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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卫立煌先生——第六章 访问延安

赵荣声

一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军集结了川岸所率领的第二个师团、板桥所率领的一〇九师团等四个师团十余万人的兵力，由太原南下，企图一举攻下山西的南部，实现其占领整个山西省的目的。假如他做到了这一步，他就可以说把中国势力驱逐到黄河以南，占领了整个华北，在军事上告一段落了，然后日本便可以建立华北伪政权。 　　二月十七日，第二战区的负责人阎锡山、卫立煌和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在临汾开会，商议御敌的方针以后，阎锡山即由石口镇、隰县进入吕梁山区，向着吉县一带转移，把阻击日军南进的任务，交给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担当。卫立煌把他所率领的主力部队摆在太岳山区的韩信岭一带，构筑工事，采取阵地战的方法，进行忻口战役之后的第二次阻击战。我到达霍县卫立煌的前敌总指挥部的时候，正值这场战役开始不久，卫立煌忙得厉害。数日之后，他便派刘毓珩和我前往西安招收人员，筹建一个“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学习八路军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摆脱国民党政工系统，自己做政治工作。临行卫立煌嘱咐说：“你们放开手来干，不要怕这怕那。在外面，秘书就是总司令的代表。”于是刘毓珩和我等五个秘书就由禹门口渡过漂浮着许多大冰块的黄河，由司马迁的故乡韩城进入陕西地界①，乘军用卡车前往西安。平时大家常走的同蒲路终点风陵渡，这时被日本飞机炸得很厉害，不能走。 　　韩信岭战役进行了十来天，又和四、五个月以前的忻口战役一样，日军没有从正面突破，却从侧面来了个大迂回，逼得我军不得不自己退却。这次吃亏仍然吃在第一战区守平汉路的军队，一退就从河北省退到河南漳河以南的安阳，失去了邯郸、武安等地。日军第十四师团越过安阳追到道清线②。日军二〇师团由武安、涉县侧向西进攻山西黎城的东阳关。夺去了东阳关这个重要口子，太行山的天险便不再是晋南的长城了。日军继续由东阳关增兵，很快就进入上党地区这么一个“脚盆宝地”。从山西的潞城伸延到长治等地，马不停蹄地往南疾驰，一直向着山西最南端的风陵渡扑来。这样一来，不但山西省的战时临时省会临汾没法防守，晋南二三十个县城将一一丧失，而且集结在韩信岭一带的军队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有被包围起来的危险。纵使我军能从大包围中逃出来，日军也可以利用其优势空军和众多的大炮，把我们上无空军掩护，下面缺乏大炮、缺乏渡船的中国军队消灭在水流湍急的黄河渡口。 　　这时候，十八集团军已经在山西北部雁门关内外和山西东北部五台山、恒山地区开辟根据地并在正太路和娘子关地区积极出击，破坏敌人的交通补给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三月二日，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就任第二战区东路军的正副总指挥，除去直辖的十八集团军，并指挥十四军军长李默庵、第三军军长曾万钟、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十七军军长高桂滋以及四十四军、十七师、骑四师、五十二旅、决死队第一纵队和决死队第三纵队等部队。三月二十四日朱、彭正副总指挥召集东路军各部少将以上伪军官在长治开会，向他们进行了思想教育，然后对于怎样行动做了详细的指示。对于这些军官所提出的疑难问题，一一帮助解决③。虽然从东阳关进来的日军来得突然，但这些军队在朱、彭正副总指挥的具体指挥下，学习八路军的作战方法，利用山形地势，向着日本军队的后方空隙钻过去，全部安全摆脱了日军的包围，在晋东南又活动起来，扯敌人的后腿，合力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卫立煌所指挥的其它在韩信岭的军队，也学习这种方法，居然学得不错，十几个师分成数路，竟然都从包围圈里拉出来，没有被消灭，没有溃散。这样一来，日军预先准备好的消灭这些军队于晋南的一个包围歼灭计划完全落空。自从抗日战争开始以来，国民党军队一般有两种遭遇：一种是象上海战场那样，摆下几万几十万人消极被动地白挨打；一种是象刘峙在河北那样，一下子溃散若干师。卫立煌能够依靠八路军协助，学习八路军的方法把大兵团完整地撤退出来，仍然留在山西，这是国民党军队从来没有过的。