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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将领卫立煌——第四十章 叶落归根回到大陆

方知今

1955年初，卫立煌收到韩权华夫人的侄女韩德庄一封来信，说：“姨夫曾在太原结识的朋友叫我写信请姨夫姨母回来。” 　　卫立煌看了，马上想到这位“在太原结识的朋友”就是周恩来。 　　原来党中央认为卫立煌回归祖国时机成熟，周恩来又顾虑韩权华夫人可能阻挠，就请韩权华夫人的六姐韩循华来商议。此时邓颖超的秘书生病，由1948年进燕京大学读书的女青年韩德庄代理。韩德庄就是韩权华的侄女。 　　信是由香港地下党送来的。 　　卫立煌在香港住了五年，也一直受到地下党的关注，当然也十分了解他的动态。 　　卫立煌十分兴奋、激动，连连说：“我该回去了!我该回去了。” 　　来洽谈的地下党人员询问韩权华夫人：“您还有顾虑吗?” 　　韩权华很坦率地答道：“有，我觉得我们已经成为无所作为的人了，不如就这样流落香港，了此残生。” 　　洽谈的人员说：“这话太消极了。卫先生一直是很有抱负的人，祖国正在建设时期，每个人都能发挥作用啊。” 　　韩权华又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无论对哪一方面来说都不好。在台湾来说，我们是撤职在逃的犯人；对于大陆来说，是没有归案的战犯啊。” 　　洽谈人员说：“就是在战场上顽固到底、被俘虏的将领，我们党都有宽大政策，在改造他们，使他们思想、立场转变，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卫先生一向的立场，我们党是了解的，何况曾有过一个时期在抗日战场上的合作。我们党是不会忘记老朋友的。” 　　韩权华又说：“在生活上我也有顾虑。据说在大陆是不劳动不得食，人人劳动，我一直有病，参加不了劳动……” 　　洽谈人员笑道：“劳动也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两种，您有病可以回大陆治疗。在大陆工厂的工人享受劳动保险，机关工作人中享受公费医疗，基本上医疗费用无须个人负担。等您冶好病后，党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安排您适当的工作。就是在我们的战犯管理所，也是以思想改造为主，适当地劳动，千万不要相信国民党的宣传，我们是讲革命人道主义的。”又说：“你们现在回大陆，是参加革命，革命不分先后，只要是回大陆参加革命的，我们都欢迎。” 　　韩权华终于放心了。 　　卫立煌说：“我愿意用我有生余年报效祖国——我要革命，别的什么都不想。” 　　洽谈人员说：“既然你们决定了，请作好准备，但暂时还要保密，以防台湾特务阻挠、破坏。我们要周密计划，作好安排，确保卫先生和夫人的安全。” 　　这番话很使卫立煌夫妇感动。 　　经研究，认为若坐火车经广九铁路回大陆是最便捷的，但这样做肯定会被特务发现，节外生枝。只有坐船到澳门，再由澳门坐汽车到广州比较妥当。 　　决定了路线，洽谈人员告诉韩权华夫人，东西尽量少带，以免引人注意，国内商品很丰富，应用之物都有。一些心爱之物先留在香港，以后还可以由便人陆续带回去。随行人员也不要多，有必要去的，可以分批另行回大陆。 　　卫立煌夫妇按照地下党的安排，只带了一个随行人员柴生春和简单行李便悄悄起程。 　　到了澳门，有人接待，在一家商业公司休息进餐，然后登上准备好的轿车，风驰电掣驶往广州。 　　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夫妇到达广州，即受到中共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华南局统战部部长林李明的热烈欢迎。 　　卫立煌发电报给北京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报告他已回到广州了，同时将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给新华社发表。全文是这样写的： 　　台湾袍泽们、朋友们： 　　祖国近五年来，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凡百设施，突飞猛进，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对外在国际上国家声望日高，对内使各民族融洽共处，形成空前未有之大团结，以西藏数十年之离异，现又重回祖国。祖国经济建设一日千里，达到由无而有，自少而多，如钢、铁、煤、油等重工业之大量开发与建设，治淮、荆江分洪以及各地水利之兴修，康藏、青藏两公路及成渝铁路之筑成，宝成、陇海铁路之增筑，包兰、成昆铁路之测建，中蒙国境铁道之完成，以及自造飞机、火车头、轮船等等。尤其在人事方面，不论过去如何，凡对国家有所贡献者，均能奖励扶植，一视同仁(如程颂云、翁文灏、张治中、傅作义、陈明仁、郑洞国等等)。以视蒋介石时期，在外交上俯仰随人，厚颜谄媚；在政治上视国为家，排除异己；经济方面则将国家经济命脉置于四大家族之手；人事上嫉贤忌能，非亲莫用。真乃泾渭分明，善恶立判。凡此铁的事实，无论为爱为憎，都是不能加以否认的。 　　现在蒋介石不惜出卖国家及民族，勾引美国力量，妄想反攻大陆。各位均在军政方面曾身当其冲的，所知当然深切。