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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战略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傅丰豪等

“你们会长虱子的” 　　“现在就要下定决心，你们会长虱子的。你们要到农村去，不是去同地主、富农住在一起，而是要同雇农和佃农住在一起。你们对主人也不可自高自大，而是要去接近他们。所以，没有办法，你们会长虱子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仅次于毛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刘少奇正在向一百名青年发表讲话，告诉他们可能遇到的问题。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学生，来到这里“为人民服务”。他们都很讲究个人清洁卫生，现在将要出发去组织土改。他们的导师给他们的第一个警告是：“你们会长虱子的”。 　　刘毫不留情地接着说，“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认为自己是从延安来的，是带着指挥棒来向农民发号施令的。你们的工作是了解人民的需要并帮助他们去实现它。要唤起人民的自觉性，然后加以组织。你们的方针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些指示提出了政治方面的基本问题，以及人们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法。 　　东南亚有十亿人口。他们忍饥挨饿，没有文化，耕作方法落后，千百万人死于疾病、无知和遭受压迫。他们能够成为那种最灿烂文明的继承人吗?他们能够在本世纪内成为普通人的平等统治者吗?如果能够，如何才能实现? 　　近几十年来，“到群众中去”的热情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这种热情并不是由共产党所掀起，而是早在共产党之前就已存在。它始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爱国学生的伟大觉醒。这场运动从北平各大学扩大到直至推翻卖国的安福系。①学生推翻政府，这在历史上大概是唯一的一次。但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把饱学之士尊为领袖。那些学生非常渴望唤起同胞们去抵抗日本的侵略，连懒散的农民也被他们鼓动了起来。于是逐渐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只有当中国的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站立起来的时候，中国才会得到自由，才能强大起来。 　　从此，中国的知识青年就在一再发生的民族危机中献身于人民的爱国事业。蒋介石政权发现学生们的这种不受约束的热情并没有什么用处，因而加强了对它们的镇压。所以共产党接受了他们，不但认为他们有用，而且找到了一种政治理论来指导他们的工作。毛泽东说，没有“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人民革命”将一事无成。但是，这些知识分子有动摇性和个人主义，必须“在人民群众中通过长期的斗争来加以克服” 　　“人民革命”是毛为代替“民主”二字创立的具有活力的名词。它要求从学校里出来的最具有聪明才智的人同最落后的种田人紧密结合起来。城里人不能解决农民的问题，四千年来农民也不能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最有活力的思想家必须在深入交往中同人民相结合，他们必须在农民当中生根、开花、结果。只有这样，新民主主义和人民的新的更伟大的领导人才能涌现并茁壮成长。 　　第一个附带的考验就是虱子。在中国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的著名外科医生伊洛塞尔对我说，“百分之八十的人是长虱子的”。我不知道谁提供的百分比，但这大概是正确的。中世纪的圣徒知道同“上帝的穷人”生活在一起将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们作为一种牺牲，奉献了自己，忍受了虱子。现在的改革者更加爱挑剔了。当我向延安领导人提出，要求他们允许我同他们一起撤退到山里去时，陆定一警告我说，可能会有几天没有饭吃。我回答说，“我不怕一天不吃饭，也不怕可能，呃，长虱子”。 　　陆笑着叫道，“可能?应该说肯定。” 　　从延安师范学校毕业的一个女学生的经历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年轻的追随者在这方面的要求显得多么严格。她出身于江苏省的一个富有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工厂主。她离开家庭加入共产党的队伍，准备当一位教师。她被派往一个从来没有过学校的乡村去办冬学。在农民的窑洞里过了一夜后就哭着回来了。 　　“样样都脏，我要长虱子了。他们根本不想要学校。” 　　她的教员一面安慰她，一面警告她说，“你说来到这里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现在就不干了，那你就完了。” 　　“我想帮他们打扫一下，他们也不肯。我一动手老大娘就生气。” 　　“你有什么资格对老大娘的家说三道四呢?”教员批评说，“你是年纪最小的小辈。你是客人。要象客人那样行事，这样才能赢得主人的尊敬。” 　　这位姑娘羞愧地回到农民漆黑的窑洞里去了。他们留下了她，但并不热情。她同老祖母和两个龌龊的孩子睡在一个炕上。第二天一早她的头发里就长了虱子。她吃窝窝头——北方农民吃蒸窝窝头——时，竟发现窝窝头里也有一只虱子。由于礼貌，她没有把它扔掉，她的主人都在看着她。她连虱子也一起吃下去了。不然他们会认为她大惊小怪。这种举动除了中国共产党——和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②——以外是不会有人赞成的。 　　邋遢的妻子很快就允许她抱小孩了。她给孩子洗了头，清除了虱子。因为头不痒了，孩子显得很舒服，不再焦躁不安了。以后这位大娘就常常要这位城里的姑娘帮她照看孩子。 　　慢慢地，他们开始接受她了，但她仍然是年纪最小的小辈。她发现由于卫生条件差，孩子容易得病。陕西的婴儿出生后头几个月里，死亡率达十分之六。母亲们并不重视她的想法，因为她还未结婚。有一天她怀着不使婴儿被随意致死的急迫心情说到家里“自己的孩子”。其实是她姐姐的孩子，她帮助照顾。她哄他们说，她的丈夫在部队里当兵，靠他的收入来养活一个孩子。从此以后他们就比较自然地交流起关于带孩子的经验来了。他们问她，据说延安的那个叫医院的新鲜玩意儿，不用护身符驱鬼就能把大多数婴儿救活，她知道吗?她当然知道。 　　很快她就教他们识一些简单的中国方块字。她告诉他们一些世界大事。她对那些从来没有见过稻谷和轮船的人讲了南方如何种稻以及长江上的轮船的故事。这些好象是神话，但他们爱听。当乡长发现村里的妇女已经接受她为教师，就借了一大间房子交给她使用。她很愿意办好一期冬学来提高声望。男人们也来了，开头是听故事来的，后来就以“识字”为光荣。中国人学习如何读书就叫“识字”。 　　因此，她获得了成功。到了三月春播时，冬学结束，农民们都向她赠送了礼物。