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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河南襄助胡景翼、岳维峻

王劲

豫西作战 陕州整军 　　吴佩孚失去京、津地区后，即由大沽口南下，经武汉回到洛阳，组织残部思图北犯。国民军二军沿京汉铁路南下，击溃吴佩孚部寇英杰、李济臣于彰德、道口和清化之间。时镇嵩军师长憨玉琨已东出潼关，强占河南地盘。憨分析了形势后，采取“捧段、背吴”的策略，到洛阳逼走吴佩孚，进兵郑州、开封，企图抗拒国民军第二军南下。时，张钫因父丧居家(新安铁门)，胡景翼遂一面请张钫出面调停，一面由国民三军何遂部由兰封渡黄河进占开封。憨玉琨师出无名，又为胡军势力所慑服，被迫退至荥阳、巩县、洛阳、陕州(今陕县)一带。12月10日，胡景翼入郑州，两天后到开封就河南军务督办职，着手整顿军政。 　　此时，北京传来冯玉祥迫于压力“下野入山”的消息。胡景翼即派邓宝珊赴北京西郊天台山谒访冯氏，表示慰问，力劝其积极振作，另图恢复之举。冯玉祥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讲，这段时间“邓宝珊、汪兆铭和吴稚晖先生等来访谈的次数最多”①。有一次，冯玉祥在天台山后坡与邓宝珊谈话时指出：“(一)现在国民军队伍甚多，若再成一军阀，将来定有冲突，故余退避，免生事端；(二)吾最悬念者笠僧、西峰等之队伍。亟须多用陆军学生助其训练，否则一作战事甚危险也。”②在了解了冯氏的“入山”只是权宜之计后，邓宝珊回河南向胡景翼复命。这时，胡景翼派屈武持函赴京请李大钊来开封指导豫政，邓宝珊因此结识了李大钊。 　　1925年初，全国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冲破重重阻力蓬勃发展，因此胡景翼的思想和行动，也有了很大变化。他接受李大钊的帮助，诚恳要求苏联顾问到自己的部队协助工作③，派青年军官党心刚、师哲、刘仲容等到苏联入军事学院深造，邀请徐向前、阎揆要、杜聿明等黄埔军校学生到国民二军，同时支持河南境内的工人运动。河南一时呈现出进步的景象。在胡景翼的上述活动中，作为其“智囊”的邓宝珊一直都鼎力相助。 　　憨玉琨控制了豫西地盘后，段祺瑞任命他为豫陕甘剿匪副总司令，憨因此倚势骄横，决心武力驱胡，夺取豫督。在刘镇华支持下，他收编直奉旧部，强编民团、武警，广招溃兵、土匪，扩大部伍至36旅之众，势力遍及河南四十余县。以致胡、憨两部时有冲突。1925年2月，胡景翼驻京代表张季鸾向胡发来密电，报告了张作霖、阎锡山、刘镇华密谋支持憨玉琨消灭国民二、三军的计划：由憨发动战争，刘镇华从陕西东进为后援；奉系李景林、张宗昌分别从河北、山东西进，合攻开封；晋军渡河横出陇海铁路西段节节进击。胡景翼乃函商于在北京的于右任，让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同意派于以特使身份前往奉天，要求张作霖“制止张宗昌由徐州方面来犯”④。同时遣使厚结李景林，嘱其以准备尚未就绪为词拖延出兵时间。这样，刘镇华、憨玉琨就势孤力单，便于消灭了。 　　2月中旬，胡景翼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岳维峻、邓宝珊等二军将领外，还有时已来胡部工作的苏联顾问以及建国豫军总司令樊钟秀。 　　会议后，胡景翼任命岳维峻为前敌总指挥负责右翼，和自己一起指挥杨瑞轩、史宗法、田生春三个团，正面阻击并反攻来犯之敌。任命邓宝珊为左翼总指挥，率本部一旅及李云龙、蒋世杰两个旅，迂回密县、登封、禹县，配合攻下郏县的建国豫军及国民军三军一部，然后直捣偃师，再西向转攻洛阳。由于右翼依托黄河，用不着部署重兵，所以左翼的迂回作战意义重大。胡于这点对邓宝珊郑重交代，并特别叮嘱邓要与樊钟秀配合好。 　　2月22日，豫西会战全面展开。正面胡军攻克荥阳、汜水、黑石关，直抵洛阳郊外。与此同时，邓宝珊指挥的左翼部队亦按计划前进至洛阳附近配合作战。憨军内部出现混乱，前线倒戈，后方哗变，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憨玉琨不得不逃出洛阳。经过三天三夜的激烈战斗，胡军大胜。后憨军在渑东战役中又遭惨败。