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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描写川康特异社会人生的艺术高手 |
| 李红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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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苏光文教授
引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家都是著作等身、光芒四射的知名人物，比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周作人、冰心、徐志摩、丁玲等文坛巨将，既是读者所熟知，也是评论界所公认的。然而，还有不少作家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出过光和热，他们却很少被评论界所关注，更不为读者所熟悉。周文便是不被众多人所熟知的一位。
笔者翻阅了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周文的名字很难见到。近十几年来，周文的名字才逐渐进入部分研究者的视野。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中，提到了周文创作的几部小说。1997年，周文诞辰九十周年时，陕西省社科联、延安文艺学会、四川省文联、上海左联纪念馆等单位联合发起了纪念周文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周文生前好友和一些学者撰写了回忆性文章以及评论文章，这些文章汇集成论文集《论周文》一书中。不过，论文集中的文章大多是讨论周文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活动情况，尤其是他在延安所做的文艺大众化的推广工作，对于他的小说创作论述很少。对周文小说创作开始进行较为全面研究的应该是杨义，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周文的小说列出了专节进行评论。
主编《周文选集》的张大明认为“他(周文)是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和新闻工作者，然后是作家，是文艺战士。”①这的确是事实，周文由于革命的需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五年，而其他时间在从事革命活动。不过，周文这五年文学创作却有着深切而长远的价值意义。五年中，周文创作有小说、散文、讽刺小品文和文艺论文，其中以小说成就最高。杨义评价他说：“这是一个小说创作历时不长，却以丰厚而特异的生活积累，于三、五年间迅速成为艺术高手的作家。”②
周文的小说之所以具有价值，主要在于他独特的生活感受与体验以及小说意义世界的与众不同。周文小说主要反映以川康军阀统治为背景的社会生活，这部分小说最富有艺术魅力。本文即对周文描写川康边地生活的小说进行了较为系统地论述。
一 背景扫描
(一)川康特异文化语境
四川历来以“天府之国”而闻名于世。在这块沃土上，因独特的地貌环境而孕育出源远流长的巴蜀文化。杜甫在《剑门》一诗中称赞道：“川岳储精英，天府兴宝藏。”但因“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故，四川又形成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其卦值坤，故多斑彩文章；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星应舆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与秦同分，故多悍勇。”③在长期的历史文化演进过程中，四川这片土地诞生了司马相如、杨雄、李密、陈子昂、李白、苏轼、李调元等文学巨匠。他们把美丽的巴山蜀水和巴蜀人民为自身的生存、繁衍及社会的发展所作的种种努力，进行记录、抒发、讴歌。进入二十世纪后，丰厚的历史文化和多变的社会人生环境又孕育产生了一大批巴蜀文学作家，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艾芜、阳翰笙等人，不但造就了巴蜀文学的新辉煌，而且为中国民族文学的发展与现代化转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四川因其地理形势被称为“盆地”。“天府之国”的美誉以及巴蜀文化的背景，主要是指“盆地”中部、南部和东部，绝不包括西部大片土地。现在四川西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面积约占四川总面积的一半。这里山高地险，人烟稀少，主要分布着藏、彝、回等少数民族，历朝历代的外地人很少进入该地，因此号称“神秘之地”。四川西部川康一带历史上称谓较多，据《西康历史》记载：“中代所称为西戎、西羌、西域，近代所称为西蕃、乌斯藏、西藏，以及晚近外人所称为秘密国者。”
川康一带山脉纵横，地表崎岖，地貌类型复杂多样。这里气候十分恶劣，《西康历史》指出：“每日午后，必起大风，常年多寒逾飞越岭入康境，虽盛夏之时，翘首西徼，遥望崇山峻岭，雪光皑皑，烁如银山。”此地的高山多由变质岩、花岗岩等硬岩构成，山势陡峭，多角峰，相对高度达1000米～2000米，接受青藏高原的一些地方还有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终年积雪。川康在气候、地势、植被、土壤等方面各地差异较大，有些地方沟壑纵横，江河密布其中，比如大渡河、金沙江、岷江、雅砻藏布江、青衣江等。由于地势落差较大，江河之水易暴涨暴落，加之此地位于活动性断裂带上，易受地震影响，山崩、滑坡、泥石流等病害地貌较为突出。在海拔较低的地区覆盖有森林，森林类型和树种随海拔高度不同，都有明显差异。3100米～3400米为杜鹃灌木丛林；2600米～3100米多为冷杉、云杉及少量桦木组成的高山针叶林；2300米～2600米为铁杉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林下多箭竹；1000米～2300米为常绿阔叶林和落叶阔叶林、常绿阔叶混交林，树种多为石栎、楠木、榕树、桦树、青杠等。川康一带生长着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白唇鹿、苏门羚、麂、小熊猫等我国稀有的珍贵动物。
川康由于道路崎岖，山重水复，因而居民稀少，村庄寥落。据《西康历史》记载：“关外汉少夷多，文教不通，语言隔阂，衣服饮食，尤为特异。其俗崇尚佛法，以红黄两教为正宗。人之秀颖者，皆学喇嘛，研究佛法。”解放前，川康一带交通十分闭塞，运行十分困难，外面的人很难进去，里面的人也很难出来。即使在里面，运输工具主要靠人背马驮，居民间的交往极为有限，真正是“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川康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辛亥革命以前，此地一直归土司管理，属于农奴制社会。这些土司世代世袭，近似先秦时代的诸侯，对其所辖之地，所管之民，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其残酷的压榨剥削，比封建社会统治更为残酷和落后。
辛亥革命之后，四川护法战争正式发生之前，滇、黔军和川军为争夺四川的军政大权，终于酿成1917年的“刘罗”(刘存厚和罗佩金)、“刘戴”(刘存厚和戴戡)两次省门大战，标志着四川地区也是西南军阀混战的开始。据统计，“刘罗之战”造成百姓伤亡在3000人以上，财产损失达47万余元，烧毁房屋780户，被抢劫的更达1194户。“刘戴之战”较之“刘罗之战”，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更大：“合计省城繁盛之处，已焚去一半，人民十余万，诚数百年未有之浩劫也。”④在军阀混战中，人民蒙受浩劫，流离失所，哀鸿遍野，村市丘墟。
“刘罗”、“刘戴”之战是四川地区军阀混战的开始。从此以后，四川军阀混战次数之多、时间之长、危害之巨，在全国也颇为罕见。而这一现象的出现，与1918年“防区制”的形成又有直接的渊源。所谓防区制，就是各个军阀在所驻区域内，不仅可以截留税款，把持捐税，任意征发，而且可以委任行政财政官吏，对老百姓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每个防区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1918年7月，熊克武以靖国军总司令名义，发布了《四川靖国各军卫戍及清乡剿匪区域表》⑤，将川军各部驻地划分为11个区域，各驻原地，分区卫戍。这便为防区制首开其端。1919年4月，熊克武发布“四川靖国各军驻防区域表”⑥，将原来“卫戍区域”的名称改为“驻防区域”，这样防区制就具体化了。起初，各军在所辖防区内只是就地划饷，后来，逐渐变成就地筹饷。在大小军阀看来，有防区制便有军费；有了军费，就能不断扩军；实力扩大，可又争夺防区。四川此后循环不已的军阀混战，就由此埋下祸端。“防区制形成不久，滇系军阀和四川军阀对四川的争夺，终于在1920年5月至10月，爆发了全川规模的川、滇、黔军大混战。”⑦此后，滇、黔军虽然被迫退出四川，但四川军阀又连年混战，四川人民被置于军阀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
军阀混战不但给四川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而且连自古以来就比较封闭的川康老百姓也惨遭军阀蹂躏之苦。周文青少年时期就在军阀混战中度过，而且亲眼目睹了军阀战争的全过程。
(二)周文特异人生经历与创作历程
周文，原名何开荣，字何稻玉，1907年6月17日(农历五月初七)出生在原西康省荥经县城关镇一个破落书香门第家庭。那里接近康藏高原，翻过二郎山，就是大渡河的泸定桥。西面是折多山和大雪山，山脉绵亘不断。荥经原是汉代蜀郡严道县之地，这里滨临青衣江，是通往长江航运的起点，其西通往丽水的陆路，只要通过零关道和牦牛道(今泸定)以后，途程既近，道路也不难通行。古时候，“严道不仅东运便利，而且也可防御牦牛种的羌族入侵。”⑧零关道是汉代著名的九折坡所在之地，《太平寰宇记》中写到：“灵关山在雅州芦山县北二十里，峰岭嵯峨，灵关镇在县北八十二里，四面险峻，控带蕃落。”这里地势险峻，就是控制蕃落(少数民族部落)的雄关。荥经由于易守难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为四川军阀争夺之地，因而战争连年不断。
