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中共组织领导人 > 林伯渠 > 缅怀纪念

白首壮心松柏操——怀念伟大的革命战士林伯渠同志

王首道

林伯渠同志是辛亥革命的老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之一。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英勇战斗了一生。在十年动乱时期，林彪、“四人帮”猖獗肆虐，要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去世多年的林老竟也进行所谓“审查”，散布诬蔑之词。但是，这伙丑类的诋毁，无损于这位老革命家在历史上留下的光辉形象。今天，祖国朝气重生，万象更新，我们深切怀念林老，依然记得当年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公祭林老的会上所致的悼词，对林老作出的公正评价：林伯渠同志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战士”、“是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他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阶段。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九二六年我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时，首次见到林老。以后，在江西中央苏区，衣长征途中，在陕甘宁边，和林老相处和接触就多了。那时，他虽然渐已银发苍苍，却充溢着青春浩气，演说谈话，声如洪钟，周身有着耗不尽的革命精力。对我们后辈，他是慈祥恺切的长者，和蔼可亲，诲人不倦。林老写过两句诗：“白首壮心驯大海”，“秋水襟怀松柏操”。我觉得，这恰可用来表现林老的革命壮志、坦荡胸襟和高贵节操。 　　一 　　林老革命的一生，和中国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充满了斗争，也富有革命意义。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他探求革命的真理，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在那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他常和我们回溯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他自己的斗争经历，得出的结论就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刻苦学习和追求，使得林老不断进步，彻底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跃进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林老一八八六年生于湖南临澧乡村一个教书先生家庭。他幼年在私塾念书时，恰逢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就已萌发忧国忧民之情。在青年时代，他目睹清朝政府的腐败，外国殖民主义的欺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经济破产和生计困苦，他不断思索怎样去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一九○五年他在日本留学时，摒弃了他曾为之吸引的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维新思想，坚决加入了孙中山当时创建的中国同盟会，从此成为革命伟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回国以后，他奔走于湖南、东北各地，进行秘密宣传，联络会党，策动军运，致力于推翻清朝政府。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林老十分兴奋，以为推倒了皇帝，凭着从西方学来的共和议会制度这付“救时良药”，“东亚病夫”就会有了生机。但是，事实破灭了幻想。袁世凯攫取胜利果实，复又称帝，继而是北洋军阀连年混战，国计民生每况愈下。在这危乱之秋，林老依然始终追随孙中山，投身于讨袁和护法运动。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二一年，他跟随孙中山两次在广东建立政权，原想借助南方军阀的武力来重新革命，但是军阀陆荣廷、陈炯明先后叛变，孙中山被迫落难出走，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寒鸦几点迷归依”，曾任职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的林伯渠，沉沉心事凭谁诉：多少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却是一系列挫折和失败，反动势力此伏彼起，中国革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一九一八年春，林老行军于湖南的郴衡道中，获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非常兴奋，写下“路引平沙履迹新”的欢愉诗句，从中看到了中国革命“免入歧途”，的新希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这时，林老在一九一三年流亡日本时就已结识的好友李大钊帮助下，阅读了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的宣传品。一九二一年一月，他在上海会见陈独秀，探讨俄国的革命经验和中国的革命前途，并且在李大钊，陈独秀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林老和他的堂兄林修梅(孙中山大总统府代理参军长)一起，如饥似渴地吸收马克思主义真理，开始懂得唯物史观，懂得私有制是阶级社会罪恶的根源，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出路，共产主义是人类美好的未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当前的大敌，人民群众是革命胜利之本。