在此之前，她的唯一薪水就是管她吃饭。开头她拒绝收礼，最后她收下了妇女们用碎布缝制的四双布鞋。这些就是她整个冬季所得的工资。除此之外，后来当她到前线当护士时还接到四封信，她对此十分珍视。四个孩子出世了。母亲们非常感谢她向她们灌输的新思想。在生下的那么多孩子中，他们的孩子都能活下来，这还是第一次。 　　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必须按农民的标准去赢得尊敬。一个二十岁的青年，鲁迅艺术学院的毕业生，来到蒙古沙漠的边缘地带教冬学。他的学生很少，因为住处分散，气候寒冷。一天晚上放学时下雪了。一个男孩家住三英里之外，因为怕狼不敢回家，这位青年教师便送他回家。在返回途中迷了路，并且掉进了一道深沟。因为受了伤，他只能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慢慢地走回学校。事迹传开后，他的学生就多起来了。这位年轻人的献身精神和“接受挑战”的能力使固执的农民们相信学习是值得的。 　　当播种季节来到，冬学结束时，农民们不肯放这位教师走。 　　他告诉他们，“我必须服从上级的指示。” 　　“但是你们的上级必须服从人民。人民就是我们!”关于“民主”的宣传，农民们并没有白听。这位年轻人受到了感动，经过安排后留下来开办了一所正规学校，成了一名合格的人民的“领导者”。 　　同农民相结合并赢得他们的赞许，不仅要求从学校毕业出来的青年学生能做到，而且也是一切未来政治领袖们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毛泽东说，“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做群众的主人，那末，不管你有多大才能，群众也不会需要你。” 　　作家陈学昭小姐说，“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从未同人民有过如此密切的联系，也从未使文化如此深入人民，直至最底层的中国农民之中。” 　　陈小姐来延安之前在法国呆过九年。她住在文化协会的一个窑洞里，靠近悬崖的顶端，通往那些窑洞的路又陡又滑。她不是共产党员，可是她认为共产党已经给了她发挥作用的机会。多年以前，现在似乎已经隔了一个世纪，她曾经是上海附近一个丝绸商人的女儿。她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参加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代的女权运动。当蒋攫取了政权，开始屠杀她的朋友时，她逃亡国外，成为一个幻想破灭的青年女子。她在法国住了九年，在一家中国报馆当记者。一九三五年回国参加抗日。但是，她的所见所闻使她感到震惊。 　　“就连你说要抗日，蒋的警察也要逮捕你。我原以为一九二七年时的压迫已经过去了，实际上却更变本加厉了。我的一句话就可能给家庭和朋友带来灾难。在法国经历了一段较自由的生活之后，我对此感到无法忍受。于是我前往南昌，后来又到了重庆。但是，直到我来延安之前，到处都没有自由。” 　　陈小姐接着说，“我认为毛泽东对文学的见解非常正确。过去，我们这些作家模仿中国的古典作品。后来接触西方，又试图仿效莎士比亚和莫里哀。毛号召我们去了解我国人民，到他们中间去，描写他们的生活。我们到农村去有双重好处：我们可以去传授一些关于卫生的知识，进行一般性的启蒙工作。同时我们自己则可以进一步熟悉我国的农村生活。我特别需要去农村，因为我在国外住了这么多年。我们这些作家多数来自上层，对中国农民都缺乏了解。 　　她的结论是：“作家比大多数人更需要精神食粮。在这里，作家的生活是十分令人满意的。” 　　我环顾了一下这位体态匀称的年约四十岁的女子所居住的这间浅浅的窑洞。硬梆梆的泥地高低不平，四周用白粉刷过的墙成拱形同天花板相接，有十英尺高。窑洞底部有一张用凳子搭起的木板床，床上铺着一条平整的草垫子，上面放着鼓鼓囊囊的枕头和仔细折叠好的被子。一个没油漆过的小梳妆台上放着一只铁皮面盆。在纸糊的窗子下面有一张写字台，再加两张凳子，这就是窑洞的全部家具。陈小姐把衣服放在床底下的一个箱子里，书和报纸都堆在窗台上。她从一个筐子里取出木炭，加到靠门的火盆里。 　　这就是一位成功的作家的家，当然是延安式的。陈指出，这间窑洞是根据“一位作家的需要”来挖的。这里的窗子比农民窑洞的窗子大得多。我向纸窗扫了一眼，发现有几处已经破了，外面零度的冷空气钻了进来。她看到了我注意窗子，便笑着说，“有点风。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喜欢充足的光线和新鲜空气。但这样一来就需要多烧木炭了。农民买不起木炭，只能烧野草，窗户很少，以保持室内温度。我们作家的生活水平还是比他们高一些。” 　　陈小姐对虱子有她自己的看法。她用肯定的语气对我说，“并不是每一个农民都长虱子。他们并不比你更喜欢虱子。一旦他们能买得起肥皂并有换洗的内衣，就会把虱子清除掉。”由于陈小姐不是搞土改的。而是一位自愿当冬学教师的作家，所以不要求她同雇农、佃农住在一起。她住在中农或更富裕一些农民的家里，她发现这些农民都很好客。她已经掌握了同农民家庭接近的方法。 　　她说，“我们给他们带来了一些鼓舞和少许知识，同时我们也注意不增加他们的负担。我们自带小米并帮助妇女做饭。我们还帮助妇女做家务：扫地、喂牲口，推磨。所以他们很高兴我们来。” 　　“但是，我想推磨时用的是驴子。我拍过一张照片，一头蒙上眼睛的驴子，拉着沉重的磨盘，一圈一圈地走着。” 　　“那是有钱人家，”陈小姐以超出常人的知识笑着说，“大多数人家是农民自己或他的妻子推磨——通常是妻子干。这个工作很辛苦，使人头昏脑涨。”当陈小姐写关于农民家庭的题材时，她会写出如何推磨的体会。 　　这位精力充沛的作家已经熟知许多省份的乡村生活。她访问过蒋统治下的四川农村。“人们饥饿，衣不蔽体，连种子粮也没有。那儿虱子多得很。”抗战刚结束，她从延安走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回到延安，来回徒步走了一年，目的是沿途收集材料写一本书。她发现这些农民“思想十分活跃，充满生产和学习的热情，同国民党统治下的农民完全不同。” 　　陈小姐已经彻底同中国农村居民相结合。她找到了一种满意的生活。 　　出身上层阶级而“走向人民一边”的每一个中国人，都面临着各自的特殊问题。每一个人作为个人在旧社会都有一定的地位和利害关系，即使他认为已不能忍受压迫。许多人不得不化名出逃，唯恐家庭受累。在山东一所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装备起来的医院里，有一位医生，得知他的父母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因为要“教训人们不要为共产党工作。” 　　但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不断涌来。在抗战时期，他们取道西安。蒋的军队在那里设立了一个集中营用来关押那些企图穿越这条线路的缺乏警惕的民主人士。后来，北平的知识分子装作去西山作夏季旅行，就比较容易地从北平跑到张家口。在上海的人们则过江去苏北，或搭船去山东的一些港口。这几条线路都很危险，但人们都使用得很多。在内战持续期间，知识分子投奔共产党的热潮越来越高。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间。人民解放军攻占大城市时，许多知识分子留在这些城市或来到这些城市，以便等待新政权的诞生。北平各大学的大部分师生都留下来了。 　　并不是所有“越过封锁线”而来的都是共产党员。