周文父亲原是秀才，后靠行医为生，家中兼开药店。六岁时，周文父亲逝世，又有两个年幼的弟弟，小弟过早夭折，二弟死于军阀混战中，周文是唯一存活下来的长子。周文母亲是一个会咏诗作画的人，她从小有着良好的教育，有家庭教师教她画画和诗文。他母亲善良而能干，家中虽然困难，守寡的母亲仍然把周文送到学校读书，她曾先后进入雅安明德小学和雅州联立中学读书达十年之久，他从小就写得一手好字，作文尤其出色。在学校里，周文打下了比较扎实丰厚的中国文化和古典文学基础。1923年，周文16岁时，靠母亲一人再也无法维持生活，懂事的他被迫辍学，走上谋生养家之途。他先到作川边军旅长的二表姐夫处做事，当书记员、鉴印官一类的职务，后随部队辗转到川康边境，目睹军阀在一个地区称王称霸，互相残杀，争夺地盘，施展各种手段，压迫与剥削人民，还看到那些无法生活，被强迫当炮灰的骨肉同胞，惨死在战场上。这些情景深深地刻印在他那年轻的脑海里，使他逐渐养成了坚毅、刚强的性格。这段时期的生活积累，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素材。军阀战败垮台了，他也失业了，后又被介绍到另一军阀办的军官学校当学员，学习政治、经济、帝国主义、三民主义等科目，接触到“五四”新思想、新文化，读到了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周文在军营生活了六年，每天的稍息、立正、练跑步，使他感到厌烦，于是在1929年时毅然离开军队，到外谋求真理。周文与文学发生关系，大约也在这个时候。他对社会和家庭表示出强烈不满，想发泄又无法发泄，于是在西康的图书馆里发现几本文学书，便象发现了新大陆一般，马上就结为好朋友。
为着推进当地白话文运动和传播新思想的进程，1930年春节前夕，周文利用寒假时机，组织旅蓉、旅雅几十个青年学生，先后成立了“读书会”和“文化促进会”，让学生读到新的书籍，这些书如鲁迅的《故乡》、郭沫若的《黄河与杨子江对话》、《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1930年2月(农历正月初八)，荥经县文化促进会在东方公园成立，并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戏剧(话剧)演出，周文男扮女装，担任《反对包办婚姻》的主演。在连续3天的庆祝活动中，周文和青年学生还演出了《私塾黑幕》、《刺伊藤》、郭沫若的《棠棣之花》、《3·13惨案》、《孙中山先生之死》、《月明之夜》、《子见南子》等戏剧。短短的40多天寒假里，周文在环境险恶，没有经费的情况下，在家乡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宣传活动，并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和革命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周文的文明戏演出遭到反动当局的追捕，不得不背井离乡，沿着大渡河，踏上川康公路，流落到成都、南京、杭州、安庆，过着极其艰苦的漂泊生活。在广大人民还是处在失业饥饿状态中，周文好不容易找到抄写卡片的临时工作，拼命抄写一天就得休憩十多天，所得的一元多钱，就得维持十天半月的生活。他住的是不出房租的四川会馆，吃的是摊头上出的饭馆泔脚，因此得了严重的肺病，吐血不止，也无钱就医。想到自己痛苦的人生经历，周文决定尝试用文学的方式将它表达出来。他拿起笔，写出对黑暗的诅咒，对光明的追求，他要走一条别样的人生之路。这期间，周文虽写过“四五个短篇”，后来都烧掉了。他真正的成功创作是在加入“左联”之后。
1931年“九一八”后，周文被介绍到安庆安徽省教育厅工作。在这里，他结识了左翼作家叶以群，叶此时受党委托在联络同志，开展左翼文化运动。通过叶的介绍，1932年，周文加入并担任左翼文化总同盟安徽分盟组织部长。至此，周文开始走上新的人生道路与文学道路。
1932年底，国民党当局在安徽大肆搜捕，安徽分盟遭破坏，周文来到上海，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三个月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丁玲、叶以群成为他的入党介绍人。这时的周文就象孩子找到了母亲，感到自己终于是一个“人”了。他以巨大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工作，认真踏实、埋头苦干、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使他在“左联”时期的工作有声有色，成绩斐然，成为“左联”的领导干部。1932年“一·二八”之后，周文以自己的生活为原型，写过一个10万字的长篇；接着又写了几个短篇，“一共七八万字，在一个偏僻地方的副刊发表”，据说都被他烧掉不存。他的成名作应该是1932年7月写的短篇小说《雪地》(署名何谷天，载1933年9月1日《文学》第1卷第3期)。周文自己说：“在烧的时候，我终于也写了一篇《雪地》，这可以说是在《铁流》和张天翼先生的一篇《二十一个》影响之下写成的。因为他们的那种行军生活，使我想起了西康的兵，就那么写出来了。”⑨
以后，周文又一连写了三、四篇小说，可是几个朋友看了都说不行，投了几家杂志也被退了回来。为什么呢?他找不出原因，便陷入了苦闷，其实，这也不是周文一个人碰到的困难。1933年夏，革命文坛正烦闷于偏重农村工厂一类题材上，公式化、概念化盛行。急求上进的青年作者们，只好伸手求援于自己的文学导师鲁迅了。鲁迅凭他的政治敏感与创作经验，最理解文学青年的处境和心情，便答应他们的请求，在一个由周文主持的创作座谈会上，与青年作者谈心，探讨左翼文学的创作问题。鲁迅说：“农村工厂题材自然重要，但当中国每个角落都陷于破产的现在，别的题材也还是很需要的。一方面，我们的作者们，大多都是从旧社会出来，情形熟悉，反戈一击，易致敌人的死命；另一方面，现在能看小说的大多数，究竟还是稍微能出得起钱买书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地使那些觉得这世界一切都完满的人们来看看他们所处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在这一点上，暴露的作品还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还是在怎样的看法。譬如别的人写跳舞场面罢，我们也未始不可以写，但我们的写法就和他们的不同，主要的是写实。”⑩
周文的文学创作活动，就这样受到了鲁迅的引导和直接帮助。他自己也承认：“我现在想起来，如果已得到了点益处的话，那么这益处我应该特别的感激《毁灭》、《铁流》……以及《呐喊》、《彷徨》等。”(11)周文决心沿着鲁迅指引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走下去。他说：“《雪地》的生活也许对于我比较熟悉了的缘故，所以笔一下去就碰着了吧。”(12)于是，他下决心要写川康边境，写军阀官僚，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人物。如《山坡上》、《山坡下》、《红丸》、《父子之间》、《一天几顿》、《一幢房里》、《爱》、《退却》、《冬天的春天》，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他的路子走对了，所以深有体会地说：“一个忠实于现实的作者所应该遵守的一个创作上的铁则，就是：应该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那么，那些生活和人物，我既然比较熟悉，把它采取下来，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想来是可以的罢?”(13)在鲁迅的启迪与培育下，周文逐步认识艺术作品决不是“故事的编排”与“政治的杂言”，而应该是以现实的人为主体，从现实生活中抽出典型，“并从那内在的联结的复杂关系上去把握住他的变化和发展”。而这种“变化和发展”应该是人物在典型的环境中的一种真实的心理状态的自然表露，决不是作者凭空想象出来的。事实正是这样，周文的作品，不论写人、叙事、绘景，都异常细腻、逼真，并且几乎都是毫不讳饰的白描，很少插进作者的评语与说明。当然，无庸讳言，由于过分强调具体，而使篇幅显得冗长，这又不能不说是他作品常见的毛病。
周文的写作态度十分认真。据他爱人郑育之回忆，每当他斜靠在床上默默无言，手上拿了一根火柴，不断搓卷的时候，这就是他在构思作品。他自称这个时候是“十月怀胎”。这样持续沉思些时日，然后日以继夜地伏案写起来，茶饭不思，困倦不知，嘈杂声无法干扰他，精彩娱乐难以吸引他，连续执笔，一气呵成。当这个作品写成的时候，就站起来说：“孩子生下来了!”并且每写完一篇作品都要拖着疲劳而沉重的步伐，走访友人，广泛征求修改意见。当短篇小说发表没有出路时，周文便根据需要着手进行中、长篇小说的创作。1936年，他完成了中篇小说《在白森镇》，1937年，他写完了唯一一部长篇小说《烟苗季》。
周文的写作应该是“业余”的，他在“左联”还担任了行政职务，有许多工作要做。据周文夫人郑育之回忆，周文经常是挤时间来写作。“晚上有工作，白天写；白天有工作，晚上写。病体不顾，人更消瘦，知情者谁不劝上两句!”(14)周文自己也说：“我弄文学，并没有想‘登龙’或者做文学家之类。从开始我就觉得要发泄，这一股怨气呀，好象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似的。”(15)可见，他写小说的动机是要发泄胸中的块垒，并不是无病呻吟，为写作而写作。可是，一些不知情者，反而讥笑他为“多产作家”!周文不动声色，出了一本集子，名曰《多产集》以示抗议。对那些文学的玩主、爱标榜“玩儿”“文学”的人，对那些并无丰厚的生活积累、却爱作无病呻吟的人，对那些缺少创作的真情实感、一心“想‘登龙’或者做‘文学家’”、一心想获大利从而靠热炒推销作品欺蒙读者的人，周文的只是“要发泄”的真诚的创作情感和创作态度，不是弥足珍贵、颇值得我们师范的么?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周文于1937年10月回到四川成都开展工作。他是组织和筹备文协成都分会的主要领导人，并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1940年2月，他与夫人郑育之带着两个女儿从四川徒步到达延安。周文本来希望在安定的环境下，把多年来积累的素材写成文艺作品。因为党的工作需要和毛泽东的建议，他不得不放弃写作计划，创办大众读物并担任社长，从事大众文化工作。解放后，周文被调到中共马列学院(现中央党校)任秘书长。1952年因肺病逝世，时年45岁。周文到延安后虽没能再写小说，但他对文学事业始终保持着一种眷恋的热情。正如丁玲在《周文选集》的《序》中所说：“他绝不象一些作家那样，把文学看作是敲门砖，当作是招牌，而对文学事业来却又十分绝情。据我所知，周文同志一直到死之前，还在希望着能够从当官的位置上回归到文学界的岗位上来，以期从事创作。正因为周文同志对文学事业抱有这种高尚的感情，所以他留下的作品，比起那些空头作家来，要珍贵得多。”(16)
是的，周文是做人作文一致、人品文品合一的。他敢于直面那惨淡的川康社会人生，他深感“这社会里面的人大抵都是青面獠牙、自私自利、刻毒残酷、卑鄙龌龊的”。(17)所以，他把那社会人生的恶浊面和扭曲变态的人性作为他小说创作的主要刻画对象。
二 掀开川康神秘面纱：周文小说的意义世界
(一)川康军阀：争斗与内耗的怪圈
周文青少年时代恰是四川军阀混战之时，他家不少的亲戚就在川军中任职，他能够在16岁时到西康军阀部队当文书，也主要凭借亲戚的帮助。六年的军队生涯，使周文亲眼目睹了军阀部队种种欺压人民、虐待士兵的惨状，以及军阀内部的腐败黑暗、勾心斗角的情景，激发了他对军阀的仇恨和军队生活的厌恶。他的小说绝大部分写的是他在四川军阀部队所体验的生活，因而具有浓厚的写实性和地域特色。