这在当时已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韩信岭战况紧急时，卫立煌自己留在霍县坚持指挥，一直等到从同蒲路南头向北打的敌人和从同蒲路北端向南打的敌人在霍县会师的时候，才仓皇撤出，渡过汾河，进入西边的吕梁山脉。从这一县转移到那一县，从这个山移到那个山。身边只留下第九军独立第五旅长高增级，带着一个团担任前敌总指挥部的警卫，几次和小股日军遭遇，发生战斗。有一天夜里，总指挥部和日军遭遇，被包围上了。日军不知道是一个高级的指挥部，乱打了一阵，自行退走了，不然一定遇到很大危险。 　　日军打通同蒲路后，就把汾河上面的桥梁全部炸毁。卫立煌再想从吕梁地区向东南冲，就冲不过去了。一九四五年三月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处编印的《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书中，对于卫立煌此时的情况有如下一段记述： 　　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经过大宁晋绥军的防地，然后向一一五师防地，蒲、隰、汾三县东进。不料在大宁时即被汉奸报告。敌人就派出步兵和飞机阻拦，卫立煌将军在进退两难中，派人要我军掩护。我军立即派出部队在卫将军东进的路上等侯，但是一直等到黄昏，还不见友军通过，原来卫将军已转向北移。第二天，石楼敌人忽然出击，将卫将军的部队全部冲散。卫将军得到我五团二营的掩护，终于脱了险，再一次返回河西，经延安到大后方去了。这一次战斗就叫掩护卫立煌将军之战。在这次战斗中，我曾以五团二营十一连一个连的兵力，抵住敌人两千余人的进攻，不叫他们前进一步。激战是在白儿岭发生，所以又叫做白儿岭掩护战。当时白儿岭整个阵地，都处在敌人大炮飞机猛烈轰击下，工事几乎都轰平了。卫将军用望远镜看到这种壮烈的场面，就问我们的指挥员：“前面是几个团?”答：“只有一个连。”他很惋惜地说：“那个连完了!”“……然而十一连又回来了，不但打退了敌人，而且还牵回来敌人好几匹洋马，背回一大驮大米、罐头，自己仅伤亡二十余名。这使卫立煌将军非常惊奇。他钦佩地说：“八路军真能干!” 　　卫将军回后方后，曾致电我军致谢。 　　卫立煌退到永和县时，日军根据汉奸的报告，派了几十架飞机突然来到这个很小很小的山城，几乎把永和县城炸成一片瓦砾。一颗炸弹正落在卫立煌所住的那间房屋前面，幸而三十年代日本空军所用的炸弹多为一百磅或五十磅的炸弹，只把这所房屋震倒，炸死了卫立煌身边的一个青年副官。卫立煌被埋在乱瓦颓垣之中，侥幸脱险。 　　就在永和县城被轰炸的第三天，我们在西安新成立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开到了陕北与永和县只隔一道黄河的延水关。刘毓珩和我渡过黄河，到总部向卫立煌报告工作团建立的经过及其目前的状况，请示下一步怎么开展工作。卫立煌当即指示：永和县都被炸光了，没有地方住，你们工作团暂住延水关，不要渡河。卫立煌接着又指示：刘秘书回到工作团去领导，赵秘书留在我这里。 　　我离开总部一个月，看见一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员精简了，老秘书戴允孙、吴君宜都到西安休息去了。总部的同事们尽皆面目黧黑，形容枯槁，显得非常疲劳狼狈。行李减少了，经常携带的合肥咸板鸭和六安瓜片茶都被迫抛弃了，卫立煌桌上的蜡烛，也只有一根了。旁边没有人的时候，卫立煌自己把军衣脱下来，沿着衣领的缝隙捉虱子。看来这一个月抛弃阵地战的老办法，学习在敌人后方活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时候，参谋处拟定了几条转移到晋南中条山的行军计划。按照卫立煌的倔强性格，宁可冒着日军飞机跟踪轰炸的危险，他也要冲过汾河，靠上他带领的军队。参谋长郭寄峤不象卫那么大胆，他倾向于一种稳当安全的办法，即由晋西渡过黄河，假道陕北，乘汽车到西安，由西安乘火车到河南省渑池县，再渡过黄河，到达晋南的垣曲县——这里就是中条山区了。当着这些佩着金板板领章④的将军们商议这类军事问题的时候，我这个新来乍到的青年文职人员没有资格发表意见；但是当这些军事人员散去，旁边没有别人时，我是什么都可以说的。 　　我向卫立煌建议：“还是走陕北这条路好，这正是一个参观延安的好机会。” 　　卫立煌没有说话，我继续说：“我们工作团在西安建成以后，乘了三辆大卡车向北开过来了。到达延安，休息了三天，乘机参观参观这个有名的地方，大家都很满意。正碰上刘少奇在抗大作报告。我们全团的同志都去听了，并且详细参观了抗大。百闻不如一见，实际去看一遍，比看杂志、报纸，比听别人讲强多了。” 　　卫立煌说：“我也想去看看，可是现在打仗打得这么紧张，哪有时间去参观?” 　　我说：“不需要很多时间，走马看花，在延安参观一两天就行了。和毛先生见见面，听听他的议论。如果不抓紧这个机会，下次再想到延安可就不容易了。” 　　