多数人仅仅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感到蒋介石正在把国家出卖给中国的贪官污吏和外国列强；他们已经看到，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就能够“完成国民革命”，就能够使中国人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就能够使国家繁荣、富强。 　　我在延安的最后几天里，来了一位知名人士陈瑾昆法官就是这样的人。他并不是一个激进派，而是一位著名的法官。在中国他写的法典比谁都多。他曾经担任过最高法院的法官，又是朝阳大学的法学教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来到北平的时候，拜访过他，征求他“对政府的意见”。这里我可以引用陈五小姐的比较生动而夸张的原话：“我父亲告诉他，那个政府已经腐败到了什么程度，蒋答应要重新考虑一下。”显然，陈法官是一位要人。 　　这位法官是在北平召开的一次庆祝蒋允许“四大自由”的群众集会上开始参加革命的。这次大会被蒋手下的专搞秘密活动的暴徒破坏了。陈法官是讲台上的主要发言人，遭到了一块石头的袭击。他捡起了这块石头喊道，“我这个人并不是一块石头就能打倒的。” 　　如果你在任何人的家里碰到他，你都想不到他会有这样的表现。他是一个有尊严人，谈话时总是彬彬有礼。他肯定是经过内心的革命才决定同共产党合作的。一九四六年夏，他第一次飞往延安去同毛泽东进行谈话。这件事在军调部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因为他是设法乘他们的飞机去的。由于他出身封建地主阶级，他有问题要同毛商量。但是他还是作出了决定。夏季快结束时，他不见了，走的是西山这条路。在人们尚未发觉他离开之前，他的家属也跟着来了。我第一次遇见他们是在张家口。一天早晨六点钟我从睡梦中被吵醒，外面的声音好象在踢足球。后来知道是隔壁邻居陈家在相互问候。他们不敢在一起走，现在所有的人都平安抵达，大家都高兴极了。后来他们乘骡车出发去延安。 　　陈五小姐为使自己适应“人民”的需要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她是一位来自北平的活跃的少女，一生中从未见过农民。她才十六岁，又瘦又小，面部富有表情，“说得一口银铃般的极好的北平话”。她没有同全家一起走，却留下来访问了山里的华北大学。后来参加了李敦白一组赶路以便追上他们。在山口的顶部，他们来到一个名叫小塔的小村庄。他们停下来休息，请一位乡村妇女烧点开水给他们喝。在这里他们听到的是粗哑而带鼻音的山西土话。 　　当他们在院子里喝开水时，这位好客的老大娘好奇地看着他们。陈五小姐指着李敦白问道，“你知道他是谁吗?”老大娘回答说，她不知道。 　　“他是中国人吗?”五小姐还问下去。 　　“当然是。” 　　“不，他是一个外国人。” 　　“我不知道。我从未见过外国人，”老大娘说， 　　“从他说的话你能听得出来吗?” 　　“你们说的话都很古怪，”老大娘说，“你说话比他还奇怪”。 　　五小姐气极了。她声明：“我说的话是真正的国语。”她讲的是最纯正的北京官话! 　　老大娘笑了，“我从未听到过什么国语，这里的人讲话同你们不一样。” 　　五小姐换了一个话题，指着院子里的一堆玉米很有礼貌问这堆玉米卖了准备买什么。 　　老大娘回答，“我不知道，我们从来不买什么，也不卖什么，只是自己种自己吃。” 　　五小姐竭力想证明。她是他们“一伙中的一个”。她对老大娘说“她的”大学——她在那里仅呆了三天——里的学生如何下乡帮助农民收割。“国民党的学生从来不帮助人民，但是我们解放区的学生不再脱离人民了”，她断然下结论说。她到解放区来已经快一个月了!她最后说，“我们真喜欢干农活”。老大娘看着她，笑了。 　　那天晚上他们徒步赶路一直走到凌晨三时。五小姐本来可以搭行李车，但农民老大娘的笑刺痛了她，她想表现她是多么坚强，“改造”得多么好，因此一直同男人们一起走。第二天上午，她一步也不能移动了；她的双腿扎上了绑带。 　　他们在“宾馆”追上了陈法官和家人。这是一所为“人民的客人准备的一种荣誉的“老人休养所”。里面大多数是在国民党时期或以前各种军阀手下长期担任高级职务而现在又已“投奔人民”的人。人民要他们干什么呢?并不是每一个自愿效忠的人都能派用场的。他们中大多数只知道如何管理一种现在已不再需要的政府。当然，他们的名字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所以他们便被请到山里的这个休养所来，这里有从张家口撤退出来的受过法国人训练的厨师，以及精致的蓝色地毯和丝绸被子，吃的比解放区的将军或省长还好。这大概是共产党中国最奢侈的生活了。 　　当然，陈法官是属于另一类的。如果新社会需要一部能够被最高层通过的法典或宪法，他就能发挥长处。同时他还会演讲，而且也作了演讲。他沿途几乎每天晚上都演讲。年青人走了一天或者在硬板凳的车子上坐了一天都很累了，可是年长的陈法官总是出来演讲。在村子里，在镇上，在部队营房里，他对所有的人都发表演讲。 　　他的最拿手的演讲题目是“蒋和美帝国主义在回光返照中”，证明在这个普通人的世纪中，帝国主义行将灭亡。他用夸张的说法谈自己的过去，列举自己得过多少学位，开了多少次庭，写过多少法典，直到决定脱离国民党时又积攒了多少万家产。最后说，“我说这些是为了表明，在我国当前的危机中，即使象我这样有钱的人也不能容忍独断专行、发动内战、出卖国家的蒋介石政权。” 　　作为一个农村鼓动者，陈法官是有局限性的。他的演讲学识渊博，但不易为老百姓理解，农民听起来很吃力。但人们还是领会了他的精神，而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演说完毕，一位农民站起来宣布：“象陈法官这样的人也走到人民一边来，这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陈太太同他一起赶路。她是贵妇人类型的人物。她乘的是一辆骡车，有一次她曾被甩出车外，跌倒在路上。我不敢问从纽约来的艾斯特太太，更不敢问陈太太他们是怎样对付虱子的。我毫不怀疑她一定有过。这位法官和他的太太在封建社会的卵翼下已经舒舒服服地生活了六十年，现在站起来自己走路了。 　　陈的一家是一个大家庭，在延安占据了整整一排窑洞。有时他们到美军大院来看电影，在看好莱坞提供的影片时显得很有尊严。据了解，陈法官有时在起草一些政策声明，我认为我已经觉察出其中表现出来的他的法律方面的风格。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毛泽东的春节宴会上。他同毛及共产党几位领导人同坐在一个圆桌。 　　法官说，象他这样继承了保守传统的人竟然来“同共产党携起手来”该多奇怪! 　　毛不以为然：“那算不了什么，我小时候还信佛教哩!” 　　后来法官开始谈到立法问题。他用低沉的声音说，“蒋介石和他的总参谋部人员都必须列为战犯。”大家都笑了起来。法官看来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愉快。作为对“共匪”称号的回报，后来共产党向南京提出了“战犯”的强烈指控。我怀疑这一主张就是当时在那里由这位老资格的陈法官首先提出来的。 　　爱国知识分子同农民紧密结合的结果，就在人民内部产生出一种更为朴实而稳健的领导人员：农村里的“劳动英雄”、部队里有纪律的雇农和农民等。在远离战场的地方，另一种领导人员也在成长，那就是在蒋的大城市里建立地下组织的产业工人阶级。新的农村领导层从出世起就决心同他们相结合。 　　但是，在结合的时机成熟之前，还有一段漫长的发展过程。 　　