“封闭”四川在“盆地意识”中，历朝历代的蜀地的统治者在割据欲望的驱使下，引发了无穷无尽的“蜀乱”，从开明时代的蜀巴内战一直到现代四川的军阀混战，大大小小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其频繁程度堪称中国各大区域之首。“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千古名言不胫而走。四川人民不但惨遭战乱之灾，而且四川现代作家也饱受蜀乱之苦。吴虞的妻子、女作家曾兰就是在逃避战乱中患病死去；战火曾阻止郭沫若首次出川的计划；枪战夺去了艾芜舅父的生命。四川现代作家沙汀、李劼人、艾芜等人都在其小说中不同程度地描写过军阀混战。不过，他们只是以军阀混战作为大背景，而并不是直接展示军阀战争。把军阀作为主要人物形象进行叙写的作家，应该首推周文，他把军阀之间的内部斗争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读者，也象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一样，把内部构造解剖之深，把五脏六肺观察之细，在现代作家中可算首屈一指。
长篇小说《烟苗季》便深入细致地描写了军阀部队那种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阴险行为，以及各级军官之间相互猜疑、暗地算计的丑恶嘴脸。军阀间的血腥混战虽然连绵不断，可是，周文并不把大小战役作为描写对象，而是把人物、时间、空间放在军阀战争的休整期；他不表现军阀之间直接的矛盾和冲突，而是揭露军阀内部的明争暗斗。这也正是周文小说独特和高明之处。军阀战争的休整期，表面上已没有了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没有了炮火翻飞的血腥场面，而在平静之下涌动着看不见的暗流，明处的战斗结束，暗处的战斗升起。烟苗季将临，禁烟委员的肥缺为众人所垂涎。旅长不仅想把这肥缺交给亲信赵军需官、张副官长和陈监印官，而且购进五百条枪，准备成立补充团，起任侄儿王营长。司令官担心旅长的势力膨胀，尾大不掉，召回休假的吴参谋长，并派钱秘书游说他出任补充团长。于是，一旅之内，形成了“旅长派”和“参谋长派”的严重对峙。吴参谋长是精明阴险、富于权变的人物，上有司令官撑腰，外与敌营的江防军联络，内与周团长结为拜把兄弟，下有参谋官、军需官和两个连长为党羽，野心在于取旅长而代之。由于赵军需官克扣兵饷，为旅长买田造屋，为旅长太太存款于商号，吴参谋长的党羽便煽动士兵闹饷，串通绅商密告旅长的十大罪状，使旅长处于下攻上压、内外交煎的狼狈处境。旅长毕竟是鲁莽骄横的一介武夫，在旅部处于周团长的势力包围，而亲信的两个团长又为江防军所牵制，急切不能回援的态势下，想辞职撒手，甚至回乡当富家翁了。但是，他手下的赵军需官和张副官长耍了一个诡计，谎称参谋长的侄儿吴刚是刺客，于是旅长愤而使出毒辣手段，下令全城戒严，并派一连兵到参谋长公馆擒拿所有的人。为了缓解欠饷的危机，旅长下令逮捕了吃洋教饭的商人宋保罗，胁迫他缴纳官款。吴参谋长则以出卖矿山换取洋人的支持，洋人则扬言要开兵舰炮轰全城，逼使司令官把旅长撤职。当周团长被刺身亡时，吴参谋长举兵攻入旅部。
《烟苗季》中的每个人物，从旅长到参谋长、团长、军需官、军医官、参谋、副官长、营长、连长、秘书、监印官……，都是欺上瞒下、为虎作伥而又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的丑类。周文在描写这些丑类时，没有给他们一个个贴上简单的标签，也没有故作惊人之笔，只是用最朴素经济的笔墨，冷静客观的叙述，写一写他们最真实的言行举止，而从中紧扣着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书中最高级别的人物“旅长”出场就给人狰狞恐怖之感：
就在这时，前面的门槛那儿，首先跳进两条高大的黄洋狗，一进门就直向太太的腿前跑来，接着门槛那里又跳进五六条黄色和白黑花的洋狗来，跑得地板轰隆轰隆价响。围绕着太太跑一圈，就在窗边分散开来了，站住，抖着舌条，望着前面。前面，旅长在天井那儿出现了。他的背后簇拥着十几个挂着盒子炮的弁兵。旅长是一个高个儿，油黑的圆脸，两道浓黑眉毛，一个端正的鼻子，两只发出射人的光的眼睛，头戴呢博士帽，身穿灰织贡呢的长袍，缓慢地走了进来。旅长一进门槛，那十几个弁兵就分散开来，各自走进天井两边的卧房里去。就只吴刚一人手上拿着一根全象牙的烟杆跟了进来。
周文化用了《红楼梦》中女强人王熙凤出场的写法——“不见其人，先闻其声”，旅长出场是“不见其人，先闻其狗”；王熙凤放浪一声“我来迟了”，使贾府中的女眷“个个皆敛声屏气”，旅长一群高大威武的“狗来了”，更显出凶残吓人的本性。在这里，作者没有任何硬性插入的表示，只是十分自然平实的场面描写，而就在这平实的场面描写中不但写出了一个位高权重、专横跋扈、淫威四溅的军阀形象，而且也写出了川康军阀的特别腐败。用一群洋狗来衬托“旅长”的威风，既真实又富有寓意。那“一根全象牙的烟杆”的跟进，也是精心的一笔。人们常说四川军阀身备两根“枪”，其黑暗污浊便可以想见。
旅长虽然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在士兵中大耍威风，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柯牧师、参谋长又成了他真正的“克星”。为了获得权利，为了拥有实力，军阀内部就必然会展开无休无止的你争我夺，践踏别人巩固自己。这里的争斗几乎遍及了所有的方面，从官吏任免、经济利益、势力范围、社会地位直到一项决议的措辞。人与人的争斗，在这里几乎成了人的无意识，成了自我对他人活动迅速的本能反映。《烟苗季》中生动地描写了行走坐卧中的争斗。请看旅长和参谋长这两个对头走在路上的暗斗：
旅长昂起头，腰骨笔直的走着，心里感到一种充满了严肃的权利的痛快。他从眼角捎忽然发觉了吴参谋长和自己快并肩了，他就把步子稍微放大一点，仍然保持着一个稍前一个稍后的距离。
当吴参谋长休假回来时，李参谋想独自一人去迎接，可是，孙连长、余参谋也早已做好了迎接准备。他们之间的你争我斗给人一种滑稽之感：
李参谋转过身来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背影向外一晃就不见了。那背影很熟悉。他想：
——这一定是余参谋，唉唉，一定是他接参谋长去了!他是什么?不过是一个上尉参谋!
……他皱着眉头站一站，又才走回孙连长的身边来。
“喂，你等我一等好不好?”孙连长笑着向他说。“我也配一匹马同你接参谋长去。”
李参谋的心里又咚的跳一下，圆睁两眼看着他的瘦脸。他不知道应该要怎么答才好。
再看孙连长和刘连长在参谋长烟榻前的明争：
孙连长用半边屁股坐在椅子边沿，挺直的身子刚采取半面向左的姿势。对着吴参谋长，他故意移坐前一点，把刘连长遮在背后。刘连长见他把自己遮住了，便不高兴的把椅子朝前移一移，又把自己在吴参谋长的眼前显露着。他想：
你怎么可以遮住我?我是吴参谋长的学生!
但凡稍有利益可占，就会有争斗出现。李参谋、余参谋、孙连长、刘连长都是“参谋长派”的中坚，但为了讨得参谋长的偏爱，却又在自觉不自觉地互相践踏、较量。“争斗并不是个人能力的竞技，而是派系与派系、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对抗，并且也只有依仗一个实力集团，才有获胜的希望。”(18)因此，争斗往往都牵涉到一大批人物，拉出一大串的关系链条。“旅长派”囊括了赵军需官、陈监印官、张副官长、王营长等人，“参谋长派”则有周团长、李参谋、沈军医官、孙连长、刘连长等人，两大派系势均力敌。只要利益存在，他们之间的争斗就永远不会停止，直至两败俱伤。
《烟苗季》中，旅长和参谋长的争夺是由于“禁烟委员的委任”而引起的。为何一个普通的“委任”会导致一场流血冲突?其根源在于追逐当时最具诱惑力的“鸦片”。种鸦片、卖鸦片、吃鸦片是解放前四川的一大社会现象，不但周文在不少小说中以“鸦片”贯串始终，而且李劼人、沙汀、艾芜等四川作家都在其小说中多次以不同的形式来描写鸦片。解放前，四川大量农田均为地方军调和地主所侵吞，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一面利用封建势力，强迫农民大种鸦片烟；一面又用各种名目，发布各种政令压制、剥削人民。据不完全统计，在种烟高潮的1945年，川康地区的雅安县16万多亩土地，被全部强令种上大烟，粮食基本无收；大烟收获期间，又被反动政府掠取“烟金”数十万两。广大劳动人民一年所得不足三月口粮。四川不但大量种鸦片，而且从军阀、各级官员到普通百姓也大量吸食鸦片。清末，长江上游地区鸦片产量居全国之冠，光绪、宣统之际，全川吸鸦片人数达315万人，约占当时全川人口的1/10。民国以后，由于军阀势力的推波助澜，鸦片产量和吸食鸦片者直线攀升。可以说，鸦片是金钱，是权势，是地位，是富贵的象征。因此，《烟苗季》中，这些军阀利用“烟苗季”的到来，一方面自己吸毒、贩毒，另一方面又装模作样要“禁毒”，把有关烟毒的生产和贩运当作生财之道。旅长和参谋长两大派系的争斗，都是围绕各自的烟榻而展开。《雪地》中，换防回来的营长，冒着被大雪掩埋的危险和牺牲兵士的代价驮回云南鸦片烟；营长因克扣兵饷而被旅长扣留，旅长得到两箱鸦片烟后，营长获得自由。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鸦片。
周文写军阀间的激烈争斗并不是目的，他是想通过矛盾冲突来写出不同人物所显示的不同性格，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来揭示军阀的丑恶灵魂和扭曲心态。周文曾说：“那生活于我究竟太熟悉了，虽然这熟悉并不是人的幸福。它象恶魔似的时时紧抓着我的脑子，啃噬着我的心，而且常常在我的梦中翻演着过去了的那些令人不愉快的陈迹。是一个很可怕的重负呵!使我烦恼，使我痛苦，任我怎么决心要忘掉也忘不了它!我真要不禁这么喊到：不曾在那里面生活过来的人们是幸福了。”(19)可以看出，周文并不把军阀作为重点关注的对象，他真正关注的是生活在川康一带的“人”。他暴露军阀的腐败和丑恶，并不会给他带来“快感”，而是“痛苦”和“重负”，因为那“不是人的幸福”。且不说军阀之间的战争本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可言，单说军人的职责，应该是征战沙场，打败敌人。可是，《烟苗季》中的每一个军人，不关心战争，而去追逐职位、权势和金钱；不去研究战略战术，而是暗地里算计自己的“兄弟”。旅长、团长、营长、连长从没有带兵进行操练，参谋长、参谋从没有为战事提出过“参谋建议”，军医官从没见他讲过“医药知识”。在其位却并不做本职工作，这是多么奇怪的部队啊!众人皆知吴参谋长通敌却仍然委以重任，且网络了大批亲信；周团长没死在战场上，而被自己人暗杀；不愿参加两派争斗的余参谋却遭到双方的记恨和猜疑，最后不得不逃出这“非人之地”；旅长在争斗中想主动辞官归隐，过“恒封祥”老板那样的舒适生活，自己的亲信赵军需官和张副官长为了各自的私欲无中生有，制造事端，才导致伤亡惨重的内战。两败俱伤的结局使争斗的职位、权势都化为了乌有。周文正是无法在这恐怖的“狼群”中生活下去，才不得不象余参谋一样逃了出来。
(二)川康政客：权与利的交织
1918年“防区制”形成以后，全川被划给各路军阀部队驻防，“举凡官吏之任用，制度之废置，行政之设施，赋税之征收，皆以部队长官发布命令行之，无论省政府或中央政府之法令，不得此部队长官许可，皆不得有效通行区内。”(20)一个防区就是一个王国，部队长官就是至高无上的“土皇帝”，防区制让四川军阀公开抢夺地方利益。防区制以内，他们可以随便委派县知事，委派征收局长，委派护商事务所长，委派禁止烟查缉处长，委派禁烟委员。他们疯狂加征苛捐杂税，预征田赋达到几十年之久。这样的四川社会状态，成为一批四川现代作家表现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四川的军阀政治在李劼人、沙江、艾芜等人的小说中都出现过。不过，周文描写这种畸形政治斗争更为深刻传神。中篇小说《在白森镇》和短篇小说《红丸》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军阀管制下的各级官吏既相互串通又勾心斗角的丑态。
