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 全文图书 > 斯特朗文集2

六、盼望已久的宁夏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郭鸿等

我们于八月二十四日夜间抵达的宁夏是一座拥有三万居民的普通中国商业城市。它之所以重要并非由于神话般的过去，也非由于文化或历史上有贡献，而是因为溯河而上到西藏去时，它是黄河边上最后一个口岸。黄河在中国算不上一条可通航的河流，但某些部分还可以航行。从京张铁路的终点便可一直航行到宁夏。这以上便是峡谷和湍滩了。离市区约十里处是船只卸货的口岸。那儿也有大车或商队开往甘肃的省府兰州，或到通往西藏的门户西宁，或经阿拉善到蒙古去。 　　宁夏对我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前往蒙古沙漠路上的最后一个城镇。多日来，我们一直盼望着宁夏，把它看作是休息、修车和购买供应品的场所。这简直已成为我们的口头禅了。每当汽车出了毛病，工具损坏，或物资丢失，我们总是安慰自己说：“不要紧，到宁夏去修。”我们把宁夏看作传说中的大都会，设有车库、汽油、店铺和人们所希求的一切。这种渴望因路上一再被耽搁而加剧。当大家带着一身泥巴和蚊虫叮咬的痕迹，而且每辆汽车也都已弄得很糟，于夜间进入它那高大城门时，我们用手电筒向上照，看到一层又一层的美丽的塔形建筑。我们为终于抵达盼望已久的避难港而欢欣鼓舞。 　　宁夏的指挥官门将军拨给我们一个院子，这院子过去象是作过学校和军队宣传中心，再以前也许是公众开会或娱乐的场所。由士兵守卫的这片空场，围着高墙，长宽都有好几百米，足够修理四辆汽车之用。院子里，四座中国老式的大屋，面对面地矗立着，中间是天井，四周是回廊。屋内墙上都饰有鲜明的国民党招贴画。屋内都是大房间，有桌、椅和专供学习用的台子。这种房屋并不舒服，但明亮、通风而且宽敞。各人自选地方，把帆布床或者架在房间里，或者在走廊里。入睡时，心中都因已完成一半旅程而感到高兴。但事实上，我们离火车终点站只有六百七十英里路。这只是去莫斯科的三分之一路程。但正如以后的事件所证明，最艰难、最花时间的路程已经走完了。一俟汽油及其他供应品齐全了，我们将向沙漠和旷野开进，进入到阿拉善和外蒙古的游牧民族中去。 　　这城市在白天看上去减少了几分魅力。但它不失为一个商业城市，以出产中国地毯而著名，内以深蓝色最为值钱。它还是各种羊皮的集市，可以购到从五元到五十元各种质量的冬季毛皮服装。最好的一种叫西藏羊毛，是纯白色、长而卷曲，一根毛竟有十个卷曲之多。这种羊毛大量出口到美国，在那里加工成假的猴皮或灰鼠皮。 　　外国来的许多消费品出现在宁夏这个落后地区：小提包、古龙香水、热水瓶、卫生用品、高档香皂。这说明宁夏仍然和北京及东部港口有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是薄弱的。就在这些出售舶来品的商店旁边，是铁匠的炉火，正在制作原始的马具，或者为维修队商的车辆打铁。城后便是西面和西北面的群山。站在到处都是高大拱门的主街道上就可望见。有一句俗语讲，这里的太阳落山是中国七大奇观之一。 　　我们获悉，在宁夏有几位外国人。三名俄国军事顾问住在这里，隶属于门将军的部队。中国内地会的一个机构有三位牧师，分属苏格兰、美国和瑞典血统。他们在这里宣讲耶稣教原教旨主义的教义。一位比利时天主教牧师里昂·凡达克，多年来也住在宁夏，但从不和耶稣教牧师交往。对于这些居民来说，宁夏根本就没有我们初到时感受到的那种魅力。他们全都认为，这仅是一个孤寂的工作岗位——尘土飞扬，远离家乡和亲友的荒芜之地。当我提到在长途跋涉后于夜间抵达时所见到的城门是何等美丽时，他们都惊讶地瞪着我。他们天天现实地面对宁夏，根本不觉得它有什么美。甚至那几位在这里只住了几个月的俄国顾问对它也厌烦极了，总是玩纸牌或同凡达克神父聊天来消磨长夜。达克神父除了传教之外，有一肚子的广博知识，而且是位摄影天才。 　　我们在宁夏呆了两周零两天，对这块曾盼望很久的地方也感到烦透了。