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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赤色地区的崛起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郭鸿等

虽然蒋和武汉政府的领导者们接踵“下车”，革命列车继续前行。在众多军阀及其同伙地主、豪绅与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中国人民遍体鳞伤；但革命仍然在继续，这是因为，欲罢不能。工农大众要活命，不变革现存局面就活不下去。革命之所以继续也是由于革命者的自觉。在国民革命那一段短暂时期里，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获得了方法与组织工作上的经验，学到了如何将个别的暴动发展为真正的革命。 　　江西、湖南的农民领袖们分散开来藏进深山。上海、广州的工人领袖们也都隐蔽起来，不然要是被捕就会遭到苦刑与枪毙。铁军中的几千人从唐生智对蒋的个人争斗中分裂出来，夺路南下，以占领汕头一举震动世界，随后便消失于广阔内地的暗影之中。它们是以广大群众的要求为基础的生动力量，所以它们又慢慢地坚定地重行集聚起来，治好创伤，开始一场新的革命。 　　被搞得头昏眼花的农民，一上来只知道以“民权”的名义去对付反动派军队，以保卫自己的民仓、民庭与民学，这都是人民在北伐的有利形势下创建起来的。随即大家便看清了，原来国民党本身已经落在反动军阀手心里，于是群众就以苏维埃的名义而战了。被迫转入地下的中共、中华总工会，在工厂和农村中组织了许多秘密支部。他们派出工人与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组织了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间席卷全国的暴动。起初，起义群众用来同新的压迫者作战的不过是大刀长矛与锄头棍棒。妇女也同男子并肩战斗。通过购买、缴获或是起义军队的加入，逐步拥有了步枪、手枪与手提机关枪。现在，他们自称为红军了。 　　等到某个地方集聚了足够的革命力量，他们就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这也就形成了政权。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第一个这样的地方苏维埃政权建立于邻近广州的海陆丰。它就是海陆丰苏维埃。一个月之后，又有广州公社继之而起。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三时三十分，革命者的怒吼与枪声再一次震撼了国民革命的摇篮广州城。三千四百名政治犯出狱投入战斗。激战两小时，无产者占领了城区大部。同一天早晨，在五时与六时之间，举行了工农兵代表会议，有十七位代表参加。他们是暴动前夕从各个组织中推选出来的。会议发布了宣言，次日在规模宏大的群众大会上通过。大会以如雷掌声宣告苏维埃在中国的诞生。 　　不到三天，广州公社淹没于血泊之中。从一开始，反动派军队就以六对一的优势超过革命一方，在中、外军舰支援下反扑过来。海陆丰农民援军未能如期赶到。挂着英国国旗的商船却运来了国民党军。英舰莫洛号与美国巡洋舰沙克拉曼托号也这样干了。日本海军登陆攻打红军，阻挠它攻取江边战略要点。类似这样的中外武装联合行动，在以后几个阶段又公然重演。 　　生命虽然短促，广州公社却打开了革命新局面。据估计，被镇压者——大多数在战事结束之后——约有五千至五千七百人。公社宣布的纲领广为传播，成为新的战斗号角。其中包括了在贫苦农民中平分大地主的田地，大工业收归国有，还有八小时工作制、社会保险、禁止人身奴役与雇用童工等一系列社会法令。后来，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在华中、华南各地以苏维埃名义举行的工农起义中，都曾提出这样的纲领。 　　一九二八年春，朱、毛红军会师湘赣边，组成湘赣边界苏维埃，包括了七个县的地区。建立了一所军校、一个兵工厂和几所医院等等。