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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革命党和活佛为争夺蒙古而斗争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郭鸿等

乌兰巴托市过去叫库伦，现在是革命政府重新命名的，意为“红色巨人”。它处在四面环山的盆地中，位置在一条山溪的两岸，风景优美。寺院的金顶在清湛的蓝天下与背后的山壁相切。即便靠近城市细看，其优美也丝毫不会减色。尽管不整洁，野狗出没，到处是尘土和疾病，它仍然是迷人的。这是个两种文化、两种生活哲学交锋的地方。 　　在城市北面的山上，矗立着甘东(译音)的多层建筑。甘东是蒙古佛教经院中心。那里有一万名学生，要花半生时间攻读一种哲学和宗教。这种哲学和宗教教诲他们，尘世的一切是虚幻的。在城市南位于到处是灰尘的开阔平原上的是人民宫的绿色圆顶，象征牧民的圆形蒙古包。这是个巨型蒙古包，可容一千人，供革命党和政府召开大会之用，也给青年革命联盟当舞台演出剧目。这两股力量互相竞争，争夺蒙古人民的拥护。 　　我进城时所看到的那种对比，平原上散布着成百的帐篷，其间矗立着飞机场和无线电站，实际上是这座城市不同生活面貌的写照。在既肮又乱的街道上奔驰着汽车和卡车，汽油箱上的标记说明来自苏联的石油辛迪加。汽车群中，又有蒙古牧人骑马而过。有的身穿全套桔红色袍子，胯下是紫色坐鞍，头上是白色帽子，腰佩黄绿色飘带。有的服装颜色则是鲜明的蓝、红或绿色。缓缓而行的是一长列牛车，由一名车夫带领，车之间由绳索联结。 　　人民宫所在的巨大的中心广场，两边面对面地展示出两种互相竞争的团社。一边是一长排转经筒，长约二百米。每个转经筒都置于一所风雨剥蚀的棚屋内。在一个不虔诚的美国人眼里，这种棚屋象个厕所。从棚屋里走进走出的是喇嘛们、和尚们。他们身穿深红的宽大外袍，因多年的风雨已经褪色，在破旧的小屋里转动那些转经筒，转了一个又转另一个。这就会象用深奥的古梵语和藏语背诵铭刻在那里的经文一样得福。这一排转经筒后面的小屋是定居的喇嘛和香客们住的。它们也是木头的。这一大片面积达数亩之多。在这些破烂不堪的小屋后面，矗立着萨尔素寺院的中央庙堂。线条优美的金顶闪闪发光，同周围的破旧形成鲜明对照。 　　越过这尘土飞扬的不整洁的巨大广场，另一个蒙古正在诞生。人民宫呈蒙古包形状，这表明新政府是由牧民来实行统治的。此时她正在为当天下午召开年度党代表大会作准备。新的蒙古国家银行在三年之中创建了稳定的国家通货，因此戈壁边远地区的牧民已经接受它发行的纸币，再不用原先那种使用时必须分成条块的银元宝了。它的屋顶上飘扬着一面红旗，与喇嘛的袈裟昂然对立。中心商店及在六年间逐渐完善起来的蒙古合作贸易公司的办事机构——具有一百多个分公司和五十多个分销亭每年交易额达一千万卢布——坐落于广场一角，设在一所完全欧式的灰色砖砌房屋中，低矮而丑陋。星期六早市上正进行着城郊之间的贸易，使这里拥挤不堪。 　　然而，时不时有一位香客(或流浪汉)离开市场，蹒蹒跚跚地走向转经筒，间或有梳着用胶粘起的大发髻戴着金银首饰的妇女离开合作贸易公司前的晨市贸易的人群，扑向地面，脸贴着通往寺庙的道路的尘土，以身量地，爬向庙中神坛，朝拜着，以求得安慰或者宽恕。一方面是银行、贸易公司、人民议会以及崭新的西方经济文化的其他一切代表，另一方面是红袍喇嘛、小修道院和转经筒，它们宣称进步与进化纯属虚幻，而人的尘世欲望是邪恶的。这两股力量正在争夺蒙古人的灵魂。 　　在市场和中国地界商店的后面，在斜坡之上的远处，耸立着第二个寺院——甘东，这是攻读佛教的最高学府。