《烟苗季》和《在白森镇》两篇小说在题材上两两对照，互为补充；前者写的是武夫，后者写的是文官；前者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剑拔弩张的军阀内部，后者把人们的视线引向翻云覆雨的受军阀势力所支配的地方政权。《在白森镇》描写一个边荒县份的正县长和分县长的权利之争。“别的县份都只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县长，而我这一县偏有一个令人掣肘的分县长!”——对于贪赃枉法、役民自肥的刘县长而言，真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耶!”他对军长派来的门生，政治军事学校的毕业生施服务员，也怀疑是来监视自己的。他自然相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圣训，但听到施服务员高谈阔论“一个姓卢的”写的《民约论》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之后，便觉这个书呆子可供利用。于是他安排党羽扮演了一场土匪由陈分县长坐镇的白森镇进犯山村的闹剧，怂恿施服务员把村民预先准备好的控告分县长通匪的状子，转达军部。不过，陈分县长毕竟是师长的亲戚，未受法办，只是撤职遣缺，由刘县长暂行兼理。刘县长害怕报复，让施服务员帮忙接任，薪水对分。施抱着开通民智的梦，只身上任，被陈分县长拨弄得连饭都吃不上。其后，下野的陈分县长又唆使土匪逼他把枪支转买给富户。在大街小巷宣传施服务员通匪的时候，他只好骑马落荒而逃。
茅盾曾这样评价道：“读了《烟苗季》以后最好再读《白森镇》来补充，然后对于这个‘天下未乱蜀先乱’的古怪地方的面目能够有近乎全盘的认识。”又说：“像《烟苗季》和《在白森镇》所写的那种丑恶，亦何尝只限于那‘边荒一隅’，……我相信那样的人物现在尚未成为‘历史的’，不过换过一件外套罢了。”(21)周文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确实如茅盾评价那样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义，它不仅是川康的社会现实，更是整个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周文以质朴的描写，冷峻的笔法，深刻剖析了穷行极相的川康社会，揭示了军阀、官吏、土匪的连环套给县乡政府栽下的黑色根苗。茅盾还深有感触地说：“在中国这个最大最富庶也最黑暗的边省里，封建军阀们——大的小的，曾经怎样把广大的幅员割裂成碎片，而且在每一个最小的行政单位(例如白森镇)内也成为各派军阀暗斗的场所。昔日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欧洲曾经到处是边疆；《烟苗季》和《在白森镇》所取为背景的十年前的四川，便也是一县之内有无数敌国，一年之内要换好多次‘主人’的。”(22)
如果说《在白森镇》是为争夺权势而相互掣肘，暗中诋毁，那么《红丸》就是利用权力抢占“好处”。“红丸”就是鸦片。鸦片是四川的特产，是四川相当一部分人的性命，对于“边荒一隅的人”显得尤其重要，简直到了荒唐可笑的程度。自从外国殖民主义者将鸦片输入中国之后，哪儿都有人烧鸦片，哪儿都在买卖和追逐鸦片。但周文笔下这“边荒”年月、“边荒”地域、“边荒”人物对于鸦片又独具特性，构成特有的地方特色。《红丸》可以说类似于一幅漫画。一坛收缴的鸦片烟丸，在上交的过程中，杨传达、吴巡长、王科长、张科员、局长的胖脸听差、李督察员、法院的法警、科里的瘦脸听差、郑局长，各色人等，谁都想捞一把，又谁都要装正经。小人物只能在地上拣几粒，有权力的人就想抓一把，而大人物则想独吞。几颗鸦片对人就有这样的重要，就重要到这等的程度，这真是局外人不可思议的，然而这又确实是“边荒一隅”的人生现实。
《在白森镇》和《红丸》使我们对“边荒一隅”的政治斗争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无论是《在白森镇》中的“争权”，还是《红丸》中的“夺利”，我们都可以看出川康一带政治斗争的激烈、复杂、肮脏、险恶。川康军阀不但在其内部互斗权势，尔虞我诈，而且把爪牙伸到地方政治中，都想委派自己的心腹到地方担任要职，牟取私利。《在白森镇》中的明争暗斗，实际上是军阀内部矛盾在地方政治中的延续。刘县长和白森镇的陈分县长的不和，实际是军队中师长和参谋长的矛盾造成的。刘县长原是师长的秘书，而陈分县长是参谋长的亲戚。本来，“一山不容二虎”，一县只有一个县长，这里却增加一个怪诞的“分县长”来掣肘，矛盾的种子早已在军部播下。正在正县长和分县长争斗激烈之时，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施服务员，他是军长的得意门生，谁也不敢得罪。施服务员的到来，既暗示着军长想在地方上培养自己势力的动机，同时也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刘县长和陈分县长都非等闲之辈，为了不辜负各自上司的重托，又在地方上拉帮结派，培养自己的爪牙。刘县长拉拢黄村长、吴老娃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陈分县长把李村长笼络到自己麾下，并暗中勾结土匪头子冯二王，从而达到与刘县长分庭抗衡的目的。“纯洁可爱”的施服务员成了刘县长和陈分县长玩弄权术的靶子，他俩既拉拢他增加自己的政治砝码，又想利用他来斗倒对方。刚刚“出道”的施服务员哪里又懂得这其中的政治黑幕呢?其结局只能是受尽耍弄，连口饭都吃不上。复杂多变的争权夺利不仅发生在内部，同时也出现在外部；不仅不同派别之间有斗争，而且同派别中也时常有抢夺的场面。《红丸》中的局长、科长、巡长、科员、传达、听差等人是同一系统的官吏，面对诱人的鸦片烟时，无人不想趁机“多捞一把，多抢一点”。可是，局长听到法院知道此事时，不得不无奈地说：“那么，就送法院去吧。”局长并不是大公无私，公事公办，更不是面对鸦片无动于衷，不屑一顾，而是法院的政治势力比他更强大，他不得不暂时屈服。
权和利是政治斗争的焦点和核心。周文描写的各种官吏从一官半职、毫厚私利争夺起，他们投亲靠友，拉帮结派，密室策划，蝇营狗苟。为着达到一己的私利，他们挖空心思，扭曲自己，中伤他人，上演一幕一幕的人生喜剧、闹剧。他们越是做得起劲，装得正经，在世人的眼里，就越是显得可笑，感到可鄙。他们面善心恶，笑里藏刀，表里不一，充满矛盾。《在白森镇》里，刘县长和陈分县长的滑稽场面随处可见，他们心如蛇蝎，脸上却露出深不可测的笑容。刘县长见陈分县长未经通报就直接走进县府，心里很不高兴，便暴怒地断喝听差：“你到哪里干什么去来!”旁敲侧击地辱骂陈分县长。不到一秒钟，刘县长暴怒的脸马上放下笑脸来，很庄严地掉过头来迎接已走到身边的陈分县长。从这简短的话语和动作中，可以看出刘县长是一位处处表现权利威严和久经官场的老手。再看对刘县长心理活动的描写：
刘县长见他(陈分县长)越说越得意的样子，心里非常不舒服起来，他愤愤的想：“参谋长不过是你的远亲!他岂是你一个人的吗?什么东西!你有参谋长，我也有王师长的!”但他保持着微笑的态度打断他的话道“我想同你具体……”
心里对陈分县长恨之入骨，居然脸上可以“保持着微笑”，可见城府之深。陈分县长被撤职时，他恨不得立即杀掉刘县长和施服务员，心里早已对二人判了死刑。可是，当施服务员来接任时，他却一口一个“好朋友”，一口一个“老哥”，表现出对施服务员的亲热举动。明明是想以卖《六法全书》来敲诈施服务员，他却冠冕堂皇地说：“银元是好银元，可是请调一调。因为是好朋友，我已经让你一半的价钱了。”真是杀人不见血啊!不谙时事的施服务员居然还把“敌人”当作朋友，可笑之极!
政客们往往揣着多种面具，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随时变换脸色。对比他们的地位低一头发丝的，就摆架子，尽量装得“伟大”一些；对平级，尽量显示优胜；对上级，则阿谀逢迎，卑躬屈膝，诚惶诚恐，惟恐自己不能效犬马之劳。《红丸》中的王科长就是这样的政客。他对下级吴巡长、杨传达、张科员、听差，总是不苟言笑地训斥，随时摆出威严的上司架势；他对上级郑局长的到来，又表现出满脸堆笑和语无伦次的紧张：“不，不……只有半坛。”面对下级争抓“红丸”的场面，他却正襟危坐，表现出“冰清玉洁”的样子，假装咆哮道：“走开!我要办公!”其实为自己不能“多捞一把”而愤愤不平。他默许下级为他抓红丸时，杨传达突然闯了进来送报告单，他本来心慌如麻却又大声训斥“混蛋!”、“简直目无长官”来掩盖紧张情绪。可是，嘴上能掩盖，动作上又“露出狐狸尾巴”，他从杨传达手中夺取的不是报告单，而是帽子。当王科长发现自己拿错东西时，他更是“怒得两眼圆睁”，把帽子丢到了门帘外，唾沫横飞地吼道：“你干吗把帽子送到我手里来了?你发昏了吗?你简直目无长官!你是什么东西?呸!”作家周文真是把丑态百出、表里不一的政客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具有“诛心”的力度。在随时都要看脸色行事的政治环境中，下级小官吏就生活得更加累了，本是长官的错误，杨传达反而“吓得全身汗毛都根根倒竖起来”，还赶紧向上司赔礼道歉，主动承认自己“错了”!这种失掉自我的生活环境是“正常人”能够生存下去的么?
周文并不只是停留于政治斗争复杂过程的描述，而是想通过政治斗争的描述来揭示其中的“人”，因此，他对《在白森镇》中的施服务员的安排是富有深意的。“清纯无瑕”的施服务员并不是周文的理想寄托，他被刘县长和陈分县长的耍弄而造成的“悲惨”下场，也不会引人怜悯与同情。施服务员不过是川康社会的一块“遮羞布”，周文无情地把它揭开了。周文安排较多的篇幅让施服务员来谯谈论他的政治抱负和美好幻想。他神情专注地向刘县长大谈《民约论》、《人权宣言》和《互助论》，提倡公民教育，使人民懂得自己是“人”，是“公民”，天真地说：“谁是喜欢穿得破破烂烂，不愿穿绸穿缎呢?”他幻想全县人民能过上“一种现代生活”，然后，“我们就把这肮脏的城市改造过吧。于是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大家都把马路修筑起来，工厂建立起来，商店弄得堂皇起来，街上跑着汽车。至于乡村，多培植森林，改良种籽，改良肥料，改良耕具，使它变成一种非常优美的田园生活。”连刘县长也称赞“这是远大的计划。”施服务员还兴奋地向陈分县长介绍减少犯罪的方法：“我以为重要的是实行普及教育，多设平民学校，叫所有人民都要进学校。”“人民的智识开了，自然就减少犯罪的行为……”施服务员这些“人权、平等、博爱”的理论从何而来?当然是从军事学校学来的。军校是军阀自己开办的，教员也是自己人，他们为何不教“愚民”理论，而教“智识”理论呢?这的确令人难以理解。难道是周文自己的理想?不，绝不是。周文在这里没有夸大和虚构的痕迹，而是如实记录，因为他自己就进入过军校学习。学校“理想化”教育和落后社会现实的强烈反差，这是军阀政治欺骗性和伪善性的具体表现，也是当时虚伪政治的根源所在。施服务员的“理想”越完美，官吏们打自己的耳光就打得更响亮。不但是川康社会，就是国民党统治的全社会，从上到下各级官吏，都“虚假”地生活着，他们“说的”和“做的”从来是背道而驰，表面上是正人君子，肚子里却是男盗女娼，口上为民造福，为民做主，暗地里是强抢豪夺，烧杀奸淫。刘县长本来考虑怎样整倒陈分县长，手上却拿着《华严经》坐在观音像前，做出一种“苦渡众生，慈悲为怀”的虚伪态势。陈分县长在白森镇本应维护社会治安，暗地却与土匪头子冯二王勾结，合伙欺诈百姓。刘县长和陈分县长不约而同地嘲笑施服务员的“远大抱负”，绝不是表明他俩没有文化，见识浅薄，其实，他们“孔孟之道”和“平等自由”的理论比施服务员学得更精通，否则不可能当县长。刘县长会讲“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道理。陈分县长不是也买了一本《六法全书》吗?陈分县长也算是“能干”的，施服务员设想的平民学校他办了起来，起名“白森镇平民学校”。不过，其教室内的情形是：“挂着一张破旧的黑板。地上横横的摆着四列条桌和条凳，有六个光脚片的小孩挤在一角坐着，埋了头。”一个花白胡子的老先生在教“子曰诗云”。当然与施服务员的理想相去甚远。