在边界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着手对现已称为红军的部队进行训练。到了一九三〇年，已建立苏维埃的省份超过十个。红军号称十万。国民党估计的数字为六万。一九三〇年夏，红军攻下了湖南首府长沙。这样也就进入了外国炮舰的火力范围。一如在广州那样，红军被舰炮击退。英、法、意、日都帮了国民党的忙。当地军阀何键又回来了。虽然红军已经撤退，他却为了报复在长沙屠杀了四五千人。 　　打下长沙一事使中外各方的注意力集中到中国苏维埃。外国政府要求蒋必须摧毁苏区，才认可其对全中国的统治。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南京政府发动了剿共的首次主要攻势。十万国军开进苏区。但进入苏区没多远就被包围，几乎全军覆没。一九三一年四月，南京政府国防部长指挥了第二次围剿。红军再次包围并击溃了敌军，缴枪数千，还缴获大量弹药、给养、银元与医疗用品。 　　几乎是立即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一九三一年夏，由蒋亲自出马。据称他这次带领了三十五万人马。他深入苏区夷平了好几百个村庄镇市。据官方消息说：“摧毁了共党政治中心东固镇上的所有设施，包括银行、军校与机关。”但是——仍援引国民党承认的资料——“红军实行反击。国军必须转移，已获战果几乎全盘丧失”。我们从其他来源中了解到，十一月，南京方面的三十二路军共三万人投向共方，开创了国民党军起义的先例，尔后这种事便不断发生。 　　从一开始，国民党就害怕红军的宣传甚于子弹。连乔治·索柯尔斯基这样坚决反共的记者也写道：“靠军事力量的确消灭不了红军。因为红军一走，跟着就来了农民。蒋军打到前面去了，背后却出现了武装的农民。蒋军只得举手投降，而共党获得了武器弹药。每当蒋军精疲力尽地赶到朱、毛军队占领的某地时，往往发现，红军已经转移了。然而他们却已经成功地开展了活动，扩大宣传了打倒国民党，分田地、取消苛捐杂税等主张，甚至连蒋军也受到这种宣传的影响。因为这些兵士也是农家子弟。” 　　索柯尔斯基还在另一文中补充说：“红军通过分田地，创造了一个小小的自耕农阶级。这一阶级的和平人民对共产党抱欢迎态度。地主豪绅遭到清算。农民劳动者则感到日子比几十年来好过得多。”……红军何以受到欢迎，没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解释了。 　　至于那宣传鼓动的方式，艾格尼斯·史沫特莱这位热诚能干的美国作家有过鲜明生动的描述。近年来她冒着莫大的危险在上海向地下党人搜集了第一手的材料。“大多数国民党士兵也是贫苦农民出身，在战斗间歇或是夜色朦胧中，苏区群众，包括男、女、少年们，便朝兵士喊话了：‘白军弟兄们，干吗替他们打仗呢?我们是穷苦的工农，是为了你们的利益才打仗的!土地分给农民和兵士!取消佃租，取消放债，取消捐税!弟兄们过来吧!拖枪过来，未革命打仗!’就是这种宣传鼓动，造成了整师整师的国民党军投向了红军。” 　　正当第三次围剿接近失败之时，日军开进了满洲。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蒋所作的抉择是宣布对日“不抵抗”。他要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加上向列强借用的力量，同他早就公开宣布为最大危险的赤色地区作战。苏区随即发出了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呼吁。蒋对此置之不理。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在江西中央苏区首都瑞金举行。大会宣布：一年半以前，也即一九三〇年五月，来自全国各地的地下群众组织的代表，曾在上海秘密举行会议，进行了规划，草拟了法令。本次大会原定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一日召开，由于蒋的三次围剿推迟了近一年之久。 　　六百多位代表来自各苏区。与会者还有国民党统治区地下群众组织代表。建立了一个临时中央政府。