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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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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海是灰沉沉的，黯然无色，太阳藏在北国的冷雾背后。从那时起以后这些悠长的年代里，我的生活也是如此：灰沉沉，黯然无色，暗中摸索，一事无成。许多事情都只有开头没有结局；即或有了结局，也只是失败。只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贫穷和漂泊。
我们在靠近柏格托里河岸的地方支起了一个帐篷，帐篷和底下坚硬的地面一样是土灰色的。父亲把帐篷扎在上面的这一块低地，位置在特立尼达镇的郊外，低地的一边是一排两开间或三开间的小房子的后院，另外一边是一条筑在用矿渣、石板和石块砌成的路基上的铁道。每天，碧儿崔丽斯和我带领两个小弟弟拖着几个麻袋沿铁道去拾取机车上落下来的煤块。每当火车轰隆隆地驶过来的时候，我们便冲到铁道旁边，朝那一闪一闪的车窗里面的漂亮人挥手打招呼。
你若是把眼光越过那一排小房子，往河对面看去，就可以见到一连串灰紫色的小山岗拱卫着远处一个高高的山峰。这些小山岗都是落矶山的余脉。父亲得意洋洋地对我们说，那个山峰叫做菲喜峰，有一英里半多高，那神情简直好象是在说：
“看，这山是我的，是我替你们找到的哩。”
“到秋天，”他接着说，“我带你们到山里去露营，我会射鹿，大家都有鹿肉吃。”
我们眼前的东西，件件都是又新鲜又稀奇。我们的帐篷里面，一半边整整齐齐挤着三张床，另外一半边摆着我母亲带出来的宝贵的缝纫机和自鸣钟，并且还有一张摇椅，几乎等于一间客厅。一张摇椅，一座自鸣钟，一架缝纫机，一座高山，还有鹿肉……我一样样数着我们的财宝，得意极了。
父亲在门前搭了一个板棚，作为厨房，他每天出去做工赚三块钱一天的时候，母亲就在这板棚里作事。父亲自己有两匹马一辆货车，能够从河里拉泥沙运到别处去，有时候他也拉砖头。我时常站在那横跨柏格托里河的桥上，看他驾着车子出去，黄昏的时候，我也时常跑去迎接他。他于是便抱我坐在他的一匹马上面，我骑着马得意洋洋地回家，希望所有的邻居都能看见。
我母亲经常处在一种默默的、被遏制住的激动之中；在我父亲面前，她变得十分谦逊恭顺。因为他的确是在挣大笔的钱。他说起话来，口气也比先前大得多。他快要变成真正的财主了。我母亲于是又恢复了原来的沉默。
隔了一些时，我母亲几次去信恳切邀请海伦姨母来和我们住在一起了。她生气勃勃、容光焕发，长得更加美丽了；她的皮肤比玫瑰花瓣还要细腻。哪一位皇后也不如她这样自信!还有她的笑!每逢她笑的时候，别人也都会跟着笑起来，虽然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要笑。尽管她的美丽足以引起那些长得既不漂亮，行动又不大方的姑娘的妒嫉，她们却常常站在屋后篱笆外面和她闲谈，她有时象风一般地从她们的后门跑进去，这时候，她们的眼睛里就露出又是羡慕又是盼望的表情。她帮她们调制润肤的香水，她用鸡蛋给她们把头发洗得柔软光润，她替她们裁衣裳，逢到星期日晚上她们有约会的时候，她就帮她们把头发梳得蓬蓬松松，有时她还借给她们一条裙子或一件罩衫。她完全有余力对别人慷慨，因为她自己实在过于漂亮了。
她考虑应该做什么工作才合乎自己的身份——因为她明白自己的价值。邻居的姑娘们都赞成到洗衣店去。她还犹豫不定：那里的报酬怎样?她们应该记得她前几年做女佣的时候，除了供膳宿外，每月还拿六块钱薪水哩!而且，东家的长子还是她的情郎，现在和她还订有婚约——说到这里她的两颊微微泛红。
我的母亲和父亲都劝她仍然出去做女佣，因为女孩子到了洗衣店里会“变坏”的。她脸红了。她并不畏惧繁重的工作，她随便到哪里都能照顾自己!他们应该想到，洗衣店里的工钱比较多，并且每天只工作十小时，不象在私人家里，要从太阳出山做起，一直做到太阳落山甚至半夜才止。海伦和她们辩论了许久，又征求了邻近所有的人的意见，最后，她决定到洗衣店里去做工，现在先管理挤压衣服的机器，挣七块钱一个星期，将来希望能管理浆衣服的机器，挣到十一块钱一个星期。
她从一开始就把每星期的工钱全部交给我的母亲，经过几次三番的推让，她才肯自己留下两块钱。
“我已经有许多好东西了，爱丽；你和孩子们都还没有。你们不能老是过漂泊者一般的生活。等你们也有了好东西以后，我就愿意多留一些了。”
她最喜欢鲜艳美丽的东西；所以她这样的慷慨，对于自己是多么大的牺牲，我们谁也无从知道。然而多少年来我们却靠着她的钱——这样或那样挣来的钱——才能够有了这些美丽的好衣裳。自从海伦每星期有了固定的工钱以后；她在我们家里就取得了和我父亲平等的地位。她和他一样的可贵，一样的受到尊敬。他们彼此平等地谈话，平等地开玩笑或相骂。母亲总是在一旁津津有味地倾听，两手交叉在胸前，要是哪一个孩子出来打岔的话，她就会骂道：
“不看见你父亲和海伦姨母正在谈话吗?”
遇到父亲和母亲相骂的时候，海伦一定会插进来干涉。因为她疼爱她的姊姊。她昂起头，把头发摇得莲蓬松松的，十分激动，声音提得很高。
“你不能对我讲这样的话，约翰·罗泽士!你也不能象管束爱丽一样的来管束我，因为我在你这里是自己出房钱出饭钱的!”
这是真的!她是付了房钱饭钱的，随便哪一个男人也没有权利“管束她”。我的母亲就不同了，她再也不能昂然地抬起头来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这里是付了自己的生活费的!”
每逢海伦动气的时候，我父亲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对付她。因为在她的美丽之下隐藏着一种野性难驯的气质，她从来不曾象人们所说的驯服的妻子那样“被套上笼头”。她常常恫嚇说要“把他的眼珠挖出来”，而她是说得到做得到的。纵然他的身材比她大两倍，她也有办法跟他打架。有时她的怒火太盛，语言都无法表达；在这种时候她就变得和她平常斯文的行为完全不同，索性使出一种原始的、野蛮的、差不多象是发自本能的手段。她会突然暴跳起来，冲到房门口，双手一挥把她的后裙一直掀到腰上。我父亲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对于这样一种侮辱简直是无法回答的!