试想以他当年具有海、陆、空军四百万之声势与美国数十亿之军经援助，尚且逃不了溃败垮台，目前以他几十万老弱残兵，而图反攻，岂不是痴人说梦，白昼见鬼吗? 　　台湾是中国领土，乃是历史上和外交上文献所具载，任何人不能歪曲事实，加以否认。美国欲以武力强据台湾，乃其别具帝国主义者侵略野心，无论他如何颠倒是非，混淆视听，也不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台湾之于中国，正如夏威夷之于美国，如有其他国家舰队霸占夏威夷领海，他们美国人民又将作何感想?何况解放台湾，是讨伐中国的罪人蒋介石，纯是内政问题，是世界上主持正义者所同情的。今蒋介石乃与美国订立美蒋防御公约，图借外力负隅拒抗，真是出卖主权，引狼入室，这种行为不但为六亿同胞唾弃，更为具有天良，心存爱国者所切齿!各位已看到了韩战时祖国坚强军力迫使美国停战之事实，台湾最后必定解放，无论按哪一方面说，都是必然之理，既成之势。 　　各位朋友，各位袍泽：我现举两项个人亲身经历之事，使各位更知蒋介石如何卑劣。抗战时期，我负第一战区责任，在黄河北岸，背水奋战，拒敌五年。因为我主张国共共同抗战，故凡八路军(解放军前身)担任之任务和补给，都主张公平办理。乃竟召蒋疑忌，认为我偏袒八路军，破坏他攘外必先安内之阴谋，将我调离第一战区，并暗行监视。东北之战，完全由蒋三到沈阳亲自主持策定，虽经各将领一致陈述意见，认为不可，但蒋一意孤行，终至全军覆没。事后因受立法院及国人指责，乃竟向部下诿卸责任，诬为系我失职，派宪兵特务将我监视于南京私邸，并由宪兵司令张镇告我：未见蒋以前，最好不要接见其他客人。后经吴礼卿先生向蒋提问此事，蒋竟诿称不知。吴先生事后又问张镇何以总统并不知道卫长官家中会派有宪兵，不许见客，张镇闻言。惶恐不知所答。以上二事，不过就我亲身经历中较大者而言。我同蒋介石共事三十余年，他都肯做出这种丧心病狂，倒行逆施，背信弃义、陷害部属的事来，诸位还不及早警惕吗! 　　我自辛亥年投笔从戎以来，即决心献身革命，希望有所助益于改革腐旧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只因蒋介石窃据领导地位，利欲迷人，背叛革命，只图千方百计巩固私人权势，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以致数十年光阴虚耗，未能如愿以偿，既恨且愧。自从我在香港住了五年以来，闭门阅读各种书报杂志，站在客观的立场观察实际，寻求革命真理。回想过去蒋介石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比起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五年来的建树，使我更为明白是非功罪，何去何从。所以我觉得这几十年误随了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实在愧对国家愧对国人。现在祖国正在进行解放台湾，予我们大家一个效忠革命，为人民尽力的机会，以赎前愆。遥念在台数十年共患难的袍泽们、朋友们还在蒋介石魔掌之下，不忍坐视诸位随蒋沉沦毁灭。故特掬诚坦告，深望诸位及早醒悟，对于有功于解放台湾者，在有形无形中，各自乘机量力而为，则台湾解放之日，祖国及国人必不有负于诸位。肺腑之言，敬希谅察!责任艰巨，诸位珍重! 　　卫立煌 1955年3月15日 　　他们在广州稍事休息，就接到毛泽东的复电，全文如下： 　　卫俊如先生：3月16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毛泽东 3月17日。 　　卫立煌看了回电，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认为这表示共产党并没有忘了他这个老朋友。 　　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根据上级指示，和卫立煌商讨了一个旅行计划。在广州休息了两天，去黄花岗烈士墓致敬，然后驱车泛览羊城。卫立煌是在这里参加的国民革命。那时他很年轻，热血沸腾，有理想抱负，为理想抱负奋斗了三十年，结果是在这里被蒋介石派人押回南京，遭到软禁，然后逃亡海外，在香港苟且偷生五年之久，不禁感慨万千。 　　两日后他们乘火车出韶关过大庾岭，经过湖南和江西，然后到达浙江，在杭州稍事停留。沿途卫立煌向韩权华夫人讲述着当年北伐的一些故事。尤其是到了杭州，讲起了当年蒋介石打电报问他：“昨夜竹战胜负如何?”他说：“那个时候，我还在为他打红军卖命呢。他这个电报不过是告诫我：你的一举一动我都了如指掌。他一直将特务安排在将领身边，就为掌握将领的言行，如此多疑，还怎么取信于人?他不懂得用作为服人，却用特务来控制人，怎么会有好结果呢?” 　　他们在西湖游览，停留了数日，又到上海，再到无锡。下榻处是解放前民族资本家荣毅仁先生的一处别墅，依山傍水，地位绝佳。绕屋都是高大的桂花树，枝叶繁茂。虽此时不逢开花季节，却也绿叶成阴。他们又乘船去游太湖，韩权华出身北方，没有见过江南风光，所以十分兴奋。 　　他们原打算再去南京故地重游，4月4日忽接北京电话，说周恩来即将出国访问，希望能在出国前见到卫立煌和夫人。他们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无锡，当晚即乘车北上。 　　