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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真理而牺牲——贾拓夫同志去世26周年祭

薛 葆 鼎

贾拓夫同志惨遭“四人帮”、康生等迫害致死，已经26周年了。 　　1959年4月，党中央委托陈云同志到国家计委来与中央有关部委一同落实当年钢铁工业的生产指标。陈云同志十分认真，用了3个多月时间，耐心倾听了全国性钢铁工业内部矿山、炼焦、炼铁、炼钢、轧钢各个环节的生产能力，按日统计的产量，到年底包括陆续新投产的设备能力在内可能完成的产量，当时钢铁产品分配和销售的情况及国民经济动态中煤炭、运输、商业、外贸、财政、金融等情况。我当时任国家计委重工业局主管综合业务的第一副局长，奉命参加当年钢铁工业计划指标的落实工作，我先向国家计委以李富春同志为书记、贾拓夫同志为副书记的党组作了初步汇报，再根据国家计委党组的指示如实向陈云同志主持的有七八位副总理和有关部长参加的小会汇报了国家计委重工业局准备的各种可能的方案和经过筛选的可行方案。最后陈云同志上报中央，建议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定为1300万吨。 　　在落实1959年钢产量指标的过程中，贾拓夫同志认真听取了一系列的关于钢铁生产的汇报，也几次找我和景林(机械局副局长)到他的办公室和家里去深入研究，在国家计委党组扩大会议上两次支持我们重工局关于降低1959年的产量指标的建议。这个时候，贾拓夫同志已经看到了影响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许多严重问题，但在那技术性问题和指标性问题都被当作政治性问题的时候，又鉴于1956年和南宁会议上已有过“反冒进”的政治空气，所以他没有正面指出什么系统性的不同意“大跃进”的见解，或暗示正面呼吁暂缓跃进的见解。他只是希望国民经济发展得快一些，也赞成“大跃进”的实践，并不一味反对高指标，而只是反对不切实际的、不落实的高指标。他希望国民经济能均衡地稳步地积极发展，不要搞得全面紧张，不要搞得问题成堆，以致十分被动。看来他心里明白，就是这样做也可能会被当作右倾保守，但是出于对党对人民负责的责任感，他又不能不说。他处的地位对上对下都是十分为难的。直到计划指标落实后，他才比较松了一口气。 　　然而庐山会议后，国家计委七楼会议室便成了中央工交各部委领导人批判斗争贾拓夫同志的会场。批判他的“右倾”，批判他的“三反”，还追查他与彭德怀同志的关系。甚至硬说贾拓夫同志在国家计委组织了一个“右倾司令部”，把一些干部说成是这个“司令部”的“参谋长”、“干将”等等。那时我已患病动手术住院，等我出院，贾拓夫同志已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下放到抚顺电厂当厂长去“锻炼”了。不久，我和景林也被划为“贾拓夫在国家计委的右倾机会主义小集团分子”给予降职处分，国家计委委员兼综合局局长廖季立和轻工业局局长沈海清没给戴帽子但也受到降职处分，还有些同志也被迫多次检讨。 　　我同贾拓夫同志私交不深，在1958年夏第一届国家建委撤销而调入国家计委之前，在工作上和上下级之间毫无直接来往。1958年秋我去东北调查冶金、机械和化学工业情况。在鞍钢看到各地调运来的土铁一半是砂土瓦砾，堆积如山，无法利用，所谓的好钢好铁含硫含硅的部颁质量标准早已放宽到不合格的程度；在沈阳看到第一机床厂奉命保“五保户”而朝令夕改，铸件还未脱去沙模就一箱箱层层堆积着，不知如何好为“大炼钢铁”效劳；在哈尔滨看到锅炉厂、汽轮机厂、发电机厂因钢管、钢板、钢条进料不合格，正为大批半成品报废而中断生产。至于东北的几个化工厂，则听任设备和厂房被渗漏的化学液气腐蚀着来不及检修，却在院内大炼土钢土铁。直到101铝加工厂，才见到做飞机机翼的铝合金片压延，因为彭老总说军工产品不合格，按军法行事，有半数以上合乎质量规格。在28个大型企业内，只有半个企业的产品质量检查监督制度没被破除。我从东北赶到上海，把在东北看到的情况给正在参加中央上海会议的富春书记和拓夫副书记写了一张签条，受到他们的赞同。 　　1962年夏，国家计委党组、党委为我和景林、廖季立、沈海清等人彻底平反，赔礼道歉，郑重声明“1959年国家计委内部不存在路线性小集团”，“国家计委重工业局内部也不存在一贯性的路线斗争”。可是听说对贾拓夫同志仍未予平反，我纳闷不解，后来才听说他又被牵连到所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一案中去，又被进行审查了。真是想不到。 　　“四清”运动之前，孙冶方同志偶然遇见了贾拓夫同志。孙冶方是30年代从苏联留学回国的老同志，1958年至1960年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时国家计委党组，富春、拓夫和冶方相互很尊重，富春、拓夫都认为冶方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家，对那时的经济问题有不少独到的见解。熟人相见，披肝沥胆。拓夫同志说：“老孙，我身体很好，精神状态也很好。1959年的问题也没有什么，我早想明白了，真理可以不辩自明，也可以愈辩愈明。”接着又说：“大办钢铁嘛，不到那么高的温度，矿石炼不成铁；不在高温下吹氧脱碳，铁炼不成钢。至于钢铁指标高一点低一点，本来不值得有所争执。”“我到基层多看看，对个人也有好处，精神上也是愉快的。可是眼看3年大跃进之后还得有3年大调整，国民经济受损失那么大，党的威信受影响那么大，不是滋味，只希望你们学术界、理论界帮助党中央多多提供点好建议，把国民经济早点搞好，老百姓就叨党的光了。