林老开始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紧随中国历史的步伐，进入了崭新的时期。     　　林老积极支持和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当时，国共两党以反帝反封建为共同目标，结成了革命统一战线。林老作为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中，林老热情地投身于“唤起民众”和建立革命武装的工作。他作为国民党中央的农民部长，大力支持毛泽东同志举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重视研究和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当时孙中山看到许多赤脚农民步行来到广州参加农民大会，也十分感动地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一九二四年底，林老跟随孙中山北上谈判。孙中山逝世时，他在身边聆受遗训。一九二五年廖仲恺遇刺后，林老补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三名常委之一。他矢志北伐事业，转入军队工作。他建议中共中央支持整编北伐第六军，亲自任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锐意整顿，建立各项政治工作制度，从上到下都有共产党员起骨干作用，使这支蒋介石根本瞧不起的部队大大增强了战斗力，于一九二六年十月打下南昌；接着，又按我党指示，于一九二七年三月攻克南京，威名大振，当时在上海已萌异志的蒋介石也为之感到震惊。第一次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使林老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坚定了政治信仰。但是，当时我党还处在不成熟的幼年时期，林老说他自己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也还比较肤浅，带有盲目性。     　　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事变，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其惨痛教训，是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推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林老开始认识到，要取得革命胜利，不仅要坚信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善于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一九二八年后，林老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吴玉章、徐特立等同志编在“特别班”(“老头班”)；他刻苦攻读俄文，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他对年轻同志说，要深入学马列，武装自己，好为中国革命出力。他身居苏联，心总向着中国革命，觉得只有投身到革命实践中去，才能学好用好马列主义，探求革命胜利的道路。一九三二年秋，他秘密返回笼罩着白色恐怖的上海，次年三月，冒着生命危险偷越闽赣边界，被敌人的搜山队击伤了手，终于进入了毛泽东等同志创立的江西中央苏区。     　　当时，我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央苏维埃政府做秘书工作，林老任国民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他已经鬓须渐白，却朝气蓬勃，思想明察敏锐。他对毛泽东同志十分敬重，认为毛泽东同志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抓住了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这个根本特点，倡导农民运动，发动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指出了正确的革命道路。林老在中央苏区看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危害，认为他们挥舞教条瞎指挥，并不可信。他对毛泽东同志说：我看这些吃洋面包回来的人，领导革命也不见得真有办法。他在经济工作中，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策，对王明路线进行抵制和斗争。当时敌人对苏区军事上大举“围剿”经济上严密封锁，给苏区经济造成严重困难，如食盐奇缺，被称为“白金”。在这种情况下，执行王明路线的人却主张，苏区要消灭一切私商经济，断绝对白区的一切贸易。林老表示反对，认为这无异自缚手足，封锁自己。他坚决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既办好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也提倡和奖励私人经济，千方百计开展对白区的贸易，输出钨砂和粮食，输入食盐和布匹，并组织熬制硝盐。这些从实际出发采取的措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林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在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林老一直站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一边。 　　在长征途中，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林老热诚拥护确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抒写了“坚持遵义无穷力”、“阳光坦荡已无歧”等诗句，坚信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必定会引导革命取得胜利。