不知道我的建议有没有起到一点儿作用，次日，卫立煌忽然叫我把最近几期《解放》周刊和《群众》周刊找出来翻翻，给他准备到延安去讲话的演说稿子。他说：“去不去延安现在还没有决定，你先这么准备吧。”他过了一会儿，又说：“譬如参观抗大，人家开会欢迎，叫你讲几句话，要是讲不对多难看。”我听他这么一说，心中高兴，立刻就把目前刚从延安得到的新出的刊物和印刷品从背包中拿出来了，按照他的口气写演说稿。写成之后还把这些新出的刊物一并送呈给他参考。 　　非常之巧，蒋介石忽然来了电报，通知卫立煌到洛阳开会，为了争取时间，取道陕北南行便成为合法的行动了。 　　我们的总指挥部在永和关停留了几天，作渡黄河的准备。一是用电报和各军联系，了解他们的现状，并向他们作指示；一是叫西安的后勤部门派些汽车来接；一是告诉延安，取得他们对于假道的同意。此外，卫立煌和郭寄峤参谋长、文朝藉副参谋长商议，经过延安时可能和延安方面谈到一些什么问题，怎么回答，如何掌握分寸。到了深夜，卫立煌还在烛光下独自阅读《解放》、《群众》和《新华日报》。 　　黄河在晋北和陕北之间，从北向南，在高山峻岭中奔腾直下。经过一个下午和大半夜，整个指挥部的人员才从山西省的永和关过渡到河对岸的陕北的延水关。只靠几只木船，凭船民摇橹，往返多次，才从两岸都是高山的激流上渡过黄河。且幸没有日本飞机来轰炸，平安无事。当晚大家住宿在延水关，准备明天登程。一过河我当然就去寻工作团去了。我刚到工作团就被卫立煌的卫士追至，说是“总司令有请”，把我找了回来。 　　我随着卫立煌的卫士回来，没去卫立煌的屋子，却带我来到一间空房，里边空空如也，没有人也没有土炕，只见卫立煌一个人站在那里，一个小桌子上点了一根蜡烛。我不禁奇怪起来：这是干什么?卫立煌见我来到，对我说：“我们明天到延安，我怕在抗大演说讲不好，先来试一试，你就当作抗大的学生听我讲。还有哪些地方不好，我们再斟酌一下。” 　　我往后退，挨墙而立，权当唯一的听众。没想到卫立煌真把再三修改的演说稿背得很熟，并且增加了不少新材料，讲得很得体，抑扬顿挫，无懈可击。我听完之后只是建议他明天讲得慢一点，人越多越要慢，不然听不清楚，估计明天听演说的不会少，别的没有缺点。 　　二 　　四月十七日天一亮，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的车队由延水关出发，经过延川县，直奔延安而来。 　　十几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在今天是极普通的车队，毫不足奇；但是在四十几年以前，在这个很偏僻的陕北乡村中则为少见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了。村落中窑洞里的居民被吸引出来看热闹。这十几辆大卡车满载着总指挥部里的几大处人员，以及一个特务营和一个新成立的战地工作团。 　　走在车队最前面的是两辆黑色的小汽车，第一辆小汽车中坐的是卫立煌、参谋长兼第九军军长郭寄峤、副参谋长文朝藉，和司机并排坐在前排的是戴着金丝眼镜、白手套，佩挂着左轮手枪的交际副官罗香山⑤。第二辆小汽车中坐的是一个参谋：第九军军部参谋长杜凤翥，一个秘书：赵荣声，以及一个随从副官：张学诚；和司机并排坐的是一个佩带盒子枪的卫士班长。 　　到了延安城受到热烈的欢迎，其盛况出人意料。离延安城二三十里即发现新贴出的用红绿纸写的标语，上面写着“加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欢迎卫副司令长官”等标语，越近延安城越多。车到延安城外，远远就看到欢迎的队伍排列在队伍两旁。走近一看，许多机关都派人来了，各学校差不多都出来了。汽车一到即敲锣打鼓，呼喊口号，此起彼伏，非常热烈。我对于延安的情况是知道一些的：一九三七年四月，我第一次到延安，对于延安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第二次是十天以前，跟新成立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一起，在延安逗留三日；这一次可以说是第三次到延安了。延安有多少人口，多少机关，我心中大致有个数目。现在，我在车窗中看见这么多的人，看来延安是倾城而出，礼遇之隆重恐怕是延安城中空前未有的，可以看到延安人士盼望国共合作的热忱，可以看到延安人士对于和八路军并肩作战的友军的热情。我想卫立煌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热烈欢迎的场面，我自己也觉得深受感动。 　　车队抵达城门不远处，前面两辆汽车停歇下来，卫立煌等人走下车来，由来迎的滕代远参谋长、十八集团军陕北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交际处处长金城等人迎接上去。其余十余辆大卡车没有停留，一辆接一辆地直向南开。