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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五 重庆与延安

陈嘉庚

余到重庆所见，则男长衣马褂，满清服制仍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染红指甲，提倡新生活者尚如是。行政官可私设营业，监察院不负责任。政府办事机关，除独立五院及行政院所辖各部外，尚有组织部、海外部、侨务会及其他许多机关。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交际应酬，互相征逐，汽车如流水，需油免计核，路灯日不禁止，管理乏精神。公共汽客车人力车污秽不堪入目，影响民众卫生。报纸为舆论喉舌，责在开化民智，则箝制严密，致每日仅出一小张，何能模范各省。其他政治内容非余所知。第就外表数事，认为虚浮乏实，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迨至延安则长衣马褂，唇红旗袍，官吏营业，滥设机关，及酒楼应酬，诸有损无益各项，都绝迹不见。如云陕北地瘠民贫，政府局部甚小，故不宜如首都应有尽有者，亦属有理。然余所不解者，重庆诸人之奢费，金钱从何而来?是否民脂民膏?余以不官不党居第三者地位，故不能已于言耳。 　　 南侨回忆录/陈嘉庚著.—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