助憨的刘镇华之张治公、马瑞旺两部也成了溃军。号称十万之众的镇嵩军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一败涂地，缴械投降者达六万余人。刘镇华逃晋，依附阎锡山；憨玉琨逃回老家嵩县，企图重振人马，但因大势已去，亲信旅长杨景荣闭门不见。他羞愤失意，服毒自杀。 　　3月上旬豫西战役基本结束，胡景翼回师郑州。并将此役胜利电告孙中山。此时孙中山病情已笃，3月12日，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孙中山的逝世，引起举世悲悼。国民二军将士在开封召开隆重追悼大会。胡景翼与孙中山在东京见面后再未聆教。此时胡景翼不顾右臂疔疮复发的疼痛，亲自主持追悼大会。会后，成千上万的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高呼“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立即召开国民会议”等口号。不久，胡景翼也不幸于同年4月10日病故于开封。胡景翼的死，影响了国民二军进步活动的开展。 　　孙中山的逝世，引起了邓宝珊的很多感慨：自己虽然长期景仰孙中山的主义和风范，但一直在西北地区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没有机会面见孙中山。这次孙中山北上，自己恰因军务在河南不能脱身，未能去北京面谒，可说是留下了终生的遗憾。31年后，他在追忆文章中写道：“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我虽然始终没有得到面聆教诲的机会，但是先生的伟大人格和革命精神，一直在我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⑤ 　　胡景翼之后，岳维峻主持国民二军。岳维峻，陕西蒲城人，早年由井勿幕介绍加入同盟会，后在胡景翼部队中任连、营、团、旅、师长，勇征战，但无政治头脑。其主二军，纯以资历老和陕军地方观念促成。他出任河南督办后，首先扩编军队，全军扩编为11个师、13个混成旅，接近20万之众。邓宝珊升任第七师师长，军衔上将。 　　其时，国民二军第三师田玉洁仍留陕西，第四师陈文钊、第五师王为蔚皆系直军改编而来，驻鸡公山附近，实听命于在此山中“养疴”的吴佩孚，与国民二军貌合神离。岳维峻可依靠的仅是邓宝珊、冯毓东、李纪才、李云龙、蒋世杰等二军原来的将领。“邓瑜为二军将领中之健者”⑥，在上述将领中，邓宝珊的见识能力又高出他人一筹。岳维峻本应在主军后一开始就调邓就近协助自己，但他并没有这样作。 　　胡景翼逝世后，邓宝珊领第七师驻陕州。当时段祺瑞曾任命他为豫西镇守使，但他坚辞不就。邓宝珊当时的打算是：整军练兵，积蓄力量，提高部队军事、政治素质，以备后用。1925年夏，邓宝珊接受中国共产党人的建议，在陕州开办了军官传习所，任命胡重差⑦为所长，政治教官王若飞、张如海等亦为共产党员。并有苏联顾问兹明(苏联红军军长)、马赫赤捷耶夫(红军师长)、瓦林(红军工兵营营长)。学员是邓宝珊从各团选调的倾向进步、年轻有为的下级军官。学习课程分军事、政治两大类。军事课主要内容是队列、操枪、射击等。政治课占的比例较大，主要讲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国革命的目的和方法，同时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意义和经验、苏联红军在革命中的作用。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的讲课，注意联系实际，由浅入深，启发诱导；还组织讨论，进行个别辅导。师生关系相处非常融洽。王若飞在政治课上，向学员精辟地分析中国社会，热情地向他们传播真理。苏联顾问还向学员介绍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情况，引起学员极大兴趣。当时，19岁的杨嘉瑞是邓部排长，参加了第一期的学习，在和共产党人的接触中，接受真理，走上了进步的道路。1925年夏，李大钊派共产党员葛霁云到邓宝珊部队工作。葛霁云(1897—1941)，原名葛昊，字霁云。甘肃天水人，为邓宝珊同乡。