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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战斗在敌后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陈文炳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 　　今天，我们的总部没有转移。清晨四点三十分，军号把我唤醒。军号跟往常一样，听起来很微弱低沉。所有的军号好象都在响。没过一会儿，有个小号手似乎心里想出了什么高招儿，开始吹起了一支很好听的曲子来了。他吹了一遍又一遍。这是老红军部队庆祝胜利的曲子。我的警卫员听到之后，从床上跳下去，象箭似地跑出了院子。十分钟之后，他回来了，口中高喊：“大胜仗!大胜仗!”人人都从床上蹦起来，听他说在山那边的林彪部队狠狠地打击了日本军队：九千日军从平定州分几路向前推进；八路军退到广阳之后，就进山埋伏起来。八路军切断了日军纵队，用强大的炮火阻击他们的先头部队，还歼灭了后面的大约一千名日军。八路军缴获敌人五百匹军马、驮骡和大量的物资，另外还抓到一大批俘虏。 　　我这些情况不全是从警卫员那里听来的。舒群跑到敌工部去，他听说敌工部正准备到前线去，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一起走。他就上朱德那里去请示，我们是否也可以去。朱德高高兴兴地批准了我们的要求，还亲自来到我们的屋里详细地给我们介绍广阳战役胜利的情况。他告诉我们一定得小心，因为许多日本飞机还在那个地区上空不断盘旋呢。 　　半小时之内，大家就已经出发了。我们只带了些卧具；我还带着自己的打字机和照相机。又过了半小时，我们就看到了第一架在我们头上侦察的敌机。我们紧贴着山岩伏倒，远处隐隐传来总部的军号声。我们始知战斗仍在进行，日军已经分成小股，分散在整个山里。总部给我们派来一个特别武装小分队作护送，担心我们在路上会遇到敌军。此地群山逶迤，一直连到我们的总部。山顶上建了不少临时瞭望台，上面坐着我们的哨兵。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个健壮、精明的青年农民，他正急急忙忙地向总部赶去。我们清楚，他是我们的情报人员，正给我们送消息呢。 　　大约走了三个钟头之后，我们来到一个村子，此地离战场只有三、四里路。我们同行的人中，有一个比我先到村里。他把武装小分队带走了，也没有等我们。所以，我们只能呆在村里，而无法上前线去。我骂自己运气不好。不过，我们倒可以在这儿看看。小村子里到处都挤满了日军俘虏和缴获的敌人物资。几百匹战马和驮骡，背上装着日军弹药、服装、帽子和药品，正准备往后方运去。在一间屋子里，我们看到一名日军俘虏，跟他说上了话。他是大阪来的报务员，还会讲几句英语。他看起并不沮丧，看管人员给他做了些工作，还给了些东西吃。他说，他弄不明白为什么日本军队要跟中国打仗——他自己参了军，所以就只有服从命令。 　　在一个很大的院子里，我们发现有三十八个满洲来的农民。他们是日军通过汉奸搞来的。那帮汉奸欺骗他们，说什么要他们去干几个月的活，还付给他们工钱。所以，这些农民就相信了汉奸的话。但是，后来他们才知道自己是在侵华的日本军队里当苦力。他们不但拿不到工钱，而且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到了夜里，日本人怕他们逃跑，就用链条把他们的手和马腿锁在一起。 　　这些满洲来的中国农民看起来非常可怜。我们一走进去，他们就站起身来，脱下那破破烂烂的帽子，向我们恭恭敬敬地鞠躬。日本人平时就强迫他们要这样做。他们瘦骨嶙峋，精神萎靡，身上有不少因经常挨打而留下的伤痕。我看着他们排成两行，准备后撤到离这里四里左右的一个村庄去。我们也都要迅速转移。日军正在附近山里行动，他们随时都可能袭击这个村子。我看到这些站成两行的满洲农民，在听一个八路军给他们讲话。这位八路军说，他们现在是跟他们自己的同胞在一起，这是一支跟他们自己一样的工人、农民组成的军队。从今以后，他们就都是同志了，因此希望他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打敌人，为全中国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而斗争。他们愿意吗?这两行衣衫褴褛的队伍中间发出一阵叽喳声，接着有人开口道，“请你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对，告诉我们怎么办呀?”其他几个人也一齐跟着问道。看到这种场面，我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模糊了我的视线。我转身走开了。后来，我看到这些满洲的农民全成了八路军的担架员，帮八路军抬运伤病员了。八路军给他们发鞋子和老乡的衣服。有一回，我正好碰到他们几个从山上下来，担架高高地抬在肩膀上。其中两个一前一后抬着担架，另外两个在伤员身边急急忙忙地跟着走。