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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卫立煌先生——第十四章 远游欧美

赵荣声

一 　　前在第十一章中曾经提到卫立煌于一九四一年春节前后到重庆，有人给他提亲，介绍孔家小姐给他续弦，他推辞说已经有人了，在外国。后来卫立煌又想：如果蒋宋发现此话完全是假的，也不妥，续弦终归要续弦，不如假话真做，当真从海外找一个。就请高级参谋邵光明代他留心。这个邵光明也曾在前文第七章中提到过，卫立煌购买高级自来水笔赠送山西前方的将领，就是由这位高参代办的。他是美国西点军事学校炮科毕业的，在美国几年，有许多海外关系。邵光明的太太王亚全，也是美国留学生，比邵光明更灵活、能干。她听说邵光明受卫之托，她就想到美国檀香山有个名门闺秀韩权华，颇为合适。 　　王亚全和韩权华年青时都是女师大附中毕业的，同校不同班。后来她们都在美国留学，同时不同校。韩权华出自天津名门。据她自己说，她也象董必武同志的诗中所说的那样：“五朝敝政皆亲历”，光绪皇帝去世的时候，她的小辫子还系了蓝色的头绳呢。 　　那时北京才有中国最早的一个幼儿园，完全按照日本的办法办理，名字也用日本的，叫做“蒙养园”。韩家祖上在天津开设天成号商行，经营近海运输。曾祖父和祖父均是京官，职位不高。父亲韩渤鹏，名耀曾，为候补道，民国初年在北京政府国务院任谘议之职。韩权华有兄弟姐妹九人。一九三三年她来到美国，在离华盛顿不远的巴尔的摩城皮尔德音乐学院学习，专攻音乐史。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开始，中国政府对于留学生的官费供给停止，韩权华遂在檀香山一所由赵元任创办的华侨学校当教员。王亚全开始介绍的时候，韩权华对卫立煌的名字一无所知，她只记得她出国留学那一年，在天津塘沽和日本人签订《何梅协定》有个何应钦是个国民党重要军官。什么陈诚、卫立煌，她也许在报纸上见过，全无印象。现经王亚全积极来拴红线，得知卫立煌是一个抗日英雄，并且是有民主思想的将领。在卫立煌写来的信上，每张纸上几十个核桃大小的字中，感情颇为真挚，直截了当地说：“希望你回来帮助我。”很尊重她，她也就同意了。当时她因与学校订有合同，不能马上启程回国；后来发生珍珠港事件，日美宣战，想回来也回不来了。她只好写信告诉卫立煌，别等她了。但是卫立煌还是等待她归来，一直等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 　　社会上曾有些谣传，说韩权华嫁给卫立煌是宋美龄介绍的，此话全是无稽之谈。韩权华在美国确实见过宋美龄，那只是在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里，王正廷大使欢迎宋美龄的茶会上见过。 　　一九七七年香港出版的《广角镜丛书国共名人录》中有《卫立煌与韩权华》一文，这样写道： 　　“韩权华女士她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夫人韩咏华的胞妹，多年来一直在美国留学。教书，生活。梅贻琦当时是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的负责人。卫常到昆明公干，他们一文一武，是很熟悉的朋友。 　　卫中年丧偶，长期过着独身生活。他不象国民党某些将领，如果没有家眷相随，每到新的驻地，那些随从副官即侦骑四出，设法为主管谋求“解决”之道，或在战地强占有姿色的民妇，或“包”一个甚至几个有夫之妇以及还未出嫁的姑娘，做为临时夫人。卫立煌生活十分严肃，梅贻琦夫妇对他是了解与信任的。于是有意给他作媒，想把韩权华介绍给他。 　　卫立煌在滇缅边界打了胜仗，当时日本尚无投降迹象，美国有关方面邀请他到美国访问，说说打垮日军的经验。重庆政府与卫立煌本人都同意了。由于梅贻琦夫妇的函电介绍，韩权华女士在美国接待了这位抗日英雄卫立煌，彼此都有良好的印象。