我们现在是城里人了。特立尼达实际上只有五千居民，却号称一万。城里有一所小学校，还有一所中学的校舍巍然高耸在河对岸山上的丛林里；那里住的都是有钱的人家。中学与财富似乎是分不开的。至少，我们这些住在铁道外边的人们都知道，我们再也不必梦想去进中学。
小学校的校舍在市镇另一头的一座小山上，面对着古老的、历史上有名的圣大非大道；最初是印第安人，其次是西班牙人，最后是白种的拓荒者都曾经从这一条大道逐渐移殖到西南部去。这条路盘绕在一个峻峭的山峰的山脚下，山峰顶上长眠着一位早期的西部拓荒者。这所学校是我生平所见的第一个小学校。我每天牵着小弟弟乔治的手领他到那里去；我们都知道在我们脚底下的是一块神圣的地方，因为我母亲总是这样讲的。教员们都很整洁，好象熨斗熨过似的，身上穿着定制的外衣和雪白的坎肩，她们讲的语言，最初我简直听不懂。母亲第一天就向一位教员解释过，说我快到十岁了，在从前的学校里已经读过“第三册课本”。那位教员把我母亲上下打量了半天，她把目光从花洋布罩衫上逐渐移到那一双粗糙的、露着一条条血管几乎是黑颜色的手上，最后又移到那副劳神深思却又闪耀着一对美丽的深蓝色的眼睛的面庞上，这一双眼睛还很年轻——但那一双手却象是一个五十岁的擦地板的老妇人的手。
“是的，”那位教员最后说道，“我明白了。”
她是一个慈祥的青年教师。当我在她面前哆哆嗦嗦地朗读的时候，她看出我竭力想把书念好，想不把那一屋子衣衫华丽的男女儿童放在心上，她于是对我微微一笑，表示勉励。接着，她又叫我到黑板面前去默写数字。怕降级的心情驱策我走上去。然而我是多么胆战心惊啊!数字一向是我的对头。我胡乱写下了几个数目字……一种本能的机智帮助了我——我知道她会以为我不过是算错了。结果正是这样。
“你怎么连这个都会算错呢!”她责备我。我呆呆地望着她，也不回答。她便拿起粉筆演算那个简单的数目。我聚精会神地看着她的手，直到将近二十年以后的现在，我还清清楚楚看见她所写的数字和她那细长白皙，中指上带着一个金戒指的手。
一连几个星期，她都用这个方法。她说的和写的我都记下了，但是完全不能理解。一排数字摆在我眼前，就象是一排兵士站在我面前，只等军官发令“射击”就要放枪。这种感觉至今还是如此。
我在那个学校里，觉得很惭愧，很受人轻视。坐在靠外面一行前排座位上的，是一个小姑娘。她的皮肤白净，浓密的头发，差不多也是银白的，她的衣裳、鞋子和袜子也常常是洁白的。教员问起她的父亲的时候，她回答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医生!”我便痴痴地瞅着她。她直挺挺地坐在座位上；教员常常拿她的筆记簿举起来给班上的同学们看。书法的端正洁净正和她本人一样；两旁空的边又宽又匀；一点错误都没有。有一天放学之后，我迷迷惘惘地跟在她后面回家去。她住在一幢砖砌的，低而大的平房里面，四周围是一片花木繁茂的草地。青草修理得和窗户上的玻璃一样平滑，一切东西都井井有条、幽美而安静。就是竹篱和圆门也都油漆得雪白。
“母亲节”的那一天，白姑娘的妈妈来了，坐在教员身旁，不跟别的妇人周旋。我母亲换上了一件新洋布衫，还束着一条腰带；我得意地挨在她身旁一同走进学校去。她避开那些穿着考究的妇女们，远远地站在教室的一角，睁大了惊惶的眼睛望着她们彼此从容娴雅地在攀谈。从那次以后，她再也不到学校里去了。然而在她看来，学校仍然是一块神圣的地方，送她的子女到那里去读书是一种光荣。
有一天，我们的教员自己站在一边，让另外一位教员拿着一本讲“礼节”的书念给我们听。这本书里告诉我怎样用叉吃东西，咀嚼的时候应该把嘴闭起来。接着，她又念到关于洗牙齿的事情，但是我除了有时看见母亲在手指上塗些黄肥皂擦擦牙齿以外，从来就没有听见过这么一回事。我真不好意思去求她替我买一把刷子专门用来洗牙齿!这位教员又念到每天洗一次澡。我更无从想象这事怎么办得到。因为我母亲只在星期一才洗衣裳，而我们这许多孩子就只能在那漂衣裳的最后一道水里面洗澡；大的先洗，最小的最后洗。
这位教员接着又念了一章，讲的是失眠。一个人假如睡不着觉，就应该起来散散步；或是在房里备下两张床，以便由这张床上调到那一张床上；新换的被单能使人安睡!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床上有被单，我们只用毯子。至于应该换到那一张床上去，更是一个难题!因为我们八个人总共只有四张床。自然，我想，象白小姑娘那样的富人是会这样办的。我想象她半夜里爬起来钻到另外一张床上去的情形。也许富人们在夜里是睡不着觉的。夜里睡不着觉是高贵的气派。我看看那个白小姑娘，她似乎对于教员所念的全都能领会。
虽然她那么十全十美，那年的胜利却属于我。学年还没有过去一半，我就坐在最靠外边那一行的后排的座位上了——她依然坐在前面的位子上。后排的那个位子是一个光荣的座位!坐在那个位子上的学生是全教室最好的学生，不需要教员很多的帮助或改正。每逢其余的孩子都回答不上某一个问题的时候，教员便会转过来很信任地朝着那个光荣的座位说——
“玛丽?”
我立刻站起来回答，目光盯在教员的脸上。全教室的人都注视着我，静静地听着，巴不得我出一个错。虽然我身上穿的是褪色的衣服，头上长着干枯丑陋的头发，从来没有见过牙刷或浴盆，睡觉的时候从来没有盖过被单或穿过睡衣，我却垂着两手规规矩矩地站在那儿，回答得那么流利，没有一点错误!那位白小姑娘，尽管她的父亲是个医生，也只得听着!于是那个白小姑娘也来请我去参加她的生日茶会了。我母亲本来不允许我买香蕉给她送礼，经我哭了一阵，说是每个人都有礼物的，她才勉强去买了三支。
“她们是阔人，”她看着那几支宝贵的香蕉伤心地分辩说，“用不着再多给她们了。”
我到了那个小姑娘家里，看见别的孩子送了许多礼物：书籍、银器、手帕和其他可爱的东西，都是我平生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童话里曾说起过这些东西，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东西。这些礼物都陈列在一张铺着一方金线绣的台布的桌子上。我不得不当着众人走到这些礼物前面，放下我的三支香蕉，偷偷地摸了一下那金线绣的台布。然后，我走到靠墙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竭力把我的脚藏起来，心里想我真不该来。
别的女孩子和男孩子都显得很自在——他们以前都参加过茶会。他们敢随便地说笑；别人向他们问话的时候，他们的嗓子也不会发紧或者变哑。我呢，每一秒钟的过去都愈来愈觉得苦恼。在我自己的天地里，我是能够回答的，甚至还能领导，在铁道外边，哪个孩子也不敢碰我或者我的弟弟乔治。假如谁真敢碰一碰我的话，我就会拿起曼陀罗花的枝干当武器来对付他。但是我这时遭遇到的却是另外一种伤害。在学校里我在这个白小姑娘面前并没有这样的感觉；我在学校得出了一个宝贵的经验——她固然又整齐又清洁，但是我却能做她所不能做的事情，学会她所学不会的东西。因为这样，同时也因为教员爱护我的缘故，她才不好意思不邀请我来参加她的生日茶会。
“自然，假如你没有工夫不能来的话，请你不要因为我请了你，便觉得不能不来，”她曾经这样说。她虽然不过十岁光景，却已经很老练了。我当时也多少觉得有些不对劲，可是我还很感激地望着她，回答说：
“我一定来。反正我没有事情做!”
现在，在这个华美的盛会上，我成了个不受欢迎的客人。我作了很大的牺牲才带来三支香蕉，结果却发现无论哪个孩子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样寒伧的礼物。我离家的时候，我的衣裳看来是很华丽的，到了这里却显得褴褛不堪，使人十分羞惭。正在我独自坐着没人理睬的当儿，一群妈妈走来叫我们到另一间屋里去，在一张铺着白台布的长桌子旁坐下来；那些丰盛的糕饼和水果拿来和我的三支香蕉比较，真使我的心更往下一沉。我所以没有乘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溜出门跑回家去，只是为了回去时好把这一切情况说给我母亲听，以及为了要想知道世界上的各种事情，即使是那些使我伤心的事情。我给安置在一个小男孩的旁边。
“你住在哪条街上?”他问我，想要开始一段有礼貌的谈话。
“铁道外边。”
他惊讶地望着我。“铁道外边!只有野孩子才住在那里呢!”
我瞪着他，想说些什么话来回答，但是说不出来。他又想出了别的话题。
“我的父亲是一个律师——你的父亲呢?”
“运砖头。”
他又瞪着我。逼得我简直想要把他弄到铁道外边去——连带他那一副眼镜，和身上穿的那一套服装店里买的衣裳!我们对于这样没出息的东西是用小弹弓来对付的。他自以为了不得，他就是这样的!但我却看不出他凭什么这样自以为了不起。
“我的父亲不运砖头”他向我宣布，好象要故意刺激我似的。我虽然看不出他在哪一点上侮辱我，可是我知道他是在有意侮辱我。所以我就报复他。
“我敢发誓我的父亲一定能够打赢你的父亲!”我向他宣布，这时恰好有一个和蔼文雅的妈妈在我们背后弯下腰来，手里捧着一大盘黄色的冰淇淋。
“喂，克来伦士，你们在谈些什么呀?”她柔声地问。
“她的父亲运砖头，她家住在铁道外边，她还说她的父亲能够打赢我的父亲!”克来伦士回答说。
“那没有什么关系，宝贝，那没有什么关系!喂，喂，吃冰淇淋罢!”但是我看见她的眼光很不以为然地落在我身上，我知道这并不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克来伦士把匙子插进冰淇淋里面，再也不理睬我了。我也拿起匙子，却把盘子碰得当当响。一个娇滴滴的、发辫上扎着亮闪闪的白丝带的蓝衣服的小姑娘，正颜厉色地望了我一眼。我再也不敢去摸那匙子，只好垂着手坐在那里，看别人毫无声息地泰然地吃着。我知道我决不能象那样地吃，如果我试着把冰淇淋嚥下去，那么整个桌子上的人都会听见。那个妈妈又回来，劝我吃一点，我说我不爱吃冰淇淋也不爱吃糕饼，她便拿些水果来劝我，我接受了，心里想可以带回家里去吃。但是等到这些孩子们离开桌子的时候，我看他们没有哪个带水果走的。我也就把我的水果留在宝贵的冰淇淋和糕饼旁边。
在隔壁一间屋子里，小男孩和小姑娘们都在挑选侣伴玩游戏。那位白小姑娘居然坐在钢琴面前准备弹奏。我把眼睛盯住她——心里想，能够弹钢琴是多么好啊!除了我之外，人人都被挑选去玩游戏，可是没有哪个男孩子来对我鞠躬，问我：
“请问你愿意做我的侣伴吗?”我看出他们有意躲避我……而这些孩子中有的在学校里都是愚笨透顶的!