在那里，求知心切的蒙古青年要用二十二年时间来完成他们的哲学学习，然后可能学习密宗教义，而密宗又认为全部哲学都是徒托空言。在上述两所寺院中，尤其是在甘东，除了中央的菩萨像四周有放在大玻璃橱中的数千个神像外，还有人们天天在顶礼膜拜的现世活佛。散处在蒙古各地寺院中，约有六十名活佛。他们为了替人行善，抛弃天堂的极乐世界，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大地，因而驰名人间。仅仅三年前，他们在这个专制的神权国家中，不仅是世俗统治者，而且是精神统治者。他们的首领博格达汗是自神圣罗马帝国以来人世间最为至高无上的杰出统治者。他不仅是独裁者和宗教首脑，自身就是主宰臣民的神。而现在，这些占蒙古男性公民一半的活佛与其全体喇嘛，连参加投票的最起码政治权利都没有了。他们已被几乎全是由牧人组成的人民革命党剥夺了。前博格达汗的华丽冬宫现已成为国立博物馆，而夏宫则成为培训蒙古青年的政治学校。 　　蒙古面积有德国、法国和英国加在一起一样大，人口不到一百万。无人知道究竟有多少，因为是游牧人，隐瞒了户口、畜群的数字，不情愿受到查询。疾病的侵袭是如此之多，直到最近，科学家们才使他们免于在向文明进军之前就已灭绝。过去几年中，在革命政府领导下，开始培植起一种民族意识，促使他们向西方学习，以求生存。不仅西方物质文明和为世人唾弃的古老的佛教观点展开了竞争，西方医药也和藏医发生了冲突，西方的地理学和技术科学也开始打进学校之门。 　　那些认为俄国落后的人会惊奇地发现，在蒙古，俄国成了西方文化的体现者。地球是圆的，在显微镜下一滴水中含有密密麻麻的生物，这些是从俄国学来的。第一张世界地图，教室里的第一批简单的理化仪器，头一回学到的有关现代银行和工业的知识，是从俄国或通过俄国从德国来的。一个由许多专家组成的大型医疗先遣队，准备以一年时间向蒙古的三大疾病——兽疫、眼疾和梅毒开战，是由俄国的卫生人民委员会派来的。尽管这样，领导权仍然掌握在蒙古官员手中。培训蒙古青年成为专家的工作正在加速进行。他们不仅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伊尔库斯克，而且在法国和德国学习。 　　一天下午，我和一位俄国朋友一起到乌兰巴托部分地区去溜溜看看。城里约有八万居民，其中中国人约三万，俄国人四千，普通蒙古人三万，余下一万六千人是两所大寺院中的蒙古和尚。城里有一个俄国区，内有两家旅馆，既简陋又不卫生。中国区到处是廉价商品零售店。有许多条小溪穿过满是尘土的街道，所以在主要市场那里也有许多桥梁。 　　花一块中国银元，就得以参观甘东最神圣的庙堂，内中有一名穿红袍的低级喇嘛在看管。我们在暗淡的光线中，看到一尊巨大菩萨的形体，肯定有三十公尺高，安放在黄铜锻造、状如荷花的座中，直径有十五公尺。菩萨有四条手臂，两眉之间镶有一块大如水桶的黄玉石。庙柱挂着五彩缤纷的许多丝织挂幡。金色、浅紫色、蓝灰色、猩红色以及绿色的都有。幡上面有许多淡金色的贴纸，写着神圣的祷文，这是虔诚的香客的贡奉。满插孔雀羽或绢制假花的奇异古瓶，以及珍奇的屏风，很明显地也是香客的施舍。数以千计的佛像画装在玻璃柜内遍布庙墙。人们告诉我，仅仅这个庙中就有六万以上这样的小神灵。 　　当我们走到庙外，向导指点给我看神山，这是一座很高的、圆形的山，耸立在城市上空。山顶长满黄落叶松和暗绿色的松树。他告诉我，这座山底部直径有二十公里，在蒙古，它被视为如此神圣，凡在看得见它的地方就不能杀生。即令在乌兰巴托被处死刑的罪犯也必须带到看不见神山的地方去行刑。山上的树林是各种野兽出没之处，不得猎取。 　　几天后，我到人民宫去参观人民革命党的议会，它在一切方面都和佛寺形成强烈对比。只有一点是例外，它同样喜爱鲜艳的颜色。在其他方面，这些牧民代表也许显得比较现代化，但他们的服装却仍然是色彩多样的蒙古服。