卫立煌自美国回国后，不久韩权华也离开了留学多年的美国，回到祖国与卫立煌结婚。” 　　这篇文章也是传闻失实。卫韩的婚姻，不是梅贻琦夫妇作的媒。卫立煌以前并没有常到昆明公干，和梅贻琦也不是一文一武的朋友。日本尚未投降之前，卫立煌未曾去过美国，更无在美国受韩权华接待之事。这篇文章虽有这些缺点，也有其确切的精采之处，即是把卫立煌和其它国民党将领对于婚姻的态度作了对比。他在这一点上的确规规矩矩，十分严肃，尤其是经过王亚全和邵光明的介绍，与韩权华互通信函之后，一诺为信，相待多年，毫不动摇，一直到了抗日胜利，他们方举行婚礼。 　　严格地说，他们结婚的日期，并不在抗日胜利之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日期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他们在昆明结婚之日为一九四五年的六月十五日，比抗日战争正式结束之日稍早两个月。 　　由于卫立煌当远征军司令长官，和美国军官们搞得很熟，远征军结束之后，美国朋友们便要帮助他把韩权华送回中国。一九四四年，美军越岛进攻，接连在马绍尔、加罗林、菲律宾登录。一九四五年四月，美军在冲绳岛登陆，日军本土受到威胁，美国在太平洋上获得了完全的制空权，美国军用运输飞机也有空闲的位子，又安全，就把韩权华带到昆明。她不惯长途飞行，还有些晕机。 　　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由何应钦主婚。婚后居住在昆明翠湖东路二号，这是卢汉借给他们的幽雅别墅。这地方离西南联大的校址不远，和梅贻琦家的走动是在此之后。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战八年，付出极其重大的牺牲，终于获得胜利。蒋介石从峨眉山上跳下来要夺取胜利的果实，依靠美国积极准备内战。次年春季，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的第六届二中全会，卫立煌参加这次会议，携带韩权华同来重庆，还是寓居在范庄。过了一段时期，他们复员到了南京。 　　我在成都燕京大学又读了两年，表面上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学生，把学校当一个避风港，在这里湔洗自己身上的红色；实际上我处在那样的政治环境，看到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已到了使人民无法生存的程度，再搞新的学生运动的时机又来到了。当成都燕大同学首先在大后方——西南地区跟张澜等一起起来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的时候，我不能不暗中介绍一点学生运动的斗争经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本投降的时候，我已在燕京毕业，靳明因为长期生病住院，拖延一个学期才毕业，我们到了一九四六年春季才离开成都，前往重庆。 　　我们到了重庆，即去范庄看望卫立煌。他们已经复员回南京去了。我们想东下南京、上海则十分困难。这时候大部分交通工具都控制在国民党军政机关手中。积极输送其武装部队去与八路军争夺原日本占领区，以及运送其接收大员去大搞“劫收”。普通人欲出三峡。乘船乘车都极其困难，黑市船票以黄金美钞论价。我没有那个力量，搁浅数月，直到这年秋季，始到上海，又和卫立煌见面。 　　卫立煌和韩权华寄寓在上海“闻人”、三北轮船公司大老板虞洽卿的家中，卫换上西服，正在作出洋的准备。他见我和靳明来了，欣然接谈，并不把我当作一个今天已不在他身边任职的人而见外。今日留吃便饭，明日请吃螃蟹。记得“阿德哥”①的餐室，放着成排的银质轮船模型，厨房里蒸出来的阳澄湖大闸蟹异常肥大，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多年以来，我已经摸到规律：卫在官运亨通时候，和我没有什么谈的；而在他不得意的时候，就有很多话要和我讲。