这里买不到汽油。我们只好等待从平凉运来补给品。汽车需要大修，特别是鲍罗廷的别克车。我们叫人在住地的院子里掘一个深坑，把别克车架在上面，以便修理那晚撞坏的车底的铁架。工作进行得很缓慢。雇来的铁匠花了太多的时间抽鸦片。在甘肃，这是很普遍的。 　　门将军邀请我们全体参加那必不可少的宴会。其他方面也颇为关照，如送来马匹，让鲍罗廷和陈丕士早上溜马。常请他们出席晚宴和会议。中国戏院和澡堂就在近处，我们这伙人中的男客常在夜间去光顾。妇女是不准到中国澡堂去的，如要到戏院去，则必须坐在专为妇女保留的地方。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的中国司机们在一些名声不大好的娱乐场所花了不少时间和金钱。这种场所在宁夏也多得很，接待来自各方的旅客。 　　一天早晨，大多数人都正忙于采购水果、糖果和我们旅途中十分需要的皮毛，我跑去访问了中国内地会。一家店里的小男孩为我带路。它离大街只有几百米。在拱门上刷有英文“救世学校”字样和长得多的中文。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费特勒牧师和他的妻子。他们分别出生于苏格兰和澳大利亚，而在芝加哥的摩地圣经学院受训。还有一位瑞士妇女娜斯特朗太太。她的丈夫几年前死于中国。 　　鲍罗廷有一次带着一种哲理的情调提出，我应该写一篇关于“上帝的囚犯”的文章，描写在边远省份的牧师们的情况。作为长期远离他们的同族的外国人，生活必然是空虚、孤寂，某些方面还是有损健康的。费特勒先生于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毕业于摩地圣经学院，那里的教育使他对现世和来世抱着教条式的福音观念。他满脑子就是一个想法：中国的四万万可贵的灵魂正在迅速地走向地狱。他相信，上帝召唤自己出来拯救他们。 　　从他叙述自己的婚姻问题中我知道了几分这种信仰的严重性。“摩地学院里曾有一些讨人喜欢的姑娘，”他说，“要不是我被中国内地会接纳，本可望和其中的一位结婚。但是她们没有申请到中国来工作，而我又不敢确信她们是否能为教会所接纳。我们的教会不支付赡养家庭的薪金。除非妻子也被委派为传教士，才有可能陪同丈夫一起工作。我知道好几起这样的例子。一个男子被迫必须在教会和未婚妻之间作出选择。因此当轮到我时，我抱对这些芝加哥姑娘的念头统统抛到脑后，只身前来了。在中国过了好多年，才遇到我现在的妻子。她是一位传教士，差点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她在山洞里躲了几个月，人们都以为她死了。 　　我问费特勒先生，从教会领取多少薪金。“没有定规的薪金，”他答道，“我们来，是为了信仰，而不是为薪金，相信国内的信徒们会寄足够的钱来。我们通常在三个月前就从总部获知第二年的一个季度能得到多少薪金。平均每个传教士每月得十五元到二十元(金币)。我们的孩子早年就离家由教会特设的一所学校负责供养和教育，将来还可能被送到美国去读书。” 　　这么一点薪金，甚至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眼里都显得太少。这迫使费特勒学会讨价还价的艺术。举例说，他曾告诉我，我用六块钱买来的那条漂亮地毯，他只要花三四元就可买到。这是一条手工织的、精致美丽的蓝色地毯。我看到，织毯人一家有六个小孩，一妻一母。那毯子显然是全家的手一起织出来的。这就使我不好意思再去讨价还价了。然而对费特勒先生来说，如果他要生存，生活得舒服，就必须学会甚至对这样的家庭也要杀价。 　　后来，我听到当地关于娜斯特朗太太前夫的若干议论。许多年以前，他发了疯，在兰州城乱开枪，打死了一个中国人。他被带往沿海，关进疯人院。途中拖了很久备受艰辛。我想，这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甘肃传教士会发疯。