1918年考入唐山北方交通大学，此后常来往于唐山和京津之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葛霁云经李大钊介绍入党⑧，并按照党的指示加入了国民党。后离学校，在京、津、沪、豫等地从事党的工作，传播革命火种。通过长期的秘密工作的考验，葛霁云成了中共北方区委中受李大钊信赖的干部之一。在北方区委争取进步军人参加反帝和反对封建军阀斗争的统一战线工作中，葛霁云实际担任着领导邓宝珊部队中中共党员活动的重任。葛霁云到邓部后任秘书长，他向邓介绍进步书刊，与邓一起分析时局，邓对葛亦十分倚重，从此开始了他们在此后8年动荡岁月中深相信任、患难与共的相处。 　　攻打天津之役中的两次重要通电 　　1925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下，国民政府成立于广州，并准备北伐。由于国民军同情支持国民政府，奉系军阀加紧压制和排斥国民军。8月，大局日紧，北京政府命杨宇霆督江苏、姜登选督安徽，占据江南富庶地区，却令冯玉祥督甘、孙岳督陕。时孙岳有图取直隶之志，商之于邓宝珊。邓与二军将领均感胡景翼逝世后，二军统帅无才，前途殊多失望。他认为“孙岳入直，可得津口，购入外械，另练基本新军五师，输入革命主义，以图领导北方武装同志，彻底实现革命主义。”⑨因此劝岳维峻攻打直隶李景林，助孙取直。岳维峻遂命邓宝珊为北路总指挥，率本部与二军第十师(李云龙)，及国民三军第一师(徐永昌)沿京汉铁路北上。申言：当初北京政府下令京汉线由国民军负责，现索回保(定)、大(名)，正为便于实行负责之职。11月，北上作战。邓宝珊命令本师刘继邦旅担任前卫。刘先率一营队伍行至距保定25里的于家庄，电告驻保定的奉军，要他们自行退防，以便接收。驻保定的东北陆军第一师回答说五日为限，俟其装运辎重及开拔手续完竣，既可让防。刘继邦未允，仅率一营军向保定城前进，车至保定站，奉军对其开火。刘继邦令停车，双方作战于保定西门外苑七里店地方，奉军死伤四百余人后退入城中。继双方谈判，谈判中刘部又攻下西门。最后，奉军以二军七师势不可敌，撤出保定。 　　在这次作战中，对国民军有好感的京汉铁路工人助邓军作战，出力不少。初，奉军北撤，炸毁了不少桥梁，为了保证运输，以迅速补充前方兵员辎重，邓宝珊命令马文彦组织工人沿路修桥铺轨，部队很快到达保定南。这时，又出现了不了解敌情的问题，京汉铁路工会负责人康景星提出给保定站奉军打电话，引蛇出洞，摸清情况。这一着果然奏效，奉军开出一列闷罐子车，由一位旅副官长来和刘继邦谈判接防问题。车上的铁路工人带来了城内驻军情况。在谈判中，乘奉军不备司机又将数节车厢挂上列车，国民军二军官兵隐蔽其上，车返时得以入保定车站。后双方激战时，铁路工人又将保定北一条河上的铁轨拆去一段，使奉军七节辎重车陷于瘫痪。康景星还假装逃避国民军抓人，跑到奉军中大造国民二军来了几个师的舆论，使得敌方军心大乱。第二天，邓宝珊与苏联顾问到达后，了解到此战缴获甚多，仅粮食就够本师吃两个月，遂下令奖赏工人。 　　同月，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李景林初曾表示助郭行动，及事变发生，日本出动飞机、军队支持张作霖镇压郭松龄，李遂放弃援郭，并控制直隶要地，不让国民军通过。李景林与国民军一军的矛盾尖锐起来了。 　　12月初，邓宝珊率军经沧州直趋天津。这次行动的意图是配合张之江率领的国民一军部队攻打李景林，占领天津，执行援郭倒张之计划。冯玉祥任命张之江为北路总指挥，郑金声副之；邓宝珊为南路总指挥，徐永昌副之。全线前敌总指挥为张之江，副总指挥邓宝珊。⑩国民军此战中的战略部署是：“(国民一军)分兵两路，包围直隶(天津)。一路由廊坊、落垡，沿张庄出杨村，直扑北仓；一路经三河、玉田，绕出唐山，袭击李军后路……二军邓宝珊、樊钟秀等部率兵十万，沿津保线东逼，向东南进展，一面直捣天津，一面与曹州李纪才部相呼应，牵制鲁(张宗昌)、直(李景林)两军联系。”(11) 　　天津之战12月8日开始，24日结束，以奉军李景林的失败而告终。战事之初，李景林的六七万人马，以三分之一分配于良王庄、静海、马厂之间，防御国民二、三军；以五分之二，布置于北仓、汉沟镇、韩家墅、军粮城、杨柳青、王庆坨等地，以防御国民一军。余为总预备队。11日，邓宝珊在南路率部力战攻克马厂。14日，占流河。