他们焦虑地在瞧着伤员，瞧得那样仔细、那样关切，生怕担架员走下陡坡时，会把伤员给摔下去。他们那种特别认真负责的神情令人深为感动。他们的脸上发出喜悦的光芒。我还跟一个伤员谈了话，这个伤员就是那四个满洲农民给送来的。 　　不过，这个世界上哪里会有一种语言可用来形容这位伤员呢?这位八路军战士本是湖北省的一个庄稼汉，现在大约有三十来岁。早在红军刚刚成立的年代，他就参加红军了。他负过七次伤，他身上的几处伤疤我都看到了。这一次，他的右臂和右胸被机关枪打伤。我说他是个庄稼汉，并不是说他是个愚笨、动作缓慢、头脑迟钝的人。他脸上的皱纹很深，身子很单薄。但他有着一种机智、敏锐的神态，令人喜悦。他有两只大眼晴，眼珠是深褐色的；当时正充满着痛苦的表情。他讲话慢条斯理，讲几句停一下，眼睛在打量着我们每一个人。队伍里没有药可以帮他解除病痛。他问我们还有没有药?我身上带有一片安眠药，就给了他。 　　在这位战士的身上有一件事叫我一辈子也忘不掉。开始当我们问他在前面什么地方受的伤时，他说他不告诉我们。我们把我们的身份告诉了他，并且向他保证我并不是敌人，而其他人谁也不会暴露秘密，这样，他才给我们说出了他受伤的地点。因为，就是在那个地方，他的战友们还在继续战斗呢。很快，那些被解放了的满洲农民就把他抬到肩上，直接送往后方医院。 　　我们向后方的一个村子赶去，路程只有四里——也就是一英里又三分之一。可是，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那里。虽然那一长列运送战利品的牲口走路太慢，可并不是它们耽误了我们。在路上，我们还看到一头又高又瘦的日本军马，背上驮着两个大箱子，带着红十字标志，这是药品。有几匹骡子驮着弹药全都走得很慢。但是却不见日本飞机来轰炸我们，这倒是个奇迹。因为此地山路狭窄，两旁没有可疏散的地方。左边是悬崖，垂直而立，右边是峡谷，水流湍急。 　　我们在一英里又三分之一的路程上所以走了这么久，是因为沿途的山沟、道路和河床里到处都走着八路军一个师的部队。他们这一个师，正在赶路上前线去增援林彪的部队。我用“赶”字就是赶，毫无夸张之意。他们以千人为单位分成小队前进。他们健步如飞，就象清早刚从床上爬起来的那种劲头。其实，他们几乎已经走了一个通宵了。他们肩上扛着步枪，有的一人还扛着两枝，还扛着拆卸开的机关枪和铺盖卷。他们队伍里的牲口为数有限，只有那么几头骡子驮着不少武器和弹药，迈着沉重的步子跟在后面。当这一大队战士象潮水般地拥来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把路让给他们。接着，我们再走一会儿。可没过几分钟，我们又得给后面的部队让路。有时候，当我们停下来时，会发现有老朋友在那个队伍里，于是就赶紧跟他们打招呼。他们张开双臂小跑过来，跟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上几句话就赶快走了，因为后面还有黑糊糊的人流正在向着我们涌来呢。部队一下山，就开始小跑；在后一段时间里，行军的速度变得相当快。部队有那么一种热情，一种兴高采烈的热情。这种热情在笑声中表达不出来，尽管人们偶尔也可以听到笑语，有时候，也可以听到断断续续的歌声。我们还看到一营一营的八路军战士穿着日本军大农，有的穿着日本军服。他们足有二、三千人——我们知道，一件军大衣说明打死了一个日本兵。八路军把取得这个胜利的标志戴在身上!这些日军大衣确实不错，颜色几乎跟秋冬的大地一样。如果飞机来轰炸，穿着这种军大衣的人只要站着不动，就不会暴露目标。有些战士的背上不再是那种质地粗劣的灰布棉被，也换上了暖暖和和的日本军用毛毯。八路军头上戴的全是中国军帽，脚上穿着布底鞋，打着绑腿。他们帽子上的帽徽有的是青天白日，有的是红色五角星。他们不少人仍然戴着红军的红五角星帽子，也仍然穿着有红星领章的红军军服。 　　我看到又有一队人马飞快地向我们这边走过来，走在队伍前头的一个人突然大声叫我的名字，并向前跑过来。当他跑近一点之后，我才认出他是陈赓。他是个年轻、出色的指挥员，原属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又当过第一方面军第一师师长。后来又当过陕北延安抗大的大队长。他已上了前线，现在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一名指挥员。他是从东面昔阳附近的阵地上过来的。我马上就要求他让我们跟着他的部队一起前进。他不知道这该怎么安排。他说，刘伯承师长也要从这里经过——我们应该问问他。陈赓走了，快步赶到了队伍的前头。我们停了下来，等待着刘伯承。最后，我们看到了刘伯承和他的随从人员。我们提出要上前线的要求，这使他感到为难，不知如何解决才好。他说，他不大清楚前线的情况，也不知道怎样能保护我们；最好，我们还是到那边小村子里的政治部去等等看。 　　事后，我怨我自己当时为什么听了刘伯承的话，而不转身直接跟着他走呢。我们都清楚，那天夜里在那个地区将发生一场激烈的战斗，我们都渴望着能亲临战场。谁也不愿意坐在这个离战斗只有二、三里地的后方，竖起耳朵来听着那轰隆隆的炮声。 　　设在这小村子里的政治部乱得不可开交。