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后，他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反对王明推行右倾机会主义的活动。他十分用心地钻研毛泽东同志的论著。当时毛泽东同志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发表之前送林老征求意见，林老总是认真研读，写下札记，并组织其他同志一起学习，吃透精神，在工作中努力贯彻执行。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林老参加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努力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批判和清算我党历史上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指出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主观主义，脱离中国革命实际，这种反科学的路线，只能引导革命走到失败。林老热烈赞颂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同志自己就是这个结合的巨手”。他指出毛泽东思想“代表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它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林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以自己探求真理的亲身经历，以遵义会议以来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雄辩地阐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是“中国人民走向解放和进步的旗帜”，指出全党同志应当“高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积极地向前进步，向前进步”。 　　林老切身体会到，中国人民经过了多少艰难曲折，才获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真理，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我们应当珍惜和坚持这一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林老发言，总结了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指出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之必然，驳斥了外国资产阶级政客企图使中国人民相信“资产阶级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好”的谰言。同时，他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启示了一个真理：在没有认识马列主义之前，或者有了马列主义而不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中国的革命都不能免于失败；只有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才能“无往而不胜”。林老还认为，这“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样是重要的”，搞主观主义，“同样可以使得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遭到严重的挫折”。现在，当我们又经历了一些历史的曲折，重新回味林老的以上论述，觉得他讲得很深刻。         　　二 　　林老作为彻底的革命派，具有刚正不阿的革命气节，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泾渭分明，大义凛然，有着高度的政治原则性，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他临难不苟，坚决站在革命的方面，表现了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在艰难险恶的斗争环境里，他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命运、共呼吸，不计个人安危，不怕任何困难，勇往直前，对革命胜利具有无限信心，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这方面，就我所见所闻，林老有着不少动人的事迹。    　　早在一九一五年第一次讨袁战争失败以后，林老被通缉，逃亡日本。当时国民党土崩瓦解，孙中山在日本决定重组中华革命党，重新革命。但是当时，妥协投降的原京津同盟会成员如汪精卫之流，却离开孙中山而去了，就是反袁的国民党南洋派如黄兴等人，对孙中山重新建党也表示反对，另行组织“欧事研究会”，不免也带上了某些妥协色彩。林老虽然和黄兴是同乡好友，但他认定孙中山的革命措举是正确的，当时只有他和廖仲恺等少数人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宣誓效忠于孙中山。所以，即便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林老追随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正是蒋介石背叛革命的严峻关头，林老坚决参加了讨蒋行动。他受武汉革命政府委派，去说服一位他比较熟悉、曾共事过的国民党将领起来反蒋。但是这位将领当时对蒋介石的面目认识不清广反而劝告林老：你在国民党内也是元老啦，何必跟了共产党走呢，还是和我共事吧，只要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就可以得到保护，仍然可以做官。