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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补辑——二 吧城欢送会附答词

陈嘉庚

十月二日至吧城，寓于庄西言君住宅，三日厦大集学诸校友开欢送会，各界参加者数百人。主席致词后，余答谢，并略言厦大集美两校经过大概，及战后本省及南洋师资必大缺乏。其原因为本省教师素乏，复加以台湾收复，所需更多，而南洋教师为战事改业，及久客思归者亦不少，侨生愿读中文者必多，准是推之，教师必大缺乏。鄙意祖国如有良好政府，则集美学校现移在安溪、大田、南安三处，仍旧勿迁回，而将集美校舍借给政府，专办师范学校，可收学生二千余名，格外优待，在南洋可招初高中毕业及未毕业诸贫生数百人，省内亦然，如此则一年后陆续毕业，可以补救师资之缺乏。余言终，有某校友发言：抗战告终，建国方始，希望校主领导华侨勷助祖国建国云云。余答言：“乏此才力，实不敢当。至祖国现延安毛泽东主席来渝，国共表面上似有妥协之可能，然根本上则背道而驰。不知者只认国内两派不和，究实中央政府方面，将官亦甚复杂。各派均言要行三民主义，究竟谁是谁非?华侨果欲帮助建国，必当分别是非。诸君如要知详细，明天尚有福建会馆一会也。” 　　十月四日，早间庄君告余，今日如开会勿道起国共事。有顷郭应麟君告余，伊受郭美丞嘱托，劝余在会场勿言国共事，因侨领等多党人。两郭均为校友，余答：“余不能失信，会场发言亦不能受人限制。且起因出自主人，既不能信仰，何必开此欢迎会，不如取消为愈。”郭君等见余如此坚决，与诸侨领聚商，至午饭时尚未表示如何。迨至开会时将届，不见庄郭等君，有他校友招余同车赴会。抵步时各界男女侨胞到者甚众，坐位皆满，郭君等亦在场，闻甫欲宣布解散，而余适至，遂即开会。主席致词庆祝余安全脱险及勉励领导华侨襄助建国云云。余答谢云：“余乃侨民逃难一份子，奚敢当此盛大欢迎。适贵主席顾爱奖誉，并勉余领导华侨，对祖国战后帮助建国等项，余实愧不敢当。然既蒙在盛会中表示，余亦不得不发言。鄙意会场中发言有三种：一，漂亮话。二，敷衍语。三，老实话。漂亮话余平素不会说，敷衍话，难免使诸君失望，若言老实话，恐为一部份人不喜听。如此则将无言可说，但既不能不说，又不得不言多少。 　　今请言‘爱国’两字。然爱国范围甚广，姑从抗战建国与我华侨之关系言之。抗战需要金钱，而建国必先认清是非，如是非不先认清，则政治上一切建设，都无从谈起。余于民廿九年春，率同慰劳团回国时，在重庆曾问孙院长及财政部，去年(指廿八年)华侨外汇若干?答十一万万元，其中侨胞家信寄款十万万元，义捐一万万元，此数南洋各属占三分之二，美洲等地占三分之一。据世界公例，国家银行发行纸币，每一元基金可发纸币四元，如此其纸币基金便算稳固。华侨汇回国内，尽是现金。政府如依十一万万元之数目尽量发出纸币，可得四十四万万元。除发交侨胞家信十万万元外，尚存三十四万万元。又据何应钦部长在参政会报告，去年(民廿八年)战费支出为一十八万万元，如将上述三十四万万元之数，再除此一十八万万元，尚存十六万万元，可以供作政费及党费。其时抗战已经三年，余询白崇禧、陈诚两将军，兵士每月每名发给粮饷若干?彼答十一元五角，近因米贵每名另贴米价三元，共十四元半云。查当日每担米价为四十余元。及至南洋失陷后。侨汇断绝，纸币增发，百物昂贵，民不聊生，米价亦由百元升至一万余元，殆由于国币缺乏基金之故。 　　