在人民宫的走廊上，两位妇女代表在行走，一位是年青漂亮的姑娘，穿一件深玫瑰红色的袍子，佩带艳蓝色飘带，黑发上束着玫瑰色带子。另一位较年长的妇女，穿一件有黄色飘带的古铜色长袍。男人服装也同样色彩斑斓。一位梳短发髻(和老式的蒙古妇女梳的高发髻完全不同)、黄袍姑娘正和一名男子谈话。这位男子穿着一身鲜蓝的丝绒衣服，带绿色飘带。甚至可尊敬的教育部长巴托肯巴穿戴褐色服装和淡绿色飘带。而人民革命党的主席唐巴道奇微笑着走来，穿一身朴素浅灰色袍子，围着一条宽大的黄色腰带。 　　人民宫外边，一队蒙古士兵带着好多面鼓来欢迎代表们。绿色大圆顶上，飘扬着标有蒙古国徽的大红旗。在大厅的代表人群中，竖着海报牌子，通告党代会后的几周里将放映些什么电影。都是美国电影，显得特别不调和。“炽热的心”讲的是好莱坞式的爱情故事，和蒙古人的游牧生活是根本不相容的。即使是“沙漠骑手”，看起来似乎不合适，但海报上的画面却是一名美国牛仔从火车头奔驰的铁轨上，背下一个昏过去的姑娘。将要观看这部电影的蒙古青年中甚至很少有人见过火车头的，它对他们来说比之故事情节本身更有吸引力。 　　代表们并未把人民宫大圆厅坐满。他们身着紫色、玫瑰红、桔色、灰绿色、栗、淡紫色袍子，在大厅的昏暗光线中混成一种柔和的和谐调的色彩。三张大红桌分三面排列在台上，形成一面向观众的矩形的三个边。一位身穿栗色丝织长袍的代表提名斯大林为大会名誉主席。乐队奏起带蒙古味的国际歌，曲调比原作显得更有精神。在场的鲍罗廷和蒙古—布里亚特共和国的伊尔巴诺夫也被选为名誉主席。 　　共产国际代表首先致了贺辞，向牧民们讲解了国际形势、中国大革命发生的叛变和日本对满洲的阴谋。这是沉闷的演说。它只可能吸引那些头脑比较复杂的听众，而不是这些刚组成国家的牧民。他接着解释，为什么共产国际迄今认为在蒙古建立共产党是不够明智的，而这是许多干劲十足的蒙古人显然在盼望着的。他又解释，蒙古没有作为建党基础的无产阶级。共产国际，以劳动牧民为基础，可以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政党——人民革命党，由它领导蒙古的劳动大众走向社会主义。看来，蒙古又将增加一个独一无二的特色，即它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国家，在这里共产国际不想建立共产党。 　　不管怎么说，即使没有党，共产国际依然有巨大影响。这里无论是谁，一提到共产国际代表阿玛加叶夫，就认为他是蒙古革命最有权威的人。确实，正是他使我最全面地了解到蒙古国民革命的全貌，它的成长及面临的问题。他追溯到古代，从蒙古的伟大的往昔讲起，然后讲到在中国长期统治下所受压迫，再讲到二十年前开始的革命运动。 　　“在往昔，”阿玛加叶夫说，“蒙古形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八百年前，甚至入侵过欧洲。但最近几世纪，我们是在皇朝的统治下。满清蓄意要同代蒙古、和蒙古王公们结成姻亲。他们扶助佛教进入蒙古。他们建造这些大庙，将蒙古喇嘛的统治强加在人民头上。蒙古人民身负三重枷锁——满清的统治、蒙古王公的神权、中国商人的经济盘剥。普通牧人无任何权利可言。中国商人终于通过放债占有了蒙古全部财物及其牲畜的一半。 　　蒙古的习俗中，有两个条件促进了这种经济盘剥。首先是蒙古的王公们(在西方人的眼里，称之为酋长更恰当)享有无限的权力。按照部族的规矩，他们统治着所有人的土地。于是他们便以为，这种统治权意味着一切就是他们的私产，他们有权出售部族的土地去抵个人债务。每年他们都要去北京向皇帝进贡。在那里，狡黠的中国商人盛情款待请他们参加豪华的宴会，载回华丽的礼品。许多人回蒙古后就将部族的土地抵押给中国资本家，用以抵尝他们所购买的奢侈品。 　　