林老当即明确回答：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是两条路，你走你的路，我也继续走我坚信是正确的路，坚决走到底，绝不后悔，但望将来你还有和我们合作的可能(后来，直到解放战争中，这位将领毕竟举行了和平起义)。事后，林老被蒋介石反动政府列为“要犯”通缉。这时，林老毅然参加了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危乱时刻，林老不惜抛弃以往的名誉地位，态度鲜明地作出政治抉择，把自己的命运和党紧紧结合在一起。毛泽东同志曾经非常称赞林老这种真正共产党人的高贵革命气节。   　　林老以年届五十，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和我都编在二纵队(代号鸿章纵队)。他担任没收委员会主任和总供给部长，和普通红军战士一样徒步行军。雄姿焕发，阔步向前，从不气馁。黄镇同志为他画过一帧题为“夜行军中的老英雄”的素描，他高举一盏小马灯，每遇溪流隘口，他手拄竹棍在前探路，引导大家安全通过。在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险时刻，他总是鼓励战友们：“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每到宿营地，别人休息了，他还要组织一些同志去筹款征粮，摸情况，打土豪，给劳苦群众分配没收来的财物，为部队分配粮草用品，任务极其繁重。他做得井井有条，而又十分注意政策，表现了他长于鼓动和理财的卓越才能。我曾有幸见到他在长征中所写的一本日记，某月某日收到粮食、棉花、粗布，毛皮等等若干，给每支队伍分配数量，尚缺多少物品，如何搜集补给，都记得一清二楚。这何止是一本个人日记，而是一册革命的账本，每个数字都闪耀着林老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在艰苦的行军战斗中，他细密筹计，千方百计保障供给，对于长征的胜利完成是有贡献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我们到达陕北瓦窑堡时，朔风呼号，大雪纷飞，林老身着单裤步行，遍身皆白，象个雪人，白胡子也看不清了。他精神抖擞走进一间空屋，笑着说：“财政部就设在这里。”立即亲自动手点票子给各单位发钱。当时我想：这位革命老人艰苦奋斗、万里不殆的精神，多么令人敬佩啊。 　　林老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于任何分裂党、叛变党的行为，深恶痛绝，毫不含糊地进行斗争。长征到达川西毛儿盖地区以后，张国焘阴谋分裂党中央和红军，妄图谋害毛泽东等同志，并且把他所控制的部队强行拉往西南方向的绝境。在这危急关头，林老立即命令所率领的队伍轻装前进，坚决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北上抗日。当时他写诗痛斥张国焘闹分裂是“野虻射人事可嗟”，“谁予便利敢分家”!一九三八年四月，张国焘借祭黄帝陵之际，又从陕甘中边区叛逃，经过西安，住在西京招待所。他打电话约当时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老晤谈，林老即经请示党中央，会见了张国焘，仁至义尽地进行说服教育。张国焘却阴险地煽动说：“现在中央的路线错了，你跟我走吧。”林老凛然厉色表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坚决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绝不会擅离革命岗位!”他当面申斥了张国焘的潜逃行为，并且立即将所了解的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和当时在武汉的周恩来同志。     　　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反动军队大举侵犯陕北。在这又一严重时刻，任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老，在延安万人动员大会上，激动地发表演说：边区是民主的发祥地，中共中央所在地，我们要尽一切力量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大家团结起来，建立民兵游击队，配合正规军作战，把胡宗南打出去，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毛主席作了暂时撤离延安的英明战略决策后，林老又非常乐观地鼓励同志们说，撤离正是为了保卫，进攻延安就是蒋介石失败的开始，我们有信心一定要打回延安来，而且要打到西安、南京去。当时林老已经年逾六十了，他不肯撤退到河东去，坚决留在边区，和边区军民共患难，跟随毛主席辗战陕北。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里，他始终领导边区各厅、处的工作，千方百计支援前方作战。每一次大战役以后他总和习仲勋、贾拓夫等同志一起赶到前线，和彭德怀等同志共同总结经验，部署工作。为了保证前线的供给，他和同志们一起动手运粮食、割马草，度过了非常艰苦的岁月。一年以后，延安果然光复了。林老向记者发表谈话说：“当初敌人占领延安的那股乌云，没有湮没共产党人的伟大气概，边区军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度过灾荒，创造了解放大西北的光明局面；今天，一定会更快地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最后送到坟墓里去。”在这位革命老人身上，对于人民解放事业必胜的信念，就象烈火一样燃烧出旺盛的革命热情，他的革命斗志从不衰减。 　　三     　　林老经常对我们说：作为革命者，老老实实把工作做好，有始有终把工作做好，这就是革命。林老多年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他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地做好党所交给的这一重要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一腔心血，灌浇在边区的大地里，滴印在边区人民的心中。     　　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所在地，举世瞩目，中央的许多政策要在这里试验，然后向其它根据地推广。林老深知领导好边区建设，意义重大。