我的小女主人的母亲装出一副好意：
“你身体不舒服吗，玛丽?”她问，“你想回家去吗?”
“是的，太太。”我的声音是沙哑的，低弱的。
她把我带到门边慈祥地笑着说，她希望我刚才玩得好。
“是的，太太。”我用沙哑的声音回答说。
我出来后，门就关上了。里面的游戏正在开始，传出孩子们嘻笑喧闹的声音。我怕有人把头伸出窗子外探望，以为我会在乎、会难过，于是我掉转头来冷冷地盯着街对面的房子，加快脚步走开去。
春天来了，最初降临到平原上和山脚下，接着又来到盖着白雪的山头上。特立尼达城里的白杨树透出了毛茸茸的绿芽，柏格托里河的河水由于山雪融化一天天涨高。我们每天站在河岸上，望着河水渐渐地接近我们帐篷前面的那排小房子。河水冲击着钢骨水泥的铁路桥墩，人们惶恐地回想起十年前的一次春泛曾经冲倒了这个庞大的钢质建筑，横穿市镇开辟了一条新河道。我们每天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耳朵里充满了河水奔腾咆哮的声音，通夜都有人不断起来察听；人们不安地在河岸旁走来走去，低声议论。
一天清晨，东方才发白，我们都被母亲张惶的声音惊醒了。父亲还固执地说来得及把衣裳穿好，但是当他再向外面看了一眼后，声音里便充满了恐惧。
“赶快拿着你们的衣裳跟来。”他喊道。我们冻得直发抖，跟着他走出了帐篷，沿着两个沟渠之间的田埂向铁道走去。河水已经溢出河岸，灌满了沟渠和低窪的地方，带着一种可怖的声音，冲过芦苇和杨柳树。这真是一种恐怖的声音……疯狂的洪水在泛滥，上涨……自然的威力带着一种不容抗辩的声音在发言。
在这朦朦胧胧之中，我们听见小屋子里逃出来的男男女女的哀号呼唤的声音。我们走到一个地方，和铁路只隔一条沟渠。沟渠里已经涨满了水……我们给困住了。
“水还不深，爱丽，”我听见父亲说，“不要害怕。”
他弯下腰来，一手一个，把乔治和丹抱起来，跨进水里。我放声大哭，……他怎么能够把乔治抱走而把我留在这里呢……乔治不能一个人在那边呀!我们看见他那朦胧的身影挣扎着到达了对岸，爬上了矿渣铺的路基。他回转来把安尼抱了过去；然后又回转来，每渡过一次，水就离他的腰更近一点。他抱着我和碧儿崔丽斯涉水过去的时候，我感觉到他用脚在摸索，用大腿抵御那汹涌的水流。我奔到乔治那里，紧紧地握着他的小手。
声音从壕沟那边传过来。
“你先走，海伦。”我母亲在说，接着海伦回答道：
“不，爱丽，你先走，把我留下；我很愿意留在这里哩!……”
好象她们是在商量星期日午后的散步而不是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涨上来把她冲走的大水!
父亲大声吼道：“不要争论!”
他用双臂把我母亲举起，抱着她蹒蹒跚跚地跨过了大水。海伦现在成了水对面一小片干地上站着的一个细长隐约的影子了。可是隔不一忽儿，她也站在我们旁边的铁轨上了，只是我父亲腰部以下全都浸湿了。
沿铁道向前，在一块高地上，竖立着分段长的家，一所高大的住宅，房子里灯光通明；人们都已经爬起来；人人都在听着洪水的声音。我们急急忙忙向有灯光的地方走去。是的，站长说，我们可以歇在前面阳台上。他的夫人走出来，叫我们放心，不必惊慌，虽然水还在往上涨，可是分段长的住宅建筑在一片高地上，大水是淹不到的。即使给洪水围住了，它也经得起。她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都在祈祷，她相信上帝一定能挡住凶猛的洪水。她不断地微笑，就象一个人夜里走在黑暗的峡谷里有时要吹口哨一样。她建议我们也来祈祷；在这样的时候，人们不应该再迟疑了。我母亲不禁一怔；她本性对天主教就有反感，就象对外国人有反感一样。我父亲没有回答；他虽然不信上帝，可是在这种动人的情景下——温暖的房间，点燃的蜡烛，辉煌的神龛，再燃上几支香，心里怀着对奔腾叫嚣的洪水的畏惧——要不是我母亲用严厉而冷峻的态度拦阻了他的话，他是很容易被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境界吸引去的。
这位虔诚的妇人微微笑着，她走路的时候，懒散无力，就象一个吃得太饱的动物一样。她不时走出来对我们说几句话，然后又回到她的卧室里去祈祷。她的整个神情都表示出：上帝虽然允许河水把铁道这边所有其他的房子困住，但是对于段长的这所住宅，“他”是会保佑的。
我母亲和海伦对这个妇人的态度很看不顺眼；阳台上的夜气很冷；我父亲从腰往下都是湿的，我们也通通没有穿足衣裳。可是这妇人却不邀我们到那间温暖的屋子里去。她要我们祈祷——但是我母亲并不是一个在别人强迫之下就肯祈祷的人；那是她诚实的品质所不能允许的。
天渐渐亮了，水继续在涨，我母亲和海伦站在阳台的一头眺望我们的帐篷，那模糊的轮廓已经有一半淹没在水里。
“缝纫机是毁了，还有那些鸭绒被褥!”她们俩带着无限凄凉的声音在交谈。
“约翰，约翰，要给冲走了!要给冲走了!”
我们都拥到阳台边上。透过汹涌翻腾的大水，隐约可以看见帐篷的轮廓，摇摇晃晃一上一下地随波激荡，接着，它旋了半个圈，慢慢地漂动起来。帐篷因为是钉牢在木柱和地板上的，所以还保持着直立的姿势。它撞在一棵柳树上停留了一会儿，再继续往前漂；又停了一次，然后侧转过来，顺水而下，连影儿都不见了。我母亲满面愁容地了望着，直到大楼的屋角遮住了她的视线才把头转过来。
“我们在这世界上的全部财产都漂走了……我的鸭绒被褥、缝纫机、自鸣钟、海伦的衣裳……我们除了身上的衣裳以外，什么都没有了!”
我父亲用胳膊搂着她的肩膀。“不必这样伤心，爱丽!柳树会把帐篷挂住的，明天早上我们就可以把它找到。”但是他说话的声音里也带着沉重凄凉的失望。母亲懒洋洋地靠在他身上，没有流泪，她早已失去了哭泣的能力。
天已经大亮了。虔诚的妇人从房子里走出来，朝着在阳台上发抖的我们微笑，仿佛叫我们放心。她宣布说洪水正在很快地退走。上帝的慈悲和祈祷的力量都得到了证明——上帝保全了分段长的这幢房子。
今天是星期日，我的脑海中又浮现了我那些骨肉之亲的人们，我一幕幕地重温我们生活中的小场面，贫贱的人们的小场面。
我父亲和母亲尽了一切力量来抵抗那残酷的现实，经过了多少次的尝试，受到了多少次的挫败。他们都是诚实的老百姓，相信劳苦工作之后，就会有收获；相信工作最辛苦的，报酬也会最丰厚。
我记得一处地方，那里有过一次挫败，是在一种无比瑰丽的环境中产生的。我们的帐篷给大水冲走之后，父亲就和一个煤矿主人签订了运煤的合同。煤矿在深山里；必须把煤装在货车上从一个黑暗的峡谷中运出来，我坐在父亲旁边，他给我讲故事。峡谷里有个石头砌成的大石墩，他说这是一群印第安人的坟墓，他们曾在这里作过一场猛烈的战斗。
“他们从峡谷底下上来，有的光着身子，有的披着毡子和兽皮，有的伏在马背上，一手揪着马鬃，一手扶着马腿。他们在这里相遇，打，打，打，打到末了，所有的人都死光了，一个人也没有留，连讲述这个故事的人也没有剩下来。”
假如连讲述这个故事的人也没有剩下来，那么，他又怎么会听到这个故事呢，他也没法解释。可是，这并没有关系——对于他，对于我也一样，幻想就跟树枝与石块一样的真实。在这峡谷里做工的那些寄住在我们家里的外国矿工，在他看起来都是些浪漫的人物；他们那些古怪的语言就富有色彩，充满了传奇的情调。远处山岭上黑压压的森林对他发出神秘的呼唤——山里的狮子和野猫呼啸咆哮着，大地也洋溢着荒野的气味。我们的土砖房和一般墨西哥人与印第安人的房子一样，墙壁有三尺厚；这不仅仅是一幢房子，简直就是一个堡垒，可以抵抗敌人的进击和防御那些晚上出来步伐轻软的野兽。
可是在我母亲看来，峡谷上面的石墩不过是响尾蛇的洞穴；她固然也不知道是谁把那些石块砌成了那么一个大石墩——但是她从来不去胡思乱想。在她看来，外国矿工不过是些生虱子的人，她于是不得不在我们每人脖子上挂一小袋阿魏，因为阿魏能治虱子。至于天上懒懒的云朵……不过是……不，她痛恨一切懒惰的事物!远处阴森森的树林，只能说明我们住得远离市镇，我们这些孩子早就应该在那里上学的市镇。然而……我很诧异……她的眼睛总象是若有所思。也许她不敢去观看天空的浮云和黑压压的森林或者山麓上正在成熟的莓子……劳动的人是一时一刻也不能让眼睛离开大地的。
她生活的唯一目标仿佛就是等待矿主从城里来给我们“结算”清楚，那时候我们就有足够的钱回特立尼达去了。
矿主直到十一月才来。他是个矮小的人，一抹黑胡鬚，戴了一顶圆顶的硬毡帽。我母亲又烧菜又烘饼，非常的兴奋。几年以来她都没有烧过这样好的东西。
“窦纳先生，请坐吧，随便用一点!”她得意洋洋地向他说。窦纳先生摘掉了他那圆顶的硬毡帽坐下来。他独自一个人吃着，我们大家都望着他。我父亲坐在桌子的一端，慎重其事地和他谈话，就和男人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一样，我母亲在桌子旁边招呼，劝他多吃一些。我们这些孩子贴墙坐着，望着他一口又一口地吃：好的食物吃得差不多了。他走以后我们又只好吃咸肉和豆角……永远吃不完的咸肉和豆角啊。
我在外面玩耍了半天，傍晚时候回家来，刚走到门口就站住了，我听见父亲在大喊大叫：
“我的妻子辛辛苦苦像狗一样地工作，我们现在所有的钱还不够替她买一件衬衫!”