至于南洋各属义捐，自南侨总会成立，以迄沦陷，计三年余，所有捐款及药品以新加坡币一十五元申为国币一百元计之，更用各属华侨人数平均，成绩最佳者为菲律宾，彼地侨胞十三万人，每月每人捐出五元。次为马来亚华侨二百三十余万人，平均每月每人一元七角半。又次缅甸侨胞四十余万人，平均每月每人一元二角。又次荷印华侨一百五十万人，平均每月每人一元。成绩最弱者为安南一地，侨胞四十余万人，平均每月每人五角。若论自祖国来而个人又拥资最富者莫如安南，该地寓侨黄某为同安人，资产有千余万元，惜以领导失力群情散漫，捐款成绩，致落人后。抗战已属过去之事，此后全国要集结总力，从事建国，余以为首须认清是非。以国民立场言，若不明辨是非，对国事必模糊不清。古语云，无是非之心非人也。金钱非人人所有，力最不大，是非之心则人人皆有。我侨在海外有千余万人，既富有金钱势力，若能加以认清是非，对此后建国贡献，比之以前抗战贡献，必更伟大。 　　我国不幸在抗战时，内部尚未统一，重庆延安，俨然对峙。双方领袖均系南人，两党名称虽不同，而其所云推行之三民主义则一。(延安言他们是行三民主义，其说详后。)然主义既同，何故不能合作?盖重庆指延安为‘赤’，延安指重庆为‘腐’，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以余观察，战后则必多一中立派。中央、中共、中立，适成三中。大都势均力敌。中立派虽未结成团体，其人物则约略可知，如阎锡山、傅作义、李宗仁、张发奎、薛岳、余汉谋以及宿将冯玉祥、白崇禧等是，彼等虽隶属中央，实则貌合神离。三派人物，俱言奉行三民主义，在抗战时，亦尚可勉强合作，此后三民主义必各有其形态，谁是谁非，殊难认清，要在各人肯运用良心与否耳。 　　余前年回国慰劳，深深注意，国共两党，能否团结抗战，抑或分裂内战，以及两党政治措施究竟如何?故决定既到重庆，亦必亲到延安，以求得知事实。兹先言重庆。重庆政治，可不具论，我华侨都属闽粤人，如已知闽粤两省之政治如何，则亦不难推知重庆之政治状态也。至所谓中立派者，如阎锡山将军，中央许其有十八师军队，但他扩充至三十师，军费不足，自发省币。余告他国共摩擦事，经白崇禧将军拟具调处方案，制定双方界线，各守范围，合力抗战。阎云此非根本办法，须国民党自己把政治养好，政治好共产党自然没用，否则虽无共产党，亦有别党可起而反对云。傅作义原属阎将军之部下，自然与表同情，他两人握有军队四十余万。李宗仁虽反共，而与中央亦非十分契洽，蒋委员长之个性，彼知之甚深，对余曾表示过批评。是时李君亦有军队四十余万人。张发奎虽任战区司令长官，然与中央无一贯因缘，未为中央所倚信。薛岳前系张之部下，余汉谋亦与彼等有默契。以上诸人，在抗战时，固然拥护中央，一致对外，而战后拥有百余万兵力，数量实不减于中央。至于中央之正规军虽上百万人，而民主势力已遍布各省内地，统辖游击队二百余万人。故余以为此三者，已成鼎足之势。国共果能真诚合作实行三民主义，则中立者可无问题，设不幸仍旧背道而驰，则三民主义必能露出真伪，谁是谁非，我侨不可不分别认清也。 　　蒋委员长待余极厚，虽宴全体参政员，而首席客位则以让余。最后在黄山别墅设宴饯行，筵终适来警报，主客均下山数百步，入避防空壕，警报解除，复再步行上山。蒋公见余未执手杖，乃将自己手杖强让与余，他与蒋夫人携手同登，深情厚意，余终身不忘。然此属私人情谊，至于国家大事，公私应有分界。