第二项有利于中国商人盘剥我们的蒙古习俗，是老的部族规矩，群体中任何人欠债都由集体共同负责。任何一个蒙古人，受到中国商人的欺诈，他的债务就变成全体成员的负担。于是中国商人占了许多土地，再转售给中国移民。后者已占有了我们的原先领土的很大一部分。甚至在外蒙古，那里更适宜放牧牲畜而不适宜定居，中国商人通过放债已控制牲畜的一半。 　　“俄国的一九〇五年革命，尤其是中国的一九一一年革命，独立自主的新思想传入蒙古。一九一三年，我们从软弱的中华民国手中争得了自治，这一自治受到中国、蒙古、俄国三方面的保证。这对普通牧人来说是毫无利益的。因为权力完全过渡到庙堂的王公手中，他们是宗教和国家的双重统治者。最高权力归博格达汗，他是约六十名活佛的首领。他反动透顶，对于按照西方那样建立现代学校的初步尝试也予以压制。这种探索在满清统治时期就开始了。他只需要庙宇学校。群众开始看清了，这些封建的僧侣王公根本无力为蒙古人民组织起经济生活。” 　　当世界大战和革命削弱了蒙古自治的保证人俄国后，一名中国冒险家，名叫“小徐”的将军，在安福系，可能还有日本的怂恿下侵入外蒙古，占领库伦，强迫政府的封建首脑签署宣言，废除蒙古自治。这在全国使博格达汗及其封建集团的威信扫地，因为他们在全体人民面前暴露了自身面对中国侵略者时束手无策。 　　“中国的入侵者十分专横，”我的情况介绍人继续说，“他们的士兵每周要吃掉我们几千头牲畜。于是开始了真正的群众运动了，牧民的运动。它既反对中国入侵者，又反对蒙古的王公们。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小国应享有权利的观念也开始影响我们。很快，我们就建立起一支很大游击部队。我们决定求助于共产国际。后者一开始就帮助我们。宣布取消自治不到一年，我们就有了一支和中国作战的军队了。” 　　当时远处的俄国内战也影响到蒙古。俄国红军在远东击退谢米诺夫。这一胜利的后果之一是，打败了的君主主义者尤琴男爵进入库伦，自封为一个“为蒙古独立而战”的政党领袖。待到他打败徐将军，革命团体组织起来了，又反过来打败他，并清除掉形形色色的中国匪帮和俄国君主主义分子。 　　蒙古政府不是共产主义者，蒙古革命也和俄国根本不同。革命党深知佛教僧侣的势力，为了维护国内的统一战线，一开始就邀请博格达汗担任立宪君主。只是经过三年不断的密谋和反密谋的较量，其间博格达汗总是企图阻挠或破坏新政府的所有法令，新政府才撤消了他的办事机构。老博格达汗死了，新政府不想再任命另一名了。但蒙古政府不想废掉王公或没收其财产。新政府满足于征取分级所得税，认为这样做效益可能是相同的。过去，王公们是不交税的，相反他们视公共财物为私产，随心所欲地收税。现在，他们必须交税，还得为使用邮政和交通付钱。他们的权力正在迅速削弱，因为蒙古人财富就是他的全部牲畜，而它是随季节不同而变化的。 　　新政府通过了两项革命性法令，反映了全体人民的意愿。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王公们不得用作抵偿个人债务。取缔一切公私外债。作为一项国家策略，这是十分有利的。受牵涉的中国债权人只是北京少数大商店，在中国当今普遍的经济混乱中，他们的呼声无人注意。相反，负债累累、饥寒交迫的蒙古牧民拥有了自己的牲畜，不再欠中国商人的债了。不管牧民的宗教归属是什么，从经济上说，牧民们从这一时刻起就效忠于国民革命政府了。 　　蒙古革命党的又一项英明决策是不强迫单纯的牧民在他的宗教信仰和新政府之间作什么取合。当取缔喇嘛对财产和教育的统治权时，他们并不攻击佛教信仰。事实上，绝大多数政府部长都是理论上的佛教徒。“为了振兴‘更纯洁的佛教’。我们不可能攻击佛教。