政治部有两名负责人，可不知道该怎么办事。其中一个正在忙于处理缴获的战利品——军用地图、日本旗帜、日本妇女为兵士们缝制的防弹的“千针衣”和祈求菩萨保佑的护身符。可惜，护身符并不灵验。八路军把佩戴它的主人们杀得落花流水，战场上躺着长达数英里的日军尸体。这位负责人还在检查着一大堆的日本钞票，共有四千四百元。他给了我们几叠。他说，这些玩意儿根本没有什么用处，我们只用中国钞票!在晋北的平型关，八路军把一堆堆的日本钞票烧掉；在这儿的战场上，他们又把成千上万的日本钞票撕碎，任它们随风飘荡。我问，八路军很想得到日军的子弹、药物、军衣和食品，可为什么要这样来处理日本钞票呢?负责人回答说，钞票没有用处。于是，我坚持要他们设法从每个人手里把日本钞票都收集在一起，然后加以整理，送到八路军总部，再转到陕北延安毛泽东那里，把它们加以兑换。听到我的话，大伙都感到惊讶；他们高高兴兴地按照我们的话做了。后来，我看到有人从身上拿出日本的钞票来，把它们送到八路军总部去。 　　今天晚上，一名新俘虏过来的日军连长被押到此地。他的名字叫佐佐木，原来在大阪做生意。他九月十三日离开大阪，经过朝鲜，进入满洲，在锦州呆了十天。十月十日，他抵达北平附近的丰台，接着又到了保定、石家庄，穿过正太铁路到达平定。我问他为什么要跟中国人打仗；他说因为中国人多年来一直在杀日本人。他说报纸都是这么宣传。此外，中国也十分动乱，所以日本人的日子就无法安宁。可惜，他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屠杀中国老百姓的事。我告诉他，他到中国来打仗，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杀日本人；他来中国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和资本家想强占中国广大的财富。不过，他自己或者其他普通的日本老百姓是根本不会得到这些财富的。他们只能充当协助统治阶级攫取这些财富的愚蠢工具罢了。他说，对的，他认为日本老百姓是不会从中国得到什么东西的——只有那些大人物才能捞到好处。 　　他又说，日本军队是为正义而战，不要很久，南京就会求和。他说，他相信日军必能取胜；一旦中、日两国按照东京的条件媾和之后，中国就会出现和平。我们对他说，只要日本军队还留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就不会有和平——俘虏他的八路军、中国其它军队和中国人民大众都将战斗下去，直到把一切日本军队全都赶出中国为止。听完我的话，他笑了一笑，好象我们都是小孩子似的。他对日本的战争机器信服得五体投地，并不怕暴露他的真实思想。 　　后来，林彪跟他谈了谈。他告诉林彪，根据日本军法，他既然当了俘虏，也就永远不能再回日本了。他要求发还给他一枝枪或一把大刀，这样他或许还能回到军队去重新打仗，保住自己的荣誉!后来他和另一个被抓来的日本工人以及其他俘虏一块都被送往八路军总部。我听说，那位工人将被留下来，接受八路军的教育；这个军官则发给路费，遣送回国。这个人不仅做生意；还靠银行存款的利息生活。因此，要想使他这样的人悔悟自新是根本不可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向所有当兵的都灌输了这样一套谎言：中国人抓到了俘虏都要统统杀掉。因此，日本军人在战场上就宁死也不当俘虏。 　　我对跟我在一起的人说，那位被俘的日本工人看起来倒是挺单纯的。他们就把从他身上搜到的日记拿给我看。下面是日记中的一段话： 　　“松下日记： 　　十月二十九日。我们出发之前，连长告诉大家，驻吉洪镇(音译)的皇军遭到敌人的袭击。我们一定得多加小心。二十五日我们就在那个地方。那里也是我团跟敌人首次交锋的地点。周围的老百姓非常可怕，所以我们杀了三十多个青年男子，随后就离开了。没走很远，我们就停下来。今天，我们吃的是黄豆煮米饭。很好。” 　　“周围的老百姓非常可怕，”所以日军就把抓来的三十多个小伙子，统统杀掉了。对这种行径，日记里没有表示“恐怖”的字眼。 　　我回到今天晚上要过夜的那间屋子，发现黑暗的角落里有两株玫瑰，全都枯得半死。可是，在一根枝上还孤零零地残留着一个红红的花苞，颜色象血一般鲜艳。这朵花苞高仰着头，在玫瑰的下面堆着破破烂烂的家具什物。我就睡在旁边一个窄长的矮柜子上面。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 　　我们正跟敌工部一起前往林彪的前线指挥部。指挥部的地点是保密的，但由老乡们带路，我们才能找到那里。村子里有位团代表交给我们一张条子，让我们到前面另一个村子去，到那里之后，一个年轻的农民出来给我们作向导。村子里的墙头上都张贴着口号、标语和八路军的声明。其中还有共产党的十大原则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致民众的一张特别声明，阐述了八路军的方针政策，并呼吁群众配合行动。声明上这样写着： 　　“日本军队在侵掠中国。他们抢劫、奸淫、放火烧房，企图以此来征服和毁灭我们的民族。