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政府领导人 > 周文 > 个人著述

周文文集第三卷：关于武训的“苦行”和“兴学”

周文

武训究竟是一个甚么样的人，最近已经陆续有些材料揭露其真面目了。但是有些人却又这样想：自然，武训不是甚么好人，但是他的“苦行兴学”的精神总还是好的。甚至有这样奇怪的想法：武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可以看出，在武训的这个问题上，一个是所谓“苦行”，一个是所谓“兴学”，的确是最能迷惑人的。现在我就想对这两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武训的“苦行”是甚么?其最突出的，是下跪，任人踢打，任人当马骑；是屎也吃，尿也吃，蛇也吃，蝎也吃，砖瓦也吃，饭是吃坏的，留下好的卖钱。如果单是这样，人们还只觉得奇特而已。一加上“舍己为人”的“美名”，而后来的确办起了“义学”，这就不仅觉得奇特，而且觉得他真像极端宗教家似的“虔诚”了。我在幼年时候，曾经看见过一些老婆婆听讲所谓“圣谕”，当听到谁家的寡妇，如何受欺负，受压迫，她仍然立志守节，吃糠，吃树皮，以至割股奉姑，硬坚持下去，最后得到了贞节牌坊。到这时，那些老婆婆就拿手巾擦眼睛了。现在我们有些人也和那些老婆婆一样，不肯用脑筋，不追问一个为甚么，一看了武训的“苦行”，也就拿手巾擦眼睛。那是太容易受蒙蔽了。 　　我们应该追问一下：武训为甚么要这样“苦行”?为甚么非实行这样的“苦行”不可?他这“苦行”是否真是“舍己为人”?是否值得同情? 　　武训在二十岁左右是给地主李老辫当长工，在这个时间自然是个农民成份。但是当他被地主赖了他的工钱，而且痛打了他一顿，推出门去，这所受的剥削压迫可算是到了极点了。在这样的时候是有几条路摆在他面前的：一条是拼一个死，报仇雪恨；一条是“逼上梁山”。这两条其实可以并作一条。再一条是回家种地。据堂邑知县郭春煦上山东巡抚的呈文说：武训在“同治初年，将前分业地三亩，变卖得价京钱一百二十千”。可见他家里还有点土地，可以劳动糊口，再作道理，但这已经是在暴力之前不反抗，消极过活的一条路。最后一条就是过乞丐生活，这是屈服投降，而且是过剥削生活的路。但他在破庙里睡上三天三夜之后，却下了决心，拣了最后的一条。在那三天三夜当中，这几条路他是否都想过，自己的思想上是否有过斗争，我们无从查考，但是他的这种可耻的表现，当时的农民是有批评的。《武训九七诞辰纪念册》上李光家的《武训先生的一生》是颂扬武训的文章，但他记录的几个庄稼汉的话，却就反映出当时农民对武训的态度。那庄稼汉说： 　　这家伙也真脓包，有钱的欺负人，妈的对上这条命，怕不撞得过他那五间瓦房三座楼，气死了翻醒来，还是走个人的! 　　人老实了就不行，给人家扛活，不讲工钱，一年年的下了力，娘在家吃糠嚥菜，连衣裳都混不上，归讫瞪着眼，伸着手给东家算账，一个钱没捞着，反挨顿毁，叫人家赶出去，天地间有这样没刚性的吗? 　　这批评得多么中肯：“脓包”!“天地间有这样没刚性的”!另一方面则表现了这些农民如何的刚强：“对上这条命，怕不撞得过他那五间瓦房三座楼”?这是怎样雄大的气魄，怎样的英雄气概呵!这才是中国农民的优良品质，优良传统。但是要走这条路，必须有这样的决心；不怕死，不怕杀头，正如当时太平天国和捻党的许多农民所走的路。太平天国和捻党都先后曾在他们那一带打过仗，他不会是一点也不知道的。然而武训却不敢走这条路，所以终于是一个“脓包”，是“天地间这样没刚性的”，他屈服了，投降了，而且决心走剥削者的道路，想往地主阶级爬了。贾霁同志说他的性格与阿Q类似，是不对的。阿Q虽然也是受人欺负的人，也落后，但他并不怕杀头，而且他由“精神胜利法”，走上了实际的反抗，甚至在被绑赴杀场的时候他还想唱“手执钢鞭将你打”。这是他们根本的不同。孙伏园先生有一篇关于武训的文章说：“天下的母亲都可以放心，天下的妻子都可以放心；如果你的儿子你的丈夫追随了武训先生，他将来一定可以和武训先生一样寿终正寝，政府(按：当然是反动政府)所备的一切刑具也都可以封存国家博物院。所以我说追随武训先生是不需要任何牺牲的。”这一点，是说对了的。武训就是最怕牺牲的人! 　　武训的信条是：“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他在当了几年长工，受了地主的欺负之后，却得了这样一个奇怪的自轻自贱的结论；连回家种地也不干了，要“讨饭”，要“随自己”。这个“随自己”，实在是活画出武训是怎样一个人了。他认为“扛活”即劳动是受人欺的。其实不劳动去讨饭也一样要受人欺。劳动被人欺负，劳动本身并不是耻辱，而是应该对欺人者仇恨的，但他并不是这样想。而是相反，并且又不以讨饭的受欺为意，这就表示他已轻视了劳动，而认为过讨饭生活可以随自己的意了。