碗中豆 　　延安县里不识字的劳动英雄杨步浩，同我谈到他称之为“新社会”带来的变化时说，“最大的变化是旧社会没有选举，现在每一个人都有选举权。” 　　我问，“你怎么投票?”因为我知道杨不大识字，不会在选票上作记号。 　　“我把豆放在碗里，他们在窑洞外面把豆子给我，于是我走进窑洞，碗就放在那里，一个碗代表一个候选人。选完后我们都看着他们数豆子。 　　“是秘密投票，还是人家能看得见你投谁的票?” 　　起初杨坚持说“投票是秘密的，因为委员会和其他选民都在外面，我独自一人进入窑洞。”我再问他怎样区别那些不同的碗，他回答说那些碗都写有候选人的姓名，窑洞里有一个人告诉他哪个碗是哪个人。我指出这个人破坏了投票的秘密。杨激动地坚持认为这个人不过是为了选民的方便，是必要的。“我们选他干这件事是因为他又识字又公正。他告诉我们哪个是王的碗，哪个是贾的碗，但并没有叫我们选谁。我选王是因为他精力充沛，而且人也很老实。” 　　“这样说来，有两个候选人了。”我评论说。 　　“这次是两个。去年有四个。两年以前有八九个。” 　　“那么，你已经投过三次票了?” 　　“我已经用豆子三次投票选举过村长。我还投票选举过县人民代表和边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此之前，我还在一次会议上用举手的方式进行过选举。把豆子放在碗里的办法比较好。” 　　显然，劳动英雄杨是一位投票专家。碗中豆从技术上看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对杨来说，已经够好了。他的态度使人毫不怀疑，象我这种从外面来的人，是不可能告诉他怎样去进行投票的。 　　碗中豆的投票方法从延安传遍各地，为那些不识字的人所采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当然知道还有更为先进的方法。在延安、哈尔滨、齐齐哈尔和大多数城市用的都是印制好的选票。教育运动要求选民至少要认识候选人的名字。与此同时，投票的方法则根据选民的具体情况而定。上千万的中国人已通过碗中豆的方法表达了他们政治上的选择。按照美国或欧洲的制度，这些人是根本不可能去投票的。为选举而进行的识字测验，在西方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而在亚洲这样做就将有五分之四的人被剥夺了选举权。更糟的是，这种办法将使选举局限在上层。所以，西方的办法在中国农民看来是不民主、不公正的。 　　在中国，最早尝试采用成年人每人一票的普选办法的是共产党。二十年来，他们在自己的地区内以各种不同的方法进行了实践。他们认为第一步并不是选举，而是唤起人民对选举的兴趣。只有当人民意识到自己有权，而且通过投票能有所得的时候，才会有大批的人出来投票。 　　共产党每到一个新区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用鼓动的口号唤起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口号是：“打倒日本和汉奸卖国贼”和“减租”。以后他们就集中宣传“耕者有其田”。他们发展了这样的观点：“人民”有权撤换贪官污吏、实行减租、惩办战犯，甚至可以没收土地。他们早在成立政府之前就组织了农会，妇女会、工会以及商会。在所有组织中，他们要求做到使过去一直没有发言权的比较贫穷的人能占明显的优势。如果以前的地方政府还存在并表示愿意合作，共产党将通过这些“群众组织”施加压力，使之“民主化”。如果前政府逃掉，他们就先从群众组织中产生代表成立临时政府，然后就准备进行选举。在这样的选举中，新组织内的活跃分子自然会得票。 　　这种现实主义的政治战略是根据对农村地区的各种成份从政治上的忠诚程度及其经济地位来进行分析的。毛说，地主和富农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不到，自然是敌对分子。中农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不应采取敌视他们的政策。他们的态度“将决定革命能否成功”。但是，真正依靠的积极力量则是贫雇农。据毛分析，这些人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因此，首先组织贫农会，并由他们来帮助制订政策组织更为广泛的农会。在此基础上成立的政府，自然是非常忠于共产党的。这是一种聪明的战术，但也可以说它在实质上是民主的。使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改善生活，然后再以这一多数为基础成立政府，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健全的政治。 　　采用这种方法首先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具有一些领导经验的“负责人员”恰恰是脱离群众的。我常常听到北平的美国传教士们攻击那些“共产党扶上台的不负责任的人。”这些批评有些是由于偏见，有些则是有根据的。在任何地区有能力的村长或县长都不多。但是一旦共产党取得多数，他们就会劝说更多的有经验的领导人参加进来。即使是地主或以前做过地主的，只要有对国家忠诚的爱国主义表现就可以参加政府。因此，行善的老地主安文钦，虽然过去领导过反共运动，后来却成为延安边区政府的副主席。③他支持分了他家土地的土改。他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长此以往，中国不可能繁荣富强。”各国都有这样的爱国者。 　　新中国的文学作品充满了有关选举组织得不好和政府腐化的批评，说这种政府“人民并没有充分参加”。一本名叫《小二黑结婚》的读来使人感到愉快的小说用深刻的文学，描写了村里的两名土匪在新政权下依然在台上。金旺和兴旺是两兄弟，由于过去同土匪搞在一起，阔了起来。他们引路绑票，讲价赎人。他们在“解放”之后仍然掌握村政权。 　　“山里人本来就胆子小，经过几个月大混乱，死了许多人，弄得大家更不敢出头了。别的大村子里都成立了村公所、各界救国会、人民武装委员会，刘家峧却除了县里派来一个村长以外，谁也不愿意当干部。”④ 　　因此在选举以后金旺被选为村长，兴旺成为武委会主任。“由于村民不想阻止愿意参与政治的人”，从此这两名土匪“更加胡作非为”了。他们把民兵当作自己的私人奴仆，随意抢劫粮食、钱财和妇女。最后，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两个年轻的劳动英雄，一男一女关进了牢房。结果是在一次斗争会上，“人民终于说出了心里话”，他们被撤职了。 　　这样，新中国充分地也是带有讽刺意味地认识到：通向好的政府的并不是一条康庄大道，而“永远保持警惕才是自由的代价”。 　　为了反映“人民的意志”，已经试验过许多不同的方法。 　　在延安举行的第一次选举采用的是在公开会议上举手的方法。十八岁以上的所有男子和妇女都有选举权。这类会议通常男子有三分之二参加，而妇女占的比例很小。相互竞争的候选人很多，并经过认真的讨论。这类会议选举村长，其他的类似会议则选举县和边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当时解放区的范围已经从延安扩大到海边，碗中豆的方法得到提倡。我收集了各地的许多不同作法。 　　在靠近哈尔滨的左木村，被提名为村长的十名候选人在主席台上坐成一排，各人的帽子放在身后，选举人排成一行走到候选人的背后往帽子里丢豆子。然后，被选出的村长同邻近十一个村的村长组成一个较大的单位，即区委员会。区委员会主席王森是一个充满活力，深孚众望的人。