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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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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是什么?我想了又想，是我幼年读过的童话与后来读过的小说的一种五色缤纷的混合体；一件可爱的而又犯禁的事情。可是这种犯禁的事情又和另外一种犯禁的感情——性——丝毫没有关联。爱情中没有性的地位。性的含义是强奸，是结婚，是卖淫，而结婚的含义就是生孩子，女人哭诉，男人抱怨；性的含义就是不幸，也就是一切我所畏惧、厌恶、立意要逃避的那些事情。
自从我认识诺德以后，这个念头时常涌上我的心坎。我羞于承认在自己粗犷的外表下隐藏着对于爱、柔情和友谊的渴望。我还不到十九岁，身体和感情都还没有完全成熟。我想得少，做很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性的畏惧也更加厉害。我每逢听到人们谈起“处女”以及所谓妇女的“贞操”的时候，就有强烈的反感。男人用这种标准来衡量妇女，我一向认为是种侮辱。
我痛恨婚姻，我想，我宁肯去做娼妓，也不愿嫁给别人做妻子。这样还能保护自己，养活自己，尊重自己，保存一些人身的权力。我寻思，娼妓是不会生孩子的，男人不敢打她们；她们也不必对谁屈服。已婚妇女之所以“体面”，似乎就在于她们承认自己的卑贱和接受丈夫的奴役。男人是不喜欢自由的有思想的妇女的。男人在结婚前和女人发生了关系，谁也不认为是过错——不过是“风流放荡”而已。从来没有谁谈起“堕落的男人”，也没有人说哪个男人“走错了路”或“受了糟蹋”。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女人呢?我知道理由在哪里!妇女要依靠男人才能生活；一个能够永远自己谋生的女子，就能和男子一样独立自由。这就是人们不非难男人的道理。
我独自在费匿克斯城细细地想着这些事。诺德和迦琳都到旧金山去了。他们使我觉得渺小——他们都受过高深的教育，都是漂亮而又聪明的人!为生活发愁，挨饿的事，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过。诺德给我来信，要我到旧金山去和他们住在一道。他信上也写到了爱情，也说到结婚，但是他所写的与我脑子里所想的结婚完全不同。
他的信上说：“我没有钱，但是我爱你。假如你和我结婚，我们就得过苦日子。可是我们都年轻，我们可以做工，可以读书。”
我很清楚，我要是结婚就能得到一个亲密的伴侣，一面仍旧自己谋生。爱情……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是的，我很寂寞，我惧怕漂流不定的生活和无知。诺德谈到爱情，也谈到工作和学习。我所期望的事情他一身都兼备了。对于性和孩子的恐惧仍旧是我前途的障碍。我决定先到他和迦琳那里去了再说。即使我不和他结婚，跟他和迦琳住在一块也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我可以通过他们认识另外一个世界。他们具有我所不知道的一种独立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在我看来，他们仿佛能够随时随地创造出各种思想，这当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记得在费匿克斯时，他们第一次带我去看思想剧的时候，我是多么惊讶。那天演的戏叫《十二镑钱》①。我们坐在楼座里。诺德和迦琳都看得入了迷。我却感到乏味得要死，只是因为他们听得如此出神，我才相信台上的表演是很重要的。舞台上没有热闹的场面，没有木屐舞，没有响亮的音乐和笑声，没有粗鲁的打诨、鲜艳的服装和夸张的表情，因此我一点也看不懂，我看着台上的人们象平常一样的动作，谈论着抽象的思想，感到很不惯。这个剧本似乎是在演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她积蓄了一些钱，想买一架打字机，借此自己谋生。这样的蠢事有什么值得写成剧本!这种思想本身就无法使我不打瞌睡。我知道迦琳和诺德就是生活在这样抽象的世界里的，但是这种思想在我看来非常自然，我不懂得为什么要把它编成剧本。
我正收拾好行李准备到旧金山去找他们，忽然收到了我弟弟乔治的一封信，我读了这封信，心都碎了，费了许多心血才造成的遗忘的帷幔裂成了一片片。我们在特立尼达分手以后，乔治只给我写过一次信。我手里现在拿的这封信，等于是对我的一纸控诉状。我一遍两遍地读，我不肯相信信上所说的事。信上对我控诉：一年前父亲把这两个孩子送到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农场上去“长大成人”。信上对我控诉：他们落到了一个残暴的农场主手里，任凭他摆布。信上对我控诉：他们没有去上学，却象畜生一样从清早工作到晚上。信上对我控诉：那个农场主有一次把丹打得皮破血流。
这便是对我的控诉状，而我却打算到旧金山去过好日子!
我收到这封信已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是时间无论如何医治不了这个痛苦的记忆。我若要祈求慰借和庇护，一向都到沙漠里而不到上帝面前去，我于是仍旧走向沙漠。我找到了那个月明星稀的晚上诺德向我吐露爱情时我们骑马走过的那条幽静的小路。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走过去，我也随着时间愈走愈远，向前走去。悲痛过分，反而宁静了。荒漠上没有一息生意，没有一头灰鸟在寂寞中啼叫，没有一丝微风摇曳着艾草；天空中没有一颗俯视大地的星星。但是我那被人打伤的弟弟却始终在我面前的沙漠里走动——衬衫撕破了，背脊上满是血迹斑斑的创痕。我向荒漠的右边望——他在我眼前移动；我把眼光转向一株张臂向天的巨大的仙人球——他也在那个方向走动。我走，他就走在我面前。他变成了暗夜里一个鲜血淋淋的创痕；他变成了我心上的一条创痕。多少年来，他始终是我记忆里的一条创痕。沙漠固然能掩埋一切感情、一切痛苦和一切欲念，但是沙漠掩埋不了这一条创痕。
夜渐渐深了，我转身循着原路回去。黎明的时候我回到了家里。我应该走哪一条路?——向东呢?还是向西?我怎么能够把我的一生消磨在平原上那所倾颓的木屋里，受我所憎恶的父亲的供养?这样做去，我有什么前途——我会老去，我会失望，会抛弃我求学的进取心；我不得不为我兄弟的饮食衣着操心——用谁的钱呢?……我到那里挣不到钱；他们也挣不到钱。我徒然给他们增加一张吃饭的嘴而已。
我取出诺德的信放在乔治的来信旁边。生活是艰苦的，生活也给了我不少严厉的教训。我不愿意再回到我已经离开了的地方——我要不停的学习，学习到我能挣足够的钱，把我的兄弟接出来，送他们去读书为止。
我于是写了三封信：一封给我父亲，责备他做得不对，要他把我的兄弟接到身边，照顾他们，送他们去上学；一封给乔治，把我所有的现款寄给他，叫他带着丹到父亲那里去；最后一封是给那个农场主的——尽情地发泻了我的仇恨。我写道，他把我兄弟幼小的身体打得皮破血流，他把我的兄弟当牲口使用。我暂时不能去，因为我没有路费——但是我有时间，我总有一天会去。我永远不会忘记，即使我变成了一个老太婆，仍旧有我亲手弄死他的一天。
我走出去把这三封信发了，在那条又直又长的大路的东方，沙漠上正露出最初的微光。前面不知什么地方——小灰鸟在晨曦中啁啾。
我在旧金山见到诺德和迦琳的时候，山上的橡树叶正在变红。我们三人同住在一个公寓里，而且都找到了工作。诺德和我商量结婚的事。
“无论怎样，我不要生孩子，诺德。”
“我也不要——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不要孩子。”
“我是永远不要——世界上的孩子够多了。而且我还要照顾我的弟妹们。”
“好——在这点上我们是一致的。”
“我也不要有家，不烧饭，不洗衣裳，不擦地板。我负担自己的生活，你负担你自己的。”
“这一点我们的意见也一致。我赚到足够的钱以后，就要另外换一种工作——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
我忖度我这一次结婚将和一般人的结婚不同，但是诺德并不知道我心里已经中了多么深的毒。我当真以为没有性的关系的婚姻是可能的——一种浪漫的友谊，两个人一块儿工作，保持着朋友的关系。我们仍旧迟疑不决。后来，诺德接到通知说，要派他出差到南边的沙漠地区去工作几个月。起程的那一天，他到我做事的办公室来看我，我们便决定一块儿去吃午饭，然后我再陪他到火车站去。我们路过市政府时，他回头对我说：
“我们这就进去领一张结婚证书好不好?”
这不过是两分钟和两块钱的事。我坚持要付一半。我们做了这样胆大妄为的事，自己也不禁失笑；迦琳不知道会多么惊讶呢!我们刚走到外面的街道上，诺德忽然又站住了：
“我说，我们为什么不再上去，干脆把结婚手续也给办了呢?”
电梯司机上下打量了我们一番，一声不响地把电梯在第二层楼上停了下来，自作聪明地给我们指路道：“右边第三个门，”我们两人立时都觉得象是受了侮辱，他居然看穿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难道我们的心事都摆在脸上了吗?我们怯生生地踏进靠右边的第三个门。一个穿着衬衫、满头大汗的矮胖子正坐在那里翻阅着几本簿子，忙个不休。
他抬起眼来望了一下，不待我们说明来意就先开口道：“请稍等一下。”转眼间他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哦，我想，我们还需要一个公证人哩!”于是他打开一扇通内室的门，提高嗓子对一个不知什么人喊了一声。不到几秒钟，出来了另外一个跟他一样矮矮胖胖，满头大汗的人，也没有穿上衣。
这人一看见这情况马上明白了，惊呼了一声：“喔唷，我想我得去把上衣穿上，”原先的那个小办事员觉得自己也应该穿上外衣，于是赶快把挂在写字桌旁的钉子上的一件旧的油光光的黑驼毛上衣拿来披在身上。
我们大家都站着——矮小的公证人拚命把腰杆挺直，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神气；那办事员的面上油光光的。他检查了一下我们的结婚证书。
“好罢，”他望着诺德随口问道，“你愿意娶这个女人做你的妻子吗?”
诺德和我惊讶地互相望了一眼——这未免来得太突然。我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
“怎么啦?”办事员惊讶地问道。
“这未免有点突然，”诺德解释道。
“突然!你们难道连自己究竟要不要结婚都不知道吗?”
“哦!不，当然要结婚，不过，你这样一问显得有一点儿突然。”
“天啊，你呀!你要我怎么办呢?让我给你跳草裙舞吗?”
诺德纵声大笑起来：“你这想法倒也不错。”
等诺德重新恢复了肃严的态度以后，这小胖子又重新问道：
“你愿意娶这个女人做你的妻子吗?”
“愿意!”诺德答道，喉咙里带有一种可笑的咕噜的声音。
这小胖子庄严地转过来对着我，“你愿意嫁给这个男人认他做你的丈夫吗?”
嗳呀!为什么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呢?猝然间我自己也拿不定我究竟愿意不愿意!这情况多么尴尬呀!我以前也常常遇到这种尴尬的情况，可是我总知道只要转一个弯就能太平无事——我从来没有完全气馁过。可是这里却是一堵空墙，没有可以转弯的地方!我要结婚的决心消失了，我感到一切都完了，就象母亲临死时我体验到的那种一切都完了的感觉。
诺德在我耳边催促：“回答愿意，你只要说一声愿意，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
那个流汗的矮个儿依然庄严地瞅着我说：“别着慌，一天到晚都有人来办这个手续。好罢——你愿意嫁给这个男人认他做你的丈夫吗?”
“我想我是愿意的。”——这是我自己的声音吗?就这样使我成了别人的妻子。
法律所规定的手续已经办完了，可是这矮小的人似乎认为应当让我们更深刻的记住这神圣的场合。他不喜欢诺德脸上和声音里的那种忍不住要笑的神情，也许他爱空想，也许他罗罗唆唆，有意麻烦，总之，他转过去又对诺德问了一个问题——我现在知道这个问题是他编出来的；但当时却给我印象很深：
“不论晴天阴天，不论惊风骇浪，你都愿意和这个女子同甘苦共患难吗?”
他认为这样就能束缚住我们了!
“我愿意。”诺德竭力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应道。我不懂他为什么觉得可笑，这个问题听来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尤其是“同甘苦共患难”那几个我第一次听到的字，这几个字里仿佛回荡着一种非常可疑的声音——好象和性有关系的样子。
“那么——不论晴天阴天，不论惊风骇浪，你都愿意和这个男子同甘苦共患难吗?”
他也用这几个字来问我!横竖我和诺德已经获得了协议，决不生孩子，所以我在这里说的话并无足轻重。我便同意了。
“你们有戒指吗?”
