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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谈“炉火纯青”与“刘志丹小说冤案”内幕

习乾平

虽然历史的时空能抹去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锦瑟年华，但却冲刷不掉他们在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丰功伟业和道德风范；反而随着光阴的流逝，人们往往会对这些年高德劭的前辈们更加崇敬和爱戴。怀着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种敬佩之情，我和妹妹习桥桥，于1995年9月7日下午3时许探望了耄耋之年的薄一波伯伯。 　　88岁高龄的薄伯伯亦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思绪明快，谈吐清晰。 　　“我与仲勋同志的关系一直很好。”薄伯伯说，“他是党的一位好干部，为国为民任劳任怨，忠心耿耿地工作了一辈子。但他一生坎坷不平，也吃过不少苦头。我是在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认识仲勋同志的。当时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热情能干的地方干部。毛主席对他评价很高。”接着薄伯伯给我们讲了两个有关父亲的故事。 　　毛主席高度评价父亲是“炉火纯青” 　　关于毛主席对父亲在延安时代的高度评价为“炉火纯青”的事，妹妹桥桥说，只要她每次见到薄伯伯，他都要讲起这件事情。这次我们拜访他，他又亲切地给我们详细讲起了“炉火纯青”的故事。 　　薄伯伯端坐在高椅子上，和蔼可亲地对我们讲：“关于你爸爸一生的一些事情，恐怕你们也未必十分清楚。在延安时代，我知道毛主席曾对三位干部有过评价。毛主席对王任重的评价是‘少年有为’，对黄敬的评价是‘多才多艺’，对你们爸爸仲勋同志的评价是‘炉火纯青’。其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对仲勋同志的这个评价。这个评价也是我亲耳听到过的。毛主席这个评价那是很高的了!” 　　“为什么毛主席对父亲有如此高的评价?”我们向薄伯伯问道。薄伯伯解释说：当时我和仲勋同志都属于比较年轻的干部，但仲勋同志比我还小六岁，更显年轻。当时他虽然年轻，但政治上却很成熟。记得在党的七大以前，也就1943至1945年期间，仲勋同志曾担任过中共绥德分区地委书记兼绥德米脂警备区及独一旅政治委员。当时为了全国一致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后方进行大生产运动。在领导大生产运动中，仲勋同志正确掌握政策，群众发动得好，成绩显著，因而受到嘉奖。毛主席称赞他“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当时后方还进行土地改革和整风工作，这些工作政策性很强，若掌握不好，在当时的条件下容易产生“左”倾错误。但仲勋同志在这些工作中，都灵活正确地掌握政策，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各项工作完成得很出色。因之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以后曾担任过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统战部部长。 　　在军职方面，仲勋同志曾担任过西北联防军司令部政治委员和陕甘宁边区集团军政治委员。1947年3月16日，中央军委在保卫延安作战使命中指出：陕甘区部队划分为野战部队(初称西北野战兵团)和地方部队(即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西北野战兵团辖第一、二纵军和新编第四旅、教导旅共六个旅，另直属一个山炮营。“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一由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在保卫延安战役及西北解放战争中，仲勋同志配合彭德怀屡建战功。多次受到毛主席表扬。 　　当时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规定，各级干部，至少两个月要向上级交两份工作报告，一份关于行政方面，一份关于军事方面。在保卫延安战役及解放大西北战役中，彭德怀、习仲勋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保持着密切联系。 　　1948年1月4日，为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习仲勋致信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中央，提出许多与新区不能同等对待的办法与观点，避免犯“左”倾的错误。9日就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地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该注意。” 　　