东北已经沦亡，现在，华北、沪、宁也正在遭受野蛮的进攻。 　　我们八路军已经开始反击日本。我们一定要打败他们。我们无所畏惧。我们与日军势不两立。八路军有严格的纪律。我们决不强迫老百姓为我们运送东西，我们决不拿百姓的钱。我们以市价进行交易。我们不打人，也决不强迫别人为我们干活。我们希望同胞们不要害怕我们，我们八路军战士和人民大众将团结起来，一块上前线作战。我们号召大家组织起来，由我们发给他们武器。我们一定要把汉奸和敌人的密探统统抓起来。我们一定要在各处设立岗哨。乡亲们，大伙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参加伪政权的人员必须向人民自首，交出政权。有武器的人员必须加入战斗。我们必须开展游击战争，切断敌人交通，袭击敌人车辆。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战斗!胜利是必然用于我们的!” 　　在村里，我们见到了那位武装护送人员，他是由我们当中一个人带到前线去的。那人是杨虎城将军的部下，这时已经从前线回到村子里。他告诉我们，战场上躺着一堆堆的日军尸体和打死的骡子、战马，足足有一英里长。他还在一具日本军官的尸体上找到几份秘密文件。 　　我们爬上爬下，左转右拐，翻越了一座又一座馒头形状的山岗。我们经常能看到上空的日本飞机。到黄昏时为止，我们全天总共见到十三架敌机。有一次是三架组成的队形，另一次则是五架。它们飞得比平常要低，在四处搜索我们的部队。我们蹲下身子，藏在山岩边，等着它们飞过去。但是，我的那匹“云南”矮种马却不愿意往下蹲。这给大伙带来了危险。驴子、骡子和别的马匹全不声不响地停住脚步，原地等待，可那匹要命的矮种马却又跳、又踢，还用后腿站立起来。敌机来要发现了它的话，不用机关枪扫射那才怪呢。一路上我们还碰到许许多多老乡，在八路军人员的保护和指挥下匆匆撤离。他们是从日军作战的地区逃出来的。有一次在一条羊肠小道上，我们正好遇到一批逃难的人。他们当中有男、女、老、少，还有各种牲口。这样，双方都很难通过。正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又听到飞机的吼叫声，还发现有五架飞机正对着我们这边俯冲过来。能快跑的人全都躲到安全一些的地方去了；只有一些牲口和一些老乡还在原地停留不动。飞机过去之后，我回到小道上来。有几位缠着小脚、满脸皱纹的老太太骑在驴子背上，一动也不动。在这批逃难的人群后面，紧靠石壁站着三个大约有四至六岁的小孩子。他们彼此紧紧地拉着手，呆在那里，挤作一团儿。他们大睁两眼，显出一副惊恐的神态。这批逃难出来的老乡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全都带出来了——被子、破衣服和种种用具什物。 　　我们经过步行、骑马，翻山越岭，似乎过了很长的时间之后，终于来到林彪的战地指挥部。他昨夜通宵未眠；这会正跟几个指挥部人员在一间挂着军用地图的小屋子里的炕上睡觉。我的身体非常不舒服，所以他起来之后，我就躺到炕上。从炕上，我看着他们在工作。这一带附近拉着很多电话线，有一条线就通到了林彪的指挥部。徐向前从广阳打电话来，报告日军正以强大的兵力发动了攻势。林彪命令广阳的八路军可以稍向后撤。后来，他又一次命令后撒，并仔细地在地图上标上撤退的路线。八路军正准备大打一仗。但是，日本方面来了增援部队；这时候他们远远不止九千兵力，也许超过了两、三倍。林彪和他的部下对此却处之泰然。“我们不跟他们公开打，”他对我们说。“敌人太多了。我们要打游击战。我们愿意在哪儿打，就在哪儿打。”因此，八路军就先要后撤，观察动向，等待时机。至于这一仗什么时候能打响，那就很难预料了——也许是今天晚上，也许是明天白天，也许是明天晚上。我们说不准。 　　我要求到刘伯承的战地指挥部去。林彪说别去，那太危险了。日本军队多得很。如果我要跟别人一起去，我就得跟着行动非常迅速的游击小分队一起走。可我走不了很远的路。因此，我只好躺在炕上，听着偶尔传来的大炮声。“他们要干什么?”我问。“不干什么，”林彪说。“日本人在乱放炮。由于我们没有‘阵地’，他们就没有什么可干的。所以，他们就干脆放放炮，鼓鼓他们的士气。”他冷冷地笑了一声。几架飞机嗡嗡地在我们指挥部上空飞行，它们没有发现目标，接着就消失了。 　　指挥部里拥挤不堪，比沙丁鱼罐头还要厉害。这儿总共只有七、八间屋子。我们一行占了一间“屋子”——黄土崖里的一眼山洞。炕上一头睡的是我的两名警卫员和我的两名记者朋友，我自己睡在炕的另一头。敌工部的蔡程睡在炕下面靠门边的地方。再往洞里走去，就有十来个，或者说十几个人都睡在地上，他们身子下面只铺了些稻草。大家觉得这样的情况是理所当然的，可能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有点反常。 　　我们当中有一位到邻村去看望朋友后刚刚回到这里。你们知道他带回些什么宝贝吗?——两把很好的日本手枪、一些硬块糖和浓缩食品。他还带回一些开水。所以大家都很兴奋，准备尝尝这些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东西。我们谁也没有见过这玩意儿。