“不，我们不相信戒指，”我见诺德当面把一个政府的办事员驳了回去，得意地把下巴颏儿抬得高高的。
“那就不用戒指罢，礼成了。请你付五块钱。”
诺德付一半，我付一半——我要从一开始就照章办事。我不能要他替我付结婚费，让他觉得我是属于他的。他看着他节省下来的两块半钱笑道：
“我可以用这钱在火车上饱餐一顿。”这小办事员在一旁看见我们二人之间把帐分得这样清，便露出满脸诧异不以为然的样子。
我们留下了姓名和住址，矮小的公证人也签了名，办事员赶快脱下他的驼呢上衣，把它仍旧挂在写字台旁的钉子上，又回去弄他的那几本簿子，一面懒洋洋地抬起头来告诉我们按照规矩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到萨克拉蒙陀去领取证书。
他对诺德说：“下次到这里来的时候，要作好准备，结婚是件严肃的事。”
诺德和我走到街上，站定下来，你瞅着我，我瞅着你，我大声说道：“他长得象个癞哈蟆。”
“他挣钱真便当——一举手就是五块钱呢，”诺德回答，“一起头他使我狼狈极了。”
“我真想回去要回我们的钱，叫他把我们的名字勾掉。”
“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现在是合法的夫妻了。”
“我们这个婚结得真快，我觉得不免有点可笑，你说是吗?一点儿也不自然。”
“我们饱餐一顿之后，就会觉得自然的……来，找一个有音乐的地方，然后我就去赶火车。”
我们走到一家响着音乐的饭馆门前。我说音乐不好，象教堂里的音乐。诺德说，胡说，那是华格纳的“巡礼大合唱”。华格纳是谁，什么叫“巡礼大合唱，”对于我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相信诺德，因为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于是我们便走进这家饭馆，象他所说的去饱餐一顿。
迦琳跟她的一位男朋友鲍勃带我去参观一次社会主义者的野餐。鲍勃是个律师，又是个社会主义者。黑眼睛黑头发，每逢谈到他的主义，总是慷慨激昂，一步不让人。
我们去到旧金山郊外的一个树林里。宽敞的空地上，竖起了一个旋转木马。另外有一个射击厅，几个廉价的杂货棚和一个不象样的跳舞场。我跟着他们走在这些男人女人大人小孩中间，心里泛起一阵厌恶。他们都是这么难看，一脸傻相，无精打采，打扮得又是这么俗气——这些都是我一向所熟悉而又厌恶的。旋转木马机还一面播送出一首流行的歌曲，不远的地方有一位穿衬衫的演说家站在台上对一群男女哇啦哇啦地演训，他们一面听，一面嚼着花生米和玉米花。有时候他的声音盖过了旋转木马机的声音，有时候旋转木马机的声音又盖过了他的声音。
“你干什么带我们到这里来?”我对鲍勃提出抗议。“看这些人!又丑又俗气!”
鲍勃转过来目光炯炯地看着我，“是的，他们是又丑又俗气!可是他们为什么会又丑又俗气呢?好好的想想罢——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反问道：“你说为什么?”
“制度!”
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他所谓的制度究竟是指什么。但是他用极大的愤慨迸发出来的那句话——“为什么他们会变成这样?”却在我心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我曾经无数次的忆及这句话。
在南方的沙漠里，以珂罗那朵河为起点，正在开凿一条泛美运河。诺德在出发去那里之前，又回到旧金山来了。我不愿意同他一道去——留在城里能够多挣些钱，离学校也近一点。迦琳已经要动身到纽约去了，临走前，她把心里的话都兜底对我说了。她说，我嫁给她的兄弟却又不和他同居作他的妻子，我自己当傻瓜不算，而且连累了她弟弟。我听了这话很气愤，我对她说，诺德和我在婚前就同意不生孩子。她对于我的无知表示非常惊讶。我说，假如诺德想享受别人那样的结婚生活，他可以提出离婚呀。她固执地说，你如果爱一个男人，就得跟着他，那怕是到荒漠里去。我回答说，这种爱情是女人的敌人，更无疑是我的敌人。我的生活的目的是读书；不是跟在一个男人后面跑。她说我一点不懂爱情。我的回答是：“谢天谢地我不懂!”
诺德出去了八个月，他回来的时候，我冷冷地把我和他姊姊的争论全部讲给他听，我对他说，如果结了婚真得象迦琳说的那样，那我就不想结婚。他连忙高声说，自然，自然，我一点不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有权利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他既然为了袒护我连敬爱的姊姊也可以反对，我也就不再生他的气，我忽然间觉得我和他二人之间分外亲近了。
“诺德——你那里有没有机会能够弄到足够的钱，回学校去读书?”
他伸出手臂搂着我说，沙漠里有一个小镇，也许辛勤一年，我们两人就都能赚到足够的钱回学校去。比在旧金山赚得多。他又说，他到沙漠里去时，我还可以留在镇上做工。
我跟他去了，他是如此温柔多情，他做梦也没有想过男子除了平等地对待女子以外，还能怎么样地对待女子；他的心里只有善良的意念。然而这样一个好人却被命运注定要收获那乖戾畸形的社会在我身上播下的苦种。在我俩后来共同生活的几个月里，他常常地痛苦地站在我面前发楞。因为，在南方我们开始了我一向畏惧的性的关系!诺德很年轻，和我一样的无知。这种关系一点也不美——至少我不觉得有什么美——而且我还时时担心着会有孩子，会受穷，——更担心会失去读书的机会。还有碧儿崔丽斯和乔治——我要是有了孩子，他们怎样办呢!
有时候，我会毫没来由地恼恨起诺德来。人们都叫我“拉逊太太”，仿佛玛丽·罗泽士已经从大地上消失了，我至多不过是诺德的一个附属品而已。他们这样叫我就象是骂我。周围的一切更加强了我这种感觉。我们住的公寓房间隔壁住着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那女的结了婚便不再做工，整天坐在家里等她丈夫回来。他们过的完全是性的生活。不到两三个月，她的嘴角上和面颊上都开始现出瘢痕——同住在这公寓里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病。她怀孕了，但是结了婚的人害梅毒算不了什么不体面的事。我对诺德说道。
我对他预言道，——他是一心一意想为我扫除生活里的痛苦的——“你看吧，他就要打她了。她现在再也不能自己谋生了，她得了这种病，没有谁再会要她。她是他的妻子，他一定会打她的!”
诺德站在那里向窗外凝望，脸上痛苦地抽搐着。从此，每当隔壁房间里发出一点声息，他就紧张地竖起耳朵来听。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不在家。我听见隔壁房间里那个妇女尖声号叫，又听见两三下拳头打在人身上的声音和一张椅子或桌子翻倒的声音。妻子的哭声——还有比这更沉痛的吗?
两天以后，他第二次打她，她跑到过道里嘤嘤地哭泣。诺德回家时，我把这事告诉了他。谁也不敢去劝阻，——她是这个男人的妻子呀。我对于男人、对于婚姻、对于诺德，以及对于我自己的婚姻，都感到强烈的不满，有时候竟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我一听见隔壁房里男人和女人的声息，就气得忘了一切，我压抑不住一阵阵猛烈的感情的爆发。
有一天，诺德终于喊道：“玛丽，假如你再说这样的话，我早晚会自杀的!”
我还是照样说这些事情。有一次他气倒在地板上，头碰在椅子上。我惊惶失措地把他搀起来，扶他躺在床上。
“你真是一个冷酷的女人，我还是死了算了!”
“你为什么不跟我离婚呢?——我不会反对的!”
“可是……我爱你呀。”
“爱，这不是理由。这只是怯懦!”
“玛丽，看上帝份上——不要这样罢!”
他的天性是如此善良，如此高尚，我为什么要这样的伤害他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心不知被什么东西深深地刺伤了，——这东西象钢铁一样坚硬，像刀锋一样锐利。我现在知道：我的斗争并不是针对诺德，我自身受到的痛苦远超过我使他所受到的痛苦。我自己的内心正在进行着一场无情的战斗，一方是我对于爱情的需要与追求，另一方是从我吸入第一口空气时就开始铭刻在我心中的对于爱情与性的不正确的观念。
后来诺德被派到沙漠地带去了，这一去要好几个月。我留在沙漠边缘上的爱尔圣特罗小镇上。这儿约有一百幢房屋，人们都蜂拥前来抢占运河沿线的土地。木板搭的膳宿所多得如雨后春笋，房租是惊人地昂贵。这里的土壤异常肥沃——这一片辽阔的沙漠原野在海平面以下，许多年代以前原是一个大湖或海洋的底。它以前所缺的只是水，而水现在正在来到。这里气候酷热——低于海平面，所以热得难耐，在荫凉的地方，有时候也达到一百二十度——而荫凉的地方差不多可说绝无仅有!沙漠里刮来一阵阵热风，西面的塞拉山挡住了海洋上的凉风和雨水。
我在镇上唯一的一家旅馆里替人代打书信，坐在接待室里为那些从洛杉矶蜂拥而来的地产商人誉写商业信件——他们都是些饿鹰似的大腹贾，他们投机倒把，收买大片的土地，再高价卖给那些需要土地的穷人，穷人就得把生命都抵押了才买到手。这些鹰一面对我口述信件，一面朝着许多旁观的人嚷道：打一封信要十分钱，未免太贵了。除了花十分钱打一封信，还有无数人愿意给我机会赚更多的钱。一天，一个褐眼睛的叼着一支雪茄烟的财迷跑来一屁股坐在我的办公桌旁边，把汗水淋淋的银元般的脸上的毯帽往后推了一推，双手插在袋里，和我谈起“买卖”来。
我的冷淡的答话激怒了他，他最后问道：“你到底讨多少价钱?你不要以为你是这里唯一的货色，就漫天要价。我出的价钱从来没有超过五块钱一夜。我住九号房间。假如你认为我给的价钱合适，我在那里等你。”
另外一个和洛杉矶一家报馆有关的地产商人，却装出一个乐善好施的面孔。他愿意雇我当他报纸的通讯员——只有一项附带条件。
他堆出一脸自以为乐善好施的笑容对我说：“你可不能不劳而获，”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而且也合于我的愿望。我们于是开始讨价还价。
“不能考虑什么附带条件，”我说，“不过我允许你从我写文章得来的钱里抽取百分之几。”——我现在也学会用百分比来讲价钱。他还是坚持他的条件。
“你是个结了婚的女人，丈夫不在家；我是个结了婚的男人，妻子也不在这里。你并不象是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你倘使从各方面仔细想一想，你在这件事上获得的好处比我还要多哩。”
过了几天，他又提起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我的条件仍然不变，不考虑那件事，只考虑付给你百分之几。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我们就这样谈妥了——他可以从我全部收入里抽取百分之二十，他有权查我的帐；他警告我不要捣鬼，否则他有办法使我失掉这件工作。
这样，我便踏入了新闻界。他时常给我指点一些写消息的门路，可是总不忘记加上一句话，“这些指点自然都是不要我付钱的”。我不知道他对于这些白给我的指点是不是记了帐。
“工作，金钱，学校，——工作，金钱，学校!”就象一首管弦乐曲的主旋律一样，在我脑里转来转去。我只把一半的时间用在旅馆里，而且每封信的价钱也涨到了两角钱。
那些鹰说：“该死的敲诈。”
我对他们答道：“我并不恳求你们给我工作。”
诺德回家来了，他晒得象一张褐色的皮革。他住了一个星期，就又回去了。我已经攒了一些钱，我们的前途很光明。一年以后，我们就有足够的钱，离开这片沙漠到别的地方去上学了。
接着，我感到有些不对——这件事竟然盖过了“工作，金钱，学校”的音乐声。我对老板娘说，我每天早上都有点不舒服。她哈哈大笑。在她眼里，性的关系和生孩子都是极好的猥亵的笑料。
“你已经有孕了!”
她话还没有说完，我已经转身走开。恐惧、痛苦和悔恨已经有几星期不来干扰我，这一来又象狂风暴雨一般卷土重来。一切希望都风流云散了——我眼看自己又重新沉沦在我拚命想挣脱的地狱里面——这地狱里尽是些哭哭啼啼、苦苦哀求的妇女，我只好倚赖丈夫生活，再也不要想去读书了。我想到孩子便满怀恼恨。
我高声对房东太太喊道：“我决不要孩子!”仿佛她对于我的怀孕应当负责，“我决不要。我情愿自杀……告诉我该怎么办!”