他的这种想法，是完全为了他自己可以不劳动的生活打算，也就是为了自己可以走剥削这条路打算的。一句话，他只是想到为自己的。至于他那下一句：“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实在是连得很勉强，有点不合逻辑。是否当时他确有过这样说法，还是后来地主阶级吹捧他的时候才加上的，待考。 　　他既然一不想拼命，二不想劳动，要“讨饭随自己”，就是说，这人在本质上已经变化了，已经堕落到只有动物的自我保存本能了。这样的人，还有甚么“舍己为人”之可言?而讨饭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呀!天上又并不下面包，而肚子每天又非装进东西不可，他不硬挺着脖子去实行“苦行”，还有甚么别的办法?为了取得人们的怜悯、欢心，丢给他一点残汤剩饭，那就甚么奴颜婢膝都做得出来，什么“苦行”也都做得出来，是很自然的。谚语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而还说他的这一切奴颜婢膝是“为贫寒”，那不是天大的谎话吗?至于他后来的办起了“义学”，那是在另外的一种情况下，就是：他醉心于搞钱，由放高利贷而当了大地主，用办“义学”来讨地主阶级的欢心，以换得在地主阶级中的一席地位，而且这样又可以更多地搞钱。这是“有案可查”的。据堂邑知县郭春煦上山东巡抚的呈文说：武训“至同治初年，将前分业地三亩，变卖得价京钱一百二十千，连其历年所积，共成二百十余千，……转恳公正绅耆(按：当然是反动统治者认为的公正)馆陶武进士娄峻岭文生娄松岭代为分放生息……至光绪十二年冬，统计典买地二百三十亩有零，用去地价京钱四千二百六十三吊八百七十四文，外尚余本利京钱二千八百吊，交生等以为创义学之资。”这个材料不是证明了他在当了大地主之后才办的“义学”么?我们不要忘记那是封建社会，是很讲究出身、等第的，以最下贱的乞丐，成了富翁，要挤进地主阶级得到承认，不“孝敬孝敬”一些甚么是不行的。武训就选了“义学”这个礼物，真是“名利双收”，并不亏本。如果说，武训长期实行“苦行”的结果，积了些钱，放高利贷，后来就办起了“义学”，从形式上看，这之间似乎不无联系；但是从实质上看，就是说从这人的本质上看，从他的发展变化上看，则“苦行”与“兴学”的联系，对于一向来的说法，是还值得研究的。就是说，我们不能把他一开始乞讨就说要“兴学”的话，当作他真是为了别人。至于是否他一开始就这样说，也还是问题。我们要从根本上看问题，要辩证地看问题，不要形式主义地看问题，更不要完全相信那些记载。封建统治阶级要表彰这样的奴才，不会没有一点粉饰的。甚至他的《兴学歌》中关于义学的一些说法，是否全是在他乞讨期间的东西，也还有考证的必要。如果离开了武训的为人，而抽象地庸俗地解释“人定胜天”，“有志竟成”，那就是唯心论的说法。鲁迅先生在《难答的问题》一文里就曾经反对过那种说法，他说：“假如念了上面的故事的人，是一个乞丐，或者比乞丐景况还要好，那么，他大约要自愧弗如，或者忿慨于中国少有这样的乞丐。” 　　这样，问题大概可以明白了。现在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苦行”，是否对社会还有一点儿好处?我想，如果说有点“好处”的话，那就只有对反动统治阶级有点好处，因为他越是“苦行”，越是像许多人赞美的那样，则地主阶级越可以高枕而卧，真是“政府(按：当然是反动政府)的一切刑具都可以封存在国家博物院”了。而乞丐，其成分就是游民，又叫做流氓，只要翻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就可以知道的。这是科学的规定。流氓，是不生产的(电影上的夸大描写是应当怀疑的)，是社会的寄生虫，是剥削农民的，他已经完全失掉阶级，“有奶便是娘”。这种流氓的特性，反动统治阶级常常很容易利用来破坏劳动人民，古今来的例子多得很，武训本人也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样，从阶级关系上来分析，就不会为一些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了。鲁迅先生曾经提倡“韧性的战斗”，这是对阶级敌人的，但是许多人却只记得“韧性”两个字，而忘了是对阶级敌人战斗，抽象地赞美所谓“韧性”，“三十年如一日”，好像“为艺术的艺术”一样，有点“为韧性的韧性”了。缺乏劳动观点，有着超阶级观点的人，他不知不觉就上了电影和其它各种传记的当。 　　我想，“苦行”的问题就谈到这里为止。 　　其次，来谈谈武训的“兴学”问题。武训说“为贫寒”，许多人也跟着他说“为贫寒”，是否真的“为贫寒”，只要看看他办的学校就知道了。