边区虽然只有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一百五十万人口，然而政治、经济、司法、文教、卫生等等都要抓，也是千头万绪，一应俱全。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指导下，林老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废寝忘食、殚精竭力地工作，和边区军民一起，把这块昔日的穷乡僻壤，建设成为政治民主、经济改善、文化发展的地区，在全国堪为进步的榜样。他曾满怀深情著文描述边区：这里，新人物、新事物，每天都在生长、斗争、发展着，创造着全中国最新最美的现实。 　　林老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努力把边区政权建设成为民主政治的楷模。我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时，也去旁听边区召开的参议会；林老总是认真负责地做政府工作报告，向边区人民全面汇报工，总结成绩，指明缺点，虚心听取意见；且亲自研究处理各位代表的提案，凡属有益于人民的建议，他督促有关单位办好。他按照中央指示，从边区、县到并区、乡，普遍实行“三三制”。他本人和党外人士李鼎铭等先生，团结合作得很好。毛泽东同志曾说：“三三制”搞得最好的是陕北。林老等同志领导边区政府坚决实行中央号召的精兵简政，要求各级政府机关，努力做到精简、统一、提高工作效能，注意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对于贪污渎职、营私舞弊等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行为，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严肃查明处理。他规定凡是县长调动工作，都必须将文件处理和财政开支等情况造册移交清楚，然后才能离任。在林老倡导下，边区政府形成一股发扬民主、克己奉公的好风气。中外进步的记者和参观团来到陕甘宁边区，都称赞边区政府是一个廉洁的抗日民主政府，真正实行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它与国民党统治机关的腐败，形成鲜明的对照。     　　边区地广人稀，一向生产落后，人民生活贫苦。林老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认真抓好边区的经济建设，强调这是“我们工作的中心之中心”。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边区高干会上发表了关于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重要讲话，林老立即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指出要克服保守的单纯财政观点，必须首先有效地发展经济，才能解决财政的困难。林老主持的边区政府，尤其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推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如减租、农贷、移民、变工合作、改造二流子、奖励劳动英雄和生产模范等等，充分发挥了边区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边区军民热烈响应毛泽本同志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热气腾腾的大生产运动。林老虽然年事已高，政务忙碌，却仍然以身作则，带头订出生产节约计划，保证全年变工种粮二石交公，并做到衣被自给。干部和群众闻讯后，生产节约热情更为高涨。三年间，边区军民垦荒达两百万亩以上，植棉从三万九千余亩扩展至三十一万五千余亩。林老还积极组织开办工厂，亲自帮助勘定厂址，物色技术人员，陆续办起了纺织、农具、皮革、造纸等工厂。国际救济总署的外国人来边区考察，十分惊讶地说：“边区的产品很不错呀!我们给了国民党那么多的钱，他们却什么都干不出来!”到抗战胜利前夕，边区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人民收入大大增加，公家取之于民的部分大大减少，粮食和日用品等基本自给，农业上做到“耕三余一”，“甚至“耕二余一”，财政平衡，物价稳定，一派丰衣足食景象。这不仅打破了当时敌人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而且有着战略意义。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犯边区，边区军民打了一年多的仗，粮食供给就没有发生严重困难。边区经济建设的成就，首先归功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但也凝结着林老的心血。 　　林老常说：我们共产党人，对人民的疾苦决不可漠不关心；创建新的精神文明，是我们的职责。旧社会留给边区人民的是文化十分落后，迷信愚昧严重。文盲曾占边区人口的百分之九十。林老一到边区，就很重视发展教育事业。他说：现在抗战，财政确有困难，但要舍得办学校，这方面不要卡得太紧，目光要放长远，要着眼于为新中国的未来培养人材。他对教育经费的调拨，学校干部的调配，总是尽力给予支持。在一九三六年以前，边区只有一百二十所小学，近两千名学生，至一九四○年就发展至一千三百四十一所小学，四万一千四百五十八名学生。一些中等学校及延安大学等也开办起来了，还兴起了大批识字组、夜校和半日制学校。边区原来卫生水平很低，疾病和死亡威胁着群众，一些地区婴孩死亡率竟达百分之六十，两千多个巫神到处招摇撞骗。林老领导边区政府，大力培养中、西医生，发动他们到民间服务，改造巫神，改变群众中的不卫生习惯，乃至建厕所，立猪圈、挖水井、灭虱子、新法接生等等，只要是有利于解救人民疾苦的事，林老都亲自抓，努力改善边区人民的健康水平。 　　林老和边区人民心连心，他的生命合着边区人民的脉搏一起跳动。边区人民也十分敬爱林老。记得有一次，边区民主选举参议员，群众在投票时议论说：“白胡子老头林主席，一心一意为咱们老百姓办事，经验多，领导好，一定得选上。”因此，林老在民主选举中得票最多。全国解放前夕，林老奉命离开边区赴西柏坡，边区召开欢送大会，许多干部、群众泪眼莹莹，对和他们多年同甘苦、共呼吸的林老，十分恋恋不舍。    　　四        　　在和林老相处中，我觉得他立身行事，律己甚严，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徐特立同志称赞林老是“党员之模范，足以型后辈。”     　　