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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冤受屈十六年

陕西省陕甘宁研究会，崔晓民，崔利民，温若谷

习仲勋受康生诬陷，因所谓“反党小说”《刘志丹》案，蒙冤受屈达16年之久。但他坚定地认为：“我们国家、我们党内出了坏人，这只是暂时现象，正气一定会战胜邪气，真理永远是真理。” 　　习仲勋从十几岁参加革命起，就一贯忠诚党的事业，竭尽全力为党工作，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无论做什么工作，他都能倾注全部心血，急流勇进，很快打开局面，有所建树。1943年1月，毛泽东为他亲笔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可是1962年9月，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却因所谓“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受康生诬陷，蒙冤受屈达16年之久。 　　1956年，工人出版社正式约请作家李建彤创作长篇小说《刘志丹》。李建彤是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之妻，1944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早在延安时期，她就收集了一些有关刘志丹的材料，对刘志丹这个人物很感兴趣。经过长期细致的准备，李建彤于1958年初动笔写《刘志丹》，同年冬写出初稿，次年春写出第二稿，夏天改完第三稿。初稿和二稿全是真人真事，三稿改写成小说。因为习仲勋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又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后来还担任过西北局书记，出版社便依照作者的建议，将小说稿送习仲勋审阅，征求意见。1960年春，习仲勋两次约请作者谈了自己对书稿的意见。习仲勋考虑到它会涉及有关西北党史上一些严肃的政治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意见纠纷，建议李建彤最好不要写这部小说。在李建彤的一再坚持下，习仲勋强调写书是教育青年一代，要把刘志丹放到大革命整个一个时代去写，通过写刘志丹这个革命领袖人物，写西北革命，写整个一个时代，写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没有这些就是没有写好。要根据西北党史把陕甘苏区写成坚持正确路线的缩影，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缩影。根据习仲勋的意见，作者于1961年春写出第四稿，1962年春写出第五稿，又印出样书征求意见。原陕北老干部、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贾拓夫，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也对作品提了一些改进意见。同时作者也将书稿送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审阅。周扬认为、小说写得很好，可以出版，还可拍成电影。 　　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报》开始连载《刘志丹》第二卷。《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也发表了作品的部分章节。这是作者潜心完成的第六稿。然而就在此时，一场让所有人料想不到的政治发难悄然而至。1962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一贯以整人为能事的康生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刊发小说《刘志丹》。8月24日，康生又写信给中央办公厅，说小说《刘志丹》“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的问题，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并要中央书记处处理此事。康生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看过小说稿，却武断地说：“我看小说完全是为高岗翻案的。”阴谋家的险恶，善意的人们是难以想象的。为制造事端，在作品已出第六稿的情况下，康生下令工人出版社将第五稿印600本，将被习仲勋否定的第三稿印300本送中央会议审查。 　　在会上，康生竭力煽动对《刘志丹》进行批判。他硬说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还先知”，“把陕甘写成井冈山甚至高于井冈山”。他诬蔑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组成了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就是他们篡党篡国的纲领。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正当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康生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他：“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只不过在会上念了这个条子，康生就把这句话作为毛主席语录，广为流传。 　　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对习仲勋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经过半年多的审查，1963年5月，审查小组写出《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认为“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1966年5月，又炮制出一份审查报告，进而诬蔑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他们还先后给《刘志丹》一书罗织了四大罪状：一、书中人物罗炎基本上是高岗，是为高岗翻案；二、刘志丹搞武装斗争，做农民工作，建立根据地，是剽窃毛泽东思想；三、书中把陕北写得太好，是与中央苏区分庭抗礼；四、小说中的人物许钟就是习仲勋，是为习仲勋篡党制造舆论。 　　在专案审查的过程中，康生利用手中的权力要借机整倒一批党政军干部。“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人为非作歹，小说《刘志丹》冤案更是雪上加霜。《刘志丹》一书被点名批判，与此案有关人员遭到更进一步的迫害。习仲勋被撤销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65年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又遭关押八年；原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这位1952年由毛主席点名调任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曾被毛泽东誉为“党内的贾宝玉”“陕北才子”的传奇人物，亦被撤职下放，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5月，刘景范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作者李建彤于1968年1月遭关押，1970年被开除党籍，接受劳动改造；1968年1月，时任劳动部部长的马文瑞也被关押，“习、贾、刘反党集团”一转眼就被说成了“习、马、刘反党集团”。在陕甘宁老区，成千上万基层干部和群众被说成这一集团的“黑爪牙”，遭到打击迫害。接着，康生、江青又诬蔑电影《红河激浪》是“《刘志丹》小说的变种”，结果，又有近千人受到株连迫害。 　　面对不白之冤和莫须有的罪名，习仲勋内心所受的痛苦可想而知。但他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且坚定地认为：“我们国家、我们党内出了坏人，这只是暂时现象，正气一定会战胜邪气，真理永远是真理。我虽然已62岁了，我还要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 　　16年之后，终于雨过天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组织部对小说《刘志丹》一案进行了复查。1979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向中央递交《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等人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修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阴谋反党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为此，凡因小说《刘志丹》案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恢复名誉，给予平反。所谓习仲勋反党一案的真相，从此大白于天下。 　　 习仲勋的故事/陕西省陕甘宁研究会，崔晓民，崔利民，温若谷编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