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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文章 回忆胡景铎将军在天水步兵学校

师大兴

师大兴 　　我母亲胡卿云是杰出的民主革命家胡景翼将军的女儿，胡景铎是我的六外爷。我正在步兵学校学习时，他来校工作。从1951年到1955年间，他是我的上级首长。后来我毕业留校工作，他又是我的直接领导。我深感庆幸的是在六外爷身边学习工作过这一段珍贵的时光。他严格鞭策我的行动，催我上进，使我受益匪浅。回忆往事，无不令人心旌激荡，那历史的回音，如“空谷传响，经久不绝”。 　　1943年农历正月十六日，老外婆在西安过生日，我见到六外爷一身戎装，年轻英俊。听母亲说，他带领一群三秦健儿(当时营中呼为“陕西愣娃”)，奋战中条山，浴血杀倭寇。由于战绩卓著，被提升为团长。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他是一位抗日英雄。1945年春，在富平庄里镇的南场上，我以敬佩的目光，望着他率领长长一列队伍，向北进发。到了1946年11月初，就传来了震惊人心的消息，说是他和我的舅父胡希仲率部起义——当时的说法是“投共”。这下，周围的人议论纷纷，有的赞赏，有的咒骂，有的等着要看笑话，有的思想恐惧，怕殃及池鱼。那时我的母亲却是镇定自若，她对我讲：“六外爷和舅父是照大外爷胡景翼的遗愿去做的，大外爷指出‘要走里(列)宁的路’。六外爷与兆龙叔一起在西塬上闹义勇军，被家里人抓住，捆吊在祠堂，严刑拷打，差点给整死，但他不低头，后杨虎城让解省处理，将他放了，只准读书，不许革命；舅父反对蒋介石，两次被捕入狱，遭假枪毙，被于右任、张群等保释。这次投奔共产党，是他们久已向往的事情，是继承你大外爷遗愿。你现在好好念书，等长大了，就知道此事对与不对。”这些话语使我心里亮堂了许多，觉得六外爷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1951年元月，我进入步校学校。六外爷当时任训练部的副部长，负责学员的训练。他和军校其他成员一起，紧紧依靠广大教员，认真负责地搞好工作。 　　军校组建初期有大批的教员是从旧军队过来的，通过思想改造教育，走上了教学岗位。这些教员都具有一定的军事素养和军事专业知识，如何发挥他们的才干，为我军培养出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这些人思想上都存在自卑感，怕人家说“败军之将怎能教胜利之师”，怕别人说“教的还是国民党的那一套”。为此，六外爷就重点抓这批人的思想工作。他根据我军制定的教学计划和训练大纲、各种条令、条例的规定内容，把从我军调来的教学骨干，与旧军人出身的教员组合在一起，发扬教学民主，统一教案和授课方法，经领导亲自观摩批准，然后再实施教学，这样就解决了很多人的思想问题，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去了。特别是他讲到一支步枪是没有阶级性的，国民党用它可以枪杀人民，解放军拿上它就可为人民打天下。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教会学员掌握军事技术，以便保家卫国。所以应该诚心地、大胆地、毫无顾虑地投入到教学中去，以示自己对人民的赤诚。他平时经常深入到教员中，了解思想状况，关心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解决好新老教员之间的团结，受到了教员们的爱戴和尊重。 　　1952年9月，学校由长安王曲迁至天水，营区集中。这时的他，比之以前更加忙碌。当时领导上提出“向苏军学习”，根据学校当时存在的问题，驻校苏联顾问郭留科夫(原苏军某步校副校长兼训练部部长)又提出亲自示范“怎样当训练部长”这个课题，校党委决定由他陪同训练。