林老在党内年资很老，但他从不自视特殊，总是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要求。早在第一次大革命中，他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领导，已经是很有声望的名流了，但他作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严格参加所在支部的组织生活，对于年轻的省委书记陈延年同志和支部书记徐彬如同志，他都十分尊重，所布置的任务，他总是不折不扣努力去完成。当时他每月工资三百余元，很大部分都交了党费，个人生活都很俭约刻苦。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林老总是不计个人和家庭利益，坚决服从党的安排。 　　一九三二年他从苏联潜返上海，当时妻、女都在同一城市，但因工作需要，他临家门而不入。在从中央苏区出发长征时，他爱人范乐春同志正值分娩后不久，组织决定她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林老表示坚决服从，并且语重心长地对爱人说：“我们都是党的儿女，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你要目光远大，看到我们的前途，坚信我们是会胜利的。”后来，范乐春同志不负林老所望，和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坚持在闽西根据地艰苦地进行武装斗争，直至不幸病逝。     　　毛泽东同志称赞林老是一位正派人。林老经常教育干部要有正派作风。他说：正派作风就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就是实事求是，求得真实情况和它的规律，因为马列主义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在陕甘宁边区，他总是努力深入群众，调查实际，掌握第一手情况。我常见到他在早晚散步之际，用一口流利的陕北话和老乡攀谈，群众中的一些思想情况和生产、生活问题，往往就摸到手了。有时他从重庆、西安一返回延安，就拄个棍棍，挨着窑洞一个个走，向各厅、处了解情况，发现了问题，就循循善诱，及时指导。他不辞辛劳，经常率领同志跋山涉水，深入基层调查情况，检查工作，向群众汲取新鲜营养。一九四三年春，他下农村十日，对春耕情绪、开荒计划、基层干部工作作风等问题，了解得十分真切，并且在群众中获得了解决存在问题的办法。例如，当时一些地方变工搞不起来，林老发现安塞县卫家塔大变工队有效地组织了劳动力，变工开荒取得很好的成果，便用这一事实向群众宣传了变工的好处。林老还亲自撰写文章，宣传推广这个先进经验。他在文中热情歌颂劳动群众：“为什么我们不应向你们学习呢，你们大地的儿子，人类的智慧、血汗，不都是埋藏在劳动中吗?”并且说他这次下农村，“觉得实际的内容太丰富了，需要虚心去学习的地方还多着呢。”    　　林老又常说：满招损，谦受益。他谦虚谨慎，勇于举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严于解剖自己。他认为，必须养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才能冲刷党内难免存在的坏东西，整顿好队伍，浩浩荡荡向着光明的道路前进。在整风运动中，我听到林老开豁坦达地说：我们共产党员不是掩饰自己错误的小人，而是胸襟宽大的君子，态度光明磊落，欢迎党内外一切批评，而且心里很快乐，象古话所说的，知“道”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他还说过，批评帮助同志，就象下药助人治病，“药入不出汗，厥疾不瘳”，所以态度要严肃恳切，才能帮助有毛病的同志，“在那‘天人交战’的关头，有走向正确方向的勇敢精神。”这些精隽的语言，多么启人心智。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在工作中，他一旦发现了自、己的缺点错误，总是主动作自我批评，加以纠正。一九四二年他到甘泉、鄜县两地检查工作，曾批评了鄜县的群众工作做得差。一九四八年胡宗南反动军队侵犯边区被击败后，严酷的战争考验证明鄜县的群众工作做得是好的。虽然事隔六年了，林老却专门对鄜县的县长郑重地说：“实践证明过去我对你们批评错了，请你一定向县里全体干部说清楚这个情况，表示我的道歉。”这位县长很感动说：“不必了，我们的工作也确有缺点。”林老又认真地说：“这不是你我个人的问题，对工作、对我自己，必须有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     　　林老善于团结全体同志，十分关怀爱护干部。他工于诗词，在延水之畔发起组织“怀安诗社”，借此和党内外一些老同志、老知识分子团聚一起，磨砺革命情操。他和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诸老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革命情谊；对中青年干部，他没有长辈架子，也能打成一片。有时他到我的窑洞来下围棋，落子爽利如其性格，他指敲棋枰，不知不觉就和我谈起心来了。有时他教大家引亢高歌革命歌曲：“广州暴动苏维埃，中国革命新纪元……”火热的战斗激情，把他和年轻战友们熔合在一起。他是边区一府之长，却平易近人，谁有事去找他，他总是拨冗相见，谆谆教诲，从不厌倦。工作中发生了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因此，大家都愿意对他讲心里话，觉得他就象是自己家中的慈爱的老人。     　　五    　　林老从一位老同盟会员，变成为坚强的共产党员，从大元帅府的参议，变成为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走过了不平凡的不断进步的路。他认为，他是抱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热忱，向着真理，走上了实现祖国繁荣昌盛的历史必由之路；这条路，是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合乎历史逻辑的前进之路。他总是热心盼望和帮助一切爱国的党外人士，一起来走这条进步之路。 　　林老多年襄赞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对他的先师是十分崇敬的。