施服务员的“大道理”使刘县长和陈分县长“在肚子里笑得发抖”，因为他还不懂得“真正的政治”。他希望全县人民过上舒服的“现代生活”，可是，刘县长和陈分县长过得都还“不舒服”，其他人能够舒服么?假如施服务员当了县长，他真的能成为人民期待的“好官”吗?不!恰恰相反，茅盾就一针见备地指出：“他若正式做官时，作恶的能力一定还要大。”(23)茅盾的预测是正确的，因为今天的施服务员就是昨天的刘县长和陈分县长，明天的施服务员就会变成今天的刘县长和陈分县长。还未受虚伪政治和恶毒现实污染的施服务员只能是落荒而逃，施服务员要生存就必定改变自己，必定同流合污，融入其中，其结果会变得比刘县长和陈分县长的手更狠，心更黑。“真实”的人在这里哪有立足之地!正如《红丸》中，局长的听差教训科里的听差：“谁叫你不去拿?那东西摆在你们房间里，你都不晓得去拿?”不管你是否需要，不拿反而不正常，不拿是无能的表现，正人君子只会被指责嘲笑。
(三)川康士兵：吞噬与残杀的矛盾
周文在川康军阀部队的生活经历使他一直难以忘怀，那里的人和事时刻牵动着他，这也是他后来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他说：“我和文学的关系，也许可以说是在六年前住在西康的时候开始的。”(24)从他最初献给文坛的一批见面礼品来看，都是写他在川康时期的军阀部队中的种种见闻以及生活体验。周文熟悉川康边境、康藏高原那“边荒地方”的大山和风霜雨雪的景象，熟悉“边荒一隅的人”，更熟悉那些“戍边”的“老边兵”，因此，他们也成了周文小说描写的对象。《雪地》、《山坡上》、《退却》、《第三生命》等作品就是集中描写“老边兵”的心理和生存方式，从而，丰富了周文小说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小说人物画廊。
《雪地》原载于1933年9月《文学》第1卷第3期。它使周文一举成名。其实，小说的群像描写方式在当时已司空见惯，它引人注目的是以往的新文学未尝问津的大雪山中的军旅生活。在西康折多山积雪没膝的山路上行进的一营，已在路上冻死了两排人，冻掉手指脚趾一排人，数月苦战，只剩五六十人了。营长挪用兵饷，运回四驮子鸦片，还增加了两个蛮太太。冻掉手指的士兵停下来，让同伴帮着捏糌粑吃，挨了营长的皮鞭。士兵挤了蛮太太的坐骑，也被营长踢到崖下的雪坑了。终于走完了雪山，进入打箭炉的关口。但军阀旅长怕欠饷两月的士兵闹事，又想削弱这支并非嫡系的部队，受了营长一驮鸦片的贿赂，就把他们改编，重新遣回那被视为绝地的关外。逃走未遂的或带头闹饷的人都被枪毙，于是怒火中烧的士兵们拔出刺刀，杀死长官和弁兵，夺枪逃跑，这时他们才觉得这两条腿是属于自己的了。作品以朴实的笔触，揭示了旧军队中官兵之间的苦乐悬殊和阶级对立，这种对立在边地苦寒的环境中竟成了生与死的严峻抉择。落笔的扎实之处在于写士兵的一再忍耐，而在忍耐中层层郁积着怒火，使“乱由官逼”的现实逻辑隐含在较为丰满的形象画面和较为浓郁的群体情绪之中，从而使这个短篇成为当时颇为流行的写士兵哗变的作品较厚实、也较独特的一篇。
士兵是军队的主体，但也是遭受剥削和压榨最多的群体。他们生活在军阀部队的最底层，经常遭到长官们的拳打脚踢，可怜的一点兵饷也常常遭到军阀的层层盘剥和拖欠。川康军阀为了各自的利益，许多士兵被军阀当炮灰使用，白白地惨死在各种战场上。周文的许多作品，都弥漫着蛮荒偏僻地域的中世纪式的黑暗气氛，有一股拂之不去的阴湿凄苦，有一股漫山遍野的血雨腥风。周文不少描写川康边地的军旅战事题材的作品，格调上带有沙汀味，暗淡凄厉，而且还比沙汀的作品多了一点紫黑色的血。著名的《山坡上》刊于1935年12月《文学》第5卷第6期号，它描写三角脸的士兵王大胜坚守桥头，与包抄上来的敌人肉搏，把一个黑麻脸的对手掐得闭过气之后，被另一个敌人刺破肚皮昏倒了。当月亮洒下清凉的光的时候，黑麻脸的李占魁苏醒了，他环视周围群狗吃尸的景象，感到恐怖而孤独。他循着附近的呻吟声看去，看见那三角脸的仇人也醒转来了。于是，抱着“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仇恨，两人搏斗。随着“噗”的一声，王大胜肚皮上长长的裂口挤出一捆花花绿绿的肠子，带着黑色的血液。他被李占魁踢了一脚而痛昏过去了。这时，群狗扑向王大胜的肠子，李占魁看着他痛苦而痉挛的脸，顿生怜悯之情，以石头掷向群狗。王大胜也感到这黑麻脸“和自己似乎有着一种什么相同的东西”，请求他结束自己的生命，免得受罪。李占魁解开他自扼咽喉的手，叫一声：“弟兄，你别这样……”王大胜感到李占魁的手中的暖流，眼角滚下泪珠。
川康人生存环境是恶劣的，川康兵生存环境更加恶劣。《雪地》所展示的雪象和严寒是任何其他现代作家都没有写过的。周文独占一分殊荣。小说开篇就是一幅“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雪山图画：
雪，白得怕人，银漾漾地，大块大块的山，被那厚的雪堆满了，象堆满洋灰面一样。雪山是那样光秃秃地，连一根草，一株树都看不见。你周围一望，那些大块的山都静静的望着你，全是白的，不由你不嘘一口气。你站在这山的当中，就好象落在雪坑里。山高高地耸立着，天都小些了。其实你无论如何也看不见天。你看那飞去飞来的白雾，象火烧房子时候的白烟一样，很厚实地，把你盖着。所以你只能看得见你同路的前一个人和后一个人；在离你一丈远走着的人，只能很模糊的看见，好象荡着一个鬼影，一丈远以外的，就只能听见他们走路的声音了。山是翻过一重又一重，老看不见一点绿色或黄色的东西，阴湿的白雾把你窒闷着；银漾漾的白雪反射着刺人的光，刺得你眼睛昏昏地有点微痛，但是你还得勉强挣扎着眼睛皮，当心着掉在十几丈深的雪坑里去。
雪的高山，银漾漾的颜色(“白的怕人”)，狂风卷起的雪雾，突然倾泻而下的雪弹子，“齐斩斩地吞完你的大腿”的积雪，遍地是雪，满眼是雪，雪的高原，雪的世界。由雪而产生寒冷。在雪原上行走的人都冻成木人，谁若用手一抹胡子，则鼻子、胡子会一起脱落；宿营时若先用手去烤了火，则十个指头也会一齐脱落，成为终生残废。山高，雪深，雾浓，奇冷，又带来行路难：“……一步一步很小心地踏下去，这一踏下去，起码就踹进两尺深，雪就齐斩斩地吞完你的大腿，……你得很吃力地站稳右足，把左足抬起来踏向前一步的雪堆里，左足小心地站稳了，再照样地提出右足来，……无论你是怎样强壮的人，照规矩你是不敢连走六七步的；要那样，就会马上晕死在这雪山上。”“在这雪天里走路真不是好玩的，雾子从崖旁边的黑洞洞的深谷下面……劈头盖脸的升上来，缭绕在脚间，升不完，出不尽，好象那深谷下面谁在那儿成天烧着火煮饭呢。雾是那么纱一样模糊的，在那些脚迹并不怎样明显的雪路上，真是可以迷失方向，……永远葬在迷雾中。这倒并不是稀奇事。”
这自然景象在别的作家那里也许是另一种体验与心理，也许会被写成一种壮美和崇高。但在周文笔下的这自然景象却更多象征着压迫人的自然力。在社会生活中并不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在这等自然面前，尤其显得微不足道。他们只能俯就自然。
川康兵即使能够逃脱邪恶的自然环境的围困，也无法躲避吃人的现实社会环境——为军阀争夺私利的惨烈战场。周文不但对川康一带自然景物的描写异常传神，而且对战斗场面的刻画也精细逼真。《山坡上》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幅狰狞恐怖的场景——
就在前面四五丈远的石板桥头掩蔽物后面，横横地躺着三条尸体，靠过来一点又是直直地躺着两条尸体，都脸朝上，两手摊在身体两边。正有十来条白的黄的黑的各种颜色的狗，在那旁边零乱地围着，用嘴有味地咬着他们的肚子。一条白狗的嘴从一个尸体的肚皮里拉出条条闪光的肠子来，长长地拖出，有许多黑液一点点地滴在地上。狗嘴一咬动，就吞进五寸光景，动几动，就吞得只剩二寸长的肠子尾巴在嘴唇外边，它长长地伸出舌条来一扫，立刻便通通卷进嘴去。刚刚跑过去的那一条黄狗，也把嘴向那尸体里插进去，含出一块黑色的东西来，一点点的黑夜滴在地上。白狗呜呜地咆哮起来了，闪着两星眼光，张开嘴一口就咬住黄狗的耳朵，黄狗痛得举起前两脚跳了起来，猛扑白狗，两条狗就打起来了，冲得那十几条狗一下子混战起来，都乱跳乱咬，几十只脚就在那五条尸体的身上践踏着冲来冲去。
这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被描绘得多么精细，多么逼真，多么传神!就像是被摄像机摄下来的一样!它带有一切原初的、原生的特色，带有明显的自然主义的特色，从而具有了周文个人的特点。然而，这些描写却不为《文学》主编傅东华所容，由此引发了傅东华和周文于1935年～1936年的“盘肠大战”事件。傅东华事先不征求作者意见，删掉了原稿王大胜在混战中被打得肚破肠流、仍继续与对方李占魁搏斗、继而认识到对方也是为了生活卖命的阶级兄弟的情节，并批评为不现实和烦琐，因而把一万一千字的小说删掉两千余字。傅解释道：“作者为要显示出王大胜这‘强’，就不恤叫他变成一只虾蟆，直到肚肠流出来还会跟别人打架，这就概念损坏了形象。……这样的描写，总不免使人想起了一部什么旧小说里的‘罗通盘肠大战’的奇迹!”(25)周文不满，公开提出抗议，引起了一场争论。当时各报刊先后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在这场驳难中傅东华大约写了四篇文章，周文回敬了六篇。周文写了《我怎样写〈山坡上〉的》(1936年1月1日《文学》第6卷第1期)、《关于〈山坡上〉——答〈文学〉的水先生》(1936年2月1日《知识》第1卷第5期)、《答傅东华先生(关于〈山坡上〉的最后几句话)》(1936年4月15日《文学丛报》诞生号)，还有《夜莺》上的3篇(分别发表在1、2、3期上)。他主要强调这种描写源于自己的生活实感：“当我十七岁那年，在一个部队里当一个‘军佐’的时候，第一次看见的一场战争是在家乡的一个山坡上。……只见坡上的石板桥横呀顺的躺着十几个尸体，有的虽还没有死，但衣服已被剥去，全身和全脸都冻得惨白的带土色，而且发抖，恐怖的两眼一翻一翻地看着我们这些胜利者的敌人跨过他们的身边。我那刚才开始上坡时的那种胜利的快活心情立即消失了，换来的是恐怖和凄惨。”(26)在这番较量中，周文实际上是捍卫自己写“熟悉的生活和人物”的“创作上的铁则”，捍卫自己对川康边地生活的独特感受和对质朴、阴郁、凄厉的艺术风格的执著追求。
周文用非常冷静的笔墨描写川康兵可怜的生存状况。他们经常遭受长官打骂呵斥。在军阀的眼中，士兵们只不过是可利用的工具而已，他们是长官的出气筒，是长官发泄愤怒和争权夺利的“工具”，经常被辱骂为“混蛋”。在《烟苗季》中的旅长，不高兴时便随意用手打士兵和卫兵的耳光，气愤时随便用弁兵的手枪打死亲信卫兵吴刚。这里，士兵的命比不上他豢养的一条洋狗。他们是长官手中的虫子，不高兴时就被捏死，《雪地》中的营长不但用马鞭抽打掉队的士兵，而且随意用脚把士兵踢下悬崖的雪坑；士兵的命不如一支枪，《雪地》中冻死士兵的尸体可以抛在荒野，但他身上的枪弹必须取下来让还活着的士兵背上；士兵的命可以当作“炮灰”使用，《山坡上》的士兵为军阀私利而相互残杀，不计其数的尸首成为野狗的食物；他们的命可以随便被长官丢给“敌方”，《退却》中士兵就是被“我们的指挥部”丢弃不管，各自逃命。与此同时，士兵们还会轻易就被恶劣的大自然吞没，《雪地》中有两排人在路上被冻死，一排人被冻掉手指脚趾；他们即便能逃脱大自然的虎口，也难以逃过被军阀再次改编送到关外的命运，“只说逃出了鬼门关，谁知进关来还是送死”。这些都是周文亲眼目睹川康兵惨状的叙述。他曾深情地说：“当时我曾激动而痛苦的想到：他们也是人呵!”(27)他们在周文眼中是“人”，但在川康军阀眼中还是“人”吗?
