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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二 函答蒋公三事

陈嘉庚

民廿九年七月卅日早，余由重庆乘机来昆明，将起程时朱君家骅来送行，并告蒋委员长将派王泉笙同余往西南各省，今日匆促不及，明后天便乘机来昆明，言毕即握别。朱君之言余已明白。必诸党人恐余到西南各省，说共产党好话，故往商蒋公派王泉笙来随行监督。午间到昆明寓于旅舍。西南运输主任龚学遂来见，余问寄渝空邮何时有?答每天早晨都有。余即亲笔作一函寄呈蒋委员长，首段言共产党，次答国民党感想，三奖勉蒋公。大略如下：“早间朱君告钧座拟派王泉笙同余来西南，谅必有人对钧座献言，恐余到西南宣传共产党好话，故派王君来监督。又钧座对余盛气痛骂共党事，亦必有人报告余在国民外交协会演说各情。余所言乃据所闻所见事实，他等已改行三民主义，凭余良心与人格，决不能指鹿为马也。至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破裂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盖自抗战以来，欣庆一致团结枪口对外。若不幸内战发生，华侨必大失望，爱国热情必大降减，外汇金钱亦必减缩。鄙意在此国家艰危之秋，应东和孙权，北拒曹兵，待抗战胜利后，共党如有违命，然后解决未晚。余所要求者完全为国家民族计，与共产党毫无关系。自抗战以来，余绝未与共产党交通一字，亦绝未供给一文钱，此可以对天日而无愧者矣。昨日钧座在黄山推诚下问对国民党感想一事，至再至三，虚怀诚恳，余无任感激，但在场人多不便贡献，兹敬将所知奉闻，以报盛意。 　　(一)西南运输办理不善，尽人都知，事关抗战军运重事，毋席多赘，在新加坡曾多次函电军委会，未悉可达钧座否? 　　(二)本年四月廿八日，全国经济学社年会，假重庆大学礼堂开会，马寅初主席，言现时国家如此严重危险，而保管外汇之人，尚且时常逃走外汇，虽加获五七千万元，将留为子孙作棺材本，几于声泪俱下。 　　(三)西安污吏尽人都知，该市与共党接界，未免使彼等有所藉口。 　　以上三害希设法改善，勿使抗战与政治有不良阻碍，贻累钧座进行。他日抗战胜利后，建国亦可成功，钧座名誉为全世界有史以来所未有，虽美国华盛顿亦不能企及，万乞注意勿为人所误，至荷至幸。” 　　余此函寄交黄山住址，大约越日便已接到，故不见王泉笙来昆明。再后十左右天余至贵阳，有前慰劳团员庄君明理，系槟城华侨，原藉泉州，自重庆来会，言前日中央派王泉笙、郑善政两人，要来昆明与余同行，飞机票已购定，蒋委员长在纪念周时，通知两人免往，谓经接余函故也。 　　 南侨回忆录/陈嘉庚著.—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