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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呼唤着白大夫①

李琴柯 刘光运 臧学孟 史罗汉

一 　　1938年7月8日，我得了肾脏炎住在松岩口后方医院里。病情已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全身肿胀，隔皮隐约见水，阴囊肿胀得很大，每天小便三十多次，而排尿总量不超过四百毫升。 　　白求恩大夫针对病情，耐心地给我治疗，并告诫我说：“你一定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不吃盐。淡的食物吃起来的确没味道，但是为了你的病，为了抗日，也为了无产阶级事业，你应当暂时忍受这个痛苦。我相信你一定能够这样做。”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白求恩大夫高兴地说：“另外，在治疗期间你还要严格注意防止感冒。要常用温水洗脚，暂时不要参加体力劳动。”他还让护士把我每天的尿量详细记录下来，并亲自定期进行化验。七、八天后，水肿明显地消了。白求恩大夫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一天他来病室，让我使劲握住他的手，想试试我的体力恢复情况。我用力一握，白求恩大夫高兴地说：“很有劲。这样下去，没有多久你就可以恢复健康。” 　　那知9月初我突然患重感冒，发烧到四十度。白求恩大夫知道高烧会给一个肾脏炎病人带来严重的后果，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治疗，使高烧退下来。他先给我开了药，并让护士给我作冷敷。后来，后方医院转移到平山县花木村，他又全面地给我作了一次检查。为了消除感染的病灶，白求恩大夫认为要动手术摘除扁桃腺。 　　手术前一天，我有些忐忑不安。夜晚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就穿衣走出来，见白求恩大夫房内灯还亮着，便推门进去，想和他谈谈。 　　人们都已经熟睡了，白求恩大夫还在打字。见我进去，他立刻迎上来和我握手。 　　“白求恩大夫，我对麻醉有些顾虑。……我的肾炎是不是不治之症?” 　　“你不要担心，我一定亲自给你作麻醉，一定很安全。经过这次手术，给你消除感染的病灶，你的肾脏炎就会从根本上逐渐痊愈。你现在应当好好休息。”临走，他再一次问：“没有顾虑了吧!” 　　第二天，当我躺到手术台上时，白求恩大夫再一次说：“你一点不用害怕，大约四十分钟，你就会醒来，那时，你的病灶已经除掉。”我清醒过来后，见白求恩大夫站在炕边，高兴地说：“我的孩子，没有什么可怕的吧!你的扁桃腺已经摘除了，还给你拔掉了一个横生的槽牙。”他抚摸着我的头，又摸摸脉搏，并拿纱布拭去我脸颊上的口水。临走，白求恩大夫笑着安慰我说：“一定要好好休养，我的孩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水肿完全消退了。体力日益增强，精神也特别好。我想早日出院，回机关参加工作。白求恩大夫却不允许。他恳切地说：“水肿消退这只是外表的现象。你的肾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这是我从你的尿里化验出来的。希望你安心养病。”白求恩大夫见我没穿袜子，就批评说：“你不爱护身体。你应当穿上袜子，也不要到处走动，要多在炕上休息，避免体力消耗。你可以背靠墙读书、学习。” 　　我严格遵照白求恩大夫的指示，肾脏炎终于彻底痊愈了。 　　二 　　1938年秋天，五台山地区反对日寇“秋季扫荡”的斗争开始了。为了老弱病残同志们的安全，组织上分头把这一些同志进行了安置和转移。我当时即将临产，经组织批准，决定到后方医院去。 　　9月初，我骑马由石嘴镇出发，到河西村后方医院。途中遇到一头驮着空汽油筒的骡子，那哐啷哐啷的响声，把我的马吓惊了，它一跃而起，冷不防把我从马上掀了下来。当晚我就感到身体不舒服、恶心呕吐，肚子也隐隐作痛。“不会是小产吧?”大家都有些担心。 　　白求恩同志知道后，立刻来看我。他给我进行了详细的检查，直到认为没有流产危险时，才松了一口气问：“路上就是你一个人吗?” 　　“是的。” 　　“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可能发生的一切都想到。倘若把你跌昏过去，或把你摔下山去，那后果会怎样呢!”略停，他又说：“不要认为医生都是胆小鬼，谨慎一些对病人是有好处的。”最后他安慰我说：“不要紧，吃一点药就会复原。一个月后再来这里，我可以为你助产。” 　　说到白求恩同志关心同志、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我还想起了这样一件事。 　　