可是，周文并不是一味同情川康兵的遭遇，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他们在川康环境中形成的恶习和自身的劣根性，给予了无情的剖露。周文曾这样评价说：“西康这地方，人的分别很简单：军人，官僚，商人，喇嘛，乌拉娃。做‘等因奉此’的人，每天除了机械的办公而外，就是麻将，鸦片，钻营，趋奉，乌烟瘴气；现在想起来，也真要不寒而栗。”(28)鸦片，钻营，趋奉，不只是军阀和政客们的“专利”，而且受其影响的川康兵也有这些“嗜好”。《烟苗季》中弁兵、马弁、卫兵平时遭受长官的呵斥，但在普通兵面前显出趾高气扬的架势，而受到旅长信赖的伍长发、吴刚又使其他弁兵投来“嫉妒的眼光”。被旅长当众打耳光的周志高立刻提升为班长，士兵没有为他人格受辱鸣不平，反而羡慕他运气好。“妈的，同是一样的挨揍，我们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妈的，昨天我们怎么遇见的是副官长，不是旅长呢!?”《退却》中被“指挥部”丢弃的士兵本是被同情的对象，可是，他们死里逃生后又显出了“阿Q”的神气，见到弱小者老太婆，在草房里煮豆渣，便不顾老太婆的哀求，把豆渣抢完吃光。川康兵当兵不是为了解救贫苦大众，而是为了升官发财。《雪地》中的兵守关挨冻，只是为了可怜的兵饷。“……老子有田做，哪还当他鸡巴的兵!他妈的!”哪里有利可图就往哪里跑，尖屁股伍桂是著名的逃兵。“他从十五岁起就当兵，现在已经三十岁，跳过三十几个部队了。”通过钻营当上勤务兵、弁兵的人使其他士兵心生嫉妒。“狗子，这些混帐王八蛋!咱们弟兄送死，他们升官发财!狗养的勤务兵也骑马。”弁兵昨天还与大家同甘共苦，今天就成为军阀的刽子手，用盒子炮“向着这狂兽般的士兵扫射了来。”《山坡上》的王大胜仇恨似的在战场上拼杀，仅仅希望王排长看见，“请镇守使升他班长”。
川康兵的人生被压得变了形，他们追求的人生也是被扭曲的，变态的。这两者相互为用，恶性循环着。他们的目标只是为了一点点兵饷，要得到兵饷就必须打仗，拿到兵饷不干别的，买鸦片烟抽，抽完了又去卖命打仗，得到兵饷又去买鸦片，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川康兵“抽来抽去，一个个都抽得象庙子里的小鬼似的，皮子吸进去，骨头吸出来，如果脱下军服，让他们站在太阳光下，你可以看见一堆堆怕人的骷髅。”周文在《第三生命》中记述了川康兵这种畸形的生存方式。枪支是“老边兵”的第二生命，鸦片烟成了他们的第三生命，这本身就是笑话。宿营时，吃不吃饭，有没有敌情，睡不睡觉，不要紧，第一位的是躺下烧烟。可以用鸦片烟发薪水，当奖品，下赌注。它无所不能。连骂人都与鸦片有关。对那种懒散的人，不是训斥“没有吃饱饭么!”而是说“瘾没有过足么!”一个部队，没有不烧烟的，士兵烧，长官烧，官兵“一气”——呼出的味道是一样的烟味。平时烧烟，打仗时也烧烟，而且更有“情趣”。
火线上常常有着这样的事情：在两边相持不下的一个桥头，大家是可以互相望着谈天的。互相间一把休息的交涉话办清，就都安心地抱着枪坐下来了。
“那边的兄弟!我们这边有白米饭呵，过来么!”这边这么说。
“我们这边有腊肉呢，你们过来好了!”那边又这么说。
“弟兄，讲好的呵!等老子们抽口烟呵!不要开玩笑呵!”
“好的，抽好了。”
大家于是躺着抽了起来。如果谁先抽足了，就把枪端好，瞄着桥那边的烟灯，吧……!就可以登时听见双方都乱嚷起来了。
“妈的!要打么!”于是噼啪噼啪又开始。
这等场面不是亲身经历者是难以相信的。任白戈在川版《周文选集》的预言中说道：“过去我曾听说过四川军阀的部队有两条枪，一条是步枪，一条是鸦片烟枪。在我的想象里还以为鸦片烟枪要在战前战后才用，而《和三生命》中所描绘的却是在打仗时两枪交替使用，甚至在班排里轮番交替使用，这真是世界绝无，中国仅有的大笑话，令人哭笑不得。像这样的川货，可以称为四川的土特产。”(29)
(四)川康民众：重压与麻醉的异化
作为四川乡土作家的周文，由于地域文化意识的浓厚，他的小说具有明显的地域指认性。“他作品所具有的川康一隅的残酷和凄厉，都使人真切地感受到一个内陆省份的闭塞的宗法农村城镇之‘隔山不同风，隔水不同俗’”。(30)沉潜于边地僻野的乡风民俗和感愤于民族、阶级、人生的悲苦命运，使周文的小说格调在总体上带有一种令人感慨不已、忧郁无度的沉重感。他的小说始终贯穿质朴无华而坚实凝重的笔调，无论是写实，是讽刺，是抒情，它都能以一种实实在在的人生，给你的心灵投入沉甸甸的分量。周文的创作心理是沉重的，他与家乡父老，甚而和整个民族一道承受沉重的苦难。生活在川康社会最底层的莫过于那里的民众，他们是民族苦难的象征，兵荒马乱和多重压迫使他们的生活惨不忍睹。周文的《茶包》、《山坡下》、《父子之间》、《烟苗季》、《在白森镇》、《退却》等作品，以多角度、多层次的方式展现了川康民众的生存状态。
川康是军阀的天下，军阀间不计其数的混战给民众造成的灾难是难以估算的，《山坡下》就是描述战争到来时，老百姓慌忙避战的情景。赖老太婆一家听见军阀战争又打起来，儿子、媳妇匆忙收拾东西，并带着四个小孩准备逃难，可是，赖老太婆在家里唠叨不止，早已厌恶了逃难，她舍不得家里的一针一线，不愿随儿子媳妇走。枪炮声越来越近，儿子和媳妇再三劝说无效时，只好把母亲赖老太婆丢在家里，跟随其他人避难去了。赖老太婆把大门紧闭，希望不要打进来，可是，震耳欲聋的枪声、炮声、捶门板的声音越来越近，赖老太婆听得两腿发抖，“轰隆”的炮弹声震得她抓起大铜锣似的篦筛遮住头顶，一边向菩萨哀求，一边不停地抱怨：“我怎么要让他们走呵!连拉我一把都没有人!”突然，一颗炸弹落在家中，把赖老太婆炸得昏死过去，等她苏醒过来，自己已躺在血泊之中，大腿被炸断，碎骨和碎肉浸泡在血水中，除了两只手外，全身动弹不得，哀求声和凄惨的哭泣声回荡在炸弹炸毁的屋子里。紧接着，几百只大黑蚂蚁爬上了她受伤的大腿，三条狗凶狠地来啃咬她被炸断的小腿，一条小腿被狗咬掉含在嘴里跑了。此时，枪炮声又逼近了赖老太婆。整篇小说浸染在血腥恐怖的氛围中。周文以精细的笔墨描绘了一幅“战争灾难图”，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他没有直接讲述战争罪状，一幅触目惊心的图画就足以震撼每个人的灵魂，川康军阀对人民的所作所为都能从中真切感受到。
大大小小的军阀想方设法搜刮民脂民膏，《烟苗季》中的旅长强迫商人宋保罗缴纳官款，不缴便被抓起来毒打。军阀用掠夺的钱财来添置家产，购买枪支，扩充实力。军阀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又进行混战，正如《山坡下》中的赖大抱怨：“妈的!年年在我们身上逼了多少的捐税去，就拿去打仗!打仗!”军阀打仗，百姓遭殃，无辜的老百姓在战争到来时，只有惊慌地拖儿带女，抛弃家产，四处逃窜，难怪赖老太婆要唠叨：“又逃难，又逃难!我真活够了!长毛那年，逃难，反正那年，又逃难!前四年闹‘洪宪’，今年又闹北洋兵。那些要死的光打仗，逼得我们不安生!逃，逃，逃得好，什么东西都逃光!”逃跑也许能临时躲避混战的灾难，可是，逃难的民众要忍饥挨饿，不少人被活活地饿死。过去，赖老太婆的丈夫就被饿得不成人样，“从前那死鬼就偏要逃，逃到山洞里，七天七夜，饿得嘴青脸黑，等到回来，精打光，精打光。”军阀混战时，不知有多少平民百姓死于战争中，逃难要被饿死，逃难不及被打死，不逃难只能等死，《山坡下》的赖老太婆不愿逃难，请看她被炮弹炸伤的惨状：
但她咬牙镇静着，仔细一看，自己右脚的裤子从膝关节那儿烧断了，断成残缺的破布；破布分开，现出断了的膝关节，血红的碎骨和碎肉，膝管骨在那血红中透出一点白色，血水从那碎肉与碎骨那儿汩汩地流了出来，好象涌泉，流在泥地上，汇成红红的一滩；在一滩血水中就有两块煤球似的有棱角的铁块，赖老太婆立刻明白这大概就是轧断腿子的东西。那断了的小腿，血肉模糊地，横躺在自己左腿的旁边，缠在那小腿上的裹脚布已烧成破片，乱七八遭地翻着。
这里，周文采用了原生状态的自然主义的描写方式，没有一句主观评价，展现给读者一幅令人恶心的血腥图。读者在心惊胆战之后，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对军阀的憎恨。其实，赖老太婆的遭遇只是千千万万川康人中的一个而已，许多人的命运都与她相似。
军阀打仗，无论谁胜谁败，他们打散打伤民众，都要钻进老百姓家中搜寻财物和鸦片。《第三生命》中真实描述了军阀战争的目的：“大家所希望的就是攻城攻镇的那一刹那，或者败走，或者打胜，趁着那几点钟公开的秘密的混乱，败走的就在街那头攻进深闺，打胜的就在街这头攻进帐房，都象预先通知过似的，都不再开枪，打柜子的打柜子，开箱子的开箱子，床下面，夹壁里，都很熟练地，把红绿的绸缎衣服穿在军服下面，把黄白的金银装在裤带里头，自然一大包一大包的黑东西更是欢迎不暇了。这时期是比三四月的发饷还愉快万分的。”从长官到士兵，只管自己的快乐，从不顾忌百姓的死活，每次混战，不但老百姓的财物被洗劫一空，有不少人还丢掉了性命。即使不是打仗，老百姓见了官兵都要退避三舍，普通川康兵见了东西就抢，从不管他人的哀求。《退却》中的川康兵本来是被自己的部队丢弃的，大家只顾逃命，可是见了老太婆煮的豆渣，就象饿狼一样很快抢完吃光。
川康人的生活是悲惨的，可怜的，然而，军阀还不是他们唯一的压迫者。封闭的川康几千年来不被中国人自己所了解，却被外国人的大炮掀开了神秘的面纱。在这里，外国教堂建立了起来，对人民作威作福的军阀在外国传教士面前也成了哈巴狗。《烟苗季》中的商人宋保罗改信洋教，目的在于寻求外国人的保护。外国人能保护中国人吗?当然不能，这是外国人更隐蔽的欺骗和掠夺手段。柯牧师只不过以传教为幌子，暗地里从事商业活动，从吴参谋长手中购买矿山，掠夺中国的财富和吸取川康人民的血汗，宋保罗刚脱虎口又入狼窝而不觉悟。外国人的剥削是隐蔽而凶残的，西洋货大量涌进川康，使许多人破产失业。《茶包》中的掮茶脚夫虽然冒着生命危险背送茶叶，但毕竟有事可做，自己的血汗钱还能养活家人。现在，英国制造的印度茶运销康藏，中国茶商纷纷倒闭，掮茶包的脚夫越来越少。“在这里，你可以随时听见男的粗暴的声音，用瘦筋筋的拳头捶着桌子；女人呢，则端一条凳子坐在门边眼泪鼻涕地诉说着狂嚎。”他们找不到失业的真正原因，只能拿妻子儿女出气，日子越过越艰难。
川康民众不但遭受军阀统治和外国洋人剥削之苦，而且封闭恶劣的自然环境时刻也吞噬着他们。绵延不绝的高山阻隔了川康民众通向外面世界的道路，但是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不得不在悬崖峭壁间来回行走。《茶包》便是川康民众与自然界搏斗的真实写照。从川康向康藏运送茶叶，全靠人力背去，这就不同于平原农村，更不同于通都大邑。“那茶包一块有八尺长，用篾篓装成，好像一条挺长的扁圆枕头。一条大约有15斤。那些粗壮胳膊的汉子，一气是可以背一个顶大的方桌面子似的，从腰起离头有三四尺高，那宽度在他背着的两旁还可以遮着两个人。”这些背茶包的脚夫，他们简单地生，简单地死。他们知道得很少，要求不高，无爱无怨，一代一代地重复着背送，一世一世地延续着生命。一天爬上一二十里路的高山，晚上歇脚时，年轻人有余力，就和幺店子的女主人说说笑话，玩玩纸牌；老年人若烧上几口烟，就算最大的乐趣。很愚昧，很朴素，很简单，但蕴含着一股顽强的生命力。
川康民众的生存是相当艰难的，如果《雪地》中出现的大雪山仅有“老边兵”冻得发抖的身影，那么，《茶包》里展现的环境就是普通川康人的生活场所：
往西康，就要顺着这条小小的溪流，爬着一条半崖中羊肠小路一重一重的翻过山去。说是爬，是因为山太高，好象壁立，走着那些一步高一步的石头路，鼻子就和前四步的石级距离并没有三尺远，所以就显得是爬行一样了。在这些崖弯处，太阳是很少晒到的，许多青苔绿藓就爬满那些石级的边沿，如果不当心滑一下，鼻子马上就碰了石头尖，准会擦脱一块皮，流血呢。望着下面的黑洞洞的深谷，这么小心地一步一步喘着气走上去，汗就从脸上流下来，疲倦地想着，以为走完那插入天际的山顶就好了,但是刚刚走到山顶，转一个弯，却又是一个小小平坦的斜谷，斜谷的周围又是无穷的插入天际的高峰。再上去，自然又换出另外一种小小的斜谷，另一种插入天际的高峰也和先前一样。
就在这高山深谷中，住着川康人家，他们长年累月在这里行走生存，掮茶包的脚夫一年四季背着沉重的茶叶在崇山峻岭中爬行。这里的环境虽没有《雪地》中的大雪山险恶，但冬天常常是冰雪覆盖的气候，行走在这样的山上，“不当心，一脚踏在冰块上，就会连人带茶包一起滑下深谷去，永远葬在迷雾中。”滚下深不见底的山谷的人已不计其数。“老头子走到这上面，如果遭受不住，纵不致飞下崖，但马上可以看见他眼珠子一怔，胡子下面的嘴唇就立刻乌白，一缩一缩地露着齿，象是笑嘻嘻的，直直地就躺在雪地上了。暴风平静后，就有乌鸦们来啄去他的眼珠，豹子们来啃去他的心脏。”后来者看到这样的惨状不会恐惧，也不会悲伤，因为他们对此已司空见惯，只是“呆板地摇摇头，警惕着自己”。实际上，他们也可能这样抛尸雪地深谷，成为野兽的食物。