4月6日上午，火车到达北京，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徐冰、龙云夫妇、张治中全家、傅作义、邵力子、楚溪春、申伯纯、刘清扬、余心清等先生以及众多亲友前来欢迎，然后送卫立煌夫妇去北京饭店下榻。 　　下午五时，周恩来设家宴招待卫立煌夫妇。见面先问了卫立煌夫妇的健康状况及旅途情况，然后重叙旧谊，十分亲切。并鼓励卫立煌努力学习，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贡献力量。 　　周恩来次日即出国去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邓颖超亲自过问卫立煌夫妇的住房、生活并参与安排等方面问题。 　　8日下午，朱德派秘书来接卫立煌。尽管地位不同了，朱德仍那么忠厚、热情。当年在山西、洛阳，朱德与卫立煌接触最多，感情也最好。所以见面叙淡极为欢洽。 　　是晚，张冶中设家宴为卫立煌夫妇洗尘。龙云夫妇、邵力子夫妇、黄琪翔夫妇、李维汉、徐冰、申伯纯、傅作义夫妇、罗隆基、黄绍竑、刘清扬、余心清、郑洞国、朱蕴山、周家彬夫妇、卫道煦诸亲友欢聚。 　　9日上午，国防部长彭德怀约会，欢谈两小时。中午，余心清来陪卫立煌夫妇去中央统战部赴李维汉宴请，陪客有李济深、沈钩儒、黄炎培、黄绍竑、卢汉、陈叔通、龙云、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郑洞国、申伯纯。 　　14日晚，朱德设宴请卫立煌夫妇，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贺龙、陈毅、徐向前、罗荣桓、栗裕等作陪。康克清与韩权华初次见面，但晤谈甚欢。 　　18日，李济深设宴，摆了三桌，多是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等民主党派人士，其间有何香凝老太太，她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侨委主任。在广州时她与卫立煌有一面之识，几十年不见面了。老太太将卫立煌看成故旧，自然也因为卫立煌跟过孙先生。握着手久久不放。次日，卫立煌偕夫人前往拜访老太太，共叙早年参加孙中山革命往事。临别时，老太太赠亲笔画两幅和一画册。 　　21日，刘少奇委员长约卫立煌见面。当年在洛阳，刘少奇曾用过“胡服”化名!虽未见面，但护送过路的事也有好几次。现在才知道“胡服”就是今日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 　　25日，毛泽东的秘书来电话，说是“主席接见”。毛泽东以党和国家主席亲自接见，说：“先生返国，甚表欢迎。”那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殊荣。谈话时杨尚昆在一旁陪侍。随后龙云、张治中、李济深、章士钊、邵力子、陈叔通、黄炎培均到，毛泽东留卫立煌看电影，放映前邓小平来到，看完电影又共进晚餐。 　　尽管这一阵子应酬诸多，但卫立煌在京郊的参观访问也不耽误，除名胜古迹外，也参观工厂，访问农村，与兵荒马乱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相比，自然有天地之别，使卫立煌感触颇多。他给仍滞留在香港的袍泽去信，称颂新中国建设成就。 　　6月，卫立煌夫妇由北京饭店迁入东单麻线胡同新居。这所修缮一新的新居，是一所富有民族风格的建筑物，画栋雕梁，髹漆鲜明。客厅前面是一个花园，假山鱼池，有树有亭。 　　卫立煌迁入新居后，周恩来还亲自来看望，问他们住处还可以吗，生活上还有什么需要等。 　　7月，卫立煌夫妇在国务院管理局安排下，去北戴河度假，这里一些民主人士云集。 　　这个时期卫立煌的心情极为欢畅。1955年8月中旬，香港《大公报》连续数日发表该报记者潘际写的专栏文章：《卫立煌在北京》，其中写到：“卫立煌在北京畅游多日，足迹踏遍了城内外许多名胜区，并参观了很多工厂，深感北京在近五年多来的变化太大了。” 　　10月1日，卫立煌参加国庆大典活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 　　卫立煌回国后，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荣誉，先后担任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委。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重要讲话中，提到了卫立煌。他说： 　　“……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1956年9月，卫立煌在《人民画报》发表了《回到祖国大陆之后》的文章，记述了他回到北京初期的心情和生活。这一期《人民画报》上还刊登了毛泽东和卫立煌在宴会上的大幅照片，卫立煌视察工厂、在家中接见旧部的照片，以及他在家与夫人、儿子、儿媳一起消遣的照片。《回到祖国大陆以后》全文如下： 　　我于去年三月回返祖国大陆，一年来接触了许多事物，处处感到新鲜。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特别有此感觉。 　　首先我感觉到的是祖国的温暖。我一到北京，毛主席即亲予接见，刘少奇委员长曾亲自介绍国家近况并征求我对国家建设的意见，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连设宴招待了我们夫妇。