窦纳先生很客气地回答说：“请看看合同吧，罗泽士先生，请看合同罢!”
又是我父亲的声音：“天呀，老板，我从五月起做到现在，用我自己的马、自己的车子，我天一亮就起来，天黑了才回家。”
那个一本正经的小个子冷冰冰地说道：“看来你们这里还吃得不坏……你们并没有饿着呀!”
“我们从来吃不起这样好的东西，老爷，这些只是做给你吃的呀，”我母亲哭着说。
窦纳先生一生不知见过多少愤怒的男人和哭泣的妇女……他们都是一点也不了解合同上的法律条文，就在上面签了字的；他在山脚背后还有好几个小煤窑。我母亲在他看来就象是一块木头，他对她回答道：
“我只是按照合同办事，罗泽士太太……这是你丈夫的签字。”
字签得歪歪扭扭的，因为我父亲几乎不会写字。他看了看自己用铅筆写的那些弯弯曲曲的符号，这些符号就象在嘲笑他的愚昧和无可奈何的处境，这时候，他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刺痛了。“你这个该死的!……所以我们就应该这样做苦工，好让你给老婆买绸衣裳，送儿女去上中学!我也有一个老婆和五个儿女。你看看我的老婆吧……她还不过三十岁，看起来倒象五十岁了。想一想吧，你这该死的人!你却到这里来，凭着一纸文书……我相信了你说的话……在我们那里，人说了话就算数，根本不要什么文书……我没想到你竟是个从人家妇人孩子嘴里抢面包的该死的贼……你……”
他伸出手一把抓住窦纳的脖子，把他一阵乱摇，就象一只哈叭狗摇着一只老鼠一样。这个矮小的人尖声呼嚎：“约翰·罗泽士，如果你再不放手，我一定要叫人把你抓起来!放开我!放开我!”
我母亲上前去拉开我父亲，一面叫道：“不要这样，约翰，不要这样……当心坐牢呀!”
于是这个矮小的家伙死里逃生似地跑走了。我们的屋子里一片静悄悄，空气很沉重。母亲倒在床上，一声不响。父亲走出门去，帽子也没有戴，夜深以后才从山上回来。他和衣躺在床上，一句话也不说。第二天，我们收拾起仅有的少数几件家庭用物，装在货车上，出发下山赶着长途转回特立尼达。我们在这世界上所有的财产，就只是我母亲从那些房客身上节省下来的很少一点点钱了。
希望和失望，再一次形影不离地携手同行。现在我们又住在邻近学校的地区了。母亲感到有了希望因而十分愉快。父亲在一个很远的煤矿镇上找到了工作，她便租下了铁道外边的丁康膳宿处。这个膳宿处以及海伦给我做的那套新柳条布衣裳使我觉得十分得意。在学校里，我的教员问起我住在哪里，我就神气十足地高声应道：
“丁康膳宿处!”
“那是什么地方?”她问道，把眼睛稍微睁得更大一点。
这还用问吗?谁还能不知道这所华丽的“丁康膳宿处”，这幢远远望去就象是砖头砌的两层楼的房子!我得意地回答说：
“在铁道外边!”
我把自己的来历介绍给大家之后，就开始补做那些因为入学晚而缺的功课。现在坐在那光荣的座位上的是一个男孩子……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到那时他就不会继续坐在那里了!现在家里没有人吵架了，母亲把我推到“客厅间”——我们这时有了一间“客厅间”——里去温习功课，而她自己，却忙忙碌碌地上上下下满屋子照应。
两个月过去了……我渐渐赶上了那坐在光荣座位上的男孩。这一点，他也知道。我偶尔向他那个方向望过去，常常发现他也正抬起眼睛看我——于是我们马上又埋头读我们的课本。
不久，家里的光景开始恶化。我母亲的买卖赔了钱。房客们拖欠房租，而且要求过分，她应付都应付不过来，更不用说赚钱了。我父亲又回到家里，母亲和海伦把这恼人败兴的事告诉了他。第二天早上他就去坐在早餐桌旁边，守候这些贪得无厌满口怨言的房客。一个胖女人领着她的丈夫先走进来，她懒洋洋地叹了一口气，在椅子上坐下。另外一个老头儿愁眉苦脸地朝桌子上望着。
“你们只管吃罢，朋友，”我父亲厉声说，“因为这是你们在这间屋里的最后一顿饭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老头儿叫起来。
“就是这个意思!”我父亲高声说。
“这个星期还没有完哩，”胖女人煞有介事地指出。
“你们乖乖的把这些日子的饭房钱付清，然后给我滚出去!”
早餐后，他上楼去挨间敲房门要账!我从他的声音和态度上看出这是他平生最紧张的时刻之一。他曾经梦想过这样的事情——他自己掌握了权柄，大刀阔斧干一场。这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战场，但是慢慢会变得象一个战场的。他回到矿上去的时候，一定会把这回事编成一个动听的故事。
这我是知道的，因为我曾经听见他添枝加叶地编造一个故事，最后完全失去了原来的面目。这故事很简单：几个月以前，就在冲走我们的帐篷的那一次大水里，溺死了一个人，一群人找寻了几天之后，发现了他的尸体。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全部始末。
我父亲在酒馆里听到这个故事，回到家来，就讲说他怎样和一群人沿着柏格托里河寻找那失踪的人。他把发现尸体的经过，加上一些恐怖的细节，叙述得很详细。大约一个月之后，我听见他对一群人讲同一个故事，这次却说只有他和另外一个人一块发现了那个尸体，他们把它从沙里挖出来，抬到验尸所。
过了许久，我又听见他把这个故事讲给两个煤矿工人听。他有声有色地开始：大水退了以后，听说有人溺死了，他认为应该去察看察看，于是便沿着柏格托里河两岸走去，他走了好几英里路，前前后后翻动了许多木料，因为有些木料看起来活象是个死尸。他在这些细节上绕了半天圈子。然后……那边是什么东西呀?凸出在泥沙上面的又是一块木料吗!不是的，天呀!他走近一步，原来是一条胳膊——笔直地伸在空中，活像这个死人在对他打招呼：“我在这里哩，约翰·罗泽士!”
他用双手挖，挖出了一个肩膀、半边身躯、一条腿，最后才挖出了整个身子!天呀!他把尸体放在柏格托里河里洗干净，说不定这还是他的一个朋友哩——奇怪，真有点像他的一个朋友!他细细观察那浮肿的脸孔，——听故事的人都嚇得喘不出气。他把尸体抱起来——他，只是他一个人——送到验尸所；说实话，那个该死的死尸给水泡得真是怪重的哩。——说到这里，他的听众就有一半站起来，到马厩里去了!剩下的一半一直听到死人入殓落葬以后才离开。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候的样子。
楼上，那个胖女人正在和我父亲争论房租的事。昨天早上的鸡蛋连狗都不要吃!
“女士，不管你叫什么名字罢，你是个女的；但是你一定要把钱付清，否则我让你男人身上不留一块干净的地方!”