滕代远参谋长等陪伴卫立煌一行，走进贴满标语的城门，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走到城中一个接待处。这时，毛泽东主席已跨出客厅房门半步，表示欢迎，和每个客人亲切握手。 　　寒暄之后，卫立煌即称赞八路军对日本作战打得非常好，表示敬佩，觉得自己有机会来到延安，有机会聆教，非常荣幸。毛主席也夸奖卫氏抗日坚决，和八路军友好，说我们要沿着这样一条路继续走下去。 　　毛主席谈锋极健，首先谈到国共合作的重要性，继而谈到反对投降主义的问题。他认为目前国际和国内均有投降主义在活动，这是一种很大的危险，我们决心抗日的人决不能忽视。我们必须把片面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在政治上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造，也有改造的可能。 　　话题一转，政治家又变成军事家，毛主席对于日军的动向作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目前在山西的抗战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我们大家都在山西拖住日军的尾巴，日军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截断中国和苏联的国际路线，进一步压迫中国投降。根据我们的判断，最近日军要进占徐州……卫立煌和郭寄峤等人听了极其钦佩。 　　毛主席接着谈到八路军深入敌后，存在很多困难，弹药消耗很大，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需要得到补充；特别是医药卫生器材缺乏，希望卫总司令帮助向主管部门催促；还有，现在已经要到五月，快夏天了，夏服还没有影子，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卫立煌表示一定要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中午，毛主席设宴招待。客人除了卫立煌，还有两个参谋长和一个参谋、一个秘书，一共五人。主人方面除了毛主席，作陪的还有滕代远参谋长、肖劲光主任，一桌共坐八个人。筵席非常丰盛。延安方面向来有一个好客的风俗，自奉极其清苦，有最美好的食品都拿出来飨客。毛主席酒量大，谈笑风生，宴会历时甚长。卫郭等前些日子在山西受日寇追击，给养补充不上，有什么吃什么，体重都减轻了，现在对于每一道菜都感到满意，饱饱地吃了一顿。 　　半个月以前在西安，林伯渠同志嘱咐我随战地工作团北行经过延安的时侯，去见一见滕参谋长。后来战地工作团离开西安前往延水关，果真经过延安，在延安停留了三天，我乘全团参观抗大听刘少奇报告的机会，自己秘密去见滕参谋长，把我怎么进入卫立煌司令部及在那里所见所闻，向滕参谋长作了详细的汇报。滕参谋长又带我去一个设在抗大范围内的窑洞——中央军委统战部，向当时正在这个窑洞里值班的刘向三同志汇报。没隔多久，今天我又随卫立煌由延水关到延安，和滕参谋长就不陌生了。我到达延安没有多大一会儿就偷偷地把预先写好的一个材料——新的情况——交给了他，并且在客厅外面的过道上简单地交谈了几句。滕参谋长闻悉卫立煌已经背熟了到抗大演讲的稿子，就临时更改了接待卫立煌的日程，下午请他去参观抗大。这样，饭后没有多事休息，拍了几张毛、卫两人的照片和八个人的照片，两部黑色小汽车就驶往抗大了。 　　到达抗大，滕参谋长、肖主任已经先到了。罗瑞卿副校长迎接卫立煌一行到办公室，先把抗大的历史作了一番介绍：抗大原名红军大学，创办于一九三六年，第一期不到三百人，来学习的都是红军干部。从第二期起，才改名抗日军政大学，有一千人，其中几百个是从外地来的学生。芦沟桥炮声一响，即有几百个上了前线。第三期在强调政治教育之外也强调军事教育，有特别的军事队，输送出两千多干部。现在是第四期，刚开学不久，有四、五千人，除掉新疆、西藏，全国各省都有人来，不但有爱国的青年学生，还有少爷、小姐和太太，其中有的是国民党员。他们离开温暖的家庭，抛开安逸的生活，被抗大所吸引，经过千山万水投奔延安来了。现在抗大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吃的粮食是小米杂粮，上顿接不到下顿，没有住的地方，没有砖瓦木料，学生自己挖自己住的窑洞。从生活上说，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过的那么艰苦的学校，但是学生们学习热情之高是世界上少有的。抗大的校训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党中央非常重视抗大，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都常到我们学校里来讲课，讲马克思到孙中山的革命道理，也讲打日寇的实际经验。 　　