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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陈嘉庚先生

王雨亭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秘书长 王雨亭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曾接受新加坡裕源公司聘任为吉隆坡裕隆行的经理。裕隆行是裕源公司的分号，陈嘉庚先生是裕源公司的大股东。他老人家在解放後常对亲友们乐道我是他的伙计这回事。 　　陈嘉庚先生是爱国主义者。他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大财，但因目睹当时我国「国势危如纍卵，所赖以维持者，唯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於是慨然以「救亡图存，匹夫有责」来要求自己，愿斥巨资回国兴办教育事业，除把集美学校大加扩充，增办中学部、女学部和师范部等等之外，还要筹办厦门大学。当陈嘉庚先生於一九一九年六月将离开新加坡回国时，在饯别宴会上曾经说过：「将以数百万元尽数滙归祖国以充教育费，是乃余之所大愿也。」他又说：「父之爱子，实出人性，人谁不爱其子，惟必以道德之爱，非多遗金钱方谓之爱。且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实乃害之，非爱之也。况际此国家存亡绝续之秋，为子者若自私自利，安乐怠惰，但顾一己之挥霍，不顾公益义务，则是与其父居反对之地步，对国家则不忠，对父母则不孝，虽有多子奚益哉。」这是一篇律己的亦是醒世的名言谠论。 　　一九一九年七月，陈嘉庚先生在厦门邀集各界人士在浮屿陈氏宗祠开筹办厦门大学的会议，他当场宣布：担任开办费一百万元，常年经费三百万元。继即畅谈开办厦门大学的具体计划和措施。 　　我也是一九一九年在厦门开始瞻仰陈嘉庚先生的丰釆，和面聆他的言论。有一次，陈嘉庚先生邀请厦门各界人士到集美学校参观正在扩充中的中学部、女学部和师范部，我也参加了这次的招待会，从厦门附近搭特备的小轮船往集美，在小轮船上和在集美学校，又面聆陈嘉庚先生的爱国、爱乡和热心教育公益事业的振奋人心的伟论。 　　我那次在集美学校还有这样一个好印象：陈嘉庚先生那时已经大力提倡公共卫生了。我们在那里吃一顿午饭，每人使用两双筷子，一双夹菜肴，一双用饭。我认为这个方法很卫生，直到现在还实行。 　　陈嘉庚先生那种公尔忘弘，国尔忘家的精神，与年俱增。一九二二年他第六次出国往新加坡之後，又倡办南洋和家乡许多文教公益事业。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发生，陈嘉庚先生提倡设立「山东惨祸筹赈会」，被举为会长，筹欵救济受害的难民，并支持华侨抵制日货。一九三九年，当汉奸汪精衛公开叛国，蒋介石阴谋对日妥协的时候，陈嘉庚先生对待汪精衛是爱憎分明的，他以参政员的身分向国民参政会提出「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严正主张，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对日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 　　一九四零年二月，我在腊戍飞机场晋谒率领着南侨总会慰劳团回国慰劳抗战军民的陈嘉庚先生。陈老先生率领慰劳团回到重庆时，问宋子文和孙科：「抗战以来向外国借了多少欵项?」宋说「一块钱也无处借，唯有苏联帮助军火二亿美元，美国以货换货二次共四千五百万美元。」孙科说「重要地方如天津、上海、汉口、广州均告沦陷，收入全无，只靠华侨汇欵，仅一九三九年华侨增寄家信及捐欵共十一亿元。」陈嘉庚先生赴参政会的欢迎会时，看见壁上贴有何应钦布告说明「一九三九年全部军费开支十八亿元」。他老人家对这十八亿元的军费开支很怀疑，已看穿了大部分的钱是被四大家族化公为私去了。 　　陈嘉庚先生回到当时的所谓抗日大後方，目击蒋介石反动集团贪污腐化、独裁专制、假抗日、真反共、出卖国家利益、破坏民族团结等一系列祸国殃民的罪行之後，他老人家又访问了陕甘宁边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克服一切困难，坚决领导全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伟大卓绝精神，表示无限感戴和拥护。他老人家从延安回到重庆，应「国民外交协会」的邀请，演讲西北观感，如实地反映了陕甘宁边区的真实情况，触怒了蒋介石。尽管如此，他离开重庆的前夕，还再吁请蒋介石：团结一致，抗日救国。抵达昆明，又上书蒋介石，指陈弊政，希望蒋能悔悟，均不被采纳。他自湖南经粤北，转浙西入闽，在路上闻悉蒋介石已电令各省监视他的行动。陈嘉庚先生对自己的安危置诸度外，在离开福建，经过赣、湘、黔、桂、滇各省时，还将随地视察的情况，四次电渝为民请命。十二月，视察滇缅路完毕，出国抵达仰光，再电蒋介石提出对滇缅路应兴应革的意见，亦均不覆。 　　一九四零年十二月，我又在仰光晋谒即将返回新加坡的陈嘉庚先生，恰好他老人家正在严肃而愤怒地对侨领们叙述回国观感，虽然所讲的一般已在报纸上发表过，但也有未经发表的秘闻。如像陈嘉庚先生从延安回到重庆时，蒋介石硬说，陈嘉庚先生是受了共产党的包围，中了共产党的毒，特地邀约陈嘉庚先生面谈，并且指定要由菲律宾国民党党棍王泉笙担任翻译，不许别人陪伴。蒋介石接见陈嘉庚先生，不免先客套一番，便即言归正传，针对着他们所捏造而事实并不存在的所谓：陈嘉庚先生是因为受了共产党的包围和中了共产党的毒而引起的「误会」做了解释之後，竟然卑鄙下流到了敢於要求陈嘉庚先生加入国民党，而被陈嘉庚先生断然拒绝。他老人家讲到这里，精神焕发，正气凛然，显现着「批逆鳞、捋虎须」的英勇气概。 　　陈嘉庚先生回到新加坡不久，即召开南洋华侨第二次代表大会，号召华侨拥护祖国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蒋介石则派吴铁城去新加坡配合国民党总领事高凌百进行阴谋活动，策划推翻陈嘉庚先生对南侨总会的领导，在广大华侨的爱国正义斗争高潮中，他们的阴谋活动是可耻地失败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後，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沦陷的前夕，冒很大的危险到印度尼西亚避难。陈老在爪哇避难三年多，得到当地爱国华侨的掩护，几次避开了日寇的魔掌，幸获安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陈老安然返回新加坡，继续领导华侨展开爱国民主运动，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抗议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斥责「蒋介石较之石敬塘、秦桧、吴三桂、汪精衞诸贼有过之而无不及」。义正词严，薄海同钦。 　　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後，陈嘉庚先生即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典，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十二年来，我有机会更多地领受陈嘉庚先生的教益，尤其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我调任全国侨联秘书长，在陈嘉庚主席的领导下工作，使我进一步认识到，陈嘉庚先生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迫切要求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社会经济面貌，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种高贵品德和不断进步的精神，是我们华侨的好榜样。 　　我於一九四九年五月荣幸地由香港陪同陈嘉庚先生来北京，还追随他老人家去东北各地参观游览。我敬佩他老人家爱国、爱乡、热心文教公益事业的同时，还敬佩他老人家养生有道。他吃不过饱，睡眠足，起床早，每日定时作健身运动，即使在舟车和旅舍，从不间断。虽已年登八秩，仍然胸挺背直，健步如飞。如今，陈嘉庚先生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正如他在遗嘱里所说：「人迟早总有一死，最要紧的是国家前途」，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陈嘉庚先生纪念册/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编辑委员会编.—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