馆陶杨二庄一处，其实是和尚了证办起来的，他不过才捐了二百多吊钱。经他手办起来的，一在堂邑柳林镇，一在临清县城，都是地主给他当学董。武训既然宣言说他为贫苦农民子弟，为甚么他要把学校办在城镇上?这不是和他的宣言矛盾吗?事实上，城镇里靠两手工作为生的贫苦子弟是读不起书的。农村里贫苦农民的子弟更不会跑到城镇来读书，也根本读不起。他们的子弟要能读得起书，只有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有了自己的政权，而且还要在经济上翻了身之后才有可能。即以我们新老解放区的经验而论，当还没有彻底实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之前，贫苦农民还没有翻身的时候，就是一切完全公费，就是把学校办在他的面前，贫苦农民的子弟还是不会来的。因为他们在家里就是父兄的一个劳动力，在他们那种情况下，吃饭比读书要紧得多。因为读书不能马上解决他们的肚子问题，而且还要耽误他们为肚子而劳动的时间，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也是很简单的事实。但历来许多传记上竟说武训去一跪，贫苦农民就把他们的子弟送到他的学校去了，除了有意胡说八道者外，那只能证明许多作者缺乏贫苦人的起码常识。 　　退上一万步，就说武训的学校真是有个别贫苦农民子弟吧。那么，请看武训聘请的是些甚么样的教员?据刘子舟的《义学正武公传》说：“聘请寿张崔孝廉准，聊城顾进士仲安，博平曹孝廉连枝，清河滕拨贡绣封，贾孝廉品重，历年主讲其中。”这自然都是些训练地主阶级奴才的专门家。而这些教员既然多是举人进士之流，可以想见这学校的学生中程度不低的不少，当属有钱人家的子弟。再看他采取的是甚么样的教育制度?据沙明远的《记武训兴学始末》说：“区为两级，蒙学子弟，延诸生诲之，优者聘名孝廉教之，一切规制，必本定章，有所不及，必周谘于众(按：这个“众”应该是地主士绅)。且贽金必丰，塾规必严，入塾礼节，必忠必敬。”由此可见，武训对于封建教育制度是如何醉心崇拜和拥护了。又再看他这学校训练出些甚么货色?有两个稍有出入的说法，据刘子舟说：“每科岁考，学生入泮帮增补廪者不下一二十人”；而据沙明远说：“塾中掇巍科食廪饩者十数人”，前者的说法在总人数上无法弄清楚，后者可能较可靠些。这明显看出，这学校训练出来的就是秀才廪生之流，自然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了。这难道还不明白么?这有一丝一毫“改良”的味道吗?是为地主呢?还是“为贫寒”呢?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吗?如果说“苦劳”，是对谁的“苦劳”?如果说武训在开始讨饭的时候就立志以“苦行”来“兴”这样的“学”，那只能证明他立志往地主阶级爬，立志维护封建统治，不能有别的任何解释。我们在前边说过，按武训的几次变化的情况来加以考虑，其开始的“苦行”，和以后的“兴学”这其间的关系是还可以打问号的。但我们只要把他所办的学校性质弄清楚了，这问题的探讨，意义就不大了。 　　然而这么一批判，据说有些人竟因此怀疑了，认为这样一来，是不是在封建社会或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的一切“兴学”都要不得，而且在当时教书或提倡“普及教育”都不是为人民服务，都是客观效果有利于敌人?我想，有这种想法的人，是忘了分析。批判武训“兴学”的性质，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和一般所说的“普及教育”混为一谈，也不能得出结论说在封建社会或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的一切“兴学”都完全要不得。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上指示我们，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新与旧的斗争，在文化教育上，是废科举，兴学校，提倡新学，是向西方学的，但是行不通，直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来，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情况根本变化了。根据这个线索，对于过去的教育，我们可以看出大致的情况。 　　封建统治者是不需要“普及教育”的，因为封建主义是落后的小生产制度，不识字也能生产。封建统治者越到它没落时期，越采取露骨的愚民政策，这对它的统治有利。