罗瑞卿讲到这里，即带领我们参观学生宿舍，即是学生们自己所挖的一排一排的窑洞。进抗大的学生，第一课就是根据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自己为自己挖窑洞。两个星期之内自己动手挖了一百七十多口窑洞，住进了千余人。从大后方和沦陷区来的青年为什么吃这么大的苦而精神愉快?因为他们看到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因为他们看到共产党抗日救国的道理和目标正确，指出了一个创造新中国的远景。延安的领导干部，不论是多么高级的人物，生活也毫不特殊，所以物质条件虽然十分困难，大家的精神却非常旺盛。 　　上课的地方怎么样呢?没有桌子椅子，也没有那么多小板凳。学生们拾几块破砖，砌成一个方形的台子，就是座位，两个膝盖当活书桌，放上本子记笔记。卫立煌、郭寄峤等人看了实物听了讲解，频频点头赞叹，说道：“中国各地都象你们这样搞起来，还愁日本鬼子打不走吗?” 　　最后我们来到大操场，学生们已经排列得整整齐齐，在等候卫副司令长官来讲话了。在新贴的红红绿绿的标语当中，吸引我注意的是，还新添了一种“欢迎郭军长”的标语。这是因我上午交给滕代远的汇报材料中，写到过郭寄峤的觉悟不及卫立煌，但他揽了很大权，要对他多做工作。此人非常爱戴高帽子，在接待他的时候，不仅要把他当成附属于卫立煌的幕僚长，还要特别把他当作一个独立的军长，甚至于可以贴几条欢迎郭军长的标语，这决不会引起卫立煌的不愉快。没想到一两个小时以后，在抗大里当真贴出这种样的标语来。 　　卫立煌一立上讲台，下面就不断地呼口号，十分热烈。“国共两党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投降妥协!”“欢迎卫副司令长官!”“和卫立煌长官一齐打到鸭绿江!”这一队的声音未落，那一队的又起；前面一队刚举起手来高呼，后面一队又跳起来呼喊，使得卫立煌的情绪受到感染，非常激动，把预先准备好的演说词忘记得干干净净，临时用朴素的语言另讲一套。用他自己亲身体验的作战经历证明，只有同八路军亲密合作才能打胜日本。如果没有八路军，他是杀不了那么多鬼子的。为了说明这一句话，他还举了一些实际的例子，具体而且生动。他又说，今后他要继续和八路军亲密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决不退过黄河，反对投降妥协，反对张皇失措退却逃跑，收复一切失地。卫立煌每讲一段，学生们即呼一阵口号，愈呼口号，卫立煌的劲头越足，愈讲得激昂。我在旁边估计，这一次欢迎会开得很成功，对于抗大学生和卫立煌都是很大鼓励。 　　讲话完毕，两辆黑色的小轿车向二十里堡开去，这是因为卫立煌听罗瑞卿副校长说，抗大校长林彪在二十里堡养病，于是在卫立煌访问延安的日程里又临时增添了一个节目：慰问林彪。 　　林彪受伤是怎么一回事?他不是在和日本军队交锋中受伤的，而是在今春二月四日，事先没有向晋绥军打招呼，就骑马穿过山西西部大宁县武城镇晋绥军十九军王靖国所部的阵地，从后方向有敌情的前方跑去。担任警戒的哨兵骤然发现一人一骑从他旁边跑过，很明显不是他们的晋绥军，他以为是日本兵，便从背后打了一枪，把林彪从马上打了下来。后来晋绥军发现误伤了一一五师林师长，赔礼道歉把他送回来。今天卫立煌访问延安，作为国民党方面的要员，他应当向受伤的共产党将领致歉意；作为一个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他也应当亲切慰问他的下级，我们就在这两重意义之下，开车向二十里堡来了。 　　走到半路，前面的一辆小汽车忽然停驶，我们第二辆小汽车也跟着停下来。只见前面汽车中的罗香山副官从车中出来，来到后面汽车旁边问道：“谁身上带着钱?一共有多少?”问了几遍，也没问出一个结果。后来罗副官说明凑集现款的目的，大家都掏摸口袋，远远没有凑足罗副官需要的数字。他就回到第一辆汽车上，两车继续前行。罗副官来凑集现款是干什么呢?原来在旧中国的军队当中，有犒赏的风气和送礼的风气。按一般规矩，一个师长受伤，上级总司令至少要送一千元乃至数千元(这时法币贬值的现象尚不显著，在人们的观念中一元钞票顶一块银元)。今天事出仓促，卫立煌事先未作送礼的准备。在汽车快要到达二十里堡的时候，发现身边没有带钱，也未带其它能够馈赠的礼物。总部的军需处和副官处都在大汽车的车队中未在延安停留，管钱的人一个也找不到，把两辆小汽车中的人的荷包搜遍，一共才有六百元。卫立煌觉得六百元拿不出手，太寒伧了，算了吧，还不如不送礼。国民党的军官是讲究面子的，空手去慰问受伤的师长，实在遗憾。 　　这天晚上延安开晚会，毛主席和卫立煌坐在一排观看，有说有笑，显得很融洽。延安虽在穷山沟里，精神生活是很丰富的，有名导演和名演员，话剧演得很好。晚会开到很晚才散。我们一行下榻于城内的耶稣堂，这是几十年前外国传教士住的地方，是延安城内唯一的“洋房”。