她丈夫到底把钱付清了。
海伦站在扶梯下，很满意地听着，忍不住要笑。她也赔了钱，但是她没有出嫁，还经得起一点损失，我母亲坐在厨房里，愁容满面，心情沉重。她曾经再一次不辞劳苦地贡献了她微弱的体力，——然而终归失败了。
我的心灵里充满一种说不出的孤寂。我感不到一点温暖——甚至连生存的兴趣都失去了。我在学校附近一家人家当“厨工”。放学后就去洗碗碟照料婴孩。我无精打采地摇着，婴孩尖声哭闹。
膳宿处的买卖失败以后，我母亲就跑到这里来和这个妇人商量。她们在时间和报酬的问题上争论了很久；这个妇人——一个铁路上烧火工人的老婆——站得直挺挺地，摆出一副懂得怎样对待女佣人的神气，简短冷酷地数说着我的职务。最后就把我交给了她。给我的饭菜都放在一个盘子里，我就坐在厨房里一张临后院的旧桌子旁吃。这个妇人好像把我也当作厨房里的一件家具。我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雇用的“佣人”，在我们地位的差别上，她不允许有一点错误。我还记得我曾经想对她表示一点爱，而她的反应却十分冷淡。要懂得我已经不是个小孩，而只是个“女佣人”，真是不容易哟。
乔治、丹和碧儿崔丽斯在学校里每天都和我在一道，但是他们似乎也都不再属于我了。安尼已经出去做工，在洗衣店里当一个管挤压机的女工。海伦终于升任管浆衣机器的工作，靠了她的力量才把安尼安插进去。放学后乔治常常把他的小手拉着我的手，一同走到我们分路的街头，他回家去，我去作工。
学校里的功课现在成了一种负担。我那夺取光荣座位的梦想也烟消云散了。那个白小姑娘还是和从前一样的完美，似乎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新来的教员看见我也不感兴趣。我对着那些要洗的碗碟，和那个尖声哭闹的婴孩，不知掉过多少眼泪。不久我就生起病来了。这妇人问我什么地方不舒服……我不知道。我告诉她我的手臂曾经跌断过，现在又痛起来了!于是这个妇人向我母亲抱怨，把我辞退了。我的病随着我的被辞退也就好了。
我们家里也有了许多变化。我们现在住在一座小小的四间房间的木屋里。海伦和安尼两人占用其中一间，因为她们都在做工，在这里住宿吃饭都是付钱的。安尼处处以大人自居；她拒绝做家里的杂事，也不尊重我父亲和母亲的意见，海伦学会了城市姑娘的言语举止。她不说“ain't”而说“have”或“have not”①。她象一张敏感的照相底片一样吸收着这些时新气派。她买了被单，穿着薄薄的寝衣睡觉，不再象我们那样穿着内衣睡觉。我母亲极端崇拜她，海伦的一言一行似乎都合我母亲的意；看来她自己生活中所不能享受的一切，都通过海伦享受到了。逢到星期六晚上，我常常听见她们两个人争论：
“你最好收了它，爱丽，我现在有不少好东西了，你还没(ain't)——没有(haven't)呢。”
我母亲带着温柔的抗议回答说：“我不好意思把你的工钱通通拿了，海伦。你自己一点也不留。”
“你就把钱收下罢，爱丽!不要多说了!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约翰没有带钱回家来。海伦费了很长的时间才学会把‘g’s’加在语尾上。”
于是我母亲就把眼睛顺着地板上的一条裂缝看，海伦就站起来走出屋去，留下了一个星期的工钱。
每天放学之后，以及星期六和假日，我都帮助邻近的妇女洗碗碟、洗衣服、送东西、搬木柴或送煤。她们把我的工钱付给我母亲。我总要到晚上才回家。我在一处地方，帮一个新结婚的妇人做工。她过去也是洗衣店里的女工，和海伦一块儿做工挣钱；但是结婚以后，她的丈夫就说他的妻子没有再去作工的道理。他逼迫她放弃积极独立的生活，让她住进一幢三间房间的房子里，大部分事情都等我放学以后去做。她整天躺在床上，常常到下午才起来梳洗。
“要让我结了婚，跟格莱迪斯那样整天躺着，你看我干不干!”海伦有一次扬着头，很自负地说。
格莱迪斯度过了最初几个星期的结婚生活以后，就开始和她丈夫吵起嘴来。左右隔壁的妇女都放下窗帘躲在后面偷听。当她按照轨道外边妇女们的习惯去向她们诉苦的时候，她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妇女应该叫“服从”丈夫。我内心对这一点很起反感，我痛恨而且鄙视她们这一班人。
“看在耶稣的分上，你闹来闹去到底想怎么样呢?”她丈夫有一天忍不住了。
“我要回去做工。你整天在外面，我坐在家里无聊得很。”
“什么!去做工，好让人家说我连个老婆都养不活!我不明白你要怎么样!你又不缺穿，甚至不必让你的手沾一滴水。”
“我想回去做工。”
“好到街上去游荡，把你挣的臭钱来侮辱我吗?假如你要去做工，就请滚出我的家!”
因此格莱迪斯没有回去做工。几个月过去了，邻人都开始窃笑……据说她现在“有喜了”。然而她还继续和丈夫争吵。他们两人之间的一段对话至今还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中，就象有一把刀狠狠地在那里戳了一下似的。
“把我给你买的衣服还我!”有一天他对她嚷道。
“天呀，好人，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呀!”她眼泪汪汪地哀求——现在即使她想回去做工也办不到了。
隔壁院子里有两个妇人在窗外听到了这些话，她们都笑了。她们说她再不能那样盛气凌人了。我没有笑。这些话里包含着一种使人十分伤心的道理!我回到家里也没有心肠把这些话对人再讲一遍!在我一生中后来的日子里，我只有一次重复了这几句话；那是因为我要探索为什么我会这样憎恨婚姻，这样厌恶那些做妻子的妇女。这两句对话在我心灵里总结了婚姻关系中丈夫和妻子的真正地位。
“有的人应该再给他一些，没有的人应该再从他那里拿走一些!”牧师正在宣讲。他说的那些话，我都早已懂得。我们属于那种什么都没有而什么都还要被人剥削的阶级。
教堂巍然高耸，阳光透过彩绘的窗户照射进来。牧师说话的声音又严厉又冷酷。我想起新买的绿柳条布衣裳。我梦想再买一顶翠绿的帽子、一双绿袜子、一双绿鞋子和一副绿手套，就和我现在的女主人一样了。她是多么美丽啊!她走过的时候，人人都停步观看。
牧师的说话叫我念念难忘。对于那些富有的人，上帝可以给予，对于那些没有的人，上帝反而要拿走一些。上帝似乎就是冥冥中一个不公平的敌人。我们铁道外边的人斗架的时候，总是公开而且公平的。有一次我和铁道外边最调皮的一个男孩斗架，父亲把我们拉开，抱着鲜血淋淋昏迷不醒的我回家去。在教堂里，他们将上帝的概念来教诲我，我却不能理解。我曾经到主日学校和教堂去过三次，他们一再告诉我要爱上帝，并且畏惧上帝。这怎么可能呢——就说我父亲罢，假如我畏惧他，我又怎么能够同时爱他呢。再说，我还应该畏惧魔鬼。上帝和魔鬼在我心中扰成一团。而人家教导我对于二者所应有的畏惧，又都是一样的。这全部事情都是愚蠢的。
教堂真使我大失所望。然而事情的开始却是多么美丽!三个复兴会的牧师，从加拿大来劝化美国人信奉基督教。我是美国人之一，他们就把我劝化了——至少有三星期。他们都长得頎长、年轻而漂亮。他们站在我们学校的走廊上，唱着“枫树叶长青”的歌；我也仿佛看见那些黄色的赤金般的枫树叶在日光下颤动；微风吹过树梢，带来了许多故事。牧师后来又到教堂里去，我也跟他们到了那里。他们又唱了几首歌，以后，其中一位就用极柔和的声音询问听众道：
“有哪一位愿意象羔羊一样来归顺耶稣?”
这种说法有点可笑，但是我还是站起来，从会堂中的通道走过去，站在他和全体会众的面前。我忽然感到有点胆怯，怕会众里面有认识我的人会讥笑我，我慌乱了一忽儿，但还是继续往前走。假如哪一个铁道外边的孩子胆敢嘲笑我，我们以后可以细细算账!