拓夫同志也没有料到，在不久开展的“四清”运动中，孙冶方同志也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 　　1980年3月，中央机关700多人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公祭贾拓夫同志。薄一波同志致悼词说：过去“强加给贾拓夫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已统统推倒。”“党中央为贾拓夫同志一生的革命活动作了全面公正的评价，为他平反，恢复名誉，使多年沉冤得到昭雪。”我和景林、廖季立、沈海清等都参加了这场公祭，我们几个人1959年的问题都已经平反了，然而贾拓夫同志虽然得到了昭雪却已为真理而牺牲了生命。我们相对无言，黯然神伤，无泪可挥，悲愤满腔! 　　回过头来追溯，在那“大跃进”的年代里，贾拓夫同志到底说了哪些为一般人所不敢说的真话呢?就我们接触到的而言，最难能可贵的，我认为是这样几点： 　　一、他认定社会生产力是环环相衔接，互为条件，按比例发展的，必需严肃对待，所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应该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他说，对自然科学他不敢多说什么，那是本人文化水平问题，但是常识告诉我们，矿要成铁，铁要成钢，钢要成材，材要成器，器要配套，才会有用而且生利，国民经济才能良性循环，才能多积累以从事于扩大再生产。如果连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便硬说还可以大发展甚至实现空想的目标，这不是唯物论，不是辩证法，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在日新月异，而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就在于最能随时吸收自然科学的成果来丰富自己学说，一切违背科学规律的现实，即使是存在的，也不可能合理，也不可能有前途。 　　二、他认定科学技术所以能反映自然规律，是因为经过千百次验证而每次都可以准确地重现一定数据。经济规律及自然规律那么严格，但也得经过科学方法的验证。现在且不说土钢土铁能否经受得住质量检验，能否轧材成器，即以未经过小规模的中间试验取得肯定成功的结果就用国民经济来做试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而言，在方法论上也是说不过去的。 　　三、他联系总路线和“大跃进”谈自己的工作心得时说过，“老路不能全否定，新路不能全肯定”。他概括地说明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按比例发展是理该注意的，贸然发动亿万群众用“小土”设备来实现工业“跃进”的方式，还不能完全肯定，至少已由此带来的不少问题必须认真解决。 　　四、他联系当时国民经济形势招架不住那种“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不起来”的不平衡发展，非但为国民经济受损失担忧，尤其为党因为犯政治错误而影响威信而难受。刘鼎同志等五六路“精钢小组”回京汇报说，石家庄一带炼土焦每夜火光冲天，群众评为“火烧连营七百里”；华北平原地里的“棉花一片白”，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批上山开矿支援“大炼钢铁”去了，剩下的只是“佘太君和小罗成”，眼看要“丰产不能丰收”，损失之大已无法挽救，而包括有些中央机关内还在“电话铃日夜响，卫星捷报满天飞。”贾拓夫同志听后茶饭无心，痛心地说：当到用历史来说明问题时，只能说明未能把错误消灭于萌芽状态，是犯了的更大错误。 　　五、他说“以虚带实”就是要理论与实践结合，用先进的理论指导我们的实际行动。要紧的是“就实务虚”，不能空虚到不切合实际。太虚了就进入了“太虚幻境”，有无不分，真假难辨。这虚与实的关系要正确掌握。重点企业，重点行业，影响国民经济的计划指标，可不能心血来潮、胡思乱想，一定要多调查研究，搞个水落石出、避免虚假。有些是科学规律与技术经验，可不能否定，也不能乱套用否定之否定的定律任意对待。社会主义，恩格斯讲是从空想到科学，其中有一条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可要学会以完备的知识来运用。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行动。 　　贾拓夫同志当时所处的地位，对上级的意图要传达，对下级的情绪要照顾，有些话不可能说的那么透，然而就是这些话已经反映出他为探索真理矛盾的心情了。 　　马克思说过：“我已拯救过我的灵魂。”贾拓夫同志的灵魂是真善美的，为真理而牺牲的人，人民是会永远怀念他的。 　　拓夫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阐述的党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对当时巩固和提高手工业合作组织、发展手工业生产，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起到了重大的推动和鼓舞作用。即是在现在，也还是不失其指导意义的。因此，在拓夫同志逝世26周年之际，我们更加怀念他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怀念他对手工业劳动者的关怀。 　　(1993年6月8日) 　　 贾拓夫/中国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