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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七章 巩固边区“西大门”(上) 第二节 抵制右的错误
《马文瑞传》编写组

  陇东地区的统战工作,在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的正确指引下,开始时运作良好,发展了抗日救亡的大好形势。在统战区,抗敌后援会实际上就是中共的政权组织,它的组成相当广泛,不分性别、年龄、阶级、民族、党派、信仰,工农商学兵一切抗日群众皆可加入。庆环分区党委领导抗敌后援会,加上工会、青救会、妇联会和自卫军,把统战区各方面的工作都抓起来了,实际上掌握了统战区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不少国民党的保甲长、联保主任,区、县政府成员和中共都有来往,他们的许多基层政权,都成了“白皮红瓤”倾向中共的社会进步力量。国民党庆阳一个区公所,在中共团结抗日政策的影响下,大小事都听共产党的。但是随着陕甘宁边区统战工作出现波折,陇东的统战工作也走了一段曲折的路程。
  在确定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同时,毛泽东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指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立场要坚持高度的警惕性。同年11月,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针对当时党内右倾思想一度抬头,他又号召全党都不要忘记陈独秀投降主义导致革命归于失败的血的教训。他的这些思想,后来发展形成了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方针和策略,以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但是,同年11月底王明从苏联飞回延安后,形势起了变化。
  王明在苏联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他被派回国时,毛泽东曾亲自去迎接。不久,在中央召开的12月9日至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在长篇讲话中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中国共产党主张的独立自主和民主,抹煞中共和国民党在抗日中的原则分歧,照搬共产国际指示,要求中国也要用法国共产党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重申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但参加会议的部分同志出于对共产国际的信任,支持王明的主张,还是把“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写进了中央十二月会议传达提纲,作为正面精神传达。王明的讲话,当时由一位中央负责人给边区高级干部传达,马文瑞和各分区党委书记们都去听了。传达报告讲了好多,主要意思是两条:一条是讲“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再一条是讲“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次会议陇东特委没有人参加,是由马文瑞返回庆环分委途经庆阳时向他们传达的。马文瑞和一些同志对这一条精神有怀疑,觉得“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势必受到国民党极大的制约,束缚住我们的手脚,我们就不能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活动。比如在统战区做群众工作,要想取得一个合法的地位,必须经过国民党政府的登记和允许,但他们对此又百般刁难,不予登记,根本行不通。如果按照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我们只能让步。这样一来,不但工作难搞,就连干部的思想也难以统一。但这是“中央精神”,他只能传达贯彻。果然,王明的主张传达后,搞得下面思想混乱,情绪低落,工作出现了右的偏向。这种偏向在陇东地区主要表现为:
  第一,对国民党只讲团结,不要斗争。1938年4月间(这时陇东特委还未与庆环分委合并),庆阳一个区委书记叫王克勤,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干部,竟被国民党抓去枪毙了,中共方面却没有进行抗议和斗争,只是谈了谈就算了。
  第二,无法继续开展民运工作。1938年上半年被迫将庆阳和驿马关两地的民运工作委员会取消了。因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在统战区做群众工作就要经过国民党政府的登记和允许,而国民党政府是不准登记的,共产党方面只好让步。
  第三,对地主反攻倒算不加干涉。在解放区环县和曲子一带,发生不少地主乘机收回已被分配的土地的案件,民主政府却不予过问,不加干涉。很多群众埋怨:“现在的八路军跟过去的红军不一样了。”
  第四,一些干部逃出统战区。仅庆阳县就有县保安大队长毛玉亭、杨玉华,抗敌后援会贾秀贞、县委秘书张雨生等人逃跑。他们逃跑的原因,一是由于软弱退让,只“统”不“战”,他们接受不了;二是反共分子的利诱。
  统战政策右倾错误造成的实际恶果,教训了马文瑞。他探索从实际出发,寻找应对办法。他在庆环分委党委会上明确提出,要在党内进行坚定政治立场和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教育,并把毛泽东有关阶级分析的论述印发给各级干部学习,以便使同志们认识国民党的本质,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这在当时的大气候下,被认为是不合时宜,要冒一定风险的。就在这时,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来陇东巡视工作,见到庆环分委印发给干部的小册子,批评马文瑞是搬“老古董”,说他思想落后了,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马文瑞耐心地向谢老陈述了理由,并且列举了王明右倾错误在陇东造成严重危害的事实,谢老默认了庆环分委的做法。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央清算了王明的右倾言行,统一了全党思想。毛泽东深刻地剖析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类错误口号的实质,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中共单方面的服从,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明确指出:“我们一定不要割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陕甘宁边区党委也为此发出指示,并派王若飞到陇东参加分委召开的扩大会议,纠正党内右倾错误影响。这样,就把统战工作中右的倾向纠正过来了。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肯定了陇东的转变。他说:“在西安,纠正了两党关系上的无原则倾向(迁就倾向),重新开展了群众斗争。在陇东,情况和西安大体相同。”
  对于中央十二月会议传达提纲中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主张,最初马文瑞和庆环分委也是作了传达和执行的。尽管当时是以“中央精神”传达执行的,但在1942年2月13日西北局组织部召开的党史报告会上,马文瑞仍检讨说:“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本来是错误的口号,陇东党也机械地执行了,也犯了右的错误。但在严重的事实教训面前,自己很快清醒过来,用毛泽东的阶级理论来教育大家,这不仅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后,使陇东党的工作尽快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且也随着六中全会精神的传达,为即将到来的反磨擦斗争,作了必要的思想武装和政治动员。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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