“你愿意永远当耶稣的羔羊吗!”这人问我。他的眼睛蓝极了，他的头发是金黄的。
“是的，先生!”我眼泪汪汪地回答他，因为他的声音很低沉，他的眼睛十分美丽。
就这样，我成了一个基督徒。现在我来到教堂里，尽力坚持下去。但是每星期日我内心都隐隐地感觉到，我不会长远做一个基督徒。自从那个蓝眼睛的牧师走了之后，做基督徒这事情真是太乏味了。
教堂所在的商务街是这城里主要的通衢大道，象一条蛇一样曲曲折折地穿过城的中心。这也是从前的圣人非大道的一部分。教堂和酒店同是商务街上的两个路标。从教堂出来跨过马路，走上一个小小的山坡就是酒店。只要父亲不在做工，随时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他。这是一幢小小的、一层楼的房子，装着两扇活动门，人们到这里来赌钱、喝酒、“谈天”。酒店隔壁有一家雪茄烟店，店门前终日有人在逛荡、抽烟、吐痰，交换一些淫秽猥亵的故事和粗鲁邪恶的言语。
从商务街尽头跨过一道桥，在全城人引以为荣的火车站旁边，有一家膳宿代办处，我现在就在那里做工。我放学以后，就直接到这里来。膳宿代办处的主人韩溥栋太太是一位年轻寡妇，既美丽又会做菜，因此她能够索取很高的、只有铁路工程师和烧火工人才出得起的房租和膳费。她有一间客厅，里面放着一架风琴。她的卧室就在客厅隔壁，是一间宽敞向阳的房间，她是一个十分讲究的奢华的太太。
一天晚上，我正躺在客厅里的长沙发上，忽然听见她房里有说话的声音。我静静听着——确实提到了我的名字，是的……她……她正和那个工程师在谈话。她说：
“我相信每日早上我起来之前，她就把牛奶喝掉了一些。”
“那你为什么不辞退她呢?”工程师的口气又象是命令，又象是责怪，有如一个丈夫在对妻子说话。
“是呀!……但是她做的工作真不少——赶得上一个正式雇用的女工。”
“……但她到底手脚不干净啊!”
我再没有听见别的话。我躺在床上一连好几个钟头无法入睡。这种责备并不冤枉，——我每日早上从后门口台阶上把牛奶瓶拿进来的时候，的确总要喝掉一口。我常常得挨饿，因为我得到的食物就只有包饭客人剩下的一点点东西。韩溥栋太太是一位体面的妇女，她自己坐在桌子的一头陪那些包饭的客人一块吃饭。她是一位慈祥的妇人，我在她家里并不觉着寂寞，不过她并不经常留心剩下来的东西到底够不够我吃的。她没有工夫跟女人打交道。我在厨房里吃完了剩下来的随便什么东西以后，还要把碗碟收拾起来刷洗干净。
第二天早上，为了洗清我的罪过，我起得特别早，把水烧开，把抹布、手巾和枕套都洗得干干净净。等她起来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已经挂在外面，牛奶瓶也已经摆在桌子上，和原有的分量一样满。到了傍晚，我从厨房里偷偷提着一个小水桶，朝铁路外边走去。因为我母亲这一阵开始给人洗衣裳，从海伦那里又得到一点帮助，已经省下足够的钱买了一头母牛。虽然她是要把牛奶卖钱的，但是我可以把实情告诉她，求她给我一桶牛奶去偿还韩溥栋太大。然后我就去恳求韩溥栋太太饶恕我——我的罪过就可以洗清了。我甚至还想到要回教堂去作为对自己的惩罚。
我带着轻松的良心往家里走。走到大门口就站住了。我看见父亲一边在咒骂，一边揪着姊姊安尼的头发把她往屋里拖。安尼直着嗓子喊叫，拚命的挣扎。
“就算你有二十五岁，长得象堵墙那么大，我也要把你揍个半死扔出去!”父亲叫道。
母亲的声音带着无限的焦虑：“啊，安尼，告诉我，你昨天夜里到底是不是在外面开旅馆?”
安尼是又泼辣又粗野。“难道要我跟你说一百遍?我去参加跳舞会，在米丽家过的夜!去问她的妈好了，看我是不是住在她家的?”
“你撒谎!”——可是我父亲的气渐渐消了。
“我撒谎，是吗?那么，你干嘛问我呢?”
“好，我饶你这一回，要是下回我再听见你到这种下流的跳舞场去，和那些忘八羔子鬼混，通夜不回家的话，我一定把你揍个半死扔出去!”
“你还是自己留点神，爸，我自己会照顾自己的!你一天到晚待在酒店里……还有什么资格来说我……我现在是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安尼这时十五岁，已经是个踏入社会的妇人了。按我们这个世界里的标准，一个妇女自己能挣钱就是个自由的妇女。唯有出嫁了的妇女才需要听从别人的指挥。父亲居然敢碰安尼，这已经违反了铁道外边公认的约法。他还对安尼不停的嚷嚷，声音大得左右的邻居都能听见：
“是呀!你自己能够挣钱了，这于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海伦都把她的工钱交给你母亲，而你呢，却尽用来做些花衣裳穿着到外面街上去招蜂引蝶!”
“你为什么不把你的钱交给妈呢?为什么偏偏去送给酒店老板呢?我倒想知道。”
“不准回嘴，贱丫头，你照我的话办，别管我是怎么办的，不然你就是长到二十五岁，我也要把你揍个半死扔出去……”
后门猛然砰的一下关上了……安尼满不在乎地回答了一句，还不等他把他的威胁讲完，迳自走了出去。
我手里提着一个小水桶站在大门外。我听着屋里吵闹的声音，一种复杂的感情在心里翻腾，——憎恨，痛心。记忆激发了意识，构成一幅令人恶心的朦胧模糊的图面。“安尼在旅馆里过夜。”……就是说性的关系。我父亲和母亲因此就要打她。……他们有什么权利呢……他们自己都是骗人的伪君子!我听见过他们在半夜里……现在他们倒大惊小怪起来!成年人都是这样会撒谎，都是这样不老实!至于安尼……长大了……乳房肥肥的，臀部高高的，而且还以此自负!多么叫人恶心啊，我不高兴靠近她……我差一点要呕吐了。长大了，干那成年人干的勾当——沉溺于性的冲动!
这一面是我的童话世界，“枫树叶长青”的歌声，童话里那些爱护各种动物的善良的小姑娘，五颜六色，有歌有舞的故事；哪怕眼前不免受些折磨，但是终有幸福的归宿。在另一面是——一座矮小的房子，碎了的玻璃窗上盖着一块破布，一株寂寞的牵牛花藤挣扎在廊前干裂的土地上，安尼披头散发地给拖进屋去，我父亲曾经是那么魁伟那么俊秀，现在却躬着背，嘴角上流着烟草汁。
我连院子外面那扇破旧的门都没有推开就掉转身循原路走回去，沿着柏格托里河岸，越过铁道、跨过流入河里的小溪涧，经过机车库回到韩溥栋太太家里。我爬进厨房，把提桶放回架上，然后躺在床上静静地等待。
韩溥栋太太对我说：
“玛丽，我想，从现在起，这些事我自己一个人就都能做了。我用不着再雇你了。”
我从后门望出去，洗好的衣裳还在院子里随风飘舞。我就这样被辞退了，只因为偷饮了一口牛奶。我以为她早忘记了。这几天来我一直辛辛苦苦的工作，希望能把事情挽回。这样处理不会是她自己的主意……不，这一定是那工程师叫她这样办的；她快要嫁给他了。他要依照基督教的规矩，把她变成一个“体面的”有夫之妇。于是她不得不服从他。
“我再给您白做一个月好吗?你不必付给我工钱。”我的胸口紧张得如同鼓面上张着的一块皮。
她想了一想。“不用了，我自己能做!”她的声音里含着歉意，但是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一路上我挨挨蹭蹭走了好几个钟头才到家。我先在机车库旁的白杨树下坐了一阵，后来天渐渐黑下来，又去坐在小溪涧旁一株垂柳底下。我知道得编造一个故事来瞒过我母亲，不然一定又要挨她的打。她会尖声厉呼：如果再发现我偷窃，一定要“把我踩到泥里去”。说不定她会把我打得“血流满背”。我需要时间来盘算，卸下我心头的重担。也许最好还是跳到河里去淹死罢，那么韩溥栋太太和我母亲就会懊悔不已。河水无情地奔流，黑暗浑浊的河水扑打在对面闪闪发光的灰色的沙岸上。流水在自言自语……那声音是多么奇怪……就象洪水向我们冲过来的那一天晚上。这样的东西你没有办法使它爱你，它比野兽还要凶。这种声音……恐惧使我退缩……我不能把自己托付给这样一种没有感情的东西。
夜深了，天色漆黑……我离开韩溥栋太太家已有好几个钟头……现在一定将近半夜了。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走，我走到厨房外面，把门推开。现在撒谎不撒谎都无所谓了。
可是又出了什么事了?海伦和安尼并肩站在房间里最暗的一个角落里。母亲坐在椅子上，双手捧着头，抽抽噎噎地哭。父亲站在门旁边，象是一条预备出击的野牛。我走进去的时候，他们都抬起头来看。父亲看见我把眼光凝聚在母亲身上，他也许想起了我是最不忍看见她哭泣的。他也许觉得自己理亏，仿佛他是这场痛苦的制造者似的，于是他对我喊道：
“看，玛丽，看看你的……你的海伦姨母……跟西班牙姘头在廊沿角上睡觉，让我抓住了!赚了钱买别针，买漂亮的衣裳!……这就是她做的丑事!”