我们的目标是削弱喇嘛的影响，办法是回溯佛教原旨。这些教导不承财产、寺庙以及喇嘛们搞起来的这一套象征仪式和权力的装饰物。我们剥夺喇嘛们的政治权利。他们不工作，就不给予选举权。我们还象对待其他公民那样向他们征税。” 　　“但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他补充道，“因为三百年来，尊敬喇嘛成了习俗，六年时间是改变不过来的。 　　在经济事务中，蒙古新政府在它诞生后的最初几年来取得辉煌进展。它建立了一所国家银行，一所贸易合作社和许多工厂。遍布各地的兽医站开始进行牲畜保健工作，通过了新的婚姻法。开设了小学。这些成就将在后面的篇章进一步论述到。我在这里仅想提到的是，政府的政策首先是改善牛羊的育种繁殖。其次是建立以畜牧为基础的小工业诸如鞣革、毛织等。同时，通过实验田，调查弄清究竟有多少土地宜于定居进行农业生产。八百年前在成吉思汗率领下蒙古强大到了可以征服半个欧洲，但以后就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逐渐衰落。我们将会看到他们的复兴以及他们如何改造自己以适应现代世界。 　　在乌兰巴托的第一个周末，我们旅行队发生了不幸。由彼德罗夫和卡莱诺夫同志率领的骆驼行李队还远远地滞留在戈壁滩上。已从乌兰巴托派了几辆卡车去接应他们。他们掉在后边有一周的路程。正期待他们来到时，一辆小汽车昼夜不停地以最快速度开到这里，来报告发生了意外事件，同时接走一位医生。原来，派去的三辆汽车疾驰追猎黄羊。卡莱诺夫和其他一些人乘坐最后一辆汽车。在追踪一只黄羊时司机想要转弯，但方向盘失灵，翻了车，把卡莱诺夫压在底下拖了一段路，在医生赶到之前便死了。四个中国人受了伤，被送进乌兰巴托的医院。卡莱诺夫留下妻子儿女在法国。在这次旅途的所有同志中，他是最为强壮、快活和友好的一个。 　　乌兰巴托没有一家花店，只是在我们旅馆的小花园里有些盆栽花木，我们就从这儿弄来了一些花，做了一个花圈，为卡莱诺夫送葬。我们上午十一时离开旅馆，跟随着覆盖红布的灵棺。在我们后面是一个蒙古乐队，由一个俄国人指挥，奏着革命葬礼进行曲。我想起六年前，在那受饥馑困扰的萨马拉城，为那些与瘟疫作斗争而牺牲的俄国同志举行葬礼时，第一次听到这支乐曲。在萨马拉和这儿，乐队同样地简陋，而且演奏拙劣。但奏起的乐曲是相同的。在莫斯科举行的盛大革命集会，都以它开始。是时，俄国的工农群众默然起立，追思那些在这广阔的大地上为革命献身的死者。在这些人中间，也有卡莱诺夫。 　　时不时地，风沙暴起，包围着我们，完全遮住了视界，看不见高山平地。我们这一小群人，连同我们的死者，顶风而行。然而，尘暴就会过去，我们又会看到蒙古的平原，高耸立、背衬蓝天的神山以及身后的乌兰巴托的塔群。偶尔有一位蒙古牧民被我们的送葬队吸引(因为蒙古没有这样的葬礼)，来到近前，凝视一会儿，然后又驰过平原而去。 　　当我们走过坐落在乌兰巴托城外的苏联公使馆时，公使馆卫兵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很快就到达俄国人墓地。在遍布于地的坟地中，有一座倾圮的教堂，孑立在青空之下。塔卡诺夫同志代表苏俄、陈丕士代表中国人，致了悼词。俄国卫兵和远征队的同志们站立举手，以示致敬。然后，坟头上堆起土来，成了土墩，放上花圈。那花朵已经因太阳和尘土而枯萎了。葬礼真正是国际性的：一个法国的儿子将他的生命献给了中国，由俄国人和蒙古人将他葬在蒙古草原上。 　　 斯特朗文集（2）/（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郭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