封建统治的教育，主要是科举，目的只是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奴才。武训所办的就正是这种性质的教育。资产阶级就不同些，因为资产阶级要发展工业，而工业里的许多技术，没有一点起码的文化是不行的。所以它就需要给工人一点教育，但这种教育是有一定限度的，就是不要使你变得太聪明，甚至反对它。戊戌政变时期的康梁就正是反映了这种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们主张“普及教育”，这对社会生产力的推进有作用，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是当人民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害怕了，就收起了他们的改良，走入了反动的道路。但我们应当看见，由于人民的斗争，和国内外条件的逼迫，中国终于废科举，兴学校，当时许多人提倡“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接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均见《论人民民主专政》)今天我们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为指导的教育，和过去的一切教育都是不同的。但我们应该看见，清末的新学校，和“五四”前后的新教育在一定时期曾经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办学校、教书的人中有许多是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是进步人士。直到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中，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他在教育上也要实行法西斯主义，到处派出他的爪牙控制学校，改变教育内容，使它们变质，有许多是变质了，但是有许多爱国志士，许多民主主义者并未屈服，采取各种形式抵抗，应付，国民党反动派还来不及全部把它们摧毁、吞并，就已经解放了。因此，我们对于过去的学校或教书，应当分别来看，不能笼统地说，一切都是坏的，当然，也不能说一切都是好的。这要具体地看，如果在当时的教书或“兴学”是有利于人民的，是为先进的政治服务的，是反映着先进阶级要求的，是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那就应该承认在当时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如果是为反动派服务的，是与先进阶级的要求背道而驰的，是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那就应该说它是反动的，武训的学校，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直接控制的学校，都属于这一类；而在某些情况下，还有的则表现为也不进步，但也还不是反动的，那就更要加以具体分辨。至于上面所说的进步的方面，基本上自然是有可取之处，但是比起我们今天新民主主义教育来，其进步意义则还有一定的限度，有的其中甚至掺杂有不好的方面。这也是需要加以具体分析的。这样，才是辩证地看问题，而不是片面的、绝对的、形式主义地看问题。我想，我们如果这样看，对于批评到武训的“兴学”，就不致于眉毛胡子一把抓，发生那样的怀疑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倒是值得弄清楚的，就是今天由武训问题扯到“普及教育”问题，不能不和陶行知先生的提倡新武训精神有关系。当然，陶先生是热心民主主义教育事业的，他后来在政治上有很大的进步，武训算什么东西呢，那是根本不能和陶先生相提并论的，而且根本就提都不值得提。但是陶先生在积极宣传民主主义的教育的时候，却把这样的人物，而且是封建统治者所表彰的人物提出来宣传，这不能不是陶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局限。古书上有云：“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虽然有蚀，但终不能掩日月之光，但“春秋责备贤者”，这蚀总是蚀，因为它曾经发生过影响，是须加以说明的。