这东西倒真好吃!如果我们八路军也能有一些这样的东西，那该多好。接着，大伙吃硬块糖——那糖一进嘴里，差不多谁都长长地噏了一口，因为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糖吃了。 　　敌工部的一个工作人员从广阳回来了。他上广阳是为了领两名日本俘虏回来。在路上，他看到有一个连的敌人走过来了，所以他不得不绕个大圈子，然后再把队伍带过来。这时候，那个地方肯定在战斗。 　　下午九时，有一个人跟我谈起张学良扣留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并且要我加以证实。我当然有很多可以证实的东西——因为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我正好在那里。透过纸窗上的窟窿，我望到皎洁的新月，刚从远处的山顶上升起。月亮旁边有两颗亮晶晶的星。窗口外面，我那匹矮种马大声地咀嚼着已经切好的玉米秆饲料。这里买不到玉米。我想起了林彪送我一匹马——一匹从日本人那里缴来的军马。他还送给我三件军大衣，让我的警卫员穿。他又送来两匹马给我们一块儿来的同伴。这样一来，我们一行要行动起来就有排场了。我躺在这里，周围响着那几个一倒下就入睡乡的人们发出的哼哼声和雷鸣般的鼾声。我打算跟作战部队上前线去。我此时此刻的心事就是对这件事究竟应该怎样作好安排。 　　前线指挥部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 　　现在是凌晨三点，我被日本大炮的轰击声惊醒过来。在很短的一会儿时间里，一连响了六次爆炸声。我从炕上起身，走向屋外。月亮已经消失，天空只挂着几颗星星。广阳那边没有什么动静。我坐在炕上，身边点起一支蜡烛，一直写到了天亮。 　　六时，全体人员都已起床。山洞里热闹起来了。一个充当日军翻译的中国学生被抓住后送到了这里。他说，他是日本人在沈阳办的一所警察专门学校的学生。他还“看管”过被日本人抓去的中国同胞。他正在受审。他不时为自己申辩。他坐在炕沿上，我们的几个人员也坐在炕沿上。我躺在那里，倾听他们的谈话。这位可怜的大少爷是被“强迫”着去给日本人当翻译的。日本人对他逼了又逼，逼了又逼!说到这里，他哭了起来，以表心迹。我们都静静地听着。可有个人头脑非常简单。他对我说，“这个学生政治上愚昧无知”。 　　“政治上愚昧无知，不见得吧!”我这样回答他,“日本人为了防止农民逃跑，都把他们锁到马腿上。可这个老兄并没有被锁到马腿上或别的什么地方。”周围十几个人都同意我的看法。蔡程的脸上则怒气冲冲、冷若冰霜。 　　从我们的北面和西北方向偶尔传来了大炮的轰隆声和飞机扔炸弹的爆炸声。 　　敌工部又从日本人那里缴获了新的文件。其中有两份是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军事机密文件。这些密件上详细地说明了南京的军事计划、全部兵力、驻扎地点、各个阶段的设施以及南京的防御计划。里面还附有各种地图。这些文件是昨天晚上从日本人那里缴获来的。我们手里拿着的是从中国的敌人那里缴获来的、南京方面最机密的文件。 　　前线指挥部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 　　今天黄昏，当天色渐暗，条条沟壑变得象一个个漆黑的深渊时，我停立在一座梯形的山岗顶上。一条到处都是嶙峋怪石的狭窄盘道，由山脚下那幽黑的长山沟往上盘旋，沿着石头的梯形山坡，左右盘旋，直爬到我站着的山峰顶端；翻过峰顶，盘道又笔直垂落，直下到山北坡的沟里，通向另一条大峡谷。这条峡谷东西走向，二万日本军队正由此西进直指太原城。 　　狭窄的盘山道上，长长的中国战士的队伍正在行进，步伐之快，令人吃惊。他们身上穿的是平时那种灰蓝棉布服，脚上穿着布底鞋。也有不少人穿着用绳子和布条打的鞋子，几乎没有一个人穿着袜子。他们背着步枪，刺刀高高地从他们脑袋后边伸出来。有几个扛的是机关枪。吃力地跟在后面的是一些驮着沉重的弹药的骡子。每个人腰间口袋里都装着手榴弹，背后是小小的灰布方块行李卷。这是两个营的江西老红军战士，他们正迅速地奔赴前方，参加战斗。他们行军的速度是每天二百里，可以说是天下无双。他们准备从侧翼对快要到来的敌军进行包抄。 　　夜色越来越浓，盘山而行的人影逐渐和背后沟壑的黑影合而为一，混成一片。战士们一个接着一个从黑影里走了过来，穿过小路，接着又没入黑暗之中。每隔三、四秒钟，就有一个战士从我眼前闪过去。他向我转过脸来，可一句话也没有说，象是一个影子一晃而过。战士们穿的是布底鞋，走路没有一点声响。他们背上的步枪和铁锨偶尔倒会相碰一下。在黑暗中，战士们有的走得很吃力，他们的脸上挂满了汗珠。但是，谁也没有放慢那种坚定、敏捷的步伐。这样的行军速度比起一般军队的行军，要快出两、三倍。 　　战士们由黑暗中走过来，从我前面通过时，我能看清他们的脸庞和身影。他们的脸型是在千百次战斗中铸成的，象钢铁一般的坚定，沉着，严峻。可是，他们既不冷酷，也不愚蠢、呆板。相反，从他们的脸上透出一种活生生的神态，当他们发现有我这个外国人站在他们队伍后边时，就流露出惊讶的神色。