招待人员还准备了夜餐，雪白的馒头和大米稀饭，还有红色的广东式香肠，交际处长金城的办法很多。 　　四月二十日延安的《新中华报》上，登过这样一段新闻： 　　卫立煌将军道经延安 　　延安市各界听到第×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道经此地转赴××去的消息后，筹集盛大欢迎。十七日延安党政军各机关及民众团体及武装部队在东门外列队欢迎。上午十时左右，卫乘汽车抵达延安，下榻基督教堂休息，当日晚由各界举行盛大欢迎晚会，到有各界代表数百人，毛泽东氏陪卫入场时，全场鼓掌数分钟之久，由李富春宣布大会意义，毛致欢迎词，首先说明卫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领导者，此次过延，希卫对边区工作加以指示等语，请卫训话，全场掌声雷动。卫姿态英伟，身着普通军衣，在不断掌声中讲话：“此次奉命赴某地，系指挥黄河南北两岸部队，继续领导抗战，直到最后胜利。这次抗战中已把我国的弱点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一是不团结现象，因而受到了局部失利，但由于抗战继续坚持，我们的弱点逐渐消失了。第二没有组织，没有坚强的领导，今后要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筑成一道万里长城，来打击日本强盗的进攻，最后他称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的模范，应该把边区的好的例子更加发扬起来。继由何(作者注：应为郭)参谋长训词：此次过边区使我有这样的感想。第一，人民确有良好的组织，如果全国都象边区这样，我们一定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第二，陕西是西北抗战的中心，边区是西北持久抗战的根据地。我们必须坚决地保卫陕西，保卫陕北边区，粉碎日本进攻。讲话完，鲁艺师生准备了一些游艺，表示欢迎热忱。 　　三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离开延安，决定当天到达西安。滕参谋长、肖主任、金交际处长等人送到三十里以外，又照了几张照片，依依不舍而别。 　　中午在一个小饭铺打尖，卫、郭谈论延安印象，都说“真没想到有这么盛大的欢迎”，看那意思，是感到很满意。卫立煌一再谈起，“没给林彪送点礼，太不象样子，太寒伧了。到了西安再补送，有没有这个规矩?”我即乘机进言：“我看这份礼送不送都不要紧，他们不是说八路军急需枪弹、医药和夏服吗?只要在这上面帮他们点忙，就比送林彪几千块钱有用多了。”卫立煌摸着胡子沉吟未语。 　　当天下午，汽车已从陕北的群山当中驶出，快出陕甘宁边区的地界了，又在公路旁边一个小饭铺——茶馆当中休息进餐。当我们这两辆小汽车骤然停车，从车中走出这么些衣帽鲜明、领章灿烂、挂着武装带、还有背着盒子枪的国民党军官的时候，把正在饭铺里吃饭的一伙青年学生吓毛了。有的夺门而出，往饭馆后面的小路上跑，有的站起来拿背包，准备跳窗子。罗香山副官赶忙上去抚慰他们，叫他们不要误会，我们也是过路的，是从延安来的客人，不会麻烦你们。学生们见我们这些军官没有恶意，惊魂稍定，让出一张桌子，他们那伙学生挤在一张桌子上，继续进食。 　　我们落座之后，再一次向这伙学生解释，我们是延安的友军，吃点东西就走，不打搅他们。学生们见我们当真不侵犯他们，脸色渐渐和缓过来。为什么这一群学生见了国民党军官如见猛虎?因为胡宗南军队封锁了陕甘宁边区的通道，阻止青年们由西安前往陕北，不但在咸阳、渭河渡口等处设立关卡，严禁青年通行，并且派出一些巡逻小分队在附近各条小路上缉拿前往陕北的青年。被他抓住的青年，有的被关进“劳动营”，有的惨遭杀害。尽管如此，抗大、陕公、鲁艺还是象明灯一样吸引着在黑暗中的青年，越来人越多。且不说被关、被杀害的危险，光是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山路，没有交通工具，完全靠自己两条腿，爬山越岭，就是一项很不简单的考验。这一天和我们同在这家小饭店内吃饭的，是一伙从成都步行而来的高中学生。他们当中最小的女同学方才十五岁。当时川陕没有铁路，有公路也没有班车，他们一个多月才从成都走到西安，几乎被捕捉，再从西安北行，幸运地闯过了封锁线。今天他们来到边区之内的小饭馆中，放心大胆地吃第一顿自由饭，没想到碰到我们。卫立煌、郭寄峤当时亲眼见了这些历尽险阻奔赴延安的青年人，亲耳听了他们的话，浩叹不止。 　　我们的两辆小汽车在当天傍晚开到西安，进入新城，直入西安行营。蒋鼎文、胡宗南等几十个高级军官都聚集在一个灯火辉煌、陈设富丽、已经摆好了餐桌的大厅里，等着卫立煌来吃饭。罗香山副官在走廊里拉着杜凤翥和我说：“这里没有我们的座位，跟我走吧。到莲湖食堂，还是厚德福?”我们一同出去吃了饭，罗香山把杜凤翥和我送到西安市内最大的澡塘华清池，他自己到开元寺⑥去了。 　　