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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延安时期的民族工作*——纪念贾拓夫同志

李 维 汉

贾拓夫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和康生的残酷迫害，1967年5月7日逝世，已经13年多了。现在，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要是拓夫同志能够活着看到“四人帮”的覆灭，看到党中央率领全国各族人民向四个现代化奋勇进军，他该是多么高兴啊!又会竭尽他的才智，为党为人民做多少有益的工作啊! 　　拓夫同志是陕西党组织早期领导人之一。1933年，他代表陕西党组织，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参加党的六届五中全会，还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在中央白区工作部工作。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拓夫同志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到达陕北后，先任省委宣传部长，继任三边特委书记，并负责对内蒙古伊克昭盟和宁夏地区进行少数民族工作，三边特委下边设有蒙古工作委员会，从事伊克昭盟工作。参加这个委员会工作的有高岗、曹动之、赵通儒等。曹动之长期从事蒙古民族工作，解放后在宁夏贺兰山途中被反革命分子冷枪打中牺牲。 　　1936年“西安事变”后，党中央派拓夫同志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1939年调回延安，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下简称西工委)委员兼秘书。西工委存在的时间并不长，1938年底成立，1941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建立后即将工作移交该局后结束，拓夫同志也调西北局参加领导，并继续管理少数民族工作。因此，同拓夫同志共事的日子也不久。但是，由于西工委的工作在我们党的民族工作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拓夫同志在西工委的工作中又曾起过重要的作用，我和在西工委工作过的一部分同志，每当想起和他共同工作时的情景，总是对拓夫同志感到深深的怀念。 　　西北工作委员会是根据党在抗日时期的整个战略部署成立的，是我们党为了建立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建立这个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采取的组织措施之一。西工委的委员为张闻天、邓发、肖劲光、高岗、李富春、高自立、谢觉哉、贾拓夫、王若飞、李维汉。书记是张闻天同志兼任，李维汉任秘书长，同拓夫一起在张闻天同志领导下主持日常工作。当时在西工委一道工作的还有(依姓氏笔划为序)：孔飞(蒙)、王铎、牙含章、刘庚、刘春、朱侠夫、陈元方、何承华、何长庆、沈遐熙(回)、周仁山、张光天、郑义(回)、郭敬等同志。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少数民族工作，就是从西工委时期开始的。西工委除联系和指导陕甘宁边区党委的工作外，它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受党中央的委托，主管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绥远①5个省的白区工作，包括这5个省的少数民族工作——主要是回族工作和蒙族工作。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在西北地区已经占领了绥远省的大部分，不仅占领了铁路沿线的归绥市(即今呼和浩特)和包头市，而且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即以德王为首的伪“蒙疆自治政府”。当时，日寇还怀着一个更加恶毒的阴谋，它派遣特务，潜入我国的宁夏、甘肃、青海等省，企图分化回族上层，策动回族反动上层，在甘、青、宁3省成立一个类似伪“满洲国”那样的傀儡国——“回回国”。这个阴谋如果得逞，那就不仅严重威胁中国的整个西北地区，特别是要严重威胁党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的北部与西部的安全，严重威胁整个中国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安全。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当时实行一条“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对回回、蒙古等少数民族，则采取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所有这些都使中国各族广大人民感到亲痛仇快，极为不满。这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分化蒙、回民族的阴谋活动是有利的。 　　在这种情况下，争取回回民族和蒙古民族的广大人民，包括回族和蒙族的爱国上层人士，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是摆在我党面前的严重政治任务。做好这项工作，不仅要同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坚决斗争，同时还要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 　　在这方面，西工委成立以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调查研究回回民族问题，向中央提供全面情况，并提出争取回族广大人民(包括爱国的上层人士)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供中央参考。我们从回回民族的历史到它的现状，作了初步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拓夫同志为西工委起草《回回民族问题提纲》，上报党中央。后来我们又根据这项工作的研究成果，编写成了《回回民族问题》一书，经中央宣传部审查后，交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当时为了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全国范围内发行，这本书的编者没有署西工委或作者的名字，而是用了“民族问题研究会”的名义。 　　在《回回民族问题》这本书中，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问题理论和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承认回回是我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和勤劳勇敢的一个少数民族。