他们心里都明白敌人是到不了这儿的，所以很多人对我微笑着表示欢迎，但是没有说话。战士中有些人身材高大，不亚于西方国家最强健的军人；也有些短小壮实，就跟为八路军驮弹药的军马那样有力气；也有些人瘦削而结实。他们不少人已到了中年，该已有妻室儿女，有的二十来岁，眼睛里闪烁着青春的光芒，前程无量。 　　一支队伍过去之后，我面前的小路上就空无一人。刚过一会儿，从黑暗中走来一个老乡。他和其他农民一样，身上穿着蓝色斜纹布衣服，头上缠着一块毛巾。毛巾的两头在他的前额上打了一个结，所以看上去就象是两扇小翅膀。在每个八路军队伍的前面总要有象他这样的农民来作向导。八路军跟老百姓的关系亲密无间，他们完全听从向导的指挥，他们被带到哪儿，也就跟到哪儿。作向导的老农有时也会看我一、两眼，然后他们就回过头去，继续迅速向前走去，很快地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我觉得我也正在经历着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刻。有的场面看来令人很难相信，可它们就跟这块石壁一样真实无疑。钢铁般的中国人民大众，是命定地将要决定整个亚洲，而且在很多方面，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他们从黑暗中匆匆走来，又匆匆走去。一个大个子战士打我身边过去时，我肯定高声脱口说了些什么，所以他才转过脸来朝着我哈哈大笑，直到他消失在黑暗之中。 　　战士们一队一队的身影打我面前通过。我心中异常兴奋。我想跟着他们，跟着这些命运的主人一起前进。夜已经很深了，可我还仍然停立在这里，瞭望着，等待着。队伍已经走完，我独自一人站在山顶上，向脚下黑糊糊的沟里瞧着。一名警卫正从山路上急急忙忙地跑来，一边喊我的名字，一边四下里寻找我。他到山顶之后，我们俩就肩并肩、手拉手地从另外一条山路下去了。这条山道的下面也是一个深谷，刚才八路军就是从这个深谷走进来的。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我们爬到远处稍高一些的山脊上，也仍然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这时候，我的另一位警卫员也赶来了。就这样，我们三人迅速地往北走去，翻过了一个个山脊，就远远看到下面的峡谷，日本侵略军正向这谷里走过来。我们前面耸着一面陡峻的山崖，上面长着一片松树林子。我们快步向那山崖走去。突然，有人过来问我们口令。警卫员回答之后，那人就说“通过”。我们绕过松林旁边的山尖，看到一大队武装人员，静悄悄地站在那里。队伍后面，有几个没拿枪的人踱来踱去，注视着下面山谷里的动静。 　　林彪跟他手下的人员就在这山上。参谋长向我走过来，拉起我的手，领着我绕过山坡，来到下面一个不太高的泥土掩体旁边。我们蹲下来之后，就只有脑袋露在掩体上面。山崖之下，就是那条很长的峡谷，日本军队正从谷底过来。我们看不到人影在下面移动；如果有人影的话，那肯定是日本人。远处的城镇、农村都在燃烧。广阳一片火海。东北的上龙镇(音译)和下龙镇(音译)，西边的孙达，也都在燃烧中。从山脚底下往东，时而火光熠熠，时而寂静无声，时而又响起炮弹的爆炸声。两门日军大炮正对准远处的山坡轰击，指望能轰到什么东西。峡谷东头响着单调的机关枪的噠噠声，有时也夹杂有零星的步枪声，好象打枪的人在仔细地寻找射击目标似的。但是，从刚才长长的八路军队伍往前走去的方向那边，没有听到声响。八路军要在日本军队赶到之前穿过峡谷，转入上龙镇背后东北面的黑谷里。四千日军已经进到我们脚下的峡谷里面，总共有两万人正向这里集结。日军的兵力是我们的四倍。林彪和他的部队小心翼翼地爬过山坡，朝着远处一片火海的广阳前进。 　　那么，这些贫穷的小镇和村庄里又有什么东西可以被焚烧的呢?房屋全是泥巴和石头盖的，屋里的炕也是泥土砌的。只有家具如柜子、椅子、桌子可以烧得起来。当然，更能烧着的就只有粮食。老乡在自家房子屋顶上堆放着他们一年的收成，有黄苞谷、小米、高粱、冬天用来作牲口饲料的玉米秆等。此外，上面还堆着从山里捡来准备越冬作燃料用的木棍、树枝。所有这一切都在熊熊烈火之中。日本人在抢走一切他们需要的东西，抢走了老百姓的劳动果实之后，就把剩下的东西全部付之一炬。这使我想到了当年在鞑靼人铁蹄之下，中国城池乡村横遭蹂躏的那幅惨状。 　　“我们不能跟日本人拚，”林彪昨天这样跟我说。“他们人太多了。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兵力相对说来就比较少。在这一地区以及整个晋北，我们的部队是唯一的一支敌后部队。光晋北的忻口，日本军队就有二万多。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把敌人力量分散开来，然后再加以歼灭。我们可以进行骚扰，切断交通线，叫他们得不到增援部队，得不到粮食和任何物资供应。我们已经在这一带的很多地方，切断了正太铁路。日本人正设法改建这条窄轨铁路，把轨道放宽，以便平汉线上的列车也能在这里行驶。他们也还在北边的大同试图改建铁路。但是，此事谈何容易。他们修多少，我们就破坏多少。” 　　