来时盲目地相信他们周围的人民是注定要下地狱的，来后发现他们自己被淹没在一城又一城、一村又一村的这类人民之中，后者囿于根深蒂固的古老习俗，对被拯救不感兴趣。他们看到，年复一年在孤寂中过去了，远离人类感兴趣的事件，两三个星期才看到一次报纸，六星期才接到一次信。他们局限于只和两三个固定的同伴交往。他们相信，周围的广大人群正在麻木不仁地走向永久的毁灭，尽管传教士们作出牺牲，竭力布道，这些人却不愿意得到拯救。也许，娜斯特朗牧师发疯时要杀一个路过的中国人是不足为怪的。 　　这种孤独有点象单人禁闭。处在千千万万永远是异己的人中间，这种孤独真是作弄人。无论从哪种角度看，凡达克神父都算是一个达观并兴趣广泛的人，对本地居民生活和习俗摄下了许多出色的照片，拥有一个内容广泛、多种文字的藏书室。即使是这样一个人，也向我表示，甘肃是多么凄凉地孤寂。“四万万人民”，他说，“然而你永远感到孤独。” 　　凡达克神父向我谈了他自己的生涯。“十八岁时参加了具有这类宗旨的一个特别的宗教社团。这以后就在宗教学院中接受了多年训练。学习哲学、神学和将被派往的国家的历史和语言。二十四岁时，作最后宣誓——是终身不可改变的。到达工作地点后，经上级允许，终身只能回欧洲一次。”凡达克神父就是在这种纪律下工作的。 　　“回欧洲去”他说“其实是不应该的。那对你在这里工作没好处。你第一次到中国来，还不觉得太困难。因为你上学时还是个少年。对世事了解甚少。在学习中了解到的唯一的国家是中国。但是当你回去后，正如我在世界大战期间那样，遇见了本国人民，发现那才是自己人，再回来就更感到困难了。如今每当欧洲人来到，我的心总是转向他们，渴望和他们在一起。但这又不在适。我的心本应向着和我一起工作的中国人。这是我所应该爱的人民，因为我的职责就是爱他们。然而，我的心却转向欧洲，转向比利时。因此我说，一个人为这一使命宣过暂后，再回去是不好的。” 　　凡达克神父几次访问鲍罗廷，后者也作了回访。在无神论者和神秘主义者之间终究还有关于世界和中国的广泛知识作为共同的纽带。凡达克神父展示了几千张他拍摄的汉人和蒙古人的生活照片，讲了不少关于蒙古人的动人故事。他的许多话至今还会在我脑际出现。他的观察是平心静气、宽容而冷静的。“我见过蒙古人喝醉，醉到不能走路的程度。但他们照样骑马，还能奔驰。”“蒙古包上的窗格子是汉人做的。蒙古人一件东西也不会做，一件也不会……”“蒙古人的刑罚很残酷。他们有时将窃贼的双脚砍去，让他们在沙漠中渴死。然而，如果我把法国的刑警制度，包括侦查、法庭、律师和监狱告诉他们，他们会说：‘好人为什么要为惩罚窃贼付这么多钱?干脆把坏人杀掉，岂不既好又省。’” 　　他就这样并无困难地理解和容忍了异族的观点。他会讲许多关于婚姻关系的故事，那是和现代伦理标准完全抵触的。但他只是笑笑说：“不管怎么说，他们的生活非常接近于原始状态，几乎和他们自己的牲畜一样。”除照片外，他还收集中国谚语…“十里之外无真言”——指的是事实真相随着口传而走样…“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机警地暗指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女儿是赔钱货”——表达了中国人的妇女观。 　　他的学识和他对异己观点的宽容态度是如此之深不可测，使我感到奇怪，究竟是什么促使他到中国来当传教士。当我问他时，他惊奇地答道：“怎么，为了改造人民。”为了这一目的，他的遵守纪律。这种纪律比俄国共产党的纪律还要严。他曾宣誓要“贫穷、贞洁和顺从”。要贫穷，意思是，不经上司允许，他不得从任何过路人手里接受一元钱的接济，也不能从比利时的亲友那里接受一包东西。要顺从，意思是未经社团允许，不得发表任何文章，连摄影和地理方面的文章也不行。甚至要采购他从中得到某种娱乐的胶卷和摄影药品也取决于上级的意志。 　　但是，他的随笔却被社团认为值得出版。他的藏书室确实说明，中国天主教会对待传教士的艺术和科学爱好是十分慷慨的。几世纪前的书信集，有关早期天主教先驱者的故事，许多册地理学、地质学和人类学丛书证明他们从事科学研究已有几代人了。我们初次进入宁夏时所经过的渠道就是耶稣会神父们几世纪前的劳动成果。 　　