我发疯似的骑马在沙漠里狂奔，跳下马来乱跑，直跑到筋疲力竭。一路哭一路恨，一路恨一路哭。可是每天早上还是那么难受。我开始绝食，我无知地认为这样我腹内的冤家就不会继续生长。在弹子房楼上开设诊疗所的医生对我说，他无法给我任何帮助——这是不合法的；他又口头交代我，叫我到药店里去买一种什么药。他说，如果事情弄糟了，我可以去叫他，他就可以合法地来完成这项手术。
“这要多少钱?”
“我为你特别减价，只要一百块钱。”
这是我的全部储蓄!然而到底比把孩子养下来要便宜。我把十块钱诊疗费付给了他，回来时在药房里停了一下。可怜我连自己身体的构造都不知道。我怀着一种莫名的恐惧想偷偷地把它弄清楚。我没有办法——我心乱如麻，六神无主。我对于自己的身体的作用、性质和对于一个生长中的生命的性质和妊娠的过程，一点儿都不懂。
“这是你的过错，”末了，我给诺德写了一封信。“请你回来把我拯救出来，否则我要自杀了。”
过了好几天，总没有回信。一天晚上，我故意伏在浴盆里把脸埋在水中，可总是坚持不了很久。老板娘听见水的泼溅声和我咳咳呛呛的声音，赶忙跑进来把我从浴盆里拖了出来。
诺德终于来了——他在路上走了好几天。他跑去对医生说：“倘若你不给她动手术，我们就要到城里去动手术了。如果你不想什么办法，不出一个星期，我的妻子就要自杀。”
医生慎重其事地检查了我的肺部和心脏说道，——正如他所料到的——我有肺结核症，手术是必要的，生产对于我是最危险不过的了。
我苏醒过来的时候，诺德正笑眯眯地坐在我床边。我躺在那里注视着他，我恨他的笑脸——我恨，我恨，我恨!我的身体上还有一个没有复原的伤口，我曾经面临着死亡，他怎么还胆敢微笑……从我的身体里刚刚取出了一个胎儿，他怎么胆敢微笑……我在这茫茫的空间感到寂寞无依，他怎么敢笑……他，怎么敢……他，是一个男人，他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懂!
我所有的钱都用光了，诺德也回到沙漠上去了。我不肯让他付这笔手术费用……这是我的身体，我说我不能让别人为我的身体化钱，他听了这话，面色变得异常苍白。
我听人说山背后有一个师范学校，我便写信去问他们能不能容许我半工半读。过了一个月，回信来了，信上说我可以半工半读，我有可能挣到一些钱，但不十分够。我给诺德去了一封信，“我现在走了，我不会再回来，你若是还想见我，就得到我所在的地方来。”
我在这个学校里度过了三个年头，三个不快活的年头。他们问我叫什么，我回说，玛丽·罗泽士。父亲做过医生?是的。已经死了?是的。丈夫呢?叫诺德·拉逊。
“那你也应当姓拉逊了!”他们诧异地说。
“我的名字是玛丽·罗泽士!”
“你不说你已经结过婚了吗?”
“是的，但是我出生的时候，姓罗泽士，将来我死的时候也仍旧姓罗泽士。”
“对不起，拉逊太太，你还是得姓拉逊。”
在我读书的三年中，这件事始终萦回在我心中。
有一次，一个老年的女教员曾对我表示同情，她说：“你是已经结了婚的妇人，原该有家庭，有儿女，你却还要自己谋生，真是可怜!”
我连忙掉转身子，她和我是站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彼此隔着一条鸿沟相望。她那时一定认为我是个不规矩的女人!可是我知道自己是个不愿意受奴役的女子。
又有一个教员问我能不能够设法把自己的外貌弄得整洁一点。假如我愿意到她家里去取一件衣裳的话，她愿意给我五分钱车钱。我也连忙掉转身子，她和我也只好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相望。
教员们都不安而好奇地注视我，他们觉得我做得不对。认为我是个粗野不文、不识抬举、硬心肠的女孩。他们所以容忍我，是因为我工作很努力。我是在战战兢兢的拚命工作，心理上负担着一种比饥饿或痛苦还要可怕的矛盾。我一连几小时地打字，只在跑去上课时才放下。在寄宿舍里，我服侍大家吃饭，来抵偿我自己的膳宿费。夜间，我埋头在书本里，一直读到头昏脑胀，才不得不停止，黑夜消耗了我的青春、我的健康，我的一切甜蜜和温情——一切少年时代的活跃的天性。我面前是一张即将到手的毕业文凭；然后我就能够去资助碧儿崔丽斯和乔治了。
正在这时，城里发生了一些骚动，有一位名叫艾玛·哥尔德曼的妇人预订要到这里来作一些关于社会问题剧的演讲，而城里的资本家却禁止举行这样的演讲。我问别人这妇人是什么人。有人对我说，她是一个可怕的家伙，一个寡廉鲜耻、胡说八道的长舌妇。一天，我看到一家书店里有人在讨论，便停下来听一听。参加讨论的人有书店的女主人、一位青年医生、一位曾经在我们学校里演奏过的音乐家和一位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牧师。我从他们的话里知道艾玛·哥尔德曼是位著名的演说家和作家，一位保卫自由和正义的战士。他们正在为争取她演讲的权利而斗争。
她的演讲被禁止以后的好几天里，公众的情绪异常愤慨。资本家便带领着警察向那些要求言论自由的男女工人群众反扑。我对于任何一种理论都了解得很少，可是我都听着。言论自由的反对者很象我所知道的那些地产投机商人。工人们以及社会主义者说的话表达了我自己的感情和信仰。于是当资本家和警察向这些人进攻的时候，我也激动得行动起来，去帮助他们突破敌人的围击。监狱里关满了工人、社会主义者以及乘火车从各地前来的世界产业工会②会员，同时，还有不少知识分子。世界产业工会领导的、在加利福尼亚州持续了几个月之久的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坚信我们的行为是正当的，找寻一切机会参加进去。我听见我的朋友被人辱骂，看到他们被囚禁、被殴打，看见他们在街头集会时受到水龙的冲射。我没有被捕，但是这次斗争解放了我内心蕴藏着的火力。对于目前斗争的更深刻的意义，我理解得很少。我向来是一个先凭感情行事，然后再来思考的人。
在这次斗争中，我第一次遭到了警察的殴打。在我前面的一小群行人中，有两个警察在走路时故意去推一个双手插在口袋里很规矩地走着的工人。这一个警察一股劲儿的把他往另一个警察身上推，那一个警察便揪住他的领子，一面大嚷说他袭击维持治安的官吏，一面一拳把他打倒在人行道上。
“那是胡说，撒谎!”我惊惶地高声喊道，以为他们会听我的话。“是这个警察推他的……我亲眼看见他……他的两只手都插在口袋里。”
那两个警察已经扑在那人身上，在他仰着的面孔上一拳一拳地打，骇人的鲜血从他的眼眶里迸溅出来，一群群工人围上前去，我也夹在他们中间。我一个箭步蹦到那警察身上，狠命地扯他。忽然传来一阵叫喊声和跑步声，一队警察从街角那边跑步过来。一只蓝袖子的人猿似的胳膊从后面拦腰抱住我，把我举在空中，抛到足足十英尺以外的街心，我的手里紧紧捏着一颗从警察制服上扯下来的钮扣。两个工人急忙把我搀起来跑开。我们躲在一家印刷所的过道里，看着那些警察握着警棍驱逐街道上的行人，把那些被打得睁不开眼睛鲜血淋淋的工人一把拉起来拖到警察局去——罪名是“袭击维持治安的官吏”。
我的妹妹碧儿崔丽斯来了，象我以前一样，离开了那荒僻的地方。这时我已经在学校里毕业，当了教员。我一领到第一个月的薪水，便写信叫碧儿崔丽斯来，我发现她身上的山野气息比我在任何时候都要浓厚——不是山野的壮丽，不是那种使人心旷神怡的雄伟，而是那种荒山野岭的生活对身体和心灵的斲丧。她必须治眼疾、配眼镜，她修补牙齿花了好几个月的工夫，治疗她背脊上的旧伤。
我已经四年多没有看见她，现在她来了，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少女，沉默寡言、多疑善怒，她的皮肤和她所生长的土地一样褐黄。她是个颀长黝黑的女孩，乌黑的头发掠在脑后，露出美丽的前额，那两片嘴唇，本来是为欢笑而生的，然而却饱经了忧患，漆黑美丽的眼珠深处多么酷似那长眠在荒凉的坟穴里的母亲。
碧儿崔丽斯听不惯我那比较文雅的言谈，认为我想纠正自己的土语和方言是“附庸风雅”。她用一种轻蔑的沉默来表示她的不满。当她脱掉衣裳的时候，我看见她那棕色的胳膊粗大得象男人的胳膊，背脊上疤痕瘢瘢的皮肤下面也可以看出一条条的肌肉。我惊讶地瞪大眼睛瞧着她脱袜子。多少年以前，当她还是一个穿短裙的瘦高个儿细腿的小姑娘时，大个子柏克曾经装出一副慎重其事的面孔对她说：
“碧儿，你将来长大了，一定是个有名的歌唱家。”
“为什么呢?”她当时问道，以为他会继续恭维她。
他却回答道：“你的两条腿就跟夜莺的腿一样。”
但是这两条腿现在已经不再是夜莺的腿了。从脚踝直到大腿都是褐色的，布满了疮疤。其中一边完全没有肌肉，只剩下附在骨骼上的黑色的皮肤。她告诉我说，有一回她骑在一匹马身上，马把她抛在一片带刺的铅丝篱笆上，刮去了小腿上的一大块肉。伤口化了脓，他们那时在偏僻的牧场上——那里有许多壮丽威严的景色，可是没有医生——因此只好把腐肉割去，然后用热铁烙!她浑身上下都是一条条的疮疤，繁重的工作——洗衬衫、洗工作服——使她的双手变得又老又粗。她疲倦得要死,一心一意只想忘记牧场上的生活。
诺德丢下工作跑来看我们。他和碧儿崔丽斯两人互相上上下下的端详了一番。他走上来用手指轻轻地在碧儿崔丽斯的胳膊上捏了一下，问道：
“你难道真象你的外表那样有力吗?”
她用很敏捷的动作抓住他的手，他们两人认真地比了一下力气。不到几分钟，诺德已经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碧儿崔丽斯坐在他身上善意地劝告他：
“你要是不会吹喇叭，千万不要随便坐上乐队的车子。”
我对碧儿崔丽斯说，她最好去上学，她很不以为然的瞥了我一眼。她不想上学。我又建议，如果她感到寂寞，街对面有一家作坊，里面有一个男人带领着几个女学生在制造家具和乐器。她轻蔑地撇了撇嘴……乐器!……可是地忍不住偷偷地往街对面瞧。
她一天天地愈来愈烦躁。她问我，这里难道没有马吗?有的，可是要出钱才租得到。我很了解她的心情，于是说道：
“碧儿，我每月有一笔薪水。每个月底，我们两人把这一笔钱平分，每人负担一半生活费用，余下的可以随意花用。你就是把全城的马都骑死了，也没有关系，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用这钱买车票回到牧场上去。”
我们分了第一次钱以后，我便在一旁津津有味地观察。她既没有把她那份钱花在马身上，也没有去买车票离开这里。一天，她信步走到那家作坊里，东看看西望望。她仔细观察那些机件和工具，有时还拨弄一下。
“这是刨子。”教师解释道。
“哦!是刨子吗?”她轻蔑地反驳，“我是生长在平原上的。”③
他再也不想对她作进一步的解释了。
她试了试那些学生们正在操作的墨西哥桃花心木材，看着他们刨木材、钉钉子，脸上露出不屑的神气。工具不是这样使用的!
于是，她开始做工了。她对我说：“我打算在那边试做几件东西。”她动手给我们租住的小屋子做家具。她做了几张桌子和几个书架，又做了几把椅子、几个衣架和几张矮凳。她挥动着棕色的长胳膊又锯又刨，把这些东西用砂皮磨光，刷上油漆。她使用铁鎚的神气，说明她认为一个不惧怕工具的人应该怎样使用铁鎚——不是扭扭捏捏的。她一面鎚着，自己感到很痛快，根本不理会这种声音对于别人的耳朵是不是太刺激。
一天，她报名去听英文课，接着她又说：“我想我应当学一点算术和几何，对我做木工有帮助。”隔了不久她又说：“我想我不妨试一下文学和历史，也不妨学学编篮子，作几个模型。”几个月以后，她又说：“瞧呀!我只要加把劲努力赶一赶，就可以把各种学科都学会了!”