这个问题在今天的广大读者看起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在当时来说，这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反动大汉族主义进行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当时蒋介石公开出面讲话，不承认回回是一个民族，而认为是汉人信奉了回教(伊斯兰教)的。当时回族的某些上层，也附和蒋介石的这种谰言。《回回民族问题》公开出版，从史实上和理论上给予国民党的反动大汉族主义以沉重打击，获得了全国回族人民，特别是回族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它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区，在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回族人民中，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向党中央提供蒙古民族问题的系统情况，作为党中央制定蒙族地区的各项具体政策的依据，西工委还比较系统地研究过蒙古民族问题，从它的历史到它的现状，向中央作了《蒙古民族问题提纲》的报告。 　　西工委向中央作的《回回民族问题提纲》和《蒙古民族问题提纲》这两个报告，提出了党对团结回回民族和蒙古民族共同抗日的各项具体政策，这是西工委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两件大事。这两个文件都提到中央书记处讨论过。毛主席并在上面亲笔批了“中央书记处原则通过”。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回回民族问题提纲》时，由于提纲中原来只讲到“反对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因此毛主席指出：“还要同时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这就为我们在民族工作中开展反对两种倾向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根据中央批准的《回回民族问题提纲》和《蒙古民族问题提纲》的精神和我们党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在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允许回族和蒙族人民在他们聚居的地方实行自治的权利。1941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文规定：“根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接着就在回族聚居较多的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和三边分区的定边县，建立了回民自治村，在三边分区的城川建立了蒙民自治区。在1941年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边区的回族人民和蒙族人民各选出参议员1名，出席了会议。接着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民族事务委员会，在边区政府统一领导下管理境内少数民族的事务。所有这些，就是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在陕甘宁边区民族工作方面的具体体现。 　　西工委当时为了更好地完成争取与团结广大回族人民与蒙族人民，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伟大历史任务，经过党中央的批准，还做了如下几项有意义并且有重大影响的工作。 　　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回民救国协会(简称回协)。当时我党争取与团结陕甘宁边区广大回族人民(包括爱国的上层人士)的具体工作，很多是通过回协负责做的。为了在西北各省回族人民中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回协在延安北门外建立了一座清真寺，并请来了一位年高的阿訇主持这个清真寺的宗教活动。值得指出的是，这座清真寺的门口有一座石牌坊，上面镌刻了“清真寺”3个大字，是毛主席亲笔写的。清真寺座落在群山环抱的一个丘陵上，地名桃花山，是延安的一个风景区。 　　为了尊重回族人民的生活习惯，拓夫同志还建议回协在延安市设立了两所清真食堂，为来往的回族人民提供了饮食方便。 　　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和陕甘宁边区蒙古文化促进会，这是当时西工委为了开展回民和蒙民工作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它们的主要任务是向西北各省的回族和蒙古人民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党对回回民族和蒙古民族实行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回民文化促进会的会长是由谢觉哉同志兼任的。蒙古文化促进会的会长是由吴玉章同志兼任的。 　　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在西北蒙古人民中的政治影响，蒙古文化促进会在延安兰家坪对面延河东岸的邻近山坡下，建立了一座成吉思汗纪念堂。同样值得提到的是，“成吉思汗纪念堂”这7个大字，也是毛主席亲笔写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同志，还特地用白色石膏，塑造了成吉思汗的半身像。 　　上面提到的这几项工作，都是在拓夫同志负责下进行的。 　　拓夫同志在西工委工作期间，他办的每一件事，都是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的。他主张厉行节约，少花钱多办事。在修建成吉思汗纪念堂时，当时有的同志提出各种方案。拓夫同志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就在山坡下，挖掘3个大窑洞，内部是打通的，墙壁用白色石灰粉刷，只在窑洞门口，搭盖了3间屋檐，以防风雨侵蚀。结果只花了很少的钱，在很快的时间内，修建工程就完工了。它的外形给人的印象是既朴素又大方。 　　为了在西北5省逐步开展少数民族工作，西工委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培养少数民族的革命干部，当时延安各学校都有少数民族学员参加学习。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940年西工委在延安成立了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陕北公学民族部。