比利时天主教徒在布鲁巴加善(音译)为蒙古人设立了一所教会，离宁夏约有五天路程。在一条长约一百公里的土地上，他们正在教导蒙古人如何耕耘土地。“但是，来了三千名蒙古人，只有一千人愿留下。”凡达克神父说“他们的本性是牧民，对定居生活不容易习惯。而由于风沙不断推进，埋掉整个乡村，我们教会的田地也越种越糟。沙丘曾被柽柳阻挡住，但是贫穷的、管不住的蒙古人却把柽柳砍作燃料，于是防风林遭到了破坏。因此慢慢地，教会也只好撤离。” 　　所有这些失败，凡达克神父都以逆来顺受的态度对待。“有些人认为，一个人在十八岁时就选定自己的生活道路是过早了”他指出“但是所有的生活都有风险，都是在没有足够经验前情况下选定的。在一生之中，人总为自己的早期选择所约束。”后来他提及他改造中国人成为基督教的工作“如果一个人相信，犹如有些人那样，他必须改造世界，那他得发疯。”(我知道他是暗指镇上的耶稣教传教士)“我们不能改造世界”他继续说“基督教不能取胜。但是它还是会继续干。自从公元70年圣汤姆斯到印度传教起，我们就不断地想传播这一宗教。我们永远不会成功，然而我们也永远不会停止。” 　　他相信，往后数年，教会将在中国遭难，尤其是在中心城市。”耶稣教人士把老婆、孩子往沿海地区送，是做得很对的。很幸运，我们没有老婆、孩子。因此，我们不离开岗位。孤单单一个人，这当然不快活，但至少没有人跟你一起遭罪。” 　　尽管凡达克神父等着受迫害，但他却认为中国人从根本上讲是不会改变的。“中国”他说“在各国历史中是独具一格的。所有的国家都发展变化，有兴有衰。但中国却没有过发展变化。她昨天、今天永远是一个样。十六年前成立国民时，农民问我：‘那么今后谁当我们的皇上?’如今，那些梦想革命的青年学生也迟早会为古老的中国所溶化。这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农民只考虑如何干活，他们唯一期望于大自然的是不要挨饿。” 　　我提醒说，现代工业和工厂制度已经传入中国，正在冲击中国的家庭和古老的社会，由此必将引起变化。对此，凡达克神父摇摇手答道：“那是在通商口岸。但那不是中国。有一次几个俄国人想在兰州开办工厂，但失败了。”他尽管有广博的哲学修养，但很不重视经济学理论。 　　鲍罗廷很有兴趣倾听我和凡达克神父之间的谈论。“我喜欢他”他说“我为他难过。一个悲剧人物——上帝的囚徒。” 　　“也许凡达克神父以同样的理由为你感到难过”我大胆地说。 　　“为我难过?为什么?”鲍罗廷问道。 　　“你们都来改造中国，而都失败而归。也许，他认为你，就如你认为他一样，是一个非常聪明有才干的人，但其理论却在中国无情的现实面前碰壁。” 　　“再给我们十年时间，或二十年时间。”鲍罗廷叫道。 　　“是的”我笑道“凡达克神父也把希望寄托于将来。不同的是，他的未来是天堂中的什么，而你的未来是一场中国革命。他不相信你的理想，你也不相信他的。但你们都把当前的失败当作走向未来理想道路上的踏脚石。” 　　宁夏的耶稣教传教士们和凡达克神父截然不同。他们从不互访。神父刚到宁夏时，他的前任曾警告说，拜访费特勒夫妇是徒劳的。他去访问过两次，都因自己是天主教徒而吃了闭门羹。“但我知道”凡达克神父说“费特勒太太是个很和善的妇女。至于费特勒先生，长期住在甘肃影响了他的脾气。他和自己的信徒们也争吵。在传道时，他公然辱骂信徒们和他们的国家。由于中国人讲究至少是表面的礼貌，他的教会分裂成两部分。较大的部分归一名中国福音派传教士管，较小的部分由费特勒先生管。他们的争吵大约发生在去年产生工会的期间。当时冯总司令从莫斯科回来，甘肃省一时思想颇为激进。” 　　凡达克神父关于费特勒太太和娜斯特朗太太待人友好的评价得到了充分证实。她们对我这样的一个过路的美国人如此之友好，使我因无以为报而深感不安。她们经常请我去吃饭，为我洗衣，帮我缝补。她们还让我洗了一个离开汉口以来的第一个热水澡。为了让我尝到家乡味道，她们烘烤了蛋糕和面包。她们拒不接受任何回礼。但当我送她们一些我所买到的美国罐头食品时，她们软下来了。