这两次战役后，邓均领衔发表通电，主张召开真正代表民众之国民会议。两次通电，都是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发出的，其中12月13日的通电据说是由李大钊起草后，由李锡九带赴石家庄、开封等地，争取国民二、三军其他将领签名的。(12)现录第一电全文如下： 　　全国父老昆弟姊妹及军界同胞均鉴： 　　民众病军阀之祸国久矣!去年本军班师，其目的即在根本消灭军阀乱国之大患，首以武力归之国民，开一武力与民众结合之新纪元。不料反动军阀张作霖与其党羽李景林、张宗昌等乘机而起，伸张其一系势力，由北而南，淫威所届，凡反抗帝国主义之民众，非惨罹屠杀，即横遭禁锢；所有士农工商各团体，非封即禁，无一幸免。以致民众愤怒之所郁结，遂爆发而为反奉战争。宝珊等誓与民众效命，扫荡残贼。今者奉命北向，直捣津鲁，驱彼凶顽，救民水火。兹特郑重宣言：此战之目的，不仅在颠覆张作霖等个人之势位，而在廓清军阀专政之恶习。盖军阀存在一日，即无平民政治之可言，而欲根本铲除，尤必须拥有武力者，以政权交还于民众，一任民众自由行使。否则，一军阀仆，一军阀来，一年一战之结果，不过以人民之痛苦流离，兵士之断头流血，反复争演争权自杀之惨剧而已，非本军为自由而战之意义也。现在全国人民之希望与要求，在依政治革命以结束反复回演之战祸。其实现政治革命之程序，在依民众本身之势力建立一临时革命之政治组织，解放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保障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宁，召集真正代表民众之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对内谋集全国之统一，对外谋国际之平等。宝珊等认此主张为救国之不二法门，决以武力拥护之。与民众为友者，即本军之友；与民众为敌者，即本军之敌。天日可移，此志不渝。倚马陈辞，伫候明教。 　　十二月十三日(13) 　　第二电中指出：“至于国民会议之组织及召集各方式，宜以中山先生之民众宣言为根据，段氏之钦定条例，与各省区长官委派代表方法，应一并取消，庶足以表示大公，而得其真正民意之所在。”(14)这时距孙中山上年11月10日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民会议”主张，在《北上宣言》中要求“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已一年多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国民会议运动，也已进入尾声。两电发出，颇惊动新闻界，报纸“号外”称：中国北方军人将领联合起义，响应南方出师北伐。被视为国民军历史上“最关重要之言论”(15)。但是，由于国民军各部缺乏实际行动，“致当时民众团体，响应者寡，而广州国民政府与中国国民党亦无回声”(16)。邓宝珊接受李大钊建议为使国民军重整旗鼓、及早汇入大革命潮流的努力失败了。 　　邓宝珊在南线的胜利，支持了国民一军在北线王庆坨、杨村等处的作战。张之江军经几昼夜的激烈战斗，攻占两地。后宋哲元部加入战斗，在天津之北攻打李景林右翼。鹿钟麟、李鸣钟由杨村向汉沟镇前进，步步进逼，到达了距天津城15里处。12月2l日，国民军前方将领召开会议，布置作战。次日上午8时，孙连仲部进迫韩家墅、杨柳青，奉军两师一团迎战。双方炮战十多个小时，孙连仲亲自率队伍冲锋十几次，均未攻克。午后，邓宝珊指挥二军七师及史宗法旅、高桂滋团，并国民军三军一部由南路夹攻杨柳青，打退敌军朱同勋师。午后3时，敌军败逃入天津。国民三军徐永昌师也在独流镇、静海间打退了李景林所属的荣臻部。国民军一军唐之道师，连克塘沽、军粮城。国民军各军合围天津，李景林不得不亲自督战。23日，李微服至穆家庄视察，见士兵已自行向西车站撤退，知大势已去，急忙赶回城内。下午2时，国民军占穆家庄，前锋抵西车站，李逃入英租界。24日，国民军各部会师天津。李景林乘日舰遁往青岛，依附张宗昌去了。 　　这次战役十分激烈，邓宝珊本人亦负轻伤。还有一件后来颇为人们称道的事，也发生在这次战役中。邓部攻击马厂，接连几天未能攻下，一天晚上，邓与苏联顾问亲自到前线侦察情况，在西边看到一条河，河水宽缓而不深，决定在这里渡河攻击，但时近隆冬，士兵若趟水而过，过河后鞋裤被冻，不仅影响战斗，而且有致病之虞。