她逐渐对学校和教师发生了感情。经过几个月，她变成了一个穿白运动衣的文雅的女学生。但是她仍旧保持着这样的观点：能力与价值，归根结蒂，是可以用体力来决定的。当别人向她挑衅的时候，她常常提议“把一只手绑在背后，在一块羚羊皮上”解决纠纷，较量高低。
可是她和我依旧是陌路人……这是由于我们天性不同和年龄的差别。她讨厌我这个人。在她看来，我的朋友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人”。说什么也无法拉动她去参加一个社会主义者的集会。后来，当大战震撼了全世界的时候，她却在这里面看到了一个奏着嘹亮的军乐、许多英俊的青年们“把一只手绑在背后，拿皮鞭抽挞这个世界”的庄严的行列，她遗憾的是妇女不能参加进去“解决一下”。
碧儿崔丽斯和我相处了一年之后，加利福尼亚大学向我打开了大门，接受我作一名学生。这个学期是十分宝贵的——暑期中短短的三个月。诺德来信说几天以后要到我们这里来。夏天里，我和碧儿走进两扇大铁门，站在校园里。这仿佛是揭开了童话的一页。经过了多少年，吃了多少苦!我迷惘地感到这也许是一场梦。我居然成了大学生!
大学生的注册卡片竟捏在我手里了。碧儿崔丽斯也被接受为特别生。我们离开注册科急急忙忙地从一群男男女女中间挤出来，我的心里一软，几乎哭出来。我们穿过松林走到那荒凉肃穆的希腊剧场。头顶上，松树象是满怀愁绪地在叹息。可是松树不会比我有更多的愁怀。我难受是因为想起了乔治……明年我也许可能有足够的钱叫他来。我不知道碧儿崔丽斯在想什么——我猜到她的沉默底下总是隐藏着真挚的感情，但是这种感情的性质，我一点也不知道。
一星期一星期过去，我们两人以不竭的热情学习着，我常常瞥见她的墨油油的头急急忙忙地在校园里跑过。时间仿佛跟在我们的脚踵上追，可是新的力量涌出来推着我们继续前进。诺德来看我们，住在我们二人同住的公寓里。摆脱了我执教的学校里的那种压抑的空气，摆脱了繁重的工作，我的头脑变得和水晶一样的清澈坚强，我觉得好象插上了光明的羽翼向前飞去。
但是，即是在这个愉快的、友善的气氛当中，我也不能避免冲突。生育的恐惧依然象一头兀鹰一样在我头上威胁着我。叛逆的天性平静不下来。冲突的开端是因为有一天在人类学课堂上一个学生，不承认科学上并没有任何根据能证明黑人是低等民族。他说，有色人种生来是低等民族——你只消看他们一眼就可以知道了。在他背后，就有一个印度人的瘦削的黑面孔；离我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黑种女孩，在课堂的后排，还坐着一位印第安人。我于是站起来要求他对他的论点提出根据。
教授觉得这样的冲突十分有趣，他静静地听着，并不出来阻拦。
那学生诘问道：“你愿意嫁给黑人吗?”
我针锋相对地答道：“我情愿嫁给某些黑人而不愿意嫁给某些我所知道的白人!”
“喂!喂!”教授喊道，“让我们用科学的态度来讨论!”
走出课堂以后，诺德还和那个学生继续讨论了很久。诺德讲话很客气，那个学生却十分武断，他的头脑早已僵化了。我在校园里飞奔，恨不得把一株株树木连根拔起。回到家里，我便写了我的第一篇关于亚洲的论文——这篇论文叙述了当白种人还是野蛮人时，中国人对文明的贡献。
我的大学课程正在一帆风顺地前进……每天早晨我又开始呕吐起来。黑暗之翼的阴影愈来愈频繁地掠过我的心头。为什么单要女子来负起这个重担，而男子却自始至终都逍遥自在，这是多么不公平!
我环顾周围，想找寻一条出路。我向诺德提议，可不可以动一次手术使我永远不会怀孕?……他反对那么做……他说，会影响精神的。我觉得那样总比这样地挣扎恐惧要好些。没有医生肯帮忙——他们都说这是不合法的。我的体重日渐减轻，学习变成了累赘。我开始对诺德说起刻薄的话来——好象他的责任比我重似的。他是那么苍白，那么可怜!
我们打听到一位专门做这种秘密手术的医生。诺德有些担心，可是我们没有别的法子，还是去了。诊所在旧金山市内一条阔气的宽大的马路上，有许多靠干这一种行业发财的人都住在这条街上。我们在一间坐满了许多妇人的候诊室里等了两个小时——都是些中上人家的妇女，有年轻的也有中年的，有的已做过母亲，有的还没有生过孩子。她们的衣饰都很讲究——唯有有钱的妇女才动得起这种手术。大约每隔十五分钟叫一个人进去，大门不断地启闭，总有人在出出进进。我觉得心里作呕，紧紧靠在诺德身上。
轮到我了，我们被引到里面的一间房间里。
诺德想把我抱到出租汽车上去。那看护却恶狠狠地命令说：“自己走!要不人们就会怀疑这所房子了!”可是我实在不能走。我们在码头旁边下了汽车，我使尽最后的一点力气走了一段路。对岸没有出租汽车，我们只好去乘电车。我勉强攀登上了车子，自己也不知道这种痛苦还能忍受多久。额角上冷汗如雨。我躺在一个座位上，伸出手去抓诺德的手。
“坐起来!人家都在看你了——你愿意当众出丑吗?”他声色俱厉地说。
在他的呵责下，我坐了起来。我把头靠在窗户上，闭目养神。诺德生气了，他是个有教养的人，不能容忍我“当众出丑”。
“坐起来”这三个字和痛楚混合在一起，在我脑子里不断旋转。“坐起来……坐起来”，一阵阵的痛楚多么有节奏呀!我爬上我们公寓里那一截好象永远爬不完的扶梯，倒在床上，……“坐起来……坐起来”不断地在我滚烫的脑子里旋转，跟着血管里的血脉一齐跳动。
诺德又变得很温柔了。我却把脸扭过去朝着墙。我现在不需要他的体贴。他刚才是那样凶狠地命令我坐起来，我现在不要他对我体贴。
一切都完了。我以前对他那样残忍，可是他仅仅有一次对我残忍，我却忘记不了。他用丈夫对待妻子的态度命令我——我不能让一个男人把我当作他的私有财产，随意命令。哪怕他当时是很激动的，我也不能原谅。
我回到了原来的学校，诺德仍旧留在大学里。我们交换了几封友好的信，决定离婚。我在信上写道，我们可以继续做朋友，但是我要离婚。我又说，他也许还打算再结婚，所以离婚的责任最好由我来负。既没有人会为我伤心，我也不想再结婚。
“责任由我来负好了，”我在信上接着写，“我本来应当负责。我不愿意过结婚的生活，结婚太可怕了，我原来就不应该结婚——过错在我，因为你是爱我的，而我却不懂得什么叫爱。此外，我还希望能恢复我自己的姓。”
他虽然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爱我——到底向法院控诉我遗弃。我把他父母当初送给我们的银餐具还了给他。过了两星期，他寄来了一封最体贴的信，信上写道：
我们现在离婚了，你又成了玛丽·罗泽士。我坐在这里，金黄色的秋叶在我四周萧萧地落下，我感到非常忧愁。我曾经深深地爱过你。你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爱人，我想你也许就是我的最后一个爱人了。我们的婚姻失败了，无论如何是个无法挽回的失败。我们两人之间总有一些隔膜，而这种隔膜是我所不了解的。也许我太幼稚了。现在我们也许还能做朋友，我随时都准备帮助你，假如你有需要，不妨让我知道，我一定帮助你。
我不敢细读这封信。我只是草草地看了一遍，唯恐这封信会勾起我的心事，会使我重新渴望爱情。爱情是妇女的仇敌……我知道爱情是怎么一回事——假如我继续下去，一切就都完了，碧儿崔丽斯的教育、乔治的教育都完了。不!我不要听。
接着，理智又专横地操纵了我的感情，扯起了一幅压制和遗忘的幕帷，遮盖了我对于男女之间的爱情的渴望和柔情的需要。有时不免感到寂寞无依、愁绪万千。然而我总是把头一扬——这些都是弱者的行为。我又是一个自由的人了。玛丽·罗泽士是我的名字，天地是我的家，清风是我的侣伴。
有一位印度人要到我们学校来作关于他的祖国的演讲。董事会里有两个英国籍的人听见以后，便表示反对。我纳闷这是为什么，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印度是受英国统治的。如果这个印度人把他要讲的话先讲给董事会和教员们听，并且得到他们的同意的话，他就可以公开讲。
印度人来了——他是个高高的黑黑的老年人，面孔很瘦，目光炯炯。我当时正站在校门口的台阶上，他从我面前经过。不知为什么他使我觉得很悲哀。也许是因为他是个有色人种而又来到了一个以肤色衡量人的国家，否则就是因为他属于被统治的人们而且正受人侮辱。
一小时以后，会议室的大门重新打开了。一位青年教师和一位英国董事热烈地辩论着走出门来。
“这人是个煽动者!”董事脸红脖子粗地愤愤地喊道。
“他的演讲不过是为了争取祖国的自由，”青年教师答道，“我们也为争取我们祖国的自由讲过同样的话……事实上，我们还为祖国战斗过，而我们却认为自己是爱国者!”
“他是一个叛徒!一个叛徒!”
“叛徒?”教师惊讶地问道，“是谁的叛徒呢!英国人的——可不是他的同胞的叛徒!”
这样说来!这位印度人的演讲是为了争取祖国的自由了!那他必定是正确的。门又开了，他独自一个人走出来，不象别的演讲者那样有人陪着；也没有人跟他握手——因为教师们都畏惧董事会。他的脸上有一种很奇怪的神情，于是我心里又感到一阵悲哀。他从我面前走过，踏下了台阶。我象一个影子一般跟上去……如果我开口讲话，他可能会误解……可是我们已经走到台阶底下，他马上就要离开了。我加快脚步跑到他身边。
“他们不让我进去听你的演讲，但是我听见一位教师说，你的演讲是为了争取祖国的自由。我很遗憾没有能听到你的讲话。”
他对我望了一望，我知道，在他眼里，我不过是我的同胞中的一个——一个古怪的说蠢话的美国女子。他十分拘谨地简短地答复了我两句，但是他的悲愁的腔调却深深打动了我。
“你既然这样感兴趣，请把你的姓名和地址留给我，我可以寄点东西给你看。”
我刚把姓名地址写完，就听见有人从台阶上走下来，停在我身边。我回转身来看见那个英国董事。他瞥了我们两人一眼，又瞟了一下我正在上面写字的记事本，连头都没有点一下，径自走了过去。
校长斩钉截铁、正言厉色地对我说道：“你自然也知道，你不能再在这个学校里呆下去了。你的思想、你的态度、你的行为都于这里的青年男女不合宜。你必须另找工作——我们希望越快越好!”
女生部主任也站在一边，竭力使自己温柔的本性显得严厉，她也斩钉截铁地说：“请容许我说，为了你妹妹的缘故，你最好离开这里到别处去……请不要难受，但是……你对她有一种不良的影响。”
他们告诉我说，我有许多不对的地方。他们探听出我是个社会主义者；有人在城里看见我和一群男人在一起；我容许女学生阅读不正当的书籍，如爱伦·凯的《爱情与婚姻》④，还有许多别的事。
“亲爱的，”女生部主任恳切地说，“你知道吗?若是你仔细研究一下社会主义运动，你就会发现他们是信奉……信奉……公妻制度的。”
“他们也许信奉公妻制度，可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却是实行公妻制度的!”——我居然在下城区学会了反唇相讥。
“够了!”校长插嘴说，他是共和党。
我跑回去痛哭了一场。我不懂我有什么不对。对我心爱的妹妹有什么不良的影响!然而碧儿崔丽斯也在责备我，用沉默来责备我。也许这没有什么关系!也许到了别的地方……在那边……就会好起来的。
火车缓缓地开进但维尔的站台，我从车上下来。海伦穿着一身黑皮衣裳戴着黑皮帽子嬝嬝地迎着我走来。我吻了吻她那抹着脂粉的面颊，听着她象鸟一样格格地笑着打趣我。在她背后，另外有一个女人站在那里眺望。我吃了一惊，因为那个女人简直长得跟我一模一样；我的脸、我的眼睛、我的嘴和皮肤，皮帽子底下的头发也和我一般无二……而且身材和我一般高!她走上前来……走路的姿态也和我一样!仿佛另外一个我从站台上钻了出来；只有一点不同——这个女人的衣着十分华丽，脸上和嘴唇上都抹着胭脂。
我已经有十五年没有看见那个和我同年的、又是姑母又是表姐的弥尔德理了，那时她是一个被宠坏了的野孩子。现在我们两人呆呆地彼此打量，似乎并不比当年更相投。她的声音很沙哑。我不知为什么感到有点歉然。她却旁若无人地把下巴微微一抬。
我们回到她们两人的家里。海伦已经在房间里为我另外放了一张沙发。屋里挂着许多庸俗的画片，有的是绰约多姿的男女肖像，有的是带翅膀的天使，墙上还挂着许多木刻的东西，梳装台上也放着不少木雕的上漆的盒子……都是手工刻的，有的不很好，有的却十分精致。
海伦站在我背后说：“都是我做的。”她看见我抚弄这些木盒，略略感到有点羞涩。
“你做的吗?”