那还是初夏的一天，我们接到通知，说白求恩大夫要到我们石嘴镇来参观。大家都很高兴，准备以最大的热情接待他。 　　太阳当午的时候，白求恩大夫果然来了。他身穿军服，头戴宽边大草帽，脚上穿着一双饰有红缨的草鞋，很象一个八路军的老战士。陪同他来的有翻译和勤务员。当时环境比较艰苦，我们就以牛肉为主菜，加上五台山区的特产莜麦、山药蛋作为午餐，来接待这位国际友人。 　　白求恩同志很健谈，从边区群众生活，机关、团体工作，很自然地转到盘中的牛肉。最初，白求恩大夫坚决不肯吃。他问：“春耕期间为什么宰耕牛?是不是特意为我准备的?” 　　我们对他说：“昨晚村里一头牛跌伤了蹄子，不能耕田了，只好把它宰了。”他弄清了来由，才放心地和大家吃饭。 　　他就是这样关心群众的生活，关心同志的疾苦。 　　10月初，我临产了。这时，反“扫荡”的战斗非常激烈，白求恩同志离开后方医院去前线救护伤员。产后，我不慎受风寒，得了产褥热。到了第九天，病情转危，人处于昏迷状态。当时医院的药品很困难，白求恩同志又不在身边，大家都很着急。后来医生检查药品，发现还存有白求恩同志带来的最后一支针药，立即给我注射了。这一来，病情总算有了转机。直到东方露白，我神志才清醒过来。 　　不久，白求恩同志从前线回来了，他立即跑来看我。他和医生们仔细地研究了病情，然后用手拍拍我说：“会好起来的。”我果然好了。是白大夫挽救了我的生命。 　　三 　　1939年夏天，小麦见黄，谷苗正旺，冀西的田野一片繁忙的景象。我望着自己的左臂，脸上不由罩上一层愁容。前几天下地锄苗，不慎跌了一跤，碰破了左肘，当时也没在意，不想现在上下臂肿得连袖子也穿不进去，只好半搭着衣裳。眼看麦子快开镰了，我站在村口，着急地想不出办法。 　　这时，东边过来一个穿军装的老战士。因为军区司令部驻在我们何家庄一个多月了，八路军同志们经常在村里走动，帮老乡送粪、锄草、挑水，所以，我对来人就不太在意，背靠大树，眯着眼休息。 　　一会儿，一个外国人朝着我走来。到走近我身边时，两只蓝汪汪的眼睛，直瞧着我的胳膊。这时，他关怀病人的心比什么都急切，因为语言不通，他也顾不得细说，叫了声“老乡”，就来拉我的手。 　　我一看是个外国老人，心里正在踌躇，可是右手已经被这个外国人握住了，便站起来跟着他走。一边走一边想：“他拽我去干什么?” 　　我到了他的屋子里，旁边一个同志告诉我说：“这是白求恩大夫，是要给你治病。”我这才完全明白，原来他就是人们经常念叨的白求恩大夫! 　　白求恩大夫让我把胳臂搭在他的腿上，然后给我消了毒，切开肿胀的胳臂，排出了脓，又上了些药粉，最后包扎起来。 　　“怎么样?” 　　“松快多了。” 　　白求恩大夫点点头说：“告诉老乡们，我是医生，以后老乡有病就来找我好了。”收拾完了器械，白求恩大夫又对我说：“过两天再来，换换药慢慢就好了。” 　　我站了起来，心里感激得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他看出我的心情，忙说：“我是八路军的医生，你应该感谢八路军才对!”出了门，我嘴里还重复着：“白求恩，白求恩。”我永远记下了这个名字。 　　四 　　麦收正紧，八路军和我们一齐抢收。场上人来人往，挑担的，推车的紧张地运送小麦。我挑了两捆小麦来到场里，见三岁的儿子鸿兆坐在场边，不象以往那样活蹦乱跳，扎着头在瞧什么。我远远地叫了一声：“鸿兆!” 　　“爹，我腿痛。” 　　我见儿子左膝头长个米粒大的红点，还以为扎了刺，鸿兆说没有。我想：庄户人磕碰一下算不了什么，不在意地说：“没事，到地里去拾麦穗。” 　　全家劳动了一上午，回到家，我见儿子膝头那个红点长成黄豆大，心想化了脓就好了，也没有多管。谁知过了三四天，儿子直嚷腿痛，连炕也不能下了，捋起裤子一看，膝头已长起核桃大一个疮。我这才惊慌了。听人说：膝头长疮能要命。听说这种疮叫“人面疮”，很难治，有的能拖上很多年，横竖没个好。 　　“怎么办呢?”眼前只有一个独生子。我虽然知道隔一个场院就是白求恩大夫的住处，但考虑到自己是个贫苦的农民，怎么请得起一位外国专家呢!可是白求恩大夫一听说，不等请，拿上器械、药品找上门来了，亲手给小孩开了刀，过些时候就好了。 　　我感激得不知道怎么谢他好。心想，庄户人能有什么好东西送，好歹是份心意，便拿着红枣、鸡蛋去送给白求恩大夫。我挎了个篮子，走进白求恩大夫的住所，说：“白求恩大夫，这是自家的一点红枣和鸡蛋，表表我们的心，你收下吧!”白求恩大夫坚决不收，他说：“我们是八路军，为人民服务，不要报酬。” 　　从此，何家庄的老乡们都传开了这件事，见了面，都喊他“白求恩大夫”，和他亲得象一家人。 　　① 这一组文章是根据晋察冀边区身受白求恩同志治疗的群众的口述写成的。原载中国青年出版社1965年版《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编者注 　　 纪念白求恩/人民出版社编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