当我问他以前是否参加过政府时，他笑了。 　　“我过去是一个雇农。土改前，连饭都吃不上，怎么可能参加政府呢?” 　　李敦白同我讲了湖北省北部一个村子里第一次进行选举的有趣故事。他目睹了从提名到选举的全过程。先是召开大会提名。有四百人参加，当场举出四名候选人。接下来花了一个星期进行广泛讨论，然后召开最后一次会进行选举。四个候选人坐在主席台上，每人面前放一个深口碗。他们发表最后演说。村里人从来没有听过竞选演说，他们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大多数候选人是这样说的：“我不懂为什么要选我，我叫老王，又傻又笨。这一点你们都知道，但如果你们选我，我就努力搞好灌溉，使每一个人的用水都能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我还要为实行民主税制而斗争。”(指对庄稼收入较高的人征收累进税，然后村委员会在本村范围内分配税款。) 　　候选人中有一名小学教师。他演说时好象感到了历史的挑战，“这是两千年来本村居民第一次有机会说出他们对政府的要求!” 　　然后选民们排成单行走出大厅，经过一张桌子时，选举委员会发给每人一粒白色小石子、三粒黑色小石子，因为这个地区不产豆子。他们再由另一个门走回来。有人通知他们，为了保守投票的秘密，他们应该紧握拳头。依次伸进每一个碗里，把白石子投入他想选举的候选人的碗里。每一个人都按正确的作法做了。他们去投黑子时显得十分秘密。但在投白石子时多数人却高高举起，环顾四周，然后才炫耀地投在碗里。投反对票要保密，这是策略，但投赞成票为什么要隐瞒呢? 　　李敦白说，“最后的时刻强烈地吸引了每一个人。在提名候选人和一个星期讨论期间，人们对选举是有怀疑的。但是当他们发现自己真正进行选择时，就变得十分激动了。” 　　小学教师当选了。他立即召集了会议，对人们在选举中的表现进行了批评。他说，“我们的人民过去从来没有投过票，所以我们禁不住要炫耀一下。下一次我们必须加以克服，要做到真正的秘密投票。”大家都表示同意。 　　关于灌溉用水的争议是本地区地方政府面临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过去，富有的地主在这个问题上对小农进行了勒索。那些不服的人便告到县长那里，而县长总是袒护最有势力的人。通过新的民主选举，控制水的新方法出现了。由村长(如果争议地区大于一个村则由县长)召集所有因供水成问题而受到影响的人开会，制订了一个不使任何人受到损失的方案，最后经大家投票通过。 　　在南田村会议上一个农民夸口说，“民主政府就是这样。” 　　在新中国我每到一处都发现人民为他们的选举而感到自豪。我特别回忆起离延安不远处一座小山上由一些窑洞组成的碎崖村。当我们来到山谷时，村民们从不同高度的地窑洞里走出来，从上面向下看着我们。背景是蓝天，把他们的轮廓异常清楚地衬托了出来，在一块平地上，蒙上眼睛的驴子在碾谷子，它拉着沉重的石滚，一圈一圈地走着。这似乎是一个距离现在极其遥远的人类还处于穴居时代的史前村落。 　　我就近问人，村长在哪里。他们指给我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他有一张精明而和善的脸，正坐在土墩上，在阳光下纺毛线。 　　我问道，“他是怎样当选为村长的?” 　　有好几个人告诉我：“我们是去年选他的。”接着有一个人带着挑战的眼光，自告奋勇地说，“我们可以随时罢免他。现在我们有了民主的政府。” 　　这些人在经济上几乎是生活在石器时代。他们用自己种的黄麻纺成线纳鞋底。因为买不起煤油或蜡烛而用黄麻油点灯。他们夸耀自己有权罢免他们的村长，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就象我们当年在西雅图炫耀最富有活力的民主生活一样。 　　村、县，以至省政府都是按照这种方法投票成立的。在中国，县始终是政府的基层组织。延安县政府就是一个典型。 　　曹县长是县里的最高官员，他身穿一套普通的蓝布制服，在县政府一间四周是白墙的宽敞的办公室里接待客人。县政府设在城外七英里。他出身于一个当地的中农家庭，中学毕业，已任职三年，曾两次当选。他领导着当地政府的财政、法院、教育、警察、地方民兵等各项事务。 　　他说，“我的主要工作是增加农业生产。光荣首先属于我们的劳动英雄。”他向姓杨的劳动英雄点头致敬。杨过去是雇农，现在正积极耕种他自己的土地。他还是“生产运动”中曹的第一个生产队长，这次生产运动使这个县在三年内增加了一万七千英亩耕地。杨咧开嘴笑了。 　　当介绍到县政府委员会的另两名成员时，这两人都比较正式地鞠了躬。一位头戴黑色便帽，面带笑容上了年纪的姓张，过去是地主。另一位四十开外，身材矮小结实的姓宋。在旧社会宋曾任县警察局长，现在成了村里剧团的组织者。这两人在共产党来时都曾逃亡在外，但后来又回来握手言和了。就象我问杨一样，我问了他们每一个人，新社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曹说，“最大的变化是，过去当官的是自上而下指定的，现在却是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过去是中央政府任命各省省长，省长任命县长，县长再挑选下级官员。如今则是由选民直接选出由四十九人组成的县人民代表大会，县人代会再选出县长和由十三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 　　前警察局长宋笑着说，“过去人们买官做，可以从中渔利。我的警察局长职务就是买来的，如同我父亲和祖父一样。我通过向人民收税来赚钱，我还有权给赌场发执照并留下部分费用。现在就没有人能够靠做官发财了。” 　　前地主张说，“主要的区别是现在有秩序了。我原是地主，拥有八个村庄的全部三千英亩土地，其中用来耕种的只有八百英亩。人们不能指靠好的谷地，因为有盗匪；也不想耕种山地，因为连税也缴不起。我曾两次被绑票，向我索要赎金。生命一直得不到保障。人生在世无非是图个吃穿，图个朋友。”他讲完后很有礼貌地欠了一下身子。 　　我对那个前地主抱有怀疑，他多么圆滑。他走出大门后，曹县长说，“张很有钱。他把大量银锭投资创办了本地的造纸厂。这是一个很赚钱的工厂，因为共产党要印很多报纸和书籍。只要他做些有益的事，就让他赚钱吧!” 　　张和宋都想使我相信他们是忠于新社会的，至少他们已经设法适应新社会。人们的猜测是多么真诚。几个月以后在中国农历新年时，我在清凉山碰到了张，他带了很名贵的陈酒作为礼物爬上山来送给廖编辑。延安的《解放日报》是他的最大主顾! 　　在边区人民代表大会总部的一次鸡粥美餐的餐桌上，林祖涵⑤说，“在过去十二年中，我们的两个最大的成就就是成立民主政府和发展生产。”这些话口气是不小的，但是林祖涵是了解情况的。 　　白发苍苍的林祖涵是中国争取民主的老战士。他同孙中山有私交，在广州早期国共联合的“国民政府”担任过财政部长。大分裂时，他站到共产党一边。他的尊严、智慧和极好的人品使他成为一个干练的行政长官。当时他是边区人民代表大会主席。这一职位相当于省长。 　　他告诉我，“我们有过三次从基层到边区人民代表大会的普选。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便实行‘三三制’。现在在所有的新区都已实行。” 　　“三三制”是共产党做出的一种保证。即共产党在政府中的职位将限于三分之一。即使在那些他们可以获得全部职位的地区也不例外。林主席解释说，其目的在于打破国民党在其他地区保持的那种一党专政的状态，同时也为了防止当地过分热心的共产党人，不恰当地对政治上觉悟不高的人起支配作用。如果没有这样的协议，这些人可能不敢同共产党竞选。这个制度是以毛泽东对中国现阶段情况的分析为基础的。