“是我做的。我跟一个木匠学做的。寂寞的时候可以借此消磨时间!这把椅子是我买来加工雕刻的……床架也是我刻的!”
我用手指抚摸着椅子上和床上雕刻的花纹图案，然后转过身来瞅着她，她比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老得多了，额头上、眼圈上和嘴角上都露出了皱纹，脸上抹的脂粉显得异常触目。她好象一只羞怯的小鸟似的从窗台下拿出许多别的木雕的盒子来。
“你瞧，这些不怎么好罢!”她说。
“我可觉得炒透了!……喔，这简直跟碧儿做的东西一样好，不过你做的是精细的东西，她做的都是些大件的东西。”
这一下，她的脸很自然地红了，“是呀，我自己也觉得很不错，不过我没有想到你也会喜欢!”
“你还做了些什么别的东西?”
“这儿还有些……可是都不太好。”
“怎么不好!你干嘛要这样说呢!”
“今天你要来，所以我没有去上工。”她告诉我，声音里还可以听出多年以前当她在洗衣房里学会管理洗衬衫机器时的那种自豪感。她接着解释道：“我和一百来个姑娘，在一家工厂里做工，”——她仍旧把自己看作姑娘——“给大学里做旗子，弥尔德理和我都在那儿做工，这房子里住的一些姑娘也在那里做工。”
当天下午，她带我去看那家工厂。姑娘们一排排坐在缝衣机前制作那些给大学生用来装饰房间的绒旗。海伦的薪水最大——七块钱一星期。我们于是又回到“姑娘们”住的房子里。我逐渐明白了。海伦渐渐老了，而男人却喜欢年轻的姑娘。靠了工厂的薪水，她可以不动用银行里为数不多的存款，勉强维持生活。因为总有一天，她会连一个“主顾”也找不到的。
弥尔德理年纪比较轻，也比较顺利。她不会打算盘，把赚来的钱全部花在衣着上。在她眼里，男人是金钱的来源——此外什么也不是。这房子里也有一些和海伦处境相似的姑娘——年龄较大的女人，前途茫茫。有的和弥尔德理一样，自暴自弃，认为生活不过是这么一回事，自己无非抓紧机会，捞上一把。
我和海伦一同待了好几天，这期间没有男人来找她，说不定她是为了招待我而把自己闲下来的。有一天晚上，她躺在房间一头的床上，我躺在这一头的沙发上，我们两人都一连几个小时不能入睡。这一夜和往常一样，大门开开关关响了好几个钟头；脚步声爬上楼梯，有时停在我们的过道里，有时往里走。这里那里响起男人的声音，有时还夹杂着女人的笑声……沉重的脚步声踏下楼梯，大门又是一开一闭……这时，城里那些规矩的男人都回去会他们的妻子、女儿、姊妹、母亲去了。
海伦和我躺在床上在黑暗中交谈。
“我受不了这种生活，海伦，”我说，“我也不知道你怎么会受得了。”
“乞丐是没有挑选的余地的。”接着她又补了一句：“你说我该怎么办罢?”
我也说不出来。
隔了一会，她又问道：“你到纽约去干什么?”
“我去找工作，设法维持碧儿和我的生活，同时我还想设法进大学去读书。我有一个朋友在纽约，她说我可以白天工作，晚上上学。”
“上……大学?……你还没有上完学吗?”
“没有呢。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学——历史、文学、经济，而且我还想学习写作。”
“我以为你早已毕业了，什么都学会了。”
“不。可学的东西多着哩。你每读完一本书，就愈觉得自己懂得太少。”
她静默了片刻。“我看谁也没法把全世界的书都读尽，你说是吗?不过我觉得象你这样能懂得很多东西总不错。”她又接着说：“我想你总会挣不少钱罢。”
“我也不知道——我想挣不多，我好象不懂得如何挣大钱。”
“那么，再多受些教育有什么用呢?”
“我想多懂些东西。”
两人之间又是一段沉默。我们都躺在那里瞅着眼前的黑暗。接着，她的声音又从屋子那头传过来。
“你……你结过婚……就是一次，是吗?”
“是的。”
“你为什么不嫁个有钱人呢?你是受过教育的。”
我想了一想。“我一个有钱人也不认识。就是我认识的话，我也不敢说我一定会嫁给他。结了一次婚我都懊悔不已了。我再也不愿意跟男人打什么交道了……阔也好，穷也好，对我都是一样。”
她听着我说完，然后象是怕伤了我的感情似地怯生生地说道：“玛丽，如果你很有教养的话，你就可能嫁一个有钱人。你留着你的青春干什么呢?你总有一天会老的。”
“我并不是留着青春，海伦!至少不是为了哪一个男人。如果我将来会有钱的话，那也是靠我自己挣来的钱。”
我马上感到懊悔……她睡在那一边，也许会以为我是在评论她。她是如此的温柔仁慈，她出钱让我进了六个月的学校。房间里是沉重的黑暗，窗外是城市的喧哗。“我并不是有意这样说，海伦……我是说如果我能学到很多东西，我就能自己挣许多钱。”
“是，这样倒不错。”
我不安地翻来翻去。真可怕，漫漫的长夜里不停的发出开门关门声和脚步声。外面的城市已经静下来，万籁无声。面对着这种短促的可怕的生命，我不由得悲从中来。这是种无可奈何的悲哀……绝望……绝望。
海伦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沉思。她很自信地说：“你看，我也在学新的本领。工厂把我累坏了……我的身体不比从前了。所以我现在在学摇骰子……要学不少时候才学得好。然后我就可以到雪茄烟店里去找一个工作做……你知道男人多么喜欢进店来摇骰子赌雪茄烟?唉，如果我能在那儿得到一个适当的工作的话，就不致于这样累了，而且在那儿还能碰见一些可意的人。”
我把毯子蒙在头上，等到她微弱的语声完全消失以后，才又揭开，我躺在那里，瞪着两眼，凝视着窗外高高的天空中闪闪灼灼的星……天下事无所谓好坏……万事不过如此……一切都不过是不得不忍受的经验。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睡梦中还不断看见海伦——一个庞大的模糊不清的人影，四周围拥着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灿烂的光芒。我惊醒以后，梦中的情景还久久地萦回在我脑中，我只好躺在那里仰望千古永恒的星宿。
我离开但维尔这个清教徒的城市到纽约去的时候，海伦一直送我到火车站。她含泪亲了亲我的面颊，脸上露出恳求的神色……好像有什么话不好出口。我感到很难受。离她而去仿佛是一种不义的行为。如果我留下来，又无法帮助她……简直有点象是离开我的母亲。我除了离开，没有别的办法……我想到碧儿，想到乔治，而我的时间又那么紧迫。海伦……我现在没有办法，只好等将来……可是那时她已经老了。
我忽然起了一个念头。我不准备直接到纽约去，打算绕道南方去见一个我一直没有见过的人——罗柏德·韩溥栋，好几年来他一直把自己在中学里读过的旧书寄给我，使我有机会进行自修，后来参加考试进了学校。他在信中鼓励我读书，多年来我一直把他的像片挂在书桌边的墙上，他的旧书至今为我所珍爱。
我与他已有两年不通音讯了。几年以前，他的来信就逐渐不经常，内容也没有什么趣味，甚至很枯燥。他父亲的去世使他不得不离开学校到南方的一个小镇去工作。我听他说，他的全部薪水都用来维持他的母亲和一个尚未出嫁的妹妹。但是我并不清楚他的工作是什么——想来是相当重要的。
在我心里，他仍然是远方的一个英雄——一定是个黑皮肤的高个子，即使偶尔一笑，也和所有的英雄一样，笑得非常严肃，——他是个学者，对于别人琐碎无聊的言谈，一定会漠然处之。我想象他看见我的时候，一定会微微低下他那高贵的头来盯着我看，一言不发，等我先开口。他聪明而又严厉，却肯降低身份来和我同坐，他了解我为什么说不出话，也能容忍我结结巴巴的谈话。
当初我和诺德结婚的时候，内心隐隐觉得有点辜负了这个人。
我给那个南方的小镇发了个电报，暂时在芝加哥等回音。这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不过回电来时，我已经把行李收拾好准备动身了。火车在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开进了一个小站的站台。有几个旅客站起来准备下车，我等他们一个个下了车以后，还迟疑了一忽儿，尽力使心情镇定。然后，我慢慢地踏下火车，前后左右望了一望。一个人也看不见……只在远远的地方有一个矮小的人，这人戴了一顶黑色的毡帽，穿着一件长袖的上衣，那上衣仿佛随时都可能从他那瘦削的肩膀上滑下来似的。这么说罗柏德·韩溥栋是没有来接我……难道他应当来接我吗?他许是个忙人。这一来我倒松了一口气。
站在远处的那个矮小的人现在正在用男人们观看半夜里在小站上下车的女客的眼光在观看着我。他咧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提起提包急急地从他面前走过，我看见他那黑色的旧上衣上有一粒扣子松开了，吊在一缕线上在风中摆动。上衣上还有两处灰扑扑的油迹，在煤气灯光下显得分外触目。我从他面前急急走过时，他抬了抬脚……也许想来接我的提包；我赶快走开，连看也没有看他一眼。突然我听见背后有人喊道：
“玛丽·罗泽士!”
我转过身来睁大眼睛……他走上前来，我低下头去看着他那被灯光照亮的面孔，他的头顶只及到我的肩膀。他十分殷勤地把那顶略嫌太大、一直遮到耳朵根上的毡帽摘了下来。
“喔，玛丽!你怎么不认识我?我随便在什么地方都能认出你来，你就跟相片上一模一样……稍微高一点……不过这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你难道认不出我吗?”他对我笑了一笑，似乎因为能使我惊讶而感到自得。
“哦……哦……我想我能认出你!”
“那么来罢，我给你找一家好旅馆……你打算在这儿停留多久?”
“我不打算在这里停留……我得赶快到纽约去。我想就乘下一班车……这儿有存物处吗?”