陶先生在一九四五年《武训先生解放出来》的文章里说： 　　中国需要一百万武训先生来完成普及教育的任务，……假使四万万五千万人，人人都有成为武训先生的可能，那么不但普及教育干得成功，而且在二三十年内创造出一个独立自由平等幸福进步的新中国也不太难。……我要声明：武训先生不属于我们的小圈子。他不属于一党一派，他是属于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他是属于中华民族。他是属于四万万五千万人中之每一个人。 　　这说法，显然有两点是应该弄清楚的。第一，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搞“普及教育”，就可以“在二三十年内创造出一个独立自由平等幸福进步的新中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实证明，我们今天伟大的新中国的出现，恰恰不是由“普及教育”得来，而是由人民的大革命，由人民的解放战争得来的。要创造这样的新中国，如果不经过人民起来推翻反动统治阶级，把政权拿到自己手里来，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逻辑必须是这样：必须经过革命，才能有新中国；不是经过“普及教育”才有新中国。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搞进步教育，其所以是进步的，就在于它在政治上为反帝反封建服务，但是如果在教育的行动方针上，夸大教育的作用，以为靠教育就可以建成一个新中国，那就是错误的。教育绝不是万能。不说在摧残进步教育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不是万能的，就是在大力推行“普及教育”的人民民主政权下，教育是可以空前发展了，但也不是万能的。新中国如果没有经济建设，或者不是首先大力去搞经济建设，则一切都将是空中楼阁。马克思主义说得很清楚，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一定的上层建筑，这样的上层建筑再又反影响于经济基础。这很显然，前进的教育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一定的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它的效能。单靠教育，是不能建成新中国的。第二，教育不是抽象的东西，不是超阶级超党派的东西。它在哪个阶级的手上，它就为那个阶级服务，就是为那个阶级的政治服务。而武训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御用的工具，是为反动的政治服务的。他绝不是超阶级的，绝不是属于四万万五千万人中之每一个人的，绝不是属于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绝不是属于有伟大革命传统的中华民族的。想想看，如果四万万五千万人都学了武训，那将是甚么情形呢?如果四万万五千万人都象刘子舟的《义学正武公传》所说的武训那样，“鹑衣百结，负一敝囊，持一铜勺”，而且都跪下来，四万万五千万把铜勺子都向人伸出，喊叫“不嫌多，不嫌少，拾些金钱修义学；又有名，又有利，文昌帝君知道了，准叫你子子孙孙坐八抬大轿”，那将是怎样可怕的中国呵!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于这四万万五千万把铜勺子大概会满意的。当然，就是在过去实际情形也绝不会这样，因为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的工农及其他劳动人民绝对不允许这样，但是把武训当作超阶级的人物来宣传，其结果，只有在思想上造成混乱，发生很有害的影响，有利于反动统治阶级。当然，我们应该把陶先生和武训严格划清界线，可惜陶先生自己并没有把自己和武训划清界线，这不能不说是陶先生在这问题上的看法有局限。陶先生是进步教育家，但由于他的宣传，结果把武训的影响也扩大了。本来，在旧社会一般总是把教育当作是清高的事业，至于是属于哪一个阶级的呢?是为哪一种政治服务的呢?则多是不过问的。因此许多人也和陶先生一样，容易把武训的“苦行兴学”当作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直到这次的讨论中，也还明显地反映了许多人的超阶级观点，文化主义教育主义的观点。我想那一切怀疑、顾虑，恐怕都是由此而来的。 　　一九五一年六月五日 　　1951年6月《学习》第4卷第5期 　　署名：周文 　　 周文文集第三卷/周文.—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2