这种友好态度也许部分地是由于遇到一个美国人使她们感到愉快，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她们天生的好心。 　　这种友好纯属个人交往性质。它不延伸到宗教事务方面。在宗教问题上——尤其是费特勒先生——他们都坚守在芝加哥学到的原教旨主义福音派观点，这种观点丝毫不因后来的生活经历而有所改变。他们不可能和凡达克神父作亲密无间的谈话。即使后者不是一个天主教徒，他那胸怀豁达的达观态度，他对蒙古道德和宗教的宽容看法就足以使他们感到这是魔鬼的诱惑。至于对鲍罗廷，他们根本就没打算去拜访。对他们来说，布尔什维克简直就是青面獠牙的鬼怪。 　　出人意料，费特勒先生竟告诉我说，在甘肃很难改造中国人，其原因是这里有完善的灌溉系统，使农民无需依靠老天下雨。“其他地方的人相信‘天老爷’”他对我说“在甘肃，我们指望黄河。”面对实际功效，他的原教旨主义宗教显得逊色了。他还告诉我，最近在甘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时期里，他的两名仆人参加工会之后，他经历了“可怕时期”。 　　“给我们惹麻烦的是一名福音派教徒和我们的厨师”，他说，“冯玉祥从莫斯科回来，工会开始成立。他们的头脑真是发热了。首先，他们要求我提高工资。厨师每月工资三元五角，福音传教士四元，伙食自理。他们提出要加倍，但又分别让价到五元和六元。这就够糟的了，因为我没有这笔预算。接着，他们要求有权在教堂里宣讲三民主义。他们组成‘协进会’，意思是教会和工会不是分裂的，应该协调一致。他们自己花了不少钱，做了一面旗、许多纸卷和标语牌。他们扬言每星期五的四至六时将在教堂里召开会议，让人们自由发言。”费特勒讲到这一在公开讲坛上为调和工会和教会所作的温和的尝试时，语调充满愤慨。 　　“当然我禁止他们。于是他们声称教会的财产不属于我，而属于全体中国基督徒，他们就是其中的成员。他们真的召集了一次有许多人参加的会议。有几个众所周知的鸦片鬼竟被允许在会上发言。”费特勒先生的语气中表现出满腔义愤，“他们宣布下星期五还要开会。我断然拒绝。于是他们在大街上散发传单，称我为帝国主义分子、法利赛人和假先知。我不得不找当局，要求制止这种行动。” 　　在中国行政长官面前举行的听证发生在冯玉祥从支持工会转变为禁止工会的当儿。长官一开始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他到其他城市的官员那里去，出示攻击费特勒先生的传单，向他们讨教。当他半夜回到衙门来时，起诉人还在等着。费特勒先生向我描述了随后的审讯。 　　“长官对我的姓刘的福音传教士说：‘你现在向我们布道吧!你布的是什么福音?’ 　　刘答称：‘我们布讲基督。’ 　　官员问：‘基督是什么人?’ 　　刘答：‘救世主。’” 　　‘哦，假如基督是救世主，那么三民主义是什么?你不是又想布讲三民主义吗?’” 　　刘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那时正是革命时期，三民主义的释义是变化不定的，搞不好会有危险。官员骂他是骗子，应该坐牢。 　　“接着又召见我那姓李的厨子。官员问他在教会干什么活。他答称在厨房干活。官员骂他不该在教堂里演讲。李答道：‘我是教会成员，有权在教堂里发言’官员认为这种说法纯属无礼。他对我说：‘把月底前的工资付给他们，叫他们滚。我一定采取措施，不许他们今后再进入你的住宅和教堂。” 　　厨子和福音传教士要把教会和工会的理想协调起来的梦想终于破灭。每月五六元的菲薄工资，他们不仅要养活全家，还要从中省下钱来印发小册子，买一面旗来提高“协进会”的威信。我纳闷，他们是否知道，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许多幻想者也干过同样的事。难道他们自以为是甘肃唯一的独创人物吗?这以后，他们所热爱的教会暂停了他们的工作，而他们所热爱的工会又被冯总司令下令关闭，虽然当初也是冯自己发动成立的。费特勒先生告诉我，听说那个福音传教士“后来神经受到一点刺激”。这也许不过是教会分裂带来的谣言。