两年多不见，他又红过一阵，带领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远征，如今，原来受他统率的军队一个也归不了他，只挂了一个陆军副总司令的空头衔，悄然出国，牢骚是很大的。他的这些牢骚不好向别人发，只有向我这样的人发，我们谈了不少。有时谈了一半，有客人来找他，他到半夜还是打电话把我叫去。我住在兆丰别墅我叔父的家中，那里有一个电话。我感到高兴的是卫立煌和几年前的政见一样，没有变化。 　　蒋介石让他出洋考察，是看到远征军这一段卫立煌成绩不可抹煞，没有适当的官职给卫，给他几个外汇到外国玩玩，也是一种酬劳的意思。更重要的一点是，蒋介石估计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要爆发，在美苏两方的实力比较之下，美国将要获胜。蒋介石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美国，故意让卫去看看美国国力多么雄厚，原子弹及其他军事科学多么厉害，使他从思想上自自然然地站到美国的一边来，消除抗战初期八路军对于他的影响。美国人把他作为马歇尔的客人迎接，是奖励中国远征军配合美国军队作战有成绩，中国军人当中确实有能打的，按照美苏必战的前途来说，拉拢这些能打的军人，是美国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至于卫立煌自己呢，他对我说，他不愿意参加内战，有个机会走得远远的，更好。 　　他叫我谈谈对时局的看法，我即就国际国内形势作了详细分析，指出他的前途，必须和民主运动结合起来，不能出来公开支持，也要对它同情。抗战八年搞得不错，万万不可以把这一段历史糟蹋了。反共的战争绝对不可以参加，民心得失是最根本的因素，国民党现在搞得一团糟，战争没有希望，有些人迷信武器，那是自己骗自己。我说：“我们在山西那阵，共产党才三个师。现在呢，他们占领的地区已有一亿多人口，有一百多万军队了，一个解放区接一个解放区，日本军队都扫荡不了，别人更扫荡不了。中山先生讲的‘耕者有其田’，这些地方真正实现了。中国最多的是农民。农民组织起来，手中有了枪，社会已发生根本的变化，怎么能够允许‘劫收’大员再骑到他们头上去呢?” 　　两年多以来他很少看到《新华日报》和各种民主刊物，现在我找了很多，送到他跟前。我又在《联合晚报》陈翰伯那里借来一大包材料，如揭露蒋介石包办伪国大出了多少笑话，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受到多大的损失，解放军消息等等，他看得津津有味。我和靳明长时期单独做白区秘密工作，两人一直保留一个自行分析形势的习惯，第一是国际形势如何，第二是国内形势如何，第三是接近自己的具体事件前因后果如何。此时我们两人又对卫立煌的言行作了详细分析。认为：第一，卫立煌在抗日战争初期数年受到的共产党的影响，并未消失。许多话只要提个头他就能理解，无须多说。第二，他与国民党内当权派系的矛盾有增无减。第三，国民党没有前途，他心中已经明白。因此我们觉得卫立煌仍然有争取过来的可能性，我们远游西蜀，等待经年，时间没有白费。 　　关于出洋考察问题，我跟卫立煌说，重点应放在欧洲。最好是到苏联和东欧走一趟，现在无此可能，那末就在法国多看看多听听也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西欧各国之中，法国共产党发展到二百多万人搞得有声有色，你在法国多逗留些时候，特务不会注意，还以为你被花花世界迷了眼睛呢。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规定陪同卫立煌出国的人员，共有三个，夫人韩权华之外，一个参谋，一个秘书。秘书可以自己聘请，他们约请了韩权华的亲戚——参加远征军工作的西南联大翻译团中的钟安民。参谋是军委会派遣来的第二厅第二处浙江籍的娄参谋。韩权华试了一试娄的英文，认为不好，拒绝了。