“约翰……天呀，你这是什么意思，跟一个小孩讲这些事!”我母亲吓得连气都喘不过来。
“她也应该知道她母亲的妹妹是个什么样的丑货……就是这个意思!”
一阵沉默。似乎有一把刷子在我的脑子里扫了一下……我能够听见这把刷子转弯的声音。我们都站着一动不动。海伦苍白的脸上现出辛辣的表情。
“约翰·罗泽士，你不配说这样的话!你对待爱丽象一条狗!你自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酒店里，还有什么脸来说我!”
“该死!……你这个娼妇，还……”
海伦猛喊一声，朝他一头撞过去。一只手象闪电一般打在他面颊上，留下一个血红的印子。他捉住她的两只手臂，死劲把她高高吊在空中。她虽然瘦弱，挣扎起来却很凶悍，她用脚踢他的肚子，想用牙齿咬他。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才把她架开。母亲站起来惊惶失措的走上前去；用胳膊搂住海伦躬着的身子，紧紧抱住她，替她把头发理顺，“放手，约翰!海伦……海伦……小妹妹……到我这里来!”
她把他们两人拉开，拉着面色苍白气喘吁吁的海伦走到这间屋子的另一头。
“你居然帮一个娼妇来反抗自己的丈夫!”
海伦还要冲过去，但是我母亲两臂搂着她，用自己身体的重量，把她拖住了。“爱丽，”——海伦气咻咻地象一只小野兽——“放手!放手，爱丽!”她跟我母亲摇来摇去地挣扎，但是我母亲抱得很紧。海伦转过头来，把白生生面孔对着我父亲。
“假如你再那样叫我……你这下流的狗东西……我要用这双手把你掐死，爱丽也挡不住我!”我母亲用哆哆嗦嗦的声音尽力安慰她，摸着她那可爱的古铜色的头发和白白的面颊。但是海伦还在说话，声音不大，但是很激动。
“就算我是个娼妇，那么约翰·罗泽士，我倒想知道是谁把我逼成娼妇的!是你，约翰·罗泽士，是你呀!爱丽跟这些孩子吃不上饭穿不上衣裳。每次发钱那天，我都把工钱交给她。是的，这你也知道!假如没有我的钱，她早就饿死了。而你在酒店里……星期六晚上回来一个钱也不剩，还要撒谎耍赖；如果她有半句怨言，你还来吓唬她。你知道她是怎么活的吗?……洗衣服吗?……你这该死的!你不过是个下流的狗东西!你配骂我吗?你哟!你以为我买花衣裳的钱是从哪儿来的?……我不能穿得象个穷婆子……我不想嫁人，让一个男人把我管得死死的，打我，叫我挨饿!我也有权利享受好东西。就算我是个娼妇……那也是你逼出来的，就是你，约翰·罗泽士，你……你……你!”
“收拾起你的东西给我滚蛋!你敢再到我门口来现眼!”我父亲气得面色铁青。海伦的话打中了他的痛处。“马上滚出去，……滚到你那个西班牙姘头那里去!你还不配做一只狗呢!”
“你倒很配!还好意思说这是你的家呢!……房租都不是你付的。你没有拿过一个小钱回来!”
“离开我的家，不然我把你扔出去!”
母亲还是用两只胳膊抱住海伦。“假如你要她今天晚上离开这里，约翰，那我就跟她一块儿走。”
“嘿，居然想跟这么一个女人一块走到街上去，真是个贤慧的老婆!你放开她，到我这里来!”
我母亲站得直僵僵地，显得弱不禁风，面色灰白，就象我许久以前看见的一个受伤的煤矿工人在临死几秒钟以前的面孔一样。她的深蓝的眼珠闪烁着光芒……我象在哪里看见过这样可怕的眼睛?……我记起了……当然……好久以前……我一定不过才四岁……我杀死了一只小猫。……用泥块把它砸死在大路上，因为它的样子很古怪，我认为它一定是非常危险的……在它频死的痛楚中它的眼睛看起来就象我母亲现在那双眼睛一样。
“到这里来!”我父亲对我母亲嚷。
但是她仍然把手臂拖住海伦站着不动。
“你到这里来!要不，我就把这该死的屋子里的家具一齐打烂!”
我母亲仍旧冷冰冰地站着，一声不响，目光炯炯。我父亲嘴里嘟哝了一声从后门冲了出去，我们听见他在黑暗中摸索，不知在找寻什么东西。海伦带着悲愤交集的音调，急促地说：
“我一个人走，爱丽。我现在就走。约翰会把你的东西一齐打烂的……说不定他还会来杀你。”
“要走让他走……你不要走。”
“他不会走的……他会先把我们杀了。”
“那么让他把东西一齐都打烂罢。横竖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不要这样，爱丽。我走好了。我会给你寄钱、给孩子寄东西来的。不!你留在这儿。让我一个人走。我要你留在这儿，可怜可怜孩子们罢!没有你，他们怎么办呢!等我挣的钱够维持我们大家的生活，那时候再说……好好等着!”
海伦把我母亲从她身边推开，倒退着走进她和安尼睡觉的房间。安尼也偷偷地跟在她后面走进去，把门锁住。只听见屋里面有窸窸窣窣的声音、急促的脚步声和断断续续的低语。母亲软瘫在地下，面孔贴在地板上，双手抱着头，呼呼地喘着气。后门打开了，父亲手里提着一柄斧头踏进来，朝地板上躺着的母亲看了一眼。他站着侧身细听……卧室门内有匆忙的脚步声在走动。他把斧头放在地板上，等着……等着。
我们听见一扇通外面的门开啓和关闭的声音……脚步声先在外面的廊沿上走了两步，然后一步踏在下面硬绷绷的泥土上，接着又走了三步，到了街上。院子里那扇只剩一副绞簧的破门发出一阵凄凉枯朽的尖叫，仿佛有一个鬼魂从那里溜了出去。破窗户上盖的烂布给一阵向峡谷袭来的秋风吹得鼓鼓的。父亲喘吁吁的，一言不发转身走出去，把厨房门使劲地在背后带上。他的脚步声嗒嗒嗒地跨过小沟朝着铁道走去……那铁道穿过全城离酒店只有几步路。厨房里一片静寂，只有母亲呜咽凄楚的哭泣声；这种声音好象以前一向就有，以后也永远不会消失!
一星期一星期过去，事情终于发生。父亲实践了他一再重复的威胁要离开我们。他知道母亲身体太弱，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海伦那里一个字的消息都没有。
自从我母亲为着海伦的事反抗了他，而且一天一天表示出她对人生毫无留恋以后，他就变得愈来愈粗暴。晚上从他们锁着的卧室房门后面，常常传出悽惨沉痛的哭声。随处都呈现着一种不稳定的恐怖感。
那一年，我们州里的妇女获得了选举权。我母亲只是把头稍微抬高了一点，依旧不声不响。她并不是一个喜欢多说话的女人。
“你打算怎样选举呢?”我父亲问她。
母亲没有回答。于是就吵起来了。……是父亲一个人在吵。她的手里毕竟有了一件武器。至少她觉得是这样。他威吓她，但是她仍然不回答。选举日的那一天，他威胁地说，假如她再不告诉他，他就要离家出走。母亲毫不理会，径自走出屋门外去了，好象根本没有他这个人似的。那天晚上他用命令的口吻问道：
“你打算不打算告诉我你是怎样选举的?
“我不打算告诉你!”
