和工人同志一起制作了名为“芦沟桥”的药驮子。白求恩同志的科学态度和革新精神，为我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1938年12月初在广灵—灵邱公路伏击战中，白求恩大夫给一位腹部被子弹打穿的伤员作肠吻合术。手术中，伤员血压下降，病情危险。白求恩同志果断地说：“输血!”我当时感到很惊奇，这是我第一次经历野战条件下的输血。白求恩同志又说：“输我的血。”我们好几个同志抢着说：“输我的血，我们年轻，你年岁大了。”白求恩同志严肃地以命令的口吻说：“我是O型血，万能输血者，来吧，快!快!不能迟延。”白求恩同志拿出一个一点五毫米的针头要我在他的左臂静脉上刺入，血液急速地向一个有抗凝剂的消毒杯中流去，白求恩同志为了使血流压力加大，还不断地握拳。一个加拿大共产党员的三百毫升友谊之血，输到了中国八路军战士的身上。血压回升了，伤员得救了。白求恩同志非常高兴。我也为他这种一心为伤员的高尚精神，受到极大的鼓舞。 　　1938年12月的一天上午，白求恩同志正在总结前几天广灵—灵邱公路伏击战中抢救伤员的经验，不停地用打字机把宝贵的资料记录下来。这时从灵邱河淅村三五九旅后方医院第一休养所送来一封信，骑兵通讯员喘着气说：“请白求恩同志去做一个右上肢肘窝部出血不止的急救手术。”白求恩同志立即停止打字，要我准备一套止血手术器械和他一起去。刚一上马，白求恩同志就策马疾驰，飞奔而去。上寨距河淅村有六十公里，他用了两个多小时就赶到了。白求恩同志对出血伤口进行了仔细检查，试了几次没有止住血，因为肢体肿胀很粗，组织广泛坏死。白求恩同志当机立断，为了挽救伤员的生命，决定马上做上肢截断术，他很严肃地向我说：“准备截肢!”但截断锯没有带来，怎么办?我问医院有没有，回答是没有。我立即告诉白求恩同志，他要我找村里的木匠，借他的小锯消毒后用，我照他说的做了。手术后，白求恩同志对医院的负责同志说：“战伤出血对伤员来说是个严重问题，及时止血又是我们医生必须采取的刻不容缓的紧急措施，止血越早越好，一分钟甚至几秒钟也不能耽误，象现在这个伤员的出血是很危险的。你们应该一方面派人给我送信，同时抬着伤员向上寨村前进。我接到信后，迎着伤员走，就可以和伤员在三十华里处相遇，而不是要伤员等一百二十华里的时间。止血术不一定要在手术室做，在游击战争情况下，只要有一间老百姓的房子就可以做了。”白求恩同志对伤员的这种极端负责和极端热忱的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 　　1939年10月，敌人从涞源出动了几千人向一分区进攻，白求恩同志率部分同志到银坊一带抢救伤员，并让我带部分同志去黄土岭寨头村设立手术站。白求恩同志很关心我的工作，在战斗间隙，还派人给我送来一个注射液吊杯和一部分麻醉药品。这是我跟随白求恩同志学习后独立进行战地外科手术的第一次尝试，也是白求恩同志对我言教身传的结果。 　　1939年12月的一个清晨，有人告诉我白求恩同志牺牲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使我悲痛万分。我久久地沉思在对他的回忆之中。白求恩同志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身的。记得白求恩同志在临离开甘河净医院时，一直惦记着一名头部受重伤的战士。手术队的同志和所有医疗器械及药品都已出了村；白求恩同志突然又走进了那名伤员的房间，他认为这名伤员必须做二次手术，并命令我在二十分钟内做好准备。我急忙把药驮子追了回来，手术队全体同志紧张地做着术前准备工作。二十分钟后，白求恩同志洗手时，我们看到他的左手指上有个伤口，便劝他不要做这个手术，由我们来做。他说：“不要紧”，只用碘酒在手指上涂了涂，没戴橡皮手套就工作起来了。就这样，病毒侵入伤口，造成严重感染，最后竟夺去了他的生命。 　　从那以来，已经四十年过去了。但白求恩同志的光辉形象一直活在我的心中，他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品德，科学的工作态度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将永远激励我前进。 　　(本文作者是当年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外科医生。) 　　 纪念白求恩/人民出版社编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