卫的出国护照也被军委会搁置下来，多日不见发下。后来卫立煌只好将就要娄参谋，出国护照也马上发下来了。娄参谋是一个军统特务。 　　后来卫的行期迫近，嘱咐我留在南京、上海一带，不要远走，他不久就要回来，将有许多事情要做。又叫我好好研究当前的政治形势，多替他搜集一些资料。 　　二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底，卫立煌一行四人，由上海启程，先乘美国军用飞机到日本。那时刚刚战败的日本很狼狈，没有什么可看的，他们高兴地在日本见到了中国著名的文学家谢冰心，那时冰心女士的丈夫吴文藻在美国的盟军总司令部担任高级顾问。 　　第二步，乘轮船经关岛到檀香山，那时檀香山还是独立的，尚不是美国的一个州。韩权华旧地重游，看望了一些故旧。因为要在圣诞节赶到美国，在这里就没有多停留，又搭上轮船，经过十一天的旅程，到达美国西海岸最大的城市旧金山。 　　他们漫游美国的计划，是从西到东，横跨美国大陆。美国是一个生产力很高，物产丰富的国家，全国公路十分发达。他们上岸之后即购买汽车，每天开着汽车走，每个城市停留一下，准备一直开到东海岸，到离开美国时，再把汽车卖掉。娄参谋一听说要买汽车，他个人抢先买了一辆。因为卫立煌是马歇尔的客人，美国陆军部派人前来迎接招待，并派了军方的司机给卫立煌开车，美国司机识路，熟悉地方上情形，所以他们一路行来很顺利。 　　他们先参观南方的城市，看了代表美国特点的赌博城，逛了黄石公园。 　　美国的风俗和中国不一样，不懂外国礼节容易闹笑话。比如说有人请你吃茶，应当即时写信道谢。又如别人打来电话，应对不当不行。为此，韩权华在旧金山聘请其檀香山熟人所介绍的博瑞德(Breed)女士为其私人秘书，一路同行。这位高度近视的老小姐曾在《世界日报》工作，熟悉各方面情形，对于卫韩帮忙不小。例如卫立煌应波士顿商会之邀，前去出席酒会，事先准备了演说稿，是先用中文写成，翻成英文，再由博瑞德修改润色的，到时卫用华语讲过之后，即由翻译宣读英文译稿，波士顿商会的人们很奇怪，怎么卫的译稿能写出哈佛水平的英文来了呢。 　　他们在洛杉矶访问拉铁摩尔，在拉铁摩尔家中遇见了到美国考察水利工作的特使冯玉祥，和冯夫人李德全。冯玉祥因为不赞成蒋介石发动内战而去美国，卫立煌是知道的；卫立煌此时心中想的是些什么，冯玉祥不知道。卫也没有必要对这位老乡长讲什么，只是很诚恳地倾听了冯玉祥的许多议论，点头称是。韩权华记得第一次跟冯玉祥见面，是冯玉祥在重庆宴请马歇尔，请卫立煌夫妇作陪，同席还有王昆仑、曹孟君等。 　　今天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恒安石，那时还是一个小孩子，韩权华和卫立煌到他家中吃饭的时候，恒安石单独坐在小桌子旁边吃饭。恒安石的父亲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中国通，是韩权华在美国的尊敬的朋友之一。那时，他的夫人正卧病在床，吃过饭之后，还是韩权华自己洗的碗。 　　巴尔的摩城的皮尔德音乐学院院长对于韩权华重来美国非常欢迎，约请她和卫立煌同去赴宴，韩权华高兴地看到了她的师长们。 　　和卫立煌往还最多的还是美国陆军将领们，他们都熟悉中国远征军的事迹，久闻卫立煌勇猛善战的名气，现在见他来了，都热情欢迎，都请吃饭，互相赠送照片。因为重视马歇尔的客人，陆军部还另外作了一些迎送的安排。 　　卫立煌把参观军事设施、军事院校等放在他在美国参观的最后一个部分。他详细地看了西点军官学校、航空学院，还在这两处住过，最后才参观地洞里核武器试验场，这些对于外国人保密的设备，对于卫立煌特别优待，允许细看。 　　卫立煌的汽车经过一城又一城，游览了美国许多地方。有时他们的车子走错了路，司机在地图上找不到目标，卫立煌首先在地图上密密麻麻许多不认识的小地名中准确地指出要找的地方。美国的司机非常惊异卫立煌辨识方向的本领。看地图熟练到这个程度，可见他打仗的经验一定是非常丰富了。 　　在一九四七年的春天，他们乘上轮船离开美国的东海岸——纽约，前往欧洲。