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为军队首脑。通过了一部宪法和一系列法令。大会宣布自己的政权是工农民主专政，其目标是摧毁一切封建残余，消灭军阀势力，统一全中国，有步骤地限制资本主义发展，建立国有经济，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发展组织，团结贫苦农民，以实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转变。苏维埃被赋予权力。其代表由全体劳动人民选出。只有约占总人口百分之四的地主、军阀、资本家被剥夺了此项权利。 　　新的土地法宣布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劳动法令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经济法规准许经营私人贸易与小型工厂，鼓励建立消费合作社，可以免税。财政法规取缔债券与人身抵押。制定了一项单一的累进税，对富有者课以重税。婚姻法禁止一夫多妻与强迫婚姻，把结婚年龄定为男二十女十八岁。以上所举，仅仅是这部进步的现代化法律的一个摘要。它的全部文字足足有一百个印张那么长。 　　与此同时，日本正在直接入侵上海，以此来试探南京“不抵抗”到何种程度。十九路军英勇抵抗，却遭到蒋的破坏。蒋企图将国家分裂无法抗御外侵归罪于苏维埃。说什么“当务之急在于恢复国家之统一”。苏维埃立即再次提出结成统一战线的建议作为回答，表示愿与任何对日作战的力量联合抗日。这一宣言在全国人民中激起了如此广泛的影响，因此蒋威胁要处死任何胆敢主张要抗日不要剿共的人。自此以后，宣传抗日被列为宣传赤化的罪行。 　　一九三二年夏，国民党政府调动了百万大军，并非北上抗日而是南下攻打苏区。美制飞机参加中国内战，轰炸了乡村。第四次围剿毁灭了鄂豫皖边界的苏区。但那里的红军有半数向西进入四川。四川农民以起义迎接红军，于是建立了四川苏区。此后有两年半之久它是各苏区的中心。 　　一九三二年末，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华苏维埃的威力。李顿向国联的报告书中这样写道：中国的共产主义已成为国民政府的真正对手。它有自己的法律、军队、政府，有自己活动的领域。 　　那时期，凡有关中华苏维埃的消息，差不多都是透过其敌方宣传才为世所知。没有一个外国人能通过南京政府的封锁进入苏区。史沫特莱从偶尔来到上海的革命战士那里辛勤搜集了苏区的情况——历史将感谢她的工作。除此之外，人们所知的仅仅是那些偶尔到过苏区的传教士，道听途说的片段情况。再就只有官方宣传了。但是从敌对方面评论的字里行间，苏区斗争的特点终于形成了一幅图画。 　　我们看到：“谷物都被征收，再按低得可笑的价格出售，以显示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倒霉的农夫受到掠夺，只准留足口粮与种子。为了压低米价，不准粮食出口。这一措施在城镇居民中是得人心的，但生产者感到吃亏而不满。赤区与国统区的粮价高低悬殊，共党以此为口实攻击政府。”其实任何一个到过中国农村的人，哪怕只是匆匆一瞥，都明白所谓有利可得的“生产者”不过是极少数人。而广大农民对于“留足口粮与种子”倒是会大为满意的。 　　从同一作者的文章里，可以得知红军的战略战术。作者写到红军“善于伪装来对付空袭。他们头顶绿色大草环，安坐不动。从空中俯视，就象一片树林子。”又说，空军只知道红军大概就在这下面，于是便向树林投弹。作者还叙述了红军并不去攻打白区，而是等着敌人进入苏区再打。“他们动员农民工人和妇女开展对敌宣传，瓦解国军士气”。还“利用民众扰乱我军，在山头遍插红旗，或是大吹号角。共军执行命令是如此认真而又有效，因此很难去同他们争论……”透视所有这些说法，隐然出现了一幅人民为保卫家园而战的生动画面。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美国左翼刊物)《新民主》以引自“敌对方面的证词”为依据，给中国赤区勾画了一幅粗略的图画：“共产党人保持着一个稳定的政权，发行纸币的银行和军工厂。还有一套教育制度。它在推行普及教育方面有很大进展……国民党军队一到，这一切就都垮了。