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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泰回忆录——坝龙遇“险”

王世泰

找到志丹我们又为汪锋担心，不知他的下落如何?经研究，我们认为汪锋率部突围的方向与我们相背，一时恐怕不容易联系上，汪锋是当地人，对这里地理比较熟悉，关系也多，可能会安全脱险的。因此，我们决定先行返回照金。 　　要出山得有路费才行，可我们除随身携带的枪支外，一个钱没有，仅有的一些大烟土也都分给先行出山的同志做路费了。志丹告诉我们，他在大山里曾看见去华县方向不时有贩大烟土的出没，建议我们去搞些烟土。于是我们在志丹的向导下，朝着华县方向运动。走了两天，到达华阴庙的南山梁豁口，这里有群众避雨的小窑窑，我们栖身在窑里等候。一个上午过去，不见人影，大家有些失望。午后，只见远处有两个人走来，一个挑着担子，一个背着背篓。等两个人到豁口，我们向他解释说，我们是红军，不是土匪，要借些烟土作路费。两个贩大烟的，见我们个个挎着枪，连声说道：“行，行。”这次共搞到大烟土100多两。当时，一两大烟土值一块多现大洋，有了烟土就等于有了路费。当天我们原路返回，准备从一道沟里出去找个村子宿营，后听说附近有敌人，就又退至半山坡露宿。 　　傍晚，天气突变，乌云翻滚，电闪雷鸣，滂沱的大雨足足下了两三个钟头。山洪裹着泥石，发出惊人的巨响，一泻而下，冲出条条深沟。我们为了躲避山洪，在山坡上爬来滚去，个个浑身水淋淋，成了泥人。暴雨转为中雨，山风骤起，冻得大伙浑身发抖，牙齿打颤，全身血液好像凝固了似的。劳累、饥饿、冷冻一齐袭来，大家冻麻木了，连话都不愿说一句，索性横倒竖卧地躺在山凹里。 　　过了一会儿，我强打精神，活动活动腿后站起来，心想这样下去，不等天亮非冻死不可，就让几个年轻人起来拾柴生火。提起生火，大家才想起随身携带的火柴，早已湿透了。幸好，马宜超心细，带的火柴用地图裹着，还能用。几个人，从山坡上拾来些碎柴，折些松树枝，一时就聚起一大堆。雨不停地下着，大家用布把雨遮着引火，柴太湿只冒烟不着火，马宜超急中生智，撕下几页地图，点着几顶破草帽，终于把火引着了。松树枝油性大，火越烧越旺，大伙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紧紧围着火堆取暖、烤衣服，情不自禁地说：“一堆松枝火，救了十几条命。” 　　天亮，我们继续西行，3天之后又转回到坝龙庙一带。几天来，我们每走一处，就打发几个同志分头出山回照金。在马宜超临走时，志丹还写了个条子，让他顺路带给薛增平。最后，只剩下志丹、岱峰、锦纯、士荣、杨文谟和我6个人。那时我的主导思想是，宁肯牺牲个人，一定要保证志丹安全回照金。因为党需要志丹，陕甘边区的人民需要志丹。如果志丹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这些人怎么向党交代?所以，我认为6个人目标太大，在坝龙庙北山又把吴岱峰、高锦纯两人动员走了。 　　当我们走到坝龙庙北山一个山头上时，马宜超和薛增平还有两个团丁找了上来。薛增平，原是渭华暴动时的大队长，志丹早就认识，渭华暴动失败后，逃到坝龙庙安家落户。我们在青岗坪时，他曾找过我们，志丹让他带一连二排长高照，一同去找地下党，并给了烟土和钱，让给买些日用品，结果再没有回来。这次志丹送信找他来，还是想通过他了解情况，争取尽快与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所以，薛来后，志丹和我把上述意思告诉了他。薛增平听后，连忙说找关系好办，先到他家休息一阵。我和志丹不同意，他拍着胸脯担保，说绝对不会出问题。最后，志丹同意去，因他的身体太虚弱，胳膊上长有毒疮，确实需要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在这里，我们打发马宜超走，宜超要求同我们一起走，我给他做说服工作，说他脚上有伤，一起行动不方便，还是单独走的好。马宜超虽然不高兴，但仍听从了劝告，为了革命的利益，拖着负伤的脚，独自先走了。 　　