和博瑞德女士告了别，秘书钟安民也没有随他们同走，他留在美国读书，研究工商管理，以后一直多年留在美国。 　　三 　　卫立煌偕夫人到了欧洲，首先访问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英国的损害非常严重，败瓦颓垣，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德国人狂轰滥炸的痕迹，英国人正辛辛苦苦重整家园。 　　他们到伦敦后，住在一家最大的旅馆里，从旅馆里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需要十分钟。英国虽然遭受战争的破坏，其往日建设规模的雄伟仍然历历可见。 　　他们游览了名胜古迹和著名城市，会晤了在缅甸、印度对日作战有关的将领，受到他们热情的欢迎。 　　他们在欧洲另行聘请了一个秘书，也是曾经参加远征军工作的西南联合大学翻译团的，叫许介玉。 　　当他们还在英国的时候，韩权华就写信到巴黎给他的姨侄女——她大姐韩俊华的女儿李惠年和姨侄女婿汪德昭，告诉他们：她已和卫立煌结婚，现在同到伦敦，马上就要来巴黎，相见非遥，感到高兴。李惠年读了来信很欢欣，而汪德昭则感到踌躇，因为他知道卫立煌是蒋介石的左右臂，曾经是带领很多国民党军队去“剿共”的高级将领，而汪德昭自己则是一个思想进步的科学家，对于蒋介石极其厌恶，怎么样和这个国民党将军周旋呢?后来他又想到：现在卫立煌变成了他的亲戚，即将来到巴黎，那是一个客观事实，无法摆脱，那就等待他们来到之后见面再说吧。 　　卫立煌听到韩权华谈起汪德昭是留法学生领袖和左派，则作另一种想法，希望很快和他见面。自从卫立煌一九三八年在山西和一些“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之后，对于学生领袖和左派分子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相信在共产党、人民阵线、左派势力如火如荼的法国，中国学生领袖必然对于天下大势了如指掌，一定能够一见如故。 　　卫立煌一行到达巴黎之后，住在中国驻法使馆为他预定的大旅馆里。那个旅馆十分豪华。娄参谋到了这个花花世界，早把监视卫立煌的任务抛到九霄云外，自己瞎跑，寻找私娼，大开洋荤。卫立煌夫妇自去他的亲戚家做客，娄参谋正求之不得。 　　李惠年不但是韩权华大姐的爱女，谊属至亲，而且她专攻音乐，和韩权华所研究的专业相同，更谈得来。久别重逢，万语千言，倾吐难尽。汪德昭见到卫立煌之后，感到非常奇怪，怎么这样一个高级的国民党将军，见了他还没寒暄几句，就直率地询问他认识不认识法国共产党呢? 　　卫立煌开门见山，不加掩盖地告诉汪德昭，他对于蒋介石不满。他说他坚决抗日，后来带领远征军出国，打了胜仗，因为史迪威在蒋介石面前表扬他有成绩，蒋介石对他忌恨，削除了兵权，让他出洋考察。在国民党时代，出洋考察即是放逐，他心中气愤得很。汪德昭一听这些话觉得好啊，这里有工作可做，想不到卫立煌也有反蒋的心思。汪德旺再继续和卫立煌谈下去，卫立煌还是一个劲儿地询问一些关于法国共产党的问题，询问汪德昭和共产党熟悉不熟悉。 　　汪德昭原籍江苏灌云县，七岁进北京师范附小，而后入师大附中、进师范大学。他在师大附中的时候，受到同学赵世炎的影响，是赵世炎在校内创办的“少年学会”之中最年幼的一个会员。课后在学会所开办的平民学校里给劳苦大众教语文和唱歌。后来赵世炎等勤工俭学到法国，汪德昭也于一九三三年到法国留学，半工半读，在他的老师法国著名大物理学家保罗·郎之万的教导下，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他曾以郎之万——汪德昭——布理佳公式驰誉于学术界。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曾经引用过郎之万的电子论。郎之万的学术地位是很高的。汪德昭还是放射学奠基人玛丽·居里夫人女儿约里奥·居里夫人的学生，汪德昭曾以他的聪明才干，帮助约里奥·居里夫人焊接试验仪器上的一微米细的铂金丝而成为科坛佳话。