我们回到指挥部时已经很晚了。除过另外也上了山的那三个人以外，其余全都已经入睡。我们走进来后，他们有的下炕，有的就坐在炕上，询问我们都看到了些什么东西。三个人走出了门，准备夜间在那儿观察战斗。但是，今晚不会大打，因为四周一团漆黑，不易分清敌我。 　　前线指挥部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 　　我们有些人本来希望今天晚上能打个大胜仗，以庆祝十一月七日这个日子。但是，并没有什么战斗，我们的队伍利用夜晚进入了新阵地。早晨，日本人的炸弹声和断断续续的机关枪声把我们吵醒了。刚吃过早饭，我们彼此就商量到外面找个位置，观察战斗。 　　我们早就想上战场，这回我们的愿望实现了——战场来到我们的跟前，日本人的炮弹落到了我们的面前。我们站在院子里，手里端着小米稀饭。这时，突然一颗炮弹在离我们几码的地方炸开了，一头骡子被炸上了天，很多很多的泥土飞入空中，高达一百英尺。起先我们以为这个炮弹是偶然落下来的。可接着在指挥部外面又飞来了第二颗炮弹。这回，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敌人是有目标地开炮的。我们还听到了爆炸时空中的嗖嗖声。不过，这无关紧要，我们回山洞去吃早饭就是了。早饭不能不吃。否则，如果敌人的炮弹没有炸死我们的话，那我们不就亏了一顿早饭吗；反过来，如果我们被炮弹打死的话，那么，对八路军来说，损失一点做早饭的小米则是无关宏旨的。所以，我们就只管吃下去，当第二颗炮弹在指挥部外面附近爆炸时，大家相互一笑了事。蔡程睁大了眼睛向我问道，“你想上前线吗?” 　　我的确感到没有必要大声嚷嚷，所以我又吃了一口菜之后，略微点了点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遭到野战炮的轰击，说实在的，我心里有点紧张。人们都在议论着日军开炮的原因。他们认为，这事不存在有什么奸细的问题。在我们指挥部外面高高的掩体上，曾站过一排排非战斗人员——警卫人员和战士，朝着大炮和机关枪发射的方位观望。显然，日本人早已发现了这批人，所以才向这里开了炮。 　　没过多会儿，一名哨兵磕磕绊绊地来到我们的院子里，鲜血从他的嘴角和鼻子里直往外淌。弹片穿透他的大腿，他摔倒在地上面又碰伤了脸。他是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不到十七、十八岁的样子。手痛得直打哆嗦。就这样，我在队伍里开始搞起一些急救工作。正当我忙着搞急救时，又传来了林彪的命令：全体人员向后方撤退。这块地方很快就要变成战场了。接着，林彪亲自来了，他让我们返回八路军总部去，因为八路军部队正在指挥部背后的沟里往山上爬，围着沟沿转圈子，以便把日本军队引进来。这一带将要打一场游击战。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神态冷静，脸上只露出一丝笑容。 　　很快，我们就由指挥部后面的小路向上攀登，途中遇到一队匆匆向战场赶去的医生、护士和担架员。这些医务人员原来都是工人、农民，当年在赣南瑞金附近的红军医科学校里受过训练。不过，近两年来，有不少青年人到过陕北的红军医科学校接受训练。在我们背后的小道上挤满了匆匆赶路的部队和牲畜。我军一个团正在向新的阵地转移，他们赶上了我们，我们就合并在一起了。他们停止了前进，在我们前头山沟的一个冲口处进入阵地。老乡们正从附近村子里涌向前来，个个肩挑手提，拿着一大堆东西。这些逃难的人大部分是老弱妇孺。一位指挥员告诉我们，四千名敌军正向这条山谷开过来。 　　我发现有敌机正好在我们前面几码远的上空。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架飞机。当它嗡嗡地从低空掠过我们头上时，我们都已隐蔽起来。我们必须服从命令离开这里，但又很想留下来，看着这场真正的战斗，所以心里很不踏实。有几个爬上了小山顶，向下眺望，可是连敌人的影子也看不见。第二架飞机接着又嗡嗡地从我们的头上飞过，而飞机里面的敌人显然没有发现什么目标。于是，我们大伙就飞机与野战炮比较哪个更危险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我说，飞机来到之前，人们总可以听到响声；可野战炮的炮弹却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掉到你的跟前。好象是为了给我的发言提供旁证似的，一颗炮弹正好在山脚下轰地炸开了。 　　不久，我们又骑马、又步行地翻越了一座山坡上下布满了梯田的峰峦，然后径直向南行进。我们的左右两边是望不到边的梯田海洋。一路上，有的地方的土壤呈现红色，也有的是蓝褐色或绿色，到后来遍地都变成极其漂亮的乳白色。梯田缓缓伸展，看上去就象微风吹拂着的湖面。我们周围的一些梯田已经播上了越冬的庄稼，有些也都翻过，准备冬季作物。不过，这一带人口稀少，要是日本军队入侵的话，到明年此时就免不了要闹饥荒了。 　　在我们到达马方镇(音译)，之前，天空出现了两架敌机。几天之前，我们的指挥部曾经在这个镇驻过。