然而红军跑掉了!……外国记者被邀请参观曾被‘共匪盘踞之地’，令人吃惊的是，即使已遭入侵国军的蹂躏，苏区还是要比军阀治下的邻区繁荣得多。庄稼收获量要高些。捐税要轻些，甚至河堤也高得多。” 　　将近一九三三年时，蒋感到必须鼓起勇气打一场殊死的持久战。他聘请德国法西斯将领冯·塞克特与大约七十名其他德国军官当顾问，策划这一战役。他又从美国弄到一笔五千万美金的棉麦借款。其中一部分用来向日本买了枪炮。还向美国贷款四千万美元，用以建立现代化空军。如果他意在对付日本的入侵，此种准备也可说是够认真的了。不是那么回事!这是为了打一场决定性的持久战，以图消灭战斗着的工农政权，为了对付苏维埃，蒋甘心求助任何对中国不怀好意的帝国主义。 　　环绕赤区筑起一道漫长的封锁圈。任何物资不得通过。精锐部队缓慢然而逐步地向圈内渗透。前进道路已经预先修筑好了。采取一种所谓碉堡政策来巩固已占领的阵地。同时对占领区农民实行所谓“复兴”与“整肃”工作。这一切便是蒋所精心策划的。指挥这一切的大本营，设在江西省府南昌。 　　汤良礼(译音)想对外国人证明此次战役的重大，写道：“一九三三年约有二百多万军队通过南昌，大多数由汽车载运”。同样是为了夸耀，他还历数了其他成就：“一九三三年一月，八千共匪被歼于金溪。三月的一次激战中歼灭四千。十月又有七千被歼于资溪之役……”我想，在文章里用到“匪”这一字眼来叙述对几千人的大屠杀，这还是第一次看到! 　　中国人从此更加把蒋看透了，因为他越发依赖外援了。南京政府的官方宣传公然表露出讨好外国主子的意向，简直令人惊讶! 　　凡是看过汤良礼《镇压赤匪》一书的，不可能看不出这是说给谁听的。它是想证明给帝国主义看，即使还说不上已经成功，南京的确是在卖力甚至是在拼命地反共。因为蒋只有证明了自己是顶有用顶有效率的镇压工具，才可指望继续得到承认，拿到借款。 　　蒋指望列强赏识他那“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战役”的宏大计划：“集中了两万青年的训练营，特将山地作战列入训练科目。一所很大的南昌机场，辅以十二个前方站。向每个战区派设了中心电台。三十万大军。一百五十架飞机。所有必需的交通工具。红十字会医院，急救站。”唯恐如此卖力还遭到忽视，汤竟厚颜无耻地点出：“由于那种视外患重于内乱的倾向，外国观察家似曾以为，共党的威胁无足轻重，但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政策的实行，消除了他们的疑惑。” 　　汤还扬扬得意地描写了经济封锁是如何严密，赤区怎样因为缺盐而受困。缺粮、缺少军需物资使他们的情况恶化。棉衣也缺乏。然而他又描画了“复兴”占领区的那一套办法：“修筑公路，劳力由地方官吏从共俘营中取得补充。”这些人“每日津贴四毛作为工资”。换言之除了管饭别无所得。佃租由官吏重行规定。配合的措施是从空中摄影测量田地的四至，防止赤匪今后再将田契焚毁。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一套监视与控制人民的保甲制。每户发个牌子，上有户长与男丁的名字。十户一甲，十甲一保。通过这一组织“按月清查户口，使不逞之徒难以混入。” 　　虽然披露了如此庞大的计划与兵力，一九三三年过去了，收效甚微，弄得南京政府更加丢脸。虽说也消灭了许多共军，但后者却不断从农民中得到补充。 　　中华苏维埃对苏区建设成就作了如下报道：“到一九三四年初为止，在击退五次围剿后苏维埃政权开始全面发展。苏区扩大了。苏区的经济与文化教育工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引起重视。春耕秋种进展顺利。合作社发展迅速。收成良好。严格执行了税收政策。币值稳定。这一切提高了苏维埃的威信。”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人们第一次获得了有关苏区情况的正式报道。 　　有关此次大会的报道是一份激动人心的文件。在敌军封锁线里面开会的人正是那些被诬为“共匪”的人。上午六时，中央广场举行了三个小时的阅兵式。朱、毛以苏区广大群众的名义向红军致以革命的敬意。