余甚望蒋委员长更使政治良善，庶以成其不世伟业，保持其无上荣誉也。余自入延安界鄜县甘泉县，便注意道旁所经各田野，见其陇头阡陌，一一仍旧。窃思彼等若已实行共产政策，必废阡陌，而成为集团农作，今则田园旧界仍存，心中颇觉疑惑。又见农夫及路人衣服亦颇完好，不似甘肃人之破烂残污，恍似另有天地。 　　抵延安之越日，参观女子大学，乃首次与朱德将军相会，将回时，李秘书头部突受车伤，入医院七天，此时期一切参观，李秘书概未参与。延安教育大中小学校均免费，男女大学生衣食住皆政府负担，每月复给零用费一元。公务员每日工作外，须读党义二点钟，每星期上一大课，坐在露天地面。公务员学生民众常数千人，听名人演讲。 　　农民产业权仍旧自由，各新垦荒山田园，业权亦属私人。抽税每人每季不论收成何种物品，上四百斤者抽一斤，加收一百斤者，加抽一斤半，至多抽至七斤半为止。新垦田园首年收成免税，民众负担纳税，只有此条义务而已，并无其他捐税。工业如机器厂只有政府创设数家，甚形幼稚，人民仅有多少手工业而已。 　　商业在延安城外，只一道街。延安全城内前住二万多人，被敌炸作平地已无人居。大小商店百余家，均为私人经营，营业自由，政府绝不干预，全年亦无抽税。 　　南洋男女学生及闽南人在延安者颇多，财政长、医院长、司法院长均龙岩人，宣传部秘书陈伯达惠安人，为集美学生，司法院长亦为厦大学生。 　　余既查明后，问何谓共产政治?彼答‘是行三民主义，而非行共产政策。前在江西亦系如是。又自西安事变时，与蒋委员长所立合作条约，更坚守不变。’余问条约内容可得闻否?答‘蒋委’员长在西安事变时所议定者：(一)日本如侵入华北必须抗战。(二)划陕甘十八县宁夏三县共廿一县为边区自治政府，直属中央管辖。(三)中央承认共产军编成三师。(四)中央逐月供给军政费国币六十八万元。(五)如与日本开战，中央每月供给枪弹八百万发。(六)以上各条在手续上须经行政院通过，并宣布全国，而共产党须实行三民主义。故自该约成立后，彼已实行三民主义云。’ 　　据朱德将军言，彼等‘照约实行三民主义。而中央政府对所约各条件，未尽举行，行政院虽已通过，却未宣布全国，致国民绝不知情’云云。 　　余上言三中鼎足，或者有人以为此乃余之杞忧，余亦乐受不辞。若此次国共会议能真诚合作，实际推行三民主义，建国不难成功，诚我国家无穷幸福。设或不幸分裂，则三民主义又将如何?料不致均为徒托虚名，最低希望，亦必有一方面能真实行三民主义者。战时虽黑白难分，若在战后，无难水清鱼现矣。 　　我海外侨胞，对国内任何派别，只有义务，而无权利。惟有极望国内政府实践三民主义，庶能达到建国目的。欲求建国目的之达到，尤必须先认清是非也。我国政治如能办好，华侨人人心理中之愉快，比之霎时获资数十万元，当更狂喜。何以言之?国家政治不良，回国投资无路，故资本家不论其如何辛苦，积血汗资千百万元，仍与祖国无丝毫利益关系，而在南洋将资本遗子孙，亦每每不逾一世而亡。新加坡闽侨，余所知者，五十年来百万以上之富翁十余家，其身后不坏于无知之妇妾，则毁于不肖之子弟，家破产亡，门庭冷落，声名狼藉，言之可伤。假如国家政治优良，儿女可受高尚教育，而己身投资祖国，机会尽多，中南航路畅通，故乡侨地，两可为家，随意而适，生前事业开拓，身后子孙贤能，令誉可以永保，其乐何如?然此固首赖祖国政治之优良，方可有望也。” 　　 南侨回忆录/陈嘉庚著.—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