1948年1月19日，习仲勋又致电毛泽东主席，谈到土改中许多“左”的现象，并提出要注意克服。次日，毛主席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 　　从毛主席对仲勋同志的一次批示，可以看出毛主席认为仲勋同志政治思想修养及工作水平都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可见毛主席对仲勋同志一片褒奖赞赏之意。 　　薄伯伯说，毛主席赞扬父亲是“炉火纯青”时他在当场，他亲耳听到过毛主席的赞扬。听了薄伯伯讲的故事，我们也曾问过父亲这件受毛主席赞扬事情的来龙去脉，父亲说确实有这件事。他回忆说，毛主席叫几个人当面谈工作，薄一波在场。当他谈完工作后，毛主席问在一旁的薄一波：“你看仲勋同志的观点如何?”薄一波伯伯答：“好，好!”毛主席说：“何啻是好，是炉火纯青。”父亲说毛主席曾把“炉火纯青”四个字批在他递交的一份工作报告上了，但由于战争年月，为了保密，一些作战方案随即就烧毁了。那份报告也这样毁掉了。但这个“炉火纯青”的故事却深深留在薄一波伯伯及父亲的记忆里。妹妹桥桥悄悄对我说：“这个炉火纯青的故事，我已经听薄伯伯讲过三次了，可见薄伯伯对此确实印象很深。”薄伯伯看着我们笑着说：“这个故事我一见你们就讲，目的是希望你们把它记在心上，学习你们的爸爸。” 　　我们怕薄伯伯受累，提出告辞让他休息，但他却兴致未减，言犹未尽，接着给我们讲了有关我父亲受康生迫害的事实真相和内幕。 　　康生一手制造的“利用小说反党”冤案 　　薄伯伯与我们详细交谈了父亲因《刘志丹》小说案受迫害的种种情况。 　　我们记得在那个“手捧红宝书，语录不离口”的浩劫岁月里，有一条所谓“毛主席语录”，就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是1962年出笼的。就是这条语录，刺向以父亲习仲勋为首的一大批有关的西北革命领导干部，并严重株连到我们全家及这些受迫害干部的亲属子女，使数以千计的人们大难临头。父亲被加上“反党野心家”、“搞秘密反党集团”等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撤职审查、关押批斗长达16年之久，经受了非人的待遇。凡是受株连的干部和家属都经过九死一生的折磨，有的甚至被夺去了宝贵生命。我父亲的大女儿、我们的姐姐——习和平就在那灾难的岁月里，被夺去了年轻美丽的生命。 　　薄伯伯很气愤地对我们讲这条语录是康生一手捏造出来的。可是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善良的人们谁会料想到毛主席语录还会有假，谁会想到像康生这位“老革命左派”竟会丧心病狂地假造毛主席语录，一手制造出这样骇人听闻的文字冤狱，来陷害一大批精忠报国的革命干部。 　　康生一伙制造冤案的借口是《刘志丹》这部小说。此书的作者是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于1961年前后写成并出版。他们说这部书是棵“大毒草”，并列了四条罪名：一是说《刘志丹》小说伪造党的历史，书中把陕甘边根据地写成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二是《刘志丹》一书中把刘志丹的思想写的比毛泽东思想还高，企图以刘志丹思想凌驾于毛泽东思想而指导全党；三是《刘志丹》小说中人物“罗炎”是高岗的化身，因而为高岗翻案；四是《刘志丹》小说中的人物“许钟”的原型就是习仲勋，因而“吹捧习仲勋”，抬高习仲勋，企图阴谋篡党夺权等等。可想而知，若在那个极左思潮泛滥的时代里，这四条罪状是何等的危人耸听? 　　薄伯伯的谈话，使我也回忆起《刘志丹》小说出版的前前后后。父亲对撰写和出版《刘志丹》小说的态度和主导思想，我是了解一些情况。1959年我正读高中三年级，走读住在家里。李建彤阿姨为出版此书，多次来家找父亲谈话。记得有一次，李建彤阿姨在吃午饭前来到家里，坐等父亲，想趁中午吃饭时间与父亲谈话。李阿姨在饭桌上大谈为什么要出《刘志丹》小说及写作情况，力图说服父亲支持她出书。而父亲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埋头吃饭。当李阿姨讲完之后，父亲开了口，劝李建彤说：“你知道不知道，关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问题一直都比较复杂，虽经几次中央会议做好决定，而一些问题到今纠缠不清。你现在既要写《刘志丹》传记小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当时的历史背景，也就是要涉及当时的各方人士。弄不好就会引起同志间的误会，这后果将对景范同志和你都不利，对工作也更不利。再说，就你个人而言，你本人对志丹当时的革命经历及党内斗争的具体情况并未有亲身经历，也谈不上熟悉和掌握；从写作技巧上说，你本人又不是从事文字工作的，写书不那么简单，光有热情不行。我建议你不写为好……” 　　父亲是与刘志丹同志共同战斗过来的西北老同志，凭他多年的工作经验和政治敏感性及从当时党内斗争的时局出发，他似乎预感到由李建彤——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的夫人，来撰写和出版《刘志丹》小说，将会引起严重后果。为了保护刘景范及李建彤，并息事宁人，父亲采取了反对的态度，并力劝李建彤不要干这件事。但李建彤坚持要进行到底。