会场布置了大红标语，上写着：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毛宣布大会开始，乐队奏乐。 　　七百多位代表同一千五百位来宾挤满了会场底层和月楼。代表名单上开列着他们的成份：“贫农三百零三人，手工业工人二百四十四人，雇农一百二十二人，苦力五十三人，中农二十五人，产业工人八人，店员二人，小商六十四人，此外还育其他成份。”这是一幅比例均衡的中国农村断面图，排除在外的只有地主与大商人。 　　朱在掌声中做了报告。他说：“最近，从国民党军手中缴获了三万支枪和各种军需品。这将使红军成为一支强大武装力量。”毛作了关于两年来斗争成就的报告，长达数小时。讨论进行了两天。在报告中毛谈到中华苏维埃同满洲、华北抗日义勇军之间的团结。大会为义勇军募集了基金。这些自身处在敌军封锁中的农民，还给上海正在罢工的工人送去捐款一万六千元。越过重围，他们的手同全国的反帝人民紧握在一起了! 　　接下来是一篇出色的报告，充满了具体的细节。指名表扬了模范乡而批评了落后乡。其中对某地区的尖锐批评引起了听众的注意。那里的干部将全部精力用在动员扩大红军上，却不关心满足群众生活中的需要。弄得群众不高兴来参加开会了。人们还注意到，毛谈到关于结婚年龄的一件事时代表们笑了起来。毛说：等二十年没关系，早婚对人不好，安心点!长工们往往干活到四五十岁还没希望讨老婆哩! 　　报告两年来斗争成就中提到：全国各地各条战线上的红军，现在都在中央统一指挥行动……苏维埃选举不再放在群众大会上进行，先要公布全体选民名单，加以核对。选举工作组织得更好了。群众对代表也更了解。许多地方有百分之八十的选民参加了选举。好多地方妇女代表已占四分之一。他指出：水利、学校、卫生、分配军属土地等工作，由专门的委员会处理。这在大部分乡苏维埃已经实现，而且大量人员干的是义务工作。他指出，如此广泛发展的民主，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 　　八小时工作制在整个苏区已经确立。毛认为这是另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成就。所有城镇乡村都建立了劳动监督来贯彻执行这一法令。颁布了十二种职业的工资额，表明两年中工资已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徒工如今每月可得一元半至三元工资，而以往是学手艺要拿出钱来的。另一个有意义的细节是，长工同老板如今吃一样的饭食。 　　接下去毛讲了“查田运动”。过去大多数农民一年中有几个月饿肚皮。现在分了好地，税也减了，不再闹饥荒。人民的生活好过往年至少也有一倍。但土地分配必须由群众会议来审查……没收来的牲畜归贫苦农民，不得由苏维埃工作人员拿走。对此，他向违反者发出了警告。 　　提出了植树问题。还提出必须由集体购买马匹，分给百分之二十五的贫农，因为这些人一直没有自己的耕畜。也谈论了发展种烟与造纸原料的困难。这是由于国民党的封毁。因此，制订了规划，按苏区需要量来调整此类作物生产。为了发展国有工业生产，已成功地募集了三百万元公债。报告中还提及一千四百二十四个合作社的成绩。它们集股三万零五百五十五元。这种小额投资也是贫苦人民无声的贡献。 　　毛自豪地说起：“在三个省的两千九百三十二个村里共有小学三千零五十所，学生八万九千七百一十人。夜校六千四百零二所，有学生九万四千五百一十七人。另外有三万二千三百八十八个扫盲中心，参加人数为十五万五千六百七十一……妇女的求知欲是历史上前所未闻的。兴国县一万五千七百四十个上夜校的人中，有一万零七百五十二人或者说百分之六十九是妇女。 　　由于边界常有变动，统计数字是不完整的。边界上的学校与合作社被入侵者破坏了，但过了六个月又得到恢复。就在毛向代表们——七百个农民、手工业工人、小商，这些代表关怀的水利、集体购买牲口、工资、学校这类群众生活问题——做这场朴素而精彩的报告之时，美造轰炸机一百五十架正在集中，准备进行第六次围剿，作孤注一掷的最后努力，要将那些满怀信心开展革命斗争的工农从中国地面上斩尽杀绝! 　　 斯特朗文集（2）/（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郭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