对此大家均无以为计，邓宝珊环顾左右，命令部队将附近塍地边的高梁秆子捆扎成四方形的捆子，连夜浇水，由于天寒，一夜之间都成了大冰块，第二天攻击前置于河中，士兵踩着过了河，一举击溃了敌军。事后，苏联顾问对他有此奇想赞叹不止。 　　攻占天津后，北京不得不任命孙岳为直隶军务督办兼省长，邓宝珊为帮办。然而由于郭松龄倒戈失败被杀害，奉军又从北面加强了对国民军的压力。李景林残部配合张宗昌汹汹北上。邓宝珊部时驻泊头镇一带，因二军主力在河南处境困难，奉岳维峻之命返回河南。邓部离开后，国民军被迫放弃天津。 　　中原失利 辗转归陕 　　河南省是“八方风雨会中州”的敏感地区，政治上的抉择十分重要。岳维峻主持国民二军，固执己见，举措失当，拒绝李大钊、王若飞等的建议和劝告，盲目扩大，“花打四门”，造成了国民二军越来越困难的处境。在邓宝珊领军北上的同时，国民二军参加了豫鲁战争，与张宗昌在徐州、曲阜、兖州一带大战(17)，继与吴佩孚在豫南大战。西面则令樊钟秀的建国豫军攻打山西。1926年1月，活动在豫、陕边界的刘镇华镇嵩军残部两万余人北上，乘虚进攻洛阳、陕州。此后，在直奉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国民二军逐渐放弃开封、郑州。 　　同一时期，国民一军在河北也节节失利，渐次放弃天津、北京等地，退往西北。为了缓和局势，以退为进，冯玉祥通电下野，决定赴苏考察。 　　邓宝珊部队于1926年初回到河南后，在南线作战，数战损失不小，最后于2月下旬在驻马店一役中与二军主力一起遭到大败，不得不北撤西退。二军在撤退中日益溃散。当河南大部分地区失去后，国民二军将领在郑州开会，议决今后行动。在这次会议上，“李培*(上艹下贲)等主张全体退直，与保定(国民)一军石友三部，及四军魏益三部相联，徐图反攻。而李云龙以己为陕西督办(继孙岳之后)，拟仍归陕，维持地位。意见不一。适邓瑜未至，群待邓至一决”(18)。3月2日，邓宝珊来到，表示愿意随岳维峻行动。但这时岳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接着，直系田维勤部攻入郑州，岳维峻、邓宝珊、李云龙等率国民二军大部分西退洛阳，仅李培*(上艹下贲)、史宗法等部退往河北。岳、邓、李在洛阳不支，又退往陕州，时镇嵩军紫云升部抢占了潼关。双方在函谷关一带展开大战，国民二军后方又遭直系寇英杰追击。豫西红枪会、民团纷纷出击国民军。结果，激战五昼夜后，国民二军溃不成军，八万人马损失殆尽。岳维峻逃山西，被阎锡山拘于太原；李云龙化装为赶车夫逃回陕西收集残部；邓宝珊失去部队后，藏匿于一百姓家，后渡河到山西。 　　阎锡山对邓宝珊采取了与岳维峻不同的态度，迎邓入太原，多方笼络，想让这位久闻其名的陕军人物为自己效力。邓宝珊了解阎锡山系一野心军人，对孙中山三民主义阳奉阴违，其处世“名言”是：“话说得越彻底越好，事做得越不彻底越好。”乃借口事败灰心，系念家事，离开晋阎，回到了陕西。 　　国民军遭到失败的客观原因是，帝国主义支持的直、奉军阀又一次勾结起来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来临使他们感到恐惧，采取了重新联合稳定北方的策略。主观方面的原因则是：国民军的主要领导人冯玉祥、孙岳、岳维峻不能明确地倾向人民革命力量，对帮助他们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采取了保持一定距离的态度，以示他们并没有被“赤化”，企图以此减轻来自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压力。冯玉祥在1925年7月就发出要所属部队防范“赤化”的通令(19)。孙岳竟不敢赴苏联顾问邀请的宴会。岳维峻转而镇压工会活动，出示布告禁止“赤化”宣传，“并悬赏稽查共产党机关”。对此，在国民军中工作的苏联顾问也颇多批评(20)。国民军领导人的游移态度使他们和奉、直军阀的斗争越来越多地带上了武装集团争夺地盘斗争的色彩，丧失了国民军初期军事斗争的进步意义。 　　就国民二军的情况而言，除受上述因素影响外，岳维峻在军事策略上的错误，内部团结上的裂痕，以及军纪的松弛，也是在河南大败的直接原因。 　　