当前中国需要的是“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共产党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代言人。但是他们认为应该让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甚至那些“开明地主”进入政府。 　　林主席说，“最好的主张是由各种各样的民主人士通过讨论提出的。没有哪一个阶级能单独提出全部的好主意。” 　　因此，新中国建立的各级政府都包括各党派、各阶级和各种宗教人士。哈尔滨市的第一届委员会既包括工人农民，也包括穆斯林和蒙古族以及上层人士。晋西北一九四六年选出的县委员会包括了国共两党成员，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以及信奉孔子的人。 　　共产党在这一方面的政策是已经确定了的，在全中国建立一个联邦政府时也将继续实行。许多较小的政党将参加政府。代表自由职业者和商界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民主同盟现在已改组成为政党。领导权在共产党，但他们联合的纲领仍然是孙中山的过去的纲领。共产党准备更前进一步，但没有人能预料他们前进的步伐有多快。 　　这不仅取决于共产党也取决于地球上历史最悠久最精明者之一的中国人民。他们已经从共产党那里学到了东西，并通过碗中豆懂得了如何发表意见。但是是否能全部说出他们的意见，什么时候说出来，即使最聪明的共产党人也是不知道的。 　　赋税——“人民的负担” 　　“你们为什么不在延河上架桥?为什么拼命减税?在美国，我们就会将税率保持在百分之十二点三，并利用这些税收来修路造桥。”我有点粗鲁地向范子文⑥提出质问。这位修饰整洁、个头矮小的财政部长来到我在延安住的窑洞是为了向我介绍有关预算的情况的。 　　范先生彬彬有礼地点了点头说，“修路造桥都很好，但人民首先要吃饭啊!” 　　这句话使我震动，想起了亚洲的严酷的经济情况。我一直是按西方的方式思考问题的。对象我这样一个美国人来说，好的道路和桥梁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是进步政府的象征。这次我同范先生的会晤就因延河陡涨而推迟了一天。延河就在共产党的首府，竟没有桥! 　　范先生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低税来。他说在军阀统治下的旧政权，赋税曾高达收成的百分之四十五，但新政权却把税率不断降低，先是减到百分之十四点七，后来又减到百分之十二点三，今年收的税只占农民收入的百分之八点三。他对减税的热情使我感到不耐烦了。这种节约将使这一地区长期落后。多么吝啬的农民意识! 　　我开始重新考虑问题。我问道，“你们有多少粮食?” 　　范先生从他的统计材料里找出数字，告诉我边区的耕地在一九三六年时只有一百四十万英亩，到一九四六年已经增长了一倍，但最后的数字还没有出来。他还说明，粮食产量总共为一千一百二十万蒲式耳。人口将近一百六十万，每年还要增加大约六万名难民。 　　只要略为计算一下，马上就可以搞清楚三件事：第一，粮食产量低。每英亩不超过五个蒲式耳。如果可能，首先需要的就是在这些贫瘠土地上增加产量，不然只能节约! 　　其次，每人每天平均的口粮只有一磅。如果用粮食喂鸡，养牛或把粮食出售买棉花，口粮的配给还得减少。因此牲口必须吃青草、鸡得吃残羹剩饭，衣服则须补了又补。政府的任何一项铺张浪费，诸如抽调农村劳动力去修路，都可能使人民挨饿。这使我想起了共产党到来之前，这一地区的那场惊人的饥荒。 　　第三，延安边区尽管缺吃少穿，却仍然吸引着邻近一些比它更差地区的难民。这些人穿过蒋军封锁线来到这里是不容易的。他们除了身上穿的破衣烂衫以外必须丢掉一切跑着过来。但人们总是源源不断地来，因为这里有饭吃。延安的医生说，这里人们对疾病的抵抗力比肥沃的南方地区还要好一些，因为那些地方管理不善，税也太重。人们在延安能够活下来是因为他们能按时吃到饭。 　　任何一个想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必须把开支削减到最低限度。在亚洲，对任何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来说，其首要任务不在道路桥梁，而是提高粮食生产，同时使人民有衣穿，有书读，并不要求为此向政府缴多少粮食。范先生为减少赋税而感到自豪。他并非盲目崇拜节约，而是要人民有饭吃! 　　将要饿死的农民并不太羡慕平整的道路。在中国他们往往痛恨修建新路，这是有道理的。为了修路，他们的土地被无偿夺走，他们的劳力被无偿征用。而路修好后却不让普通农民使用，因为他们老式的车子上锋利的铁轮会损坏路面。在每一座桥梁的和每一条优质的公路的入口处都挖有很深的沟，这种沟汽车可以通过，而马车就会陷进去。这些好的道路是为当官的下乡收租修的；是为统治阶级而不是为被统治阶级修的。这些事实使我克制了自己这种美国人喜爱公路的感情。我承认：吃饭应当放在第一位。 　　中国人为赋税起了一个生动的名字，称之为“人民的负担”。他们不胡扯什么为公共福利筹集公共基金。这不过是把额外负担加在已经压弯了腰的人民的背上，用以供养政府官员。四千年来亚洲人民就是这样来看待赋税的。 　　延安县的前警察局长宋为我列举了过去的几种捐税：军队税、军服税和军队出征税。拥有一头牲口就要交税，赶着牲口穿过县城又要付另外一种税。总共有三、四十种税。鸦片种植税是一个奇特的例子。种鸦片是禁止的，但是当官的需要来自鸦片的税金和罚款，因此不管种不种鸦片农民都得交税。这样人们就非种不可，因为别的作物收入付不起鸦片税。 　　宋说，“捐税可能超过一个人的全部所得。”他举了一些人变卖一切财产交税的例子。 　　在蒋的中国，经常发生农民因付不起税而自杀的事。偶尔也有一些有良心的官员自杀。一九四六年夏在上海有人谈论江西的一个姓陈的收粮人自杀了。他接到命令要他在一个月之内收齐一定数量的大米交付蒋军，因为军队需要粮食。农民没有米，就卖掉牛和地以黑市价格买进米来交税。许多农民自杀了。一位老年妇女在家里上吊死了，因为交税她今后不再有家了，这位老实的陈不能忍受这种强迫收税的方法，就跳了洞庭湖。留下遗言是，他做不到既忠于政府又忠于人民，唯一的道路就是去死。 　　即使按中国吃粮的低标准计算，共产党也严肃地面临着一个维持一个政府需要多大代价的问题，而且从不否认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早在来延安之前，他们就取消了官员们的高薪，对军队及干部只配给食物和衣服。后来发生了一次危机，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粮食少极了，如果给政府和部队吃，老百姓就要挨饿。 　　这次危机是一九三九年胡宗南将军的封锁造成的。 　　延安地区不可能供养许多士兵。军队离开这一地区被派往抗日前线了。一九三九年，日本从北面攻打延安，胡宗南抓住这一机会从南面进攻延安并吞并了五个县。共产党不得不抽回部队保卫延安边区，而且要养活他们。由于丢失了一些土地，养这些军队比以前更困难了。 　　在这种急需的情况之下，中国共产党首创了一种半自给的政府和军队。毛泽东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一篇题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⑦的杰出报告中对它的做法进行了阐述。这篇报告现在已经是经典著作了，因为“自给政府”的方法已在解放区推广，它是一个划时代的成就。 　　