卖票员告诉我们下一次车是十二点多一点离站，罗柏德·韩溥栋听了异常失望。他接着说我可以跟他到饭店里去坐一会儿。我们走在泥泞的路上，我为了就他的步子，故意把脚步放小。一路上，他兴高采烈嘁嘁喳喳说个不停，不时把毡帽碰着我的肩膀。他要带我到他每天用餐的讲究的饭馆去。我听了很高兴——想来桌上一定铺着雪白的台布、摆着亮闪闪的银刀叉和玻璃杯——我在哪儿看见过这样的桌子?哦，对了，就是多年以前在那本登载着他的姓名地址的小杂志里；那上面有些英俊的、下领方方的穿着黑色夜礼服的男子和一些穿着袒胸露肩的晚服的女子。也许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去谈谈心……说不定他毕竟是个学者。我有什么理由因为他的身材只及我的肩膀或者他说起话来嘁嘁喳喳而看不起他——不应当这样来判断一个男人。拿破仑就长得并不魁梧。
我们拐入一条小街。他领我走进一家食堂：这食堂四围靠墙放着一排排椅子，中央有一张又高又大的大理石台面的圆桌，人们就站在桌边用餐。我们穿过青白相间的花砖地走到陈放饭菜的长桌前。罗柏德自己拿了一个盘子，要我也照样拿一个。我们沿着桌边一路走一路挑选自己想吃的食品……我的心还没有定下来，什么也不想要，他因此感到必须代我挑选，他分辩道：
“你尽管吃罢!我请了你来，我会付帐的!”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很自豪。我们坐下来，把盘子放在椅子的扶手上。食堂里别的男人吃饭时都带着帽子，罗柏德为了表示对我尊敬，还特意把帽子摘了下来。我记不清他说了些什么话，只记得他嘁嘁喳喳、滔滔不绝地讲。有时候，他似乎怀疑我为什么不答理他，不仅怀疑而且仿佛有些难受，于是我便向他申辩说我确实很感兴趣，只是有点累了。
为了证明我的话不假，我要求道：“请把你的生活情况告诉我一点。”
他说，他住在青年会顶层靠里的一间屋里。那里相当整洁，又便宜，同住的都相处得好。自从他父亲去世后，他就住到这个镇上，在一家大杂货店里管帐，店东还说，要是没有他，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每逢别的店员把事情做坏了的时候，总会把他叫去，他便把事办好……就是这样!他弹了一下指头表示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没有，镇上没有戏院，即使有的话，他也不敢说他一定赞成；每隔两个星期，教徒们在长老会教堂的地下室里聚会一次。妇女们都很文雅，那些老妇人都很垂青他——她们是不会看不出一个正派人的!是的，他读了不少书——《星期六晚报》，这是一种精美而高尚的杂志，内容都是正当的现实故事，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难道连一篇这样的故事都没有念过吗?……你知道不知道在《星期六晚报》上登一幅广告要多少广告费?你难道不知道这种杂志发行几百万册?这些我都不知道!我看出他颇以作为一册销售量这样大、广告费这样昂贵的杂志的读者而洋洋得意。
他又问了我几个问题。听说我不是基督徒，他的声音变得有点悲哀。我问他我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呢?他吃了一惊，他这一辈子还没有听见人提过这样的问题。听说我不做祈祷，他简直伤心极了。
“祈祷!有什么用呢?”我问道，“祈祷救得了我的母亲兄弟吗?祈祷能叫我父亲不酗酒吗?祈祷能让我姨母不去当妓女吗?”
他把头扭开——我居然说到妓女——而且我的姨母就是妓女。
我接着说：“祈祷!我为什么要祈祷呢?求自己的安宁吗?我何必求安宁?这整个世界何必求安宁?你又何必求安宁?我现在对安宁还不感兴趣——除非等到世界变了个样。”
“祈祷罢，信仰上帝就能教世界变样。”
“人们一直就信仰上帝，一直在祈祷——现在到底怎么样呢?”
“你说话这样强硬，玛丽，你不是社会主义者罢?”
“我是社会主义者——至少以前是。现在我正打算参加世界产业工会。我在芝加哥遇见了一些世界产业工会会员，在这以前，我在加利福尼亚州还遇见过几个，他们告诉了我他们所信仰的是什么。”
“他们有没有告诉你他们都是流浪汉?他们就是这种人。世界产业工会就是‘我不做工’⑤。我敢打赌这一点他们不敢明白对你讲。”
“好罢!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那些阔人不去加入世界产业工会呢?他们都不做工呀!”
他把头扭开去说：“社会主义和世界产业工会会破坏家庭和女人的贞洁。”
“原来是这样。我的家庭和我姨母的贞洁都没有能够保全，可是他们并不是受到了社会主义或世界产业工会的破坏。告诉我，是谁破坏的呢?”
我朝着他的后脑继续说道：“我倒想听听到底什么叫做贞洁。是不是说你不跟男人同居就算是贞洁?那么说，一切已婚的妇女都是不贞洁的了?……告诉你，我不允许任何一个男人来评论我贞洁不贞洁。你所谓的贞洁丝毫没有意义。”
“难道说你希望你是不贞洁的吗?”他转过来苦丧着脸说。
“我是说我不允许哪一个男人以我的身体为标准来衡量我。”
我们两人沉默了片刻，停了一会，他接着说：“我原以为你不是这样的。有许多女子都不是这样的。”
他露出满面愁容，我觉得十分抱歉。
“我很抱歉，”我讷讷地说，“你也许愿意祈祷——可是我不愿意。祈祷对于我毫无帮助。”
他看见我有些转变，便说：“我可以给你解释清楚，要是你再在这里停留一两天，我可以给你解释得非常清楚。我们可以在离这里不远的河边树荫下一边散步一边谈；我早就完全想好了——手挽着手，边走边谈。我想得很多，可是在这里找不到人谈。我也想过你可能是——嗯，另外一个样子……你知道，我说这话并不是反对你。……”
这时已经过了半夜，他一直没有住过嘴。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基督教上面。可惜时间实在太短促了，不足以拯救一个灵魂，但是他仍旧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劝我。我们站在站台上候车的时候，他仍然还在絮絮叨叨地说。他替我把提包举起来送到车厢里，我转过身来向他道别。
“玛丽……你也许会到大学里去读书。你能把你读过的旧书寄给我吗?我读了这些书，就不致于落在时代后面……一个人在这种地方等于陷在泥淖里。你把那些不用的书寄给我，并不需要多花什么钱。”
火车开动了，我踉跄地爬上梯级。我的旧书!我转身向后望了一眼，他还站在煤气灯下，那件破旧的上衣仿佛随时会从他的肩膀上滑下来似的。那颗松开的钮扣吊在一缕线上，给风刮得直打转转。
纽约是一个新奇的世界。广阔、冷酷而无情。这种无情，我在那天晚上和迦琳在大中央车站见面以后坐着出租汽车沿花园路走的时候就感觉到了。星星点点的灯光映在镜子似的街道上，我凝视着车窗外面的街道以及街道两旁矗立着的、没有一丝绿色点缀的石头房屋。我暗自寻思在这样阴冷灰暗的房子里住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难道都是和他们所建造的房子一样吗?我觉得自己十分孤单、渺小而软弱，这种感觉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在这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是个有个性、有希望的人，能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安排生活。可是在纽约这儿，我却是愚昧无知、毫无意义、无足轻重——我不过是千百万人中的一个，我的命运与别人无关。纽约既不知道我的存在，也不关心。
我需要立刻找一件工作，因为我的妹妹必须依靠我，我自己也得设法维持生活。我依照迦琳的建议，读遍各种报纸杂志的广告栏，最后发现了“绘图杂志社”的一则征求速记员两名的广告。第二天，我写信去应征，经过考试，被录用了。我每天上午给书评栏的编辑记录他口授的信稿，每天下午和其他许多女孩子坐在一间屋里把信打好。书评栏的编辑是位刚来美国不久的英国人。他具有民主思想，可又非常爱他的祖国，自信一定能够打破那“美国是座大熔炉”的传说。据说英国人是不会在任何时候被任何人熔化的。他是英国的一切事物的宣扬者，他时刻都在向人宣传美国应当参战。他敌视一切美国的事物，我在他面前常常感到处于被攻击的地位——仿佛我生而为美国人，便是一种过失。我心中逐渐对他产生了一种出于自卫的敌意，只是由于怕失去工作，我才保持着缄默。我希望能调我去跟别的编辑工作，他们大都是和蔼可亲、具有民主思想的人。我所以感到他们可亲，也许是因为我盼望着与人接近以消除我的寂寞。他们的和蔼的寒暄，我们偶尔在过道里相遇时交换的谈话、他们对于我的生活和思想的关怀——那怕是随便说说——使我觉得在那里工作还算顺利。
我这个杂志社工作了几个星期以后，才鼓起勇气，要求书评栏的编辑容许我自己写一篇书评。我看见他把许多书交给别人。我要求评论的这本书是关于印第安人的。这是本薄薄的不大重要的书，因此编辑终于同意让我试一试。我把这本书读了好几遍。我在报上读到过关于印第安人协会秘书长的工作，便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告诉他我对于目前要评介的这本书的意见，并且问他我对这本书的驳斥正确不正确。他回信支持我，同时还供给我许多反对盛顿印第安人事务局的材料，以及他的协会出版的刊物。我读了这些刊物以后，将他的意见和我自己的认识溶合起来，写成了一篇评论。我把这篇评论送给编辑，他一看马上表示反对，象他这样的民主主义者，对于一个既存的制度事物，虽然有时也会希望在这里那里补缀一下，可是本能上总是加以支持的。他否定了我的论断，直到我把那些信件及我所引用的杂志拿出来给他看了以后，他才同意将我写的东西发表——可是经过了大大的删改。
这件事更加深了我对他的敌意。过了不久，我吞吞吐吐地向他建议请人评论两本新书：一本是《印度民族运动史》，另一本是阐明过去两个世纪中英国在印度所榨取的财富的经济论著。他悍然拒绝了，说：
“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出这两本书是毫无价值、不足一提的。”
“和我同住的一个朋友是个中学教员，她说这两本书很有价值。”我分辩道。
“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出它们是不科学的。”他冷冷的答道。
“科学……什么叫科学?”我反驳道。“你连书都没有看过。你收到的书有各色各样古怪的书名呢。”
他把椅子转过去，背对着我说：“请在今天下午四点钟将我的信件打好。”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这里有几十个速记员在工作，她们既不发生疑问，也不自以为懂得一本杂志应当包括什么内容。我久久地坐在办公桌前，心中愤愤地感到受了侮辱，我恨我的工作、恨我不得不日复一日地把时间消磨在记录这样一个人的思想上而不能锻炼和发表我自己的思想。我望了望四周在打字机的嘈杂声中工作的女子——她们都很能干，和我一样每星期拿二十到二十五块的薪金，却心满意足，年复一年地记录下别人的思想，然后打在纸上。为什么我却不能愉快地满足于这样的生活?——我为什么要恨那些安于这种生活的女孩?——我又为什么希望书评栏编辑倒在办公室里死去?