到西安的次日上午，卫立煌来到北大街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驻西安办事处，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的身份，批发了一个手谕：“即发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发。” 　　这时十四集团军西安办事处处长罗迈伦已把第十四兵站分监杲海澜少将找来，卫立煌当面把这个手谕交给了杲海澜。这个江苏徐州人杲海澜跟着卫立煌办后勤，从剿共到今天抗日，非止一年了，是卫立煌手下的红人之一，拿过手谕一看，面有难色。卫立煌就说： 　　“第二战区的军队受我指挥，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样看待。十八集团军打得很好嘛，我们就要充分供给。”卫立煌讲完这句话又问牛肉罐头还有多少，杲海澜据实以告，卫立煌又吩咐他发给十八集团军一百八十箱牛肉罐头。 　　杲海澜听卫立煌这个口气，不敢争辩，只好点头喏喏连声而去。当时担任第二战区兵站总监、总管第二战区后勤补给工作的是周玳中将，名义上是第二战区后勤部门的一把手，实际上他是阎锡山的人，除了晋绥军的后勤，管不了别的事。卫立煌指挥多少军队，杲海澜就给多少军队发饷办后勤。国民党军委会重视西北、华北的后勤工作，特别派了一个后勤部副部长卢佐⑦长期驻在西安，就近直接领导北方几省的后勤业务。杲海澜碰到难办的事情，就去请示卢佐。 　　我见这个情况，就偷偷到集贤庄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把这些情况汇报给林伯渠同志。林老说：“看这个样子，卫立煌发的命令，兑现不兑现还不知道，夜长梦多，会发生变化。你必须紧紧盯着这件事，一定要让他办成功。”林老又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正在西安的十八集团军兵站部长杨立三，叫他作准备。 　　杲海澜和卢佐没有商量出结果，一是对于作战时期卫老总的命令不好违抗；二是按照蒋委员长一贯的精神，最多发给十八集团军十万八万发子弹，意思到了就行了，怎么能发这么多东西?于是杲海澜就对此事拖着不办，同时打电报到汉口向军委会后勤部请示。 　　三四月份，我和刘毓珩一起到西安筹建战地工作团，在十四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内住了半个月，和处长罗迈伦(罗迈伦的儿子是在安徽中学里比我低三级的同学)、副处长兼会计吴德海(卫立煌的外甥)混得很熟，就让他俩在杲海澜身上使劲。让他们跟杲海澜说：“现在全国抗日高潮激昂到这个地步，日军打到风陵渡，快要到潼关了，西安危急。要是前线不利，把责任推到你的身上，你受得了吗?卫老总的脾气你是知道的，顺着毛好说话，你要和他硬顶，他发起脾气来，说你违抗军令，贻误戎机，你吃个眼前亏，太不值得。”杲海澜拖了几天不见汉口回电，卫立煌亲自又向他询问，杲海澜不能再拖，只好通知十八集团军派人来领。等在集贤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内的杨立三部长，早已把运输力量准备好了，除了十八集团军汽车队几部卡车，又租了商车，拿到调拨单之后，即从西安新城附近的后勤部仓库往十八集团军仓库里运。先运子弹、手榴弹，最后才运牛肉罐头。子弹是七九口径，汉阳造的，用木箱包装，多数是五百发一箱的，每箱二十公斤，少数是一千发一箱的。手榴弹大箱每箱五十枚，小箱每箱二十枚，一个人挑两箱。牛肉罐头是红烧牛肉加黄豆，国民党后勤部一共分给第二战区只有几百箱，是很稀罕的东西。卫立煌批发一百八十箱，在当时来说是不少的。 　　国民党军事领导机关工作效率十分低，汉口不同意发给十八集团军一百万发子弹的电报一周后才到西安，这一批军火已经完全领走了。三个师的夏服本来是国共双方协商好了的，卢佐和杲海澜觉得扣发没有什么意义，就一起发了，还点缀了一点医药用品。杨立三由于这些交涉，和卢佐混熟，赠送了卢佐个人许多缴获品，十件日本呢大衣，十枝日本新式马枪，两匹高大的洋马，卢佐也发给十八集团军五十部电话机，一部十门的电话总机和一部二十门的电话总机。把这些事情都办完后，卫立煌面有得色地告诉我：已经给了他们不少东西。抗日战争的初期，八路军没有多少弹药，又要叫他打日本、又不发子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岂不是有意叫人作难吗?在那个时候卫立煌算帮了我们不小的忙。 　　卫立煌去世之后，悼词中说卫立煌“在抗日战争初期……亲眼看到共产党和毛主席团结抗日政策的英明伟大，亲眼看到八路军的对敌英勇斗争，得到了许多启示和教育，同八路军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从而有利于八路军开展对日的斗争。