这样，每天从起床号响起到熄灯号吹止，在演习场、训练场、射击场、宿舍、课堂、食堂各处，都能看到他陪同顾问学习的身影。训练部长如何组织全校的教学活动，他都必须照顾问的示范学做一遍。而那位顾问，对步校的全部课程和学员应掌握的技术动作相当熟练。不管是理性的课程，还是术科动作，如操枪演炮、杠架、木马、器械操、全副武装超越障碍等，都能准确地完成。他跟上这位苏军顾问勤学苦练，一天工作下来，确实劳累。有时夜间还得陪同顾问去检查夜间课堂、作业演习、营区值班警戒安全等。工作虽说辛苦一点，但他的心情却是很高兴的。有一次，他对顾问说：“我现在才尝到训练工作的甜头，感到非常愉快。谢谢你，郭留科夫同志!”那位可爱的苏军顾问作了轻松幽默地回答：“我要尽最大努力帮助中国同志搞好工作，不然，斯大林同志就会说我是在中国散步。” 　　严肃紧张的军事训练体现了军校的特点，而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则充实了军营的生活。苏联顾问建议在校园像苏军那样搞“军人乐园”，胡景铎及时与有关单位联系，在军校开展文艺体育活动。他有时亲率文工团(军校军乐队)到地方交流演出，有时代表校方邀请地方剧团、文艺单位来校表演。他与铁路文工团的文化列车关系非常融洽，双方经常组织联欢晚会。他亲自组织军校的文工团，排练各种文艺节目。他个人发挥表演特长，粉墨登台，饰演角色，在学校和地方多次演出大型秦腔剧，受到热烈欢迎。在体育活动方面，他积极参与组建军校的各类球队，加强训练，展开竞赛。步兵学校召开运动会，从首届到第四届的总指挥和总裁判长都由他担任。在竞赛内容上，除田赛、径赛及各种球类外，他还主张安排了军事体育项目，如射击、投弹、武装超越障碍、着装赛跑等。每次运动会，从始到终，前后上下，他不是解决裁判纠纷，就是维持赛场秩序，简直忙得不亦乐乎。平时不管在营区还是在地方上的比赛，如有学校单位参加，他总是千方百计抽时间前去观看。这种与部属打成一片的作风，使大家觉得他是一位高级干部与普通一兵划等号式的人物。 　　为了培养更多的优秀学员，尽快提高干部的教学与管教能力成为学校面临的非常重要的工作。这一项工作如何着手?他经过考虑，建议成立干部轮训队，并毛遂自荐担任轮训队长。学校同意后，他立即实施，整天与学员们摸、爬、滚、打，练在一起，精心授课，讲解示范，把配发给他的那身毛料军服，滚了一身泥土。学员们开玩笑说：“胡部长这身衣服成了货真价实的‘泥子’制服。”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发挥了表率作用，带动和促进了全校学员连队的建设。 　　1953年2月，我毕业留校工作。4月初，学校首届党的代表大会胜利召开，那时，适逢我担任校门卫值班。党代会期间举行晚会，校值班员薛捷三派我代他去晚会会场组织演出。那天是训练部演出大型秦腔剧《朱仙镇》。我上后台检查演出准备情况，只见胡景铎登靴挂须，全身披戴行头，打鞭驭马，在幕后熟悉动作，他扮演精忠报国的岳飞元帅。在得知我来后台的原委后说：“白天因参加会议，彩排没赶上。甭急，让我把最后登台亮相动作再练一下，免得丢丑。”他练完动作，对我说：“现在可以下令，演出开始——” 　　我毕业留校后仍在学习时的五中队任区队长，四月又调入校干部轮训队第二期学习三个月，这样他就成了我的直接首长。这期间我们爷孙之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我入队不久的一天晚饭后，他将我叫到他的住处，刚一站定，就被他训斥了一顿。他说我“道德败坏，品质恶劣，替第三者插足别人夫妻生活而传送信件，这还得了!”我听了这话，如雷轰顶，还没张口问及情由，他就拿出要寄给二大队领导的一封信，指着我说：“你做了此事，我要把情况报送他处，征求意见，以便严肃处理。”我一时控制不住情感，简直气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失声痛哭。“这事是李自雄干的，为什么冤枉我?”