毛在报告中说，“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的顽固分子觉得……边区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每天都在等待着边区‘塌台’。”⑧ 　　有些共产党员提议进一步紧缩部分军队和政府的开支，毛批驳说，“如果这样做，我们就会落后，直到最后我们完全不能生存。”有些人不顾战争的需要，强调政府对人民应施“仁政”，毛批评说，“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另一些人主张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毛说，“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 　　接着毛分析了战争时期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是任何地方的任何政府都应该很好地加以考虑的问题： 　　“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⑨ 　　毛建议采取的解决办法是开展两种生产运动，“发展公营和民营经济”。通过调整赋税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提倡组织变工队，其作法后面还要进一步阐述。要求军队和工作人员尽量生产自己需要的粮食。这就叫做“自给”运动。本来就生产口粮的人要继续帮助生产口粮。 　　毛在报告中说，“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二年两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决的部分，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⑩ 　　这种作法对个人又如何实行呢?让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朋友范先生那里来吧。他坐在我的窑洞里谈税收时穿的是一套蓝布服装，看起来比大多数人要新一些，衣袋里插着一支自来水笔，脚上穿的是灰色袜子和一双绒布鞋，这一切使他几乎变成了一个城里人。他是怎样生活的呢?他又是从哪儿弄来这些讲究的衣服呢? 　　我问：“你作为财政部长拿多少工资?” 　　范先生回答说，他“从人民的负担”即税收里每天可得到十七盎司(11)粮食，每月配给四点二五磅肉，一磅盐，一磅食用油。每年夏天发一套布制服装和内衣内裤，每两年发一套棉衣。这就是他所得的全部!因此，范先生作为一个大的边区的财政部长每月取之于人民的还不到五美元。这点工资对于受过中等教育并从事高级脑力劳动的他来说，真是太少了。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范先生是怎样生活的呢?答案是他属于一个由财政部全体工作人员组成的生产合作社，每一个成员都要出一些劳动力，合作社还有几个专职人员以保持企业的连续性。他们在一块谷地开荒种菜，在另一块谷地养猪。他们开办了一个面粉厂和三家商店。这些厂店为合作社社员服务并有盈利。由于有了这些企业，范先生每月还可多得二磅肉；每天可得一磅蔬菜和一磅煤炭；还可得一些本地产的烟叶供抽烟用。还有诸如肥皂、鞋子、袜子、牙刷等，额外的东西。那些漂亮的绒布鞋，就是在完成财政部长的本职工作之外靠额外劳动得来的。 　　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都同样在公余时间生产粮食和布匹。如果你要拜访一位政府领导人或大学教授，你会发现他要是不在种番茄，就是在纺线。在通往朱德和毛泽东的窑洞的山路两旁堆满了玉米秆和番茄藤。美军大院里的翻译们公余时间在一英里之外的山上的一块田里劳动。文化协会在新开垦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农场，有少数人终年在那里生活，但一些著名的作家、雕塑家、音乐家在收获季节也去帮助收割。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这样干的。在张家口，我遇到了一位情绪不高的青年，他对延安深感失望。他去那里是为了学习，但感到“除种土豆之外，什么都干过了。”是的，那的确是一种艰苦的生活!但人民为维持一个政府所付的代价的确比较小。前警察局长宋说，“在旧社会，我在这个县手下有一百五十名警察，全部要由人民出钱负担。现在县里只有四十名警察，而他们所需要的粮食却大部分是自己种的!” 　　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在南泥湾开荒种地、自给自足的军队。当封锁造成危机时，需要一支军队来保卫延安边区，在王震的带领下，有一万名军队开进了南泥湾。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家乡。那里没有房子，没有窑洞，没有粮食，没有农具，没有农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荒地。他们带来少量的粮食，只能充作救灾的口粮。他们挖了一些窑洞，先种菜，很快有了吃的，然后砍倒树木，卖给附近的居民换粮食。在一所破庙里发现一口铁钟，军队里的铁匠就把它做成农具。这些细节说明，由于过去的旱灾和腐败政府，这一地区已倒退到洪荒时代。 　　几年之内，这支军队在南泥湾开出了三万五千英亩耕地。在部队训练时期以及除战斗打响以外的全部时期，延安边区的军队都能自给。此外，南泥湾还能生产出剩余粮食来养活伤残士兵。 　　这样做的结果是，即使学校、医院和道路建设等方面的活动不断增加。政府的负担实际上也日益减轻。范先生的税收单上的数字正在逐步下降。税收还进一步采取逐级降低的办法以减轻最穷的人的负担。在旧社会，地主事有免税，但现在却是最穷的农民才能免税。那些比最穷的稍好一些的人交收成的百分之二，中农平均交百分之八点一，富农交百分之十三点六，少数留下来的地主则交收成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六。 　　这样做对个别农民的生活又有什么影响呢?让我们来看一看一些家庭的情况吧。 　　我在山谷之上几英里处，访问了一个有两间窑洞的姓王的农民家庭。那时正是秋收季节。屋里堆满了粮食，我不知道他一家人往哪儿住。他告诉我，他们住在他的“另外的家”里。那是远在山里的五间窑洞。过去他们只住在山里，因为那时土匪多，在山谷地带过夜不安全。两年之前，他才买下这两间窑洞安家。因为这样可以更有效地耕种谷地。他的妻子和小儿子同他一起住在这里。他的父母和姐姐留在山上的家里放养牲畜。他们有两头牛，一只驴子和一百只羊。 　　王把生活的改善归功于新社会。“过去我庄稼收上来还不够缴税。在旧社会的最后几年，我应缴的税额达一百银元，为了凑足这个数，我必须卖掉二百五十蒲式耳的粮食，而我的全部收成才一百六十五蒲式耳。我必须借钱来缴税，并每月卖掉几只羊来付利息。我的羊差不多都卖完了，但直到共产党到来之前我还欠一年的税款。现在共产党把欠税一笔勾销，新的税是交粮食，而且税额不高。我不但不需要卖羊，而且每年都可以多养一些羊。今年我必须卖一些羊了，因为现在羊太多了，草却嫌不足。村里正在分草地，各家各户都应该卖掉一些羊。” 　　王高兴地把自己的收入详细地讲给我听。这一年他打了一百六十五蒲式耳粮食，交税十六点五蒲式耳，全家吃、穿需要五十五个蒲式耳，还贷出了十八个蒲式耳粮食给难民。“毛主席说，我们必须援助难民，这样他们就能很快进行生产，我们边区也会更加强大起来。