许多旧友如李济深、张治中、翁文灏、何香凝、傅作义、龙云、黄琪翔等，都纷纷来访，并邀我等游宴。我的旧部赵寿山(现任陕西省省长)、邓宝珊(现任甘肃省省长)、陈明仁(现任人民解放军某部军长)、郑洞国(现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等，也都前来探望。此外，我在各地参观、视察，亦备受热烈欢迎。我曾长期误入歧途，今日得到祖国人民如是款待和信任，感愧之情，实难言喻。 　　短短几年中，祖国在工农交通等方面的建设中突飞猛进，气魄之宏伟，诚为有史以来所未有。我在广东、浙江、江苏等地曾见新工厂和新市镇比比皆是，景色已迥然不同于往日。即以今年5月我曾前往视察的内蒙古自治区而言，去年已新建、扩建和改建了几十个工厂，今年的基本建设工作量又将比去年增加两倍。不久前我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及常务委员会的会议，从各种建设计划中看到祖国远大的未来，更觉振备不已。 　　当此祖国轰轰烈烈建设之时，我深感无论何人都有为国效力的机会。我的故旧同僚之在大陆上者，甚多身居军政要职，担负领导重任。我本人也能和全国人民在一起参加建设事业，实属万幸。反观台湾，曾与我相处数十年的诸故旧，现仍在美国控制下随人俯仰、苟延残喘，已入绝境。我实在不忍他们沉沦灭亡。中国人民之将解放台湾，绝非任何力量所能阻挡。周恩来总理已再次郑重宣告：愿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决台湾的具体步骤与条件，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同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重新携手团结。稍有明智之人，都应当机立断，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事实证明，只要愿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即可不咎既往，按其立功大小给以奖励和适当职位。我热望他们勿失最后良机，为和平解放台湾做出贡献，早日回归祖国怀抱，与家人亲友团聚，共建富强康乐的新国家。 　　我虽年逾六旬，但自觉较过去更为年青。今后我当致力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负祖国人民的关切和厚望。 　　1956年下半年，全国政协举办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会上讲到成立这个学院的目的，在于帮助各党各派和各方面人士提高认识，接受新的知识，改造世界观，共同进步。卫立煌当场表示赞成，并说自己对于学习革命理论十分渴望，接着第一个报名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 　　当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借全国政协礼堂三层楼上的一些大会议室上课，设有三门课程，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一时参加者有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省市政协副主席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160多人，其中有黄炎培、章伯钧、李德全、王绍鏊、黄琪翔、翁文灏、郑洞国等知名人士。黄炎培已七十九岁，选学一门哲学，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大的年纪还到这里来学习时，他回答：“我要追求真理。” 　　卫立煌选修《政治经济学》一门课程，有课的时候就来听课，平时则在家中自己看书。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回来，他总是和韩权华谈许多新知识，并为得到这个学习机会而高兴。 　　主祭人周恩来向卫立煌的灵位献花圈。张治中致悼辞，回顾了卫立煌一生的历史。最后张治中说：“卫立煌同志青年时期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队伍，可谓善始；中间走了一段漫长黑暗的反动道路；最后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人参加了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和祖国的建设事业，从而得到了善终。总的说来，卫立煌同志不愧为一个爱国军人，为至今还徘徊歧途的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公祭大会结束之后，到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了安灵仪式。卫立煌的骨灰盒安放在烈士公墓大厦的中央林伯渠、陈赓、黄敬、李克农等人的灵位旁边，和他们共垂千秋。 　　 爱国将领卫立煌/方知今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