由于是老朋友、老同志的夫人，实在劝说不下，父亲真无可奈何。后来又听取了周扬对出此书的意见，周认为此书内容是健康积极的。父亲只有加强把关，时不时地多方找人提醒李建彤谨慎从事，建议她不要写大部头小说等等。 　　薄伯伯在回忆父亲由于《刘志丹》小说案所受的种种迫害后，深表同情。他说：“对一些历史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也就看得更加清楚了。康生这个人确实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大坏蛋，迫害了许多党的好干部。对仲勋同志的迫害就更加变本加厉，就是康生一手制造了‘利用小说反党’这桩冤案。” 　　薄伯伯说：“康生制造这个冤案的情况，我是比较了解的。1961年左右，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的爱人李建彤写的《刘志丹》这本书，在原陕北一些同志之间引起了不同凡响。当时就有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对此书大有意见，他向康生报告说此书有很多原则问题与历史不符，目的不纯，有问题……康生得到阎红彦的报告如获至宝。他并不去读这部书，也没有做任何调查研究，就加油添醋地向毛主席报告说：《刘志丹》这本小说如何如何有问题，如何替高岗翻案，把刘志丹思想凌驾于毛泽东思想之上……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带有政治倾向性，是以习仲勋为首的一些人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等等。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在国际上，反对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国内，大肆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提到为高岗翻案，那是很敏感的问题。但是毛主席看了康生的报告并没有作任何肯定性的结论，而是反问康生，‘小说也能反党?这真是一大发明!’很明显，毛主席仅仅是提出疑问，并不是做肯定性的结论。而康生却篡改毛主席的意思，断章取义地捏造了一句话：‘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在‘文革’中，又把这条所谓‘毛主席语录’广为流传，作为阴谋打倒以习仲勋同志为首的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的武器。” 　　薄伯伯喝了口茶，沉思了稍许又说：“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来由。我给你们讲这些事，让你们能知道你爸爸受冤枉的真实情况。由于我们党内隐藏着像康生这样的阴险人物，党内斗争有时是很复杂的!” 　　薄伯伯随后又教导我们，不管斗争多么复杂，阴险人物如何破坏和陷害，党内正确的力量总会战胜邪恶势力，真相总会大白，阴谋家总会暴露。薄伯伯介绍说，1979年7月份，中共中央向全党批转的中组部关于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中指出：“《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刘景范、李建彤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常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此案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大冤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更加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继而，中共中央又为因《刘志丹》小说一案所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有关人员，恢复了名誉，给予平反。历史就这样艰难地拂去了自身的积尘，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 　　听了薄伯伯这些介绍后，我在无限感慨之余顺便问道：“薄伯伯，您给我们讲的这些话，能不能写出来?”他很爽朗果断地说：“我所说的一切，你们都能写，都能说，因为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事实。”我们深深感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满腔正气。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间深厚的革命情谊以及他们高尚的精神风貌将永远感召着我们，并激励我们去努力为党工作。 　　 怀念习仲勋/《怀念习仲勋》编辑组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5（2009.5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