在校学习的有藏、彝、回、蒙等民族的青年，其中几十个蒙族青年是大青山根据地蒙政科从土默特旗等敌占区选送来的。1941年，党中央又决定，民族部由陕北公学分出来，加以扩大，改组成为延安民族学院。在延安中央党校也有专门为了培养回族干部而设立的回回班，这个班后来也合并到了民族学院。民院内部是按民族分班的，有蒙民班、回民班、藏民班、彝民班等。延安民族学院和其他各个院校为我们党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 　　西工委的回民工作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是，帮助西北回族人民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回民团。这个团的前身是一部分参加了甘肃省西吉、海原、固原3县暴动的回族农民，他们因为不堪忍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压迫剥削，于1939年爆发了一场反抗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统治者民族压迫的、有2万多人参加的回族农民起义。这次起义不久就被国民党镇压而失败了，保留下来的数百人进入了陕甘宁边区，党和人民政府亲切地接待了他们，后来改编成了边区的回民团。西工委为这个团派了几个作政治教育工作的干部。 　　当时同西海固回族农民群众到陕甘宁边区的，还有当地伊斯兰教哲含令耶派沙沟门宦的一位上层人士，他因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受到政治迫害，到边区避难。与此同时，伊克昭盟有一位蒙族的上层人士,也因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到边区避难。他们都受到热情接待和适当安排。拓夫同志还经常找他们谈话，做思想政治工作。 　　选派合适的干部，深入陕西、甘肃、绥远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去做地下工作，也是西工委少数民族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项工作是由拓夫同志经手办理的。从解放后得悉的情况来看，也是有一定成绩的。 　　拓夫同志主持西工委日常工作时期，对于陕、甘、宁、青、绥5省一般情况(包括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等)的调查研究，也是十分重视的。他在资料来源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公开的和秘密的各种渠道，搜集了尽可能多的各种资料，并发动西工委的许多同志，参加这项调查研究工作。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编写成了5本资料书，这就是：《抗战中的陕西》、《抗战中的甘肃》、《抗战中的宁夏》、《抗战中的青海》和《抗战中的绥远》。当时都由延安解放社内部出版发行。拓夫同志参加了每一本书的审阅、修改、定稿。这5本书的编成出版，当时对中央和有关部门了解西北5省的一般情况，作出了有用的贡献。 　　这里联想到拓夫同志关心同志们生活困难的一件事情。当时延安实行的是供给制，干部每人每月只有两块半边币(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纸币)的津贴，生活是很艰苦的。抗战中的陕、甘、宁、青、绥5本书出版时，曾拿到为数不多的一笔稿费，拓夫同志根据在编写过程中付出劳动量的大小，把全部稿费都分给了同志们，用来改善生活，拓夫同志自己只分了很少的一部分。后来他发现朱侠夫同志有病，他因为没有参加编写而未分得稿费，拓夫同志就把自己分得的稿费全部给了朱侠夫同志。 　　我们和拓夫同志在西工委共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为人正派，对革命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工作作风稳重细致，思想政策水平也相当高，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共产党员所具有的实事求是、讲求效率、联系群众、遵守纪律、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等高贵品质。拓夫同志很重视调查研究，在他主持下，曾派出几个调查组，到陕甘宁边区回民区和伊克昭盟作深入的调查，获得了很多第一手的重要材料。所有这些都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拓夫同志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在西工委工作时，他是带病工作的，身体很弱，但他工作起来，就忘了自己有病，有时白天开会，晚上又通宵工作。人们看到这种情况，都为他的健康担心，有时劝他保重身体，注意休息，他只感谢同志们对他的关心，但仍坚持工作，坚持斗争．拓夫同志在日常生活方面从不追求任何特权，从不要求组织上给他任何特殊照顾。拓夫同志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本色。 　　拓夫同志对待下级的平等精神和民主作风是更令人钦敬的。拓夫同志作风上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平易近人。他对干部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官气。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拓夫同志对干部发过脾气，从来没有听到拓夫同志说出训人的话。遇到干部犯有这样那样错误时，总是耐心进行教育，提出自己的意见，让对方考虑，从不强加于人。所以当1967年听到拓夫同志惨遭“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不幸消息时，许多同志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 　　他的这些优良的作风，使我们怀念不置。   　　西工委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年半，但它在中央和张闻天同志的领导下，为我党的民族工作积累了初步的可取的经验。在这当中，拓夫同志的劳作，提供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拓夫同志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悼念拓夫同志要发扬延安时期的那种不怕牺牲、不求特权、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为祖国的四化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①绥远，时为省治，1954年撤销，其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贾拓夫/中国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