邓宝珊是国民二军中富有爱国思想和追求进步的将领。但当时他的认识未能超越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水平，因此在具体环境的限制下，行动上不得不跟着岳维峻走。当时在国民二军第七师工作的苏联顾问后来就此批评说，像邓宝珊这样一位国民军中的“左派”尚且如此，国民二军的失败又如何能够避免呢?(21)邓宝珊这一时期的表现反映了北伐战争前北方进步军人的共性：由于主观认识和地理环境、人际关系的限制，他们未能直接置身于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事业中，他们的进步倾向一度曾经是不鲜明的。 　　①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第417页。 　　② 《冯玉祥日记》，第一编，第141页。1924年12月5日。 　　③ 《冯玉祥与国民军》一书中写道：“第二军司令胡景翼是国民军领导人中第一个向苏联请求援助的。”见该书第5页。 　　④ 于右任《国父行谊》，转引自《于右任年谱》，第106页。 　　⑤ 邓宝珊《追念中山先生》，《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3日。 　　⑥ 《国民军革命史》，第87页。 　　⑦ 胡重差，即胡文斗(1898—1928)，宇仲槎(一作重差)，甘肃天水人。1919年由北洋政府选派到日本士官学校第十二期学习。1922年毕业后回国，曾任甘肃督军公署少校参谋兼机关枪教练。1924年任邓宝珊国民二军第二师第一旅参谋主任。1925年春由葛霁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国民二军七师在河南陕州举办的军官传习所所长。1926年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五十七团团长。后升任十九师师长。1927年，带兵讨伐蒋介石。1928年，桂系李宗仁联蒋倒程，扣留程潜于武汉。胡文斗遂代理第六军军长。胡率兵行至江西新渝县，被哗变的五十七团团长蔡雄枪杀。 　　⑧ 葛霁云1923年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从事党领导的活动。关于他的入党时间，有1923年、1924年、1925年三种说法，其中以1924年可能性最大。 　　⑨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第215页。 　　⑩ 综合1925年12月9日《申报》，12月16日、22日北京《晨报》有关消息。 　　(11) 北京《晨报》，1925年12月7日。 　　(12) 参见文史资料选辑《邓宝珊将军》，第72页，窦志安文。前北京市园林局局长刘仲华亦有此说。 　　(13)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第212—213页。 　　(14)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第214页。 　　(15)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第215页。 　　(16) 《国民军革命史》，第92页。 　　(17) 豫鲁战争是国民二军配合直系孙传芳共同发动的反奉战争，于1925年11月7日至1926年1月24日进行，国民军失败。 　　(18)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第272页。 　　(19) 高兴亚《冯玉祥将军》，第73页。 　　(20) 参见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一书的第一部分。 　　(21) 参见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的第一部分。勃拉戈达托夫1926年1月15日至3月5日任邓宝珊的国民二军第七师军事顾问。 　　 邓宝珊传/王劲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