我离开工作室，回到华盛顿广场迦琳的公寓里，躺在她那宽大得像画室的客厅里一张长榻上。客厅里有一架大钢琴，上面经常放着一盆黄花。多半是水仙——迦琳自己就象一株水仙花：高高的、金黄色、头微微垂着，娇嫩而飘逸。她的屋子非常象她——那架大钢琴、那盆黄花、没有花纹的深蓝色地毯以及那些窄框中的精致的水彩画。我可以感觉到她本人以及她的住宅所含有的美，但这种美却不能成为我的一部分。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懂得欣赏这种美。我不能欣赏那种看来毫无意义的画。如果一幅画上画着一个男人或女人在实实在在地做着什么事，那我是可以了解的。在文学及音乐方面也是这样；民歌总叙述一个故事，可是象迦琳常常在晚上弹的那种古典音乐，我却无法理解。我从她那里得知欧洲有过萧邦、贝多芬、莫扎特等等音乐家。她常常把他们的作品奏给我听，以显示他们之间的区别。可是我听起来都是一样。她不断的奏萧邦的一首作品，我渐渐听熟了，也开始喜爱起来。文学也和音乐一样，我只读故事，对于风格、形式及作者却一无所知。对于诗我向来是外行，我不懂人们写作时为什么不能象说话时一般自然，不要用韵文。迦琳有许多诗集，有时，她站在放着几本诗集的钢琴旁边，高声朗诵。我干脆就不能欣赏。除非这些诗是叙述努力奋斗的故事，我才能理解它们的意义。
每天五点钟下班以后，我便回到这个风雅的、有着抽象的概念和美的世界里。然而这个世界所拥有的，还不仅是抽象的原理。迦琳不但是个对于现代教育有兴趣的教师，她也是个社会主义者。晚上，总有许多人登上那长长的扶梯来到她的住室。他们有的躺在大沙发上，有的散坐在地板上，有的坐在椅子上，随心所欲，一面抽着烟卷，一面谈论着纽约城的生活：剧院、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艺术、新作家、爱情、心理分析、哲学、死亡。他们似乎想从四周的生活里搜寻社会上的问题。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以美国人特有的轻松态度来谈论这些严重的问题，显然不容许自己受到过深的感触。他们只在表面上轻轻掠过——也许他们太聪明了，不愿意去作更深奥的探索，因为在纽约，人们是不难作深奥的探索的。
我说不上他们到底是浅薄呢?——还是聪明?无论如何，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言行在我看来，都非常古怪。他们的风趣幽默和随机应变使我哑口无言——我暗自思忖，他们怎么能这样敏捷地想出这些巧妙的言词。我有时开口说话，他们总是微笑甚至哄然大笑。一次，我说我遇见了一个当“统计员”的朋友，说的时候把“统计员”这个字音读错了，在座的人都大笑起来，又有一个人反对道：“不要讪笑——人生快意的事已经太少了。”他们走后，迦琳告诉我这字应当怎样读，但是这种嘲笑已经刺伤了我的感情。我和这些人日久相处，才知道我在学校里学到的极端刻板枯燥的知识实在值不了什么，甚至显得不恰当。这些人从不重复书本上的话——他们自己设法表达周围的生活，他们总是用批判的眼光、怀疑的态度和比较的方法来引用书本。
有时，迦琳也带我到那拥有不少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区分部去，我睁大眼睛不知所措地坐在他们中间。当迦琳把我介绍给他们时，他们便机械地伸出一只手，眼睛却看着另外一个人，一边还和别人讲话。把我看成是他们走过时顺手扶一扶的一把椅子。我一再来参加他们的集会，原希望能学到点什么，但是我在他们的世界里，不过是投进一池湖水中的一块石子，并不能留下多少印象。他们使我感到迷乱、无能、自卑，甚至有些怨恨。我不知如何才能得到他们那样的知识，而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来指导我。他们自己读书很多，不知道一个知识浅陋的人应当怎样开始。我不知道要阅读哪些书才能获得初步的社会科学知识；即使走进公共图书馆里，我也不知道要借阅什么书。他们之中有许多是属于这样一类天真可爱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从远处把工人理想化，相信工人阶级中蕴藏着神奇的力量和才智，时机一到，便会以社会革命的形式显现出来，改变世界的面貌。那些肯诚恳地和我谈话的人却说人生的经验比书本更有价值，想以此来打消我进大学学习的心愿。有的人觉得我天真得可爱，不希望我改变。我确实很天真，没有什么变态的“心结”。有一次，迦琳的一些朋友提议：“来，让我们到麦迪逊广场花园去参加反对战争的群众集会，”众人也都表示同意，我马上站起来准备出发，不料他们只是坐在那里滑稽地谈论着无法克服的妨碍他们行动的“心结”，足足磨蹭了一个钟点才真正站起来动身。我既然是他们中的一员，自然也就有变态心理的征象，人人都相信我早晚会有真正的变态心理的。不过，我暂时还很幼稚，无知而愚笨、思想模糊、脾气暴躁，连“统计员”这个字的音也读不准，可是当别人随便提出一个建议，我却又立刻行动起来。
就在这前后，我在一家书店里遇到一个世界产业工会会员，而且我记得我们还交谈了一阵。他是个水手，穿着工人的服装，红头发，蓝眼睛。我们一同去看电影，然后又到契尔斯饭店去吃饭，我们两人隔着一张白大理石的桌子面对面坐着，一直谈到深夜。他到过许多国家，经历很丰富。他嘴里的工人阶级并不象是一种渺茫的奇迹。他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谈话中对于我所往来的知识分子表示很鄙视。我叫他老红，他叫我玛丽，我们在一处感觉很自然很投机。次日晚上，他换上一条新领带，到迦琳的寓所来访问我们。那天晚上还到了不少人，他把其中一位妇人称作抽烟卷、喝鸡尾酒的、客厅里的粉红色社会主义者。这一切都很有趣。后来，他又上船走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这事使我很难受。
我把手里的一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这是乔治的来信。我不敢把信的内容对任何人讲，因为我担心和我住在一起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会了解。他们把工人阶级理想化了，他们多半不会理解贫困和无知会把人逼上哪条路。他们会说，如果我的兄弟因为饥饿偷了一块面包，那是可以原谅的，他可不应当偷马。我虽然十分爱他，也是这样想。
信是从监狱里发出的。他向我求援。他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偷马，也没有说是什么时候怎样偷的；他既不想找借口，也没有表示懊悔。他只说他偷了马，在监狱里候审，需要帮助。
他的信使我很痛苦。我回想起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牵着丹的手，泪汪汪地站在站台上送我。我又想起那个灰蒙蒙的早晨我在特列尼达一间小屋里看到父亲和他们兄弟两个人的情景——地板的罅缝里塞满了多年的尘土，我又回想起他来信求救，告诉我丹被打得满背流血，而这些都是多年以前的事了。这些年里，他的儿童的心灵是怎样成长的，他的少年生活是怎样发展的，我都不知道。那里的生活艰苦残酷，很难长出什么美丽的东西来。失去了母亲和姊姊的抚爱，没有得到任何教育和训练，他终于在贫困之中长大成人了，从能够运用幼弱的小手做工时开始，就用劳力挣自己的面包。我不知道他做过什么工作——但最初一定是小孩所能做的不熟练的工作，然后是少年能做的工作，最后是不熟练的工人所能做的各种工作。至于他心里有什么想法，他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这些，谁也不知道，谁也不关心。也许我父亲会关心——是的，但是他自己也是个牺牲者。我一想到弟弟，眼前就现出一片光秃秃的平原，没有一株树，只见稀稀朗朗一丛一丛的野草。
他偷了一匹马。我问自己，他为什么不应该去偷马呢?他需要一匹马来谋生。他或许和我一样——心中充满了太多的精力和憎恨，决不肯服服贴贴地忍受这种贫困无望的生活而不起来反抗。
以上这些，是我后来才认识到的，我现在也仍是这样认识。可是当时我手里握着乔治的信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的信对我是一个打击。我还没有从这个打击下清醒过来，便提笔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写道：他难道不能等一等?等碧儿崔丽斯从学校毕业以后，我就有钱去帮助他；他难道不知道我愿意尽力帮助他，送他去读书或者去学一门手艺。他难道不知道我的生活也很苦，但是我并没有偷窃。除了那里的那种生活以外，他难道没有别的打算吗?他为什么不能努力工作?为什么不能象我一样再忍受一个时期的饥饿?我一页接一页地写着，心安理得地倾吐着我的伤心和失望。我为什么这样不走运?我一面写着，一面也隐约意识到这都是我的过错，是我丢下了乔治和丹不管。我肆意地倾吐着我的痛苦，忘记了他还是个孩子，犯了偷窃罪坐在监狱里候审，已经够他痛苦的了。
我把自己的现款以及迦琳借给我的钱全部附在信里寄了出去。但是我并没有向迦琳说明理由。
一星期又一星期，没有回信。我不知道他收到我的信和钱没有。我一天比一天更后悔我写了那封信——完全自以为是，不能设身处地替别人想一想。我决定等碧儿一毕业，就再给他写信，或者亲自去一趟。
几个星期以后，一天晚上，我下班回来，正准备把外衣挂在墙上，忽然看见门缝前的地板上有一份折得很整齐的黄色的电报。我一怔，举着两手，凝视着这封电报，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封电报和乔治有关。我揣测，他是不是已被判罪，送进了监狱。也许这是迦琳的电报罢!我让外套滑在地上，蹲下去捡起电报。电报是我的，我把它拆开，上面写着：
“乔治今天死了。函详。丹。”
我走到客厅里，把电报读了一遍。这不过是黄纸上写的黑字，字不过是字，我想，不可能是真的。接着，我又渐渐意识到这是真的。
那一夜，街上没有行人，我独自走在灯光闪烁的街道上……没有哭，也没有想。暗夜、树丛，哈得逊河静静地、阴沉沉地流……我俯卧在河滨公园里，湿冷的泥地侵袭着我的身躯。山上——河滨马路两旁尽是豪门的宅第……这些人在平静与骄奢淫逸中生活和安睡……白天，他们从来不工作……他们的妻女都不知道什么叫工作。我的母亲温柔慈祥，我父亲喝酒并不如山上的男人那么厉害……他们的儿子却去上学……而我的弟弟却要挨饿、死亡。我的弟弟……多么年轻可怜。是我们养活了山上的那些人……是我们，象我和我弟弟这样的人。
几天以后，丹来了一封信。我读完后立刻把信烧了——我不忍再看见他的笔迹，不忍再读他信上写的事。他没有受过教育，不懂得修辞，可是他写得很清楚达意。乔治是在做散工挖沟时砸死的；他在俄克拉荷马州一个小镇里挖下水道，沟壁上的土塌下来压断了他的脖子。人们把他掘出来时，他的眼眶和嘴里都塞满了泥土。他已经被葬在母亲的坟旁，雇用他的公司给了我父亲五十块钱抚恤金。
信上接着说：乔治没有过堂就出了狱，因为他年纪太轻，失马的人听了别人的劝撤回了控诉。乔治于是又当上了散工——他入狱以前也是当散工的。我的信他收到了，他始终不能宽恕我给他写这样的信。当他还在狱中的时候，我实在不该给他写这种信，我根本不了解情况，而且我也不必象他那样做苦工；我舒舒服服地住在大城市里上学，乔治却没有这个机会。他们那里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机会。
现在他死了。公司认为他的生命值五十块钱。
这一夜，我通夜没有入睡，竭力想忘记，想把头脑中的思想排挤出去。城市的嘈杂渐渐消散，只有疾驶的汽车和人行道上的脚步声偶尔突破这万籁无声的寂静。我哭了一阵，然后静静地躺着，竭力想忘记过去的年代，忘记我离开弟弟时的情景，忘记我写的那封信以及丹来信报告乔治的噩耗时所用的字眼——如同地道里的老鼠……拖出来的时候眼眶和嘴里都塞满了泥土……那墓地四周横七竖八的立着几根木桩……坟地一头插着一块写着死者姓名的小木牌……灰茫茫的平原……我的弟弟丹和父亲。不……不……我不想回忆这些事。我恨不得这些记忆都一下死去。
过了几个月，美国也参战了。别人派我去参加反对战争的宣传工作，我也就这样做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乔治的影子一直盘踞在我脑子里，因此我很高兴在下班后担负起一种能吸引我全部精力的活动。不过，即使我不象我的朋友那样具有社会科学的知识，我也一样是反对战争的。
战争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一直都在纷纷议论。美国有参加战争的可能。威尔逊利用“他使我们避开战争”的口号连任了总统。我听过休斯发表反对他的演说。当时我至少在形式上还是个社会主义党员，我也象别的党员一样，只是因为威尔逊的反战口号，便抛弃了自己的主义而投了他的票。我那时阅历尚浅，对于社会的形态和结构都实在太无知，竟看不透威尔逊及其他任何人都不过是比他们自己更强大的势力和组织的工具罢了。
当时我还在加利福尼亚州，我周围的许多社会主义小组都懂的不比我多。我们经常在一间暗洞洞的小屋子里聚会，讨论战争，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社会主义思想。这房间楼下是一间弹子房，前面是一间铺着小木块镶成的地板的方屋子，屋角里放着一架黯然无光的钢琴。在通到这间屋子的过道上放着一个报架，陈列着各种以很小的字体印在很粗糙的纸上的社会主义的和激进派的报纸、传单和小册子。这里面所谈论的题目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不时会有一个党员发起组织学习组，我便常常和十来个男女工人一同去参加。我记得有一个这样的学习组。组长是个无神论者，第一次开会，他整夜都在滔滔不绝地宣扬无神论，一忽儿说到宗教所依据的“信仰”的定义，一忽儿又说到科学所依据的“理性”的定义。我坐在那里，心想关于这种问题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以后我再也没有到这个小组去。这样不去开会，可以说就是脱党的行为，可是那人说得实在太冗长，而且总是重复已经说过的话；因为他在群众集会上总是这一套，实在太腻人。