毛主席要我们在两年之内打三年的粮食，我完成得比这个还要好，我在一年之内打了两年的粮食!” 　　“你对收成和税款说得很坦率，”我评论道，“在国民党统治下你能这样说吗?” 　　王笑着说，“当然不能，我害怕，不敢谈。” 　　“为什么现在不怕了呢?” 　　“现在的新风气已有十二年了，人们已经不怕说错话了。” 　　当“自给”制度扩大到其他解放区时，起初他们的困难比延安大，因为开始时抗日根据地较小，而且差不多每天打仗，但等到敌人被赶走，解放区扩大之后，他们的进度却比延安快，因为土地比较肥沃。 　　刘少奇对我说，“只有实行自给制度，我们的解放区才有可能保持一支总数达二三百万人的军队和干部，而不致给人民带来过多的负担。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无限期地进行保卫战而无负债，直到取得胜利。” 　　这种制度的实行视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而异。一九四六年在山东，由于该地重大战役较多，干部自给率占百分之四十，军队占百分之三十。为做到这一点，军政人员开办了许多小的合作工厂，提供必需的消费品，例如：油坊、制皂厂、香烟厂、纺织厂、铁厂、印刷厂等。 　　在满洲，不但不缺少粮食，而且有很多剩余，我看不到政府官员自筹粮食的证据。他们的货币工资仍然极低：哈尔滨市长每月工资只相当于十美元；铁路工人则拿五美元。市长和铁路工人还另发粮食，每月一百磅，足够养家。 　　随着解放区的日益繁荣，自给的必要性逐步消失，但政府实行节约的教训仍保留下来。财政部南部长(12)在张家口告诉我，由他掌管财政的这个地区，在抗战期间，从一个山区的小块根据地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三千万人口和丰富资源的地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政府的预算始终是平衡的”。我赞扬这是一个奇迹，他笑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法子呢?” 　　他承认，“今年将出现赤字，因为去年秋季征税的范围只有一千八百万人口，而现在政府管辖的人口却有三千万。这是解放区突然扩大造成的后果。即使这样，如果没有不断的内战，我们本来还是可以对付的。但是国民党军队蚕食我们解放区，这样军费开支就增大了。”南先生一心寻求平衡，却受到了战争的困扰。 　　我问：“你们如何弥补赤字呢?靠印发钞票吗?” 　　他说，“哦，不，我们不认为印钞票是一种办法。等今年最后一二个月税收用完时，我们就从国家银行的结余中借款，这些结余是过去几年积累下来的利润。等新的税收进行时即偿还借款。这种作法的唯一缺点是有几个月银行将没有资金借给私营企业。但是问题并不严重，因为要等到春季才需要大笔农业贷款。” 　　我凝视着这位沉着的财政专家，他讲得多么有道理。这使我想起了蒋在南京印发的数以万亿计的钞票，以及他从美国借来的几十亿美元的贷款。这些钱用来资助这样一个政权，其资源是南先生管辖地区资源的二十倍。 　　在陇海铁路以北，地跨四省的解放区内，政府已经转移到山里去了。戎主席(13)告诉我，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几年即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期间，这个地区也能保持预算平衡，税率只有农民收成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三。 　　“今年我们将有赤字，因为我们在一月份编制预算时没有估计到内战。同时，我们现在管辖的地区比我们过去收税的地区要大得多。但是，这不过是暂时的困难。” 　　当我同这个解放区的政府领导人在一起吃饭时，我问他们拿多少薪水。他们都笑了，回答说直到不久前，他们除各项供给外每月还拿三十元“冀钞”(当地货币名)作为以现金支付的薪水，但“为了在自卫战争的新的紧急情况下，拯救预算”，最近他们决定放弃了这一待遇。 　　一位领导人笑着说，“也为了节省领钱的时间，因为三十元‘冀钞’现在只够买一盒火柴。” 　　口粮才是真正的薪水，包括每天两餐米饭或馒头，加两菜一汤。他们每年还可领两套夏季服装——此处较暖——和“每年三分之一套冬装”。 　　“你想知道三分之一套衣服是什么意思吗?”最高法院的审判员笑着脱下他的棉袄指给我看：“看到里面的那些补钉了吗?这些都是今年发的。但有三分之一的棉花是新的。”他的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他们建议让我看一看他们的金库。我们穿过一个有一位农村妇女在烧饭的小院子，来到一个无人看守的小房间，里面有一只木柜，只有皮箱那么大。“这就是金库。” 　　我问，“你们的黄金储备呢?” 　　“哦，不!作为人民货币基础的金、银及其他贵重物品，那可重要得多。那些东西由向农民发放贷款的国家银行保存。这里只保存维持本地区政府运行的现金，而这个解放区已有三千万人口了!” 　　他们笑了，我也笑了。接着我对他们讲，有一位美国朋友争辩说，人们不能指责国民党贪污。他说，“他们不得不贪污，因为他们的薪水太少了。你们对此有何看法?” 　　我得到的是一个同我预想完全不一样的答案，戎主席说，“这不是他们贪污的原因。国民党官员必须贪污，因为如果他们中有人努力工作，不肯去盗窃人民的钱财，蒋介石就会把他作为共产党抓起来!”戎说话的时候，大家都在笑，说完后笑得更欢了。 　　① 指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客集团。——译者注 　　② 圣弗朗西斯(1181—1226)，天主教主教，生于意大利翁布里亚区的阿西西，出身富有家庭，对穷人抱有强烈的同情，曾长期同穷教徒住在一起。——译者注 　　③ 原文有误，安文钦当时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译者注 　　④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引自《文选和写作》第七册第18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译者注 　　⑤ 即林伯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译者注。 　　⑥ 原文有误，范当时是延安贸易公司经理。——译者注 　　⑦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46页。——译者注 　　⑧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47页，850页——译者注 　　⑨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48—849页。——译者注 　　⑩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49页。——译者注 　　(11) 重量单位，一盎司等于十六分之一磅。——译者注 　　(12) 即南汉宸。——译者注 　　(13) 指戎子和同志，当时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副主席。——译者注 　　 斯特朗文集（3）/（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傅丰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