被大自然、军阀、外国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川康民众处处受欺压，连野狗、蚂蚁都能在他们身上啃咬一口。可是，周文并没有停留在同情的层面上，他对川康民众自身的劣根性、愚昧落后的观念、苟且偷生的态度给予了客观披露。川康民众生活状况本已糟糕透顶，他们不但不设法改变或者起来反抗，反而沉浸在鸦片的虚幻世界，麻醉自己，毒害自己，使生存境况雪上加霜。他们种鸦片，抽鸦片，自我消耗，自我损害，导致自我变异，最终丧失尽自己的能力和做人的本性。抽鸦片必定上瘾，烟瘾大小各自不同，烟瘾的深浅又影响着川康人的生活方式。《父子之间》的荀福全沉醉于腾云驾雾的鸦片境界后，陷入了软弱无能、任人宰割的命运。他烟瘾之大简直让人惊心动魄：他每吸一口，就似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苍白的两颊都凹了进去，只让两个黑洞洞的鼻孔在透不过气来时漏出丝丝的白色烟雾”。然后，“放下枪，嘴唇闭得一丝缝也没有，竭力不让一丝烟雾再漏出来，翻身爬起，赶忙跑到旁边地板上的一方黄草席上站定，一弯身，两只手掌撑住席中心，头向下，两脚跟朝上一硗，在空中划一个半圆形，啪啦哒一声翻了过去，鼻尖都冒出细点的汗珠来。”这种烟瘾的确让人叹为观止!他抽得早已脱了“人”形，抽得只爱烟斗而不认父亲和妻子。川康人在被压榨的同时，也表现出贪婪自私的本性。《烟苗季》中的宋保罗遭到旅长毒打显出的是弱者形象，可是，他为了拉拢和依仗沈军医官，免得自己家产受损，不惜以嫁女儿作为筹码，即便知道沈军医官是恶棍和已有两个老婆，也再所不惜，这里又显出商人自私自利的本性。
遭受苦难的川康人并不习惯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人管束和压迫反而会惊慌失措，所以，《在白森镇》中群众听说施服务员不愿当白森镇的代理分县长，大家慌忙召开村民大会，集体“挽留”施服务员，因为“我们白森镇的天下安危，皆系于施监督一人之身上”。民众还把希望寄托在恃强凌弱的官员身上，并且时刻离不开他们，这才是川康人真正的悲哀。川康人被生活的重负压得麻木不仁，《茶包》中的脚夫眼睁睁看着同伴滚下深谷也无动于衷，而且，他们忍辱负重，胆小怕事，《父子之间》中的佃户刘大见了地主只是一味小心赔笑，委屈哀求，害怕惹出事端。他们没有追求，目光短浅，并且喜欢搞“窝里斗”。《茶包》里的脚夫根本没想过改变艰苦的生活环境，居然希望子承父业，“不愿你长大做官做府，只愿你将来背得起二百五”，子辈穷困还感到满足!脚夫失业了，不想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而是对妻子大发脾气。《山坡下》中的赖老太婆在乱兵临门的紧要关头，婆媳两人还在吵吵嚷嚷，纠缠不休。他们思想守旧，迷信神灵，赖老太婆不愿逃难并不是胆量大，而是害怕“一把老骨头丢在山洞里”，害怕“抛尸露骨”，不能寿终正寝。这些保守落后的观念，谨小慎微的行为，自私自利的思想，都深深束缚了川康人，使他们在内外交困之中，畸形而扭曲地生存着。
三 周文小说的价值评估
关于周文，一直存在着一个颇为尴尬而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极少提到；另一方面，中国新文化的旗手、主将鲁迅则两次向世界读者推荐周文的小说：事情都发生在1936年春季。一次是鲁迅、茅盾应美国作家伊罗生的请求，为他编选的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选定目录，被选的23位作家的26篇作品中，就有周文的成名作《雪地》；另一次是鲁迅向日本《改造》杂志社社长山本实彦推荐周文的短篇《父子之间》，该文连同胡风写的《作者小传》一道发表于《改造》第9期(此次由鲁迅推荐的作品总共才10篇)；另据介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春访问鲁迅时，曾问及：包括诗人和戏剧家在内，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鲁迅回答是，有茅盾、叶紫、艾芜、沙汀、周文、柔石、郭沫若等。这两方面的现象互为矛盾是显而易见的，鲁迅的慧眼独具也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周文就显然没有获得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该获得的地位。直到今天，周文小说艺术的独特性远没有被发掘出来。周文小说创作对中国现当代小说创作所具有的启迪意义也没有被充分揭示出来。
从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发展来说，周文小说在乡土文学和人性开掘方面有其独特的贡献。
“乡土文学”是1923年间围绕《晨报》副刊与《京报》副刊形成的一种文学现象，其主要作家有王鲁彦、王任叔、许杰、蹇先艾、许钦文、徐玉诺、彭家煌等。然而，首次使用“乡土文学”这个术语来概括这种文学现象的是鲁迅。他在1935年所作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这些作家“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他们“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这种乡土文学，鲁迅称之为“侨寓文学”。因为他们“在还未开手写乡土文学之前”，他们“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们“到异地去了”。也就是说，这批作家大多从中国小城镇来到北京，寓居于北京。他们感受到的是五四退潮期的社会文化思想氛围。他们在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现实主义文学影响之下，开始以各自故乡生活及风俗民情为题材，创作出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作品。他们关注的几乎都不是当时北京文坛流行的学校生活与男女恋爱问题，而着力关注的是中国广大乡村的人生状态与生存形式。他们由关注个体的个性解放而转到关注民众，特别是乡村民众的思想意识的解放。他们在描述乡村陈规陋习与乡村民众落后、迷信、愚昧等国民劣根性方面与鲁迅小说有了相似之处。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写其家乡浙东乡村特异的冥婚习俗，蹇先艾的《水葬》写其家乡贵州苗乡惩处小偷的陈规，等等。这些小说展现的是中国乡村的古旧、闭塞与沉闷，亦即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第一集·导言》中说的，他们“以憎恶的然而同情的心理描写农村的原始性的丑恶”。
作为一个流派，乡土文学是脚踏实“地”的，写的是土地的儿子，散发的是土地的气息。这个流派的一些青年作家，在初涉文坛的时候可能尚不能娴熟地驾驭乡土题材，或者犹豫于主观与客观的选择之中，或者把一些文雅的和欧化的话安在乡下人口中，或者过分注意描写自然风景和奇特的风俗，不太善于揭示生活的社会本质，但是由于他们联系着土地，联系着土地的儿子，随着时代发展和个人阅历的加深、艺术的成熟，他们往往显得脚跟牢固，后劲充足。许钦文、废名比较早出，已经描写了一些地方色彩，但后出的彭家煌、台静农却创造了比他们更坚实的艺术境界；王鲁彦、许杰、蹇先艾早年已写出一些成功的作品，但他们的后期却产生了愈来愈多的佳作。这些都反映了乡土文学从二十年代出现之后，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不断地走着上坡路，一直下接着三、四十年代更加繁荣发达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
“自历史和地缘的交错而言，我国乡土文学从二十年代前期到三十年代，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山东向西的渐进过程。”(31)这股以宗法制乡村小镇为基本描写对象的文学潮流，以鲁迅笔下的鲁镇未庄小说为先驱，二十年代前期出现了许钦文、王鲁彦、许杰等浙东乡土小说家；到了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向西播迁，在湖南作家彭家煌与许杰并起的同时，出现了华中作家废名和湘西作家沈从文的带有牧歌情调的乡土抒情诗式的小说。略晚于废名，有贵州作家蹇先艾执著沉实地描写黔地风情，他的作品大概可以和“五四”以前四川作家李劼人的《“夹坝”》、《盗志》之类描写四川官场和康藏山地的文言或白话的小说相呼应。从地域角度而论，如果说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作家群集中在浙江，那么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作家群主要集中于四川，其作家主要有李劼人、沙汀、艾芜、周文、陈铨、罗淑等人。他们大多先是从四川奔向上海或国外，参加鲁迅领导下的“左联”，接受激进的时代思潮。“可以说，四川乡土写实小说的出现，是三十年左翼文学向现实主义深化的一项重要成果。”(32)
四川乡土作家群虽然晚闻于世，但它却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同样具有乡土色彩，浙东处于相对开放的沿海地带，这里的越文化随时代的变迁而显得相对淡薄，这里的乡土作品的地方特色带有更普遍的民族性，如阿Q、祥林嫂这类典型，与其说是浙东的，毋宁说是民族的或人类的。而四川的地域文化由于相对封闭，带有更多的历史沉积、远古遗传和民间特产。李劼人、沙汀笔下的袍哥、棒老二、保长，以及淘金的产业、抽鸦片的乡俗、抽壮丁的弊政，甚至作为交通工具的滑竿，就更有深刻的巴蜀风俗文化的印记，它们是以巴蜀乡土特征来折射出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普遍性的。郭沫若称李劼人的长篇为“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33)，就是强调它具有华山以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这个历史方域的独特性。四川乡土作家群虽然与早期乡土文学都以鲁迅为先驱，但是，他们的艺术思维空间比早期乡土文学作家更为开阔了，这就给这个作家群带来了一纱列新的思想艺术特征。四川乡土作家群虽然都是以四川作为背景进行创作，但是他们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意识，因此，小说的内容和风格也各具特色。李劼人作品具有成都这个西蜀古都的凝重和雄伟，艾芜作品具有滇缅边地的扑野和岷沱平原的明丽，沙汀作品具有川西北山区的阴郁和沉重。周文作品具有川康一隅的残酷和凄厉，女作家罗淑作品具有巴蜀腹地简阳一带的粗野和悲叹。周文作为四川乡土作家群的一员，他写的《烟苗季》、《在白森镇》等作品是以沉重峭拔的笔触，画出川康地区的人间百相图，画出“边荒一隅”的满纸沥血的素描，让人民窥见中国内陆的中世纪式的黑暗面影，让人民感受到泥土混着血的艺术沉重感。可以说，这是周文小说作为四川乡土文学乃至中国乡土文学的独特之处和价值意义所在。
周文是在求生存求发展的险风恶浪中，尝尽了人世间不平不公的苦痛，感悟到什么是社会、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压迫和剥削，这才走上革命的道路，开始他的小说创作。这就在思想上、生活上、创作上形成了周文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为此，周文的战友任白戈，在《周文选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中这样说到了周文的小说：
选集里，分量最大的也是占主要的部分是小说。这些小说，绝大部分写的是他在四川军阀部队所体验的生活。这些小说描写了康藏高原的景色，具有乡土气息和极其浓厚的地方特色，亦有他个人生活中体验出来，提炼出来的独具一格的创作特点。