如果是真的，其中就含有费特勒先生所没有注意到的人类幻灭的悲剧在内。 　　冯玉祥对基督教的态度特别使费特勒夫妇感兴趣，尤其因为冯是该地区的长官。他们说：“冯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秩序井然的政权。两年前，当他被委派为甘肃省的军事长官后，有钱人都吓得藏起财宝逃跑了。但是，冯的部队在刘将军率领下到来时，唱着赞美诗，纪律严明。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清扫宁夏的街道。然后，他们挖掘街沟，平整路面，还干其他好事。夜间，部队不准上街，他们的品行很好……但当冯从莫斯科回来后，他把布尔什维克的各种观念都带来了。这里建立了工会，发生了学生闹事。现在，所有这些又都停止了。这里的一家日报登载了一些反对蒋介石的文章，冯电令查禁，并把编辑召到河南他那里去。” 　　基督教徒们一度对冯的良好观感已转移到冯的部下张元江身上了。费特勒夫妇讲了张和教堂之间的亲密关系，如何“他每次来访，我们总一起祈祷。”“圣诞节时，他总在教会举行圣诞节晚餐，还给我们一千块钱，施舍给穷人……和我们从报上看到的南方对基督徒的迫害，真是一个正反对照。”……他们惧怕“南方”和它的造反思想，差不多和怕布尔什维克一样。事实上，他们把两者视为一体。 　　在宁夏，有一天早晨，一个年青的蒙古人到总部来送一份长长的红纸，上面写了被邀参加国民党内蒙党部欢迎鲍罗廷宴会的所有人名。于是，我才知道，宁夏虽然不在内蒙古，而只是在它的门口，但国民党认为，在这里建立内蒙古总部更为安全和方便，因为内蒙古的三分之二在张作霖手里。我还获悉，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曾答应给国民党内蒙古党部十万卢布，但迄今为止一分钱也没有收到，现在更不见得会付款。 　　由于财库中一文不名，国民党内蒙古党部通过私人关系借了十五块钱为鲍罗廷举行宴会，“既然他是路过宁夏的最显要的客人。”也是为此理由，他们把红请帖送了一圈，以便弄清楚要接待多少人。对诚心诚意的党部来说，晚餐有点象悲剧。有三四个人已经提前吃过饭，再吃不下多少去。鲍罗廷正有点发烧，只在晚餐开头的一段时间参加。其他三个俄国人迟到了二小时，还有些人根本没有来。因此，这个花了不少心血筹备起来的宴会，尽管有好多道佳肴：汤菜、鸡、鸭、甜食、苹果、桃子，仍然说不上是成功的。 　　主委①的妻子贝夫人是个可爱的人，剪了短发，显示出她的现代化倾向。在男客中应付自如，说明她有能力分担丈夫的活动。宴会后，我访问了她和秘书鲍先生，获知了不少关于内蒙古所处的境况和它的抱负。 　　他们告诉我说，内蒙古共有一百五十个部族，由六个显赫的家族统治着。在沈阳方面的东三省地区有二十四个部族；在甘肃，包括甘肃北面由甘肃管辖的阿拉善地区有三十个部族。其余的散居内蒙古本区。这一区域处于北京西北方向，包括察哈尔、热河和绥远各省。在这些地区，冯玉祥和张作霖之间打了好几年仗。东部的蒙古人最靠近汉人区，生活习惯同汉人一样，定居生活，耕耘土地。其余部分的各部族都是流动牧民，饲养羊马，住在驼毛毡做的圆形帐篷中，叫“蒙古包”。虽然文化落后，但在五十年前创办的学校中也出过一些出色的学生，现为和中国国民党联盟的国民革命党的领袖人物。 　　蒙古的贵族视人民如奴隶。不只是六个望族，各部族首领也都如此。他们把所有的公地都视作私产，卖地所得全归己有，从而使整个部族因缺少牧地而贫穷不堪。贵族们自己则受汉族商人的盘剥。后者以高价出售奢侈品，又以低价买部族的土地。有一句挖苦人的中国谚语说：“你请一个蒙古人来吃饭，他就会吃掉他自己。”由于受到王公们和汉人这样的对待，蒙古人开始起来反抗，要象外蒙古一样搞一场革命。 　　“一九一一年中国的第一次革命时”鲍先生说“我们蒙古又认为这不过是一次汉人反对满人的革命，与我们无关。于是我们开始建立自己的政府。我们成功地为外蒙古得了自治权。外蒙古人民很落后，打仗实际上是靠的内蒙古士兵和武器。我们打败了袁世凯的部队。