后来汪德昭又在保罗·郎之万的指导下，参加了反潜水艇用的声纳的研究，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声学家。 　　保罗·郎之万是第一个发明探测海中潜艇的武器——声纳的人，又是著名的科学家，法国共产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德国军队迅速攻占巴黎后，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早就要缉拿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郎之万，以后下狱。由于世界舆论，不敢下毒手，乃软禁在外城。法国解放前，郎之万随时有遇害的可能，他的学生约里奥·居里把郎之万安全转移到瑞士。经过一场反对法西斯的战争，汪德昭觉悟大为提高，不但是一个居留法国的科学家，而且成为一个为民主和进步而斗争的战士。现在，他对卫立煌的谈话感到出乎他意料，他虽然远在海外，对于中国的解放事业仍十分关心，颇想进一步知道卫立煌有什么想法。 　　卫立煌说，他在法国参观之后，将到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去，那些地方都讲法语，你的法语很好，能不能陪我们同走一趟，帮助翻译，顺便好在途中细谈。汪德昭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可以做他的工作；同意了卫立煌的提议，遂成为他们一行四人的新旅伴。 　　他们来到山水秀丽、风光旖旎的瑞士，泛舟于雷蒙湖上。这个雷蒙湖是驰名于世界的一个狭长的湖泊，游人很多，瑞士政府接待中国的贵宾，特为卫立煌包了一只游艇。这时正值初夏时节，丽日当空，碧波潋滟。许秘书、娄参谋都在游艇的顶层甲板上看风景，卫立煌推说上边风太大，要回到下边有玻璃窗的船舱中去坐，汪德昭陪伴入舱。两个人乃在安静的环境中作了长时间的畅谈。卫立煌首先向汪德昭介绍了他自己的抗日历史，说他在山西和朱德总司令时相过从，感情很好；朱总司令是个忠厚长者，曾经赠送他许多进步书籍，对他有很大启发。他看到共产党所作所为，都顺应中国人民的要求，将来必获胜利，毫无疑义。他又谈起苏联援助中国抗日，派来若干架飞机，被击落一架补充一架，也是诚恳实在的。在今天的形势下，他的心情自然站到共产党一边了。卫立煌还谈到西安事变时候的情形。 　　卫立煌见汪德昭和他谈得很投机，对于国际国内许多问题的见解都正确，有见地，又跟汪德昭说：“将来回国，蒋还是要用我的。” 　　汪德昭问：“那你就起义么?” 　　“我决心这样干!”卫立煌说，“现在感到难办的就是我的意见，没法传到延安方面去。” 　　汪德昭说：“回到巴黎，我可以找到适当的关系，取得联系，寻求配合。” 　　在这次谈话以后，他们一行离开了瑞士，又来到巴黎。卫立煌执笔写了一封代电，由汪德昭、韩权华译成外文。略谓：(一)为了尽快地结束中国的内战，我决心站到人民一方，和有关方面进行军事的、政治的及其他的一切合作。(二)……(三)顾及个人的环境，希望绝对保守秘密。 　　代电写好以后，由汪德昭设法转递，几经辗转，才从某国转到中国“有关方面”。 　　卫立煌完成了他的十国考察旅行，离开巴黎，取道美国，返回上海。汪德昭仍然留在法国进行他的科学研究工作。 　　到了一九四八年一月，巴黎报纸上登出卫立煌任中国东北“剿共”总司令的消息。这时候，汪德昭也得到了给卫氏上次代电的回电。回电大意是说：信已转到目的地，据革命权威人士的意见，将军应当自己选择时机并且利用当时情况，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 　　汪德昭得此电后，就用他同卫立煌两人约定的密码打电报给南京的卫立煌，告诉他前此发出的电报已获得回复了。 　　① 轮船人员和宁波同乡对虞洽卿亲昵的称呼。 　　 回忆卫立煌先生/赵荣声.—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