我在无奈中极力辩白。他一听，很是惊讶，叫来李自雄询问，确知此事与我无关，便急坏了他，嘴里“这这……”个不停，在原地打转。我边哭边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这是官僚主义，军阀作风，家长统治，无中生有，诬陷好人。我要向校领导报告。”一阵子骤雨疾风般矛盾冲突，使当时的情境不好收场。“嗯，这事怪我还不行?错了我检讨么!给二大队的信先撕了，你甭哭行不行?”我看他把信撕了，就止住了哭声，但仍在原地抽泣而不搭话，也不走。他在房内转了两圈，突然立正站在我面前说：“师大兴同志，今天把你屈冤了，给你赔礼道歉，敬礼——”他行了举手礼。我尽管满肚子怨气，这一刻却是啼笑皆非，在接受这不寻常意义的赔礼时，也赶快向他还了一个恭恭敬敬的军礼。 　　室外淅淅沥沥地下着雨，他把雨衣给我披在身上，说：“今天是星期六，你快和大家一起看戏去吧。” 　　不久，我因住院医病又发生了一桩事情。 　　在住院期间，我因阑尾手术，着装也不整齐，偶然之间，在医院里碰见军校副校长康博缨却没有敬礼。于是康副校长将这事转告了他，他即在全队的军人大会上大发雷霆，说我实在不像话，等回来后一定要纪律处分。我病愈归队后，他找我谈话。这次他记取了上次的教训，心平气和地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把情况说明，又引经据典：“《内务条令》规定军人在什么场合下不敬礼中第十条写明，伤病员在住院期间不敬礼，我是执行条令的。”他听后又感到惊奇，就翻开《内务条令》，细心查看，然后默默地说：“看起来你有道理，这就算了。”但他在军人大会上讲要严肃处理我，向学员们作何解释呢?他把这作为课例，在给学员上《条令》课时讲授应用，要求大家学好《条令》严格执行。 　　1953年，学员学习警卫条令，并担任卫兵勤务，我任卫兵长。一次执勤中，我在处理枪支故障时发生了走火，虽未伤人，但已造成了责任事故。所以，我立即向校值班员王书章作了检讨报告。事后，校首长在日日命令中对我进行了批评。为了记取教训，营里在进行教学总结中，也对我作了批评。我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了结了。没想到当他看到总结后，即命宋参谋来叫我。路上宋参谋说：“胡部长提出要给你处分，你要小心。”我向宋说明了情况，并说：“校首长在日日命令中已作过处理。”到后，宋即附耳向他说明已处理情况，于是他叫文书金陵云将存档的日日命令找出，看后沉思不语。我即主动检查，请求处分，并说：“营里在总结中，只是对我进行了批评，根据规定上级有权对下级处理过的问题，进行纠正，变更原处理决定，如果你认为太轻，可以给处分，我虚心接受。”(实质上我当时最怕他给处分，而以此话在软顶他。)他听后生气地说：“我是在校首长领导下，怎能改正校首长的日日命令，真乱弹琴，看起来对你还得多过问一些，严加管教，以免再出乱子，回去!”这次谈话，使在场的人都背过身去偷偷地发笑了，我很严肃地敬了礼，即行退出。但他对我的工作检查，的确加大了力度，无论是在课堂、操场、演习场、行进路上，经常可以碰见他的身影。有一次我率队从野外归来，进校门后，为赶时间不误吃饭，就带队跑步前进。他突然出现在我的左前，我按条令规定，发出口令“向左——看”，将跑步直接变成正步，从他面前致礼通过。但因平时总是由齐步变正步，而跑步变正步这种情况少有，且欠训练，因此全排动作不够整齐划一，而且有的学员还将头习惯性地扭向右侧，这一下，他就严加批评我：“光急的想吃饭，就不注意平时的养成教育，这还能成?”结果让我带队反复演练了三次，时间长达半小时，他最后作了讲评，才让我走。还有一次上夜间课，在去演习场的途中，我命全排利用时间，离开大路，排成一路纵队沿田埂、水井、渠道作肃静行进训练，这时他也在我排后面不远外悄然跟进，但被我后方观察员发现，于是“胡部长跟在我排后”就由后传到我的耳内，学员在传送口令后，也就更加注意了自己的动作。