傍晚，薛增平领我们到沟底一户人家吃饭、住宿。当时，我们以为这里就是薛的家，便将岱峰、锦纯留的两支驳壳枪、一个望远镜、三十几两烟土，交给他暂时保管。多日来，大家没有好好睡过安稳觉，所以一觉睡到第二天九点多。吃早饭时，我们见几个招待的人非常殷勤，不像普通老百姓，便问薛增平：“这里到底是谁的家?招待我们的人是谁?”薛说是庄户老百姓，招待的人是这里的民团分团总和两个团丁。听了薛的解释，我大吃一惊，不由自主地抓住枪柄厉声问道：“你说到你家，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薛慌忙回答：“这个分团总是我的好朋友，不用害怕。”说着就把分团总叫来当面介绍，指着志丹说是参谋长，指着我说是王团长。 　　此时，我非常生气，心想：这个薛增平哪像个自己人?是自己人怎么能随便暴露志丹的身份呢?便向志丹、士荣递出作好应急准备的眼色。正在这时，从坝龙庙民团来了个排长，说是要买大烟。他一进门就冲着我们叫“参谋长”、“团长”，说是在坝龙庙的群众大会上认识我们的。经过一阵寒喧，他们相继离开。 　　面对突然变故，我们感到问题严重，建议志丹马上走。志丹同意但又说：“这里的人大多都是‘红枪会’的人，不能打出去，只能用计走。枪一响，周围村庄的人会很快把我们包围起来的。”接着，我俩商量了具体对策。我把薛增平叫到另一间房子，对他说：“你是个党员，又参加过渭华暴动，志丹和我相信你。希望你不要作出违背党的利益的事。”薛听出我话中有话，急忙解释说，他没有叛变革命，分团总确实是他的朋友，把我们介绍给团总是出于礼貌和习惯。之后，坝龙庙李团总打发团丁来找薛增平回去商量事情，薛即向我们告别。自此，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薛增平，解放后听说他1934年被民团枪杀了，至于为什么遇害，迄今不得而知。薛走后，志丹把身上仅有的10多元钱，交给两个团丁，让其给我们买些衣服和鞋，借机把团丁支走。 　　午后，天上无一丝云彩，房内像蒸笼样闷热。为了寻找摆脱险境的办法，我的心情比天气还要火爆火燎，急得浑身冒汗。这家主人，看我时出时进，坐立不安的样子，说：“天这么热，村后有棵大核桃树，你们可到那里乘凉去，这里有张席，拉去铺在树下就行。”我向老乡点头说：“好，好!”顺手拉着席到村后看了看地形。回来我向志丹汇报，谈了自己的设想：由志丹和杨文谟对付分团总，曹士荣掩护，我断后，设法离开这里，志丹表示同意。 　　我们前脚出门，分团总后脚就跟出来。还没等到村后核桃树下，志丹和杨文谟就动手了。分团总是个五大三粗的人，力气很大，志丹和杨文谟还抓不住。我一个箭步冲上去，照分团总肚子就是一脚，几乎把他踢倒，趁势扭过右臂，用枪顶在他的后背。分团总直喘大气，挣扎着想要分辩。我告诉他：“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决不伤害你，只要你把我们安全送出村。”分团总连连点头，嘴里发出一串串“哼、哼”声。接着，我告诉他不要暴露我们，否则没有好下场。志丹顺手递给他一把水烟袋，让他拿着，装着送客的样子。因为这里的习惯，有身分的人讲究抽水烟，一般总是烟袋不离手，即是送客人也如此。 　　走着、走着，迎头碰见两个青年学生，他们看见我们提着枪，押着人，吓得撒腿就跑。怕走露风声，志丹和杨文谟追上去抓了回来，叫他们乖乖地跟我们一起去。分团总是个聪明人，装得还真像，走村过户大摇大摆，不时和熟人点头招呼。 　　大约过了好几个庄子，我们跑出七八里地，才在一座山豁口上坐下休息。大家暗自庆幸，脱离了“虎口”，因为那里离敌人民团总部太近，一旦被包围，几个人插翅也难飞。在这里，我们要了学生娃娃的两把雨伞、两顶草帽、两件棉衣、一个搭裢和几十个馍馍，折价五块银元，让分团总支付。分团总满口答应，说回去后一定照办。学生的东西，还真救了急，馍馍充饥，雨具挡雨，一件棉衣固定给志丹穿，一件我们几人轮流穿或放哨时穿。现在想起来，那个团总未必就是坏人，但在那种环境下，是好人也得委屈他一阵。 　　 王世泰回忆录/王世泰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