第二天早上，母亲站在厨房外的廊子上，父亲坐在门外马车上，手里握着缰绳，准备就要动身。我心里很沉重，很难过。父亲又问了一次，母亲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交叉着双手，并不回答。他于是便走了。母亲不得不重新振作起孱弱的身体。她算计到人家家里去洗衣裳比把衣裳拿回来洗要强些，因为在别人家里可以喝到一杯咖啡，吃到一顿晚饭；这就可以节省自己家里的饭了。每天早上，她越过柏格里河走到那条齐整的街道上，街道两边都是精美舒適的住宅，中学校的校舍也耸立在其间。她挨次敲着一家家的后门告诉那些太太们，她最擅长洗熨衣裳。这样她就变成一个正式的洗衣妇了。她每天早上七点钟离家，晚上八点钟才回来。她的工价是一块三角钱一天。是的，她对她们说，她看来很瘦弱，但是她洗的东西却很白净——人们只要让她试一次就知道了、太太们望着她的眼睛和她诚恳的面庞都摇摇头；但是，她们接着又看见了她那双做惯各种粗活、又黑又大、露着一条条筋脉的手。这一下她们才相信了。
那一年整个冬天她都在洗衣服。到了晚上她自己也说“累得象条狗”，但是她从来没有因为累而不跟我们详细讲述她晚饭时吃的食物的种类和质量。人们把晚饭放在一个盘子里送到洗衣房来给她。她有时候也能得到一点肉。她依恋地回忆着，非常感激别人待她这样好，常常自愿为人家格外多洗一些东西或多做半个钟头。唯一苦恼的事是她面部和头部的神经痛，折磨得她实在难以忍受。
安尼仍旧每天到洗衣店去，不肯留在家里帮忙——她是在“做工”。我每天的任务是帮忙把家里收拾干净，再把我的兄弟和碧儿崔丽斯穿戴好准备去上学。然后我们把门锁上，蹒蹒跚跚地踏着雪走去。
我母亲有时候也在家里洗衣裳。天刚一亮她就动手，厨房里水气弥漫，到处是肥皂沫。到了下午她已经倦容满面，腰酸背痛。我把衣裳拧干晾起来，再从门外水龙那里提几桶水回来。她和我现在成了朋友和同志，我们一边洗着，一边算计着要买一部洗衣机。我们的定价是三角钱一打，连洗带熨，那些太太总把顶大件的东西送来给我们洗——被单、台布、工作服、衬衫等等。她们还时常把十三件当作一打算。十三是个不吉利的数字，但是对于洗衣妇却据说是很吉利的——至少她们都是这样想。
我们的屋里到处都是一堆堆热气腾腾的被单、内衣和衬衫，要想从这间房间走到那间房间去，就不得不在地板上爬行。除了一间卧室，其他的房间里都拉着一行行的绳子，只有厨房的灶眼里生着一炉火。碧儿崔丽斯和我每天一面搓着手取暖，一面沿着铁路拾取机车经过时落下来的煤块，天黑之后，我们又到附近一个木料场上去偷木柴，拿得动多少就偷多少。晚上，我和母亲一同烧晚饭，总是马铃薯和一盘用面粉加水或者加牛奶调成的羹汤，我们仍旧养着那头母牛，不过牛奶都是拿出去卖钱的。我们围在厨桌旁默默地吃，空气里弥漫着肥皂水的臭气。我们从来没有放弃我们的梦想，希望能买一部洗衣机来减轻我母亲的背痛。但是我们总还要买鞋子买教科书，无论如何也存不下钱来，因此我们决定我还是出去做工，她就只好一个人洗衣服了。
我在一家小小的雪茄烟厂里找到了工作，厂主是一个矮小个儿黑脸的犹太人。我放学后就一直到工厂去，工作到晚上八点钟才回家。我和另外三四个女孩子一同坐在一间暗洞洞的屋里，细心地剥掉那些又大又嫩的棕黄色的烟叶中间的筋脉。我们把这些剥好的烟叶堆在一边，送到隔壁一间屋子里去，一群男工坐在这房间里的一张长桌子前面，将烟叶卷成雪茄烟。他们的屋子又豁亮又干净，我们的屋子却到处是烟草屑。男工们可以高声说笑，我们却不许。五点钟的时候，铃声一响，他们都马上站起来，扯下身上的围裙回家去。星期六下午，他们只工作到一点钟。我听说他们都是工会会员，所以才敢这样。我们的厂主很照顾他们，但是并不照顾坐在后面屋子里的我们。我不懂，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人，不需要照顾，反而受到照顾；而我们这些需要照顾的，反而受不到照顾。基督教也是这样，富有的人反而要给他一些；没有的人，反而要从他那里拿走一些。这种报复性的宗教和社会多么奇怪啊!
卷雪茄烟的男工当中有一个年纪很轻的长得出奇的漂亮。我一面剥着烟叶，一面盯着外屋里阳光下他那棕黄色的头发……我梦想他有一天会看见我坐在这里，象童话里的皇子一样来向我求婚!我在心中描绘着自己坐在他身旁卷纸烟的情景。有一天，我故意把一个装满剥过的烟叶的箱子挡在路上。他出门的时候，不得不停一停脚；他倒是看见了我!他问我发了什么疯把东西挡住别人的路!
我对着烟叶子掉眼泪。八点钟好象再也不会来到。这个地方找不到爱情。……看来我不过是块木头。厂主一再走到我这里，责备我工作太慢。
“你总是发楞，”他起初很和蔼地说，“你必须醒过来，快一点剥；看——要象这样。”当他坐在我旁边温和地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剥得很快；他一走开，房里又变得又黑又冷，飞满了烟屑。
“你晚上回到家里，做些什么事呀?”有一次他在我身边坐下来问道。我以为他关心我，微微笑了一笑。他来到我面前使我感到温暖和亲切!
“我看图书馆借来的书。”
“什么书呀?”
“各种各样的书。”
“你不应该看书；这就是你所以不做工而发楞的缘故了。我警告你，玛丽……假如你不好好工作，我要开除你了。”
我觉得又是惭愧又是痛苦。那天晚上我哭了，我把毯子塞在嘴里，免得被人听见。他们会嘲笑我的——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里，人们不应该让自己的热情或痛苦流露出来，除了弱者和妇女。
有一天，厂主把一星期的工钱——一块半钱付给我，对我说道：
“你不必再到这里来了。”
我一言不发走了出来，走到铁道外边那个木料场的时候，我停住脚站在两堆木料中间轻轻地哭起来。回到家里以后，我又去站在洗衣盆边的老位子上，母亲迷迷糊糊的，仿佛顾不上来注意我为什么会回来。她现在感觉非常迟钝。在学校里，我感到说不出的难过，我变成了班上最糟糕的学生之一。我回答问题的时候，自信答得很正确，先生却认为我答得完全不对，这种情形屡屡发生。在操场上，我和那些铁道外边的“野女孩”混在一块，听她们谈论在家里举行的接吻会，或者躲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彼此交换一些有关人生之谜的密语。晚上我有时候也能去参加她们那个一切游戏都以接吻为奖惩的聚会。
于是我成了“铁道外边的野孩子”的一个头儿。在学校里谁也不敢得罪我——教员不敢申斥我，也没有人敢怒目看我或者对我冷言冷语的讽刺。赌咒对于我向来是件很自然很容易的事，因为我父亲是个很好的教师。他甚至把一个字拆开来插进一句赌咒的话：他惯常说“这个想——该死的——法!”我在铁道外边的胡同里和孩子们打架，有男孩也有女孩，我的弟弟们在我羽翼保护之下洋洋得意地蹦来蹦去。
每逢母亲叫我到商店里去买一团线、一包盐或一块肥皂的时候，我就尽量利用这个机会。店员一转过身去取东西，我就使出敏捷的手法，窃取我家里所需要的东西，藏在袋里或大衣底下。有时候是一盒通心面，有时候是一罐豌豆，随便什么时候，只要有水果近在手边，我都拿。待到店员回过头来，我的面上总是很天真很镇静。铁道外边许多男孩和女孩都偷窃，我可说是这些小偷里面最成功的一个。说不定我生来就比他们狡黠……我故意到城镇去买肥皂。到那些大店家去买东西的，都是住在我母亲去洗衣服的那些大房子里的有钱人，因此不会有人来怀疑你。我背着毫无戒心的店员，把身上装得满满的。我对于任何东西，都从一种有无偷窃可能的角度上来观察；怎样偷，怎样带出店门，到家里又怎样说。我现在很少空手回家。起初我还对母亲撒谎，说是别人送给我的东西，或者说是拾来的。
我母亲现在非常糊塗，她虽然也骂我，但是却带着一种勉强而姑息的神气。我从她嘴角上的表情中看出她也很高兴得到这些食品；因为冬天很冷，我们又都挨着饿。自从我明白了这种情形以后，我就变得更加胆大，偷的东西也愈加多起来了，我从学校里一出来就直接跑到市镇上，这里拿一罐豌豆，那里拿一瓶炼乳，再到别的地方拿一些蜂蜜。只有鸡蛋我不拿，因为万一被人发觉，需要奔跑。有时候我拿回来的东西，比我母亲买回来的东西还要多。我们吃的丰富了，除了土豆和面粉与水调的汤以外，现在有各种罐头和真正的黄油以及一切能够藏在大衣袋里或者夹在袖管里带走的东西。只有一件东西是我花钱买的，——那就是母亲的洗衣肥皂；但是买两三块肥皂总要花掉我两三个钟头的工夫，因为我要来来去去从这家铺子穿到那家铺子。
乔治和丹现在有时候能穿到暖和的毛袜子——袜子也是能够藏在大衣袋里带走的。冬天快要过去以前，我在一家正在举行大减价的店铺里找到了工作，因此能够供给他们很多衣裳。这家店铺给我的薪水非常少，我却工作得像一个奴隶一样。有一次我给弟弟们带回了几件温暖的法兰绒衬衫，母亲严厉地看了我一眼。我说这都是我用工钱买来的。她听了也就不再多说。她没有工夫、也从来不想到市镇上去追究我所说的是不是真话。即使她去了，人家也只会告诉她说我是那个减价的铺子里一个服从而又可靠的店员。
① “have not’”和ain't都是“没有”的意思，前者合乎文法，后者不合文法，一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常用“ain't”而不用“have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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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沫特莱文集（2）/（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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