在这里，任白戈从两个方面谈到了周文小说的特点。一是题材的特殊性，二是生活体验、艺术提炼的独特性。这两个方面虽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独特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提炼。没有这一点，题材的特殊性很难以转化为审美创造的独创性，也不能形成与众不同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无庸讳言，有些左翼作家在如何看待政治、看待人、看待政治和人的关系上，曾经有过严重的失误。他们不懂得中国各社会阶级及其相互关系的实际情形，他们笔下的人物便失去了生活本身的固有形态，而成了政治概念的演绎。他们很想突出人物的“阶级特征”，然而他们突出的方法，违反了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心理活动的依据，其结果只能是把“阶级特征”从外部贴到人物的脸上去。作为左翼作家的周文在创作态度和创作作风上，一切从生活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所以他的小说创作不仅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给人以至真、至诚、至深的感受，其作品中人物也不是简单的、硬梆梆的阶级分野与阶级标签式的人物。周文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些有血有肉、血肉丰满、有着人的全部复杂性和丰富性的人物。从生活实际出发，对人性的深刻发掘，是周文小说创作的一个独特之处。如果把《烟苗季》中的军阀形象与张恨水《啼笑因缘》中的军阀形象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周文的刻画更细致入微得多。《烟苗季》中的旅长虽然有着一般军阀的横暴作风，但他不同于《啼笑因缘》里那个强占沈喜凤的“旧军阀”。他虽然敢于欺压百姓和士兵，但是又害怕帝国主义的势力。他出身在外省一个山区地主家庭，老家已在兵乱中被毁。他早年入伍，虽然已经爬到旅长这个不小的位置上，但深感军中不是久留之地。于是一方面攻于心计应付着上下左右的矛盾和危机；另一方面则加紧利用手中军权，搜刮民脂民膏，然后选一处类似家乡的山村风景地区，准备买田置产，带着几房太太、三个儿子过过“恒丰祥”老板那种舒适生活。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军阀旅长心底里竟然存在归隐山庄的“生活蓝图”，表面似乎矛盾，仔细体味却在情理之中，增强了真实感和可信度。《在白森镇》中的刘县长和陈分县长都不择手段要整倒对方，但又不是不学无术之徒。刘县长平时喜欢读《华严经》，懂得孔孟之道，也怀有菩萨的“慈悲”心肠；陈分县长也有一本《六法全书》，懂得“法治”的道理。这样，他们作为川康的政客形象不是简单的、脸谱化的，而是复杂的、多面性的。《红丸》虽只是一个短篇，里面各个层次的官僚却是主次分明，形象逼真，尤其是王科长怕上欺下的表演，给读者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鲁迅说：“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34)又说：“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35)鲁迅小说的基本主题就是表现“把人不当人”的老中国儿女们的生存情状，揭示国民的劣根性。这也是周文小说的重要主题，他深刻开掘了人性与国民劣根性、人性与兽性的多层面的交织。《山坡上》描写两支军阀互相残杀的情景，这里只有兽性。当李占魁终于抓住王大胜的手，喊了一声“弟兄”……。两人由不共戴天的仇敌变成了相濡以沫的朋友。王大胜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那麻脸倒并不可怕，而且和自己似乎还有着一种什么相同的东西。”这“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共同有的人性，那潜藏在兽性里的人性，那残酷黑暗里的友爱和光明。鲁迅论陀斯妥夫斯基说：“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36)周文自然不能与陀氏相比，但他在人性的深层开掘上是一个较好的写实主义者却是没有疑问的。难怪当年《文学》主编傅东华删去了小说那段有关“盘肠大战争”的情节时，周文颇不满，并特别强调这故事来自他的真实见闻。周文小说真切地描绘了川康社会各种阶层的人的自然本性与人的社会性如何有机、紧密、深切的渗透、融合、纠缠在一起，人的社会性又怎样影响、改变、扭曲人的自然本性，从而深刻开掘了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它的深刻性。
笔者以为，周文小说创作对人性作深层开掘的典型表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启迪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左翼文学创作缺乏对人性的深层次开掘自不待言。周文小说创作在这方面起了一定的填补作用。工农兵文学在理论上极端地排斥人性、否定人性，因而在创作上更不见写人性了。从此以后的二三十年间的中国文学创作，人性描写不见踪影了。建国后的当代文学，人的阶级性几乎完全掩盖了人性所具有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于是好人完全是好，坏人便完全是坏，于是高大泉(全)和刁德一便成了好人和坏人的代名词。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对此有重大的突破，却又在不同程度上过于强调人的自然本性而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于是有人大写性场面，有人故意猎取野蛮和愚昧，炫示人的自然本性的同时却忽视了丰富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因此，周文小说在这方面的垂范意义是不容低估的。为了全面总结中国新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的历史成就，为了阐明这一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深入、全面地研究周文的小说，实在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① 张大明：《周文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3期。
②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第513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
④ 余承基：《刘戴成都巷战血迹记》，《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14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⑤⑥ 吴光骏：《四川军阀防区制的形成》，《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第201—203页，第204—20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⑦ 隗瀛涛：《四川近代史稿》第80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⑧ 徐中舒：《论巴蜀文化》第17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⑨(11)(12) 《在摸索中得以的教训》，《周文选集》(下卷)第416页，第420页，第41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⑩ 《鲁迅先生是并没有死的》，《周文选集》(下卷)第423—42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3) 周文：《〈在白森镇〉后记》，《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七集，第71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14) 郑育之：《多年的心愿》，《周文选集》(下卷)第58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5)(17) 《在摸索中得到的教训》，《周文选集》(下卷)第416页，第41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6) 丁玲：《周文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8) 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第67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9) 《〈烟苗季〉后记》，《周文选集》(上卷)第229—23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0) 邱翥双：《论四川军阀之病民》，载《复兴月刊》3卷6、7期合刊。
(21)(22)(23) 茅盾：《〈烟苗季〉和〈在白森镇〉》，载1937年5月《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三《收获》。
(24) 《在摸索中得到的教训》，《周文选集》(下卷)第41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5) 傅东华：《经验、理论和实践》，载1936年1月《文学》第6卷第1号，署名：水。
(26)(27) 周文：《关予〈山坡上〉的原形》，并1936年1月《文学》第6卷第1号，收入《多产集》时题为《我怎样写〈山坡上〉的》。
(28) 《在摸索中得到的教训》，《周文选集》(下卷)第41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9) 任白戈：《周文选集·序》，《周文选集》(上卷)第5—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0)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第428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1)(32)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第424页，第427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3) 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载1937的7月《中国文艺》第1卷第2期。
(34) 鲁迅：《鲁迅于1934年12月6日致肖军、肖红信》，《鲁迅全集》(十二)，第5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5)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稿·续记》，《鲁迅全集》(六)，第4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6) 鲁迅：《集外集〈穷人〉小引》，《鲁迅全集》(七)，第1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二○○二年三月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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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论周文/王莹，何检朝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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