林老认为；孙中山不愧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他在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从旧三民主义到革命的新三民主义的转变。林老直接参与了这个转变、对孙中山的进步起了积极的影响。在李大钊和林老的介绍下，孙中山一九二一年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九二二年和苏联政府代表越飞，先后进行了两次重要会晤，后来发表了著名的《孙中山越飞宣言》。林老积极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推荐毛泽东同志等优秀的年轻共产党人，一起参加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通过对国民党内右派分子的辩论和斗争，确立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此，毛泽东、李大钊和林老等共产党人，起了重要的作用。林老以后不止一次谈到，当时正因为有了共产党人的努力，国共两党之间才有了合作的党、合作的政府、合作的军队，民主革命事业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林老很敬佩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的“积四十年之经验”，达到了和我党相同的一个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林老亲身感受、深切体会到：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在四十年漫长而曲折的革命斗争中，在国际国内空前深刻的历史转变过程中，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和历史共同前进，从而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毕生追求实现“天下为公”，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林老常常吟诵孙中山先生的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认为这振聋发聩的精言至理，值得我中华民族全体同胞深刻体会。 　　林老长期为建立和发展我党的统一战线做过许多工作，是很有成绩的。在他看来，统一战线在不同时期虽有不同内容，但归根结蒂是要团结一切民主爱国力量，抗击外侮，战胜内敌，共同建设祖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他在两党之间起了很好的桥梁和促进作用。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他经常奔波于延安和重庆、西安之间，协助周副主席，克服种种困难，为团结抗日、民主建国作了不懈的努力。对于一切不利于团结抗日和民主进步的行为，他坚持原则，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当时他担任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一九四四年他在国民参政会上代表中共首次提出中国应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表达了我党谋求国家民主进步的正义主张，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良好愿望，博得了广大进步爱国人士的赞扬。林老总是热诚帮助党外人士，包括国民党内他旧日相热的老同事跟上历史的进步。在解放战争后期，林老作为中共代表参加国共和谈，他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交谈，耐心做工作，争取他们站到人民的方面来。一些老同事、老朋友，虽然经历了各自不同的曲折道路，然而始分终合，又和林老站到一起来了。对此，林老是非常兴奋和欣喜的。一九四九年，当他赶赴东北迎接张澜、李济深等先生从香港北上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之时，当他随同毛主席在北京车站欢迎和平起义的原北伐军的老同事程潜将军之时，当他参加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和民主人士们一起瞻望徐徐升起五星红旗之时，他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言状的。 　　全国解放以后，他在政府工作中和党外民主人士进行了很好的合作，也很怀念一些老朋友，盼望他们能为祖国的统一和强盛作出贡献。每逢孙中山先生诞辰，他去北京碧云寺或中山堂参加纪念仪式，执礼甚恭。届时，他常和老同志、老朋友们一起缅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业绩，同时，也很关心云散在台湾或异域的旧日诸友的状况。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林老赴碧云寺纪念孙中山先生九二诞辰，与何香凝、李济深诸老，谈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不久之前在台湾回溯前尘，感慨万千，赋诗怀念大陆和旧友之事，林老深表同情，只是觉得于老诗曰“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未免过于伤感了。白首壮心的林老，当即步于诗原韵，挥笔亲书一绝：“不怕扫墓人白头，中山陵树绿悠悠，当年黄埔分明在，风雨同舟忆旧游。”林老的诗，表达了他希冀在台湾的旧友们，能深明大义，和祖国人民一起团聚在已是绿荫繁枝的中山陵树之下的殷切期望。林老曾写过两句警辟隽永的诗：“一滴终须归大海，几人到此悟平生?”是啊，尚在天涯海角另一方的中华民族的同胞，不论走过怎样曲折的道路，叶落须归根，涓流终入海，都应当为我们伟大祖国的统一、繁荣和富强，作出应有的贡献。美丽的宝岛台湾，终究要回到祖国怀抱里来的。我想，这正是林老的一个崇高而美好的遗愿。 　　(原载王首道：《怀念集》) 　　 怀念林伯渠同志/中共临澧县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