如果不是日本和俄国干涉，我们本可在内蒙古建立自己的政府。那还是沙俄时代。他们和日本、中国一起举行三强会议，决定内蒙方仍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同意，沙俄部队就会连外蒙古政府也一起摧毁。当时，我们有五万部队，由于那次会议，只得解散了。” 　　这以后，爆发了由各种冒险家发动的一系列叛乱。一位内蒙古领袖组织一万名士兵起来反对张作霖，开始是成功的，但后来失败并被杀了。俄国革命时，一些俄国自卫军在内蒙古建立了一个新的都城。后来在他们和蒙古人之间发生了冲突。白卫军乘夜间动手，把新蒙古政府的所有重要领导人全部杀光，摧毁了这一政府。可见，蒙古不过是大国之间的一只球。 　　五年前，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影响下，开始了目前这场争取自由的运动。一些蒙古学生在北京接着又在张家口举行会议，组成一个民族革命政党，派出代表到库伦和莫斯科去寻求援助。他们宣布的目标是脱离北京而独立，但是愿意参加中国的联邦共和国，有点象俄国北部的联邦。他们不久便成为中国国民党特别是左翼的一个分支。后者的政策允许中国国内的不同民族实行自治。从那时起，这些内蒙古人士就站在冯玉祥一边，和张作霖作战，并于一九二六年冬和冯一起撤退到甘肃。他们从各王公那里征集到六七千部队，但是指望中国盟友提供部队开销的钱没有拿到。王公们召回了部队，只剩一千人继续留在甘肃，有的在冯玉祥部队里，有的在国民党里做党的工作。 　　“我们正期望集中三万人去和张作霖作战”鲍先生说。他吹嘘说，蒙古人可以打败四倍于他们的张作霖部队。“因为我们在平原地带更能忍受艰苦，而汉人却不能……”他补充说，“我们认为内蒙古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它在第三国际的指导之下，因而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不过，他承认，至今为止，他的革命党的主要成员是知识分子和留学生。他们受一种新的民族情绪驱使，盼望能建立一个蒙古国。当我问他革命党打算在摧毁蒙古王公的权力这点上走多远，他的回答是不明确的。他说：“群众已经开始认清，我们是为他们服务的，而王公们则剥削他们。”但他接下去又说：“大多数王公都反对革命，少数人为讨好群众，却企图和革命联合…”明显地，革命党的处境还不能拒绝这类王公的帮助。这是一个民族主义党，主要向群众寻求支持，同时也迫切需要各阶级的帮助。尽管如此，他们纲领中有一项明确的条文是，所有的土地都是公产，不得由王公私自出售。他们的社会纲领也就到此为止，没有再向前跨一步。 　　我很想知道，蒙古人是否会有足够的民族感情为创建一个国家而奋斗。也许，曾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的成吉思汗后代，竟会为中国内战双方去厮杀而导致种族绝灭。在沙皇俄国和日本的角逐中，后来又在白色和红色的俄国之间的斗争中，他们曾经当了工具。现在又在冯玉祥和张作霖之间的战争中被当作工具。这一小群知识分子能唤起这个游牧民族去关心国家利益吗?凡达克神父预言，三百年内，蒙古民族将要消失。两年前，蒙古东北部一个苏联领事也作过同样的预言。他说：“他们不想学习，他们无意于作为一个民族而生存。没有一个蒙古人关心蒙古民族。” 　　这里，在遥远的宁夏，这个蒙古流民聚集的中国贸易集市成了议论民族革命的蒙古人的小小前哨阵地。外界几乎没有人知道他门。蒙古人真的是事关紧要的吗?他们会有所作为吗?我将在继续向北去的旅程中，在过去叫库伦现名乌兰巴托(红色巨人之城)的外蒙古共和国政府所在地，找到部分答案。 　　① 国民党地方党部主任委员，简称“主委”。——著作注 　　 斯特朗文集（2）/（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郭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