我又参加另外一个小组，组长给我们一本字体极小的小册子，要我们仔细阅读，下回来时准备提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我一点不懂，也提不出问题。
另外还有一些干瘪瘦小的家伙常常插进来鼓吹单税制⑥。在一次竞选运动中，他们拉我去参加工作，我用全部业余时间替他们打字，我盼望选举早日结束，以便有借口，可以冠冕堂皇地摆脱这件工作。但是我在这次运动中也长进了不少学问，至少我学会了所谓“自然增价”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社会主义党区分部每月总要举行一两次舞会，吸引青年工人。二三十个人挤在那间有镶木地板的阴暗的小房间里，本城的律师也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参加。他们都是聪明和蔼的人，担负着本城的社会主义党的一大部分工作。律师的太太特地烤了一个大蛋糕，她的女儿是个学生，会吹黄铜喇叭。钢琴叮叮咚咚的响起来，喇叭也嘟嘟嘟地吹响了，我们便围成一圈，尽量装出快活的神气。我和一个中年的机械师跳了第一个舞，跳舞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谈。第二次舞的舞伴是个老年的单税主义者，他来此的目的，就是为他的主张争取信徒，我们跳舞时，他不住口地宣传单税制。
我参加过几次这样的学习组和跳舞会，既乏味，又缺少美感，不足以长期吸引我。学习组的组长都不懂得那种对于这样的题目说来是十分重要的教学方法。碧儿崔丽斯仅仅参加过一次学习会，以后再也没有去。在我记忆中，这些都是沉闷单调的集会。
人人都在关心欧洲的战争，然而我对于应该知道的事都一无所知——为什么会有战争；必然产生战争的现存制度的本质是什么，我都一无所知。因此，当威尔逊喊着“反对战争”的口号出现时，我便糊里糊塗投了他的票。
那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时的事。在纽约我也没有长多少见识。我以前就知道被送到前线去当炮灰的普通士兵总是工人；只有阔人才能当军官。迦琳对我说过，并且我自己也在报上看到：美国的财阀正将大笔贷款借给协约国；美国的军火制造商正在获得巨大的利润，这些势力雄厚的大公司决不会让协约国打败。我在一次反对战争的集会上听见一个印度人说：英国所以和德国开战，是因为德国是英国在海上和商业上的劲敌，威胁着通往印度的航线以及英国的海上霸权。我在学校里读过的历史——美国革命战争、一八一二年的战争以及内战的历史——都在我心中培养了典型的美国人的反英偏见。我一点不了解德国，可是我知道英国从来就是个吸血鬼和征服者。
当鼓动美国参加欧洲大屠杀的宣传愈来愈疯狂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小组，出发作反对战争的旅行演讲。我向“绘图杂志社”告了几天假。我们这个团体包括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在许多城市向群众讲话。有人为我们召集了很大的群众集会，因为反战的情绪非常普遍。工人们站在工厂外面听我们演讲，在某一次集会中，小组里有人把我推出来，叫我给他们演讲。这是我第一次站在人群前讲话，工人们鸦雀无声、津津有味地听着。我常常听人说、也在小说里读到这样的事：一个男人或女人忽然接受了一件重大的任务，他们挺身而出，口若悬河，十分出色，博得了听众热烈的喝采，就此一举成名。可是我并不是小说里的人物，我站在汽车踏板上，望着工人们仰着的脸，心中十分惊惶。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对他们讲。我忽然醒悟到自己是多么无知，多么慌乱。我随便讲了几句空空洞洞的话，便退了下来。散在群众中间的几个组员三三两两地鼓了几下掌来勉励我，可是毫无用处。另外一个人连忙站到汽车踏板上，想尽快地消除我在听众中留下的不好的印象。听众善意地看着我，但是对我并不感觉兴趣。后来，人们都分成一小堆一小堆地交谈，他们都表示反对战争，但是我很知道他们所以有这种意见，并不是由于我的讲话。
当我们驶过有钱人的子弟读书的地方——普林斯登城的时候，一伙穿运动衣的学生想来拦击我们的汽车。到底要不要停下车来应付他们呢?我们的意见很分歧。司机说，要是我们停车，我们就会因为聚众肇事扰乱治安而被逮捕拘禁。
司机不肯停车，有人不同意：“胡说，聚众肇事的是他们。”
“问题不在这里——他们是不会进监牢的——再说，你以为我们是在什么地方?”我对于我们没有停车这一点感到很耻辱。我反对战争，但是我绝不是和平主义者，我觉得很可以借这一伙衣冠楚楚的普林斯登大学生来好好的出一口气。
在华盛顿，迦琳和我只好在火车站的长凳上过夜，因为这个城里挤满了从全国各地前来反对美国参加世界大战的千千万万男女。成千上万的人在国会前游行示威，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一件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正当我们在游行的时候，一个高大魁伟的女人穿着一身讲究的紧身黑色骑装横冲直撞地穿过游行队伍朝我走来。横眉怒目，一脸凶相，把一支皮鞭当作警棍一样捏在手里。她走过我身边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知道她十分想把那只皮鞭在我头上重重的打一下。我认为她就是统治阶级的象征，这个统治阶级制定我们的法律，占有了我们的土地和工厂，逼使我们为了获得自己生存的权利便不得不替他们做工，现在强迫我们参加战争的，也是这个统治阶级。她既然满面怒容地走过，我对于她当然也没有丝毫好感。
在这以后，纽约第五号街上便出现了第一队穿卡叽布军装的士兵。我站在“绘图杂志社”办公室的窗口眺望。宣战以来，书评栏编辑更是高兴得手舞足蹈。他兴高采烈地看着一队队穿卡叽布制服的士兵被送到欧洲去遭受屠杀。我却伤心得暗中掉泪。当天我和他大吵了一场，结果便被调到别的编辑部。事情是这样开始的：迦琳的一个朋友——一个有钱的妇人——的弟弟应征到军官营里受训，后来又以他需要担负妻子和两个孩子的生活为理由而免服兵役。我把这事讲给他听，并且说这只因为他是个有钱的人。
我对他说：“纽约城里有许许多多穿军官制服的人，鞋后跟上钉着马刺以免腿子跷在办公桌上时会滑下，可是在所有这些人当中，你找不出一个工人，他们都是有钱人。”这以后，我就被调开了。
这时，罗柏德·韩溥栋也给我写了一封爱国的信，报告他已经应征入伍了。这对于他没有什么关系——他自己可能也知道，他那样活着并不比死好多少。
“我希望前线上的士兵都是这种倒霉的办事员。”我有一次曾经这样说。
碧儿崔丽斯来信说她也在做战时工作。我回信表示反对，她却说，一个人总应该为祖国做点事。我问她，谁的祖国?这个国家饿死了我们的母亲，并且也会让她饿死，这个国家，逼得海伦当了妓女，并且也会逼她去当妓女，这个国家把乔治象老鼠一样弄死，并且也会把她弄死，这难道是我们的祖国吗?
丹又给我来了一封信，要是我再不接济他，他也想去入伍了。我帮了碧儿崔丽斯许多忙，却没有帮过他一点忙。
“你一直答应说要帮我和乔治的忙，”他写道，“可是你什么事也没有为我们做过。我想学当工程师。可是我不愿意继续挨饿了。我如果找到工作，我就做工。要是你不帮我学到一点本领，我就要谎报年龄去当兵了。”
那天晚上，我在床上躺了几个钟头，一直无法入睡。我已经失去了乔治，难道还要失去这一个弟弟吗?不，不行。他还是个孩子，不到十八岁。钱……我到哪里去弄钱呢?我的薪水不够维持我和碧儿崔丽斯，我自己都只好借住在迦琳家里。虽然还有海伦……可是我怎么好去叫她动用银行里的存款，我不能象她一样去赚钱吗?我有什么权利这样做?我可以在饮食上再节省一点，上班时不坐车——但是这样仍旧不够。
第二天，我试去向人借钱。和我同一个办公室工作的两个女孩拒绝了我的请求，这使我很窘。这儿都是些丰衣足食的女孩，如果我对她们说实话，把我家里的情况说给她们听，那是谁也不会了解的。贫穷与饥饿都是可耻的事——你要是又穷又饿，谁也不会看得起你。一只狼如果被打败了，打瘸了腿或受了伤，别的狼就会来袭击它——我觉得人在许多地方和狼相似。不是说：“有的人应该再给他一些，没有的人应该再从他那里拿走一些。”
过了一天，我走到杂志的总编辑面前，正式提出请求。
“你有没有亲戚?不能向他们借钱吗?”
“亲戚是有的，可是都住得很远。我现在急需用钱。”
“你的父母在哪儿?”
“在俄克拉荷马州。我父亲在那里做医生，可是我来不及等他的回信，”我撒谎道，“我求你，这是我的印第安镯子和戒指。如果你还信不过我的话，我答应以后每星期扣我一部分薪水。”
我怔怔地望着他的眼睛，我的声调坦率而诚恳。我认为，既然我的父亲并不是当粗工的而是一个医生，他就很难拒绝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不过他端详了我一阵，说道：
“镯子和戒指你可以留着……拿这张支票到会计员那里去领五十块钱。”
当天晚上，我把这笔钱寄给了丹，并且附去一封信，叫他再勉强忍耐几个星期。我寄给他的钱是借来的，短期间他还需要自己找点工作做。
我知道丹需要两三年工夫才能学成一门技术。对我说来，这两三年就不能买书、不能看戏、不能听音乐、不能有我所渴望的一切。也就是说我缴不出学费就只能慢一点上大学。但是这些都不要紧。
关于这一切，一个来拜访迦琳的爱尔兰女学生和我争论了许久。她说，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我并没有把弟弟妹妹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也不必对他们负责。如果我确实觉得自己对社会有责任，那我就应当继续读书，使自己能做更多的工作。犯不着为了某一个人而浪费一分钟光阴或一分钱。按照逻辑的推论，这不仅不能算是仁慈，这等于是费尽毕生精力向每一个乞丐施舍一文钱。只有新社会才能根绝贫困，我应当投身这样一个运动。
对于这种论点，我向来就不善于很快地答辩。我和我的弟弟是血肉相连的。我已经失去了乔治，决不能让丹再离我而去。他们还很小的时候，我就抛弃了他们。我把这些话向那爱尔兰女子解释。
“当时你也不过是个小孩，你并没有什么责任，”她答道。
“我只能说在年龄上是个孩子，”我不同意地说，“我的行为是有意识的，既然有意识，就有责任。”
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收到丹一个字。我写信给山姆，一个月后，他回信来说我寄去的钱丹已经收到了。他前前后后找到了好几次工作，但是都不是固定的。他不愿意在歇工期间经常挨饿，最后终究登记入伍了，现在正在营里受训。他上船到法国去时如果路过纽约，一定写信告诉我，来看我。
我收到这封信后，马上跑出门去，在大街上一连转了几个小时。丹只有十八岁。现在他却把生命交给这个不能抚养不能教育他的国家了。我痛恨我所在的这个大城市，痛恨这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财富。我在四十二号街和五号街上停下来看着那流水般的汽车，许多汽车的价钱比我一生所能赚的钱还要多。懒洋洋地躺在这些汽车里的人，他们一生中连一天工都没有做过，将来也不会做工，也不必去打仗。
我并不是单纯地写下一些字句。我写下的是人类的血和肉。在我的经验和信念中，有着根深蒂固的仇恨和痛苦。这种仇恨和痛苦的经验决非笔墨所能增减的。
我等待着丹，盼望着丹。每逢一队队穿卡叽布制服的士兵走过时，我就挤到人行道旁去端详他们的面孔，希望能看见他。这种想法完全是发疯，可是我仍旧去看。一队队人走过去——可是没有他。也许是我眼花撩乱了没有看见他。有时候，一排排棕色面孔蓝眼睛的人都变成了一个模样，都象是他，我的弟弟——前进，前进，前进，脚底下踏着无穷无尽的死亡的步伐。伴奏着他们前进的音乐在我耳朵里成了死亡的鼓声。他们手中高举的旗帜仿佛是降了半旗的黑幡。我的兄弟们的面孔不断前进——成千上万个面孔——都是饥饿的面孔，年轻但是被迫害的忧愁的面孔。
我还在希望。希望他不会在法国阵亡。战争也许打不太长了。等他受训完毕时战争也许已经结束了。他还那么年轻。去到那里的人并不一定都战死。我要把钱存起来，等他回来，然后他就可以和我住在一起，我们可以一块工作，一块学习。
时间过去了。碧儿崔丽斯从学校里毕了业，当了教员。我给山姆写信，问他有没有听到丹的消息。我每天一回家就先看看有没有信。可是什么信也没有。他是不是还在营中受训?他们是不是走另外一条路上船到法国去了?一星期又一星期，我心里总怀着希望——后来希望渐渐淡了。希望里掺进了失望。我感到我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① “十二镑钱”是苏格兰戏剧家詹姆斯·巴里(James Barrie，1860—1937)写的一个剧本。
② 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是一九○五年在芝加哥成立的一个美国工会组织，在美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曾对美国工人运动起过一定的作用，一九二四年自行解散。
③ 刨子(plane)和平原(plain)在英文中字音很相近，所以碧儿崔丽斯以为教师哄她。
④ 爱伦·凯(Ellen Key，1849—1926)瑞典女权运动者，著有《恋爱与伦理》、《妇女道德观》等书。
⑤ “我不做工”原文是“I won't work”，这三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和世界产业工会原名的缩写(I.W.W)相同，是敌视美国工人运动的人为了污蔑世界产业工会故意编造出来的一句话。
⑥ 单税制主张废除一切税，只抽土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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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沫特莱文集（2）/（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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