到演习场后，我整队完毕，向站在树下因夜色而不易发现的他作了报告，他问我：“是不是训练部通知你，我今天要检查你的课?”我说：“没有，是我后面的观察员发现了你，在路上我就知道了。”他说：“军人睡觉都要睁一只眼，屁股上都得长眼睛，这就对了。”在当天的授课中，由于假设敌没有看到我发出让他及时出现的讯号，而延误了动作，他在最后讲评中还特意强调了夜间战斗通讯联络的重要性，并举例在“横山起义”后，由于新四旅和教导旅在响水堡夜间作战时联络不当，发生了误会，自己对打起来，致使少数敌人乘隙逃回榆林去了，今后应特别注意，加强训练。总之，对他经常检查我排的这种情况，学员们开始不知其原委，相反地认为他对我有什么过不去，对我们这个排实在有些与众不同的“苛刻”，简直是鸡蛋里挑骨头。但在他调走后，学员才闹清了我与他之间的关系，并对他非常想念，一些学员常说：“我们多么希望胡部长再来我排检查啊!” 　　1954年5月7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月下旬干部轮训队计划举办全校排长集训班，我们按时报到，但开学不几天就停办了。原因是军委命令我校组建受阅方队，接受毛主席在国庆节的检阅，这个光荣的任务，就落到我们二营身上，二营来队的排长就得回去充任教练员训练受阅方队。就在我归建前夕，他和我作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他把组织介绍信交给我后高兴地说：“没想到你还进步的这么快，这当然离不开个人努力争取，但更重要的是组织精心培养。和你一起入伍留校的同志，工作都很不错，有的比你还表现得好，但他们现在还有很大部分没有入党，所以你要特别注意警惕骄傲情绪的滋生，虽说你的候补期只有半年，一晃就过去了，但也要加强党的观念，经常汇报思想，虚心接受党内和群众的监督，这样才能使自己进步得更快。”接着他又谈到他初来步校前后的情况：“来步校前，你爷约我在义祥楼吃了一顿牛肉，当时他对我说，你要在步校学习，让我对你严加管教，给你当个好榜样，使你能很快地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军人。我干不好，怎么能管教你，只有当个好榜样，对你才有说服力，现在你入党了，说明你成熟啦，以后我见到你爷，会很高兴地给他作个交待，这也是以前我为什么对你那么严格要求的原因，我多么希望让咱屋里的那些娃(泛指我的一些舅、姨和表弟、妹们)能有你这样一个环境进行锻炼成长，那该多好啊!”最后他又谈了如何完成训练方队任务，叮咛我：“三伏天练兵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一定要能吃苦，可千万不敢出错，记取以前受阅方队发生的坠马、停车教训，可不敢给国家丢人。军委负责同志曾表扬步校二大队毕业的学员，在朝鲜战场上，表现的是第一，这次你们去天安门受阅，也要争个第一回来，才是名副其实的第一步校。” 　　1953年秋，他随西北军区赴朝参观学习团，去朝鲜访问，回校后即感到自己急需学习提高。因此，他多次向领导写报告，要求去党校或军事学院学习深造，以适应现代条件下军队工作的要求，但未能如愿。1955年初，他转业回陕西，结束了军旅生活。1977年因心脏病突发，病逝在办公桌上。 　　1997年11月16日，原天水步校在西安的校友们进行聚会，我有幸参加，会上我将《横山起义》一书，分送给了有关领导和战友，因而勾起了大家对他的回忆。事后原步校政治部副主任李士弼同志感慨地对我说：“胡部长起义时，我在延安，情况皆知，步校相处，实为难得，我没想到胡部长能写出那样高水平给他女儿的信，使人阅后，思绪万千，使我们了解了胡景铎是位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真正革命的胡景铎。”这段话也完全表达了校友们的心声。 　　1998年7月12日于平利 　　 胡景铎将军/中共富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