飞机过去后，我们就进了城门。城里连一个人影都见不到。马蹄踩在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上，发出答答的声音，街道两旁的屋子里也都空空荡荡。贴在墙上的各种宣传解放的布告、标语、口号，倒显得冷冷清清。有个孤零零的人从一条狭窄的小巷子里走了过来；我们向他打听居民的动向。他说他们都跟八路军走了。战斗离此地很近，所以我们的指挥部一撤走，居民们也就不再留下来了。 　　我们继续前进，我发现我的矮种马记性真好。它自己一拐进那条小巷子，就直接朝着它以前呆过的马厩奔了过去，我紧紧拉住缰绳也没有用。 　　我们在城里还找到八路军某连曾经占用过的一间屋子。该连已作为先头部队离开了此地。所以，我们一行，包括我们的马匹，就在这儿歇下来，煮点小米饭、胡罗卜吃。休息之后，我们就骑上马，沿着一条河的岸边继续前进。河中水流清澈，奔腾翻滚，从河床一块块石头上飞泻而过，激发出响声。我思忖，这条河要是在平时一定很美丽。可在这时候，它的流水声反而妨碍了我们听辨飞机的动静。太阳光洒在峡谷上面；但是，河边已经上冻，山中一条条流向峡谷的小溪在未到达谷底之前早已结上薄冰。遇到河流，马就踩着一块块石头之间的冰块走过去。这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炮弹的爆炸声也传不进来。在我们两边的一些山岭上乱石成堆，土地荒瘠。但是，这儿的老乡还是想方设法，不辞辛劳，在乱石之间垦出了成块成块的耕田。这些梯田是他们精心地挑选出一些长方形的石条，在山坡边上建起八到十英尺高的石阶之后才造成的。老乡们世世代代的劳动都深深地渗透在这些梯田之中。 　　夜幕降临，可我们仍在赶路。我们责怪自己在马方镇停留的时间过长。随着天色逐渐转暗，气温也下降到寒风刺骨的程度，要骑马前进就会相当困难。当我们来到一家农民屋里休息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我们认为，既然要休息，就不必着急。所以，大家都爬到热乎乎的炕上，或坐着，或躺着；一边在等着主人为我们做小米饭，一边就谈论着战争。主人家里一点蔬菜也没有，只有儿颗很小的土豆。他们把土豆洗了一洗，连皮也不刮掉，就扔到开了锅的小米里煮在一起了。整个村子里没有盐巴、没有猪油、没有鸡、也没有蛋。老乡们向我抱怨说，前几天，这里来过一帮人，自称是八路军。大伙就给他们粮食吃，可他们走的时候，连钱也不付。老乡们受了骗。他们说，这些人是游击队，连一个铜板都没有。当然，游击队和八路军相互关连，游击队是由八路军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常常穷得一文不名。既然这样，我们就代表我们的同志给穷苦的老乡付了钱，并趁着黑夜继续前进。村子有两个年轻的农民跟我们一起出发，为我们作向导；前面的路越走觉得越远，象是没有尽头似的。到半夜，我们到达离八路军总部只有几里路的一个寨子。我们的情报机构就设在这个寨子里。他们把我们几个人安排在一户贫苦农民的家里，住的是一间小屋子。我们象沙丁鱼那样头对脚地并排躺在一条很小的炕上，有几个就睡在铺在地上的玉米秆上面。 　　第二天早晨，我们醒来时，周围寒气袭人。这个寨子实在太穷，连一点牲口饲料也找不到，我的军马和骡子，还有别的一些牲口都没有吃的。它们只是嚼了几根干玉米秆；寨里既然没有马，所以也就没有马厩；我们的几匹马只能呆在院子里。这使我回忆起曾在北平看到过的一次情景：有几个士兵牵着他们的军马驻扎在瑰丽的古建筑物天坛里面，当时，我感到万分惊愕。现在，我不知道如果我们遇到同样紧急情况的话，是否也会这样干呢。我们不就曾在一些农民的屋子里喂养过马吗?我们之所以心安理得，是因为农民欢迎我们，在他们屋里养马他们也不觉得有什么违反常理的地方。老乡们家里能吃的东西只有小米、南瓜、大蒜头。他们没有盐巴、没有任何油脂，可能一辈子也不曾尝过糖的味道。这里的一间屋子里住着一对农民夫妇。当我到他们那儿时，他俩正在一间屋子里找什么东西。他们那个正要找的东西是扎进泥墙里的，可就是找不到。所以，他们俩伸手在一面墙上一英寸一英寸地仔仔细细地摸过去。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那个东西——一根针。这家的女人仅仅只有这么一根针!我瞧了瞧这根针。那是一根土制的针，又长又粗，不过能造出这样的东西来确实也难能可贵。我从胸前翻领旁的口袋里抽出一根很好的针，把它送给了这位妇女。这可是件了不起的礼物啊，她把隔壁的女人叫过来，让她看了又看。我也就送给了那位妇女同样一根针。就这样，我跟她们成了朋友。她们一定要让我跟她们一块吃小米粥早饭。后来，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她们俩把我们领到寨子外边，还给我们指了路。很快，我们穿过寒凝的大地，踏着披霜的劲草，返回我们的八路军总部。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陈文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