卫立煌同志对于抗日是有功的，他当时的爱国行动是值得称道的。”这一次访问延安和批发弹药，就是他值得称道的爱国行动当中的第一件。 　　卫立煌在西安稍事停留，即去洛阳开了几天会。工作团随总部人员乘火车沿陇海线东行，在河南渑池县下车，渡过黄河，再到山西省。这时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就设在垣曲县西南约五里的辛庄村，那里是中条山的余脉，也靠近黄河渡口。卫立煌回来后一连好多个夜晚和我谈延安印象，谈论他对于毛主席的敬佩，谈论延安的盛大欢迎和他在抗大里的演讲，谈论全国青年包括我们亲眼看见的步行千里而来的四川青年，历尽艰难投奔延安，比当年有志青年进黄埔更胜一筹。无疑地，可以看出这个国民党上将在思想上已经发生变化，认清延安确实有一股朝气。他甚至感叹道：“要想战胜日本，救中国，恐怕只有学延安的方法。”我觉得卫的这股情绪应当鼓励，就乘机赞扬卫批发子弹的事是“大公无私”“雪中送炭”，卫立煌认为我能了解他，感到高兴。 　　有一次，他公开当着他的司令部中的高级官员们对刘毓珩和我说：“你们工作团可以找些抗大的学生来，把延安艰苦奋斗的作风带来有什么不好?”自此以后，卫立煌对于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看得多些了，不只是看看标题，而且翻阅一部分文章。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叫我陪他细读七月七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名著《论持久战》。这本书不但对于卫立煌的“速胜论”、“唯武器论”等顽症有很好的疗效，特别是看到抗战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相持阶段才能进入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根本的问题在于发动群众，在战争中须经过内线与外线，包围与反包围，根据地由小块逐渐变成大块等等段落后，卫立煌对于八路军打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有所理解、有所同情了。 　　七月间，有一回我到工作团驻在王屋山下的工作组住了两天回来，卫立煌告诉我说：“延安的照片来了，你看看吧。”我一看，原来是卫立煌到延安那一天照的相，有毛主席和卫立煌两人合拍的，有同桌吃饭的那八个人站成一排的，也有卫在抗大演说的，共七八张。我认为这些照片很有价值，自己颇想要一张，反复观看，不忍释手。卫立煌似乎有所觉察，连忙拿过去包起来，包之又包。卫立煌告诉我：这些照片是从延安带来的，刘少奇经过渑池垣曲到太行山去，带有毛先生的亲笔介绍信，在这里没待多久，我已派陈铁军长亲自护送他走了。 　　① 一九三八年三月，刘毓珩和我，以及陈元、丁致中、孙鼎禾等五个秘书，离开总部赴西安。途中由禹门口渡黄河到韩城之前，曾在河津县师家滩停留了几天。因为当时战况紧急，卫立煌怕机要室主任戴允孙和军法官吴君惠这两个老年文人受不了战场上的折磨，叫他俩和我们这五个青年秘书一同到后方去暂避，他们两人行动迟缓，没有立时把工作交代给别人，延误了几天，我们在师家滩等他们。后来，他们二人终于来了，我们七个文人带了一些勤务兵一齐渡过黄河。吴君惠和卫立煌身材都不很高，都有一撮胡须，都穿草黄色呢军服，有些人分不清，往往把吴君惠当作是卫立煌。这一回，很多人看见吴君惠渡河，遂误传卫立煌在这时已退过黄河，以讹传讹，不少报刊一直到卫立煌的亲信部下陈铁所写的回忆材料都有这样的记载，其实乃是认错了人。 　　② 道清线——滑县(道口)经新乡至博爱(清化)的铁道，现在，新乡以东的那一段已经拆除。 　　③ 关于坚持华北抗战问题作了详细的报告，其要点有三：(一)必须改造旧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二)军队要实行战时的政治工作；(三)要武装民众，发展游击战争。关于俘虏政策和对汉奸的政策也作了详细的说明。见《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与新四军》。 　　④ 国民党军官，尉官领章中间一条金色杠杠；校官领章中间两条杠杠；将官领章上面没有杠杠，是一块金色的平板。此外再按少、中、上三级，加一颗至三颗三角。 　　⑤ 罗香山是合肥县以南巢湖边上的人，解放后，因其为反动军官被捕。罗香山说：我早就跟共产党做朋友了。拿出一张卫立煌到延安和延安首长们合拍的照片，照片中远处有个人是罗香山，因此罗香山被释放，并得到某些照顾。 　　⑥ 开元寺是当时西安妓院集中的地方。 　　⑦ 卢佐与卫立煌交谊甚好，后来把他的女儿卢盛瑞嫁给卫立煌的大儿子卫道杰做妻子。 　　 回忆卫立煌先生/赵荣声.—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